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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视角] 84卷成都知青档案流失 被当废品处理在网上叫卖

 

84卷成都知青档案流失

被当废品处理在网上叫卖
 


       84卷知青档案究竟从何处流出,最近赵建强常困惑于这个问题。

 

  今年4月,一家旧书网,售卖成都知青档案,共84卷,标价12500元。成都市副市长傅勇林听闻后批示,要求彻查。

 

  赵建强是成都市档案局副局长。此次事件令他感到责任重大。

 

  成都市档案局接收的知青档案一直不完整。数据显示,在2010年中旬,有近七成的知青未能在市档案馆找到自己的档案。这直接影响到他们办理社会保障。甚至有知青为此去市政府请愿。

 

  市档案局的一名知情人告诉记者,每个机关部门在处理知青工作时,都会形成知青档案。有些单位不将这些档案移交档案局,而直接卖给废品回收站。

 

  赵建强开始派人调查,他发现,此次的84卷知青档案,是原成都市知青办的工作文件。如今知青办早已撤销,所有文件都归由人保局(即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劳动保障局)管理。于是联系人保局,令其自查。

 

  6月21日,成都市档案局接到人保局传真,有新的自查结果。但这个结果,出人意料。

 

  人保局的调查结果,非但没有清晰档案从何处流出,反而将其推入更深的谜团。

 

  网上叫卖知青档案

 

 

  旧书网上售卖知青档案,是徐东升发现的。他是成都市档案局接收征集整理部的工作人员。

 

  4月13日,他在网上浏览,看见一家旧书网贴出8张照片,全是成都知青上山下乡的资料。每份资料都用牛皮纸封包裹着。

 

  它们的标题分别是,成都市人民委员会安置办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和支边的报告、1964年知青返蓉的发言稿、1977年知青回老家农村插队落户的介绍信存根,以及成都市革命委员会知青办(简称“成都知青办”)1979年至1980年的知青名册等。

 

  当时徐东升认为,这些资料可能是原成都市知青办的工作文件。按法律规定,政府机关的工作文件属于国家档案,任何组织、个人严禁倒卖牟利。

 

  徐东升于是自称“老知青”,与档案卖主钟家强取得联系。

 

  4月15日上午,徐东升到其家中,一进屋,看到那些卷宗,堆放在床边凳子上。翻阅后,徐东升确认,这些卷宗均属国家档案。

 

  4月20日,徐东升带工作人员再去钟家,并告知贩卖国家档案属于违法,要求他将卷宗赠给档案馆可给予适当奖励。钟家强提出奖捐励9000元。双方未达成一致。

 

  此后,钟家强依旧将档案挂在网上贩卖。

 

  他还曾对扮成买家的记者保证,“绝对都是原始档案,如果是再版,就没有价值了。档案局的人联系我,不准在网上出售,还让我捐赠,但我没同意。”

 

  5月5日,当地媒体披露此事。6日,档案局向派出所报案,将档案追回。

 

  钟家强对警方说,他是从一个废品收购站购得这批档案。当时他们有4人,每人分了一部分。其他人手中还有类似的卷宗。

 

  后来,警方又先后4次前往钟家。其家人说,他已外出打工。

 

  成都市档案局一名知情人说,“因为警方没有拘留当事人,导致追查不到那个卖废品的,并且也不知道剩下档案的去处。”

 

  谁将档案作废品卖?

 

 

  5月6日,市档案局接到领导批示,要求严查档案如何流失。

 

  成都市档案局着手调查,究竟是谁把知青档案卖给废品回收站。但随着调查深入,他们发现,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难以查清。

 

  成都市知青办在1981年已并入劳动局,交接人员未对档案登记造册,导致知青档案数目不清。这期间就有可能出现档案流失。

 

  劳动局又于2010年与人事局一同,合并为成都市人保局。

 

  5月20日,人保局出具了一份《知青工作文书档案调查情况》。该“调查情况”称,关于当时的两位经手人,一位年事已高,记不清状况,一位长期不在家,联系不上。现在无法对档案流失情况做详细说明。

 

  知青档案流失后,市档案局和人保局有过一次会谈。市档案局一名知情人说,会上人保局表示,这两年他们曾销毁过一批知青档案。

 

  按法律规定,机关单位必须将档案分为永久档案、长期档案和短期档案。前两者必须移交档案局,只有短期档案可以自行销毁,但必须留有销毁记录。

 

  上述知情人说,流失的84卷知青档案当时被定为短期档案,而人保局拿不出那份销毁记录。

 

  他认为,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原劳动局错分了档案,将应移交的档案归入短期档案,又将其当作废品,卖给回收站。

 

  6月8日,记者到成都市人保局了解情况。该局宣教处副处长杨海云称,这是30年前的事情,中间工作人员换了几拨,情况还不清楚。目前市档案局正牵头调查中,到一定程度会有说法。

 

  市档案局的上述知情人告诉记者,他们曾于1999年,从劳动局“抢救”回了一批知青档案。

 

  1979年全国档案系统工作恢复,规定机关单位每20年须移交一批档案。1999年,市档案局接到劳动局的移交档案申请,派人去接收。

 

  当时去接收档案的是杨晓蓉和她的同事。他们在接收档案时,发现一些随意堆放的散乱档案,经询问得知是原知青办的档案,正准备处理;杨当即指出这批档案很重要,应该移交给档案馆保存。

 

  由于这次“抢救”,档案馆有了知青档案166卷。这是档案馆从劳动局处,接收的唯一一批知青档案。

 

  私卖档案不止一家

 

 

  6月21日,人保局给档案馆发去一份传真,令整个调查峰回路转。

 

  传真的大致内容是,人保局找到一张原劳动局于1999年出具的收条,当时他们交给档案局的知青档案是500多卷。收条上是杨晓蓉的签字。

 

  记者电话联系杨晓蓉。杨承认从劳动局拿回过这些知青档案。但为什么拿回500多卷,档案馆只保留166卷,剩余的300多卷哪儿去了?

 

  杨晓蓉说,如果有剩余的档案,一定是退回给劳动局了。对于在整理中,是否见过这84卷知青档案,杨晓蓉表示,时间太长,她也不记得了。

 

  档案局的一名工作人员说,其实按照正常接收程序,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收条。

 

  正常的接收程序是,档案局工作人员去劳动局,检验他们整理得是否合格。若合格了,劳动局会再派人,将那些档案送至档案局。

 

  档案局的知情人告诉记者,但在现实中,一些机关单位常会缺乏专业的档案整理人员,他们就会把档案私下交给档案局的工作人员,请他们帮忙整理,并支付一定费用。

 

  “现在就很难查清,究竟是谁错分了档案,又是谁将其卖给废品回收站。如今对方也可以认为是档案局的工作人员做的。”这名知情人说。

 

  市档案局政策法规处的一名工作人员说,其实很多机关单位都会将一些国家档案也包括知青档案,卖给废品回收站。“比如到移交时,若一时忙不过来,有的就当废品处理;有的就移交一部分,扔一部分。”

 

  王宏(化名)是一名知青档案的收藏者,他曾先后从原成都市糖酒公司、前进机械厂等单位,买到过完整的知青档案,“他们把我叫过去,一次性处理给我。价钱三百、五百、一千、两千不等。”

 

  2002年,他从原成都市某公安分局买了一部分档案。“当时对方是作为废纸卖给我的,几毛钱一斤,我花了200元买了一千多份知青档案。”

 

  赵建强认为,造成档案流失的根源在于,对档案管理的不重视,和缺乏专业的人才。

 

  据档案局相关人士介绍,档案局每年都要给各单位培训档案管理员。档案管理人员流动速度太快,有的刚培训完就被调走,来年又要培训。档案管理人员呈两极化,要么年纪特别小,要么年纪特别老。

 

  “档案一旦流失,就会对社会造成影响,比如会影响知青办社保。”赵建强说。

 

  

 

        没档案办不了社保

 

 

  饶克诲是一名老知青,他曾为找自己的档案而费尽心思。

 

  他是成都市水印工艺厂的工人,1992年退休。2006年,他去申请社保,发现没有证明自己工龄的材料。

 

  饶克诲找到原来的水印厂,厂领导一直给他道歉,水印厂在1998年改制时,把一些职工的档案弄丢了。

 

  厂领导对他说,无论是饶克诲的个人档案,还是该厂其他的知青档案,都找不到了。

 

  相关部门给饶克诲出了个主意,让他去告原来的单位,饶克诲想了想,还是算了。“不但麻烦,还解决不了实质问题。”

 

  饶克诲去曾经下乡过的西昌县。但西昌县知青办曾遭抢,知青档案都被人烧了。

 

  他决定去市档案馆碰下运气,看看能找到些什么。他在市档案馆待了两个月,由于眼睛不好,还叫上读大四的女儿帮他找。他们从一些简报等下乡资料中,找到了一份西昌县农场的花名册,发现其中有饶克诲的名字。

 

  由于水印厂属于成都市二轻局,饶克诲又跑到局里,翻出当时整个系统的招工手续,又找到了他的名字。

 

  饶克诲这才把社保办下来。但下乡前的8年工作经历,再也找不回来了。为此,他每月少领近百元。

 

  “当年,很多老知青与我一起在档案馆里找档案。我算幸运。很多人至今还没找到。”饶克诲说。

 

  一名老知青记得,2008年,成都金牛区曾有个老知青,每天在成都市政府请愿,然后又去街道办,人保局。因为他的档案丢失,导致无法办社保。最后相关部门特事特办,为他办了社保。

 

  还有老知青称,这甚至催生了一种生意,每当有老知青去社保局因档案丢失办不了社保时。门外就会有各种陌生人凑过来询问。他们都是做假档案的。有人就花了3000块做了假档案办了社保。

 

  档案交易形成市场

 

  饶克诲目前是西昌地区知青团体的串联人。他周围有很多知青在寻找档案。他听说,有人甚至会推荐老知青,去找档案收藏者碰碰运气。

 

  收藏者王宏手中就有大量知青档案和文件,他从1983年开始收藏,还曾办过一次知青文物展。一位前去帮忙的老知青,无意中发现同学的档案也在展品中。而她的同学正在寻找档案。王宏得知后,共从那些展品中找到7名知青的档案,并帮助他们办理了社保手续。

 

  随后,很多找档案的知青都慕名来找王宏。

 

  曾有个下岗女知青,花了半年时间,找遍原单位和相关部门都没找到档案,无法办社保。

 

  “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当年插队的云南农场去碰运气,但农场取消了,只有找当地政府。而她甚至没钱支付来回的路费。”王宏说。

 

  女知青找到王宏。王答应试一试,但让她别抱希望。王宏花了6个小时,从一万多份知青文件中,找到了那个女知青的档案。

 

  王宏说,“就是从公安局卖给我的那堆档案里找到的。”

 

  兴奋的王宏当晚11点打电话给女知青,电话那边的女人,激动万分。女知青拿不出钱报答王宏,便执意请他吃了一顿火锅。王宏说,“就在那个老知青火锅店。”

 

  知青档案多数是通过废品收购者转卖给收藏者的。

 

  “一些收废品的人对带字的纸张特别敏感。”收藏者陈兵说,他们不会把那些古老的文件当废纸处理,而是会主动向我们兜售。

 

  知青或“文革”相关的文件档案目前是市场上的抢手货,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市场价值,但价格并不固定。比如说,专门针对知青的红头文件一般在50元到500元一份。一些特别的东西价格会更高。

 

  “档案的价格在于内容、成色、年代、品相,和当时的背景,以及这份文件所起的作用。”王宏说。

 

  王宏的朋友有一份知青文件,内容是中央政治局希望知青作为特别代表参加国庆观礼,还附有各省的名额分配。王宏出500元想购买,但卖家不愿意。

 

  王宏说,他也有几份重要文件,也不愿轻易交易,其中一份是当年知青罢工回城的文件。

 

  继续查,直到查清

 

  王宏现在很少能在文物市场觅到知青档案了。他说,现在知青档案文书非常难得。以前偶尔在一些旧书摊上能看到,如今几乎没有了。

 

  陈兵(化名)是一个老知青,也是收藏者。他说,市场上交易知青档案都是私下交易,即买卖双方均相熟,知道对方需要什么。在市场上见了,会递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目录,买家合适,一拍即合。约地方喝茶聊天,完成交易。不合适,还了纸条,双手作揖,下次还请多多照顾。

 

  成都市档案局也知道,现实中存在这样一个档案交易市场。

 

  据该档案局一名工作人员介绍,2010年,有市民在文物市场买了一份知青的个人档案,他送到成都市档案局,引起重视,局里派人走访文物市场,发现有一些企业的个人人事档案被买卖。

 

  这名工作人员说,“转让个人的人事档案,只须去人事部门和组织部门登记。而国家档案是严禁买卖的。”

 

  该局副局长赵建强表示,他们也曾不定期去文物市场检查,但是没发现过交易国家档案。如果是私下交易的话,就比较难处理。因为要清楚谁在违法,才能执法。

 

  5月下旬,成都市领导再次批示,要求全市各级档案馆引以为戒,不再出现此类严重问题。

 

  赵建强认为,要防止档案流失,还要从源头抓起。

 

  他说,档案管理是一个持续工作,需要随时整理,并且做到心中有数。总是换人,当然保证不了管理质量。一到移交时,大量的档案需要处理,登记。移交环节也不规范,出了问题,查都查不出来。

 

  “档案流失,不仅影响到个人隐私和权益,还影响到国家利益和机密。不是一件小事。”赵建强说。

 

  按照相关规定,造成国家档案损失的,对单位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个人处以500元到5000元罚款。对责任人和主管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赵建强表示,此次事件的结果还没出来,所以最后如何处理还不清楚。查不清楚会继续要求查。

 


——摘自《新京报》 作者  陈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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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个消息,着实令人气愤!回想起当年我在县知青办的档案,据单位领导告诉我,也是遗失了,后来我下乡的这段历史,是单位根据我自己填的表给补上的。

    看来在当时的一些领导眼里,不知知青算得了什么?

    这个档案局长应当受到严厉处分,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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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我们老百姓交粮纳贡养着的公务员都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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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怪。我们这些人就快要退出历史了,属于淘汰之列。人家只是顺应,提前行动罢了!
比健康更重要的是人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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