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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笔从戎 请缨杀敌
——老兵易庆明的爱国情怀
清明节前后，我和王时燕随同芙蓉区黄埔后裔志愿小组的李友穗、左易安、童蕊珠、姚青民、王宗惠等登门看望了黄埔前辈、抗日老兵易庆明老人。看到有后裔上门慰问，老两口非常高兴，拉着几位晚辈的手久久不肯松开。虽然已经是93岁高龄，但老人记忆清晰、非常健谈，回忆起当年投笔从戎、请缨杀敌的经历，老人十分激动，往事历历在目。告辞时，易老送给我们两张光碟，这是去年中央电视台《我的抗战》专题组派出记者上门采访，专为易老摄制的两个小时的口述历史资料。回到家，我反复播放了这套珍贵的视频，对易老的爱国情怀有了更深切的理解。现将易老的口述摘要笔录如下：
1937年7月，日寇把战火烧到卢沟桥，烧向华北，烧向全中国。当时我是长沙广雅中学（现在的七中）的高中学生，正在接受军训。听到七七事变的消息，大家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去南京向蒋委员长请愿，上前线杀敌御侮。省主席何键选拔我们33名学生代表到庐山晋见蒋介石聆训，拨给路费和生活费1000大洋，并给每人发了一套新军服、一顶钢盔、一把刺刀。我们登上庐山，后又到南京，蒋介石接见了全国的学生代表，并安排我们参观陆军、海军演习，展示抗战决心，勉励我们“爱国不忘求学，求学不忘爱国”，鼓励我们报考军校。我当即到黄埔军校报了名。
回到长沙后正是学校暑假，我串联发动了彭中荣、代国荃、施正球、周少海等一起退学去武汉参加入学考试，当时长沙总共有220人一起报考。我的父亲是铁路局的段长，家庭条件优裕，不同意我去，要我继续读书。我偷盖了父亲的图章，从学校退了学费，毅然北上。因前方战事吃紧，考试推迟一个月，，考生食宿无着，派我回长沙再次找到何键要求解决，何键指示民政厅汇款2200光洋。当时正是11月25日，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长沙，在建湘路老火车站投下炸弹，附近落星田的两湖旅社也被炸毁。旅社正好在举行婚礼，当场死伤两百余人。父亲带我看了轰炸现场，但这不但没有吓退我反而更增加了我对日本强盗的仇恨。父亲从自己身上脱下铁路呢服送我披上，我再次赶到武汉，参加了面试、体检，还要进行文化考试，考官要求我背诵《总理遗嘱》，我清清嗓子马上背了起来：“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考官说，你既是高中生，可以用英文背吗？我立即改用英语背诵：“I devoted to the revolution, where fourty years with the aim of seeking freedom of equality. Forty years of experience, ……”我终于如愿以偿被录取，编入黄埔军校14期第一总队步科。
刚刚入学，军校就奉命西迁四川，我们与先期入学的13期一起行军，我被安排先到长沙打前站安排住宿。我找到母校，想安排在这里宿营，遇见我的老师，他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你难道不怕死？”我回答：“当兵不怕死，怕死不当兵”。他又说：“你的成绩好，又是班长，不继续升学太可惜”，我说：“国难当头，假如亡了国，书读得多又有什么用？”部队乘火车开拔时，我在开动的火车上忽然看到了我在铁道边的家，看见母亲和家人正在忙碌搬运家什，好像是要回乡下避难。我请假跳下火车向母亲辞行。母亲看着我磨破的衣衫心痛地流下眼泪，我为母亲擦去泪水，安慰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请母亲原谅儿子忠孝不能两全了。”伯伯说：“家里已经为你订了亲，对象是你表姐，嫁妆行头都已经进屋了，你上了前线她怎么办？”我说：“我能不能回来还不一定，不要耽误她的青春，还是退婚为好，嫁妆行头赶快退回去吧。”
告别父母和家人，我跟随部队经过常德，沿着川湘公路一路步行入川，行程4000多里，边行军边学习训练，来到四川铜梁，1938年11月提前毕业。
黄埔军校毕业后，我先是被指派到补训处当排长训练新兵，新整编的部队以整齐的军容、高昂的士气到重庆沙坪坝南开大学操场接受了蒋委员长和各国使节的检阅，世界各国看到了中国坚持长期抗战的决心和实力，纷纷增加军事和经济援助，我们全部换上了捷克式装备。1940年宜昌失守，张自忠将军殉国，我们暂编51师奉命坚守南津关这个长江三峡上的天然屏障，也就是现在修建葛洲坝水电站的地方。我们决心与阵地共存亡，决不让日寇西侵重庆的阴谋得逞。我们营的四连当时死的死、逃的逃，只剩下20多人，团长指派我去接任连长，我设立一个收容站，三天时间从前线溃败的散兵中招募300多人，我连补足到建制180人，还补充了其他连队。南津关地势险要，我军阵地与日寇仅隔50米对峙，敌人在战壕工事里说话都清晰可闻，我营各连队轮流接防，顶住了日寇飞机坦克大炮的狂轰滥炸。六连轮守时，日寇冲到我阵地前20米，破坏我铁丝网，六连长刚伸出头观察，就被日寇狙击手一枪击穿头颅，形势十分危急。团长急命我组织30余人的敢死队增援。我率队吹号冲锋，一阵扫射，击毙日伪军30多人，稳住了阵地。在我军的坚决抵抗下，遏制了日寇的侵略势头，保住了通往大西南的长江黄金水道，日寇始终未能越雷池半步，抗战从此进入相持阶段。
抗战后期，我奉调到湖北大洪山一带，掘壕据守，佯攻武汉，配合第九战区长沙会战、常德会战，终于盼到了抗战胜利的一天。我所在部队奉命开赴开封受降，押送日军到上海登船回国。内战期间我当随军教官，三次被解放军俘虏放回，不愿再打内战，回到长沙，在第三机械厂做会计工作。1958年我40岁，因历史问题被判刑送到岳阳建新农场劳改，刑满后留场就业，直到1982年我64岁时落实政策回到长沙，民政部门每月发给生活救助800元，无医保。我的老伴也有84岁，我们结婚已经65年，最困难的时候她对我不离不弃，相伴到老，悉心照顾我，遗憾的是我们没有亲生子女。虽然年高体弱多病，我不服老，84岁那年我还登上了八达岭长城，成为登上这段长城年龄最大的人。回顾一生，投笔从戎、请缨杀敌是我一生无悔的选择，是我毕生的光荣与骄傲。
采访录像的最后，易老对着镜头唱起了《黄埔校歌》和《大刀进行曲》，最后他又执意要再唱一首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的《救国军歌》，他瘦骨嶙峋、青筋曝露的脖颈上，突出的喉结一上一下。几十年了，他仍然唱得一字不差、铿锵有力，苍凉、嘶哑的歌声却依旧饱含着激昂与忠诚：
枪口对外，
齐步前进！
不伤老百姓，
不打自己人！
我们是铁的队伍，
我们是铁的心，
维护中华民族，
永做自由人！
装好子弹，
瞄准敌人，
一弹打一个，
一步一前进。
我们是铁的队伍，
我们是铁的心，
维护中华民族，
永做自由人！
走访后记：
走访了彭中荣、易庆明、何中仁等黄埔前辈、抗日老兵，还看到各组走访老兵的报道、资料、照片和视频，感觉到他们有几个共同的特点：
一、他们当年都是有理想抱负的爱国热血青年，且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高中甚至大学生，虽然家境一般都比较富裕，但在民族危亡之时，都奋不顾身投笔从戎，经过严格面试、笔试、体检考入黄埔，奔赴前线。这与仅为“当兵吃粮”的文盲和强拉的壮丁是很不相同的。他们至今仍保持着操守风范，无不良嗜好，关心时事，看书看报。彭中荣以92岁高龄仍能写数千字的自传，蝇头小楷一笔不苟，易庆明93岁还能用英语背诵《总理遗嘱》流利清晰，令后辈们自愧不如，87岁的李其纬创造原地太极拳十三式自成一家，93岁的罗弘毅与台湾同学诗词唱和、书信往来，每天上下七楼买报纸健步如飞。
二、他们都是国军的下级军官，13-15期多为营、连长，16-19期多为连、排长，20期以后一般是见习排长。抗战时期战斗在最前线，出生入死，身先士卒，伤亡最大，是抗战正面战场的中坚，也是坚决抵抗侵略的民族脊梁。“黄埔系”令日本侵略者既怕又恨，作为打击和诱降的主要对象。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曾创造了一个“世界之最”：伪军人数超过侵略军，达到一百多万，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黄埔学生中却极少变节投敌当伪军的，“不成功则成仁”是他们的忠实信条，“一仆不侍二主”是他们的人生准则。
他们在新政权建立以后解甲归田，天真地以为自己没有血债罪恶，放下武器，回乡务农做工，应该不会被追究，却不曾料想躲不过镇反、肃反、清理阶级队伍、直到文化革命“横扫牛鬼蛇神”的一系列清算打击，始终被当做“国民党残渣余孽”、“历史反革命”、“专政对象”，戴帽管制、遣送下放、判刑劳改，有的甚至冤死枪下狱中。彭中荣服刑加就业在监狱度过50年，妻离子散。易庆明劳改就业24年，64岁才离开建新农场那个人间炼狱。李其纬也是劳改24年，在坪塘水泥厂做最苦最累的采矿工。他们都是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后才获得摘帽改判、平反、落实政策、重获公民权，过上普通人的正常生活，安享晚年。
三、他们坎坷的经历，遭受过更多的不幸折磨和心灵创伤，有许多实际困难，但他们乐观、豁达、淡泊、顽强，重情重义，常常互相关心问候。三位老人都没有亲生子女，缺乏照顾，需要关爱。舍身报国的他们是最值得尊敬的人，劫后余生的他们也是最需要得到关爱和帮助的人。
20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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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4-25 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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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4-25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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