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读父亲（三）

又一次被关押

小时候见过父亲背上有一火烙印，且左耳有点背，后听母亲讲是受刑而致，不知是否是在南京还是西牢被关押时落下的？

“1932年4月间南京伪中央军校开办特別硏究班，通过族兄李亚雄，张寄春，李谟舜，付常谦（均系黄埔同学）等的介绍证明（我黄埔生学历），报考后被录取。原以为是训练部队政工人员的，尔后才知道是硏讨当时刘建群提出的（整理党务方案）（进班后大约二三个星期的礼拜天我们几人去游玄武湖，我下船即将被宪兵叫住谁是李国夫？）（我在九江时的用名）我只得答认，因而又一次被捕。随后由中央党部中统调查科派李源甫用汽车押到族兄家搜查我住处亳无所获，又把我押到特別硏究班交由班上组主任梁干喬收押到卫兵室，通过卫兵我才晓得是被九江游击队的团委之一黄掘夫（他叛变当了中统特务）看见了而告发我是上海来的重要共产党。

笫二天班主任康泽叫我把情况写个报告，当着那姓黄的面我自然只有承认确曾做过党领导下的群众工作，到南京后再没有进行任何活动，我未出卖任何党的秘密和同志，被关押十天后才准许班上同学五人以上具保才可释放，当这办法公佈后好多同学为我具保，我仍留班受训。经过四个来月的学习100多位同学全都分派了工作，只因我有共党嫌疑沒有着落。过了两个星期康泽才找我去他家里谈话，说派我去中央党部去工作，我当即拒绝了他旳派遣，回答他；‘我不愿意去中央党部工作。’沒有下文我便离开了他家，我又闲住族兄家。”

父亲自传中未谈及他受刑的事，但伤痕是清晰的，我相信父亲具有坚强的意志力，这只怕又是在黄埔的严格训练时形成的吧，或许和他的信仰有关？他不能回答我了，我只能这样来揣度他。但我相信父亲写下的话：“青年时期的我亲自参加了革命的实际斗争中，曾深入工人群众中去组织，激励，支援过他们经济斗争和罢工运动，完全置个人利益生死安危于度外，一切为革命而奋斗。”

为生活而生活的时期

父亲离家一走七八年从未回过，祖母翘首以盼他的生活撫养费，父亲是人不是神，他得负儿子的责任，他也得成家，五斗米也能折腰。

“在我被关押时有一个组主任叫黄雍的（现在是全国政协会议特邀代表之一）他对我比较同情，他派为南京宪兵教导总队政治部主任秘书，保荐在总务科当了名科员，为了吃饭，我总不能总寄人蓠下，从此我便跟着黄雍随他调任好几处，当他的手下职，他调任21师政治部主任，保我当少校总务处员，又随黄雍任伪军委会特务团上尉指导员，该团的任务是在庐山保护蒋介石。34年4月在江西星子县参加庐山训练团受过一月短期训练。他任福建保安处长，我又随他而去担任科内的组织股长。35年黄离去，新任处长赵南（他是黄埔时的军事教官）留我先后任军官补习班教育主任，保安处上校参议，保安笫一旅付旅长等职务。

1938年5月在福建看到官场中你争我夺的腐败情况，而对抗日亳无准备，因而辞职携妻儿笫一次回浏。

不久日寇己迫近武汉，我又携眷去广西桂林投奔族兄李亚雄，他当时任湘桂铁路工程局警务课长，由他介绍从38年12月至44年4月先后在衡阳担任过少校护路队长，中校警务段长，警察大队长等职务。44年5月调粤汉铁路任中校警察第一大队长，到职沒几天日寇又在湘北大举进犯，我随路局节节撤退到贵阳，由于路局沒有了收入，将大部份人遣散，我也在其中。45年又到重庆海棠溪站负责接运军粮4个月。还曾在重庆摆过蔬菜地摊挣钱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