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视角] 遗失的桂冠——甘地陵前的沉思

遗失的桂冠——甘地陵前的沉思

　　只有两个白天的时间在新德里逗留。纵有泰姬陵、穆尔王宫等诸多游览地，我首选甘地陵，一行其余三人均被我说服。这不是游览，是朝圣。

　　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在20世纪大行其道，引发黑色暴力浪潮。甘地身置于人类历史上弱肉强食、血腥暴力的殖民主义和世界大战时期，他却在那个黑暗时空里，发明了人类最温和的手段，解决时代赋予他的难题：以不合作、非暴力手段，从帝国主义强权手中解放自己的祖国。他的遗产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稀世珍宝。为了实践这种不合时宜的方式，他四次坐牢，一次抗议行动徒步行走过近400公里，至少14次绝食，最长时间达21天。两次大战结束，他的祖国刚获独立不久，1948年1月30日，他在激进主义分子的暗杀枪声中倒下，那时他刚刚结束一次绝食行动，正前往祈祷会途中。

　　这个弱不禁风的印度人从人类黑暗、血腥、残暴的渊薮中，向世界和造物证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有自律的意志，有和平的能力，有理性精神，可以用自己的身躯阻挡自己的子弹，可以用自己的和平诉求平衡自己发动的战争，可以战胜自身的邪恶和残暴。

　　在甘地身后，有一连串举世瞩目的追随者，他们众望所归，相继成为世界各民族坚守人类道德精神和文明理性的旗帜：北美的马丁·路德·金、南非的图图和出狱之后的曼德拉、东南亚的昂山素姬、西×的14世××××。他们都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唯独甘地，上个世纪 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后期五次获得提名，三次进入候选名单，最终没有获得这项桂冠。

　　1948年甘地被刺，死于诺奖公布两天之前，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曾紧急讨论过追认甘地获奖的可能，后因违反规则而放弃。此奖那年空缺，委员会宣布的原因是：“没有合适的、活着的候选人”。那年的那顶桂冠，被甘地带走了，从他献身民族和解的祭坛上带走了。

　　斗转星移，随着纳粹罪行、××主义罪行的揭露，随着人类对自身残暴阴暗特性的认知，甘地建立在良知和善意价值基础上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精神，日益彰显无与伦比的重要性，世界各地人类在他身后不断认同、接纳、继承他的遗产，就像在漆黑的森林里不断辨认、确证、踏上通往黎明的拯救之道。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没有忘记他们当年遗失的这顶桂冠。甘地被刺半个世纪之后，1999年12月，这个奖项的官方网站破天荒发表委员会刊物的编辑奥义温德·图耐森撰写的文章，《圣雄甘地·遗失的桂冠》（Mahatma Gandhi, the Missing Laureate），对公众社会解释了当年甘地落选的种种原因，并对甘地的落选表达遗憾，意味深长。

　　事实上，甘地所面临的环境比他的任何后继者都复杂，尤其在二战时期，他需要同时面对三重问题：在英国殖民主义现实中追求印度独立、防止印度与穆斯林的宗教流血冲突、在全球抗击纳粹战争中把握对英国──印度宗主国和二战同盟国双重身份的国家──抗击纳粹的态度。

　　在如此复杂、相互牵连的局势中，为追求印度的独立自由，他本可以成为一个政治家，但他不依靠当时国际间的交往方式追寻独立，他拒绝了政治道路；他本可以成为印度说一不二的独裁者，但是他拒绝使用强权，他弃绝了强权道路；他也可以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但是他背后没有一个人道主义工作机构或慈善组织，也没有财团、资金和任何执行机构，他甚至不是一个人权活动家。他只依仗祈愿大会与他的追随者会面，对他们发出号召。

　　甘地的精神遗产证明，他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救世主，他是东方的圣贤，他的角色在20世纪上半叶，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政治或宗教视野。甘地因此成为当时《时代》周刊推举的影响人类历史的风云人物，紧随名列前茅的爱因斯坦和罗斯福之后，排名第三。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改变了人类有史以来的宇宙观念；美国总统罗斯福动员美国参战，胜利结束了全球战端；而甘地，是有史以来人类以个人之力抗拒专制、拯救民权和争取自由的象征。

　　甘地的非暴力理想不仅获得了印度民族主义者认同，也获得了印度宗教信仰之外广泛的尊敬，甚至将他送进监狱的英国法官也对他深怀敬意。启迪人们心中的良善之根，点燃它并使之发扬光大，是甘地领导印度最终战胜大英帝国、实现独立自主的原因。

　　到新德里只看泰姬陵不拜甘地陵，于我是不可思议的。甘地陵位于新德里东郊的木纳河畔，是这位印度先贤1948年1月30日遇刺身亡后火化的地方。无论来自德里市区哪个方向，无论行囊里装了哪国文化背景，躯体里装了何等心情，即便你不了解这个人的经历和历史，你都会在接近甘地陵园时感受到优雅、整洁的净身之妙，都会在陵园内接受宁静、肃穆、圣洁的心灵洗礼。

　　为体验一下旧时代的交通服务，我们分头登上人力车。没多久，两辆人力车就相互走失在德里行人、牲畜、人力车、机动车辆并行的大街上。我和齐君同车，无法判断确切位置所在，我们只好提前舍弃人力车服务，在烈日烤晒下举着遮阳伞，徒步择路，走走停停。终于满怀燥热与疲惫，抵达目的地。

　　入口在前方出现，通道与陵园格局对称而均整，四周绿茵盎然，旷寥清寂。尚未走近，敏感的齐君已经发出一声惊叹。地偏而心远，这一方静土，与扰攘的德里城市形成鲜明对比，立即将我们沉入清凉、幽静之中。

　　甘地陵的布局全然不同于遍布德里的中世纪伊斯兰建筑。如果说泰姬陵是人类恢宏和华丽的典范，是感性层面世俗器物的最高象征，那么甘地陵是人类简洁和素雅的典范，是理性层面精神道德的象征。

　　甘地陵由几个部分组成。从中心向外依次是祭坛、草坪、长廊和外围草坡。祭坛是主体。黑白色调，严格对称、简洁庄重。一个方形的黑色大理石，高约一米长宽约三米，离地面半尺，平置于甘地倒下去的青色石板地面之上。正后方，一座灯柱立地而起，上端的灯罩里燃着常年不熄的火焰。正前方，一座小型青石祭龛沉地而落，上面供着一个小型香炉。祭坛四围是四座半人高的白色玉石矮墙。祭坛整体黑白色调，严格对称、简洁典雅。

　　玉石矮墙外围，目力所及一概是绿色的草坪，点缀以布局匀称的低矮冠状树木（不知名），草坪间有八条小径，暖色石砖砌成，分别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蜿蜒而来，统统通往中央的祭坛。向八面延伸的草坪是祭坛的绿色肢体，暖色小径是肢体上优雅的曲线。

　　草坪外围是暖色石头砖砌成的长廊。长廊环绕草坪一周，直跨陵园四座大门，入园的游人可循廊绕行，观看刻于墙上的文字，领教甘地精神遗产和生平事迹，或可经草坪直奔祭坛祭奠膜拜。长廊封顶。顶部，生机盎然的绿色植物垂盖着长廊的粉色砖墙，优雅秀美，一如陵园主体的温馨披肩。封顶的长廊上端，是游人另一道祭行通道。环坛绕行，居高临下，祭坛、草坪和整个陵园尽收眼底，可以直接领略陵园简洁、朴素、庄严的风格。

　　甘地说，“我的生活就是我的信息”。甘地不屑于服饰，只穿一道缠腰布。甘地亲近自然万物，拒绝人类医药，并禁肉食，远色欲。甘地一生奉行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毫无疑问，这座陵园的风格是甘地意志的象征。这样的场所，心不可能不为之震动。按照一般概念，甘地的祭坛简单到可称为“无字坛”：没有死者姓名，没有生卒年月，没有死亡原因，没有墓志铭。

　　虽然一无甘地在世任何信息，墓碑正前方却刻有铭文，以金色不锈钢嵌在黑色大理石祭坛的正面。文是印度文，字是两个字，没有标点： “Hē Ram”。英文可译为“Oh God”（“哦神”），中文可译为“哦天”。这是甘地被刺离世临终前，望着凶手发出的话语。这两个字如诗如咒，终结了甘地艰难孤独的一生，凝聚了他生活的野蛮时代人类悲情，成为甘地留给人类的深奥的信息和神秘的告白。

　　1947年8月14日子夜，印度宣布独立，狂欢的印度顿成不夜之国。为此一历史性时刻竭诚尽力的甘地却没有出现在庆典上。这位年届八旬的耄耋老者，在加尔各答的贫民窟里一如既往地纺纱织布。深邃的星空笼罩着他坐着的席子，还有他的身躯，那席子是椰子树叶编织而成，他的身躯瘦骨嶙峋。

　　纺车摇曳，吱吱扭扭，重复吟告着只有漫漫长夜能听懂的悲悯和忧伤。独对巴基斯坦的分离和暴力前景，泪水从甘地瘦窄的面颊垂落。他喃喃有声，为失败祈祷。聆听他的，仍然是那本翻旧了的《薄伽梵歌》，陪伴他的，仍然只有他那副老花眼镜。此后他拖着羸弱之躯走访争端地区，坚持对巴基斯坦实行人道关注。他绝望地表示：如果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不能建立和平，他不希望继续活下去。如同符咒，此语即出，他被印度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刺杀了。倒下去那一刻，他努力抬起头，望着凶手长叹一声“哦天”。那不啻为他毕生祈愿和平的结束语。

　　不知道是否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古今中外几乎所有著名人物，如果有墓，必是碑座竖立。但甘地的墓是卧式的，却又不尽同于躺卧地面的卧碑，而是整体托出地面，呈然平现。其状恰如一个供奉祭品的祭坛。……是的，凭视觉和直觉，我已将甘地陵的主体部分认同为“祭坛”了。坛，作为供奉祭品的所在，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蕴含宗教意味。甘地陵的主体设计为一个芳草地中的祭坛，甘地的祭坛，甘地品格与精神的写照：祭坛低矮，无需仰视，平视都不成，只能俯视。若沿围墙顶端绕行，整个陵园更在俯瞰中尽收眼底。所以，这祭坛是甘地谦卑与和平人格的象征。此外，将这祭坛置于甘地尸体火化的位置，等于对他一生自我祭献的追认。所以，这祭坛不仅是甘地谦卑与和平的人格象征，更是甘地牺牲与奉献精神的象征。而那一声临终的惊叹“哦天”，发自心魂，简洁、天成、深刻，寓意无限，刻在他的祭坛侧立面，是他一生思想和情感的神来之笔。

　　在长廊出入口处的墙壁上，刻着圣雄甘地早年对人类社会罪恶的经典描述。这些罪恶至今是人类社会尤其是极权社会无法治愈的癌肿：

　　◆无原则的政治（Politics without principles）；
　　◆不劳而获的财富（Wealth without work）；
　　◆无良知的享乐（Pleasure without conscience）；
　　◆无品行的知识（Knowledge without character）；
　　◆无道德的商业（Commerce without morality）；
　　◆无人性的科学（Science without humanity）；
　　◆无祭献的敬拜（Worship without sacrifice）。

　　甘地对人类罪性和社会黑暗的认知如此深入，他的智慧并不比任何一个政治家或哲人浅，可是人们究竟了解甘地有多深？相对于那些坚持不懈地提名甘地获奖的人们，爱因斯坦早在1931年那个漆黑年代的前夜，就发现了甘地的非同寻常。甘地为抗议英国盐税而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步行到海的行动。这一行动取得了胜利。在此后几个月后的9月 27日，爱因斯坦托甘地的友人给从未谋面的甘地写了一封信，称他为 “尊敬的甘地先生”，并在这一称呼之后，加了一个感叹号“！”，接下来，他在正文中表达了对甘地的钦佩：

　　“您的努力，表达了非暴力成功的可能、甚至与那些没有放弃使用暴力手段的人合作之成功的可能。我们希望您的榜样可以远播到您的国度之外，将有助于建立一种获得普遍尊重的国际性权威，并以此作出决断，并取代战争冲突。”

　　爱因斯坦并表示，希望有一天能够与甘地见面。

　　20天之后，人在伦敦的甘地给爱因斯坦回复，称爱因斯坦为“亲爱的朋友”。他说：

　　“我欣喜地接到您通过桑达拉姆送来的美妙信函。我的工作获得您的赞同是我巨大的宽慰。我确实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在印度我的修行处会面。”

　　甘地去世多年之后，关于爱因斯坦对甘地的评论，人们在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储藏的爱因斯坦档案里有了进一步的发现：在一张爱因斯坦的数学手稿的下半页，爱因斯坦用德文写下了他对甘地的评价。这一次，爱因斯坦借泰戈尔对甘地的称呼，称甘地为“圣雄” （Mahatma）：

　　“圣雄甘地一生的成就在政治史上是罕见的。他发明了一种崭新的、仁慈的方式来消解被压迫国家的战争，并以极大的能量和热情实践它。而这一对于整个文明世界人类自觉意识的道德感召力，将可能比我们这个高估野蛮暴力的时代所看到的要更加持久……”

　　爱因斯坦在一次英文演说中还表示：

　　“我相信甘地的见解对于所有我们时代的所有政治家都深具启迪性。我们应当以甘地的精神努力做事：不为实现我们的理想而使用暴力进行奋斗，此外不参与你确认的任何邪恶的事物。”

　　作为人类的良知和国际性知识分子，爱因斯坦在上世纪人类所有重大国际事务上，始终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早在第三帝国建立之初、二战爆发前12年，爱因斯坦就避开德国人的民族主义的狂浪，洞悉 “希特勒正在通过战争达到目的”。文明世界对德国现代野蛮人的反应相当消极，爱因斯坦对此发出叹息。但是在此之前，爱因斯坦就在印度的贫民窟里，在印度人民对英帝国主义的不合作运动中，发现了甘地非凡的存在。他对甘地的高度评价在西方世界无出其右。不过，囿于国际局势的沉重压力和扭转危局的需要，爱因斯坦眼睛里，甘地的非暴力只是民权运动的一种手段和一种政治斗争工具。然而，对甘地深有研究的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编辑奥义温德．图耐森则正确地认为：

　　“当他在印度的众多民族主义追随者将非暴力用于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主要策略和政治手段时，甘地的非暴力是他的原则和理想。”（《圣雄甘地·遗失的桂冠》, 1998-2000, 1999-12-01）

——摘自《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作者：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