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武昌首义》【知青公共频道 黄埔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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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武昌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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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出版界也正掀起一阵辛亥题材热。不少研究者通过对史料的重新梳理以及深度发掘，从不同视角对“辛亥革命”作出了多元化的阐释。这让发生在百年前的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在学者笔端呈现出多样的注脚和复杂的风貌。

　　首义“第一枪”变得更扑朔迷离——伍立杨《中国1911》

　　“陶启胜摇晃站起还想挣扎逃跑，士兵陈定国举枪对准他，毫不犹豫就扣动扳机，情急之下的这一枪，打中他的腰部。这就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这是学者伍立杨在《中国1911》中对武昌首义第一枪的场景描述。这种说法让本已存在争论的“第一枪”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伍立杨说，武昌首义第一枪到底是谁放的？这可能是历史上一个谜。一般记载均认为第一枪是工兵营的熊秉坤放的。但在民国三十五年（1946），首义同志会开会时，吕中秋却认为第一枪是他放的，会中熊秉坤与吕中秋两人均在场，为了谁放第一枪问题，两人吵起来。后来，还有说是金铫龙在跟陶启胜争斗时开的第一枪。

　　伍立杨分析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其时排长以上才有挂表，一般老总们连挂表都没有，因此，时间之先后就很成问题。此其一。就地点而言，有的在工兵营放第一枪，有的在炮兵营放第一枪，虽然都是第一枪，但到底谁先谁后，就很难考证了。此其二。到了武昌首义的3年后，即1914年在日本，中山先生曾指着熊秉坤，向各位同志朋友介绍说，“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伍立杨对此认为，不管是金铫龙、还是陈定国，其营代表都是熊秉坤，说熊先生打响第一枪，可视为广义的第一枪。至于狭义的第一枪，还得归于陈定国。

　　驻扎在城外南湖的第八镇炮队立即起义响应，并经武昌中和门入城。

　　武昌起义军将士改写了中国历史进程。

武昌首义的成功很偶然——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

　　“武昌起义一举大获成功，很大的一个因素，是革命党人意外地撞上了一个有钱有枪的宝库，喊了一嗓子‘芝麻开门’，门就真的开了。”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学者张鸣的这句非常文艺的话，把武昌首义成功的偶然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他说，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并不看好武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武汉属于四战之地，起义发动，即使成功，也易于遭致四面围攻，坚持不下来。没想到，这个中心开花的起义，不仅守住了，而且最大限度地把革命辐射开来，一举大获成功。 

　　他叙述道，其实当时清军留守武汉的部队不到万人，而起义的部队，不到3000人。武汉那么大，仅凭3000人，要想守住，几乎是不可能的。势必要扩军，扩军就得有钱，有枪。如果革命党人拿下的武汉，是一座没钱没枪的空城，这些一向穷极无聊的革命党，真的没法可想。非常幸运的是，总督瑞澂留给起义者的，是一座有大量现金和武器的城市。当时，藩库里有大量存银，军火库里有可以装备几个师的枪械。于是，起义军在很短时间，发展到2万多人。一听说武汉的起义军有了2万多人，湖南、江西、河南的清军部队，吓得要么不敢来，要么来了不敢放枪。

　　张鸣说，如果清军在起义后马上反扑，起义军能不能守住武汉，很难说。而清军之所以没这么做，而是要等到准备充分、调集充足兵力才肯动手，很大程度上，是顾忌扩军之后起义军的规模。

　　经过一夜激战，起义军于10月11日占领武昌城。图为光复后的警钟楼。

黎元洪备受争议，黎元洪被严重妖魔化——马勇《中国大革命1911》

　　“实事求是地说，黎元洪的加入确实使湖北军政府的革命性有很大减弱，而也正是这种减弱，却使湖北军政府赢得更多欢迎。”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学者马勇看来，黎元洪是被后来的民国史严重妖魔化了的人物。

　　马勇在书中讲道，黎元洪见多识广，与各路英雄都有相当结交。革命党人很早就相中了黎元洪，认为他的进步思想具有进一步转化的潜质，如果给予适度推动，黎元洪一定会成为革命党的重要领袖之一。但黎元洪和当时军界领袖的一般看法一样，都是君主立宪制的信仰者，他同情当时各地兴起的保路运动，但比较反感暴力革命。所以当武昌起义发动后，新军中的革命党派员给黎元洪送信，希望他适时投身革命领导革命时，他毫不犹豫手刃来使，希望用这种办法平息新军中的骚乱。

　　但黎元洪根本没料到那次哗变这么厉害，他感到情势不妙，于是在随从的陪同下躲进了一个部下的家中。起义军获悉黎元洪藏身之地后，派员来请。黎元洪最终答应，是因为革命党人的诚恳态度，也是军人的职责迫使他不能放弃如此责任。他认为，如果没有一个有力量的军官予以领导予以管理约束，那么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马勇认为，在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初，黎元洪确实没有出来主动管事，大概是黎元洪的真情流露，也是革命党人所需要的，他们只是需要黎元洪的声望和影响力，并不真的需要黎元洪指手画脚。（辛亥革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