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忘记的“飞虎奇兵”
从小就知道有过一支“飞虎队”,那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山东临城、枣庄一带铁道线上,“爬飞车、搞机枪、撞火车、炸桥梁”、“打得鬼子魂飞胆丧”的铁道游击队。直到前不久,才知道在抗战时期还曾有过一支由陈纳德带领的美国援华抗战志愿航空队也叫做“飞虎队”,这支“飞虎队”的功绩应该不在那支“飞虎队”之下。到四川成都安仁县参观了建川博物馆聚落中的“飞虎奇兵馆”,好比拂去了遮盖在这段历史上厚厚的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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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凭着空军优势,很快占据了在中国的制空权,日军飞机不仅在战场上肆虐,而且狂轰滥炸上海、武汉、重庆、西安等重点战略城市,中国空军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当时美国政府还没有对日宣战,1941年7月,由陈纳德上尉招募的一批美国空军退役飞行员来到中国成立“飞虎队”,协助打击日本侵略者,使不可一世的日本空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涂着“飞虎”标志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从昆明、成都等地起飞,与日本飞机展开空战,从1941年9月至1942年4月就参加空战40多次,击落日机300多架。在印缅战场上“飞虎队”与英国战机配合对日作战31次,击落日机217架。在日寇切断滇缅公路这一生命补给线后,开辟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驼峰航线”,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那时的“飞虎队”就是抗日援华的“美国人民志愿军”。记得在张家界听婉秋姐的先生汤哥讲过,他的父亲就是经常飞行在驼峰航线上的军邮局长。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陈纳德受命组建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的第23大队,后改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一跃晋升为少将司令。陈纳德指挥空军对长江和北部湾的日舰进行轰炸,并接连袭击了汉口、广州、香港和台湾的机场、码头等战略目标,之后接替陈纳德的斯通将军还指挥轰炸机群从成都广汉机场起飞直接轰炸了日本本土,为抗战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援华期间,美国空军飞行员共击毁日机2500架,击毙日军66000人,飞虎队损失战机568架、美军阵亡2590人。陈纳德于1958年因肺癌去世,安葬于华盛顿阿灵顿军人公墓。他的墓碑正面是英文墓志铭,背面是用中文写的“陈纳德将军之墓”。
在“飞虎奇兵馆”的橱柜里,展出着美国飞行员的作战和生活用品。有很多尚健在的“飞虎队员”或他们的后人专程来到这里参观吊念战友、先人,捐献史料、文物。有一幅馆长樊建川与飞虎队老战士的合影以及这位美国老兵捐赠的帽子,这位美国老兵罗伯特·格鲁勃是坐着轮椅参观的,他曾经是美国第十航空联队的飞行员,据说他看到墙上的战友照片不禁放声大哭。他问樊建川:“这里都是美军吗?”樊建川答道:“是的。”他又问:“你当过兵吗?是什么军衔?”樊建川说:“我当过兵,军衔是上尉。”老人竟然从轮椅上站起,举手对樊建川行了个美军军礼,用颤抖的声音说道:“第一,你是长官,我的军衔是中尉。第二,感谢你为美军建立了这么好的博物馆。”建川连忙举手还礼,说:“应该是我们感谢你们,是你们用牺牲帮助我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中美两国人民、两国军人的情感在这里跨越了意识形态,跨越了时空,相互给予最崇高的敬礼。另外,这位美国老人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他在中国时,爱上了一位美丽的美军护士,但等到抗日战争结束后,那位护士已经不知去向。格鲁勃一直收藏着爱人的照片,并用击落的日本飞机铝片制成相框,并终生未娶。
我看到墙上挂满了为纪念原“飞虎队”美国飞行员烧制的瓷板画,看着那一张张英气勃勃的年轻面孔,参观者都静默肃立以表达追思和敬意。
我们都记得来自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一个时期“老三篇”几乎人人背得滚瓜烂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但没有谁记得为抗日战争捐躯的数千美国志愿军人。“飞虎队”的阵亡军人安葬在昆明美军公墓,但1953年墓地、棺木被毁坏,1958年“大跃进”时,墓碑全被运去修了水库。2005年9月3日,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并为中国运送战略物资而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昆明也在着手恢复美军公墓,但遗憾的是,许多年过去了,除了新竖立的一块石碑外,一切仍然没有改变。
展馆中还陈列着一架美军C87运输机的残骸。据介绍,1944年11月,一架载有3.4亿元关金券的美军C87运输机从印度起航飞向成都时,撞毁在汶川县海拔3970米的宝顶山上。当地村民得知消息后,万人蜂拥上山,在现场捡到了满筐满袋的钞票,抢购物资,当地物价一时疯涨。现仍健在的村民在接受采访时笑着回忆说:“钱多得不得了,见什么买什么,那段日子好幸福哦!”但是遇难飞行员和押运员的遗骸不仅无人收殓安葬,连遗体上的衣服鞋袜都被人剥光。直到2008年,建川博物馆三次组织搜寻,把两具起落架的残骸运回,安放在“飞虎奇兵馆”前作为永久纪念。当遗骸在60多年后运回美国时,美军仪仗队以庄严隆重的仪式迎接祖国的儿子终于回到故土安息。当看到那些飞机模型、遗骸、照片和采访实录影像时,我不知道应该为我的村民同胞们的“幸福”感到高兴还是羞愧。
我又乘车北上来到距离成都30多公里的广汉市,那里曾经建有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机场。当年为了抗战胜利,四川的老百姓们饿着肚子、勒紧裤带,万众一心,用锄头扁担平整土地、人力拉着几十吨的石磙压平跑道,修筑起机场。美军飞机编队从这里起飞轰炸日军基地和本土,那是何等壮观的场面。修建机场用过的大石磙有很多还保存在建川博物馆。我想要到昔日的广汉机场去凭吊抗战的英烈,但打听了好多当地人,谁也不知道广汉机场在哪里。直到离开的那天,出租车司机才猛然想起:“那不就是东南边的民航学院的老地址吗?早就盖房子了。”那段血与火的历史早已风流云散,人们已想不起有过那样不堪回首的惨烈。
历史有情亦无情,抗战胜利后仅仅几年时间,“朋友”变“豺狼”,美国就从我们的朋友摇身一变成了敌人,与我们最可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兵戎相见、殊死搏杀。留在我们记忆里的只有坏事干尽、臭名昭著的中美合作所。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广汉市的雒城公园,一座精心修筑的亭子里,矗立着一块“圣谕碑”,这块碑是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于1644年攻占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所立的。碑上刻着两行大字“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以下字迹模糊不清)”,1991年当地政府将其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确定为“研究张献忠起义的宝贵资料”。我知道这个张献忠,与李自成齐名的“八大王”,性格暴戾多疑,尤其仇视川人。他的“圣谕”据记载是“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张献忠盘踞四川自立为王自命为“天”,认为他是人民大救星,是他解放了四川,川民的一切都是他给的,而川民却不予效忠服从,因而只有“杀”。只杀得川蜀地区十室九空、百里无人烟,从数百万人口骤减至8万,清朝初期才有“湖广填四川”的大迁徙。张献忠的残暴手段只有道县大屠杀可以与之“媲美”。对于这样一位连自己的妻妾子女一概杀尽的屠夫,只因为伟大领袖说过“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我们就应该歌颂他、感恩他吗?歌颂他对四川人民的深仇大恨、感恩他的屠川为湖广人民腾出了拓展空间?然而历史的恩恩怨怨早已远去,“圣谕碑亭”依然傲然挺立在今天,在它的旁边熙熙攘攘、游人如织,老汉在打牌、婆婆在健身、儿童在游戏、姑娘在唱歌,谁也不会细想身边的这块“圣谕碑”究竟意味着什么。
“圣谕碑”、“飞虎队”、“广汉机场”、“美军公墓”,让我想起柏杨的著作《XX的中国人》。该感恩的不感恩,该仇恨的不仇恨,我们这个具有恩怨分明、知恩必报优良传统的民族,究竟是从来并不具有这种美德,还是被某种意识形态强制改造得“选择性记忆”和“选择性失忆”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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