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日钟老在《品味楼》的讲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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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日钟老在《品味楼》的讲话稿

      注：为了让不少因故无法来听钟老讲座的朋友也能欣赏钟老的精彩讲演，我曾承诺对钟老讲话进行整理，将于近日发到网上。今日花了一天功夫，我将钟老讲话稿用手写板抄写（我不会拼音打字）出来并发上网了，因老眼昏花，如有错字别字系抄者笔误。

      钟老的讲话主要是讲为什么他划为右派？因为他有思想。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怀着对国家,对人民的赤子之情,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四十八条。现在看来这四十八条仍闪耀着钟老对时代的敏感与责任，尽管他结局很惨，社会对他不公，但他无所畏惧。

     钟老饱读群书，强闻博记， 思维活跃，才学过人。钟老的讲话并未完全照稿子讲，很多时后是随口道来旁征博引娓娓动人，钟老睿智的思想和幽默风趣的语言引人入胜，常常使会场或雅雀无声或笑声—片或掌声连连。

     八十二岁高龄的钟老侃侃而谈近三小时。因我没有录音，望有录音者的朋友补充钟老精彩的稿外之音。以下是钟老的讲话稿：

错就错在有思想（讲稿原文）

     报社对右派分子的处分，是孟树德于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六在全社大会上宣布的。处分共分六种，第一种是：“情节严重态度恶劣者，并开除其公职。”我就是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一个。这时的孟，真可谓志得意满，一副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样子。他一口气宣布了归属六种处分的五十几个右派分子的名单，还有重点地对此人何以受此处分作了讲评。他称某人某人为“反革命加右派”，而我则“是右派骨干分子，也就是极右分子，家庭和个人出身虽不算反革命，但思想极端反动，也差不多了。”

     其实上级文件，在第一种处分的“送劳动教养”之下，本来还有一句：“本人不愿接受处分者，允许申请回家自谋生活，由其家庭和当地居民委民会在政治上加以监督。”孟却没有宣布这一句，这当然不会是出于无意。幸亏我在事先知道有这句话，决定要照这句话做。因为夫妻俩都要送劳教，而我们的小孩一个三岁多，一个两岁多，一个一岁多，还有一个在肚子里即将出世。我和朱纯的工资虽不算低，但向来有一个钱用一个钱，毫无积蓄。父亲虽是“民主人士”，但他年已七十几，又年老多病。我不能奉养双亲已于良心有亏，又怎能忍心将几个幼小的孩子去拖累他们呢？所以只有走自谋生活这条路了。

     一九五七年我还只有二十七岁，身体虽不强健，却也没什么病，朱纯的状态比我还好一些。我心想，长沙城里几十万人，照我们这样按月领八九十块的，最多不过几千人，总不到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还不是靠一双手养家糊口？我们过去吃安逸饭，其实就是吃老百性的血汗，如今没有安逸饭好吃了，就靠双手赚饭吃吧，不仅推已及人应该如此，也可说是向老百姓还帐，难道不应该吗？我相信自己的双手不会比别人的笨，脑袋不会比别人蠢，天无绝人之路，只要把自己看成干活的苦力一个，饿死总不至于。

      我将自己的打算告诉了李长恭和朱正。李说他在此举目无亲，无处落脚，只好接受处分去劳教。朱正本也打算提出申请，后来听从家人的话，还是接受处分了。朱纯怀着个大肚子，身不由已，只得听我安排。于是我便把自己受处分和想回家的实情告诉了父亲（父母亲未和我们同住）。父亲是一个读书多而心眼少的人，他的善良和天真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听后慢条斯理地对我说：“其实你去（劳教）也好，就当是去留洋吧。若不解放，你读几年大学，结了婚，生了小孩，也到去留洋的时候了。”我真是哭笑不得，只好对他说：“我和朱纯都去了，小孩子你们带得了吗？何况朱纯就要生了，我怎么能去。”他说：“那么好罢，你就申请回家罢，用我的口气写个报告给统战部，只说我今后不请女工了，由朱纯照顾我，你自食其力，我帮你养小孩子。”我立刻代父亲写了报告，盖上他的图章，送到统战部。我想，统战部的人与我无冤无仇，按政策办事的可能性较大。等统战部把父亲的报告批到报社，我再向报社提出申请，主持反右的官健平和孟树德他们不准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

      送去报告后，我又到附近街道上找好可以租住的房子，只要报社一批准，便立刻从经武路宿舍里搬出来“自谋生活”，最多把几个小孩子分开放到父母到岳父母处住些时。

      当然情况不能许我久拖，眼看便到右派分子到劳教地点报到的期限了，我不得不向反右办公室“申请回家自谋生活”了。这次他们倒没有官僚主义，九点钟交申请，十点钟左右，反右办的湛长庚便来找我说：“老孟叫你到他那里去一下。” 在此以前，我从未和孟单独谈过话。我有个与生俱来的毛病，就是不愿意接近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对官、孟如此，对原在报社负责（ 这时也已被官、孟打成右派）的邓、苏亦如此。现在孟叫我到他那里去，我却不知道“他那里”在哪里，是湛长庚把我带去的。

      到那里，进了门，孟让湛长庚回去，示意我坐下，便开始和我谈话了。 “你申请回家自谋生活，是吗？”此时他一变在宣布处分时的亢奋，表现得很放松，这倒有点使我感到意外。但随即意识到，这是战胜者在打扫战场前小憩时那种放松啊，看来他是要以休闲的心情来品尝我这道小食，作为余兴了。 “是的。”我决定尽量少说话，只怕节外生枝，让他找到驳回申请的借口。他沉默了片刻（这片刻我觉得特别长），才慢吞吞地说：“老人家要招扶，倒也是实情。” 听了这句话，我提起的心放下了一些，意识到统战部那边可能起到了作用，因为我申请时正是举出了这个理由。

      “你又钻了我们一个空子。”他说，同时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笑容。我的心又立刻提了起来。我想，这是在告诉我：“我老孟是多么厉害的人，你孙猴子还跳得出我如来佛的手心么？”但我仍然忍着，不做声。

      “不过确实有空子，你可以钻嘛！”他说，“我们是严格按政策办事的。你硬要脱离革命（革命两字一出口，他立刻感到失言了，因为我已经被开除了公职，被“开除出革命队伍”了），不，要脱离人民，即然政策还允许你作这样的选择，我们就让你作出这种选择，让你回家。你父亲还写信给统战部，有这个必要吗？姑息之爱，唉，姑息之爱啊！“

       听孟讲到统战部，我的心就完全放下来了，于是尽量装出一副任凭发落的样子，以为马上就会放我走了。可是孟又开了腔： “你不接受组织给你的处分，会要吃亏的啊！”他忽然用一种悲天悯人的口气说道。我想，看来他还要对我这个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进行最后一次批判教育，我得忍耐着让他把教训的话说完，把胜利者的瘾过足。

      “钟叔河！你以为你自己很聪明，我们也认为你有那么一点点聪明，所以本来还想挽救你。”说到这里，他可能发现我神色有点不对，于是加重了语气：“你不要怀疑！我们真是想挽救你，不要以为开除公职就不是挽救。我们只把你定作右派嘛，没有定为反革命嘛。”那口气，就像定右派定反革命全凭他一句话，恐怕当时的情形也确实如此。

     “劳教去，三年五年，总还会回来的嘛！报社把你开除了，以后在别处还是可以做事的嘛！你想到这一点没有？你说说看。”他说。这时不能不开口了，于是我说：“我想我不可能再当干部了，打算去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养活几个孩子。”这确实是我当时的想法。孟听了，微微一笑，道：“当然也只能如此，但你还要解决一个真正认罪的问题。如今右派个个都认罪，但光从口头上认罪不行，还要从内心深处认罪。认清自己在报社这几年，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会错的。”讲到这里，他从桌上拿起本书递着我，三十二开本，一百二十八页，封面是“继续揭发批判钟叔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新湖南反右办公室印1957年10月”。接着说：“给你带回去，好好看一看。”我连忙接了。

     “你错就错在有思想。”他继续说道，“有你自己一套反动的思想。有的人成为右派，是个人有所不满，是当了邓、苏的骨干，反对省委领导。你倒不是邓、苏的骨干，你的家庭没大问题，个人历史也没大问题。我才调来报社时，觉得你还能做点事，应该可以用一下吧，可是不行。反胡风，你说胡风是思想问题。胡风当然是思想问题，但思想问题不解决，就会成政治问题，成反革命。你看看你这四十八条：‘民主的基础是个人，强调个人服从集中的意见，民主便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百多年前的产物，不修正就会僵化，变成教条，束缚人们的思想。’……这还了得！这样的人谁敢用？邓、苏也不敢用啊！”他真不忘他的对手，这时候还要搭上邓、苏。

      “告诉你吧，就是我们不来反右，他们来反右，你也是右派分子，肃反不是邓、苏搞的吗？你不也成了肃反对象了吗？所以，你也不要恨老官和我老孟了。” 我想，这大概是他画龙点睛的“睛”了，只能连声答应道：“是，是。” 其时已快到十二点，孟树德觉得该吃饭了，于是加快了速度：“有人说报社右派划得多，这是因为报社的右派本就多嘛！我们按政策办事，不错划一个，也不放过一个。有多少，就划多少，没有控制数字的。”最后他还来了点记者笔墨：“钟叔河你倒可能没这样想。你自己也应该知道，即使有控制数字，即使只划两三个右派，你这个总是少不了的。”这时他又兴奋起来了，脸上甚至带着一种可以说是快乐的神气。

      当我小心翼翼地向他请示如何办理回家手续时，大概是心情舒畅缘份，他轻松地一挥手：“去拿吧，湛长庚那里已经把你的户口办好了。快去拿，他们就要下班了。”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孟树德拿给我的小册子，我一直收藏着。一九八零年，北京的李锐同志拿去看过以后，对我说：“你这四十八条，可以发表一下嘛！”于是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列主义理论”的九条，便由朱正写入《述往事，思来者》一文，在一九八二年第六期的《人物》杂志上发表过一回。这次把这四十八条全部附录在本文之后，除改正三处误排，删去两处“反右办”所加的按语外，并没有增删一个字。这四十八条确实是我自己的话，是我自己写出来的。虽然孟树德说“这还了得”，我却完全认帐，至今仍然认帐。

请接着往下看。

马畔闲人

    好贴！顶一个。

灵玉

钟老饱读群书,强闻博记,思维活跃,才学过人,是我们敬重的老前辈!

谢谢59兄,马灯兄相邀,让我亲眼见到听到了老前辈的才学,收益非浅!

要得呢

      历史是人民写的！有些人可以代表人民！但绝大部分人不代表人民！上文谈及人民要有绝对的自由绝对的民主，又强调专政、要有領导。这本身就是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我们老百姓管不了这些大事情！管了也没用！还是过好今后的每一天吧！想想彭大元帅吧就通了。

隔山唱歌

“文革”中，广州有个“李一哲”（三人小组），曾写过“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的长篇大字报，张贴在北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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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日钟老在《品味楼》的讲话（之二）       注：这一部分讲话，是钟老讲稿之外随口道来，我凭记忆整理的，因无录音对照，前后比较凌乱，盼己录音的朋友补充修正。      我27岁时成为右派，39岁成为反革命，被判刑十年，一生拉过板车、做过绘图员、木工、泥工，尝遍了人间沧桑；又中年患腰痛病，两次犯出血脑梗塞，可谓九死一生。      我老伴朱纯也是右派。这些错案49岁时才改正。按照中国的古话来说，50岁就是老年人了，我的生命就是这样被耗费了。       我是早恋早婚早育，23岁结婚，当年生了一个小孩，4个女儿是一年一个。划右派时（朱纯）肚子里还有一个，四女儿一九五八年出生。到一九六○年全国过苦日子时，家中生活极端困难，孩子们饿得皮包骨，无论如何养不活了，没办法，只好忍痛把孩子送亲戚，后来孩子流落到长沙的保育院，而长沙方面又将大批孤儿转往呼和浩特方面的保育院，交由农牧民领养，四女儿就被一户农民领养了。一九七九年落实政策后，费尽周折才把四女儿从内蒙古找回。      我1949年8月报考了长沙的新闻干部培训班，随后被招进湖南日报社，18岁不到。      我从没想过要以文字为职业，我本意是要读书，在国民党的时候我也想读书，我以前是想学考古或者植物学，因为我父亲是个教授，教数学的，我哥哥学农的，我接触过这些书，对植物学很感兴趣，对考古也看过一些书，对挖掘人类古文明的事有兴趣。      我考干部训练班也是偶然的，50年我那时才18岁，正是青春期，有一个女孩子，我跟她很要好，她考到新干班，我也跟着她考进去。      我本来想读书的，我父亲早就退休了，他59岁才生我，退休就住在家里，有工资，抗战的时候工资很微薄了，但毕竟还有。等到抗战胜利，他的工资又增加了一点，国民党也给了他一个民主人士的头衔，文献委员会；解放后给他一个文史馆员，一个闲差，不用上班只拿工资的。      我家里没有“地富反坏”，所以我要读书还是可以的，但是到新干班就算是参加了革命，就安排了工作，不让去读书，个人要服从组织，你去读书就是脱离组织脱离革命。那时候要考北大清华都是可以考上的，因为学校都空了，清华大学的三年级四年级学生都不要文凭南下了，只有少数人想读书，原来的课都停了，文学史也不讲了，讲社会发展史，讲猴子变人，大学学政治，到搞“四清”之后，要上学更不可能了。      以文字为职业是很苦的，尤其是搞报纸。      刚参加工作第二天我就下乡，去采访一个农民地下党员孔四爹，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后来当了省农协副主席。有个年纪比我大的老同志带着下去的，他写了一篇给我看，我觉得不够好，自己也写了一篇，贴了6分钱邮票丢到邮筒里了。那天李锐上晚班——大样最早是要省委书记黄克诚签字才能印，后来是周小舟跟李锐两个看，最后才是委托李锐看。李锐看了他的稿子，觉得不是很好，但那个题材又舍不得丢。有人就说，这里还有一篇。就是我的。李锐一看说，这个好，用这篇。       他后来在报纸上这篇文章旁批了一段话，大意是：选稿子要看文章而不是看人，老同志的文章未必好，新同志的文章未必不好。我没看到，别人告诉我的。这样就对李锐有了点好感，所谓知己之感吧。但李锐这个表扬可能是害了我了，否则我可能就不走这条路，就不会后来天天晚上开会学习，从猴子变人学起了。       李锐是湖南日报社的老领导，但只呆了一年多就到省委去了。我们这些人当时还是小年轻，在他那里不会留什么很深的印象。我这个人有个很大的毛病，形体上比较疏懒，内心里也不想上进，所以不爱搞社会活动，也不想跟领导挨得很近。       1949年开国大典前一天，我正在报社朗诵何其芳的《预言》，被南下老干部批评“啥玩意啊”。老干部建议我多学学毛主席的《评白皮书》。      如果我不走这条路，我会是一个很好的手艺人，创造力我不是很强，但我愿意做一些比较精细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告密最多。平时在一起的人，被斗了，被抓了，就把我告出去了。他被别人当成猎物追，他就告诉别人，另一个目标比自己更重要，想减轻自己的问题。其实这是错误理解了当时的策略。“你坦白从宽多交待，可以从轻。”那是完全没有这么回事的。你交待的越多，你的罪越重。你检举别人，“他会跟你谈这些东西，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报告？”但是有人没有这样清醒的头脑。我说“文化大革命是自己反自己”，“《红楼梦》、《史记》都烧掉，以后难得再印。”都有人告密。       1970年，我被判10年徒刑，朱纯判了2年。朱纯说 ：“估计我2年会坐满，你10年坐不满。”结果我坐了9年牢。 　　我和朱纯被打成右派后，我们两个出去打工，就是干体力活，先拉板车，很快发现那个活是很累的，身体会很痛，虽然痛了十来天也就好了，但挣钱少得很。我们很饿，没东西吃。不过很快找到门路，就是刻油印讲义。那时没有复印机，大学里有老师的讲义要发给学生，就找人刻蜡纸。我的字也不是很好，但常常能发现老师写的错别字，就偷偷改过来，不让别人知道，也不当面讲穿，或者讲“我认为这个字可能是什么”，这样他发现你减少了他的错误，下次还叫你。 　…      我讲自己大好年华都用到拖板车和写检讨上去了，外语也没学会一门，但也拣了一个“便宜”：从1957年到1979年，24年里我不需要作命题作文，也不需要按模式思想，在劳动之余，尽可“自由”地考虑中国的过去和未来，也能收集整理一些材料。　      抗战期间我在平江老家，同龄的玩伴很少，就是读书。抗战前的教科书里，有曾国藩的《讨粤匪檄》，郑板桥的家书，也收了许多白话散文，像朱自清的 《荷塘月色》，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乌篷船》、《金鱼、鹦鹉、叭儿狗》，都有。       一开始，这些白话文章对于我都很新鲜，因为以前读的都是文言。读起来摇头摆尾，恐怕更有味道些。但后来觉得，周作人的文章“经看”，不做作，看得懂，每次看都有新的感觉。可能他的文章更对我的胃口：话是平淡的，但有更深的意思；去解读这个更深的意思，就给了好奇心重的少年一个空间。我后来有了一点写作能力，就是从看他们的文章得来的。       我从小就喜欢看周作人的书，从抗战前的《初中国文教本》看起，这是我哥哥姐姐的课本，里面收有很多人的文章。看来看去，觉得别人的文章初看很好，但是时间一长就没有味了。周作人文章和别人的不同，他的文章初看不怎么样，但是越看越有味，越看越觉得有意思。       白话文里，写得最好的，或者说我最喜欢的是周作人的文章。       这个也用不到我来讲。1933年，斯诺书面采访鲁迅，问了36个问题，鲁迅是书面回复的，所以还可信。斯诺问：“中国最好的散文家是谁？”鲁迅讲了几个人：“周作人、林语堂、周树人、陈独秀、梁启超。”第二个是巴金接受采访讲的：“周作人文章写得好。文归文，人归人。”第三个是胡适在五六十年代讲的：“到现在还值得一看的，就只有周作人的东西了。”       那时候我只是一个拉板车的湖南人，周作人也不晓得我后来会编他的书。       我的确对他很看重，他的文学观、妇女观、儿童观都比较适合中国。现在我们不可能有他这样的学术修养了，他通晓日文，英文，希腊文，古英文和古日文都很精通。日本早期用汉字，但日文语法和汉语是不同的，他都能认识。 周作人其人的是非功过是另一问题,其文的主要内容是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进行反思,对中西和中日的文化历史作比较研究,今之读者却不妨一读。       五二年我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职以后,记得胡乔木同志在中南海,曾召我谈话约二小时,是专谈周的。他认为周作人是有功于新文化运动,在文学上饱学博识,为国内难得人材,出版社应予以重视,好好照顾他的生活待遇与工作条件。还说,过一段时期,还可以出版他的旧作。……       现在能出版周的文章,我很赞成。我认为周作汉奸,如未有党的指使,则并无平反问题;但即为汉奸,人归人，文归文。  我认为他们这些著作，有出版的价值和必要。中国在1949年以后，就没出版这些书。      这些人的书，在以前是出版禁区。但是，举例来说，研究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就一定要看胡适的著作；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瓦解，一定要看曾国藩的著作。既然这些书长期没有印，为了文化发展的需要，就要印出来。我只写前言和后记，我只是出版它们，只是印出来。如果不印，也就没人去评论他们。在当时确实冒了一些风险。 　   关于曾国藩，我认为曾国藩远在康、梁之上 　　《曾国藩家书》是解放前湖南家家都有的书。小时候我觉得有可读性，很生动，很诙谐。工作了再读，我觉得这个人不简单，有人格魅力。 　　我对曾国藩最感兴趣的是他超凡的能力：判断分析的能力、协调组织的能力，他的学习能力也很强，他的道德观念和思想是成体系的。那些家书都是他自己写的，不是幕僚写的，有手迹在。最多的时候一天给弟弟写过4封信，派人送去。他那么忙的时候，还做编辑工作，《经史百家杂钞》。不像今天编大书，搞些人来抄，最后署个“总编”名，那都是他一首一首自己选的。他的能力远在康有为、梁启超之上。 　　而且我认为在政治上批判他也是不对的：说他不该帮满清，他在那个体制内，不帮满清帮谁？说他是汉奸，那么清朝所有的汉人官员都是汉奸。虽然解放后都拿着范文澜的文章批判他，但毛泽东没有说过他什么坏话。 　　毛泽东和曾国藩的家乡我都去过，我发现他们两个人有些共同的地方：都在县城最偏僻的地方出生。从家里到县城，都不能一天走到，要在路上住一晚。老家有句谚语：“县到县，一百二；府到府，二百五。”从前没有汽车、摩托车，连脚踏车都没有，除了水路以外，人就是靠两条腿走路。清早动身，一天最多走120里。我走过的，抗战胜利我从平江到长沙就是走来的。 　　再有，他们都不是士大夫门第，但是家里读一点书，是家道处在上升阶段的农家。毛泽东家里没有藏书的，要到外面借书看；他父亲还不大希望他读书，想要他回来帮着做生意。这两家的直线距离也很近。他们两个人离开家乡“出山”时，都已经成年，不是到外面再接受培养的，所以我觉得作为地域文化的一种现象，这个值得研究。　 　　我怎么有那个胆出曾国藩大全集的？那是82年了，国家想出曾国藩的书，我就提出要出就出大全集。当时《走向世界丛书》已经出了，有了点名。北京找3个地方的出版社开古籍整理的会，北京、上海，还有就是湖南。拍来的电报说，让他本人来，本人不来，就不要派别的人来了。当时冀淑英老太太还在北京图书馆，所以我就通过她去那里去查资料。那里也没手稿，但有台湾版的影印本，我就拿那个东西来说服大家。在湖南没那个胆搞。 　　一出来还有很多人反对，报纸也有很多批评文章。当时有一部分人，确实是从信念上反对出曾国藩、也有一部分内部的人，他不是反对出曾国藩、周作人——他可能看也没看过，只是反对钟叔河，望他不顺眼，打起架来抄在手里就是棍子，所以曾国藩、周作人的书就是他的棍子。这是中国文化人的小事情，很普遍的。所以不要纠缠于那些小事，否则做不出事来。       当时，有“老同志”状告湖南出版“三种人”：周作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丑陋的中国人》，其中两种是钟叔河所编。       有人为这个还发表文章批评我，说曾国藩是汉奸，你钟叔河出的是汉奸的书。       这就很没道理，满洲统治了那么多年，到道咸年间，早已经融和成中华民族了。按照他这个逻辑，所有人都是汉奸了，林则徐也是了。说周作人是汉奸还是有道理的，他当时确实在伪政府做过事，但我们出版的只是他的文学作品，作者的文学作品和政治态度、政治立场是两码事情，这个要分开看。       解放之前我看过曾国藩的家书，也看过他的文章，我并不认为曾国藩能够救中国，因为他属于过去一代的人物。但他是旧文化的最后一个集大成者，他的个人能力是出色的，在决策方面，在组织协调方面，以及在文化工作方面，他都是第一流的人才，工作时间不长，就做出这么大的成绩，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研究人才学，他是一个标本。另外，他在培养教育人，发现人才方面有独到之处。他的文笔很活，是可读的。 　　另外，曾国藩他又不单纯是一个军事政治人物，他是一个学者，有很高的文化，他大量研究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做了大量编辑整理的工作。中国的旧文化在当时走到了穷途末路，面对着现代化这么一个关头，要么本身实现现代化，跟上世界潮流，要么就是被世界潮流抛弃。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曾国藩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总代表人物，是不能不被研究的。所以把曾国藩的书列为禁书是没有一点道理的，你就是反对曾国藩，也得研究他的书，研究他的全部著作。周作人也是的，你要批判周作人，你就得看他的书，你不看他的书怎么就去骂他呢，也骂不到点子上呀。而且，你越是研究曾国藩，就越是可以发觉，连曾国藩这样有作为能力的人物都无法挽救旧体制的崩溃，那只能说这个旧体制的确到了崩溃的时候，这能够更深刻地说明旧中国必须改变。 　　1983年，李一氓为了“走向世界丛书”，让我去北京开会。在京西宾馆的会上我做了发言，就从这一点出发，讲曾国藩的书必须要出版。后来搞国家规范，就提出把原来的《曾文正公全集》重新出版，我说那不行，原来的漏掉了大量的没有收集的东西，如果要做就必须重新编订，把曾国藩的所有资料都要全部收入。我跑到北京图书馆去，把刻本的《曾文正公全集》搬到会场上，一篇一篇一条一条指出旧版本为什么不完善，不能简单地重印。就这样，新编《曾国藩全集》才列入了规划。       不久后，我调到岳麓书社当了总编辑。此时，北京的会已经开过了，岳麓书社已经把《曾国藩全集》列入了选题，分配了一个学中文的责任编辑。我去了以后就发现那位同志更适合文学书的编辑工作，便决定改由邓云生（唐浩明）来当责编。唐浩明学过工科，我觉得这正好是他的一个优点，因为学工经过科学技术的训练，思想方法比较细密。我对唐浩明说，你搞《曾国藩全集》正好，学过工科是你的优势。何况你在研究生阶段还学了文呢。于是便调整分工，让唐浩明来做责任编辑，负责发稿。       《曾国藩家书》出版后，有人在《湖南日报》上登文章，《如此家书有何益？》，反对出这个书，并且向省委告状，说曾国藩是汉奸刽子手。我从不和个人论战，如果这样，这种论战就变成了一种个人之争。你只要在国际上，至少在全国范围内造成正面的影响，只要大家觉得这个书出得好，反对的声音自然就压下去了。你不要正面去驳它，那是没完没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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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钟淑河先生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八条：
（一）关于自由
1、自由的定义，就是由自——由自己。每一个人都只服从他自己，自由自在，不受任何拘束，这叫做自由。
2、自由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物质上的自由，这要发展生产，并且保证每个人都能合理地分配到生产出来的财富，没有不平等的现象；一个方面是精神上的自由，这要开放思想，让每个人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愿意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不要任何的统治。
3、人类追求的最终目的，就是在物质上精神上都得到最大限度的解放，绝对自由。
4、精神上的自由，不能有任何的纪律约束。纪律总是限制个人自由，妨碍个性发展的。
5、理想的社会秩序，要靠道德来维持，不能靠纪律来维持。任何的强制，都不符合自由的精神。
6、只要真正在物质上精神都创造了绝对自由的条件，人性自然可以得到完满的发展，社会上也就根本不必要有纪委之类带强制性的东西了。
7、如果只注意发展生产，消灭剥削，保证人们物质上的自由，而对人们精神上的自由不予重视，那就还是不够的。
8、对于一个有知识的人来说，精神上的自由，有时比物质上的自由，来得更重要。
9、强调领导就必然减少自由。有领导的自由，不可能是充分的自由。
（二）关于民主
1、民主既然是人民在政治上作主的意思，那么政治就应当完全由人民直接管理，不能够有任何更高的权力机构，不能够有权威。
2、民主不应该有限制，越多越好。政治上越民主，越让人民直接作主，就越合理想。最理想的政治，必须是极端民主的。
3、理想的政治的标志是：

    （1）一切政治问题，都由人民直接出主意，不由任何主管方面出主意；

    （2）政治机构所办的一切事情，都应该是人民提出来的，合乎人民当前要求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政治机构向人民提出，反而要求人民服从的；

    （3）政治机构的人员，完全由人民决定，向人民负责，他们除了人民以外再没有任何“领导”需要听从。而最理想的政治，则更进一步，根本不需要政治机构，一切政治都由人民直接管理，只设必要的办事机构执行具体事务就行了。
4、民主就是人民对政治的要求，就是目的。把民主当成达到目的的手段，必然不可能实行真正的高度民主。
5、民主的基础是个人。集中当然需要，但如果强调集中，强调个人服从集中的意见，民主便削弱了。
6、民主的政治形式是自治，自治的单位越小越好，这样才便于人民直接作主，避免集中带来的矛盾。 任何形式的集权，都是阻碍民主的。
7、政治决定由领导上作，作出后再自上而下贯彻，推动群众实行，这不是民主的方式。即使领导是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的，但这种方式毕竟不是群众说了算。
8、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政治，哪怕经济上再强大，也是没有很大吸引力的。
（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1、夺取政权的时候，专政是必要的。革命胜利以后，就应当一步步扩大民主，一步步缩小专政。
2、强调专政，势必会限制民主、自由，使人民不能免享受更多的权利。
3、强调专政，政权就很难完全放在人民的监督之下，容易脱离群众，产生官僚主义。相反的，若是不强调专政，只强调民主，把政权完全放在人民的监督之下，官僚主义就不会产生，产生了也会马上被消灭掉。
4、现在革命已经胜利，反革命分子已经不多，专政的职能交给少数专门机构掌握就行了，不必要当成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全体人民的任务。否则的话专政就会扩大化，引起没有根据的镇压。
5、镇压、暴力、强制，总是不好的。进行革命的时候，为了消灭剥削压迫，必须以暴力对付暴力，这倒可以理解。革命以后就应该尽理少用这类办法，除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6、一定要在专政结束，一切专政机构全部消失之后，才能出现理想的社会——真正民主自由、个人彻底解放的社会，也才有完全的社会主义。
7、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了，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大家都是劳动人民了，何必单单提无产阶级专政呢？专政的对象只剩下了少数残余反革命，提“革命专政”还准确一些。
（四）关于党的领导
1、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要实现自己的纲领，贯彻自己的路线，应该靠自己的工作，在政治上、思想上去影响人民群众，影响政府政策。这样的领导，才是不带强制性的，合理的。
2、党不应该成为决定国家方针大计，向人民发号施令的政治机构。因为如果这样，党就不是处于一个政党的地位，就变成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变成了政府之上的政府，不合乎民主的原则。
3、政党的活动，主要应该在政治方面。对于人民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党的领导只要注意掌握一下政治方向就行了。党没有必要领导一切，干预一切，这样反而会削弱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领导。
4、党员在国家、社会中的地位，应当和普通人完全相同。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单位，都一定要由党员来贯彻、执行领导，是不合理的。
5、无论在哪一方面，领导者都应该由业务最熟能力最强的人来充当。如果党员不是业务最熟、能力最强的人，就不应该充当领导者。
6、政治上、思想上的领导，这是党的任务。但这也只能通过宣传，通过教育，通过党员向群众进行解释说服，使群众自然地接受党的思想影响，赞同党的政治主张。然后，再通过人民群众，影响政府的政策，保证党的纲领、路线在国家范围内实现。不应该首先就肯定党的领导地位，要求群众必须服从党的领导。
7、太看重党的一切方面的领导地位，要由党员在每个部门、每个单位实行领导，就容易产生宗派主义。
8、党只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并不能够完全代表人民。党的主张人民也不一定百分之百地接受，如果非叫人民百分之百地接受，就会发生矛盾。
（五）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列主义理论
1、社会主义是一种人类进步的政治观念，在共产党出现以前早就产生了，并不是共产党发明的。共产党不过是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理论而已。
2、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学说的一派。除了马列主义以外，社会主义学说还有别的流派，像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它们也许没有马克思主义这样科学，但也是真心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也出过许多仁人志士的。把它们说成反社会主义的是不合理的。
3、就是马列主义，也有一些不同的流派。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它的路线、政策和苏联共产党就有很大不同。
4、究竟哪一派理论更正确，哪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更正确，现在还很难作结论。比如说，苏联就不一定比南斯拉夫正确。
5、应该让一切的社会主义流派，都能够充分宣传发展，实行它们的理论，这样才可以显出优劣。即使是共产党绝对正确，也应该吸取别人的好的经验。
6、马克思主义是一百多年前的产物，不随时修正就不能保持正确。列宁把它修正了一次，但列宁的时代也过去三十多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又把它修正了一次，可是原来斯大林却不承认。现在证明，南斯拉夫的修正是对的，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
7、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如果不准修正，就会僵化，变成教条，反而要束缚人的思想。
8、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就是一切不平等的消失，人类的彻底解放。所以，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是没有矛盾的。
9、只要赞成社会主义，思想、观点和理论则应该随人们去建立，去创造。不应当只允许一种思想、一种观点、一种理论存在，这会窒息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成教条主义的统治。
（六）关于阶级斗争和知识分子问题
1、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能够看出历史发展前途，掌握历史发展规律的是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有时可以超过同时代的千百万人。
2、历史上一切的重大事件，都是知识分子领导的。工人、农民领导的也有，但那样的工人、农民也是成了知识分子的工人、农民。
3、劳动人民的确是基本的政治力量，但只是“自发的力量”，而不是“自觉的力量”，他们需要知识阶层的启发和引导。知识阶层是社会的精神领袖。
4、阶级斗争的过程，往往也是受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的影响。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没有德国、法国的大，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没有印度、日本的大，但是俄国和中国的工人阶级却革命得早些，这就是启蒙者的作用。
5、知识界——知识阶层是独立的，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地主阶级的人也好，资产阶级的人也好，工人阶级的人也好，当他成为了依靠自己的知识生活、在思想领域里进行活动的人以后，他就不再属于自己出身的阶级，而是知识界的一员了。当然，好与坏、善与恶、先知与后知、进步与保守、革命与反革命，这样的区别在知识分子中是有的，但也是知识界内部的区别。
6、不应该要求知识分子按照工人阶级的面貌改造自己，那样就会没有知识界。相反的，倒是要使所有的工人、农民都成为知识分子，形成全民知识界。问题只是在于把知识分子吸引到进步这方面来，这也要通过知识分子自己去进行。
7、进步的、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对于劳动群众有着两方面的责任，一方面要了解他们，愿意使他们和自己一样得到彻底的解放，另一方面要启发他们，引导他们努力提高知识水平（这是人类要彻底解放，特别是在精神上彻底解放的前提）。至于向劳动群众去学习，那是学不到什么的。               （19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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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3-23 22:41

 

1957年的《四十八条》内页

以上四十八条，钟老己收入即将出版的新著《小西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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