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本好书《党史细节》：党渐为人知的“秘密”——“未知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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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一本好书《党史细节：中国共产党90周年若干重大事件探源》：

党渐为人知的“秘密”——“未知的细节”

作者：苏永通

来源：南方周末

来源日期：2011-7-1

 ■当这些与粗线条的教科书不同的“秘密”集结成一部党史，确有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只是，“秘密”其实不是秘密，不过是之前你未曾知道。

　　     中国共产党还有多少你不知道的秘密？

　　一批最近为迎接建党90周年出版的图书，都试图以此来吸引读者。

　　“谁第一个给中国带来马克思主义？”如果你回答“李大钊”，很遗憾，错！中央党校教授张珊珍主编的《建党伟业》提供的正确答案，是一个叫陈缚贤的报社记者。

　　这本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目前在多家党报和都市报上连载，受到的追捧程度让张珊珍大感意外。2010年，她的一位同事将写书项目转给了她，而她只是“完成一本书而已”。

　　由另一位中央党校教授罗平汉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党史细节》，2011年3月出版，已第五次加印。“没想到大众对党史这么感兴趣。”罗平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日报出版社都是中央级出版社，前者是新中国诞生后最为著名的党和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其官方性和权威性不容怀疑；而后者亦以一系列党政类图书著称。

　　党史界已不新的史实，在公众看来仍然新鲜，以至于有“发现秘密”的误会。比如，一些媒体称，“党校教授揭秘党史细节，‘两个凡是’非华国锋提出”。事实上，2008年华国锋去世时，中共中央对其的生平介绍，已不提“两个凡是”错误。

　　许多人对党史的了解，可能还停留在中学历史教科书的阶段——粗线条的史实加上不可动摇的政治定论。实际上，党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已有细微调整。比如，2004年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已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改作“右倾错误”。

　　当这些“秘密”集结成一部党史，确有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只是，“秘密”其实不是秘密，只是可能你还不知道。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学术如何与大众接轨，学者应该想办法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告诉读者。”罗平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北京新华书店的纪念建党90周年图书专柜。众多的党史书籍都在打细节牌，而同名为《建党伟业》的图书就好几本。 （阿静/CFP/图）

　　不神秘，不矫饰

　　根据上述出版物，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它只是北洋军阀时代中国大地上出现的众多形形色色政党中的一个。陈独秀等创始人，都未预想到这个政党会对中国历史产生划时代的巨大影响。

　　中共的创始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均不是职业革命家。陈独秀就没参加“一大”，因为他担心自己担任校长的预科大学争取到的一笔款子泡汤。

　　陈独秀被评价为“不是一个称职的党的领导人”。1926年1月，这位总书记突然失踪，大家很着急，甚至以为他可能被反动派秘密杀害，陈之后出来解释说自己因伤寒住进医院——这话不假，但更重要的是，他结识了一位年轻貌美的未婚女医生，搞起了婚外恋。

　　与陈独秀李大钊相比，来自湖南农村的毛泽东当时还只是配角。

　　毛泽东到底读了多少书，怎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党史细节》中说，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读了许多书和文章，其中最重要的3本书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这个细节出自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自述》，内容为毛与美国记者斯诺的4次谈话。“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说。

　　人民出版社编审马长虹为《党史细节》一书撰写的书评中则指出，毛泽东的记忆在这里出现了误差。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才出版，毛第二次在北京期间，此书应该还未出版，毛看的可能是杂志上发表的其他译本。

　　这个“误差”没有写入《党史细节》一书中。不过《党史细节》也提到，延安整风（1942年）之前，毛泽东在党内虽以擅长军事著称，但大家都没有把他看成是理论家，甚至有人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嘲笑他只懂《孙子兵法》。所以，毛泽东到延安后发愤学习，刻苦攻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

　　党史中不太正面甚至是反面的人物，也有他们的特殊贡献。张珊珍所著《建党伟业》中说，“一大”南湖会议讨论通过的党纲和决议两个文件的中文原件已不知遗落何方，现存的俄译本来自苏联所存共产国际资料，而英译本则是“逃兵”陈公博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撰写的硕士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附录。“陈公博也许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批判中国共产党的论文，居然为中国共产党保存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一些历史“边角料”也被一一拾起。众所周知，中共“一大”原本在上海召开，因一位“不速之客”的闯入而被迫中止。那个人是谁？居然也查了出来。那个密探叫程子卿，是法国巡捕房的华人探长。程子卿1949年之后知道当年冲击了共产党的成立大会而惶恐不已，好在他在租界时曾为宋庆龄做过一些事，如一些中共党员被捕，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于是向宋庆龄求情，后来也未被捕，安然病逝家中。

　　这段历史谜团，在1991年出版的《红色的起点》被首次解开。查清这段历史的是上海作家叶永烈，1990年，他拜访了曾在巡捕房工作的密探薛畊莘，老人正是程子卿下属。

青青

抽个时间慢慢去细读，谢谢楼主。

隐士安

内容很多,文章很长,只能是慢慢的去品、去韵味、去思索……

木子慧

回复 5# 人背犁 谢谢楼主的详细介绍！这些鲜为人知的“未知细节”确实珍贵！

人背犁

是啰，我们年纪都大了，以后注意，谢谢韵味螺君！

韵味螺

      人背犁君：将你的转发文章的字体放大5号，因为湖知网的阅读者年纪比较大，这样阅读起来就没有困难了。

人背犁

发给“国军”老兵的三千元补助金（三）

“国军”老兵王飞黄在他的土坯房前行军礼。胸前的纪念章为黄埔同学会和关爱老兵志愿者所制。 （何孝刚/图）

礼拜日，陈型华总是第一个到教堂，他是这里的第一个基督教徒，和教堂的创办人。 （何孝刚/图）

链接：优抚重新佩戴纪念章拍照，郑子煊非常激动，他的抗战胜利纪念章在“文革”时东躲西藏，最后放在灶灰底下烧掉了。 （何孝刚/图）

 

政策释疑:

“优抚”，包含优待与抚恤。

抚恤主要针对两类人群，一是烈属，二是伤残军人。

对“国军”抚恤政策曾有些波折，在人民网法律法规库可找到一份陕西省民政厅与原内务部（后为民政部）的请示与批示，大意如下：

对于伤残军人，原内务部1951年4月发文，认为确系对日作战受伤致残的国民党军队指战员，与蒋匪军断绝关系无反人民罪，可换新证，以革命残废人员予以抚恤。

1958年3月，原内务部给陕西省民政厅的批复又说明对“国军”抗日烈属的态度，指出参加辛亥革命的烈士可称烈士，但不再发给家属一次抚恤，“至于国民党抗日阵亡官兵也不需要和不应该由我们再去抚恤”。

优抚政策释疑

照此批复，陕西省对国民党抗日伤亡的官兵，再未办理抚恤手续。

1983年，民政部下发对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党和其他爱国人士追认为革命烈士问题的通知。具体文件内容一直未见公开。

当时，陕西省一些地方原国民党抗日致残人员又要求落实政策，该省民政厅在请示中建议按1951年的文件办，民政部1984年4月批复说，本人主动提出申请并有可靠证明的，可按相关规定办理，强调“对上述问题不宜进行全面清理”，以上意见“内部掌握，对外不作宣传”。

而优待的范围则比较广，从现役军人、伤残军人、复员军人、烈属都包括在内。但《军人优待抚恤条例》针对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规定复员军人生活困难，地方民政部门可给予定期定量补助。对抗日“国军”，则找不到具体政策。

上世纪80年代之后，因应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统战要求，一些地方民政部门开始给黄埔老兵等群体发放生活补助，给特困的人员从低保、救济等方面予以解决。此次资兴市等个别地方为老兵发放的3000元，是民政局的社会救助股而不是抚恤优待股发放的。

整理：南方周末记者 苏永通（资料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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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给“国军”老兵的三千元补助金（二） 投诚起义人员与解放军类似，复员后可领取固定补贴。资兴市民政局优抚股一位廖姓主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起义投诚人员的补贴一度高于解放军，但后来未再上调。不过他们同时有起义证和军人复员证，也可以申请解放军的待遇。至于其他“国军”抗战老兵，则难以得到政府补助。在后来的“文革”等政治运动中，那些投诚起义的“国军”也纷纷被打倒。何前贡没有参加起义，他后来开始获得政府补助，源于其黄埔学生身份。1984年，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首任会长是黄埔一期学生徐向前元帅。资兴市民政局官员说，上世纪80年代，当地曾针对黄埔军校官兵等特殊群体发放每月15元的生活补助。何前贡翻出的另一张存折显示，资兴市黄埔老军人自2008年1月起，每人每月补助30元，“平均一天一块钱”。而1954年之前参军的解放军退伍军人，一个月生活补助是635元。 3000元和30元，在民政部门都是“生活补助”而非“优抚”。廖主任说，目前抚恤的对象主要是烈属和伤残军人，对年老的军人特别是原“国军”老兵，缺乏相关政策。他们试图从低保、救助等方面，优先考虑他们。何前贡见到资兴市政协主席郑艾萍，希望能为“国军”抗日老兵争取与抗美援朝或抗美援越老兵同等的补助标准。6月27日，资兴市政协提案部门还约请他商谈相关提案事宜。“我还希望全国都能这样做，所有抗战老兵都能得到同等待遇。” 走出恐惧，拾回荣光许多人对自己的历史顾虑重重。因为国共内战和政治运动，几十年来，“国军”老兵们遭受到诸多磨难。“我爸爸经常埋怨爷爷对这个家庭从未有过什么贡献。”王飞黄的孙子阮夸练说。他的爷爷一辈子摆摊，他的父亲一辈子摆摊，他依然还在摆摊。因为“文革”中挨斗，家在邵阳县的王飞黄逃到了资兴，并改名叫“王飞晃”。几十年来，王飞黄一直以“黑户”生存，直到2004年才在资兴落户。这还是何前贡跑了半年为他跑下来的。何孝刚说，志愿者们去探访这些老兵，发现许多人都对自己的历史顾虑重重，反复做工作，才开口说起抗日经历。一些子女，也是第一次知道自己的父亲参加过那场惨烈的战争。王飞黄参加过雪峰山会战。“我功劳可大了”，他突然提高了声调。他主动脱下衣服，让南方周末记者看他左臂肩胛骨隆起巨大的肉坨。老人挥着拳头说，这是在与日军的肉搏中，被敌人的枪托砸伤的。何前贡参加了常德会战、雪峰山会战。谈起自己的部队，他充满自豪——他所在的74师是“国军王牌中的王牌”，臂章是“虎贲”，全副美式装备。最让何前贡骄傲的是，他在换防的战壕中俘获过两个鬼子，“抓到活的就是立功”。参加过远征军的郑子煊也曾负伤，在缅甸于班战役中被弹片击中，被飞机送回后方医院。这在“文革”中成为罪状，他被造反派称作“国民党伪军官”，理由是：“一个普通士兵凭啥坐飞机？” 郑子煊回忆，他在孙立人将军当团长时就追随其部队，到达印度后，中国军人把身上的衣服装备全部扔掉，冲澡消毒后，换上英军的装备，连战法都要重新学习，老人还会蹦出几个简单的英文单词。后半辈子一直在做建筑工的郑子煊，仍然忘记不了1945年8月在广州参加日军投降仪式，他走在队伍最前头，胸前挂着红绶带，昂首进城，老百姓夹道欢迎：“国军来啦！” 有的老兵的回忆中，则只有失败与屈辱。李灵华是在52军25师高炮连，专门打日军飞机。在湖北石首，全师遭日军3个师1个纵队围剿，死伤大半。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战友们有的跳江，有的被俘，他自己跳上一个木筏子上，捡回一条命。他后来通过当伪乡长的同学拿到难民证，才得以穿过沦陷区回到资兴老家，当起小学教师。 94岁的“国军”老兵陈型华，参加过徐州会战、南昌会战、衡阳会战。他在福建作战时信仰基督教。“文革”中，因为一本圣经，他被抄了家。改革开放后，他创办了资兴市香花乡鹿桥村的福音堂。陈型华本来可能去台湾，但是没去。志愿者何孝刚问起，老人说：“没去，因为怕老婆跟人跑了。”至今老两口仍生活在一起。 2005年8月15日，中国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国家向所有健在的抗战老战士、老同志及抗日将领或其遗属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奖章发行60万枚。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解到，资兴在世的这些国民党老兵，没有人拿到纪念章。另据抗战史学家方军介绍，1937年参加抗日的“国军”老兵、广州市财政局退休官员张润进，在该市纪念大会上领到纪念章。第二天，相关单位找到他要回了纪念章，理由是他虽参与抗日，但当时是在国民政府军队，不在八路军、新四军。张润进是1949年才起义成为解放军的。 民间志愿者的努力一位老兵把纪念章别在内衣里。活跃在全国各地的民间志愿者们，一直在关注着日益缩小的国民党抗战老兵群体。 2004年，北京的一位白领建立“互助抗战老兵论坛”，2008年，网名为“深圳胖哥”的李明晖建立“关爱抗战老兵网”，这两个论坛成为国内关爱老兵志愿者的最主要聚集地。志愿者们开始四处找寻曾经参加抗战的“国军”老兵，并向他们提供帮助。 2010年，志愿者王海宁设计制作出两种版本的“抗战65周年”纪念章。每个被新发现的老兵，都会被赠送志愿者制作的纪念章。一年之后，当王海宁看到一位老兵仍把纪念章别在内衣里，更相信“精神支持重于物质资助”。他说，当时志愿者中也有不同意见，认为徽章浪费钱，但这位曾经参军的设计师认为，对于军人而言，没有什么比荣誉更重要。除了何前贡之外，南方周末记者走访的几位九十多岁的老人，都认为他们胸前闪闪的奖章是“党和政府的奖励”。身为资兴义工活跃分子的何孝刚，2010年4月经一位朋友介绍，加入关爱老兵的行列，他也成为两个论坛湖南版的版主。他的任务一是继续寻找老兵，调查核实，二是将善款送到老兵手中。何孝刚与郴州市各个区县（市）统战部门联系，多数予以支持，但也有个别地方统战部问：谁批准你做这个事的？但幸运的是，郴州市统战部亦对他表示支持。志愿者们还策划各种活动，以了结老兵们“最后的心愿”。 2011年清明节，何孝刚策划实施了“郴州老兵重返常德衡阳老战场活动”。何前贡、陈修义、黄爱民三位老人在志愿者们扶持下，登上百级台阶，第一次进入南岳忠烈祠，祭扫战友英魂。老兵们的最后一站，是去常德乾明寺，里面住着“常德会战”幸存者、国军老兵吴淞。1959年11月，他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1982年出狱时已60岁。1998年，他选择常德乾明寺出家，与长眠在附近的战友为伴，为他们念经超度。老兵陈修义的儿子见到吴淞后，紧握老人双手，跪地痛哭。李明晖正在筹拍一部关于这些老兵的纪录片。他已为这一纪录片构思了一个有些黯淡的片尾：一支“风中之烛”，摇曳着，最后熄灭。这些老人的年纪都太大了。何孝刚多次探访王飞黄、陈型华、李灵华等老人，给他们送去志愿者认捐的钱，但老人们甚至都记不住他们。李灵华接过志愿者的现金，连声说：“感谢政府的关心！”旁边的乡干部纠正说“这是社会的关心”，老人继续重复：“感谢政府！”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6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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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给“国军”老兵的三千元补助金（一） 2011.6.30南方周末报 2011-07-01 15:25 南方周末 网友评论 0 条，点击查看 我有话说 [导读]何前贡面见资兴市政协主席郑艾萍，希望能为“国军”抗日老兵争取与抗美援朝或抗美援越老兵同等的补助标准。“我还希望全国都能这样做，所有抗战老兵都能得到同等待遇。” ■“其他的补助我不要，但是这笔钱我要！”湖南资兴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国军”老兵何前贡说。他有退休金，但他特别看重这张3000元的存折。“它是国家对你的认可和尊重。” ■资兴市统战部对此出力甚多。副部长黄士荣说，“我们对原国民党人士的态度和做法，台湾一直很关注。” ■ 何前贡面见资兴市政协主席郑艾萍，希望能为“国军”抗日老兵争取与抗美援朝或抗美援越老兵同等的补助标准。“我还希望全国都能这样做，所有抗战老兵都能得到同等待遇。” 一张3000元的存折，这半年来，成为湖南资兴市93岁的郑子煊老人的心爱之物。他时不时拿出来看，就是不舍得用。 这不是一般的3000元钱。2010年9月，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中央财政拨出专款，向全国12.3万在乡抗日老战士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金，每人3000元。而郑子煊老人是参加抗日的原国民党政府军队老兵。 2011年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资兴市10位参加过抗战的“国军”老兵，在家里第一次迎来了中共资兴市委统战部部长、民政局局长等当地“高级别”共产党官员。在湖南省资兴市，包括10名“国军”老兵在内，共有24人获得这一补助金。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证实，湖南邵阳市新宁县也为当地的“国军”老兵争取到了这笔补助。 他们是幸运者。在南方周末记者的了解范围中，全国各地仍然在世的“国军”老兵，极少能得到这笔补助。 “其他的补助我不要，但是这笔钱我要！”资兴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国军”老兵何前贡说。他有退休金，但他特别看重这张3000元的存折。“它是国家对你的认可和尊重。” 但有人遗憾错过。发放补助金的当天上午，94岁的“国军”老兵王法佑的儿子来电说，他父亲刚刚过世了。老人独居在一个廉租房里，上厕所时摔倒而酿成意外。 “中央出来的政策要尽快尽早，要让生存的老兵享受一下。等到最后，政策再好，也就剩一两个人了。”负责此事的资兴市民政局工会主席李天亮说。 在抗战中，正面战场抗战的国民政府军队伤亡达321万人。今天健在的“国军”老兵并不多。“关爱老兵网”负责人李明晖认为，四五千甚至两三万人都有可能。重新佩戴纪念章拍照，郑子煊非常激动，他的抗战胜利纪念章在“文革”时东躲西藏，最后放在灶灰底下烧掉了。 （何孝刚/图）只要参加抗日就行了是否参加国共内战，这些细节没有被纠缠。 2010年9月3日，当民政部的消息公布后，大多数地方民政部门在政策执行中，只负责“共产党老兵”。曾传出云南腾冲县、昌宁县向“国军”老兵发放3000元补助金，但是当地统战部都予以否认。在资兴，官方与民间的力量，共同促成此事。 2010年9月18日，长期关注国民党老兵的民间志愿者何孝刚召集了6位“国军”老兵，参加“不忘国耻，牢记历史”座谈会。一个参会老兵看起来像“叫花子”——一身发臭的破衣服，两只不搭的棉鞋露出脚趾头，还戴着一副十几块钱的红色塑料眼镜。他叫王飞黄，黄埔军校17期学生，曾参加远征军和雪峰山会战。“国军”老兵王飞黄的晚年窘境，不仅触动了何孝刚，也触动了参会的统战部副部长黄士荣。会后，黄士荣在门口碰见原资兴市民政局局长，获知中央财政为抗日老战士发放3000元补助金的消息。黄士荣给民政局打电话沟通此事，希望将补助金发放范围涵盖“国军”抗日老战士。对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老战士，民政部门存有相关档案材料，只要依名单下发即可，而对于“国军”老兵，则需进行身份审核。但对于这些“国军”老兵来说，能够证明他们身份的证件、徽章、档案，大多在“文革”中已销毁殆尽。何孝刚带着86岁的资兴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何前贡，走遍资兴市各个角落，终于把证明材料凑齐。何前贡笑着说，自己的“历史反革命”档案终于派上用场。不过，仅存的这点材料只能证明他的国民党军队背景，无法证明其参加过抗日。经过沟通，审核标准最终大大放宽——只要老兵们的自述与历史能吻合即可。最终，资兴市10名当时仍在世的“国军”抗战老兵，全部通过审核，获得了与14位“共军”老兵一样的3000元补助金。资兴市民政局工会主席李天亮说，“只要参加过抗日的就行了。”一位民政局官员说，以前的印象是“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打日本”，近几年他在新闻和电视剧中看到越来越多关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抗战的作为，“应从对国家民族贡献的角度去评价他们。” 10名获得3000元补助金的“国军”老兵中，有2名不是黄埔学生。老兵们除了参加抗日之外，有的人也参加了国共内战。但是这些细节，都没有被纠缠。“内战这一块我们没有去了解。”黄士荣认为，国共内战是“兄弟间的事”，“当兵的只是听从指挥”，而“不管有多大的分歧，事实是，两兄弟团结起来才把日本人赶走”。统战部对此出力甚多——黄埔系一直是重要统战对象，统战主题已从共同抗日转到国家统一。黄士荣说，今年有二十多名资兴籍台湾人回乡访问，听说政府准备重修国民党抗日将领程子楷故居及书院，表示全力支持。“我们对原国民党人士的态度和做法，台湾一直很关注。” 再不做，就晚了！是“生活补助”，而非“优抚”。春节过后的第一天，统战部、民政局的官员们就带着3000元存折下乡了。 “这些人年纪大了，身体也不行。”民政局工会主席李天亮说，“今天有这么多人，可能明年就少了。”在上世纪80年代，资兴市黄埔同学会共有80多人，目前仅余8人在世。当官员们到达“国军”老兵王飞黄家里时，无人不被震惊。这是在资兴市郊一处大院后方的一座土坯房，紧邻一条水沟，门口仅能容一人穿行，苔藓已逼近门槛，屋子里白天漆黑一片，到处堆着捡来的破烂。李天亮主动联系市住建局，请求为老人解决一套廉租房。在官员们的努力下，老人被排到了第一批，他的孙子被安排去看房，后因对楼层户型不甚满意，又调整到第二批。《我认识的鬼子兵》作者方军说，台湾抗战老兵有“终生俸”，最少每个月6万台币，作为战败方的日本给二战老兵发放天皇的“恩给”，相当于日本普通工人工资的1/3。中国人熟悉的来华谢罪老兵东史郎，每个月领取21万日元“恩给”。而在中国大陆，参加抗战的“国军”老兵，命运因国共内战而改变。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许多曾参加抗日战争的部队或被歼灭，或兵败被俘，或起义投诚。

人背犁

党渐为人知的“秘密”——“未知的细节”（二）　新史料，新观点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则经常溯及1926年发生的“中山舰事件”，通常认为“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向共产党挑衅的一次阴谋。　　但《党史细节》写道，此事存有误会：中山舰受命驶往黄埔军校听从调遣，以营救一被海盗劫持商轮，此时在广州的一个苏俄考察团提出参观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员）电询在广州的蒋介石可否调回该舰，恰好汪精卫又询问蒋何时回黄埔，一向多疑的蒋以为汪精卫和苏联准备劫持他而“先下手为强”，逮捕李之龙，解除了中山舰的武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遵义会议”，该会议被认为是共产党生死存亡之转折点，此前几经排挤刁难的毛泽东获得军事上的主导地位。　　《党史细节》中写道，“遵义会议”时，毛泽东与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三人团”都反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但如果同时要解决政治路线，就可能发生意见分歧。按张闻天后来的说法，毛在政治路线上作了原则上的让步，“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　　对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便是后来的“延安整风”。这一章节的作者是中央党校副教授卢毅，他说，整风期间，毛泽东针对第三次“左”倾路线写了9篇笔记，共5万多字，情绪化色彩甚浓。因为“刺人的过头话不少”（胡乔木），毛泽东当时只给刘少奇和任弼时看过。在上世纪60年代，毛修改后并加了个总标题《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间路线的批判》。　　“我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都没有，可是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以矣！”毛泽东说。　　上述话语无法在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中找到，该书只有节选版，共五千多字，仅原文1／10，文末注明：“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卢毅是从杨奎松1999年出版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看到的，他相信杨看到过完整的原件。　　杨奎松是社科院近代史专家，近几年接触了大量苏联解密档案。卢毅在另一处引用杨著作的细节是，1941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王明发言为自己辩解或推卸责任，为了与博古划清界限，还突然揭发博古、张闻天当年领导的中央不合法：1931年他与周恩来离开上海，虽推荐博古、张闻天等组成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已说明他们不是中央委员更非政治局委员，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把权力交出来。不想博、张二人到中央苏区后却不提此事，竟领导起真正的政治局委员来了。博、张两人承认有“篡位”之嫌，但也指责王明当时在共产国际未来电予以纠正。　　《党史细节》披露，在毛之前，王明是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他的口才很好，几个小时的讲话可以不要任何讲稿，还有人回忆说，当时王明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要比毛泽东大得多”。后来成为延安整风运动重要学习文件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当初（1941年5月）做完报告后却是“毫无影响”；现在公认是发动延安整风重要标志的党校动员报告《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当时《解放日报》仅在第三版右下角作简单报道。　　延安整风运动，宣告毛泽东的政治主张被上升到思想高度，与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并列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选集》开始出版，毛泽东本人开始被歌颂。卢毅在《党史细节》中引用2007年发表的原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文章观点认为：延安整风埋下个人崇拜因素，“历史的事实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个人崇拜就有了发展，‘文化大革命’中达到极端”。　　不过，延安时期的毛泽东还十分清醒。他拒绝做50岁生日庆祝活动的提议。他还说，“人家喊万岁，我说我五十二岁。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什么万岁。” 　　共产党对人的改造经验，也为对手所模仿。卢毅说，较新的细节是，国民党曾在1947年的会议中印发延安整风文件作为学习材料，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也曾借鉴延安整风甚至直接搬用中共整风术语。　　正在掀起的“细节”热潮　　《党史细节》是罗平汉2010年应出版社邀约而作，出版方是专门出版高规格政治读物的人民出版社，编辑请他“写本党史”，但此书明确是“走市场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题目，罗的想法是写一些党史中的关键点而非通史，他找了一些年轻的同事参与，每人都已有相应的讲课稿基础，而书的写作要求很简单：尽量通俗易懂，有故事情节的东西尽可能保留。　　张珊珍得到人民日报出版社的“指示”，则是从1911年写到1921年，要“稍有文采，可参考《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陈旭麓著）的腔调”。她表示，书名取作《建党伟业》是出版社的主意，自己不是很赞成。　　党史图书在努力增加吸引年轻人的因素，比如取一个跟电影大片相同的名字。市面上所售名为《建党伟业》的书，居然多达7种，南方周末记者在书店里看到，就连封面也几乎一模一样：红底加金色大字。　　“我们党史最大的问题就是雷同，结论是相同的，史料是相同的，表述的手段还是相同的。”罗平汉说。比如写中共“一大”，要么“开天辟地的‘一大’”，要么“日出东方的‘一大’”。他认为，学者应该在档案史料中多下功夫。　　一些新的细节，则需要学者加以辨伪和解释。　　比如《党史细节》中最长的章节是“建立新中国”，作者引用了俄罗斯学者列多夫斯基披露的两则电报，说明中共对于建立新政府是否邀请民主党派参加曾有过短暂犹豫。　　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发电报：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了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斯大林直到1948年4月20日才回电：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认为，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它们反对国民党集团，它们还将长期存在，中共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 　　这显然与中共过去一直宣传的坚持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方针存在矛盾。这一章节的作者择栖认为，电报真实性毋庸置疑，他给出的“比较符合逻辑的推理”是：因为苏联只有共产党一党存在和执政，所以毛泽东只是在试探斯大林态度。见斯大林一直未回电，便很快改变态度，于1948年3月30日的电报中称，其他党派将来参加中共组建的中央政府“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之后众所周知的事实是，1948年4月30日，中共发出“五一节口号”，邀请各党派赴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　　一些细节，虽不影响基本评价，但更立体地呈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如《党史细节》虽未写“文革”十年，但详述了前夕的重要人物动态：1964年5月至6月，当毛泽东提出“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论断后，刘少奇则提出“追根子”的问题，“现在下边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　　由刘少奇主持修改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相关文件，不再依靠基层干部开展运动，而是完全由工作队领导，又严重扩大了打击面，把夺权斗争作为运动的中心。　　后来产生的悲剧是，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也未能幸免于难，并含冤而死。　　罗平汉自己撰写了1949年之后，“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大跃进”两章。他坦言，自己对党史中的每个阶段都有疑惑，读得书越多，可能疑惑也越多。　　目前中国对15类题材出版物实行“重大选题”备案制度，书稿形成后，先送交新闻出版总署，然后由相关专业部门负责审读。比如，党史类图书对应的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理论类图书对应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类图书对应军事科学院。《党史细节》和《建党伟业》（张珊珍版）作者都表示，“（负责审查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几乎没有怎么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