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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中旬，当局的“下靠”政策终于启动了。
老天保佑，急难中我又一次碰到好心的驾驶员，直接从白市制材厂搭乘贵阳机械化施工公司的货车回到贵阳。
二弟比我早两天到家。母亲已经去黄平和父亲商量搬家事宜，家中只有最小的兄弟老四，三弟于两个月前跟随学生团到凯里参加湘黔铁路大会战去了。
晚上入睡之前我腹痛难忍，赶紧往厕所跑，公厕在院子最深处的东南角上，离家20来米。当晚我腹泻不止，一次又一次地往厕所奔，整夜没有合眼。我想突然腹泻的原因，一定是旅途中喝了汽车水箱里的水的缘故。当时汽车在还没到施秉的高山上抛锚，前不巴村后不着店，烈日当空阳光灼人，我和驾驶员熬了一个多小时，实在干渴难耐，直接用嘴对着水箱龙头解渴……
不知那位好心的师傅现在怎样了，我默默地为他祈祷，但愿不要像我这样倒霉才好。
天亮后，我已泻得昏头胀脑浑身无力，两眼深陷奄奄一息。闻讯而来的陈大姨妈（母亲的朋友）把我带到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值班医生爱理不理地问了问情况，轻描淡写地说，打一针吃点药就好了。
回到家里，腹痛虽然有所缓解，但腹泻依然没有止住，大便呈水样，颜色与口服的氯霉素相同。
下午，我无助地躺在床上，二弟和前来探望的小斌（筱君的弟弟）陪护在床前一筹莫展。
母亲回来了。问清我的病况后说：“要是有红糖就好了。”小斌一跃而起：“我嫂子正在坐月，她家肯定有红糖。”说完就匆匆离去。
小斌拿来了红糖，母亲剥了几瓣大蒜用擂钵捣烂，加入捣碎的红糖放进大酒杯，冲入滚烫的开水，同时用筷子不停搅动，等到水温降下来，就让我乘热连水带蒜全部喝下。
说来也怪，折磨我一天一夜的腹泻终于止住了。难怪人们常说，小单方治大病，“海上风”气死名医啊！我想这“海上风”一定是了不起的民间医生吧？
国庆前夕，我们全家被迫离开了贵阳。
解放牌卡车驾驶室的副座已被单位指派“护送”我们的两位女教师占据。母亲和我们兄弟仨坐在大厢里，全部家当只占了车厢的一半。一家四口相对无言，默默望着那熟悉的山城渐行渐远，消失在公路的尽头。
尚未恢复元气从不晕车的我在途中呕吐了，午餐也没有半点胃口。整天昏昏沉沉坐在车上打盹，直到抵达黄平。
黄平县委组织部负责接待的人反复看了“下靠”文件和母亲的工作调令犯了难。母亲的专业是幼儿教师，而黄平仅有一所县委机关幼儿园，学生不多，编制已满（仅一人）。更让他头疼的是，母亲的工资标准不仅比当地小学校长的还高，甚至除几个县革委领导外比其他区级干部都要高，他一时不知道怎么安排母亲的工作。就独自进了另一间办公室，估计是去向他的领导请示吧。
不久，他出来对母亲说：“你看这样好不好？改个行，到粮食部门工作？”虽然他使用的是商量的语气，但我知道，那不过是表面上的客套罢了，此时此地，我们哪里还有讨价还价的资格？
“改行可以，但我不沾经济！”母亲提出了要求，“我学的是幼儿教育，一直教孩子，搞不了经济工作。”
“这样，我们在安排具体的工作时会考虑你的情况的。”
当晚，全家在县委招待所住了一宿，次日早上被送往距县城十六公里的黄飘粮站。那里是新州（黄平新县城）粮管所辖区内最边远的粮站之一，地处高山之上，位于新州至谷陇之间，距谷陇（区）十五公里。
汽车一路沿着之字形的公路盘旋而上，四周植被极差，到处裸露出黑褐色的岩石。除了东一簇西一簇的茅草，难得看见一棵树木。
车到黄飘，除了路坎上下的几栋房屋和远处隐约可见的一两栋孤零零的农舍外，看不到村寨的影子。
路坎下那栋一楼一底的青砖建筑物是黄飘公社。粮站位于公社的上坎，中间隔着通往谷陇的公路。粮站旁边是一所戴帽小学校（即获准办初中班的大型小学——笔者注）。
粮站除了仓库，还有一栋小平房做办公室兼宿舍。分给我们的是个一进二的套间，母亲住里屋。我们住的外屋兼做母亲的办公室，窗下有一张提供给母亲办公用的三抽桌和一把椅子。房间不大，但我们仅有的几件家具摆在里面依然显得空空荡荡。屋后的公用厨房是另搭的木棚，很宽敞，里面有不小的灶台和一口能够盛三四挑水的大水缸。
粮站里只有一个老职工潘伯伯，是苗族干部，为人谦和心地善良。只有他能够很流利地和我们交流。
常年生活在闹市的母亲突然置身于语言陌生水电皆缺的恶劣环境，对她精神上的打击可想而知。她彻夜难眠，嘤嘤地哭了一夜。听着母亲的哭声，我也无法入眠，心如刀搅。 | 
发表于 2011-9-27 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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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9 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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