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 37# 潇雨
“小罗卜头”知青
前年,潇雨在湖知网上贴出文章<<一张老照片>>和老照片一张,当时我确实兴奋了一阵,作为老照片上的一员,能欣赏到自己四十多年前的尊容,真是太不容易了。然而,老照片更多的是让我一阵又一阵地伤感和悲痛,因为,我又看到 “小罗卜头”了。>>
照片中,坐在前排中间的小孩,就是 “小罗卜头”,名叫胡国元,65年小学刚毕业,未满13岁,就随着 “上山下乡”的洪流,当上了知青。>>
记得65年11月17日下午,我在家收拾第二天出发 “上山下乡”的行李,一名四十岁左右,面容清秀,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神情凝重地牵着一个孩子走了进来,他自我介绍,姓胡叫胡超凡,大学毕业,是一个工厂的工程师。旁边非常瘦弱,身高大约1.3米左右,明显营养不良的孩子叫胡国元,是他唯一的儿子。我非常纳闷,半天没有反应过来,不知究竟找我有什么事。之后,他絮絮叨叨摸着孩子的头对我说: 小国元四岁时他母亲就因病逝世了,孩子身体不好,经常病,我是又当爹又当妈,拉扯着养活他。我是一个不太能干的人,工作和家务压力实在累得我喘不过气来,孩子七岁时,经别人介绍,找了一个精明能干的女人结了婚。第二年,我们生了个女孩,开始时,一家人的关系还算融洽,三年后,家庭矛盾显露出来,特别是她和国元之间的矛盾日趋恶化,每天对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横竖都不顺眼,不是打就是骂,经常不给他饭吃,造成孩子多次离家出走,生死不明。每次我找到儿子后,父子都要抱头痛哭一场,我思念死去的妻子,悔恨续讨的女人,儿子想念慈爱的母亲,诅咒眼前恶毒的继母,那情那景,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答。这样的家庭生活一天也过不下去了,而懦弱的我,对付这强悍的女人一点办法都没有。国元今年小学已毕业,迫于无奈的我想到了 “上山下乡”, 给儿子一条出路,远离这个家庭,于是我给他报了名。明天你们就要走了,今天我带着他来找你,知道你比他大三、四岁,象一个好兄长,我就把国元委托给你,希望你好好的照顾他,象自己的弟弟一样照顾他,我会永远感激你的。说着他拖过孩子,叫他跪在我面前。我蒙了,一把拖起孩子,咆哮着说: “他还是个细伢子呀!! ‘上山下乡’是去干农业劳动,是非常非常艰苦的重体力活,他这病怏怏的样子,怎么吃得消呀?况且,环境恶劣,前途未卜,他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承受得了吗? 你一个做父亲的人,怎么这样狠心呀!”。 他痛苦的望着我,两行泪水从无奈的眼睛里涌了出来,没有作半点声,很久很久才叹了一口气,说: “我没办法呀! 孩子走自己的路去吧。”说着,从破旧的上衣口袋内,掏出二十元钱双手举着,对我说: “这是我的全部积蓄,都给国元吧!孩子还小,交给他,我不放心。交给你吧,请你保管,支配他用,谢谢。” 我含着泪水接过这二十元钱,我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二十元钱,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寄托、沉甸甸的信赖和期望呀!! 我没有过多的承诺,过多的保证,望着眼前饱经生活蹂躏的中年男子,似乎看到了他沧桑、坎坷、痛苦和无奈的心,我只得深情地点了点头。>>
公元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一行十二人,年龄最小的不满十三岁,最大的不满十七岁,这群共和国下长大的孩子,激情澎湃地唱着歌,懵懵懂懂地来到大围山。天是那么的蓝,山是那么的高,青山绿水间一条鹅卵石铺就的小路,带着我们翻过一山又一山( 20多公里没有公路),来到山窝窝里的几间房子,这就是白沙公社泉丰大队坑口生产队,我们要奋斗、要生活、要挣扎的地方。>>
我们知青组六男六女十二人,十一人都是文艺路办事处所属各街道的,唯有胡国元家住北门营盘街,属北区,不知道是通过什么关系到了东区,和我们走到一起来了。下乡前,十二人谁也不认识谁,到知青点的第一天晚上,大家坐在一起,各自介绍自己,唯有胡国元躲在我的身后,害羞不敢露面,大家都感到惊讶,都以为是我弟弟送哥哥下乡来玩的,我一把拖出小国元,给大家介绍,只见他蓬松着的头发和脸一样腊黄腊黄,刮瘦的脸上一双眼晴显得特别的大,他迷茫地望着大家,象是刚从牢里放出来的犯人一样拘谨、羞涩和害怕。这时不知是谁开玩笑似的说: “是从重庆来的 ‘小罗卜头’啵?” 从此 “ 小罗卜头”就这样叫开,渐渐连他的大名都不知道了, “小罗卜头”就因年龄小而在公社范围内的知青中谁都认识、知道。>>
下乡两个月后,临近春节。 激情,好奇,好玩的情绪平静下来的我们,接踵而来是要面对的残酷现实:我们知青那翻修后仍破烂的房屋是生产队从牛栏 屋间隔出来的,窗外仍住着四条大水牛,难闻的牛屎臭气,一天到晚弥漫在房间内,男孩还无所谓,女孩爱美,走在外面,一身都是牛屎气,大有无地自容之感。¸更现实的是,一清早起来,就面临无柴米油盐,无荤菜,小菜的生存问题。冬季天寒地冻,无法出集体工,呆在家里,精神特别的孤独、无聊,想家的情绪象传染病一样,迅速在我们之间传播。 特别是年龄最小的小罗卜头,虽然没有家庭的温暖和关怀,但他喜欢长沙,习惯长沙那样的城市生活,想念长沙那群无拘无束的小伙伴。更忍受不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枯燥无味的精神折磨。
一天清晨,下着雨,又是一个无法出工的日子,我睡眼惺忪地望了一下窗外,又爬到床上闷头睡懒觉去了。不知过了多少时间 (知青谁也没有钟,没有表,是没有时间概念的),我被饥饿和寒冷闹醒了,我瞟了一下对门小罗卜头的床,发现他被褥已折好,早已起床了,并没介意什么。又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似乎发现有什么不对,平常小罗卜头是最能睡的,不到自然醒是不会翻边的,今天是怎么回事呢? 有事,到哪里去,也会和我打一声招呼呀! 我爬起来,喊起其他知青,他们都说不知道,我说: “快! 我们上街去寻一下看看。”我们急急忙忙煮了几个红薯,吃了,算是解决了早中餐。走七里山路,来到白沙小镇,说是镇,其实就两条小街,因为是公社所在地,没事,知青都喜欢到这里玩,大家坐在白沙桥的桥头,聚会交友,谈天说地,就算是一种享受了。我们把整个小镇寻了个遍,没有发现小罗卜头的踪影。一直找到天黑也没发现他。我有点着急了,但又猜想可能是上别的知青组玩去了。第二天,我和其它几个知青,冒雨走了二十几里路,跑到东门汽车站,问站长是否看到类似的知青搭车往浏阳。站长说没有,这下我认为事情严重了。想打电话给他爸爸,也不知道电话号码。一个星期后,实在没办法了,我回到长沙,好不容易找到他家,想不到,小罗卜头却安然地躺在床上睡觉,这下我才放心了。他父亲告诉我: “他还是年龄小,到乡下特别不安心,这回一冒向队上请假,二冒和你们打一声招呼,因没钱搭车,一个人冒雨整整走了四天,晚上怎么睡的,路上吃什么,他一直不肯说,只看到脚打满了血泡,象一个叫化子一样,昨晚十二点多钟敲门回家,一进门抱着我失声痛哭,我真心寒呀!” 我没有作半句声,不知是我能力小还是没有尽到责任,反正让这么小的孩子吃了这么大的苦,至今我都深深地感到愧疚。
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知青在农村呆不下去了,都回到了长沙,靠父母养着。
1968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席一声最高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 把自己初中、高中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中国的大地上,又掀起了更大规模的 “上山下乡”运动。 69年初,我们又回到生产队。小罗卜头似乎也成熟了许多,他每天老老实实和贫下中农一起出工, 虚心向他们学习,不久就学会了犁田、耙田、插田等全套农业活,受到大家一致好评。
69年底,天气特别寒冷,一天,下着蒙蒙细雨,小罗卜头穿着蓑衣,在翻车坳大路边的冷浸田里挖禾兜,只见他敲开田里的薄冰,挥舞锄头,单瘦矮小的身板使得蓑衣在泥土里拖来拖去,特别的费劲。临近中午,大路上走来两个工人模样的城里人,用长沙话向小罗卜头问路,小罗卜头摘下头上的斗笠,用长沙话回答着,此时两人很好奇,问: “天这么冷,你一个小孩怎么还下田做事罗?” 小罗卜头回答: “我是长沙来的知青,家里生活困难,我要多挣工分,争取养活自己。”两人点点头,赞许的说: “你能上来,我们谈谈好吗?”小罗卜头上来,脱下蓑衣,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这时,两人争着脱下棉袄给他披上,三人便在路边的石头上攀谈起来。原来,此二人是湘谭钢厂来浏阳招工的负责人,恻隐之心逐使他们对小罗卜头产生了巨大的同情,说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招走。70年初,此二人带着一套小号绿色军装,亲自来到我们知青组,给小罗卜头穿上说: “你确实太可怜了,我们想办法已把你招到湘钢消防大队了,军事化的管理,这样你吃饭穿衣的问题就都解决了。今天我们是来接你的。”此时,小罗卜头早已泪流满面,双脚跪在恩人面前,没有说出半句话。知青组也一片欢腾,大家都为小罗卜头高兴,也为世上有如此好的好人而感激。
此后的几年,小罗卜头都会穿着军装,英姿飒爽地来知青组来看望我们这些哥哥姐姐们。我们也为他骄傲着。
73年以后,知青组成员,通过各种途径,陆陆续续都走了。再之后为各人的生计,婚姻,生儿育女都各忙各的,很少联系。远在湘谭的小罗卜头,联系就更少了。
直到2008年,偶尔碰到湘钢的一位知青朋友,我立马打听小罗卜头的消息,他矜持了一阵,说: “他死了。”我蒙了,简直不敢相信他的话。他继续说: “ 他在消防队干了将近十年,后退伍安排到湘钢汽车队开大货车。90年,在一次往醴陵拉货途中出了车祸,后被安排到车队修理班工作。99年发现肝癌,2000年医治无效死亡。”走了,小罗卜头就这样永远地走了。
看到今天十二、三岁的独生子们,我早就想写一篇类似怀念的文字,但总觉得有股什么东西拱噎在心头,始终无法动笔。抚今追昔,看着老照片,打量着小罗卜头那稚嫩的脸庞,感叹这阳间世界的冷暖炎凉啊,怎么这样容易就消逝殆尽了呢? 我真的没有什么说了。 珍惜今天吧! 好好地活着, 以此来告慰天堂里永远稚嫩的 “小罗卜头”。
谨以此文献给逝世十周年的小罗卜头!
小罗卜头,我们永远想念着你!!
2010.7.10
我是流着眼泪看完此篇文章的,所以今日把原文贴出来请朋友们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