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读者> 外蒙古独立的重新审视和回顾——“回归”的幻像

思树

   外蒙独立是很多中国人难以挥去的历史心结，那么，蒙古到底是怎么分离出去的，历史上，中国真的有机会收回蒙古吗？中国大陆网上盛传蒙古可能会回归中国，真有其事吗？今天的蒙古人，又如何看待中国人的这种心结？

  2010年，是蒙古民主革命成功20周年纪念，2011年，则是蒙古首次宣告独立100周年纪念。蒙古人对这两个特殊年份的看法，蒙古通讯社社长巴桑苏仁的总结极具代表性：“100年前，我们不再听从北京的命令，20年前，我们不再看莫斯科的眼色，我们是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

  巴桑苏仁感慨地说：“成吉思汗曾被禁止提及，只活在我们心中，而今他的画像到处高悬，无数国家在争抢，作为他的子孙，我们很骄傲”。

  几乎所有蒙古政治、知识精英谈到历史时，一是对独立倍感骄傲，二是对民主充满自豪，三是对成吉思汗无限景仰，四是强调“平行外交”，即在所有大国间，尤其是中俄之间，均衡发展关系，尽量做到不偏不倚，不能再回到受某大国支配控制的历史。

   今年正巧台湾也要庆祝“中华民国100周年”，有意思的是，虽然当下官民皆不当回事，早已正视事实，内政部1999年最后一次出版中华民国全图，蒙古还在“秋海棠”内，目前尚无正式修正版本(后来不再出全图)。 直到2002年，才通过修订台湾与大陆关系细则，将蒙古从“大陆”的定义中剔除。

国民政府1930年代制订的《蒙古盟部旗组织法》，直到2006年才被台湾官方废止；而国民政府时期主管蒙区（含外蒙）和藏区事务的“蒙藏委员会”，竟一直延续至今(业务早已变迁)。

台湾民间“深蓝”人士的“大中华情结”就颇为浓重，撰文渴望蒙古回归者大有人在，大陆逐渐发酵的“外蒙古回归”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受此影响的结果。海外深蓝人士至今仍有深厚的蒙古情结，撰文渴望将来蒙古回归的大有人在。

  中共在此事上长期低调，大陆人民原本对此话题颇为陌生，随着李敖等海外文人学者争议此事的文章涌入，在互联网时代加倍促使“大中华情结”发酵，论坛上热议蒙古的话题屡见不鲜

几年前，互联网上炮制的一篇假新闻——“蒙古大呼拉尔讨论回归中国”被疯狂转贴，引来千万人热议，壮怀激烈者有之，春风得意者有之，仰天长叹者有之……

  中外之情景对比，实令观者无限感慨。近年学者们逐渐零星触及蒙古独立的研究，与网上民间的热情形成互动，蒙古独立到底为何，什么时候独立，是谁之错，目前来看，受政治立场和讨论语境局限，实在没争出什么结果。  

 
                       　　　　　　　　　　　正式承认蒙古独立的是非

   有人说，正式承认蒙古独立是国民党之责，有人说这是中共之责，争论不休，争议来自于台湾方面长期不承认蒙古独立一事，具体情况到底又是怎么回事。

   要说正式承认蒙古分离，这是来自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名为“友好”，实则一点不友好。

   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中国奋斗几十年，所有近现代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全部废除，却又被迫签下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 。不过经过中国政府两个月极其艰苦的谈判，这个条约已比斯大林原设想的要“友好”数倍。

  当年10月20日，蒙古在苏军的“保护监督”下，举行全民公投，接近100%的票数赞成独成。1946年元月5日，国民政府发表一个简短且态度冷淡的公告给予承认。

   略知国共历史即可知，国共这对冤家对头自从20年代末大翻脸后，除了抗战时期表面言论略有收敛，中共对国民党所做之事，无论是非，只讲立场，几乎无一不骂，但唯独这件事上，给予高度赞扬，后来长期保持沉默低调，教科书中亦淡化处理。说白了，两党都有自己的苦衷，中共在此事上的处境甚至更为尴尬。

 依托苏联实现“独立”，建立“红蒙古”的元老之一乔巴山，后来成为蒙古国的“小斯大林”。

  依托苏联实现“独立”，建立“红蒙古”的元老之一苏赫巴托。

 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共倒偶尔“骂过”，不过与其说“骂”，在今天看业更像是“帮”。1949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郭沫若一篇文章，名为《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这是“中苏同盟”四周年时，郭发表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词。

  他在文中歌颂外蒙独立，谴责“中国侵略者”压迫和欺负蒙古人民，对方寻求解放和独立是天经地义，认为外蒙人民比中国人争气，更早清醒，认苏联当朋友，所以得到帮助，更早解放，要求中国人民向外蒙人民告罪、致敬和学习，“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

  1950年2月，中共的党史学者胡华再次撰文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承认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他在文中说，蒙古早已独立，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国家，为大好之事；从1927年开始，“中国国民党反动政府，却一直坚持着大汉族主义，以‘宗主国’自居，不肯承认蒙古独立”，痛斥“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人民共和国有独立地位”，国民党先是被迫承认，事后心里不服又侮辱苏联，说“是中国领土的丧失”，胡华批评这种“大汉族主义情绪”还鼓惑了不少国人。

从统治者角度说，开疆拓土是伟业，护国守土是功绩，这个常识中外古今执政者皆懂，没有谁会愚蠢到自愿做出与此原则相反之事，国共两党亦然。

  蒙古独立，依赖自身实力绝非可能，从头到尾皆靠沙俄和苏联庇护，斯大林是最重要的手术操刀者。中共事业成功绝对离不开苏联和斯大林的支持，中共领导人早期的言论从不讳言此点。当时连篇累牍称赞苏联红军为“大救星”，斯大林为中国党和人民的“导师”、“慈父”、   “大元帅”，建政后采取“一边倒”外交，自是此理，在蒙古问题上做此表态实非得已。

郭沫若曾有祝寿诗《我向你高呼万岁—斯大林元帅》：“你是全人类的解放者……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你的光暖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有其特殊历史背景。

   国民党所签之涉外条约，包括与西方新签的收复国权诸多协议，中共无一不抨击，但唯独这个条约，不仅给予高度支持，并且在国民党对条约“执行不力”或“心有不服”时，才大加挞伐。

 1949年9月12日，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提问即表示：“我完全同意中苏条约，并希望它彻底实现，因为它有利于两国人民与世界和平，尤其是远东和平。”

  中共建政后出新版《毛选》，第二卷《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标明是写于“1939年12月”，文章其实经过颇多修改，这次还特意在第一章加上一段文字：“(中国)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
 
   斯大林在新疆扶植“东突”起事，在东北侵犯中国主权，阻挠回收，强迫蒙古分离，甚至连条约中的承诺很多皆未兑现，引起全中国激愤。1946年春，以中国各高校大学生为首，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苏运动，重庆中共的《新华日报》和亲中共的民盟《民主报》还遭到冲砸。

  虽然国民党定义自身是民族主义政党，中共定义自己是国际主义政党，并在完全支持苏联的“民族自决理论”，但随着中共地位的上升，越来越顾及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

  1949年初，毛泽东对试探性对来访的米高扬谈起内外蒙联合进入中国的问题(一说是受某位国民党左派女领导委托)，对方答道：我们不主张这样的统一，因为这可能导致中国失去一大块领土，如果真这样的话，那是内外蒙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米高扬言下之意，若谁想把外蒙要回来，可能连内蒙都得丢掉，斯大林以后又再次强调了这一原则。

  1949年10月16日，刚诞生16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承认现实。国民党方面不再承认，是后来的事。1949年10月，国民党政府认为苏联并未遵守条约协定，并与北京建立，干涉中国内政，宣布条约款项无效。1952年冷战格局完全定型，在台湾向联合国提出“控苏案”，第二年经立法院同意，正式通过法律程序废约，隧不再承认外蒙独立实，并一直阻挠蒙古进入联合国。

  正式承认蒙古独立，尽管背后的情绪和动机有差异，事实却很清晰，国民党政府在先，中共政府在后；首个中苏条约，国民党被迫签署，中共深表赞同，各有各的苦衷，其实这个是不平等条约，全世界包括斯大林在内都知道。
                                            
                        　　　　　　　　　　　无可奈何雅尔塔
    
  蒙古独立谁之过？中国内部无人有过，当时无论任何人任何集团来执政，均无力搀回这一局面，除非斯大林放弃。所谓“正式承认”，只是斯大林想在国际上(主要向英美)履行一个“手续。

 祸害中华民族极为深远的雅尔塔会议上，三巨头合影。
 
  更要命的是，斯大林是以中国东北、新疆的主权及中国内部政治问题作为要挟，来交换正式承认蒙古独立。另一说法是，若那时代的中国政府硬气，则可避免悲剧，但却忘了“硬气”仅是一种情绪，解决不了问题，它的有效基础是“综合国力”。

  倘若中国1945年之前很久，已完成政治统一，成为工业化军事强国，或可不受苏联牵制，但这也是一种幼稚的假想。因为这一过程的完成，即使日本德国等相于中国一省之大的国家仍需要几十年基本和平时间，20世纪上半叶国内外局势之恶劣，中国实无此闲睱。北洋政府时代内外交困，南京政府建立后不到十年，实现政治军事统一过程还未及半就暴发全面抗战。

  抗战结束，中国已经济崩溃，一个军事经济还未现代化，国内随时有内战危机的农业国，如何与世界第二强的苏联抗衡。何况二战后除了美苏，已无强国，英法德日都沦落到若无美国军事经济援助，无法恢复与自立的境地。
 
  不少研究者评价者，或视野受限，或受情绪和立场影响，容易忽略力量格局和国际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强大影响，随便褒贬人物，任意扣上罪责，做无谓之争。
 
  1945年—1991年，世界格局又称“雅尔塔体系”，即源自1945年2月在乌克兰雅尔塔召开的美苏英三巨头会议，会议划分了三国的势力格局，决定了战后无数国家的命运，中国此后的历史走向同样不例外。因协定内容未知会其它当事国，又称“雅尔塔密约”。为减轻损失，使苏联及早对日宣战，英美牺牲了中国利益。

  会议上，涉及中国部分，斯大林最早的提议是由满洲至旅顺大连港之间画一条走廊割让给苏联，与苏联海滨省和西伯利亚相连。罗斯福反对下，后来改为外蒙“维持现状”，苏联恢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如大连港国际化，苏联优先使用，租借旅顺港为海军基地。并规定，这些内容要获得蒋的“同意”，由罗斯福向蒋转达。

  斯大林的地缘战略，是使苏联周边不能出现“敌对国家”，而办法有二，一是将其并入苏联，二是使其成为“卫星国”，在他们的包裹下，保障苏联“安全”。在不确定中国未来走向的情况下，斯大林就是依此原则，强迫外蒙独立，在新疆策划“东突”闹事，索要东北权益。

  蒋介石听说雅尔塔会议后，已预估苏联会提出侵犯中国主权的利益诉求，也确猜了八九不离十，老早就委托正美驻华大使赫尔利，驻美大使魏道明和驻英大使顾维均多方打听内情。赫尔利找到罗斯福，罗斯福先是搪塞，说无跟中国有关内容，在赫尔利一再纠缠下，含糊地透露了些内容(因内心不安，与真实情况有出入)。

  蒋初闻部分内容时愤怒不已，持坚决抵制态度，1945年4月5日在日记中写道：“宁可被强俄强权占领，而决不能以租借名义承认其权利。此不仅旅顺如此，无论外蒙，新疆或东三省，苟被其武力占领而不退，则我亦惟有以不承认，不签字以应之，盖弱国革命之过程中，既无实力，又无外援，不得不以信义与法纪为基础，而断不稍予法律上之根据。今日虽不能由余手而收复，深信将来后世子孙，亦必有完成其恢复领土行政主权之一日。”

  蒋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不知美国对此事的真实态度，设想可与美国结成盟友来牵制苏联，其实罗斯福在此事上已与斯大林达成协议并签了字。罗斯福一直内心亏欠，未正式告之，他欲就此事再与英苏讨论斡旋，没料到在4月12日病逝。

  5月份，罗斯福助手霍普金斯访华时，宋子文曾向其谈起中美是否能建立同盟关系的问题，霍极为赞同。6月份，杜鲁门上任后才正式将雅尔塔内容通知蒋，蒋才知道全部情况，杜鲁门本身是雅尔塔协议忠实执行者，对蒋也从无好感，联美制苏无从谈起。蒋告诉美方，一旦苏联利益进入远东及中国，长远来看美国利益同样要蒙受极大损失，但当时美国认为，只要督促苏联及各国落实雅尔塔协议，战后即可相安无事。

  中国方面只得在6月启动独自对苏谈判，蒋介石令宋子文为代表团长，蒋经国为首席翻译奔赴莫斯科。此后的“虎羊谈判”，美国一直刻守中立，不愿卷入其中，除了催促中国签字之外。斯大林则是狮子大口，要求远远超出雅尔塔协议内容。

   比如协议同意“外蒙保持现状”，中国保有法理上的宗主权，斯大林则直接提出外蒙必须“独立”；协议规定苏联只获得旅顺军港租借权，斯大林要求市政管理权一并吞下，还要求旅顺以南100公里内的岛屿中国不得设防；协议规定大连是国际港，苏联只是有优先权，斯大林要求将其纳入军事区。

  蒋经国曾以私人身份拜访斯大林时说，中国八年抗年，就是为了收复失土，敌人还未赶走，反将这一大块割让出去，失去了抗战本意，为何非要蒙古独立。斯大林明确告之，就是要让蒙古成为苏联的军事屏障。仗着有世界第二强军力，英美的首肯及罗斯福签字，斯大林又深知中国当时的处境，大淡没有力量，说这些话就是是废话。

  斯大林还以新疆、东北及中共问题作为要挟，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能给这些外交家发挥的空间实在太小，中国代表团奉蒋之命尽力在每个细节上从斯大林嘴中抠肉(如旅大和中长铁路的管理方式、权力分配、归还期限)，最大限度维护国家主权，斯大林也的确做出部分让步，但在蒙古独立上态度极其坚决。蒙古问题上，中方认识到，在斯大林紧咬不放情况下，承认原本早就丧失之权益，以换取现在还可挽回之利益，乃两害相权取其轻。

  但蒋介石要求必须划清内外蒙界线，不如此后患不已，如斯大林不同意，停止交涉也再所不惜，可斯大林一直故意拖延此事(苏联已将原属外蒙的唐努乌梁海及中国新疆部分地区划入自己范围，不方便出示地图及谈论疆界)。

   谈判最后阶段的8月9日，苏军已挥师进入中国东北，宋子文、蒋经国大多数代表认为，如纠缠疆界问题再不赶紧签约，苏军控制东北情况下，斯大林筹码大胃口更大，将会丧失更多权益，认为不必理会蒋介石的命令。王世杰虽不赞同，但无法说动大家，最后只得与宋子文拟电向蒋要求“授予宜机行事之权”。

  8月14日，中国外长王世杰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条约上签字。条约规定，苏联“尊重”中国在东北和新疆的主权，支持中国政府(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统一，中国则同意日本战败后在蒙古举行公投。

  斯大林捡了个大西瓜，成为雅尔塔体系最大羸家，出兵才6天，日本宣布投降。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举国欢庆；自九一八后第三天，蒋介石连续写了十五年“雪耻”日记(起始处写上雪耻二字)，这一天，他悲喜交加地写下“旧耻虽雪，而新耻又染，此耻又不知何日可以湔雪矣!勉乎哉，今后之雪耻，乃雪新耻也，特志之。”

  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访苏，重要任务有几个，一是给斯大林祝贺70寿辰，二是提出援助问题，三是商讨修改中苏条约。斯大林最初认为延用旧约就可以了，没必要修新约，但在毛的强烈要求下(毛为此生过几天气)，同意修订。经过一番艰基的讨价还价，1950年2月14日，周恩来与苏外长维辛斯基签下第二个“中苏友好条约”。

  此条约基本以第一个中苏条约为基础，斯大林为了让“一边倒”的盟友在国内民族情绪仍浓厚的学生和民主人士中“有面子”，在局部作出了些让步，如大大缩短了旅顺港和中长铁路的归还期等。不过却要求再签一个秘密的“补充协议”，以保证严禁苏联之外的第三国资本和公民介入新疆和东北的财政商业社会活动。签字后三天，双方发布公告宣布缔约事项，并以公告形式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

　　　　　　　　　　　　　　　承不承认蒙古早已失
                       　　　　　　　　　　　　1、 全面“苏俄化蒙古”的确立
 
   假设当年国共两党不予承认，是否蒙古独立则成泡影，亦是天真的幻想。自从清朝覆亡，蒙古已失控30余年(初期为沙俄控制)，在苏联全面控制下的“俄化独立”也已经20余年。

蒙古首次宣告独立的“帝国皇帝哲布尊丹巴活佛及皇后”，他是西藏人。藏传佛教在全黄教地区有四个最大活佛，即西藏的达赖和班禅，内蒙的章嘉活佛，外蒙的哲布尊丹巴活佛。
 
   蒙古1911年12月(辛亥革命之后)首次宣示独立开始，先后“取消独立，实行自治”，又“撤销自治，‘回归’中国”，再迅即恢复独立，来回折腾了好几次。真正稳固的“独立”发生在1921年，这里加上引号，是指蒙古彻底摆脱中国本来就微软的影响，苏俄红军进入蒙古，逐渐沦为苏联的“不加盟共和国”。
   
  领导最后一次独立的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当时还叫人民党)，跟随苏俄红军攻占首都库伦，把曾经驱逐了中国军队，重新恢复独立的白俄将军——疯男爵温琴击败，1921年7月11日，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蒙古人民国人民革命政府”，这一天后来被定为国庆日。人民革命党起源自库伦的两个分别由苏赫巴托和乔巴山建立的地下组织。

  北洋将军徐树铮1919年底带兵“收复外蒙，撤销自治”，外蒙上下层精英寻求各种途径，试图恢复独立。一部分王公向美国美孚石油公司驻库伦代表拉尔申求助，希望获得美国支持；另一部分王公带着哲布尊丹巴的信赴日求援，但均无反应。

  来自底层的印刷工苏赫巴托和挑夫乔巴山，受在蒙俄国革命者库齐林科和金巴日夫斯基影响，则向苏俄和列要求援，当然对方也在密切寻找在蒙代理人。从人民党最早的入党誓词来看，仅是一个有民粹色彩的激进民族主义组织，目标是“肃清危害民族和宗教事业的凶恶敌人(指中国人)，收回蒙古丧失的主权，巩固国家和宗教。”

  与苏俄结上头后，他们的很多会议都在俄驻蒙使馆举行，在对方派出代表帮助下整合组织，逐渐走上“布尔什维克化”道路，理论功底有所提升。不过他们遇到一个困惑，发布的公告文章，里边的“资产阶级”、“殖民地”、“剥削者”、“苏维埃”这类词汇，蒙古人完全听不懂。

  蒙古从来王公喇嘛占有领导地位，民众也对之信服。支持人民党者非常少，对其同情者也是因为“肃清恶敌，收回主权”这类民族主义政策，直到30年代之前，该党的力量相当微弱。

  1921年建立“人民政府”的人民革命党只有党员164名，外蒙虽然人口只有不到70万，仍算是很弱小的组织了；1924年，君主哲布尊丹巴可疑地去世(蒙古史学家多认为被苏联谋害)，苏联支使下，严禁哲布尊丹巴活佛转世，当年11月废除君主立宪制，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开始一党专政，库伦改名为“乌兰巴托”(意为红色英雄城)；但直到这年，人民党的党员也才4639人，而当时人民党的政策是，只要支持蒙古独立的人，皆可入党，大部分党员也是因为赞同这个主张而加入该党，并非真正信仰“布尔什维克”。

  1925年，人民党改名为“人民革命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自称用“马列主义的无敌学说，以其科学理论的璀璨光辉照亮了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战斗道路”。该党因为实力微弱，即使在苏俄红军保护下，仍无法独自掌权，所以最初采用“统一战线”手法，建立君主立宪的联合政府。

  人革党与蒙古的步调历程，完全是苏共和苏联的翻版。先展开“镇反”、“反右”，把党外的反对派、同盟者，党内的所谓“右派”清洗处决，后又展开惨烈的集体化和波及全党全国的血腥大清洗，王公贵族喇嘛学者自不必说，连党政军元老功臣高官也被屠戮一空，各种冤假错案层出不穷。苏赫巴托1921年即启动这一进程，因去世得早，大部分工作由乔巴山完成，乔巴山大清洗中受斯大林青睐，消灭各个“政敌”，由此崛起为蒙古的“小斯大林”。乔巴山去世后，被斯大林和乔巴山重用的泽登巴尔响应赫鲁晓夫的号召，效法“反斯大林化运动”，在蒙古发起“反乔巴山化运动”，因此荣登大宝。
 
  “肯特、杭爱、萨彦那些高耸美丽的山峰，装点着北方的森林和群山……这就是我生长的故乡”，这是蒙古的“高尔基”纳楚克道尔吉家喻户晓的诗歌，在大清洗中仍不能幸免，两次入狱，31岁即英年早逝。

   至40年代初，蒙完基本建立苏式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已是彻底俄化的苏联藩属国，1940年第十次党代会上，正式宣布这一进程顺利完成。人革党号称“工人阶级政党”，实质上1940年工人也仅占党员的5.9%。它成功的秘决是什么，不言而喻，就是“老大哥”。

                        　　　　　　　　　　 2、华人力量被排挤干净

  清朝灭亡后，满汉大臣被驱逐，在外蒙的中国政治力量已基本消失，但华商在外蒙仍有巨大影响力。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俄两国商人控制着外蒙的商业。华人商家在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等地广设分号，实力相当雄厚，但不断遭到沙俄排挤。

  《天津条约》签订后俄人取得外蒙驿道使用权及免纳关税权，俄国商品和货币大量涌入蒙古，把中国钱庄的银票排挤出去，连中国商人也改用卢布结算。现俄蒙边界界河北岸俄方的恰克图，曾经是商贸重镇，今属俄罗斯的卫拉特蒙古人共和国——布里亚特共和国，此地康熙初年被哥萨克骑兵占领(当时也不属于大清)。1727年，清俄《恰克图条约》在此签订，划定边界。

  因俄货在中国无销路，恰克图的转口贸易华商还是占主动，从1900年至1908年，仅经此地平均每年从中国出口到俄国的货物在数百万两海关银，而中国从俄国进口的货物寥寥无几，1908年俄国单独定制新章，俄货行销中国无税，中国货行销则加重税，导致1908年后中国进口剧增，超过了出口，对蒙古地区的商贸权俄商完全占据主动。

  外蒙人欠下华俄商人巨额债务，王公喇嘛光欠中国商家的债款就有1千多万两。在沙皇帮助下，外蒙1911年12月首次宣告独立，财政经济无法自立，完全靠俄国贷款和俄货支撑。独立后采取驱逐华商华货的措施，俄国本身就是欧洲商品经济最落后的国家，货物供应不足，导致蒙古特资匮乏。

  沙俄忙于欧洲事务，同时害怕过度刺激对满蒙同样“深怀兴趣”的日本，答应给外蒙各方面援助，但不公开承认独立，与中国斡旋时为其争取特殊的自治地位。 一战暴发，俄国全部精力投入欧洲战场，实不愿在东方招惹麻烦。1915年6月，中俄签署《中俄蒙协议》，规定中国对外蒙有“宗主权”，中俄都承认外蒙自治，并不得干涉。外蒙建自治政府，北洋政府委派陈毅为都护使赴外蒙，担任最高行政长官，行使宗主权，实际外蒙仍在沙俄控制中。

  陈毅主政时，为维护“宗主权”，尽量避免领土损失，还是尽了全力，曾协助收复原属外蒙，同治年间被沙俄侵吞的唐努乌梁海(后来被苏俄红军夺回去，并入苏联，为卫拉特蒙古人的图瓦共和国，今仍属俄罗斯)。

  俄国参加一战，对西伯利亚铁路实施军管，特资更加短缺，到1916年，蒙古的俄货基本断绝，华商来了个大翻身，1916和1917两年，经恰克图输往俄国的货物创下纪录，高达2千余万和1千3百余万。

  一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引发内战，全国乱成一团，哪还管得上外蒙，加之卢布日益贬值，外蒙上层怨言日增。内部如今出现黄党(王公党)与黑党(喇嘛党)之争，从内蒙来的王公遭到排挤后跑回中国大诉衷肠；1919年首任总理赛音诺言汗去世后，总理位置被上层喇嘛控制，部分王公主张请求北京支援，取消自治，实则想通过北京，打击喇嘛集团。

  还有其它因素导致了短暂的“撤治回归中国”事件，俄国红白两军大战，大量难民涌入外蒙，局势危急，日本欲扶持白俄将军谢苗诺夫搞“大蒙古国”运动，声称要向外蒙进军；苏俄政府同时也宣称蒙古是“自由独立国家”，任何人不得干涉。出于对这两支力量的恐惧，外蒙上层倾向于请北京政府出兵保护。
 
  中国内部要求撤销自治，收复外蒙的呼声亦一片高涨，段褀瑞派徐树铮领兵进入外蒙，徐树铮软硬兼施，迫黄黑两党上书北京要求撤销自治。1920年1月，他主持了“撤治仪式”，将中华民国总统像挂在皇帝哲巴尊丹巴宝座上，勒令其三鞠躬，代表大总统册封其为呼图克图汗，并解除了外蒙的武装。徐树铮治外蒙有一定建树，下令所欠华商的所有债务必须偿还，勒令华商也不得欺诈外蒙人民，聘请西方专家开发外蒙，筹办银行……但其铁腕作风引起外蒙上层不满，四处寻求外援欲驱赶中国人，不过一切最终还取决于实力与国情。

  当年夏天，因直皖之争徐树铮被调回北京，陈毅10月份再度接任赴蒙，然好景已不长了。1921年2月，俄国内战将接近尾声，谢苗诺夫在远东被红军击退，其部下罗曼?冯?恩琴，应外蒙上层之邀率兵突入库伦，将中国驻军赶跑，扶植哲布尊丹巴重新登位，自己则当了几个月的外蒙实际统治者。7月份，蒙古人民党的人民军领着苏俄红军进攻库伦，击败温琴，并将其处决。为期仅一年的“回归”结束，此后的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再也无睱顾及外蒙。

  趁俄国内乱这段空隙，虽常受到战乱侵害，华商力量有所增强，1923年蒙古有商行2332家，其中中国商行就占了1440家，俄国私营商行166家。沙俄时代只是排挤，到了1921年“人民政府”建立后，在苏联的命令下，全面排华，禁止偿还一切欠中国商人债务，连所欠私债都不允许还；对华商征收重税，严禁华商贩卖贵重物品。苏俄宣布旧卢布作废，中国商家大批破产。

  华商所剩物资，外蒙当局强行以十分之一的价格购买，30年代初，库伦华商从两万锐减到两千，并禁止华商华工出入境，也不许新人入境。直到六十年代，中苏两党交恶，泽登巴尔将剩余中国人驱逐出境，接管其财物。1918年时，外蒙还有华人10万左右，到1963年时，统计显示为“无”，至1969年时，又才显示为“725人”。
   
  蒙古外交和军事亦是“一边倒”， 1933年英国支援沙比提在新疆搞第一次“东突国”，准备让霍加尼亚孜当“总统”，斯大林知道后，急了，可不能让英国染指新疆，得加以破坏，立即收买霍加尼亚孜，独立事败后，霍向斯大林表示效忠，斯大林令其代罪立功，对其进行支援，其中很多支援事务，就是委派蒙古来做的。仅一次援助，蒙古就派人运来100只枪，霍的部队也驻扎在与蒙古紧邻的地方，以便随时获得支应。

   斯大林不公开吞并蒙古的想法，与沙俄一样，也是害怕刺激日本，被德日东西夹击。1939年，日本关东军曾在蒙古与“ 伪满洲国”交界处，与苏蒙联军打了一场“诺门坎战役”，关东军惨败。两年后，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之际，斯大林与日本签了个“苏日中立条约”，苏联承认满洲国，日本承认蒙古国，双方都得到了安全保障。 苏联对日宣战，苏蒙联军进入中国内蒙，这个对后来中共解放战争中建立内蒙自治区及东北战局有莫大的帮助。

   中共建政，中蒙两党两国互称兄弟，共尊老大哥为首，中苏两党共同援建蒙古小弟。中苏两党交恶后，蒙古肯定跟着实力更强的老大哥，中蒙两党突然反目成仇，互相破口大骂，甚至在境内对对方的人大打出手。

  蒙古科学院外交学者苏伦扎布笑着回忆，当年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经常写文章批判中共和中国，痛斥对方是假马列真流氓，挂马列羊头，卖封建帝国主义之货。国际广播电台的华语播音员回忆当年印像最深，常出现在新闻稿里的一句话就是：“毛泽东思想在蒙古人民看来，一钱不值”。当时苏联在蒙古与中国边境上沉兵百万，这促使毛泽东要搞“三线建设”(万一苏蒙机械化部队大举进入，效法抗日战争，将以大西南为根据地抗战)和“联美抗苏”。

  四五十年代，无论任何人执掌中国政府，蒙古之“独立”，绝无法逆转。

 　　　　　　　　　　　　　　　　　外蒙：来之不易去却勿勿

  今年蒙古国出版了一套“纪念民族英雄青衮杂卜”的邮票，这位蒙古和托辉特部王子1756年11月在北京被处决。时间过去快三百年，蒙古人还未忘记他。

 蒙古国发行的纪念“反清民族英雄青衮杂卜”的邮票。青衮杂卜和阿睦尔撒纳的去逝，标志着大清完成对对全蒙古的征服，中原王朝全面降服游牧民族，这是第一次。(注：全蒙古是指信黄教的大部分蒙古区，伊斯兰化、突厥化蒙古人统治地区，及遗留在俄罗斯的蒙古地区除外）

  与青衮杂卜名字紧密联系的，是比他晚死一年的英雄人物阿睦尔撒纳，1757年9月在托博尔斯克(今俄罗斯西西伯利亚秋明州)病逝。青衮杂卜为喀尔喀蒙古贵族，统辖着唐努乌梁海地区；阿睦尔撒纳是卫拉特蒙古最后一位大汗。

   这两个悲剧英雄出身于不同的蒙古两大部族集团，却像“革命同志”一样惺惺相惜，互帮互爱，领导蒙古最后的反清运动。然时不待我兮，蒙古内部长期的分裂内耗，致使们军事斗争失败，抱憾而去，运数最终在大清皇帝一边，夜不能寐的乾隆皇帝彻底松了一口气。

  此事有另一重大意义，从努尔哈赤1616年称汗建国开始，历经六代帝王约140年，爱星觉罗家族终于完成对全蒙古(指信黄教的大部分蒙古地区，大部分伊斯兰化、突厥化蒙古人统治地区，及遗留在俄罗斯的蒙古地区除外，如俄罗斯卡尔梅克和布里亚特，印度莫卧尔帝国)的征服，将其纳入大清版图。

  明末清初，蒙古演变成成三大部族集团：漠西蒙古，即卫拉特蒙古，控制着今中国西北、西藏、中亚部分地区；漠南蒙古，控制着今内蒙、东北部分地区；漠北蒙古，即喀尔喀蒙古，控制着今蒙古国、中国新疆东部、唐努乌梁海地区。

   满清入关前，通过联姻、战争等手段，软硬兼施先胜服了漠南蒙古。清廷原本未刻意去征服漠北漠南蒙古，入关后一心经营中原，巩固政权。与此同时卫拉特蒙古强大起来，其大汗噶尔丹建立史上最后一个游牧大帝国——准噶尔汗国，在全蒙古尊祟的达赖支持下，欲统一全蒙，建立黄教的大蒙古帝国。

   漠北蒙古发生内讧，各自向清廷和噶尔丹求援，暴发了“准喀战争”，康熙怕祸及漠南，调和两者之争，使清廷卷入与准噶尔70年战争。清廷在斗争中越来越明白“欲安抚诸蒙古，必先平定西藏”，所以又越来越坚定介入西藏事务，最终用兵西藏，确立驻藏大臣制度。其意外的结果是，至乾隆时，蒙疆藏全纳入大清版图，五族归于一统，奠定近代中国疆域。

  清朝治理蒙古可说费尽心机，绞尽脑汁，在历代王朝中，对北方游牧民族控制之深，经验之丰富，难有企及。清廷按照降服先后顺序、归顺的具体情况、忠诚度和表现，将蒙古划分为“外藩蒙古”和“内属蒙古”，这即“内外蒙”名称的来历。

  外藩蒙古又分“内札萨克蒙古”和“外札萨克蒙古”，内札萨克有兵权，直属理藩院，外札萨克无兵权，受当地将军、办事大臣、参赞大臣节制(札萨克是蒙语“执政官”的意思)。内属蒙古通常不设札萨克，无王公世袭，“官不得世袭，事不得自专”。

  清廷根据“众建而分其力”原则(即广泛分封设立而弱其力)，在全蒙推进“盟旗制度”，以替代蒙古原有的汗和台吉(王子)领有大小部落的传统政治体制；按功劳、忠顺程度及此前地位，比照满洲贵族爵位，对蒙古贵族授以亲王、郡王、贝勒等职，姻亲关系世代不绝，称为“北不断亲，南不封王”；严禁各盟旗擅自越界游牧和来往，同时限制蒙古人与汉人通婚交往及文化交流。蒙古人先是在文化和宗教上“藏化”，自此以后在政治和服饰上“满化”。

  为抵销西藏达赖对全蒙古的影响，清廷在在漠南蒙古强化“章嘉大活佛”权威，在漠北蒙古强化“哲布尊丹巴大活佛”权威，令其各自领有内外蒙最高宗教事务权。青滚杂卜在喀尔喀发起反清运动，二世哲布尊丹巴家族暗中参与，乾隆勒令，今后的此系活佛不得在喀尔喀转世，只能从今天四川理塘藏区寻找灵童。

  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古，原本有札萨克图、车臣、土谢图三大部，雍正年间增封一个“诺音赛颜部”，设乌里雅苏台将军，驻扎于今蒙古扎布罕省，负责管理外蒙四部、科布多和唐努乌梁海地区军政事务；乾隆年间增设库办事大臣，监督哲布尊丹巴，同时兼管对俄事务。

 外蒙首次宣告独立时的关键人物：杭达多尔济亲王。
  清廷治理游牧民族虽空前了得，也有诸多建树，如以前牧区遭天灾，游牧民族很容易南侵抢掠财物，形成边患，清代建立了救助蒙古地区赈灾制度，但在这种封闭阻隔的管理体系下，蒙古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伤害，好多方面实质上发生大倒退。

  满清深知宗教的力量，在蒙古地区大力推行黄教，广建寺庙，给予喇嘛诸多特权，致使男子热衷出家，有些地区一半男人为僧侣，他们不婚娶不劳作，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人口繁衍，而他们需要民众供养，又增加了普通蒙古人的负担。

  原本蒙古无固定的土地观念，划定牧地，严禁越界，使得蒙古人“游”不起来，不出多久，牧场无法承载，草被啃光，造成土地荒漠化，畜牧业倒退，大量牧民破产，所辖地王公经济收入减少。外蒙哲布尊丹巴1782年有牲畜239万多头，1788年降为200多万头，1852年降到84万头；车臣汗1828年有150多万头，到1841年降到120多万头。

  蒙古人原本很重视商业，漠西漠北蒙古都有庞大的商队，清廷严禁蒙古人赴内地贸易，导致蒙古人后来对“市场经济”一窃不通，而严禁汉人赴蒙古地区垦植经商的禁令逐步被突破，蒙古的商业渐被汉商和俄商控制。哪里有垄断和管制，哪里就有腐败和高额利润，这种人为的封闭式管制(包括商人得凭证出入)，使蒙古地区特资短缺，物价奇高，买卖利润可观，更鼓励了大量的人突破禁令赴蒙经商(打点好关节即可)。

 九十余年前的蒙古社会图景一：喇嘛庙前的骆驼队。

 九十余年前蒙古社会图景二：外蒙的牧民家女人。

 九十余年前的蒙古社会图景三：一个外蒙家庭全家福。

 

 九十余年前的蒙古社会图景一：库伦一妇女与儿子。

  清廷以爵禄牵制王公们的财政，鼓励他们享乐与布施，以消磨其尚武精神，经济未增长的同时开销却增大，很多王公只得通过向旅蒙商人借巨款，或增加所辖民众的赋税。如此积弱、贫穷、愚昧的蒙古，根本无法抵御有携更强大军事经济文化而来的西方北极熊。
 
  清末，随着危机加深，沙俄渗和透日盛，认识到应该移民实边，推行“新政”。清廷剥夺了更多外蒙王公的权利，转而赋予满汉大臣；此前朝廷为省开支未在蒙古驻大军，而是用王公地方军来维持秩序，现改为在加派驻军队；招募内地汉人赴蒙古屯垦，土地得从王公们手中拨给。 好多王公袭爵时遭理藩院从中索贿勒索，本就一肚子怨子，这下更加剧了愤懑。

  1909年，清廷认为十三世达赖与英人勾结，图谋不轨，下令辑拿，这事吓着了八世哲布尊丹巴，很多人借此从旁挑唆。沙俄在日俄战中败北后，势力退出中国东北地区，加紧对蒙古渗透控制。俄国军人商人阶层主张吞并蒙古，知识分子阶层主张助蒙古成独立国家。俄国商人间谍密布库伦，对大活佛与王公们长期进行收买和策动，向他们灌输着“民族主义思想”和仇清情绪。

  1911年8月，以杭达多尔济亲王为首，率团赴圣彼得堡要求沙皇支持独立。让外蒙脱离大清，让唐努乌梁海脱离外蒙，从来就是沙俄的心愿(斯大林继承了沙皇遗志)。正巧两月后，辛亥革命暴发，大清土崩，国内一片混乱，各省宣告独立。各王公认为这是绝好机会，在俄国协助下发动兵变，赶走满汉官员，宣布建立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为皇帝。

  西部科布多由于是卫拉特蒙古王公控制(卫拉特与喀尔客用世仇)，未听从独立号令，“大蒙古国”发兵进攻科布多，称为“科布多解放战争”，攻克此地后，汉商汉人惨遭洗劫杀害。库伦“颁诏”呼吁内蒙王公响应独立，加入“大蒙古国”。内蒙大多数王公群起响应，只因章嘉活佛坚决拥护五族共和，要留在中华民国，这才未生巨变。

  少数内蒙王公不甘心，发起“东蒙独立”事件，被中国军队平息后逃往外蒙求助，外蒙随即发兵南下，北洋政府同样调兵遣将发起反击，将外蒙军逐了出去。后来外蒙欲再次南征，俄国忧惧刺激日本，将其制止。

  自此，除了除树铮短短一年的“光复”之外，中国对外蒙彻底失去控制。
                                     
　　　　　　　　　　　　　　　　　一篇假新闻的影响

   近年互联网上热炒的“蒙古讨论回归中国”的假新闻，很多蒙古人知晓此事。蒙古目前有通晓中文的大学生，常逛中文互联网，将此假新闻翻译成蒙文后转贴到蒙古互联网上，引来无数人跟贴痛斥“中国人”，造成极坏影响。此消息经过无数次网上网下“变形传播”，造成了不少蒙古老百姓误以为“中国将来会吞并蒙古”的印象，加剧对中国的防范排斥意识。

  一位常驻蒙古的中国某机构负责人，他的孩子在当地国际学校读学，同学都是蒙古国政要名人子弟，他们就对他说：“我们知道的，你们中国对我们有野心”，而他们消息来源，即可追溯到这篇假新闻。

  研究中蒙经贸关系的蒙古科学院学者旭日夫先生也提到此事，“这造成很大负面影响，不利于在蒙古生活的中国人”。偏偏有趣的是，出自中国大陆某一二家媒体的带有极端情绪的新闻，经常成为蒙古媒体关注并炒作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