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与“海派”的旧貌与新颜
七十八年前，因沈从文与苏汶等人的那场争论而引发的“海派”“京派”的划分，乃至鲁迅先生也参与了论战，最终却演变成对文学流派的定性和定位，实乃二十世纪的一场阴差阳错、因祸得福的文化现象。
其实，鲁迅先生对于这场争论的总结是最有独到见解的，他从宏观的角度来评判这种地缘文化流派的划界，其所指是十分明确的——文人作家的文化与文学价值立场是与其依存的文化生态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的。这也许就是他写那两篇著名杂文《“京派”与“海派”》和《“京派”和“海派”》的初衷。两篇文章只有一字之差，却有相同的文化寓意——对两种文化流派的弊端做出深刻的批判。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情状显，到处难以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
为什么鲁迅先生的这段话会在两篇文章中反复出现呢？显然，它是鲁迅先生判断这一文化现象的核心观念所在，其答案是明确的——“帮闲”是“京派”文人谋事的特权；“帮忙”则是“海派”文人谋食的责任。这种“帝都”文化心态和“租界”文化心态贯穿于二十世纪，其中“租界”文化现象虽然在1949年至80年代末有所消遁，但是那种文化心态却作为一种文化基因保存在“海派”文人的体内，直到二十世纪末的90年代才又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
无疑，1949年以后开始的知识分子自我思想清洗运动是耐人寻味的，有没有资格成为一个正统的“京派文人”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检验，无论是从“解放区”进京的，还是从“国统区”进京的“侨寓作家”，都将在天子脚下效命看做是自己政治生命的开始，因此，能否进入核心层似乎成为大家的共同追求。所以郭沫若等“先进知识分子”才会对沈从文、萧乾那样的“反动堕落”旧文人的思想进行无情的清算和批判，与其说是知识分子内部的自我清洗，还不如说是“帝都”“京派”文人之间的争宠行为，说到底就是那种传统文人为争夺正宗地位而不惜清除“异己”，从而相互倾轧的惯用下流行径而已，说其卑劣，是因为他们原来均为同类，而非“异己”。
为什么他们会忘记了五四新文化的传统？为什么启蒙主义者会变成扼杀启蒙的刽子手？这个问题其实是关乎到知识分子现代性价值观的根本问题。其实鲁迅先生早就给出了答案：“而北京学界，前此固亦有其光荣，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策动。现在虽然还有历史上的光辉，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隐’者有之，‘身升’者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这分明不就是预判了1949年以后“京派”文人的种种行径和必然命运吗？！这种“京派”文人的陋习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和文化运动中得到了鲜明的彰显。
比起“帝都”文化来，“海派”文化在共和国的礼炮声中就必然开始走向边缘，“海派文人”也就自然成为销声匿迹的“身隐者”了。然而，这种情形发展到“文革”时期，却又是演变成另外一番文化景象了，那就是“京派”文人集团和“海派”文人集团南北遥相呼应，成为这段历史上的一对“政治文化双星”。除了“王、关、戚”这样的“京派”发言人之外，更为长期出名的却是北大和清华的写作班子“梁效”了，他们成为真正掌握当时中国文化和文学发言权的“京派”御用大腕。而上海的“石一歌”则成为“京派”的附庸与应声虫，彻底消除了作为文化和文学流派意义的对抗性存在了，只剩下赤裸裸的政治企图。
当历史的时针转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间节点上的时候，被搁置了几十年，一直处在边缘化、附庸化了的“海派”文化又浮出历史的地表，成为一种足可以与“京派”政治文化抗衡的消费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积聚到90年代，在“二次改革”的浪潮中，就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海派”文学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才能造就出像《上海宝贝》那样消费文化的身体写作样本，时尚的消费文化心理成为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流行色，“海派”文化与文学才真正恢复了它在资本文化中的合法权力和位置，“海派”文人才成为20世纪末消费文化宴席上的贵宾。然而，当21世纪来临之时，“京派”与“海派”却又发生了极其微妙的变化。因为“帝都”的“京派文人”也闻到了商业文化的铜臭给自身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而“海派文人”也同样嗅到了政治文化为其消费文化带来的成倍的利益回报。
“京派文人”已然脱去了旧日专门事主于政治的长衫，也不停地在消费文化的泥淖中打滚，甚而就直接以一个所谓的“大众文化”代言人的角色进入现代媒体，既言官，又言商，成为“京派文人”重新披挂上阵的创新形象。如果说20世纪的“京派文人”还在自己的专业上有所建树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以后，其专业水平急剧下降，而混迹游走于“官”与“商”之间的情商却是出奇的优秀。
因为“商”的诱惑太迷人了，以致他们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坐冷板凳，在学术上有所造诣和建树。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北京的报纸上，油嘴滑舌，吞吞吐吐，顾影自怜的文字不是比六七年前多了吗？这倘和北方固有的‘贫嘴’一结婚，产生出来的一定是一种不祥的新劣种！”如此神机妙算的画像，不知会给如今的“京派文人”有所警醒否？！
同样，那些复活了“商气”的“海派文人”们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之中，当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了，可是，他们知道仅仅依靠这些，只能得到小利，如今社会若想成就大业，不依附于“官”的护佑，是难以成大器的。所以，“海派文人”也开始“近官”，甚至不惜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从“帮忙”到“帮闲”，他们也极尽“京派文人”之能事，甚而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献媚之手腕，“京派文人”是远不及“海派文人”的，他们太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了。
鲁迅说：“言归正传。我要说的是直到现在，由事实证明，我才明白了去年京派的奚落海派，原来根柢上并不是奚落，倒是路远迢迢的送来的秋波。”“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这俨然是对两派文人的之所以合流的本质特征———政治与商业媾和做出的文化批判。“合流”其实就是消弭了文化在地域和空间的距离，使得文化的负效应朝着一个“大一统”的方向下滑。倘若对其不保持警惕，我们的文化就会连界限都没有了。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作者 丁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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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27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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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31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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