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老兵陈鹤尧的故事【知青公共频道 黄埔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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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老兵陈鹤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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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陈鹤尧，生于民国六年农历六月一十七日，现年90岁，住潭市镇西田村10组。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父亲挺身而出，应征抗战入伍，上海淞沪抗战时在国民革命军工兵第一团团长马崇六属下的一个营里任班长，多次参与对抗日寇作战。

1941年，父亲在江西吉安国军军事学校毕业调查处军官总队13中队受训毕业。同年加入国民党组织，党证号：军競字22713。这年25岁，入党地点：吉安。军校毕业后，任第41补训处第2团中尉连副。(补训处处长唐光乔)，后调任部队番号为浙江兰嘉师管区第二团15连连长及兰嘉师管区上尉附员 (兰嘉师管区司令赵煜)。

父亲奉令率连队从浙江撤退至江西时，途中多次与日寇遭遇作战，战斗异常惨烈。日寇前堵后追，父亲率连队与之巧妙周旋；从而基本上保住了这支国防部队的力量，完成了千里转战终于到达了集结目的地。

民国36年，父亲在南岳第27军军官总队第5大队退役，退役证号：除丙字007552。(总队长：蒋伏生)

退役回家后务农，土改时划为中农成分，镇反运动时，由于民众对父亲口碑极好，才侥幸躲过了杀戮之劫。

不久，父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接受监督改造，捆绑批斗，劫难中留一条残命，至1984年才被摘帽。

2007年5月18日父亲高血压中风几天后住进了东山医院，生命弥留之际，他总结自己的前半生，认为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中华民族，热血青年时期，与日寇浴血奋战，反而认为是“反革命”，这是极不公正的，死也不会瞑目。

弥留之日屈指可数，父亲特向统战部提出2点请求：

1、给自己的抗战历史平反，而不是摘帽。因为摘帽只是证明摘帽后不属于阶级敌人了，“摘帽”一词反而认为自己的抗日历史是属于反革命的定性是正确的。父亲打的是日寇，没有与共产党放过一枪，何“反”之有？难道去当汉奸反而是革命者吗？

2、生命垂危，正在抢救治疗，希望能得到一定的医疗救助，哪怕是一分钱，也体现党和政府对一个抗战老兵的关怀。

1949年秋，国民党军事机构曾动员父亲随军撤退去台湾，父亲对新政权充满希望，毅然地选择留在家乡。

幸存的抗战老兵屈指可数，象父新这样的连长级以上的抗战老兵更是寥寥无几了，希望上级领导对父亲这样一个抗日老兵的基本人权要求给予重视解决，再莫让他带着伤痕累累的遗憾进入另一个世界。
此致

敬礼

抗日老兵陈鹤尧的儿子 陈华

2007年5月25日凌晨于东山医院父亲病床旁

　　二

5月25日，星期五，我揣着这份报告早早地来到了湘乡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办公室。这个地方早20年前我就来过，要求为父亲落实政策，同时享受生活补助待遇。但统战部的人答复过我陈鹤尧不是起义投诚军官，故无法得到什么待遇。

今天，接待我的是一位副部长，看完报告后问你父亲的摘帽证呢？我说根本就没有发下来过什么“摘帽证”，只是让人转话传达对父亲说你以后不要去开斗争大会了，也不管制你们这些人了!我对副部长说：“当时那些极左干部们的心态是极不平衡的，一夜之间突然不能对这些‘五类分子’捆打批斗了，不能当大人老子了，就是有个摘帽证也不会发给他的!”副部长默然无语，隔一会儿突然说：“现在不是没被管制了么，摘帽与平反不是一个意思吗!”我说：“摘帽与平反绝对不是一个意思，父亲恰恰对此耿耿于怀，正在病床上翘首相盼希望能有一个准确的答复，我这就去回复他老人家。”这时进来一位女性主任，副部长让她看了报告，这位女主任一锤定音，说：“上面没有明文规定，这事我们不能办!”

我茫然地走向去医院的大街路上。父亲虽然神志清楚，但左手左腿一边瘫痪，大小便失禁，我得尽人子之责赶去服侍他老人家。

父亲17岁参军，军旅生涯12年，大部分时间从抗战中度过。他在东山医院住了8天7夜，有一晚他从昏迷中醒来，突然对日夜守在病床边的我说，抗战开始时，他随部队调到河北参加了沧州战役，那一仗打得很惨。正当我想详细询问沧州战役的情况时，他又昏迷了，由于病情的加重，我只好把他接回老家，6月11日19时45分父亲与世长辞。对于父亲参加沧州战役的经过，我一直没有机会问个明白，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父亲这次住医院，他告诉我说是平生第二次。第一次是在江苏昆山时得了比疟疾还厉害的一种病，部队送他到苏州住进了一家法国人经办的救济医院，大约住了一个半月。法国人医术不错，居然把他从霍乱的死亡线上救了出来。

　　三

每当在病床上看着父亲，我就回忆起他老人家的许多往事来。

那时我还小，睡到半夜，时常有许多拿着步枪和梭标的民兵闯进我家住的低矮的草棚里，翻箱倒柜一阵后，就喝令父亲跪着，拿一根带来的棕绳将父亲五花大绑地押走了。母亲怕我吓着，小声告诉我，明天又要开斗争大会和游行了，或是在大队去斗，或是在公社去斗，或是在学校去斗，或是被赶往别的公社和大队轮流去斗。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见父亲在家中唯一的一张方饭桌上扎篾条笼子，圆锥型的，三尺多高，父亲在上面糊上报纸，拿我书包里的毛笔写上“历史反革命陈鹤尧”，在“陈鹤尧”三字上还要打上一个大“×”。我知道这就是高帽子。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统称为牛鬼蛇神，这些被打入人间地狱的监督管制分子，命运比一条狗还不如，经常性地把他们五花大绑地拿绳子一个挨一个地牵着去斗争，去游行。胸前还要挂着黑牌子，头顶上顶着自制的高帽子，如果高帽子做得矮些的，在斗争时额外又要接受一阵紧索和拶打，游行时还要遭受一些围观的人一阵石击和唾骂。父亲怕人斗争时说他不老实，故把高帽子做得高高的。

我在读小学五年级时，学校里把我们这些牛鬼蛇神的子女赶在一旁，那些成份好的子女每人发一个“毛泽东思想红小兵”的红袖章，我委屈得嚎啕大哭跑回家去，伏在土灶台上对着母亲和父亲伤心地大哭。这时候，父亲就抱住我叹着气，默默地抚摸着我的头。

过了三年，勒令我不准读书了，只好回生产队出工度日。父亲因为年龄大了，每天早上和下午在队里放牛，上午同样出工干活。双抢和晚稻收割时节，他就被安排去晒谷。队里还有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叫刘树仁，国军少尉排长，也参加过抗日战争，抗战时入伍，抗战胜利时退役。两人每天为队里翻晒几千斤稻谷，晒谷坪离保管室仓库有300米远，清早担出去翻晒，晚上手摇风车吹掉瘪谷子再担着一箩一箩塞进狭小的仓门里，通常要干到晚上21时后才能回家，而给他俩计的工分是成人的5.5折。政治的压迫、经济的剥削，无休止的肉体被打被斗，使他俩成了一种畸型的逆来顺受的绵羊性格。父亲60岁生日的那天清早，他去向政治指导员请假要求休息一天，不准。父亲可能认为自己60岁生日也不准假，争辩了几句，政治指导员伸出手掌去搧他耳光，我正在不远处的秧田里扯秧，冲上前去挡在中间，喝道：“他今天60岁生日，你打了他老子跟你拼了!”这一幕，在我的脑海里永远是那么深刻。

父亲为人忠厚老实，见识颇广，好读史书。父亲本身就是一部读不完的书，我从父亲的嘴里知道了土改和镇反运动中错杀滥杀的许多真相。土改对地主婆女人的摧残到了惨绝人寰的地步……父亲告诉我，1942年，国军军长彭锷将军出资买下我祖父在潭市下石湾街口的瓦屋场房地，解放时，彭军长去了台湾，他的亲妹妹彭福来被划为地主，冷天里斗争时，拿一个大扮桶盛满水，放入几条泥鳅，然后将她脱光身子扔进扮桶里去捉泥鳅，在一片“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中，享受着感官刺激的贫下中农们乐得哈哈大笑。父亲由于是中农成份，幸好在那时还没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我的母亲才避过了那场劫难。

四

终生正直俭朴永留典范，

一世忠厚为人顿失老成。

九旬享遐龄，经星物沧桑，历坎坷世路，佇看黄昏明夕，国盛家福娱晚景；

六月悲噩耗，望严颜缥渺，失典范手泽，痛思嘉言彝训，沐恩戴德垂终生。

这是在乡间一位熟知父亲的老先生为之写的一幅挽联。对于父亲，我认为是十分贴切的。

灵堂里，礼生在读家奠文时，挨着我跪着的妻子小声说膝盖跪得生痛，我说忍忍吧，这么一会儿也说痛，想想父亲在挨批斗时，常常一跪就是一个上午或一个晚上，而且被捆绑着，头上顶着高帽子，胸前挂着黑牌子，可父亲从没叫过一声痛……我说着，看着棺木前的父亲遗像，眼泪就忍不住掉了下来。

父亲在遭批斗时，大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对父亲特别憎恨，每次批斗发言后，总要怂恿积极骨干分子们去打父亲或紧一阵索。那时，我多次问过父母，这个人为什么对父亲这般狠，是不是有过什么仇隙？父母怎么也不说出来，为的是怕我惹下大祸，真说出去了，父亲的命也难保了。早几年，在我的不断追问下，父亲才向我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1944年底，日寇占领宝庆(邵阳)后，又大规模地进犯新化和安化县蓝田镇。于是，驻守在潭市前线的国军73军官兵奉令开赴蓝田狙击日寇。湘乡日寇趁机分兵两路向潭市进攻。1945年1月17日中午，其中的一路日军来到今西田村九组的瓦曹门，这是一户刘姓人家，家中的猪牛全被鬼子和汉奸杀死煮饭吃了，当时的儿童刘才方才6岁，一个鬼子从他项上取下银项圈，随手扔给一个汉奸接着。这时，刘才方的母亲认出了其中一个青年汉奸是熟人，就叫住了他。此人是今西全村三组杜家屋场人，叫张祝轩，小名满伢子。他见被人认了出来，就势说：“二婶子，请你告诉我堂客一声，我和×××还要出去好些时日。”这个×××后来就是上述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21日夜，73军大部队在潭市打击鬼子，即潮音阁战斗，这些人同着鬼子都撤退进了县城湘莲镇。此后，张祝轩失踪了，×××却完好无损地活至今日，还当了几十年的生产队和大队干部。

父亲是1946年夏从部队退役回家，1947年春在南岳办的退役手续。家乡当时正在大力抓捕和惩治汉奸，湘乡县国民政府还将黄惠臻、龙连斌、陈罗生等汉奸公审枪决了。潭台乡乡民代表会主席谢笏卿和乡长易坚衷、副乡长成炳南见父亲退役回家，要求协助乡政府抓抓惩治汉奸的工作或当当保长什么的。父亲是抗日军人，自然对汉奸十分憎恶，×××被父亲审问过多次，但他只承认被鬼子掳伕，痛哭流泪地倾诉受尽鬼子折磨，交待出在湘乡象他这样的人有2000多个。他家有一件鬼子的军衣，怎么来的，但巧妙地躲过了父亲的盘诘。父亲见没抓到什么重要证据，再没追究下去了。

从追查汉奸的过程中，父亲发现，东瀛倭寇漂洋过海进攻中国，而对每一处都了如指掌，比如进攻潭市走哪一个山冲或哪一个塅圫，都没走过半点弯路，这全是丧失民族气节的汉奸们引领所为。在进攻潭市之前，早就有一张无形的汉奸网为鬼子提供情报。这些充当汉奸和皇协军的湘乡人，除少数几个头目没有逃过历史惩罚外，其余在抗战胜利后，害怕清算，大都远走他乡，土改时又纷纷回家了，由于在外漂泊，大都贫穷，家徒四壁，按后来的阶级成份划分，属于“贫下中农”的无产阶级之类。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日本人来了，认为能进城谋个差事，混碗饭吃，反而认为是翻身出头之日了。有奶就是娘，加之日寇的利诱，每月发点饷钱，就拼命为日寇干事，跟着出去清乡，还抢捞点外快。这些汉奸们无恶不作，跟着烧杀掳掠，奸淫抢夺，1945年5月28日下午，日寇第二次进攻潭市时，18名鬼子成群地轮奸了一个年青女子时，其中就有2个为日寇带队说着湘乡土话的“二鬼子”参与了轮奸。国民政府花了大力气缉捕这些人时，大都闻风潜逃了。可当解放时，这些人也跟着解放了，大摇大摆地回来跟着斗地主分田地了，一个“穷”字成了他们的护身符，成了大红大紫的贫下中农，父亲这些人反而成了被革命的对象，踩入沟壑谷底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湘乡还出现过把抗日民族英雄潘才华、蒋水生枪毙的事件。潘、蒋在抗战时杀过鬼子汉奸，这些被杀的汉奸，其子女亲属成了贫下中农，土改时便大肆报复，说潘、蒋杀他们的汉奸父亲是 “杀害贫下中农”!甚至，大汉奸头子刘汉良被押至娄底被国民政府枪毙的事，也被他的大儿子在土改中提上议事日程，几乎被 “昭雪”。父亲经常对我说，土改时，有不少汉奸、流氓地痞和无知积极分子充斥其中，把中国优良传统文化推到了被毁灭的边缘，孔子的仁爱道德思想遭到了彻底的毁灭。

不无夸张地说，湘乡的抗战历史几乎是被人为地倒着去写的。真正的汉奸们反而大红大紫起来。

五

6月11日父亲去世后，第二天，湘乡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叶启福会长代表湘乡黄埔军校同学会专程赴潭市送了花圈，上写：

陈鹤尧同志千古

黄埔军校湘乡同学会敬献

黄埔军校湘乡同学会送的花圈，着实让我们全家人感动了一番。86岁的叶启福会长告诉我们，日寇的入侵，黄埔军校在广州无法办下去了，在全国设立了无数个分校，我父亲在江西吉安军官学校是属黄埔军校第三分校，培养的是抗日精英。

我家邻村西全村一组的王国英老人前来为我父亲吊唁，当他看到花圈上写的字，赶快向我追问叶会长是否走了。他是一个投诚起义的少尉军官，说现在政府每月只发给他83元的生活费，少了，想问问这方面的政策。我将他请到一个避静处，恳求说：“王老，您对张祝轩满伢子和×××的历史相当熟悉，又都是不太远的左邻右舍，请您告诉我，×××究竟是不是汉奸？”我这一问，把王国英老人吓了一跳，他说这人还在，爷老子千万别惹出什么祸来。我向他保证，我绝不会去惹他，我也没本事惹他什么，我只请求您告诉我他是？还是不是!王国英老人这才说：“是顺民，他和张家满伢子是真正的顺民!”

顺民是什么？这是潭市一带的说法，即为鬼子出力做事，刺探消息，或者煮饭带路，跟着烧杀打劫者；如果穿上一身鬼子发的制服，就叫为“二鬼子”了。潭市镇黄泥村的舒栋材老人赶来为父亲丧事当礼生，我不失时机地问了他关于顺民的事，他说，张祝轩满伢子这些人都是顺民，跟着日本人走，只是具体干了些什么就不清楚了。

我终于明白了，明白了父亲为什么至死时还耿耿于怀，一定要当今政府为他平反，他才咽得下这口恶气。确实，我也多次劝慰父亲想开点，一纸平反证有什么用？我还记起作家周业贵在书中“义重情深一纸轻”的话，请求父亲少去回忆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可是父亲越发执拗了，在东山医院病床上，非让我凌晨写好报告不可，当我写好大声念给他听时，父亲眼里还噙着泪花，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对得住人民和老百姓。”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然而父亲对自己在抗战时期的“历史反革命”根本无须去忏悔什么，他对我们兄弟姊妹的5个儿女说：“是我连累了你们的前程几十年，但我不能这么不清不白地死去!”至此，我算是彻底领悟了“死不瞑目”这个词的真正含义。父亲后面的话虽然没有明说出来，但我知道，父亲想在生前弄一张平反证，在他死后让我们告诉家乡的人，他是无辜的；同时也想告诉那些整他、欺侮过他的人：陈鹤尧不是孬种!这是父亲临死前的崇高境界的无奈追求。

几十年来，我亲眼看到父亲痛哭过三次。

第一次是在公共食堂时期，许多人饿死了，成批成批的饿死，绝户绝代的饿死，潭市人饿到了有几起吃人肉的现象。我和母亲差点在那场人祸灾难中饿死。一个清早，我亲眼看着我的奶奶饿死的惨象。父亲当时正被赶在棋梓桥水库工地上劳动改造，晚上他闻噩耗后请假赶回家，伏在奶奶遗体上哭得惊天恸地。

第二次是1972年9月30日早上，这个日子我记得非常清楚，父亲为生产队放牛迟迟没回家吃早饭，我只好去找他。在一个山墈边上，父亲坐在那里失声痛哭，我走拢去一问才明白了，原来清早在放牛时，远处山坡上的高音喇叭在播放中日联合公报，里面有中国宣布放弃接受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内容，父亲泪流满面地痛哭一阵后说：“我们白跟日本鬼子打了，白打了!”

这些年，我找了许多关于这方面内容的资料给父亲看。原来那年中日恢复邦交，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与外相太平正芳率领日本政府代表团访问北京，他们准备了4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主动提出要对在中国杀死的3500万人进行赔偿。9月26日，周恩来向毛泽东请求接受这笔赔款时，毛泽东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说：“要甚么战争赔款？日本人不侵略中国，我们早叫蒋介石吃掉了，我早就对日本公明党、社会党的朋友们讲了……”再接下来的话是中国人民的感情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过了两天在接见时，田中首相又表示深刻道歉，要进行战争赔偿，毛泽东再三表示：当年日本人不打到中国来，我们就不能坐到一起来了。

毛泽东确实说了大实话。当年，蒋介石与毛泽东各自都想借日本人之手吃掉对方。在电视剧《延安颂》中也承认，当日本人大举进攻国民党区域时，中共领袖们异常兴奋，说“日本人给老蒋一个冷屁股”。因此，无论日寇是进攻哪一方，中国内部一种幸灾乐祸的窝里斗劣根性心态也尽展其中，在世人面前却要装出大义凛然的嘴脸，这就是政治。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在主张抗日的同时需要养精蓄锐，需要为后来打倒蒋介石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后来的事实更证明，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是一种历史必然，这也是政治。但是，父亲作为一个正直的军人，他无法去帮衬什么人的伟大战略构想，他只知道与日本鬼子真刀实枪地干，多杀日寇是他们的骄傲，所以父亲到死时，怎么也弄不清自己杀鬼子反而是历史反革命？杀鬼子到底错在哪根神经上了!

在对待父亲这些人的抗战历史问题上，我似乎读懂了某些辩证法则，他们在抗日前线拼命杀敌，从某种意义说，是否对那种伟大战略构想起了不利因素的作用？比如后来在对待汉奸的问题上就可窥见一斑。

建国后30年来，阶级斗争越抓越严厉，甚至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的子女都不放过，在湖南道县，还对这些人实行全家毁灭屠杀，小到几岁的儿孙，一次性地就把全家老少共7000多人捆住赶入河中和大水库淹死，一些拒不下水的干脆就在岸上被杀死。这种大屠杀和抓阶级斗争，有最奇特的一点，就是对汉奸们不闻不问，从中央至地方，从没有过要对汉奸实行抓阶级斗争的一条。在对父亲的无休无止的批斗中，我家不远处的一个邻居刘云林实在看不下去了，悄悄对我说：“当年，你父亲如果没在国民党部队，而当的是顺民的话，他的前途会要好得多，你们这些子女的出路也会要好得多!”我反驳他，说父亲虽然站错了队而成了“反革命”，坑害了我们几代人，但总比当无耻汉奸后代好得多，况且父亲的“反革命”当年捧出的是一片爱国热情。当父亲知道了邻居这话时，果然十分生气，一天晚上，父亲在地坪边乘凉时对刘云林说：“我的这个连队在浙江往江西鹰潭的转移途中与鬼子遭遇拼刺刀，一个贵州籍的兵被鬼子挑破了肚子，肠子也流出来了，卫生兵为他包扎好抬上担架继续转移，鬼子在后面追，这个贵州兵为不给部队添负担，趁人不注意，在担架上拿出步枪顶住下颌，脚趾挑动扳机自杀。部队缺少医药，许多兵在这次在转移中患疟疾活活拖死在路上，我比起他们来要好上不知多少倍，至少，今天我还活着，我就不相信今生看不到还我清白的一天。跟你讲，我到死也要讨个清白。”

父亲一生爱憎分明，对极左错误路线他说是在把社会引向倒退；说到改革开放，父亲常常对人们说：“中国几千年的发展也比不上邓小平改革开放的20年，无论是思想文明建设还是经济建设!”

但是，当父亲看到关于中国劳工和各种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诉讼请求而判失败的报导时，父亲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日本政府愿意给你赔偿时你却宣布放弃接受，这是出卖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这个表态者如果是代表个人，那么一个强大的中国就应该为人民作主，宣布这种表态无效，理直气壮地要求日本政府重新审视对中国人民进行赔偿；如果这个表态者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这个代表国家的政府就有责任和义务对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寇杀死和伤害的人民进行代替赔偿。

父亲的这种“代替赔偿”观点在法理上是站得住脚的，一个真正负责任的政府是应该担当道义的，即使是自酿的苦酒也应该吞下去。这才叫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

父亲的第三次痛哭更使我刻骨铭心，将会伴随着走过我的一生。

六

湘乡市东山医院对父亲尽了最大的救护努力，还从湘潭请来胸脑血管专家来会诊。父亲毕竟年迈，非医药所能救。我怕父亲会死在医院里，只好将他接回老家潭市。在继续服侍他老人家的日日夜夜里，每当从昏迷中醒来他就问：“平反呢？给我平反呢！”

以后的每个日夜，父亲醒来就嚷这句“平反”的话，到了6月9日，他的这种叫嚷更加强烈起来。

我、哥哥、姐姐们都一筹莫展，我们拿什么去安慰父亲这一颗受伤的心呢。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父亲将会永远带着这种遗憾走向另一个世界。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来。

那天我从湘乡市统战部出来后，急着赶回医院，父亲就迫切地追问关于平反的事，我能说什么，只好说要等研究听候通知呢。

父亲越是迫切盼望，我就越苦恼。傍晚时分，我想找几十年的好友王柏松谈谈。说好友不贴切，应该说王柏松是我的老师，在写作上，他经常不厌其烦地指导过我，使我受益匪浅。王柏松看了我的报告后，摇了摇头说：“现在这些人呀，都抱着条条框框，半点自主也不敢作。就是平反，也不是一天二天能做好的，其实，人家都快死了，就是去骗一骗他也是好的……”

王柏松这句话突然萌发了我的心智，我们做儿女的为什么不想办法安慰一下父亲的心呢，骗一骗也是好的哇。

于是，6月10日下午，父亲病榻前悲壮的一幕发生了。既然是骗人，就要装得象，我们从20公里远的月山镇请来两个演花鼓戏的男演员，其中一个还扛着摄像机。我们承诺，只要演得不露馅，父亲信以为真了，报酬好说。

我使劲地摇醒着昏迷状态中的父亲：“爹爹，你看啊，统战部的人来看您老人家来了！”

父亲终于被我摇醒了。这种醒，也是一种半昏迷状态，他的眼睛半睁半开，迷蒙无亮。父亲的耳朵有些聋，我只好贴近他的耳朵大声地重述了一遍。

父亲轻轻地点了点头，似乎听懂了。

我和哥哥把父亲的上身扶起一点，垫上被子，好让他聆听“统战部”领导的说话。

“统战部”的人说：“老人家，我是湘乡市委统战部部长×××，我代表湘乡市党和政府来看望您老人家来了！”

我又贴近父亲耳朵边，大声地把“统战部部长”的话重述一遍。

父亲的头微微地动了一下，这时我看见他的眼睛瞳孔里突然有了一些光亮。

“统战部部长”挨坐在父亲床榻边上，双手握住父亲枯瘦的右手，深情地说道：“老人家，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您紧握手中的枪，与日本鬼子舍生忘死地浴血奋战，表现了一个中国军人应有的爱国情怀，我们向您老人家表示崇高的敬意！”

当我在父亲耳朵边大声地重述 “统战部部长”的话后，父亲突然“哇哇”的一声大哭，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般从他瘦瘪了的脸颊上滚落下来。

父亲这一哭，我的哥哥和姐姐们都跟着大声地哭起来，只听得房间里一片呜呜的哭声。

“统战部长”继续说：“老人家，在极左错误路线时代，我们错误地对您实行监督管制，给您老人家的后半生造成了身心伤害，我们向您致以深深的歉意，并决定对您老人家实行平反，而不是摘帽。”

父亲听完我大声转述的这些话，哇哇地哭得更加厉害。我也跟着哭起来。哭声震撼着整个房间。我们的哭声里比父亲的哭声是大不相同的。父亲是感动的心态在哭，他将带着这种激动的心情进入坟墓；而我们的哭声是一种悲哀的哭，甚至是失望的哭！是我们骗了父亲，时局骗了父亲，历史骗了父亲!不是嘴里挂着“和谐”二字吗？什么是基本人权，恐怕人权二字的概念也搞不清楚，还讲什么“和谐”？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

在认真对待抗战这段历史的这个民族大义上，湘乡是以一个守着一亩三分地的土财主心态去对待的，生怕别人分得一羹去，如对待民族英雄潘才华、蒋水生就是一例，不敢把宽广的胸怀和正义感昭示给后世。

我拿了一条毛巾不时地给父亲擦着眼泪，忽听得他嘴里在说些什么，我贴下耳朵，父亲嘴里在喃喃地说着话，我听懂了，大意是在问“平反证，平反证……”

我们一家人和“统战部”的人面面相觑，这是我们疏忽了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统战部部长”很是机敏，说道：“老人家，您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平反，平反证很快就会发放下来，只是程序问题了。”

看来，这场戏是演得成功的。晚上是我哥哥轮着守护，我到了湘乡城里，第二天早上我从电话里得知，父亲晚上睡得较安稳，脸上绽着一丝笑意。

但到下午6点多钟，哥哥与姐姐们打来电话，说父亲快不行了，让我火速赶去潭市。

我于19时10分赶回家里时，父亲在张着嘴喘着粗气，已不能说话了，眼睛在无神地瞪着，似乎在盼望什么。我贴在父亲耳边大声地呼唤着，他知道我赶回来了，微微地点了两下头，右手拇指和食指对我亮着一个“圆”型儿，我以为是父亲想喝水，姐姐把水端来，他反而把嘴闭紧了。水拿开了，父亲嘴里一个劲地说着什么，姐姐说：“莫不是爹爹在盼望平反证？”

姐姐的话提醒了我，我知道父亲此刻的心情，这时候，如果有什么人此刻能弄一个假平反证来，我们会不惜重金相买。没办法，我只好贴近父亲耳朵边大声说：“爹爹，平反证过几天就会发下来，您老人家放心吧，放心吧，啊……”说到这，我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

19时45分，父亲永远地阖上了眼睛。

七

一个抗日老兵就这样走了，永远走了。父亲似乎没有带着太大的遗憾离去，但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留下的遗憾和打击太大了。

父亲是一个平凡而极普通的人，却是一个命大的人，在淞沪战争中，也仅仅是右手食指指尖被鬼子的子弹击中而留下瘸指的小伤，后来并不影响扣动手抢的扳机，他戏谑过自己虽然命苦反而命大。但他有一句话却是入情入理的：“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对得住人民和老百姓！”

我只举一例，日寇侵占湘乡仅一年零二个月，杀死湘乡人民15216人，奸淫妇女1655人。但如果没有象我父亲这样一些人在正面战场的抗日前线拼死御敌，节节抗击，日寇就可能提前几年侵略到湘乡，抑或是提前5年6年，那湘乡人民就可能被日本鬼子杀害8万或10万。也许，今天那些坐在办公室的人的爷爷奶奶或父母就被日本鬼子杀害了或奸淫了，就不会有他（她）的出生而坐在办公室里的位置了。

我曾无数次地遐想过：如果父亲当年参加的是在八路军或新四军里打游击，那今天父亲的位置会是一种怎样的灿烂辉煌？我们这些子女的前途和命运又会是怎样的腾达！但仔细又一想，不都是打的是日本鬼子吗？父亲被踩入人间地狱已不足为奇，怎么到死时还要这样残酷地对待一个抗战老兵呢！

所以，我要大声地说：我的父亲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因为父亲是一个抗战老兵。这是我们儿女的骄傲！

于2007年6月21日——23日每日上午草于湘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