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一代人的一套自学丛书
1977年，中国在结束了十年“文革”动乱后，发生了一件关系到国家和青年命运的大事，那就是恢复高考。与此同时，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的出现，给渴望考上大学的知青们带来了自信和希望。为了能早日得到这套丛书，在新华书店门口出现了全家出动连夜排队抢购的壮观场面，印刷厂也是日夜赶印，但仍供不应求。正是因为这套丛书，那些被“文革”耽误了的青年人的命运，从此有了改变。
果断再版自学丛书
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当场拍板，改变“文革”时期靠推荐上大学的高校招生办法。当年，中国恢复高考。这个特大喜讯激活了包括汪向明在内的数百万知识青年沉寂的心田。
1977年上海高考的时间被确定为12月11日和12日，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同时也是最为仓促的一次，因为恢复高考的消息在1977年10月21日才登报，离开考期只有一个多月。
当年七七级高考生汪向明回忆道：“真正得到高考的确凿消息也就是40天，当时没有复习资料，那时中学的教科书一本叫《工基》，一本叫《农基》，和高考是两个路子的。”
就在知识青年们为找不到复习教材愁眉不展的时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一个名叫徐福生的编辑和知青们想到了一起。
1977年的八九月份，徐福生从在北京参加了邓小平同志召集的老教授、科研人员座谈会回来的苏步青那里得到消息，当年就要恢复高考了。作为一个出版人，徐福生的第一反应就是书。那些离开学校已经多年的考生，要复习迎考了，复习资料呢？要看书了，书呢？
那些要迎考的知识青年，有基础好，有基础差的，更多的是没有念过高中，许多人连初中也没念，且又荒废了那么多年。徐福生想到了一套在上个世纪60年代曾经出版过的《数理化自学丛书》。然而全套再版发行已经赶不上1977年的高考日期了，于是决定争分夺秒，分批赶印，《代数》第一册首先面市。
哪怕只有一本，也可以先解燃眉之急。特别是对汪向明而言，父母蒙冤受辱，被诬陷为“叛徒”，“文革”年代，以他的家庭出身，是不可能被推荐当工农兵大学生的。恢复高考了，汪向明可以真正公平公正地为自己赢得读书的机会。而此时，他最渴望、最需要的就是复习迎考的书籍和资料，当得知同在一个生产队的另一个知青，托人从上海买来了刚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的《代数》第一册时，他羡慕不已。
废品站里淘书
同样求而不得《数理化自学丛书》的还有这张老照片上的年轻人，他叫郑伟安，原来在上海卢湾区街道房修队做小木匠，恢复高考后，他跳过了高中和大学本科，直接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经媒体报道后，一度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40多年过去了，他至今仍记得“文革”年代曾看见过这套《数理化自学丛书》，不过不是在新华书店里，而是在废品回收站里。
原来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在上世纪60年代前期首次出版发行的《数理化自学丛书》，是一套凝聚了很多学者智慧和心血的学习性丛书，不过第一次出版就遭到了批判，理由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是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文革”中认为这套书违背了上山下乡的方向，要斩草除根销毁，最后沦为了废品。
当年郑伟安在废品回收站看到这套丛书的时候，很想把它买下来，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一本就要七八角，太贵了，我买不起，一般我买1毛钱一本的。”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里，还是有像郑伟安那样的人在悄悄地看书，悄悄地自学；还是有人会到废品回收站里去淘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废品站成为了特殊的书店。
郑伟安认为：“国家总归需要科学家，需要工程师，需要高端人才的。”有了这样的信念，当年的小木匠寒窗苦读，潜心钻研，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小木匠郑伟安跳级进入了大学，他的命运从此改变。同样的，曾经生不逢时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在中国恢复高考后，也迎来了它生命的第二个春天。这是因为中国迎来了一个科学的春天，教育的春天。
手抄《代数》为迎考
当时中国大多数知识青年都在农村和农场上山下乡当农民，上海刚刚出版的这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无疑是为那些要参加高考的知识青年解了燃眉之急。据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的退休职工回忆，那时每天新华书店离开门还有好几个小时，门外就已是人头攒动了，队伍可以从山东路、九江路、汉口路一直排到河南路。“有的人拿着小板凳，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大家都是半夜里来排队的。”排队的人群里除了青年人，大多是中老年人，他们来书店的目的就是为了抢购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有的甚至全家出动，为了能多买几套，寄给远在江西、安徽、云南等地的亲人，那里亲人们正翘首以盼着能早日得到这套自学丛书。
在江西插队落户的汪向明试图向同队知青借阅那本《代数》第一册，那位知青很不情愿地把书扔给他，他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书与老婆恕不外借”。汪向明只得识相地把书还给人家。正当汪向明苦于没有复习资料的时候，汪向明在上海的舅舅向人家借到了《代数》第一册，但借期短，无法寄给汪向明，于是舅舅就把书全部抄下来寄给汪向明。
收到手抄本后，汪向明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做功课、解题目。由于他是“文革”前的高中生，基础知识还比较扎实，再加上有了和高考对路子的复习资料，这使他参加高考的信心大增。
1977年冬天，复习了一个多月之后，汪向明踏进了阔别11年的考场。那一年有570万二三十岁的青年怀揣着一个共同的梦想涌进了考场，最后有27万考生被大学录取了，汪向明就是其中的幸运儿，他如愿考上了江西省上饶师范学院。
如今，汪向明还珍藏着那个手抄本，这已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见证和纪念。也许是在考上大学以后，他才意识到，当年，就在他翻开这个手抄本的时候，他人生也即将翻开新的一页。
在《上海出版志》上，我们看到了对这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明确的销量记载：共发行了7395万册。这个数字连至今火爆全国、创造销量第一的《明朝那些事儿》都望尘莫及，后者刚刚突破了500万册。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在这个“不见面的老师”的引领下，知青们一步步由浅入深地迈进了知识的殿堂，由此也引发了全社会的读书热。
工人赶印如赶考
1977年秋冬之际，不仅仅是准备参加高考的考生们在紧张复习迎考，作为出版社编辑的徐福生和他的同事们，还有印刷厂的工人师傅们也在赶考，他们要赶在高考之前推出《数理化自学丛书》，哪怕是抢先发行其中的一册或两册。
由于高考临近，时间仓促，要在极短的时间里再版发行这套丛书也是困难重重，因为遭到两次批判的丛书纸型已被全部烧毁了。
纸型，指的是印刷用的浇铸铅版的模型。没有纸型，意味着印刷厂必须重新检字排版，而这往往是印刷过程中最繁重的环节。如今在中华印刷厂的厂史陈列室，还能见到早已被淘汰的“热排”设备，当年印刷厂的老师傅们就是用这种老式的设备赶印自学丛书的。
如果按照正常速度，重印一套像《数理化自学丛书》这样的科技类书籍至少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但是这对当年就要参加高考的考生们来说，就太晚了。当出版社把书稿发到印刷厂，全厂上下齐心协力，全力以赴突击赶排。工人们的热情空前高涨，三班人马6部机器24小时日夜运转，没有休息日。那年头，谁家没有知青呀！工人们觉得，能为出版这本书出点力是很光荣的事，所以个个很起劲的。
最终，在印刷厂全体员工的日夜奋战下，《数理化自学丛书》的《代数1》终于赶在1977年恢复高考前的一个月面市了。当正在复习迎考的77级考生在上海的新华书店排队买到这本书的时候，他们喜出望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随后，1978年，《数理化自学丛书》17本得以整套再版发行。相较77级考生而言，78级、79级考生们因为有了这套丛书，对高考又平添了几分自信。
《数理化自学丛书》再版后，编辑徐福生不断收到来自黑龙江、湖北、河南、广西等全国各地读者的来信，希望能帮助他们买到这套丛书，其中有农村的、小县城里的待业青年。一个在河南荥阳监狱里的青年也向徐福生写信求助，这让徐福生感触颇深。想念书，这可是好事，可当时编辑自己手里也没书，徐福生为了满足这位青年的要求，就把手边的一套样书送给了他。他感慨地说：“如果送套书能够激励一个人，也算是我们做编辑的一个责任吧。”
由于这套丛书实在太热门，当时在上海已经供不应求，许多人在新华书店门口通宵排队，往往是书刚一上架转眼就被抢购一空。一时间洛阳纸贵，新华书店门口甚至出现了“黄牛”倒买倒卖的现象。
成考生必备法宝
1978年安徽省阜阳市高考成绩公布了，在4000多名当地参加高考的知青中，名列前茅的4个人成绩都超过了400分，他们都是上海知青。其中的高考状元王东风和排名第四的万曼影是一对恋人，如今他们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夫妻教授。
当年只有初中文化学历的王东风和万曼影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的消息，在安徽当地炸开了锅，人们将功劳归结于一套上海出版的高考复习宝典———《数理化自学丛书》。
同样关心恢复高考这件大事的还有如今是上海新闻出版局局长的焦扬。上世纪70年代她作为一名知识青年在山东农村务农，后来被抽调到山东省知识青年办公室做了知青小报的编辑。当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焦扬的心情五味陈杂：“高兴有之，兴奋有之，但是也有恐慌和不安，因为我们的知识太少。”
当时和焦扬有同样心情的是整整一代人。“文革”十年，他们的学业被中断了，他们离开课堂时间太久了，现在要考大学，怎么复习，复习材料呢？这对于今天的高考生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历史就是这样。一群原本在田间劳作，在工厂做工的青年人，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连中学都没有好好上过，如今突然有机会考大学了，心里当然会发慌。也就在这个时候，焦扬听朋友说上海有一套特别好的书叫《数理化自学丛书》，对复习迎考很有帮助，“不需要老师，你只要自己看，认真地看，认真地做完它所有的习题你就可以参加高考。”这下把焦扬他们的心思都说活了，于是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立即托亲戚，托朋友四处去寻觅。
不久，远在山东插队的焦扬和在安徽的万曼影都托朋友买到了这套《数理化自学丛书》。不过，收到丛书之后，两个人不是兴奋，而是都懵了———“一捆书，一看昏了。”
焦扬开始一本一本啃，一道题一道题做。虽然没有老师讲解，但只要按照书中的步骤，就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和理解。焦扬说，“好像有一个老师带着你一步一步由浅入深地步入知识的殿堂，一直深入到它核心灵魂所在的地方，帮我们打开一扇窗、一扇门，让我们一点一点地接触知识、接触真理。”
而万曼影除了有《数理化自学丛书》外，还有一个“私人家教”，那就是她的恋人王东风。当时，王东风因为家里有事回了上海，全身心地复习《数理化自学丛书》。两人频繁通信，“情书”上写的内容几乎全是学习的心得和复习的要点。
最终在这个“不露面老师”的指导下，万曼影与王东风双双以400分以上的优异成绩考入了上海交大，而焦扬也收到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录取通知书。
当年几乎所有的考生都没有经过中学阶段的系统学习，更没有什么高考补习班来指导和帮助考生们复习迎考。然而这套系统性的自学类丛书，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起到了特殊性的作用。它就像知识的阶梯，引领着当年高考的知青一步步走向大学的校门；也像一块敲门砖，叩响了命运之门。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几届考生中，很多知识青年都把这套《数理化自学丛书》作为考上大学的一件必备法宝。
掀起读书热潮
当年上海的这家印刷厂车间成为了全社会的一个风向标，“春江水暖鸭先知”，印刷厂的工人师傅们强烈地感受到，一个“读书无用论”的荒唐年代已经结束了，由恢复高考而引领的全社会读书热潮正在扑面而来。
1977年恢复高考引发了全社会的读书热，很多青年人的求知欲、读书欲被唤醒，被激活。这是恢复高考后上海图书馆门口的历史影像：一大清早，图书馆还没有开门，青年人就已经在门口排起了长队。
上海图书馆的老员工们至今还记得当年图书馆开门营业时的盛况。每天早上，上海图书馆门口6点多就开始排队了，到了开门时间，读者像潮水一样涌入。挤进图书馆的人基本就不出去了，一旦出去你的位置也就没了。令老员工至今印象最深的是，涌入的人群竟然把门玻璃给挤碎了。
“那是英国人建造的房子，门很厚的，玻璃也是很厚的，要把那个玻璃挤碎的话不是一两个人能做到的。”开铁门的工作人员被挤到了门边贴在了铁门上，只得大声提醒：“轻一点，轻一点，不要受伤！”
众多读者在图书馆里废寝忘食地看书学习，他们中为数不少的人在做《数理化自学丛书》中的习题。据曾任上海图书馆阅览组组长的老职员回忆：“当时最热门的一套书就是《数理化自学丛书》，原先我们约有十套，后来一看不行，满足不了这么多读者的需要，就和新华书店商量，最后得到了新华书店的支持，增加了几十套。”
许多读者早上进来，带几个大饼，图书馆里有开水供应，一直到晚上图书馆关门再出去。因为人太多，所以窗台上也坐满了人，许多人连窗台位置也坐不上，只能坐在地板上，甚至室外的阳台上。当年有一句非常激励人的口号，就是“要把‘文革’十年所失去的时间给补回来”。这壮观的读书场面，离“读书无用论”被叫停才只有几年的时间，这也印证了恩格斯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有人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少有的一场读书热潮。在这场全社会的读书热潮中，上海的一位摄影师从1978年开始一直拍到1985年，花了7年时间，用心拍下了青年人专心读书的很多精彩瞬间。这些照片不仅留下了一个时代的历史影像，也是这一特殊年代的历史见证。而当年朗朗的读书声，无疑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前奏曲，让人们看到了我们民族的希望。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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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8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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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8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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