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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王闿运和他的弟子们

东洲桃浪——王闿运和他的弟子们


                                                     作者:甘建华

运掌教船山书院



    东洲岛位于衡阳市区东南面的湘江中央,长2公里左右,宽约200余米。从侧面看去,它如一艘不沉的巨舰,航行在碧波荡漾的江面。从空中俯瞰,其形如大雁,与衡阳雁城之名隐秘呼应。明代陈安《衡州八景赋》云:“亦有东洲,在彼中流。桃花片片,绵浪悠悠。绿杨彼岸,江雨随舟。”清代常豫《东洲桃浪》诗云:“二月春波慢慢流,桃花千树簇芳洲。飞红腻作燕支水,酿尽繁华洗尽愁。”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少年时曾在东洲对面的苏洲湾王衙山下耐园苦读,为日后创建博大精深的船山学说打下了基础。
    清代咸同年间,衡阳又出了一个盖世大英雄,他就是原湘军水师提督,后官太子少保、兵部尚书的彭玉麟。光绪十一年(1883)春三月,回籍养病的彭玉麟,见位于王夫之出生地回雁峰下王衙坪的船山书院,“院地逼近城市,湫隘嚣尘,殊不足以安弦诵”,于是奏请朝廷颁旨,并捐俸银一万二千两,在东洲岛上重建船山书院,使原来的一个县级书院升格为道级书院,“集衡永郴桂府州所属举贡生监肄业其中”,“凡延聘师儒,甄别生徒,整饬院规,发给膏火,皆应归衡州分巡道主持其事”(《改建船山书院片》)。据说书院每年总收入共计折谷5000余石,如此充足的经费是当时中国任何一所学校所不敢奢想的。
    船山书院任教的先生由“四府士绅商请”,像杨柏寿、夏彝恂等都是“学问名望素优之士”,主持书院的山长更非当世大儒不可,彭玉麟第一个想到了湘学泰斗王闿运(1833~1916)。早在咸丰三年(1853)秋,曾国藩衡州编练湘军时,二人就已相识,并素相友善。睥睨群雄的王闿运,对彭玉麟评价颇高,谓之“刚介绝俗”、“功绩卓著”、“行谊可敦薄立懦,嘉言奇行,不可胜记”(王闿运《彭公玉麟行状》)。彭玉麟对王闿运的学问人品亦极为推崇,因此多次邀请他前来掌教船山书院。只因王闿运其时正主讲四川尊经书院,不能辜负川督丁宝桢的礼遇和川中士子的信任,因此未能到任。直到光绪十七年(1891)初春,四川事了,他才在衡州知府窦世德的恭请下,从湘潭云湖桥来到东洲,掌教船山书院。至为遗憾的是,老友彭玉麟已于一年前去世。
王闿运上岛的时候,正是江南三月,草长莺飞,漫洲灼灼的桃花,灿若红霞,给整个小岛披上了一层迷离绚烂的轻纱。那一片片落红漂浮在江上,仿如云霞入水,变成了暖人的桃浪。他不由慨叹道:“东洲桃浪,衡州府八景之一,斯言不谬也。”五月二十二日,他亲书一联贴于院门,表达了办好船山书院的钧天之志,联曰:“海疆归日启文场,须知回雁传经,南岳万年扶正统;石鼓宗风承宋派,愿与重华敷衽,成均九奏协箫韶。”自此,他在这儿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应聘掌教亦二十五年矣”(《邗江王氏族谱序》)。
    湖南书院历史上具有浓郁的祭祀之风。王闿运掌教船山书院,非常重视对乡贤的祭拜,尤其是对大儒王夫之的祭祀,使之成为清末王学的大本营。船山书院本来就是为祭祀王夫之而建,王闿运在平日的教学中,不课八股,以实学造士,注重引导院生诵读王夫之的遗著,并亲自带领诸生定期祭拜先贤,以此培养弟子们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结,从而弘扬湖湘文化中绵延不绝的船山风骨节操。
    因为王闿运的到来,船山书院名声大振,不但省内岳麓、城南、渌江等书院的高才学子纷纷南下,就连邻省江西、广东、福建的莘莘学子也负笈前来,“海内执经问学者踵相接” (《衡阳教育概况》第六篇),一时有“学在船山”之誉,因此成为晚清十大书院之一。
   “王闿运为人恬淡洒脱,言行警拔,有类禅僧。门生满天下,举世仰为泰斗,诗文亦称当代第一”(朱经农《教育大辞书》)。在晚清书院教育衰颓的情势之下,王闿运力倡通经致用,实施经世教育,培育经世英才,世人谓之“抟土成人,点铁成金”(尹铁凡《大师湘潭王闿运》),“成就之士多至数千人”(湖南巡抚岑春蓂奏折语),可谓鸢飞鱼跃,桃李芬芳。本文单表船山书院弟子,其中许多人在他生前身后,纵横捭阖于中国近现代大舞台,事功德业超过了孔门弟子,因此尊其为孔子之后一代师表,实不为过。

王门弟子与近现代政治



    王闿运,世本衡阳西乡人,生于道光十三年(1833),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自题居所“湘绮楼”,人称湘绮先生。其“壬父”两字小印,颠倒观之则为“文王”,隐喻素王改制。25岁乡试中举,一度入曾国藩幕,后游说京师,以布衣而动公卿。咸丰帝读过他为大学士肃顺代书的奏章后,问:“此人为何不出仕?”肃顺说:“此人非貂不仕。”咸丰帝说:“可以衣貂。”当时规矩,二品以上的大员和翰林才可以穿貂皮衣。翰林品级虽不高,因为是天子门生,故也可以享受这种待遇。从那以后,别人就称他为“衣貂举人”了。但他不以文人学者自限,特别留意海内鼎柱人物的动向,意在兜售帝王之学,期冀封侯拜相,功标青史。然而事与愿违,游幕无功,只得潜心于经史研究,肆力于诗文创作。虽然“纵横计不就”,但“慷慨志犹存”,他不忘在弟子中物色衣钵传人,以便将自己一生中的真实学问倾囊相授。
    光绪二十一年(1895),“旷代逸才”杨度(1874~1931)出现了。
   是年春天,21岁的杨度参加礼部会试,结果名落孙山。王闿运得知杨度乃贾谊、谢安一类人物,便亲自前往湘潭县石塘铺杨家,招其前来船山书院就学。杨度师从王氏3年,深得王氏喜爱,师生关系亲密,互相之间可以随便开玩笑,王氏在《湘绮楼日记》中常称杨度为“杨晳子”。杨度曾问乃师入世之法,王授以“多见客,少说话”六字真言。
    杨度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富争议性的人物。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不顾恩师的劝阻,东渡日本研究君主立宪政体,立志在清末民初乱世大显身手。他的一生与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袁克定、张勋、曹锟、汪精卫、孙中山、黄兴、蔡锷、李大钊、周恩来等诸多人物命运相连,可谓二十世纪初中国人救国之路的一个鲜活例证。
    杨度早年参与公车上书,后来又支持袁世凯称帝,洪宪王朝崩溃后,转而帮助孙中山,投靠青帮杜月笙,晚年又成为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在他身上几乎集中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种种错综尖锐的矛盾。有救国之心而所托非人,空怀博学宏识而把握不到时代脉搏,杨度的悲剧,也是中国近代艰难崛起之路的一个缩影。
   杨度曾写下一首气势磅礴、洋洋洒洒2000字的《湖南少年歌》,可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相媲美。他认为,中国应以湖南为中心,团结起来抗御外侮,其中“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一句,对湖南爱国青年产生过巨大的鼓舞作用。历史虽已翻过100年,但《湖南少年歌》所表达出的天下兴亡之责舍我其谁,为国为民之事身先士卒的精神与气度,依然有着强烈的穿透力和现实感。
    由传授帝王之学到补上老庄之学,由力荐进京做官到敦促奉母南归,杨度跟随恩师走过了20多年风雨历程。1916年10月20日,王闿运在云湖桥无疾而终,享年84岁。寄居天津、时运乖蹇的杨度闻悉后,悲痛难抑,作挽联曰:“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上联激赏恩师具备旷古未有圣人之才,但又逍遥自得,明哲保身,与世沉浮;下联慨叹自己从师多年,身怀帝王之学,但所遇非时,有愧恩师的期望。联语深沉,感情真挚,读来痛感乱世颠沛流离,让人凝咽无语,欲说还休。
    王闿运掌教船山书院,原在湘潭的一帮弟子也追随来到衡州,衡山人刘揆一(1878~1950)即为其中之一。刘揆一原在湘潭白石铺读私塾,光绪二十年(1894)拜师王闿运,不仅书读得好,而且办事能干,因此在诸生中颇有威信。
    光绪二十三年(1897),维新启蒙运动轰轰烈烈,湖南巡抚陈宝箴与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戮力同心,使湖南新政在各省引人注目,其中办得最为出色的便是时务学堂,引得热血热肠的湖湘子弟纷纷投奔。刘揆一消息灵通,对时务学堂的教学甚是仰慕,认为国乱民危之际不是潜心故纸堆的时候,要的是能够拯救社会的真才实学,而时务学堂恰是培养如此人才的摇篮。他在诸生中一宣传,便有好些人坐不住了。腊月的一天,他托门房转交一封信给先生,领着几个知己好友,悄悄地在太子码头(今泰梓码头)坐上一艘小火轮,往长沙投奔梁启超、熊希龄、唐才常、谭嗣同等人去了。
    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刘揆一自费留学日本,结识黄兴,参加留日学生反对沙皇俄国侵占我东北三省而组织的拒俄义勇队。同年末回国,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谭人凤及胞弟刘道一等发起组织华兴会,任副会长。光绪三十三年(1907)初,加入同盟会,因孙中山、黄兴不常在日本,长期代行东京本部总理职务,始终拥护孙中山先生。武昌起义时,他亲临汉口前线任督战员。南京政府成立,担任参议院议员。1912年8月,出任袁世凯政府工商总长,声明脱离同盟会,另组相友会,以示不与国民党合作。1913年7月,因工商部私借外债,受攻击辞职。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杨度曾以5万元相赠,以换取其参加劝进,遭其坚决拒绝。1916年初,在天津创办《公民报》,刊登反对帝制、反对日本的言论,报馆因此被日租界当局查封。同年6月,黎元洪继任总统,出任国会议员,直至1918年国会解散。北伐前夕,赴广州投入革命洪流,和国民党及共产党领导人都有接触和往来。大革命失败后,寓居北京,闭门著书,为其弟刘道一(同盟会首义烈士)编撰《衡山正气集》,1929年出版《黄兴传记》,1932年到南京受聘为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纂修,1933年被蒋介石聘任为行政院顾问,后因反蒋而解职。抗战期间,隐居湘西洪江。
    刘揆一与毛主席交谊甚笃,建国后被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1950年,毛主席两次亲笔致信,并派员接他去北京晤谈,可惜由于病魔缠身,未能成行。
    王闿运在船山书院主要讲授三门功课,一是功名之学,一是诗文之学,一是帝王之学。桂阳人夏寿田(字午诒,1870~1935)选择的就是功名之学,目的就在于考取进士点翰林。他的父亲夏时(字淑轩)官居江西巡抚,对王闿运十分恭敬,曾礼聘王氏主讲南昌豫章书院,还把3个儿子送到书院拜其为师。当刘揆一等人弃船山奔长沙时,杨度也心痒痒的,夏寿田却是一心一意遵从父命,天天焚膏继晷,孜孜不倦地埋首于四书文、试帖诗中。王闿运对他十分器重,从《丁未(按:应为乙未,即1895年)中秋泛月,遇夏午诒,同舟上白沙,绕洲还院作》一诗可知,师生关系非常之好。《湘绮楼日记》对此也多有记载。数年下来,夏寿田文学甚佳,下笔千言,顷刻而就,更兼能诗,尤精于词,著有《直心道场诗稿》、《孙子选注》、《金刚般若赞》、《涿州战记》等书。他还写得一手好字,不论篆隶行楷,雄浑朴茂,工整有致。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夏寿田中进士第八名,殿试榜眼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学部图书馆总纂。王闿运谑称其“夏榜眼”。光绪二十八年(1902),夏寿田因“妄言忤旨”遭革职。宣统三年起复,诰授朝议大夫。民国成立(1911),任湖北省民政长,后以鄂人反对去职,进京投靠袁世凯。1913年任总统府内史,次年充约法会议议员。1915年拥袁称帝,制诰多出其手。帝制失败后,在京办《谠言报》,发起共和统一会,后被段祺瑞政府通缉,逃匿天津租界,入曹锟幕,充任机要秘书。1922年夏,他协助杨度劝说曹锟,阻止吴佩孚入粤援助陈炯明叛乱,使孙中山度过了难关。1927年,国民政府委其为青岛市市长,但没有赴任。晚年定居上海,参禅念佛,与杨度(时已加入共产党)帮助过上海地下共产党。1935年去世,葬上海佛教协会公墓。解放后,周恩来总理指示拨专款为其修墓。
    夏寿田在船山书院求学期间,被招为衡州名宦、麟凤山庄主人程商霖的大女婿。光绪二十三年(1897),程商霖与王夫之八世从孙王之春,捐银奏准兴建珠晖塔,与湘江对岸的来雁塔互为犄角,锁镇衡阳龙脉上的一道风水,阻止衡阳的文采、钱财随浩荡北去的湘水流失。夏寿田与舅兄程崇信跑前跑后,出力颇多。
    湘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蒋啸青(1882~1928),也是王闿运的得意门生。他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入船山书院,5年后考入湖南南路优级师范学堂。从1916年起,他先后在衡州府中学堂、新民、成章、道南、蒸湘等中学讲授植物学和社会学,并在三师、三中、三女师当过多年校长。由于他教学治校有方,被世人誉为“湘南教育王”。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立即发动学生响应,在衡阳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第一个喊出“我们必须走俄国人之路”。1920年,何叔衡、夏曦率领驱张(湖南军阀张敬尧)代表团来衡,他给予最有力的支持。1921年,经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创建了湘南最早的党小组和党支部,成为衡阳地方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在他的培养和引导下,蒋先云、邝鄘、毛泽建、邓中夏、谢维俊、伍云甫、伍若兰、曾希圣、张经武、江华、黄克诚、张际春等一大批有志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1928年1月,他从武汉赶回耒阳参加湘南暴动。4月18日,起义队伍向井冈山转移,在耒阳、永兴交界的上架古楼山被敌人包围,他的儿子蒋乐群、弟弟蒋次青、堂弟蒋式令当场牺牲,本人受伤被捕。4月26日,蒋啸青被害于淝江桥头,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梁镇中(1872~1927),船山书院首批弟子,学业优良,有“政治之想”、“种族之思”、“怀抱伟略”(《旷庵文集》卷七)。1903年,在长沙与黄兴、陈天华等组织“华兴会”。辛亥革命后,赴南京参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工作。孙中山让总统位给袁世凯,梁即东渡日本。一年后回国,到河北宛平开展民主革命活动。1917年9月,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州成立,孙中山就任大元帅,梁被任命为大元帅秘书。奔波西南各省,联络部队,支持护法战争,深得孙中山信任。1927年随军北伐,9月27日病逝于上海,是年12月18日归葬故乡耒阳永济乡中乾山。
日月出矣,灯火不熄,不亦劳乎?

回复 1# 老灯火

王门弟子与近现代文艺



    王闿运的文章汪洋恣肆,见解独到,颇有一代文宗气象。近代著名学者汪国垣的《光宣诗坛点将录》,将王闿运列为清末光绪、宣统年间诗坛旧头领,比附为《水浒》“托塔天王晁盖”,冠于一代诗人之首。钱仲联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则以王闿运比附为《水浒》中“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汪氏、钱氏皆称王闿运“近代诗坛老宿”、“近代湖湘派魁首”。
    王闿运自诩于名声看得并不重,实则特别好名,甚至恨不能将天下有才的人都延揽到自己门下,大有东汉末年郭林宗之风。譬如清泉县(今衡南县)出了一个神童,名叫沈琇莹(1870~1944),家贫乏学,为人放牧,挂角而读,一经点拨,即能成诵,后得族人资助入学读书,县、府、道试连中小三元。王闿运听闻后,怜爱其才,收至门下。他只要听说谁有文才却不来拜他为师,心里就很不痛快,对那人的文才也会在脑海中大打折扣。譬如杰出的艺术大师齐白石(1864~1957)最初就是这样。
    王闿运早就听人说,白石铺出了个怪木匠,雕花手艺在湘潭数第一。祖祖辈辈都是种田人,家境贫寒,却沾染上文人习气,好吟诗绘画,所画人物花鸟就像真的一样。光绪二十五年(1899),供职翰林院的妻兄蔡枚功来信,说湘潭有人来北京,称赞木匠齐白石怎么怎么了得,我却一点都不知道,“国有颜子而不知,深以为耻”。王闿运大惊,没想到芝木匠的名声已传到三千里外。听说门下铁匠张正旸认识齐白石,便叫他赶快催促齐白石速来东洲拜师。
    是年十月十八日,齐白石来到东洲岛。他衣着褴褛,土头土脑,腰间还别着一大串钥匙,惟有眼睛晶莹透亮,阅人甚多的王闿运一望便知,这是一个外拙内秀的人。齐白石按照古礼,拿十条腊肉作为束脩,并呈上自己的诗集。王闿运翻看后,笑称这是《红楼梦》中的薛蟠体。但在看过他的印谱和画作后,心里非常高兴,说:“你奏刀有力,布局开张,缺点是篆字的功夫还不到家,今后还得多练练字。你的画气韵生动,大大超过了时下的一批画人,尤其是那些鱼虾鸡虫,一只只似可呼之欲出,令人观之赏心悦目,其乐无穷。你今后的成就必定在绘画上,再努力几年,曹霸、韩干当不足法也。至于诗文,只能作为你的画、印的陪衬,但这陪衬也是很重要的,我就来帮你提高这门功课吧。”多年以后,齐白石“回忆往日师门的恩遇,铭感不忘”(《白石老人自传》)。
    在几番往来船山书院问学时,齐白石结识了衡州府有名的书画家冯臼、萧俊贤、萧迁、姚尊、蒋铨衡等,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期间在蒋铨衡家留住月余,互有作品相赠。
    王闿运在担任船山书院山长期间,不重出身门第,只问其本身有无才学,主张凡人皆有好学之心,自己即有诱导之责,这一点比孔夫子更加有教无类。他将木匠齐白石、铁匠张正旸、铜匠曾招吉纳于门下,悉心点化,卓尔有成,人称“王门三匠”。再加上一个诗僧八指头陀(1852~1913),四大异人横空出世,让王闿运“老脸增光不少”,至今人们说起来,仍是湖湘文化的一段佳话。
   杨度先世自明洪武年间由金陵上元迁衡山,天启年间再由衡山迁湘潭,所以他一直以衡州作为桑梓之地。他自己赴东洲岛做了王闿运的得意门生,后来连带着他的妹妹杨庄、弟弟杨钧(1881~1940)都成了王门高弟。杨钧《草堂之灵》称:“奉天东北大学教授刘朴撰《清文学史》,称余兄、姊及余为湘潭三杨,承湘绮之正统。”
与醉心帝王之学的兄长相反,杨钧专心致志于诗文与金石书画。杨度有时跟他大侃先生的王霸之才,他却不以为然,认为先生在这个方面毫无建树,诗文成就则可谓独步天下。他的诗文深得王氏真传,金石书画有点像齐白石,虽无师承,却天赋很高,数年苦心钻研,描摹的山川景物、花鸟虫鱼,让人刮目相看。王闿运自己不擅此道,却收藏了不少名人字画,他把这些名人字画都借给杨钧观摩体会,又让他拜衡州府城内姚姓画师为师,每五日进城学习一天。齐白石上岛后,他让杨钧与齐同住一室,两人相见恨晚,竞日谈书论画,不亦乐乎。
    杨钧与大书法家李瑞清相交二十余年,经常探讨书法的奥妙,有时竟然三四夜不睡。1915年,李瑞清在沪鬻书为活,收益颇丰,致书招杨钧和衡阳曾熙去上海,建立书画脱辣司(托拉斯),杨钧笑说:“你就不怕我抢你的生意吗?”李瑞清说:“船多不碍桨,没关系。”曾熙欣然前往,其后曾、李齐名,享誉大江南北。杨钧因素来厌与闻人周旋,遂婉言谢绝,最终名不出闾里,只是一位湖南书画家而已。
    杨钧著有《白心草堂诗稿》、《白心草堂金石书画》、《白心草堂联语》等书行世。所撰《草堂之灵》十六卷,收录笔记260余则,所记内容涉及书画诗文、名人轶事、收藏掌故、读书笔记、三湘风俗等,独具见识,文笔明快,实是民国文人笔记中不可多得之佳作。从其谈艺文字来看,其书法功力应该不弱,大约能与曾熙相颉颃。
    《草堂之灵》关于恩师王氏行状,无一处不可信,读来让人颇感亲切,有的故事甚至让人忍俊不禁。王闿运曾游说曾国藩取满清而自代之,但未被曾氏采纳。《草堂之灵》记载说:“湘绮云,尝与曾文正论事,其时曾坐案前,耳听王言,手执笔写。曾因事出室,湘绮起视所写为何,则满案皆谬字。曾复入,湘绮论事如故,然已知曾不能用,无复入世心矣。”
    杨庄能作诗,王闿运是偶然得知的,读后赞其诗言近而旨远,意显而寄深,实乃难得的闺阁佳作。待见到真人之后,端庄娴淑的杨庄更让他好感倍增,当即收为女弟子。他还竭力撮合杨庄与第四子王代懿的婚事,从此视为己出,希望能将她培养成李清照第二。杨钧在《草堂之灵》中写道:“余之女兄名庄,字叔姬,为湘绮楼第四媳。读《后汉书》时,湘绮命作《臧洪论》,批其文曰:‘读范史能学范文,可称才女。’于是湘人皆呼曰‘才女’。”杨庄著有《湘潭杨庄诗文词录》传世。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盛称杨庄为“当代诗家”,认为“其学力不在黄公度之下”,“风力在曹、陆、左、阮之间,洵一臣子也”。
    除了杨庄,王闿运在衡州还有两位寄名女弟子,一位是衡山名门聂氏之女有仪,另一位是衡阳名门魏氏之女芝麓,二人均有诗文集传世。
    王门弟子有不少出身官宦耆绅之家,大多没有贵介习气,而是奋厉踔发,像夏寿田、向燊、陈兆奎、程崇信、唐牧六、马话山、颜楷等,都在中国近现代文学艺术史上留下了名字。
衡山白莲寺(今衡东县白莲镇)人向燊(1864~1928),是清末民初著名书画家和书画鉴赏家,小传载入《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据说,他年少时有“神童”之誉,长大了却极不喜欢八股文,30岁始入县学,补廪膳生。光绪二十年(1894),他被父亲向熙(字晴峰,广东万州知州)送到东洲岛,受业王闿运门下,眼界大开,心智大开,对《毛诗》典籍颇为精通。王闿运见其体貌魁硕,声如洪钟,有一股英雄之气,遂为之赠联云:“插羽能飞酒;交锋便著文。”其书法遒劲有力,与谭延闿齐名,篆写盂鼎,方拙入古。他以宋人笔意画《三松图》,甚能体现其嶙峋傲骨,一时驰誉艺苑,收入上海有正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名人画集》。
    桂阳陈士杰,字隽丞,曾国藩门生,湘军悍将,曾官浙江、山东巡抚。他也是王闿运的挚友,在船山书院东洲初创时,即将陈兆奎、陈兆銮、陈兆璇三兄弟送到王门就读。王闿运一见陈兆奎,作诗一首相赠:“玉堂金印有家风,瓀佩青衿舞勺童。学篆已谙三体妙,成诗还与八叉同。南厓未肯夸年少,东鲁知曾养圣功。忧国不须求将种,坐看黻黻佐熙隆。”陈兆奎后来回忆:“从游十有余年,始知六经所以论道,游艺必本于依仁,修己乃来物之基,入世有逍遥之乐”(《湘绮楼诗文集·王志序》)。他著有《隐庐诗集》、《隐庐文集》,王闿运评述“起颇神似”、“结意横肆”、“经史词章皆有体段”(《湘绮楼日记》)。“大有天分,隽丞有佳儿也”(湘绮楼说诗)卷五)。杨钧称其诗“体裁高雅,时有逸气,但才力薄弱,不能健举,故非拟古不工。然较之今日诗人,则无可与抗者”(《草堂之灵》)。这个桂阳弟子是一个有心人,他仿《论语》辑录恩师平日言语,纂为《王志》一集两卷,成为后世研究王闿运的珍贵文献。可惜英年早逝,王闿运十分伤悲,作挽联曰:“经史词章得替人,方期光大名门,同寻陋巷箪瓢乐;狱讼平反推老吏,所惜衰羸形役,遽舍京尘布輤归。”
    陈兆奎外甥程崇信(1864~1933),字戟传,衡阳人,其父两淮盐运使程商霖是陈士杰女婿,光绪八年(1882)船山书院集捐创办人之一,程崇信、程颂旭也成了船山书院首批住斋生徒。从现存资料来看,王闿运与程家的关系特别友善,多次赠联赠文给程家上下,程家投桃报李,光绪三十年(1904)刊刻了竹醒楼本《湘绮楼笺启》。光绪十九年(1893),程崇信举孝廉,大挑得选知县,后任延安知府、潼关道台,民国初任平政院肃政使、众议院议员。他师承有道,学问广博,著有《春秋穀梁汇义》、《王氏诗补笺释》、《读左随笔》等。他也是一个著名书法家,今人林乐伦在《衡阳历代名家书画赏析》(25)中称:“程崇信家境充实,且师于湘绮,故心眼开阔,观其书法,笔力遒劲,气度为先,苍而不老,意在创新。略失古意,则为小憾。”程崇信尤好金石,喜欢结交当世名士,为人慷慨大方,与那些纨绔子弟相去甚远。
    马话山(1866~1928),衡阳弟子,光绪诸生,平生教书自给,曾客幕宾,书法有名于时。
    颜楷(1877~1927),出生于四川华阳(今双流县)一个世代显宦之家,其父是王闿运掌教尊经书院时的院外弟子,本人则是船山书院的亲传弟子。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乡中举人,光绪三十年(1904)参加在河南开封举行的中国最末一科科举考试,中第六名进士,翌年被清廷派往日本攻读法政,归国后任翰林院编修加侍讲。他是辛亥四川保路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四川近代史上著名书法家,今成都人民公园内“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一侧书法即为其所书。?

日月出矣,灯火不熄,不亦劳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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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2# 老灯火

王门弟子与近现代教育



    王闿运来到衡州船山书院时,马宗霍(1897~1976)还未出生。光绪三十三年(1907),10岁的马宗霍始受业王氏门下。他聪颖活泼,性格乖巧,学业出类拔萃,因此颇得王闿运的欢心,时常对其加以点拨。他后来从事朴学、小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完全得益于恩师早年的精心栽培。“真正传湘绮经、史、词章之学者,非李金戣辈,而为马宗霍”(萧艾《王闿运评传》)。新中国建立后,马宗霍担任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后又担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60年7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王闿运除了诗文瑰丽,最有名的是幽默,其幽默多发为联语,衡阳弟子喻谦(1870~1931)编有《湘绮楼联语》四卷,收集甚丰。他还撰有《湘潭王湘绮先生行述》、《王氏六书存微》,宣统元年(1909)重新翻刻了恩师的《湘军志》。1919年,喻谦应北京法源寺方丈道阶的邀请,编修《法源寺志》,数月而成。接着编写《新续高僧传四集》六十六卷,穷穷矻矻,历时五年,写作成功。喻谦曾留学日本,归国后执教船山书院。
    雷飞鹏(1863~1933),嘉禾县人,船山书院首批弟子,光绪二十九年(1903)举人,历任湖南绥宁、祁阳、湘潭、宜章等府县训导、教谕等职,后任盛京将军衙门提法司科员、铁岭税捐征收总局主管,加正六品同知衔。其公开身份是清朝命官,实则是同盟会辽东支部的主要领导人,在东北密秘进行革命活动。1925年任教于上海群治大学,1928年冬回乡,担任《嘉禾县图志》总纂和《蓝山县志》纂修。毕生苦读经史,能诗善文,教学有方,曾两任宁远泠南书院山长,弟子遍布九嶷山麓。一生著述颇丰,著有《雷溪草堂集》、《都庞山馆诗文集》等经史杂文数十部,文章散见于京、津、沪、汉及东北各报刊,晚年客居桂阳县城颐养天年。其子嗣尚于抗战前任北平市教育局长,嗣尚夫人唐舜君为行宪国大代表,绰约多姿,有“国大之花”的美誉。
   祁阳(今祁东县洪桥镇松木村)人李馥(1854~1929),可能是船山书院历届弟子中年龄最大的。他幼年随祖父读书,10岁能批点古文,撰写文章,18岁应童子试,拔列前茅,次年在家设馆教书,得学俸以养父母,兼课诸弟学习。光绪十七年(1891),王闿运讲学东洲,李馥抛家舍子,只身前往就读,为王氏所器重,得其公羊学之真传。翌年参加府试,以优等第一名补廪膳生,与湘乡李希圣、嘉禾雷锡龄齐名,人称“湖南三才子”。十九年赴省乡试,因擅长公羊学,得中为正科举人。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变法维新,谭嗣同、熊希龄设湘学会于长沙,宣传维新理论。李馥由于思想守旧,认为康梁是“曲学阿世,将乱天下”,亲往长沙辩正,不能取胜,乃设馆于家,分经义、史事、词章三科教导学生。教学之余,从事著述,撰《大学中庸蠡言》、《论语训释》、《孟子文演》若干卷。民国建立后,以清朝遗老自居,郁郁寡欢,放浪形骸。1920年主修《祁阳县志》,后由其弟子黄蟊校订付梓。
    常宁人唐牧六(1875~1937),曾祖唐训方乃湘军名将,做过安徽、湖北两省巡抚。据说唐牧六有过目成诵的能力,十五六岁已读完四书五经,旁及诸子百家。19岁考取附贡生,进入国子监学习。国子监改组后回乡,听说王闿运讲学船山书院,即进入东洲从学数年。王闿运任北洋政府国史馆馆长,他即是跟随北上者。后应常宁同乡、同盟会会员王亨五之邀,往长沙、武汉一游,无所成就,遂绝意仕进,以设帐授徒为业。门下弟子如郭竺真、罗召南、唐珉君等,后来均为民国时期高级文秘人员。
    刘豢龙(1883~1943),衡阳县金兰寺戒奢堂人。就学船山书院时,深得王闿运赏识,收为登堂弟子。书院时有耒阳人蔡人龙,王闿运称他们二人为“南楚二龙”,与新宁刘永济同称“湖南二刘”。以后入武昌湖北存古学堂,专攻经史词章,尤以词章著称,章士钊赞其在魏晋南北朝大家之上。二十年代在东北大学执教,“九一八”事变后,被武汉大学聘为中文系教授,之后又受聘于北平民国学院、民国大学、湖南大学,先后任大学教授20余年,为学界所重。民国成立后,被荐为工商部主事、农商部主事、教育部佥事、内务部存记知事,以后又出任湖南省土地呈报处处长、省府高级顾问,曾获得过南京国民政府农商部一等奖章。著有《六艺通论》行世,诗词散见各选本。
    蔡人龙,字渔春,是王闿运晚年得意门生之一,后为南社社员,湖南大学教授。据李肖聃《星庐笔记》载:“渔春在船山以治公羊有名,每发一问,湘绮常用心以答之。札记有新得,则令女佣周媪烹面以赐。后衡阳道以先生年老,请其归云湖故居,而迁弟子八人从之,渔春亦在其列也。渔春后入岳麓文史专修科,教授湖南大学,其点勘古书,手钞群籍,有师门之风。”“能诗,其《落花》十二首,艳称一时”(萧艾《王闿运评传》)。现存湖南图书馆有署名王闿运的《唐十家诗选》二十六卷抄本,首页有蔡人龙的题识。他还著有《湘绮年谱》。
吕翼文是王闿运川、湘两院高足,四川华阳人。他先从王氏肄业于尊经书院,王氏回归故里掌教船山书院,他又从四川赶来湖南,矢志追随先生。光绪二十三年(1897),吕翼文在乡中举人。翌年,清廷欲破格选拔人材,依照博学鸿词科之例举行了经济特科,学部大臣张百熙首荐吕翼文,吕力辞未就,学长杨度却高中榜眼。受王氏影响,他毕业致力于讲学著述,并创办《朴学报》,著有《说文释例》、《说言语理董》、《王氏礼笺疏》等,成为四川近现代史上一位名儒。曾任北江书院山长、广安紫金精舍主讲,“演其师法,分程教学”。主讲重庆经学书院时,门生杨庶堪后来被孙中山先生相中,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四川省省长、财政部部长、大元帅府秘书长、广东省省长等职。另一个门生更有名,就是“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近代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据章炳麟所撰《邹容传》记载:“容稍长,从成都吕翼文学。与人言,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翼文惧,摈之。”又过了几年,“容既明习国史,学于翼文,复通晓《说文》部居。疾异族如仇雠,乃草《革命军》以摈满洲”。
    向燊留学日本,学成归国后,旋即出任衡州府中学堂和南路实业学堂监督(即校长)。他以敬业乐群的精神,长于治事的能力,使草创中的两校得以规模略具,《衡州府志》谓之“历时五载,其时菁英,多出门下,俱以泰山北斗拱之”。当时,进士出身的著名书法家曾熙,亦长湖南南路优级师范学堂,两校毗邻,曾熙深佩向燊德才,特邀其兼任南路师范斋务长,综揽一切。从此,两人成为生死契友,后相邀居沪卖字鬻画自给。辛亥革命后,向燊出任陇南观察使、渭川道尹、湘江道尹、湖南省财政厅厅长,仍不忘教育为本,设法集资在家乡创办尚德学校,先后两度出任校长,经营擘划,不遗余力。其子向大延、孙向拔京等后虽迁居台湾,为该校捐资助学至今不辍,使之成为衡阳杏坛的一颗明珠。
    王氏门墙中,后来有许多弟子从事教育事业,成为人们交口称赞的名师。湘潭人胡元倓(1872~1940)是湖南新兴教育事业开拓者,光绪二十九年(1903)3月在长沙创办的明德学堂,是湖南最早的新式私立中学,光绪三十三年冬膺选湖南教育总会副会长。杨钧光绪三十二年(1906)自日本留学归来,先后在长沙、湘潭等地讲学数年。蓝山人赵秉钧博览经史百家,授业于蓝山潇源书院多年,弟子成才者众。南岳人旷经燊(1891~1954),自称“衡山逸民”,1931年获湖南省高等文官检定考试魁首,但无意仕途,终生从教,创办衡立模范国民小学。陈简青在抗战中不避时艰,倡办衡阳广湘中学,虽然数度毁于兵燹,仍数度迁址重办,使衡阳的文化教育薪火不绝。

                           2010/6/21于晴好居

2010/12/12改定

(转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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