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绕不开胡耀邦----永远怀念胡耀邦

历史绕不开胡耀邦

永远怀念胡耀邦

11月13日到浏阳瞻仰胡耀邦故居后，一直想写篇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但迟迟没有动笔，这个话题太沉重了。

胡耀邦逝世己经二十二年了，但胡耀邦一直活在人们心中，斯人已逝，风范永存。

中国共产党出现胡耀邦，是历史的安慰。他出身贫苦，只读了半年初中，就参加了红军。在延安自相残杀的反AB团事件中险些被杀。当历史把他推上政治舞台的中心，他殚精竭虑，作风民主，至今海内外的中国人，提到他的名字，无不怀着由衷的敬意。

胡耀邦主持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进入新时期的前奏。当时，不跨过这道门槛，改革开放无从谈起。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先后发生过镇反、肃反、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直到十年“文革”浩劫，冤案如山，受到迫害和株连的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无以数计。胡耀邦从担任中组部部长起，就以超人的胆识，将过去的冤案昭雪，从而驱散了长期笼罩在亿万中国人心中的阴云，四海同欢，天下归心。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后，力主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全面改革，绝不让再制造新的冤案。

胡耀邦主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希望能改变中国不正常的“运动整人”的政治逻辑并破除“思想迷信”和“个人崇拜”，如果不是他打破“两个凡是”，根本无法为改革开放扫清道路。而他此后对改革的种种观点，更多的是尊重常识，从人出发，回归正常。

解决右派问题是当时社会上呼声最高而又最难办的。由于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全国上上下下被戴上右派帽子的竟达55万人之多。为了改正错划右派的失误，胡耀邦到中组部不久，就组织了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民政部参加的五部门摘帽办公室。当改正的右派突破50万时，有人慌了，说：这样改，太多了！胡耀邦回答说：当年狠抓右派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嫌多！胡耀邦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指示中组部对“文革”前历史遗留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全面地清理和纠正。这一次大解救，就使数百万人脱离苦海。

与全国各地大量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的同时，胡耀邦对于构成无产阶级专政庞大对象群体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也适时地决定全部摘帽子，让“地富反坏”享有同其他公民同等待遇；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工作分配等问题上不得歧视。对于他们子女的家庭出身，不再填作“地富家庭出身”，各方面更不得有任何歧视。对于过去被错划为“四类分子”的人，也同样予以平反改正，即便已经死亡的，也无一例外地予以纠正。

胡耀邦对于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士，也迅速落实了政策。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后被录用的起义投诚人员约三十多万人。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极左风潮，对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包括不少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又被强加了“假起义，真潜伏”等罪名，或扣以“历史反革命”帽子，被抄家、管制、关押、判刑、劳改，或被开除公职押归故土，家属子女也无不受到株连迫害。对这些同志的冤假错案，胡耀邦也决定一律予以平反昭雪和纠正。

对于“去台人员”留在大陆的亲属，在“文革”中受到错误处理的，一律复查改正；冤假错案一律平反；被害致死的予以昭雪；被开除公职或降职降级的，恢复原级别原待遇，扣发的工资全部补发；被开除党籍、团籍或强迫退党退团的，一律予以恢复；被下放农村的，由原单位收回重新分配，或与当时所在地区的政府联系予以妥善安排；年老体弱的，按退休退职处理；被查抄和强占的财物要一一退还，原物已丢失的要酌情赔偿。

对于1943年延安“抢救”运动中的一些遗留案件，在胡耀邦主政期间也得到了比较彻底的清理。

1982年10月，一位湘潭女知青斗胆上书，请求把下乡知青的农龄改为工龄，此信惊动了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胡耀邦对这封信作了重要批示。1988年6月，中央365号文件明确规定：知青在下放农村劳动期间的农龄一律算作工龄。斗胆写这封信为8000万知青争得工龄的湘潭女知青名叫萧芸。

湘潭女知青上书胡耀邦

胡耀邦的清廉，更是有口皆碑。

1980年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当天就给浏阳县打电话“约法三章”：其一，不开庆祝大会；其二，不得因此而在乡里大兴土木；其三，不许挂他的像。

在深圳梅岗路口有一个普通的书报亭，它的主人——湖南浏阳人曾维信已在深圳卖报17年。鲜为人知的是，曾维信的奶奶胡菊花，是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的亲姐姐。1994年，27岁的曾维信南下深圳打工。头4年，都是批发报纸沿街叫卖，曾维信说：“我们没沾过他一点光。舅爷当总书记那些年，亲戚朋友没办过一个农转非。”

《羊城晚报》副刊曾刊登过一则有关胡耀邦的轶事：胡耀邦去世后，他在老家农村种地的亲哥哥赶往北京奔丧，没有买到坐票蹲在车厢接口处，想起亲弟弟不禁抽泣，列车员经过问何故，他大哭道：“我弟弟胡耀邦死了。”列车长大惊，赶忙安排卧铺。
　　说实在话，有关胡耀邦的这则轶闻，虽然简短，但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田纪云曾经撰文说“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良心”，看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

众所周知，胡耀邦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作为声名显赫的高官，却让哥哥一直在乡下种地；当大官的弟弟死了，当哥哥的如寻常百姓一样奔丧，赶火车连坐位都没有，并没有藉此向政府提出任何要求。这在当下不少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1982年，胡耀邦侄子胡德资被岳阳市某工厂招工，被胡耀邦知晓，认为是“走后门”，将其唤回乡村。如今，胡德资与兄长胡德全都已年过半百，仍在耕种着自家的几亩农田。两家的子女也大多在外打零工。

有报道说，胡耀邦的胞兄胡耀福，一直在家务农。1992年9月6日， 83岁的胡耀福老人逝世的时候，有人送来一副挽联：

“国中有典型，两袖清风做赤子；

天下无先例，一代‘皇兄’是农人”。

在当地，一直被传为佳话。

胡耀邦最高曾担任党的总书记，可他的家属、家乡和亲友却从来没有占过他半点光。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家粮食紧张，城市人口的定量都很低。胡耀邦是中央委员，按规定有补助，但他给家里人定下了这样的规矩：“全家每人每天都要吃两顿粗粮，不许吃补助和细粮，因为那是特殊化。”

有一次，炊事员老张给胡耀邦正在上学的小女儿满妹带午饭时悄悄装了点米饭，不巧被人发现，告诉了胡耀邦。胡耀邦把老张叫来，严厉地批评了一顿。后来，满妹当了兵，她身边的战友，几乎都被推荐上了大学。苦闷的她给父亲写信，希望父亲能托托关系，让她也有个上大学的机会。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是走的后门。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那时的满妹完全不能理解父亲，把信撕得粉碎。打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指望能沾父亲的半点光。

他的家乡浏阳县托胡耀福到北京找胡耀邦给家乡批点化肥。胡耀邦态度非常鲜明，在原则问题上不退让，甚至又不惜与哥哥闹翻了脸。胡耀邦说：“我不是家乡的总书记，不能为家乡谋特殊利益。在我这，要马列主义有，要特殊化没得。”他铁面无私，一尘不染，直到逝世，他在浏阳的亲属没有一个人转为城市户口、安排工作的，全都是普通农民。他没有给家乡人批过一张条子，没有给过家乡人一点特殊。他的亲友，一不干政，二不要官，三不经商，四不出国，一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1959年春，他到河南检查工作，曾在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大殿停留，门两旁写着这样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他念罢此联后，对陪同人员说：“让我来改一改！”说完，他高声吟诵起来：“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重要职位上工作了整整六年，但他硬是没有给家乡人批过一张条子，没有给过家乡人一点特殊，也没有给过亲戚们一点照顾。然而，忠厚淳朴的浏阳人民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心在人民，利归天下”，这正是胡耀邦高尚情操的写照。这样的人会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胡耀邦逝世前曾任其政治秘书刘崇文曾在回忆录中写过：“耀邦同志对1987年初中央“生活会”对他的批判，以及他因此被迫辞职下台的事谈得很少，他更关心和忧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发展。他只是觉得中央“生活会”是一个对他进行“揭发批判”的会议，人们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其中有许多不实之词，不能把这当做中央的正式结论。而对他在中央10年来的这段工作，是非功过，希望中央能有一个正式、公道的说法。还历史一个公道。 我看到他的神情之忧，知道他的心境之苦，又无言以对。”

还历史一个公道。应该说，这是一个合情合理、合纪合法的心愿。

一位离世二十二年的伟人，应该可以盖棺论定了。但至今我还不明白，1987年1月作为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为什么会突然下台？他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下台后的胡耀邦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声誉不降反升？尽管中央至今对胡耀邦的结论一直是模糊的。但二十二年来人民一直是怀念胡耀邦的。历史绕不开胡耀邦。

　文革中胡耀邦长期被批斗。由身强力壮的“小将”把耀邦硬拽到批斗台让他“坐喷气式”；弯着腰，低着头，双手反叉到背后往上举，像抓小鸡似的把胡耀邦等人反剪双臂，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牌，押上大卡车游街批斗。有的红卫兵用皮带抽他，胡耀邦痛得在地上打滚! 这样的批斗一次又一次，有时一天连续十几次。但对于红卫兵和专案组强加在他身上的不实之词，胡耀邦仍坚持据理力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