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梦魇-南京大屠杀》【知青公共频道 黄埔后裔】

友情周末

　2007年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有一部片子是不得不说的，那就是《南京梦魇》，制片人是郎恩·乔瑟夫，他曾经由于拍摄《希特勒》而知名。

　　明年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从去年开始，中国导演陆川、唐季礼，以及美国著名制片人泰德·莱恩塞斯、杰拉德·格林等纷纷将目光投向这个历史事件。不过，有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已于日前率先登陆美国，并引发了轰动，这便是美国人朗恩.乔瑟夫筹备十年拍出的《南京梦魇》。另外，由美国在线投资的纪录片《南京》也于近日基本完成了拍摄，该片改编自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著作《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南京浩劫》。

　　而中国导演的拍摄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希望作品能在明年12月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的时候和公众见面。

《南京梦魇》耗资导演十万积蓄

　　日前，电影《南京梦魇》（《Rape of Nanking》）在美国的加州、华盛顿州、纽约州等地试映50多场，每场几乎都是座无虚席，有时甚至连走廊和门外都站满了人。许多美国观众边看边流泪，放映结束之后，人们还沉浸在震撼中无法自拔。

　　据报道，该片的制片人朗恩.乔瑟夫25年前就看到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字记录，当时他就决定写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并花了20年的时间收集资料。正当他动手写书的时候，著名的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南京浩劫》问世了。于是，乔瑟夫放弃了写书的计划，转而准备用镜头来记录历史。经过近十年的筹备，《南京梦魇》2005年正式开拍，影片所花费的近十万美元全部是乔瑟夫自己的积蓄。

　　由于这部纪录片从一个美国人独立的视觉来叙述史实，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许多在美国的华人被深深打动，并主动在影院当场捐钱，希望能够用这些钱来宣传这部纪录片。目前，在试映成功之后，乔瑟夫将10000个拷贝销售或赠送给了有关人士，并赠送了500个拷贝给美国的主流大报。目前，制作者正在准备将这部纪录片推向日本。

中国版“辛德勒”将亮相央视

　　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花了两年时间搜集资料，并整理出日军1937年在南京屠杀30万人、强暴2至8万妇女的暴行，在1997年写成《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南京浩劫》一书，该书是第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专书，连续5月成为《纽约时报》书评的最佳畅销书。但张纯如前年11月疑因忧郁症发作举枪自杀。据透露，美国在线的副总裁泰德·莱恩塞斯在读到张纯如自杀的新闻之后，大感震惊，因此决定出资拍摄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南京》（暂名），目前该片已基本拍摄完成。

　　影片的主要情节是十几个西方人，包括几名美国传教士和一个德国商人，冒着生命危险在南京建立了一个安全区，保护了25万中国人。据悉，该片的制作阵容十分强大，包括曾经获得奥斯卡纪录片奖的比尔·古登塔格，曾经获得格莱美奖的卢·里德，还有不少好莱坞的大腕都为该片出了力。制作方希望将这部纪录片拍成中国版本的《辛德勒的名单》。虽然之前有中国制片人希望加入拍摄，但莱恩塞斯认为故事由第三方来讲述更客观。目前，中国中央电视台已经花巨资购买了这部片子在中国的播放权。而该片还有望送往明年1月的圣丹斯电影节以及5月的戛纳电影节。

《南京梦魇》事件的时间脉络

　　8月1日，吴海燕说服约瑟夫发出求助信，被未名空间转载。遭遇攻击。8月16日，约瑟夫发出首封公开信，指责中国发行商、史维会丁元、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宣称要在9月1日将拍摄的纪录片《南京梦魇》从网上撤下。

  

《南京梦魇》影片截图

8月17日，吴海燕将之译成中文，群发给近250名联系人。

　　8月18日，17：09，约瑟夫的首封公开信被贴到百度南京贴吧。

　　8月18日，19：01(未名空间时间8月18日07：01)，公开信被网友贴到海外华人网站未名空间(MITbbs)。

　　8月18日到8月19日，未名空间(MITbbs)的300名海外华人和学生向约瑟夫捐助了超过2万美元。

　　8月20日09：00(未名空间时间8月19日21：00)，约瑟夫再次发帖，表达对捐款的感激之情。

　　8月19日，16：42，约瑟夫的首封公开信以及翻译被贴到天涯杂谈社区。

　　8月19日，17：00，约瑟夫的首封公开信被贴上天涯关天茶舍，当即成为热门话题。天涯网友对国人的冷漠表示失望，号召向约瑟夫捐款，有网友向吴海燕在北京工行的账号捐款。总数不详。

　　8月22日，21时9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出帖子《对约瑟夫先生公开信的公开回复》(一)(二)(三)。

　　截至8月23日，“未名空间”网站的网友捐款总额已超过3.1万美元。(据《国际先驱导报》对吴海燕的采访)

　　8月23日，纪念馆的回复被网友贴上天涯关天茶舍。有网友指责约瑟夫利用中国人的爱国热情骗钱，但也有人认为，外国人替中国人做事，有点差错也可以原谅。

　　《南京梦靥》

　　朗恩·约瑟夫博士忐忑不安地走到荧幕前。已经开始打片尾字幕了，但观众席上仍然鸦雀无声。约瑟夫仔细瞧了瞧前排观众，他们脸上的震惊，与20多年前自己脸上的，几乎一模一样，“可为什么没有其他反应呢？”约瑟夫有些紧张，“是不是这电影让他们感到不舒服？”

　　半分钟后，字幕结束，全场突然炸开热烈的掌声。这个来自美国加州的心理医生终于松了口气，他的目光转移到吴海燕身上，这位坐在第一排的中国女助手也微笑地看着他，用劲地鼓掌。

　　这是2005年南京大屠杀纪录片《南京梦魇》在美国首映时的情景。随后，制作人约瑟夫与助手吴海燕带着这部电影，先后在美国加州、纽约与华盛顿引发50余场震动。

　　如今，在南京大屠杀过去69年后，他将《南京梦魇》中、英文版上传到网络，供网友免费下载，甚至还“鼓励盗版商盗版”。据Y ouT ube与google提供的数据，到目前为止，这部纪录片已被下载了100余万次。

　　“哪部好莱坞电影有这样的传播率？”约瑟夫兴奋的声音从越洋电话里冲出来。

法西斯眼中的恶魔

　　“南京大屠杀不是噩梦的终结，而是一个开端，一个日本人企图征服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开端。”这个开端“有别于人类史上任何一场暴行”。在短短8周内，全天24小时，日本人在南京轮奸妇女，活埋居民，进行杀人比赛，用刺刀刺死老人、婴儿与孕妇，将活人推向火海烧死……南京陡然变成28万魂灵萦绕的地狱。

　　看着眼前的一切，日本人竟然在敞怀大笑，像是一群“精神错乱的魔鬼”！随后，他们的魔爪还伸向菲律宾、美国、荷兰、英国、韩国与苏联，夺走上万条生命。

　　南京大屠杀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灾难，而且是一场全人类劫难的开始，它是日本人虐杀其他民族的“热身练习”。日本民族注定是这场人类受难史的施害者，其命运根源于国内的天皇统治……

　　2005年3月，美国加州一个学术论坛上，约瑟夫博士发表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演讲，并说自己正在制作一部纪录片，来展现这场暴行与暴行发生的原因。这番演讲让台下的吴海燕为之一震，演讲者思考南京大屠杀的视角是她“前所未闻”的。

　　这个来美3年，刚获得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国际关系与亚太研究硕士文凭的中国留学生，此前是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的记者。在她印象中，南京大屠杀给她留下的印记几乎全是控诉。历史教科书与相关影视作品的内容、纪录片里幸存者的指证等等，总结起来就是“悲惨”与“仇恨”两个词，是日本对中国欠下的血债。从来没有人像这位演讲者，超越中日两国间具体的历史事件，而从全球与人类的视野来向她展示这场劫难。

　　约瑟夫对这位中国女记者也充满兴趣。在演讲前一个月，他已开始按自己的思路，制作《南京梦魇》，同时打算做中文版本，争取片子能在中国的电视台播出。不久，约瑟夫与吴海燕达成了合作协议，将配乐搜索、中文翻译、配音的工作交给她。

　　采访中，约瑟夫对此前媒体反复报道的“20年努力、10万美元投入”不愿赘述，相反，他强调自己“并非将所有心力投入于此（《南京梦魇》）”。这位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医学系的心理医生自称是个“贪婪的阅读者”与“二战史迷”，在他看来，二战是一场“善与恶的较量”，而他一直着迷于对恶之本源的探寻。2004年，他拍了《希特勒日记》，在美国几家电视台播放，收视率颇高。

　　他说，自己对南京大屠杀的关注纯属偶然。上世纪80年代初，他无意中看到一本关于这场屠杀的史料，里面的文字与图片让他震惊，“天哪！日本人杀了人还笑得那么开心！”

　　这位长年研究精神问题的专家对这个民族感到不可思议。残暴是战争中的常态，但再残暴的人，也很少像日本人这样，在杀人中获得巨大的快感。“怎么会有这样的民族，像是魔鬼附了身，集体陷入精神错乱的状态？”

　　此后，约瑟夫开始收集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事实渐渐清晰起来。一次，他看到一份史料，发现就连纳粹也将日本人形容为“恶魔”。他开始明确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可思议且“有别于其他所有暴行”的研究样本。

全人类的劫难

　　虽然约瑟夫事先声明，“做助手没有任何报酬”，但吴海燕仍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认为，除了对这位知识广博的美国人心存敬意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感”也是重要的原因。

　　除了翻译与配音，吴海燕还负责资料搜集工作。她曾建议约瑟夫到中国寻找史料与幸存者，但约瑟夫不喜欢采用历史与现今穿插的方式，认为这样会影响叙事的流畅与真实感。更重要的是，南京大屠杀的现存图片与影像资料主要存留于美、日两国。当时，中国战地记者不及日本的百分之一，且多集中在后方拍“宣传照”。

　　约瑟夫介绍，纪录片的资料全部从美国档案馆、图书馆、日本人拍摄的影像及华裔作家张纯如的著作《南京大屠杀》中得来，此外，“没有受到中国任何一家研究机构的帮助”。

　　吴海燕解释说，约瑟夫是在强调这部纪录片的客观、中立，这也是他本人对待这段历史的态度。有时候，他客观、中立得近于“冷酷”。在编辑影像时，那些尚滴着鲜血的头颅、被虐杀的妇女、被割掉的生殖器、烧焦的尸体，时常让吴海燕不忍看下去，她央求约瑟夫别用这么多极端残暴的史料，因为“不希望把自己的同胞表现得那么惨”。约瑟夫会很严肃地告诉她，不要把情绪带到工作中来，“你做过记者，应该知道立场中立的重要性”。

　　“可我无法违背自己的感情。”吴海燕说。在给日军奸杀中国妇女一段配旁白时，她得盯着画面，讲述中国女子如何被剥光衣服，手脚摊开，用铁镣固定在椅子上，供日军几百上千次地轮奸……这时她总是忍不住干呕，失声痛哭。每当情绪失控，她便跑出去，擦干泪水，平静下心情，才回去继续录音。

　　如此反复了上百遍后，吴海燕一度患上抑郁症，频繁地做噩梦。约瑟夫知道后，给她做了心理治疗，对她做噩梦的原因“在科学层面上分析得很透彻”，但始终不提“民族感情问题”。只有在闲暇时，约瑟夫会指着电视上的车祸，对她开玩笑说，如果死的是日本人，你会很高兴吧。

　　“约瑟夫其实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他是有意在提醒我，要客观、中立。”吴海燕说。

　　中文版的配音进行到后期，吴海燕曾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将731细菌部队、日本在菲律宾等国杀害白人、包括美国人的暴行也放进影片，这不是离题了吗？

　　“一点都不离题。”约瑟夫很高兴她提出这个问题，“南京大屠杀不是一次孤立的暴行，也不仅是中国人的劫难，而是全人类的。”

　　为了揭示这场全人类受难史的原因，约瑟夫在片中放了两幅日本军人杀人后，仰头狂笑的画面。“杀人对于他们来说，是快乐而不是痛苦。日本人从小就被灌输‘天皇注定统治世界’的思想，他们在天皇面前，没有独立的人格，必须无条件效忠。征服其他民族，是他们的使命。他们从幼儿起就被调教成魔鬼，何来负罪感！”

心理医生的答案

　　这部77分钟的纪录片在制作上共花了6个月时间。约瑟夫对每个细节都很挑剔。他花了100个小时来选择配乐，这位在大学期间选修过中国古典音乐的医生，反复强调音乐要贴切地配合图像，客观、适当地表达情感。在吴海燕配中文旁白时，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别让观众听出你的想法，让他们自己去想！”

　　“这其实是中国拍的南京大屠杀进入不了西方视野的原因之一。”吴海燕说。在美国，每逢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史维会等社团都会举办展览，展出历史图片、纪录片等。可去看的都是华人。西方人对中国纪录片中太多的宣传、说教元素很抵触，也不太相信。

　　吴海燕的切身体会是，从1982年至今，国内拍了十几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但“配乐与旁白无一例外地充满了鲜明的感情色彩，中国人看了也许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但拿到国际上，就不行了”。

　　然而《南京梦魇》的客观性也遭到质疑。不少下载此片的网友提出：片子以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结束，这让人感觉“是美国人拯救了中国”，“怎么能对中国军队的贡献视而不见呢？”此外，单纯的民族性格与心理分析是否足以支撑屠杀发生的原因，也是该片饱受争议的一点。

　　对此，约瑟夫的反应显得颇为激动，他在回复提问时甚至连用数个惊叹号：“我当然没有忽视中国人自己的抗战！！！……不要把我当成历史学家！！我是一名心理医生、艺术家和电影人！我主要是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和观众的需要去思考，寻找答案。”

　　“至于原子弹，”约瑟夫说，“最深层的寓意是，让观众看到恶魔遭到惩罚，由此得到心灵的安慰。”《南京梦魇》在美国3个州放映了50多场，观众每次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对此他解释为，“大家都为日本人的下场感到欢欣鼓舞”。

　　据海外媒体报道，观看该片的观众70％是华人，30％是白人。吴海燕说，白人观众的比例算是非常高的了，此前，类似题材几乎无白人问津，毕竟，“这段历史对于他们太过陌生”。她并不否认片中出现原子弹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美国与南京大屠杀的距离，但她强调“这并不违背历史事实”，最重要的是，“它带来了非常好的传播效果”。

一个民族的“失声”

　　一名华侨在博客上用“奇妙”来形容自己对该片放映的感受，“美国人的热情与好奇心像火山爆发一样喷涌而出”。美国《侨报》记者看到的是，“礼堂座无虚席，走廊都站满了人”，“在洛杉矶与加州湾区，好几个白人连看数场，包括他们完全听不懂的中文版”。

　　每场放映完后，约瑟夫与吴海燕都毫无例外被观众团团围住。“他们简直把我们当成了历史学家。”吴海燕说。美国人的提问常让她哭笑不得：八年抗战是什么？日本人和中国人几乎长得一样，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仇恨？南京现在怎么样？中国和日本恢复建交了吗？

　　约瑟夫应付起这些问题来，比中国助手从容得多。“他们问这样的问题，再正常不过了。要不是偶然接触到，我这个二战史迷对此同样一无所知。”他说，美国历史教科书在介绍二战历史时，中国战场的情况仅是一笔带过，更不用说南京大屠杀了。此外，美国作为“日本的好朋友”，其实是模糊这段历史的“帮凶”，为的是“让日本在西方世界的形象显得体面，而让中国人看上去很糟糕”。

　　“美国人是看不到，而日本人是不愿看到。”吴海燕说。约瑟夫曾聘请一个美籍日裔负责日文版的工作，没过多久，此人就开始“不对劲”，她几次三番地与约瑟夫激烈辩论，“我所知道的情况不是这样的，这是谎言！”此后，合作不得不中断。在一次放映结束后，一个日本观众冲到台前，对约瑟夫说：“你的片子多处失实！”此外，他们还曾接到过匿名恐吓电话与邮件。

　　虽然负面与正面的反馈来得同样强烈，约瑟夫仍充满了兴奋与成就感。吴海燕也同样欢欣鼓舞，毕竟，《南京梦魇》使这场劫难前所未有地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引起巨大轰动。

　　约瑟夫拿犹太民族与中国做了个对比：这两个民族受到的迫害与虐待几乎不相上下，但犹太人受纳粹压迫的历史被全世界所知晓，相关题材的电影就有上百部，而南京大屠杀却“像是不曾发生过”。他分析，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犹太人善于利用全球尤其是美国的媒体，而中国与全球媒体的合作仍相当少，这导致了南京大屠杀真相的“传播效果”不佳。

　　但在吴海燕看来，南京大屠杀在西方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失声”，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南京大屠杀的原始影像资料基本保存在美日两国，但它们像是被遗忘了一样”，如今，《南京梦魇》产生空前反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作者是一个美国人”。

友情周末

  被遗忘的大屠杀 ——序 第一页

1937年12月13日到1938年2月中旬的短短六个星期内，南京有30万同胞死于日本侵略军枪口屠刀之下，这是世界历史上亘古以来空前惨绝人寰的一页。但是世人和世界舆论和学术界却对它感到漠然甚至忘却了这一事件。华裔美籍作家张纯如深入探究大屠杀真相，提醒世人永远不要忘记人类历史上曾有过这样悲惨、丑恶的一页。她在写作此书时，牢牢主住西班牙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的警句：“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

     

第一部分

日本人对中国首都的洗劫是一次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大批处决战俘，以及屠杀、奸淫数十万平民，这一切违背了所有的战争规则。至今仍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是公开的活动，是有预谋的残暴行为。国际人士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但他们试图阻止日本人的努力却是徒劳的。南京的暴行也并不是军队纪律暂时的松懈所致，因为屠杀持续达七个星期之久。本书所讲述的，就是艾里斯·张(张纯如)对南京的悲剧首次用英语进行的全面研究，是一个震憾人心的恐怖故事。

      　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准确了解，究竟是什么促使日本的指挥官和军队作出如此残忍的暴行。但对日军的所作所为，张小姐此书比以往的任何记录都更为详细。在本书中，她像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包括来自当时第三国目击者的无可辩驳的指证：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在日本人进入毫无防争的南京城时，他们就留在城里。张小姐发观的其中一份这样的资料，是一份日记--实际上是一份小型档案--约翰·拉贝的日记。拉贝是一名德国商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领导着一个保护南京民众的国际行动。通过拉贝的眼睛，我们可以看鲥南京居民在手无寸铁的情形下面对日本人屠杀的那种畏惧而又勇敢。通过张小姐的叙述，我们深为钦佩在南京城被点燃、百姓被屠杀之际，在医院被关闭、陈尸所被装满、哀号遍城之时，拉贝和那些试图改变现状的人们的勇气。我们也读到，那些知道了在南京发生的一切的日本人也为此感到羞愧。

　　过去，南京的暴行在西方已几乎被人们所忘记，所以，本书问世尤显重要。张小姐把它称作"被遗忘的大屠杀"，将二战期间在欧洲和亚洲发生的对数百万无辜者的屠杀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日本和纳粹德国后来成为盟国，却并不是很好的盟友。但是南京发生的一切--希特勒肯定没有想到--使他们成为精神上的帮凶、残暴的侵略者和最终被称作“对抗人性的罪行”的作恶者。

被遗忘的大屠杀——导言 第二页

人类同胞相残的历史是一个漫长而凄惨的故事。倘若在这些恐怖的故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暴行的话，那么，没有几次劫难能在程度和范围上与二战期间的南京暴行相比。

　　在美国人眼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1941年12月7日开始的，这一天日本航空母舰所载的飞机袭击了珍珠港。欧洲人把二战开始的日子定在1939年9月1日，这一天希特勒的空军和装甲部队闪电般地袭击了波兰。在非洲人看来，二战开始得更早些--1935年，墨索里尼入侵阿比西尼亚(现称埃塞俄比亚--译注)。对于亚洲入来说，战争的开始则必须要追溯到日本对东亚军事控制的第一步--1931年侵占满洲。

　　正像希特勒德国在5年后所做的一样，日本用高度发达的军事力量和种族优越感，着手建立其统治邻邦的权力。日本人很快攻占满洲并建立“满洲国”政府，该政府表面是在他们使用的"傀儡"--一个早被废黜的皇帝的统治之下，实际上是在日本军方的控制之中。4年后，也就是1935年，察哈尔和河北部分被占领；1937年，北京、天津，上海和南京相继沦陷。对于中国人来说，整个30年代是十分艰难的。

　　的确，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人才最后从中国的土地上撤走。

　　毫无疑问，日本军队统治的14年有无数难以描绘的残暴事件。在许多曾遭受侵略者铁蹄践踏的城市和村庄中究竟发生过什么，我们永远无法了解清楚。有枣味的是，我们知道发生在南京的故事，是因为一些目睹了这场灾难的外国仑车当时把消息告诉了外界，一些中国人也侥幸生存下来，成翟目击证人。如果说有什么事件可以做为例证，揭露日本狂妄的军事冒险主义表面下的纯粹邪恶，那就是他们在南京犯下的暴行。本书讲述的就是这一故事。

　　除了在日本人之间，南京暴行的大致情况已是无须置辩的。1937年11月，日本侵占上海后，马上对新建不久的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1937年12月13日，霹京沦陷，日本士兵在这里开始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鲜见的囊暴屠杀。数万名年轻人被包围着驱赶到城外，然后被日军用机枪扫射，有的则被当作刺刀练习的活靶子，或是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一连几个月，南京城的街道上堆满了尸体，到处弥漫着腐烂的人肉臭味。多年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譬叩专家们估计，自1937年末至1938年初，南京大约有超甚260，000名非战斗人员死于日军手中，还有专家认为这一数字超过350，000。

　　本书仅对日本人在南京的残暴行径予以最朴素曲概述，因为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量化的记录来评价这桩人类历史上的暴行，而是旨在弄清事实，吸取教训而使警钟长鸣。然而，程度上的差别常能反映类别的不同，为了帮助读者了解60年前在一个被称作南京的城市里发生的大屠杀的程度，我必须耍举出一些统计数字。

　　一位历史学家曾估算，如果把南京死难者的手连接起来，可以从南京一直拉到杭州，足有200英里长。他们的血登总重可达1200吨，他们的尸体可以装满2500节火车车厢。

　　仅从死难者的数字看，南京的暴行超过了历史上许多最残暴的屠杀。罗马人在迦太基屠杀了150，000人；天主教军队在西班牙宗教法庭大开杀戒(1543年西班牙宗教法庭将数以万计再洗礼教派教徒在火刑柱上烧死。--编注)；还有帖木儿，他于1398年在德里处死了10万名囚犯，并在1400年和1401年在叙利亚修建了两个头骨塔，但相比之下，日本人则大大超过之。

　　的确，即使与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相比，南京的暴行也足以代表最可怕的种族灭绝的行为。为更好地想象这个比较值，我们还必须了解基他一些统计数字。南京的死难者总数--仅仅是中国的一个城市--就超过一些欧洲国家在整个战争中的平民死亡总数。(英国平民死亡总数为61，000，法国为108，000，比利时101，000，荷兰是242，000。)有人把飞机轰炸当作大规模破坏中最可怕的武器之一，但即使是历史上最猛烈的空袭也比不上南京的屠杀。英国人轰炸德累斯顿，引起了一场大火，当时国际上接受的死亡数字为225，000人，但更客观的统计为6万人，另至少有3万人受伤。南京遇难的人数则要多得多。确实，不管是用最保守的数字--26万，还是用最高的35万，南京死难人数比美军轰炸东京所造成的伤亡人数(约80，000-120，000人死亡)要多得多，甚至比在广岛和长崎两次爆炸原子弹造成的死亡人数(分别为14万和7万)的总和还要多。看到这些，怎不令人震惊?

　　我们不仅应当记住南京的暴行中的死亡人数，还应该记住他们被杀害的残忍手段。中国的男人在日军的刺刀训练和砍头比赛中被当成活靶子。估计有20，000-80，000名中国妇女遭到强暴。一些日本兵在(被禁止)了妇女之后，剖开她们的肚子，切掉她们的(禁止)，把她们活活地钉在墙上。还当着家人的面，父亲被日本士兵逼迫奸污女儿，儿子被逼奸污母亲。日军不但每天例行活埋、阉割、器官切除，烤人肉等暴行，还尝试种种穷凶极恶的折磨手段。比如，在人的舌头上穿上铁钩把整个人吊起来，或是将人埋入深至腰部的土坑，再看着他们被德国牧羊犬撕碎。此情此景实在是令人惨不忍睹，就连南京城中的纳粹觉徒也感到恐怖，有人就称这场屠杀是"野兽机器"的工作。

　　但是，南京的暴行一直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件。与在日本爆炸原子弹和在欧洲犹太人遭到屠杀不同，南京大屠杀的血腥恐怖很少为亚洲以外的人们所了解。美国出版的多数历史文献都没有注意这次大屠杀。在对美国中学历史课本进行的一次彻底检查中，发现只有寥寥几本提到了南京的暴行。美国公众所读的综合的、或"权威"的二战历史著作中，也几乎没有一本详细地记述南京大屠杀的。例如，《美国二战图片史》(1966)是连续多年最畅销的单本二战图片史图书，但其中没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幅照片，甚至连一个字也没有。在共计1065页的温斯顿·邱吉尔的著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59)中，找不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个字，在共947页的亨利·米歇尔的经典名作《二战风云录》(1975)中也是如此。在长达1178页的格哈特·温伯格的巨著《战火中的世界》(1974)中，南京的暴行仅仅被提到两次。只是在998页的罗伯特·莱基的《来自魔鬼：二战纪实》(1987)中，我才发现一段关于这次大屠杀的记载："希特勒的纳粹所做的一切使其胜利蒙羞的事情没有哪一件能比得上松井石根将军手下的日本士兵"。

　　我是在自己还是个小女孩时第一次知道南京的暴行。故事是我的父母讲给我听的。他们曾经历多年的战争和革命年代，后来才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大学城当上了教授，有了一个安定的家。他们是在二战时期的中国长大，战后又随着家人逃亡，先是到台湾，最后到美国的哈佛大学攻读理科。30年来，他们平静地生活在伊利诺伊州的尚佩恩一厄巴纳，置身学术界，从事物理和微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但他们从未忘记中日战争的恐怖，他们也希望我不会忘记。他们尤其是希望我不会忘记南京的暴行。我父母没有亲眼目睹南京的暴行，但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说了，后来又告诉了我。他们说，日本人把婴儿撕成两半，甚至三块、四块，有一段时间长江水都被血染成红色。因为愤怒，他们在向我述说时声音颤抖起来。他们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人在这场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的战争中所犯下的一次最丧心病狂的罪行。

　　在我整个童年时期，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无法言明的邪恶的代名词，深深地藏在我的脑海中。但是，在我印象中的南京暴行缺乏具体的细节和范围，也很难区分究竟是传说还是历史。中学时，我寻遍了当地的图书馆，想更多地了解这次大屠杀的情况，但一无所获。我觉得很奇怪：如果南京的暴行真是那么骇人听闻，真的像我父母坚持说的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残酷的屠杀，那为什么没有把它写下来?作为一个孩子，当时的我并没有想到去伊利诺伊大学浩瀚的图书馆系统继续调查，我对这件事的好奇心也很快溜跑了。

　　南京的暴行再次闯入我的生活几乎是在20年之后了。这时的我已为人妻，作了一名职业作家，在加州圣巴巴拉过着平静的生活。听一个搞电影片的朋友说，有几个东海片的制片人最近完成了一部关于南京暴行的纪录片，但由于搞不到资金，无法进行宣传和发行工作。

　　这位朋友的话重新激起了我的兴趣。不久，我就同两个纪录片制片人谈起了这个题目。一位叫邵子平，是华裔美国人社会活动家，曾在纽约为联合国工作，是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联合会的上届主席，协助制作过录像带《马吉的证言》。另一位是汤美如，一位独立的电影制片人，曾与崔明慧合作了专题片《以天皇的名义》。邵子平和汤美如介绍我进入一个社会活动家的圈子里。他们大多是第一代的美籍或加籍华人，像我一样，都认为应当在所幸存的受难者去世以前，把南京暴行的真相记录下来并公诸于众，直至讨回南京浩劫的赔偿。还有人要把他们对战争的记忆传给子孙后代，以免后人在被北美文化同化的过程中，忘却自己的历史遗产中的这一重要部分。

　　近年来，在华人集中的城市中心地区--像旧金山的海湾区，纽约，洛杉矶，多伦多和温哥华--华人活动家组织着各种会议和教育活动，宣传有关日本人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他们在博物馆和学校里展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录像和照片，在国际互联网上传播事实和图片，还在像《纽约时报》一类的报纸上发表整版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公告。一些社会活动团体还利用科技，巧妙地通过一个键钮就能将信息传送到世界各地超过25万名读者的面前。

　　1994年12月，我参加了一个纪念南京暴行死难者的会议，该会由亚洲保护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全球联盟提供赞助。这时，我儿时记忆中的南京大屠杀已不是什么民间传说，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这次会议是在加州圣何塞城郊的库帕提诺举行。会议组织者在大厅里展放着海报大小的南京暴行的照片--这是我一生中所见到是最可怕的照片：虽然我从小就听到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但我对这些照片毫无思想准备--完全黑白的图片：被砍下的人头，被刺刀剖开的肚肠，赤裸裸的妇女在强暴者的逼迫下摆出(禁止)的姿态，她们脸上扭曲的痛苦和耻辱的表情令人刻骨难忘。

　　在一个眩晕的瞬间，我陡然明白生命和人类的经历本身都是如此脆弱。我们从小就知道死亡是什么。任何人都会被卡车或巴士撞倒，生命随之在刹那间消失。如果没有某种宗教信仰，我们会认为这样的死亡是毫无意义也不公正的对生命的剥夺。但我们也知道，大多数人都尊重生命和死亡的过程。如果你被一辆巴士撞了，也许有人会乘你受伤的时候偷走你的钱包，但更多的人会来帮你，抢救你宝贵的生命矗有人会拨急救电话，有人会奔跑到街上叫当班的警察，还有人会脱下大衣，叠起来垫在你的脑后。这样，即使这是你生命的最后时刻，你也能从这些很小却很温暖的事情中感受到他人的关心。挂在库帕提诺墙上的照片却展示了千千万万的生命会因他人的狂妄念头而遭到毁灭，而这种死亡在第二天就变得毫无意义。更重要的是，那些带来死亡(即使是难以避免的，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骇人的一幕悲剧)的人竟还羞辱受难者，逼使他们在最大限度的痛苦和耻辱中死去。这样对死亡的残忍的不敬，这样人类社会过程的倒退，将只会缩成历史的一个脚注。除非有人迫使这个世界去记住它，否则它就像计算机程序中的一个无害的小错，也许会，又也许不会引起任何问题。想到这里，我感到一阵心悸。

　　在这次大会期间，我得知有两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小说已经完成：《天堂之树》和《橙雾帐篷》，另外还有一部关于大屠杀的画册《南京的暴行：一段无法否认的图片史》。但直到那时，还没有人用英文写出一本关于南京暴行的长篇叙事纪实的著作。在对大屠杀的历史进入更深入的研究之后，我发现，写作这样的一本书所需要的材料其实一直就有，在美国就可以找到。美国的传教士、记者和军官在日记、胶片和照片中记下了他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以供后人参考。但为什么没有一位美国作家或学者利用这些丰富的原始资料去为南京大屠杀写出一部纪实作品或一篇论文呢?

　　南京大屠杀为什么在世界历史上受到冷遇是一个奇特的谜。不久，我想我找到了部分答案。南京的暴行之所以不像犹太人遭到的大屠杀或广岛原子弹爆炸那么举世皆知，是因为受难者自己在保持着沉默。

　　但是，一个答案的出现又会引发新的问题。我又在想，为什么南京暴行的受难者没有发出呼吁正义的呐喊呢?或者，假如他们曾发出了呐喊，为什么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得不到承认呢?我渐渐明白，这种沉默的幕后操纵者是政治。由于冷战的诸多原因，有关各方共同造成了对这一事件的历史性忽略。1949年以后，新中国和台湾都没有向日本要求战争赔款(像以色列不要德国赔款一样)。面对苏联和中国的"威胁"，美国急于得到它从前的敌人日本的友谊和忠诚。这样，冷战的紧张态势使日本逃避了许多严历的惩罚，而它的战时同盟国却没有逃脱。

　　另外，日本恐怖的气氛阻止了关于南京暴行的公开的和学术上的讨论，进一步压制着人们对事件真相的了解。在日本，如果表明自己对中日战争的真实看法，他可能会，也一直会受到失业的威胁，甚至生命威胁。(1990年，日本长崎市长本岛均说，日本裕仁天皇对战争负有一定责任。他因此被一名枪手射中胸部，差点死掉。)在这种危险弥漫的气氛下，许多严谨的学者都不敢为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去日本查找档案。的确，我在南京听说，因为担心遭遇不测，中国很少允许学者访日。在此情形之下，对于外国人来说，要想接近日本关于南京暴行的档案材料是十分困难的。另外，虽然近年来有一些参加南京暴行的日本老兵冒着被排斥乃至死亡的威胁，将他们的故事公诸于众，但大多数人并不愿接受采访。

　　在写作本书期间，使我困惑和气愤的是，顽固的日本人拒绝承认自己的过去。不单单是因为日本交出的战争赔款尚不及德国赔偿战争受难者的百分之一；也不仅是因为大部分纳粹分子即使没有因其罪行受到监禁，也至少是被迫退出公开的社会生活，可是在战后，许多日本战犯继续在工业和政府部门担任要职；也不仅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在德国不断向大屠杀的受难者表示歉意的时候，日本人却在东京膜拜战犯--一位在战争中受到日本迫害的美国人把日本人的行动形容为：这在政治意义上相当于"在柏林中心为希特勒建造一个大教堂"。

　　尽管证据确凿，日本许多知名的政治家、学者和工业巨子仍顽固地二口咬定，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过。在进行本书漫长而艰辛的工作时，他们的态度一直激怒着我。相形之下，在德国，如果教师在历史课上删去大屠杀部分，将是违法行为，而日本人在几十年来一直把课本中南京大屠杀的材料有系统地清除得一千二净。他们从博物馆拿走南京大屠杀的照片，销毁原始的资料，从大众文化中抹去任何关于大屠杀的痕迹。甚至一些受尊敬的日本历史教授也加入右翼势力，进行他们认为是为国尽忠的工作：怀疑、诋毁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在专题片《以天皇的名义》中，一个日本历史学者用这样的话来否认南京暴行："即使有二三十人被杀，日本方面也会非常震惊。那时，日本军队一直是模范部队。"正是因为某些日本人有预谋地企图扭曲历史，我才强烈地感到写作本书的必要。

　　除了以上这一因素，本书也是对一些完全不同的观点的回答。近年来，人们努力地试图迫使日本为其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这种努力被称作"打击日本"。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把对日本人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所作所为的谴责看作是对整个日本民族谴责，那么，这不仅会伤害在这次灾难中丧生的南京的男女老少，也伤害了日本人民。本书无意评判日本人的性格特点，也不打算分析做出暴行的民族之基因构成。本书探寻的是为什么文化的力量能把人变成恶魔，能撕去那层使人成其为人的社会约束的表皮，同时文化的力量也能加强这种约束力。今天的德国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是因为犹太人没有让这个国家忘记60年前发生的事情。由于认识到奴隶制丑恶，并在100多年的种族隔离之后解放了奴隶，美国南部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地方。除非日本向世界和自身承认自己在半个世纪前所做所为的错误，它的文化将不会进步。实际上，我惊喜地发现，有很多海外日本人也参加了关于南京暴行的会议。正如其中一个人所说："我们想同你们了解得一样多。"

　　本书叙述的是两个相互关联却又不尽相同的暴行。一个是南京的暴行本身，讲述的是日本人怎样清洗敌方首都数十万无辜的平民。

　　另一个是关于掩盖事实，讲述了日本人如何在国际社会的缄默姑息之下，企图从公众意识中抹煞整个大屠杀，进而剥夺被害者在历史上的应有地位。

　　本书第一部分"大屠杀的历史"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罗生门》的影响。这是一部由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在竹林中》改编的电影，讲的是10世纪发生在京都的一起(被禁止)谋杀案。从表面上看，这个故事十分简单：一个强盗拦路抢劫一名过路武士友其妻子；妻子被(被禁止)，武士也死了。但当故事中的人物从各种角度出发叙述事情发生的过程时，故事也变得更为复杂起来。强盗，妻子，死去的武士和一个现场目击者对发生的事情的叙述相去甚远。读者就要将所有的叙述集中起来，亲自判断其中的真假虚实，通过这一过程作出主观的也通常是个人臆想的一种较为客观的假想。任何讨论犯罪公正性的课程都应该包括这个故事。它指出了历史的实质。

　　本书从3个不同的危度讲述南京的暴行。首先是从日本人的角度。讲述了一次有计划的侵略--日军奉命干什么，怎么干，为什么干。第二个是从中国受难者的角度出发，讲述了当政府面对外来侵略无力保护市民时，一个城市的命运。这部分收录了一些中国人的故事，有失败、绝望，也有背叛和生存。第三个是从美国人和欧洲人的角度，作为外来者，这些人至少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刻是英雄。在大屠杀期间，很多西方人士冒着死亡危险帮助中国平民，并向外界发出警报，通报发生在他们眼前的浩劫。在本书关于战后时期的章节中，我们再讨论美国人和欧洲人出于实用主义，对他们曾身临屠杀现场的同胞的话所持的漠然态度。

　　我这本书的最后部分分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阴谋企图使南京暴行远离公众的种种势力。我还列出了近年来人们为挑战被歪曲的历史，所做的种种努力。

　　为澄清真相，每一种尝试都注意到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是如何安排、培育和维护他们集体性的健忘症--甚至是在这一时期面对其所做所为时完全赖帐。面对历史，他们的回应不仅仅是在本应留下痛苦记录的历史书上留下空白。事实是，日本的学校教育中没有关于日本军队在中日战争中最丑恶方面的内容。与之相反，他们精心伪装，编造神话，把日本发动战争的角色转换为战争受害者的角色。在广岛和长崎爆炸的原子弹给日本人民带来的恐怖帮助这种神话去代替历史。

　　时至今日，面对世界舆论，日本仍拒绝对其战争行为表明悔意。甚至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尽管战争法庭审判一些日本领导人有罪，日本人还是设法逃脱了文明社会的道德审判，而德国人则要为他们在那段梦魇般时期的行为接受谴责。在继续逃避审判的时候，日本人又成了另一桩罪行的主谋。诺贝尔桂冠诗人伊利·威塞尔多年前就曾提出警告：忘记大屠杀就等于第二次屠杀。

　　我最大的希望是这本书能够激发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使他们都能尽早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毕竟，这些来自过去的声音正在逐年减少并终将全部消失。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我希望本书能唤起日本的良知，接受对这桩事件应负的责任。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着乔治·桑塔亚(1963-1952，西班牙哲学家小说家。--编注)的不朽警句："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

被遗忘的大屠杀——第一章 第3页

  通往南京之路 
       在试图理解日本人的行为时，要求必须给以回答的问题是极为明显的。是什么原因使那些在现场的日本士兵的行为竟全然不顾人类行为规范的约束？为什么日本军官允许甚至怂恿这种胡作非为？为什么说日本政府也难逃干系？而且至少还应该回答：面对来自它本身渠道的报道，以及它所听到的来自现场的外国人传递的信息，日本政府的反应如何？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先讲一点历史。

　　20世纪的日本脱胎于一种上千年形成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社会等级靠武力争夺而确立并得以维持。追溯以往，人们都记得，日本列岛上有权势的封建诸侯雇佣私人军队，彼此进行连续不断的战争；到中世纪这些军队巳经演变成一个独特的日本武士阶层，他们的行为规范被称为“武士道”（“武士的行为方式”）。为主人效忠而死是一个武士一生中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这种荣誉观当然不是日本文化所创造的。罗马诗人贺拉斯最早界定了每一代年轻人应当对其统治者所负有的义务——“为国而死．无上光荣”。但是日本的武士哲学大大超过了这种对服兵役的适宜规定。日本武士的行为规范极为苛刻，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道义上的强制性，即如果武士们没有光荣地完成军事作战任务，他们就必须自杀身亡——通常是举行极隆重的但疼痛无比的剖腹自杀仪式，这时武士要在证人面前毫无畏缩地用剑剖开自已的腹部自杀身亡。

　　到12世纪，当时称为“将军”的最有权势的统治家族的首领，向作为天照大神之直系后代而受到崇拜的天皇提出的要求：将军的武士为天皇提供军事保护，以换取整个统治阶级对武士阶层的神圣承认。交易作成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只是一小部分人遵循的武士的行为规范，逐渐深深地渗透到日本文化之中，并成为所有年轻男子崇尚的道德行为准则。

　　时间并没有腐蚀武士道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最初显现于18世纪，并在现代被运用到极端的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臭名昭著的“神风”突击队的自杀使命，即受过正规训练的日本飞行员驾机直撞美国的航空母舰，曾震惊西方，西方人没有想到，日本的年轻人竟会如此心甘情愿地准备为天皇献出生命。另外，并非只是少数精锐部队抱定了宁死也不投降的信念。人们关注这一事实：在塞班岛和硫黄岛，战死与投降的盟军的比例为3∶1,而日军则为120∶1。

　　赋予日本独特个性的另一种力量是它的即是自然的又是自我强加的孤立主义。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德川家族统治日本，他时这个岛国实行锁国政策，使之免受外界影响。这种闭关自守政策的本意是保护日本免遭更广大的外部世界的威胁，但事于愿违，闭关锁国割断了日本社会与正在发生于欧洲的工业革命所引起的新技术的联系，并使它失去了安全。在长达25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军事技术仍然停留在弓箭与刀剑的水平之上。

　　19世纪发生的一些非日本所能控制的事件将敲碎这个国家的自缚之茧，并使它处于一种不安全和仇外的绝望之中。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一直对所有其他人类社会摆出一副这是“白种人的责任”的姿态，以支持当时的所谓欧洲扩张主义合理论的观点，1852年他受到日本拒绝开放其通商口岸的挫折，决定派遣舰队司令马修·佩里前往这个岛国，以结束日本的孤立主义。佩里仔细研究了日本历史，决定以大规模展示美国军事力量的方法恐吓日本人屈服。1853年7月，佩里派出两艘喷着黑烟的艘只开进东京湾——让日本人第一次瞧瞧金属外壳包装的蒸汽动力舰。随后他被约60-70名手持长剑短枪的警惕的入侵者簇拥着，大步穿过将军的幕府所在地，并要求面见日本的最高官员。

　　认为日本人被佩里的来访震呆了的说法不过是一种肤浅之见。关于这个事件，历史学家塞缪尔·埃里奥特·莫里森评论道：“这件事对日本人来说，就好像听到宇航员们宣布奇异的不明飞行物正在从宇宙空间飞向地球一样。”吓坏了的德川幕府准备战斗，他们藏起贵重物品，惊恐万状地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但最终他们无可选择，只有承认美国的军事技术优势，井接纳了这个代表团。伴随这次访闷，佩里不仅迫使德川幕府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而且为英、俄、法、德等其他国家敲开了日本的贸易大门。

　　使这个骄傲的民族蒙受的奇耻大辱最终转化为强烈的愤恨情绪。日本的一些权势人物私下里主张立即与西方列强开战，但另一些人建议小心谨慎，它们的理由是：此时开战只会削弱日本而不是削弱外国。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们还强调，当局应该安抚这些入侵者，向他们学习，并不动声色地制定自己的复仇计划：

　　由于我们在工业方面还不能与外国人相比，因此让我们与外国保持来往，并学习他们的训练方法与策略，当我们把日本各民族团结成一个大家庭时，我们就有能力向海外发展，并把外国的土地赏赐给那些在战斗中表现卓著的人们；而士兵们定会争先恐后地显示他们的英勇无敌，所以到那时再宣战也为时不晚。

　　尽管上述观点并未公开流行，但将证明是预见性的，因为它们不仅描述了日本将遵循的战略，而且说出了一些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他们是从国家而不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待生命的。

　　德川幕府束手无策，决定观望等待——这一决定等于宣判了德川幕府统治的结束。将军的妥协姑息政策与他对其追随者必须尽忠的苛刻要求是如此地格格不人，以致使幕府遭到了许多人的唾弃厌恶，他们把军需弹药提供给幕府的鹰派反对者，这些人把将军对外国人侵者的谨慎反应看成是向外国蛮夷盛头称臣。当各藩的反幕力量确信将军已经失去了统治资格时，他们便计划结成倒幕联盟，推翻幕府，奉还大政于天皇。

　　1868年，倒幕联盟以明治夭皇的名义取得了胜利，并点燃了一场旨在把一个封建割据的国土变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的革命之火。他们把崇拜太阳的日本神道教提升为国家宗教，利用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去平定四方，统一列岛。新的帝国政府下定决心要对西方取得最后的胜利，便把武士道精神作为全体国民的道德准则。外国的威胁对日本列岛起到了一种进一步净化情感的作用。在以后被称为“明治维新”，的时代里，日本全国上下回响着这样的民族主义口号：“尊王攘夷”！“富国强兵”！

　　日本人以令人惊愕的高速度使自己在科学、经济和军事上跻身于现代社会之中。政府向海外派出最好的学生到西方的大学学习科学技术，并控制自己的工业，去建立兵工厂，还建立了一支由国家征兵的军队以取代地方割据的封建军队。政府还仔细研究分析了欧美的国防情况，其中德国的军事体系最受青睐。但是它的海外留学生带回国的有关西方技术和防御战略方面的知识却击碎了日本一直自以为是的军事优越感，并使它对将来一旦与西方正式摊牌，日本是否必定取胜怀着深深的优虑。

　　19世纪后期，日本打算在其亚洲邻国身上检验并炫耀它的新武功。1876年明治政府向朝鲜派出2艘炮舰和3艘运输舰组成的海军舰队，井迫使朝鲜政府签订了通商条约——这个行动正是当年佩里强加于日本的行动的翻版。

　　于是日本在朝鲜问题上与中国发生了冲突。1885年签订的条约确认了朝鲜为中国和日本的共同保护国的地位，但在10年间双方爆发了武装冲突，当时中国试图平定受到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支持的朝鲜叛乱。1894年9月，在宣战仅仅6周以后，日本人不仅占领了平壤．而且在海战中使中国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人必须向日本人支付2亿两白银作为战争赔款，把台湾、澎湖列岛和中国东北的辽东地区割让给日本，并增开4个通商口岸。这场战争后来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

　　如果后来不是西方列强的干涉，日本或许能够获得完全的胜利。战后日本人得到的最大战利品辽东半岛，最终却由于俄国、法国和德国三国联合干涉而被迫归还清政府。这个行动进一步证明了遥远的欧洲国家迫使日本就范的实力，但这只能使日本更加痛下决心要在军事上压倒令人生厌的西方人。到1904年，日本的军队规模已扩大了1倍，在武器生产方面也实现了自给自足。

　　这个战略果然奏效。日本夸下海口，不但能在战争中打败中国，也能打败俄国。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人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的旅顺港，对马海峡的海战胜利使它获得了萨哈林群岛的一半以及在中国东北的商业优势。对于这个骄傲的国家来说，在遭到西方列强的羞辱而卧薪尝胆50年之后，终于有了出头之日，这真是件极其令人兴奋之事。为这场胜利所陶醉，一位日本教授概括出日本想法，当时这位教授宣称，日本的“天定命运就是向外扩张并统治他国。”

　　主要是由于这些胜利成果，20世纪初期成为日本回味无穷的时代，现代化的进程不仅使日本赢得了军事声望，还给它带来了空前的经济繁荣。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日本的是对其钢铁生产以及纺织品和对外贸易的巨大需求。股市行情猛胀，基发户应运而生，奢靡之风四处蔓延。就连过去隐居在这个男权主义社会中的妇女，也能在赌场和赛马场上一掷千金。

　　倘若这种繁荣能持续发展，在日本或许会出现一个有力的中产阶级，并使它的人民有能力遏制日本帝国的军国主义影响。然而事与愿违，日本即将面临其现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灾难性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将把它的过去所获一扫而光，把它逼到饥饿的边缘，并驱使它走上战争之路。

被遗忘的大屠杀——第一章 第4页

20世纪20年代日本繁荣的黄金时代的大幕终于落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终止了以往对军需品的无休止需求，日本的军火工厂纷纷倒闭，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1929年美国的股市崩溃，大萧条随之而至，降低了美国对奢侈品的购买力，也使日本的生丝出口贸易陷于瘫痪。

　　同样重要的是，尽管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在协约国一边，但在战后的10年中许多国际商人和消费者故意不买日本产品。虽然欧洲国家和日本人都靠获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利品而扩大了它们的海外帝国，但人们却不是用相同的眼光来看待日本的扩张的。在这个新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不被承认，而它企图尝试西方式的殖民主义并把前德国的殖民地占为己有的作法则更不得人心，因此西方的金融家们开始把更多的资金注入中国。接着，中国被凡尔赛和约作出的把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和租借地转让给日本的决定所激怒，发起了广泛的抵制日货运动。这些发展进一步损害了日本的经济，并使日本人普遍认为，日本再次成了一场国际阴谋的牺牲品。

　　经济的持续衰退打破了日本社会的平衡。工商业倒闭，失业人数猛增，贫苦的农民和渔民把自己的女儿卖进妓院。通货急剧膨胀，工人不断罢工，而1923年9月的一场大地震简直是给日本已阴暗的形势雪上加霜。

　　大萧条时期日益流行的一种看法是，日本需要征服新的领土以防止大饥荒。日本的人口从明治维新时期的约3000万猛增到1930年的6，500万，这使维持生存越来越成为问题。日本农民努力使每英亩的粮食产量达到极限，到20年代农业生产已止步不前。继续增长的人口迫使日本每年要依靠大量的粮食进口，在1910年到20年代末的时间里，大米的进口翻了两番。他们曾靠出口纺织品来支付这笔费用，但当时纺织品的出口却不断受到外国需求量的减少、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歧视性关税的影晌。

　　20年代，日本军队中年轻的激进分子就不断地论证军事扩张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陆军中校桥本欣五郎在他那本《致青年人》的书中写道：

　　要想从人口过剩的压力下解脱出来，摆在日本面前的只有三条路……移民，打人国际市场，和领土扩张。第一扇门，即移民，已由于其它国家的反日移民政策而对我们关闭，第二扇门……由于关税壁垒和废除通商条约而正在关闭。当三扇门中的两扇门拒绝让日本通行时，日本应该怎么办？

　　其他日本作家指着别国的广袤领土，抱怨着世道不公，特别是因为其他国家没有充分使用它们的土地，没有达到日本那样高的粮食亩产量。他们不仅嫉妒中国的巨大领土资源，对西方国家也垂涎三尺。军方的喉舌佐渡荒木问道：为什么日本要以142，270平方英里的大部分是贫瘠的土地喂饱6，000万张嘴，而像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样的国家，他们每国都拥有300多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却只养活650万人口？日本为什么要满足于此？这些差别是不公平的。对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来说，美国占有某些最重要的优势：佐藤荒木指出，美国不仅拥有300万平方英里的国内领土，还享有70万平方英里的殖民地。

如果说西进太平洋是19世纪美国的“天定扩张使命”的话，那么中国就成了20世纪日本的“天定扩张使命”之地。日本这个极度自尊自大的民族认为，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中国简直唾手可得，几乎理所当然地要为日本所用。日本的贪婪野心还远不止于亚洲。1925年，也就是日本与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签订的，承认日本为世界第三大海军强国的独特作用的主力舰限制条约签订3年以后，日本陆军总参谋部的一个成员大川周明写了一本书，该书不仅坚持认为日本的天定使命是“解放”亚洲，而且强调日美之间的世界战争不可避免。在该书的最后一章里，当他简直就像是在上天的启示下预言这两个国家之间将会爆发一场圣战时，恐怕连他自己也不能料到他会预测的那样准：“在一个新世界到来之前，西方与东方的强国之间必将要决一死战。这种看法已在美国对日本的挑战中得到体现。亚洲最强大的国家是日本，而代表欧洲的最强大的国家是美国……这两个国家命中注定要打仗。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一仗何时打。”

　　30年代，日本政府自身陷入了政治纷争之中。一些人主张利用日本的新技术建设一个更好的国家，另一些人却希望利用日本的军事优势对其邻国实行对外扩张计划，他们之间竟相争夺扩大影响。扩张主义者的理论获得了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狂热支持，他们要求建立限制个人财富、资产国有化并主宰亚洲的军事独裁政权。这些观念燃起了下级军官的野心，他们出身农村，少年气盛，天生不信任东京的政客们，并迫不急待地想要得到权力。尽管他们之间也存在不和，但他们却认定有同一使命：他们相信日本的天定命运是对欧洲人报仇雪耻并称霸亚洲，为此他们要彻底改造现社会，并清除一切官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障碍。

　　这些介入者一步一步地使政府中的温和派作出了一系列妥协。但他们仍嫌变化的步子太慢，于是开始密谋推翻政府。1931年，他们策划了一场政变，但最终没有进行。1932年，一群海军军官在东京发动了一场恐怖袭击，杀死了首相犬养毅，但他们未能实施戒严法。

　　1936年2月26日，一群青年军官发动了一场大胆的武装政变并要了几个政治家的命。尽管这次政变使东京的商业区陷入了3天多的瘫痪状态，但最终被镇压了下去。其首领或被投入监狱，或被处以死刑。于是权力从极端分子手中转移到政府中行事更为谨慎的人们手中，但是重要的是指出这个事实，即这些人在当时也同样具有许多青年军官的狂热思想：称霸亚洲是日本的权利。

　　日本的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很快就意识到，他们要想控制中国就必须迅速行动。因为有迹象表明。1895年被迫屈从于日本要求的中国正在探索强国之路，这使日本的扩张主义者认为必须赶快履行他们的“使命”。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确在使自己从一个分裂的帝国变成一个努力奋斗的民族共和国。1911年，革命军打败了清军，结束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清朝统治。20年代蒋介石领导的民族主义者成功地打败了北方军阀，统一了中国。他们还宣布，废除外国列强强加在清政府头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是其奋斗的目标。由于蒋的运动声势浩大，这就威胁到日本在中国东北和蒙古（即所谓“满蒙”地区）的利益。必须采取行动，而且要快，否则中国将强大到不可能被征服。

　　日本军方在政府的赞同下，开始更具侵略性地干涉中国的事务。1928年由于中国东北军阀张作霖拒绝与日本人全面合作，他们就策划了暗杀他的行动。这次谋杀使中国人民极为愤怒，他们组织了更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

　　30年代，日本对中国不宣而战。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日本管理的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妄图挑起事端，当这场爆炸没有达到使一列特快列车出轨的目的后，关东军却打死中国守军，并向世界舆论反诬中国有意搞破坏。这个事件给了日本人占领中国东北的藉口，他们把中国东北改名为“满洲国”，并扶植中国最后的皇帝、满清王朝的继承人溥仪组成傀儡政府。占领中国东北所激起的中国的反日情绪在中华民国积极分子的支持下更加高涨。在双方的情绪都十分激昂的情况下，1932年爆发了流血事件，当时上海民众袭击了5个日本僧人，其中1人死去。日本立即对整座城市进行报复，他们轰炸上海并使好几万平民百姓死于非命。当上海的大屠杀激起了世界舆论的谴责时，日本的回答却是自绝于国际社会，并于1933年退出了国际联盟。

　　为了准备与中国必将发生的战争．日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训练它的战斗人员。青年人很小就开始接受正规的军事培训，30年代军国主义的影响更是渗透到日本男孩生活的各个方面。玩具店简直变成了战争圣殿，出售玩具士兵、坦克、头盔、制服、步枪、高射炮、军号，以及榴弹炮等全套武器。在关于那个时代的回忆录中，描写到男孩子们在街上进行模拟战斗，用竹竿当做假想的步枪。一些男孩甚至在背上捆上木棒，想象着自己成为执行自杀使命的“人肉炮弹”英雄。

　　日本的学校就像是座小型的兵营。有些老师实际上就是军官，他们对学生讲述日本的天定命运是征服亚洲，以及作为第一等民族应获得傲居世界民族之自的地位，而帮助国家完成这个使命则是每个学生的责任。他们教小男孩如何操作木制模型枪，教大男孩如何使用真枪。教科书成了战争宣传的工具；有一本地理书甚至用日本的地形位置作为扩张的正当理由：“我们正处在亚洲的先锋地位，井勇敢地向前插进太平洋。同时我们也随时准备保卫亚洲大陆免遭外来的侵犯。教师还向孩子们的头脑中灌输对中国人民的憎恨和蔑视，为他们将来人侵中国大陆作好心理上的准备。有位历史学家讲述了一个生活在30年代的神经脆弱的日本中学生的故事，当老师让他解剖青蛙时，他吓哭了。他的老师用手指节猛击他的头，并大声咆哮：“一只臭青蛙有什么好哭的？你长大后还要杀死一百、二百个中国佬呢？”

　　然而除了这种心理的训练之外，这个故事是更为复杂的。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拉纳·米特评论道：“日本社会对中国存在着十分矛盾的心理。这不完全是种族歧视，就像日本付朝鲜人那样：一方面他们承认中国是他们大量吸收的文化源泉，另一方面，他们又为20世纪中国的混乱状态所激怒。“满洲事变”的制造者石原莞尔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狂热支持者。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的年代里，包括孙中山和袁世凯在内的许多中国人从日本得到帮助和训练。日本人还为中国人提供庚子赔款奖学金，日本同仁会还在中国建立医院，而且像桥本时夫这样的学者真心诚意地欣赏中国文化。日本外务省和陆军的中国通们通常受过很好的训练，井对中国相当了解。然而这些知识和气质几乎都不可能传授给普通士兵。

　　日本学校中的军国主义历史根源可以迫溯到“明治维新”时期。19世纪末，日本的文部相宜布，学校的开办不是为了有利于学生，而是为了有利于国家。小学教师要接受新兵军事训练，实习教师则要住在兵营中去接受严厉的训练和道德教育。1890年制定了帝国《教育敕语》，它规定的道德伦理法规不仅约束学生和教师，也约束每个日本国民。《教育敕语》是日本军事法规的平民版本。它规定服从上级和无条件地效忠天皇高于一切。在每所日本的学校里，《教育敕语》的副本都和天皇的画像供奉在一起，每天早上都要加以宣读。据说，不只一个教师由于在宣读时偶尔打了结巴而自杀，以谢亵渎圣文之罪。

　　30年代日本的教育体系已经军事统制化和行动机械化。一位来访者在参观了一所小学之后，看到几千名儿童挥动着小旗，步伐一致地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不由得发出惊喜的感叹：显然这位参观者只看到了纪律和秩序，却没有看到纪律和秩序需要借助虐待加以确立和维持。教师的行为就像残暴的教官，左右开弓打学生的耳光，对学生拳打脚踢，或用竹剑木棒不停地抽打学生的现象司空见惯。学生被罚背重物，跪地板，赤脚站在雪地里，或围着操场跑，直到精疲力竭而倒下。可以肯定几乎没有人是由于愤怒而来学校访问的，即使是十分挂念学生的家长也难明真相。

　　如果学生决定当兵，那么绝对服从上级的压力就更大。经常发生的高年级学生对新生的恶作剧，残忍的恃强凌弱，压碎了所有的个人主义精神。服从被说成是最高的美德，个人的自我价值观被取代，个人的价值不再与个人有关，而就像是一台巨大机器上的小齿轮。为了把个体的个性“升华”到集体的共性，上级军官或老兵经常无缘无故地打新兵耳光，或用大木棒猛抽他们。据作家入谷敏男说，军官们还经常用这样的话来解释他们任意惩罚的理由：“我打你不是因为我恨你。我打你是因为我关心你。你以为我是疯了才干这些事而把自己的手打得红肿流血吗？”一些年轻人经不住如此残酷的(禁止)折磨而死去；另一些人自杀身亡；而大多数人则经受了锻炼，使军方可以把一套新的人生目标灌输给他们。

　　对有抱负的军官来说，训练也是一个十分残酷的过程。20年代所有的军校学员都必须经过在市谷〔在东京都新宿区）军事学院的学习。营房过分拥挤。教室没有暖气，食物也不充分，这地方更像是座监狱而不像是所学校。日本军校的训练强度超过绝大多数西方的学校：在英格兰，一个军官必须完成1, 372小时的课堂学习和245小时的课外自习，而在日本的标准是3, 382小时的课堂学习和2, 765小时的课外自习。学员们不但要坚持每天规定的超强度的身体锻炼，还要学习历史、地理、外语、数学、科学、逻辑、绘画和书法等课程。每门课程都要力求达到完美的目标和优异的成绩。最重要的是日本的军校学员必须接受“只知有胜利的思想”。学员们对任何一点失败的迹象都十分恐惧，以致为了减少有人自杀的危险而不敢分开考试结果。

　　军事学院本身就像一个孤岛，与世隔绝。日本的学员既不享有隐私权，也没有机会培养个人的领导才能。学生读物经过严格检查，而且没有闲暇时间。一位西方作者这样评论日本军官：“在这些可塑造的年代里，他们被隔绝于一切欢乐、利益和影响之外，在他们活动的那个狭隘的环境中渗透了特殊民族和特殊军队的宣传。从种族心理上来说，日本已经远离了我们，而这些军官则离我们更远。”

　　1937年夏天，日本终于挑起了对中国的全面战争。7月，根据条约驻扎在中国城市北平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在古老的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日军在黑暗中打了几枪之后，在点名时发现一名士兵“失踪”。于是日军便以此为借口行使它在这个地区的“权利”。他们开到靠近卢沟桥的宛平城外，要求中国守军打开城门让他们进城寻找这名士兵。在遭到中国守军司令的拒绝后，日军便炮轰宛平城。

　　7月底，日军已控制了整个京津地区，8月，日军进犯上海。第二次中日战争已不可逆转地全面展开。

　　但是征服中国证明是一件比日本预料的要困难得多的事。仅在上海，中国军队就以10比1之比在数量上超过日本的海军陆战队，同时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派出了他的最精锐的部队来打这一仗。8月，当35，000名日本新兵企图在上海的码头登陆时，他们遭到了自7月以来的第一次大挫败。埋伏好的中国炮兵向日军开炮，炸死了好几百日军，包括良子皇后的表兄。在几个月的战斗中，中国军队极其英勇地保卫着这座城市。使日军极为懊恼的是，上海的战事进展缓慢，他们是一条街一条街、一道路障一道路障地攻下来的。

　　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军方领导人不断吹嘘——并当真相信——日本可以在3个月内征服中国大陆，但当他们只在中国的一个城市的战事就从夏天拖到秋天，又从秋天拖到冬天时，便彻底击碎了日军“速战速决”、轻易取胜的幻想。在这里，中国这个淳朴的、缺乏军事科学知识也没受过多少训练的民族，竭尽全力打击、遏制比他们强大的日本军队。当上海干11月最终沦陷时，日本皇军的心态举止趋于疯狂，据说许多人在向南京进军时渴望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