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视角] 一场没有答案的赌局 （外一篇）

艾木地

 

　一场没有答案的赌局

 

      我不知道能不能在这个“拼爹年代”里坚持到底，是给女儿一个完整的童年，寄望于未来的社会有所改变，还是应当顺应潮流，为了孩子倾尽所有？

 

　　少得可怜的优势

 

　　一周前，女儿刚刚拍了两周岁照片，眼下这些照片还静静地躺在我的电脑硬盘里，和做成“10寸水晶”摆在电视柜上方的满月照、周岁照相比，这次的照片大概只能被冲洗成7寸照片塞进宜家相框了。我和先生没有为拍照花钱找工作室，而是请了一位喜爱摄影的朋友来为她拍摄，那部佳能450D虽然是几年前的机器，还是比我们的傻瓜机高出一个段数。

 

　　再没有什么比抚养一个孩子长大更能让人感到时光流逝了。家里既无常住长辈，也无保姆外援，只靠我和先生两个人把女儿带大，辛苦自不必说，但也正因此，让我没有错过女儿成长的每一个瞬间。我俩对女儿的态度基本是放羊式，她从未上过任何早教课和亲子班，每天去两次家附近的公园，在那里游荡近4小时。随着夏天来临，她的日程表马上会变成3次和5小时。我总觉得孩子应该多待在户外，而不是在空调房里接受各种大同小异的课程，iPad上的程序设计得再出色，能够代替真实的大自然和小伙伴吗？女儿从小语言能力发育早，1岁刚过就能对着杂志封面上的柳传志喊爷爷，但是运动神经并不发达，直到会走路以后才学会爬，至今上了蹦床还不会双脚离地跃起。我们有时也“怒其不争”，但并不紧张，反正该会的迟早都能学会。

 

　　每个孩子一出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各种比较，从身高、体重开始，到吃多少奶、睡多少觉，再到多大会走、能说多少话，直到将来上什么学校，做什么工作，拿多少薪水。她迟早会面对这一切，一个全面竞争却又规则混乱的残酷社会。生在一个普通工薪家庭，我们能给她的先天优势少得可怜，我们能给她的自由恐怕也延续不了多久，顺其自然的心态或许能给女儿一个完整的童年，但能给她往后的人生物质保证吗？这就像一场赌局，不过赌注越来越量化而清晰，父母的身家地位将影响，甚至将决定孩子的人生。更让我担心的是，即使我们像其他人一样倾尽所有的培养她，女儿能理解并承受这一切吗？有时我甚至希望她慢些长大，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段难得的毫无负担的时光，晚些面对残酷的竞争。

 

　　“输在起跑线上”？

 

　　一年前，我们从北京西边搬到了东边的新家，选择这里的重要理由是，步行5分钟的路程内就有一所小学和一所幼儿园，尽管那是一所很一般的小学，幼儿园虽然打着“蓝天”的旗号，却是和外面合办的私立分校。我和先生都是懒人，更不愿意让孩子从小就奔波在上学路上，离家近是我们看重学校的第一要素。本以为这一步棋走下去，至少10年内不用担心孩子的教育问题，可后来才发现，我把局面想得太简单了。

 

　　最近一次公园“亲子团”的讨论中，其他家长得知我还没为女儿去幼儿园排队都觉得不可思议，其中一位告诫我，不仅要排队而且要多去几家。“现在抢手的幼儿园连上亲子班的孩子都不保证能入园呢，你们还不抓紧！”我们所在的小区由于新建成不久，附近并无一所对口的公立幼儿园，离我家车程20分钟的范围内倒是有不下5所小有名气的私立幼儿园，每月最低花费也要4000元，有的以钢琴教育闻名，有的以潜能开发著称，入学考试不仅考孩子，还要面试家长两轮，在我看来简直匪夷所思。我的一位中学同学由于户籍还在老城区，孩子幸运“划片儿”进了一所著名的公立幼儿园，她转述那所幼儿园早晨的盛况给我听：“有多少好车就不说了，连送孩子的老人一身穿戴都是‘驴牌儿’，而且绝对正品。”

 

　　这样看来，注定进不了名校的我女儿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不知道是谁的发明，好像人的一辈子真有那么一条线，大家各就各位只等着一声枪响，可实际上呢？尽管我女儿只有两岁，可周围的朋友圈中已经有人认真考虑购买学区房了。我的一位表姐，早在四五年前就斥巨资在中关村某知名小学附近买下一套一居室，每平方米两万多元的单价在当时几乎是天价。如今离小升初还有几年，她已经面临又一次选择，是继续在中关村一带寻觅中学，还是转而在其他名校周边买房？抛开高得离谱的房价不说，政策的多变和不可预知都在加大选择的难度。

 

　　要逃开这一切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的一位朋友曾认真考虑过去美国生孩子，但最终还是作罢，她打听过了，北京的国际学校不接收父母双方都是中国籍的“美国孩子”。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是去香港生孩子，但除了可以多生一个孩子，香港身份证并没有带给父母多少便利，反而要多负担不少费用。我的同学中也有几位选择了移民美国和澳大利亚，大家听到的第一反应是“孩子不用受罪了”，甚至有媒体对此冠以新一代移民潮，按照他们的说法，今天中国的年轻一代已经不再为财富或者事业移民，子女的教育问题成了首要原因。在国外，学生就是学生，老师就是老师，而在中国，家长既做学生又要做老师。

 

　　我们能给孩子留下什么

 

　　我的先生很难理解，北京的年轻父母们为什么对孩子的教育如此纠结。在安徽南部乡村长大的他在祠堂完成了启蒙教育，他就读的那所镇中学当年考上高中的只有1/10，并不完全是因为成绩。“那时候中专的录取分数比高中还要高，读了中专就意味着能马上工作赚钱。”高考前一天，父亲给他的减压语录是：“没事，家里你的锄头都准备好了，考不上就回家种田。”他后来和我进了同一所大学，而他那些在老家的同学们过得并不差，有一次我们在机场登机口还巧遇他的一位中学同学——没有上过大学，如今在一家规模中等的民营企业做高管。其实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早就不止上大学这一条路了，但对于大多数没有更多办法的父母来说，依然只能寄希望于文凭这块敲门砖，即使许多时候文凭只是“陪太子读书”。

 

　　我的童年时代曾经短暂学过一段钢琴，当年和我一起学琴的两个同伴是我母亲朋友的孩子，她们的母亲有点像今天的“虎妈”，是那种会在一旁守着孩子练琴，甚至会打手板来惩罚孩子的不专心，所以我这两个同伴坚持学琴的时间比我长得多。但遗憾的是，她们不但没有成为职业音乐家，甚至也没有保留钢琴作为爱好。其中一个在不久前生下了孩子，她告诉我已经很久没摸琴了；另一个早就离开北京去了广州求学，并没有带走她的钢琴。但我依然准备让女儿学习钢琴，如果她有兴趣，我不介意陪她练琴，尽管我不指望她成为又一个郎朗。

 

　　如果我们按照统一模式来训练女儿，让她从小在奥数、英语和钢琴班里度过童年和少年时光，会得到什么结果？无论她有没有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她都可能抱怨我们让她失去了应有的人生，或是从此成为一个枯燥、乏味、毫无生活情趣的人。如果我的内心足够强大，能够一直对抗社会潮流让女儿自由自在地成长，她是否有能力面对长大后的现实社会，会不会怨我们没有为她全身心地付出？看起来这是个无解的题目，也是个两难的赌局，无论在哪一边下注都注定要面对风险。我最大的希望是，女儿长大后这个社会能有所改变，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自己，而不是父母或者外界所要求的那样。我的MSN昵称已经一年没有改过了，在女儿天真的笑脸旁我轻声说：“陪你走过美好未来。”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作者 朱舸

 

艾木地

 

《钢的琴》：不该被忽略和忘记的人

 

 

电影《钢的琴》讲述的是，男主角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在国企转制的年代下了岗。妻子改嫁富裕商人，陈桂林独立抚养女儿。这个会拉手风琴的中年人和几个老工人又一起组成了一支小乐队，专门做婚丧嫁娶的生意。

 

生活本来就这样凑合着过下去，可正在读小学的又极其喜爱弹钢琴的女儿提出要求，父母谁能送给她一架钢琴，她就和谁生活。穷困潦倒的陈桂林拿不出这笔“巨款”，便忽悠了曾经是工友、，如今分别是女歌手、全职混混、退役小偷、落魄大哥、退休工程师和猪肉贩子的几个人，硬生生地在已经废弃的车间，用钢造出了一架“钢的琴”。

 

该片导演张猛出生在辽宁铁岭的一个工厂大院，家族里有7个人曾分别在辽钢和铁西铸造厂工作过。

 

辽宁曾是一五规划的“重中之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沈阳发育得最为完备。苏联式规划不仅是大型工厂，还包括大片苏式工人村。一条铁路标识着沈阳普通生活区和工厂区的界限，铁路以西便是著名的铁西区。苏联援建的“156”工程，铁西占了3家。

 

张猛记得，在那些砖红色外墙的3层小楼周边，配套建设有学校、电影院、照相馆、副食品商店、浴池和街心花园，“那时的工人村，真是不得了”。

 

在张猛的记忆中，铁西区工人的好时光大概从1985年就开始走下坡路，那一年，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为了提高效率，国企开始着手将冗余人员从原有岗位撤换掉。曾经一家几代人接班上岗的工人们，第一次发现自己手里的“铁饭碗”也有可能轻而易举地被人夺走。

 

《钢的琴》背后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张猛明白，镜头里这些下岗工人曾经密布在自己的周围，可是如今，他们“早已不是生活的主流了”。

 

2004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些学者前往辽宁、吉林省就下岗职工的社保问题进行调研，郭于华教授是其中一员。今天再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她仍然记得笼罩在工厂区里那种“无望的气氛”。

 

那年，曾风光一时的长春拖拉机厂已经衰败。一位退休职工给市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称，下岗职工能够就业解决问题的仅占其人数的20%，退养职工每月只能领到176元，退休职工虽有“保命钱”，却要兼顾下岗的儿女和上学的孙辈。甚至，“由于生活极为艰难，职工家庭纠纷增多，离婚率不断上升，严重的是自1998年以来因为生活困难而服毒、跳楼、卧轨、自缢、拒医而亡的不正常死亡事件时有发生”。

 

在这座人们曾经挤破头想要进来的工厂，一名当时44岁的工人与妻子每天的饭钱不到5元，“每顿两个馒头，吃点自己腌的咸菜”。

 

根据对辽、吉两地所进行的详细的田野调查，清华大学课题组最终于2010年出版了名为《制度实践与目标群体》的学术著作。书中引用官方数据称，1998年至2003年，国有企业累计下岗职工人数，高达2818万。

 

中国经济学界没有再持续关注这个群体。张猛想做的，是以电影的方式重现那个年代，“讲一个亲情外壳下，失落的阶级的故事”。

 

在夏夜沈阳的酒桌上，一个48 岁的企业家拍着张猛的肩膀说：“开始我没想到我能爱看这片子，可是结果，我看了两遍，太现实了。”

 

与这座城市里的很多中年人一样。他曾经也是一名工人。然后，“咔嚓一下，下岗了”。“你问我那时的人什么感觉？”企业家突然放下酒杯，“突然感到没有组织了，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人们在这个酒桌上想起了十几年前的故事。同在一个厂子的一家成年人全部下岗，年幼的女儿吵着想吃块肉，健壮的父亲想不出一点办法，他磨蹭到猪肉档的前面，狠狠地拽下来一块肉，撒腿就跑。最终他被警察逮捕，入狱改造。

 

这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故事，那只是当时2818万下岗工人中极其普通的一个父亲。并没有人愿意来记录这些事情，评论者发现，有人在写更为遥远的知青史，却很少有人愿意向10年前回头，看看曾经的下岗工人。郭于华察觉到，当时社会上甚至存在着“把这茬人耗过去就算了”的心理。“这些人为整个社会承担了代价，有些遗憾现在已经无法弥补，那就更不应该被忽略和忘记。”她一字一句地说道。

 

 

——摘自《中国青年报》作者 赵涵漠

 

狄德罗二世

 

      第一篇,家长们赌什么?要赌就是想赢,能清楚的知道能赢得什么,就可以去赌一赌,不然劳神费力,得不尝失.

      第二篇,我是从企业中出来的,产权属国家或集体的企业是适应不了市场经济的,出局是迟早的事;只是原企业的遗留资产应向全民有个清楚的交待,下岗了的人员心中的恕气才会少些;财政收入增加了也应多发点养老费.

楚风

    多年来，我们在理论宣传上有个误区，就是把国营和集体都说成是公有制。现在看来，其实不是。如果是真正公有的话，那么企业所有资产、盈亏都与每一个企业员工息息相关，都有一个内部分配问题，事实不是这样。企业垮了，普通员工弄点钱打发了——归根结底，还是雇用关系。股份制（只要不是变味的）倒是真正的公有，劳动者对于生产资料和分配没有任何的支配权就只能是雇用。

    所谓“全民所有”，看来只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