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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不久，艰苦的体力劳动、肚子填不饱以及水土不服、“无名肿毒”接踵而至；从城市初到山村的新鲜感消失殆尽。知青们成天累得抬不起腿，伸不直腰，坐在地上就不想再动，躺在床上就不想起来，一身臭汗也懒得洗衣洗澡，贴身的衣裤折皱里便满是肥硕的虱子。
最要命的是几个人的腿都肿了，有的还溃烂了。最严重的是我，两条腿肿得像水桶，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脓疮，胀痛难忍，似有千斤重，躺在床上把脚高高地举起来才好受一点。
“赤脚医生”说是“无名肿毒”，弄来一些草药煎水洗过泡过都没有什么效果。脓疮胀鼓鼓的，摁一下黄脓直涌，恶臭难闻，有的里面还生了蛆，十分恶心。隔壁幺妹（其实是个小伙子）说叫狗来舔可以清腐去毒，便唤来“阿黄”（隔壁看家狗）做溃疡清理手术，麻酥酥的，感觉倒是蛮舒服，却不见有什么好转。一天，大队革委会刘主任来看我，见我痛苦不堪的样子，背起我就往外走。他个子不高，我的脚拖在地上，只好努力地往上翘着，十分难受地被他弄到好几里外的卫生院。
医生用酒精清洗消毒后敷上消炎粉包上纱布，虽然痛得呲牙咧嘴，感觉却轻松很多。这以后，上宽生产队的知青小秦来给我换过几次药。他一个一个脓疮挑开，清洗干净，洒上药粉，盖上剪成小块的白白的纱布。小秦是我的朋友。黑龙江人，红红的脸膛，高挑的个子。在他的精心护理下，脓疮终于收缩结痂，肿痛也慢慢地消退了。
其实没有等到肿痛完全消退，我就迫不及待地拖着还有些沉重的病腿下地干活了。七十年代初“农业学大寨”方兴未艾，贵生哥每天蒙蒙亮就敲响了出工的钟声，刮风下雨也不例外。太阳丈把高才回来吃点东西，这叫“出早工”，然后一直干到暮色四起、鸦雀归巢才收工回家，到吃完晚饭可能也七八点钟了。
如果碰到上面有“元旦社论”、“最高指示”什么的新精神传达下来，领导兴奋了，还要“打晚工”——点着火把干农活。下雪天可以好好呆在家里了吧，民兵营长却偏偏挑这样的天气组织年轻人挑肥下田，说是“冰天雪地更要学大寨赶大寨！”。我赤着脚踩进结了薄冰的水田里，锥扎似的痛到了骨髓里，但大家依然吆喝喧天，你追我赶。
即使大年初一也“敢教日月换新天”。那天在牛栏里用四齿钉耙出牛粪，天寒地冻人有些笨拙，我一钉耙把左脚大拇指的指甲削去大半块，有社员看到我脚边的牛粪被血染红了叫起来，我才发觉急忙跑到水田边冲洗干净，有人找来草纸烧成灰敷在伤口上止血，再用破布条包扎好。我休息片刻不顾众人劝阻又跳进臭气熏天的牛栏里干了起来，胸中豪情万丈，如同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义无反顾。
刚下乡时知青们劳累了几天，到了星期日便自己安排休息一天，洗洗衣服，写写家信，或者睡个懒觉。贵生哥和社员们也不说什么，当然他们是从来就没有星期日这个概念的。慢慢地知青们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就自己取消了星期日放假一天的规定。 | 
发表于 2011-9-28 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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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8 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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