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旧文：孔子岳麓书院我

一篇旧文

昨天将书籍打包，在一本书中发现了几张打印纸，一看，竟然是2000年12月6日写的一篇文章，已经记不清当时为何要写这么篇文章，写了干什么用的了，但似乎还有点意思。再一想，好久没发文章了，于是就把它发上来，也算是发了一帖吧。

孔子岳麓书院我

我读小学，就在岳麓书院旁边的孔庙里。孔庙大殿，是我们的礼堂，大殿前台阶中的雕龙石板，是我们推来挤去、打打闹闹的乐园，磕破过我的膝盖，还挂烂过我的新短裤；右边的回廊，靠大门那边好像是老师的办公室，靠礼堂这头的小屋（现在想来，可能是以前存放祭孔用品的库房）是我们生物小组养兔子的地方，臊哄哄的，墙角堆着蒲公英，兔子最爱吃，那是我们从爱晚亭旁的山坡上采回来的；左边的回廊，就是我们的教室，有的上面还挂着“什么什么斋”的木牌子，上课学了点什么倒忘记了，只记得有次把扫帚撮箕放在半掩的门扇上，想作弄后进门的同学，没想到却扣到了推门而入的、年轻的、新来的班主任头上，她还是女的，结果被留校，罚抄《红旗》杂志社论三遍……至于旁边的岳麓书院，是低年级的教室，我弟弟就在那边读一年级。我们很少到那里去，只是到山边小沟里捉螃蟹时，才偶尔经过忠孝廉洁堂，顺手摸一下那个刻在石碑上的长胡子老头，听说他姓朱。

似乎也听老师说过，我们小学是孔庙，是学宫，那个朱老头在这里办过大学，所以我们小学生在这里就要认真学习；而且，那围墙大门石牌坊上“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的似懂非懂的句子，彷佛也有点儿使我们觉得，这个大院子不是个普通地方。但是，德不德道不道的，这是大人们的事，对我们来说，孔庙只不过是上课、做操、打闹、喂兔子的地方；而孔子，只不过是这个大院子的老主人，虽遥远，但并不陌生，就像小学周围每天可见到的、满头白发而一大早就夹着课本去给大学生上课的老爷爷一样，想来应该也比较和蔼慈祥，当然，你太调皮了，他可能也会和家里的大人一样，要骂几句人，打几下屁股的；至于那个姓朱的老头为什么要住在孔子家隔壁，我们没想过这个问题。

长大了，读《论语》，懂得对孔子应该崇敬，但是，因为了上面的那层关系，崇敬之中自然也就多了几分亲切。从《论语》中读到的孔子，当然是一个哲人，是一个智者，是一个积极入世但又固守原则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但我总觉得，他更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有血有肉的、有性格有抱负也有一般世俗心理的、十分逗人喜爱的好老头。

他想做官，也喜欢做官，但是他做官有一条原则，根据自己的能力去选择合适的职位，能力不够，就不接受这个官职；即使做了大官，国君一旦做了不符合原则的事，他就马上辞职，从不因贪图富贵而苟且恋栈：这比现在的那些官们高明多了。

他喜欢学习，即使老了，进了鲁国的太庙，还满感兴趣地东问西问，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不做出一副不懂装懂的样子。他喜欢音乐，听了《韶》乐，“三月不知肉味”；而且似乎天天都要唱歌（只要那天没有因悲哀而哭泣过），一听到好歌，就请歌唱者反复唱，自己跟着伴唱，并且将好歌的歌词认真地整理研究出来，让学生们学习（后来这些歌词流传下来，被叫做《诗经》，成了儒家学派的重要经典）。

对生活，他有时很讲享受：粮食要精米白面，鱼肉要切得精致，颜色气味不好或烹调工夫不到家的食品不吃，反季节蔬菜不吃，甚至调味品搭配不当也不吃，按今天的说法，是个高品位的美食家；穿衣，夏天要穿通风透气的葛布衣，冬天要穿温暖轻柔的皮袍子，平时要坐狐貉厚毛做的坐垫，而且黑皮袍要配黑外衣，黄狐皮袍子要配黄外衣，是个典型的时尚追求者。但是，有时又很能随遇而安，喝生水，吃粗糙的食品，住小巷，睡觉连枕头都没有，把胳膊弯过来枕在头下，还说，“乐亦在其中矣”。

对学生，他有时很严厉，宰予只不过是白天睡了个小觉，被他用拐杖敲着小腿骨，还被骂个臭死，说他是“朽木不可雕也”；但有时又很温和亲切，和学生讨论问题，自己有错，就承认，还借口是开玩笑，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他去见了绯闻多多的卫灵公夫人南子，学生怀疑他用心不良，他赌咒发誓，说自己只是礼节性的拜访，绝无非分的想法……

孔子在世时，虽有学问，也有点名气，但官运不佳，总是做官的时间少，在各国之间找官做的时间多，当时的人并没有把他看成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即使是晚年聚徒讲学，有“贤人七十、弟子三千”，也只不过相当于现在某个学术圈子内的权威，外人并不怎么看重的。司马迁写《史记》，把孔子列入“世家”，和诸侯并列，似乎有点儿破格录用的意思，很遭了后代一些史学家的非议，所以后来讲正统的班固作《汉书》，就毫不客气地将孔子打发回“列传”，和一般的贤士、侠客、商人为伍。当然，孔子在世时也被人称为“圣者”，但这就和后代康有为曾被称为“康圣人”、胡适曾被称为“胡圣人”一样，只是说他们极聪明、极有修养而已，此“圣”并不是我们想象的“神圣”的“圣”。至于历代的统治者们为了各自的需要，将他打扮成董仲舒和马融似的孔子、韩愈和欧阳修似的孔子、程颐和朱熹似的孔子、陆九渊和王守仁似的的孔子，以及等等等等各式各样的孔子，其实与孔子自己是毫不相关的。再后来，“五.四”的先驱们要打倒孔家店，文革的领导们要批判孔老二，其对象实际上也都是被改造得面目全非的假孔子。假孔子造了孽，当然要清算，但这账不能糊里糊涂地算在真孔子身上，这就像端午节看龙船竞渡出事挤死了人，你总不能去找屈原的麻烦一样。

各地的学宫大都与孔庙建在一起，这是比较自然的，而岳麓书院为什么要修在孔庙旁边呢，同样出名的城南书院，不就是修在河东的妙高峰上的吗？后来有天经过五一路，忽然看见有家小餐馆开设在小天鹅宾馆旁边的巷子口上，还取名叫“野天鹅”，引起了我一种朦朦胧胧的联想，这联想乍看似乎有点荒唐，细想起来还真有点道理。“野天鹅”伴着“小天鹅”，借助的是大宾馆的名气，书院伴着孔庙，想借助的，也是孔子的名气啊。

朱熹和孔子比邻而居，学问交流，有融会贯通的，也有源清流浊或源浊流清的，按理说应该是各有所安，也可以各安其处的。但是朱熹们按照他们的要求，一个劲儿地改造、抬高、神化孔子，最后竟然使他变成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大成至圣文宣王”，这我就不能接受了，我所喜欢的，还是我那个从小就认识的有几分亲切感的真孔子。

……

很多年没进过孔庙和岳麓书院了，听说现在进一下门都要收好几元钱呢。有时偶尔从庙后的山路上经过，看到了修缮一新的这两组建筑，同样的红墙、同样的黄瓦、同样的庄严肃穆金碧辉煌，弄得我也有点搞不清楚，到底哪是孔庙，哪是书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