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今天”

今天看到有篇文章提到，1973年，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反映了其子上山下乡后生活上遇到困难。毛泽东于4月25日给李庆霖复信，并寄去300元，还指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38年前的今天，即1973年6月10日，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印发全党。看后，我想起了当时发生的一件事。当过知青的人大概都知道，自从毛泽东回复李庆霖的这封信以后，知青的境遇有所改善（不论李本人后来的表现如何）。有一天，我接到公社的通知，要我到公社参加一个座谈会。我去了以后，才知道由于毛泽东给李庆霖回了信，中央有关部门派了若干调查组到全国各地，要了解知青的真实状况。其中有一个调查组就到了我们公社。为了避免知青有顾虑，不敢说真话，调查组不许任何公社干部参加知青座谈会，为此，公社的领导和干部对于他们不受信任还颇有微词。具体有哪些人参加了座谈会，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参加座谈会的知青不多，大约十来个人，包括部分靖县本地知青，座谈会的地点就在公社礼堂里，把前后门都关上，空空的大礼堂里就我们十几个人在前排围坐。调查组的组长介绍了毛泽东给李庆霖回信的由来后，特意强调是代表中央来了解知青真实状况的，保证会把大家反应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带到北京，不论大家说什么，保证不会透漏给当地（包括省、地、县）的干部，不会上纲上线地进行打击，总之，只要大家说的是真话，说什么、怎么说都行。于是大家基本上都如实介绍了自己在队上的状况，包括每年出多少工，分了多少粮食和现金，多久回家一次，有没有报纸或杂志看，有哪些困难，对国家有什么期待等等。调查组作了详细记录，一一核实，并向大家表示了感谢。事后确实没有迹象表明调查组泄漏了知青们的发言，他们是守信的。这是我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第一次不需要背书，第一次被上级要求说真话，第一次随我怎么说。我至今也很少被上级要求说真话，所以我还记得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