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至善村（二十八）
1951年5月，父亲在桂林的广西大学接到湖大的一封公函（见附件），是湖南大学聘请父亲去湖大当教授，到七月放暑假时，广西大学也给父亲送来一份为期一年的正式聘书。如继续留在广西大学，父亲有望转为物理系系主任，因代理了一年的系主任，还算胜任，但去湖大是父亲多年的愿望，所以父亲还是选择了去湖大回长沙老家。
早在1946年那次父亲带母亲首次回长沙省亲时，父亲到湖南大学去联系过，没被接纳，这次能来湖大，全搭帮原南宁师范学院的物理系系主任谢厚藩教授，谢教授同谭丕模和杨荣国两教授离开南宁后（见上篇文章），他们先后都去了湖大，谢教授是在湖大物理系，1951年被聘为物理系系主任，他当上系主任后，就聘我父亲来湖大，所以，父亲回湖南来了。
当时的湖大是由军代表和一个五人领导小组共同领导的，这五人领导小组的成员都是党员，一般不为外人所知，五人中就有谭丕模和杨荣国两教授，他们是湖大的实际领导人之一。我在上篇文章中曾提到父亲在南宁师范学院的四个半湖南老乡被学院解聘后，都回到了湖南，他们先后去了湖南大学。因谭丕模和杨荣国两人在南宁时已是地下党员了，他俩1949年初回湖南后，为湖南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1950年，杨荣国教授便担任湖大文教学院院长代理，管文学、外文和教育三个系；谭丕模教授也在湖大担任文学系（中文系）系主任。
杨荣国当任湖大文教学院院长还引出一段趣闻。当时湖南大学资格最老的教授是文学系（中文系）的杨树达老先生，他是国民党教育部部聘教授和中央研究院的首批院士之一，在长江以南算得上数一数二的国学大师，在湖大他只是一位文学系的教授。杨荣国教授的资历不能与杨树达先生相比，却成了杨老先生的上级领导，谭丕模教授也是系主任，是杨老先生的顶头上司。杨老不服气，曾将意见反映给湖大校长李达，说杨荣国常用错别字，不能胜任院长一职，李达校长听后无以回答，只劝杨老先生稍安莫燥，因为那时李达校长的党籍还没恢复，湖大的领导权实际掌握在军代表和五人领导小组手中，李达校长说不起话来。杨老是从不过问政治，他不知道这些内情，还以为共产党的大学与国民党办的大学是一样的，见李达校长不理会，本着为学生负责的态度，杨老竟上书给毛主席，反映杨荣国的事。主席没直接给杨老回复，只是由当时的湖南省宣传部副部长唐麟传话给杨树达老先生“今日教授当以思想为主”，杨老先生得知后在日记中写下“自悔孟浪”一句。随后，他不愿在中文系呆下去了，便去了历史系。
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到杨荣国教授，是因为我查看父亲遗留下来的自传里，发现他填写在南宁师范学院的证明人是杨荣国，在我的印象中叫杨荣国的是那个讲儒法斗争的人，我便问母亲，这个杨荣国是否就是那个杨荣国，母亲回答：没错，是同一个人。
杨荣国教授是长沙东乡人，离我父亲家不太远。父亲刚到南宁师范学院就参加了全院师生营救杨荣国、张毕来两教授的行动（见上篇文），杨荣国在南宁狱中呆了10个月，完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一书的资料摘录，于1948年4月出狱回南宁师范学院的，1949年初与谭丕模他们一道回了湖南。1953年秋全国院系调整时，湖南大学被撤销，分为湖南师范和中南土建两个学院，曾传出杨荣国教授要来湖南师范学院当院长一说，但后来杨荣国还是被调到中山大学历史系，任中国史教研组主任去了，可能是一山不能容二杨，他没能留在湖南。
谭丕模教授也不简单，他与黄克诚、陶铸、周小舟都同过学，关系都相当好，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是周小舟，周小舟曾推荐谭丕模当湖南省教育厅厅长，谭甘愿留在湖南大学当中文系系主任，不当厅长。谭在中文系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推广白话文教育，将王西彦、彭燕郊等四、五位青年教师聘请到中文系。
王西彦教授就是南宁师范学院里四个半湖南人中的半个湖南人，他夫人是湖南醴陵人，王西彦在1950年还被选为长沙市文联副主席和湖南省第一届人大代表，后成为国内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
彭燕郊先生也回忆到：“当时李达是湖大的校长，他和杨荣国、谭丕模联名写信要我来，他们说湖大的中文系要办成鲁艺那样，你来可以带学生下乡下厂，可以写作。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我还是想创作，在北京玩下去也不是办法，所以就来（湖大）了。”
谭丕模教授同杨荣国一道，也是1953年离开湖大的，谭丕模教授回母校北京师大任中国文学教研室主任，还是北师大党委委员。他在湖南的时间不长，却担任了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和长沙市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省文联主席及中南文联、作协的常务理事等职位。可惜正当英年时，他却于1958年出访阿富汗的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还要提一位从南宁师范学院出来的湖南人——汪士凯教授，他到湖大被聘为图书馆长，1953年汪也离开了湖大，任武汉中南财经学院教授、综合资料室主任。1958年因“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处5年徒刑，第二年就病死在劳改农场里，死时72岁，1979年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判决，为其恢复名誉。
1951年7月，我父亲离开桂林的广西大学去湖大应聘，他只身一人到长沙的。父亲去了湖大物理系讲课，当时的物理、化学等系都属湖大自然科学院，在湖大科学馆这栋楼里，这栋楼是湖大现存最老的建筑之一，位于湖大东方红广场的南面，现在成为湖大的办公大楼。当时只是座三层的红砖大楼，中间突出的部分是钟楼，钟楼上面立有一根风向标。那时的湖大的上下课全靠号手吹号指挥，号手站在钟楼上朝吹一轮号，就是上课了，五十分钟后，吹一轮就是下课，如此循环。别小看这吹号，这号声整个校区都能听见，我家住在湖大最北边的至善村，都能听的一清二楚的，那时岳麓山下太幽静了。父亲到湖大第二年就被聘为湖大师范专修科第二副主任。
我父亲之所以是一人去的湖大，母亲、哥哥和我都没一道去湖南，是有原因的。1951年初，广西大学放寒假，因桂林离广州不算太远，母亲要回去看外公，父亲送我母亲、哥哥和我到广州外公家后，他就一人回长沙营盘街去看一下，还替祖母扫墓。我祖母是1949年秋去世的，那时我们都在南宁，长沙已和平解放了，但南宁还是国统区，所以无法传递消息，更不用说回长沙奔丧了。父亲在长沙期间，打听到谢厚藩教授在湖大物理系，就去拜访了他，在南宁师范学院时，谢教授对我父亲的讲课很赞赏，他也知道父亲想回湖南来，所以一口应承父亲来湖大，才有湖大的那封聘函，到湖大后才正式下发了聘书。
话分两头，母亲带着我哥哥和我先住在广州外公家，外婆与另两位舅舅住在澳门，当时外婆要在澳门动手术，外公就带着我们去澳门看外婆。我们是1951年春节去澳门的，那时人们进出香港澳门都很方便，不要办什么手续的，来去自由。但我们在澳门还没住到一个月时，就形势大变，大陆方面突然对香港澳门进行封锁。那时正是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运动的高潮，新中国为防美蒋特务进入大陆、防止坏人逃出大陆所采取的措施。去香港澳门要有公安局的证明，进大陆来的必须要有大陆两家店铺或公司出具的保书，证明你是好人家，才能让进来。
母亲带我们住在外婆家里，原以为这种做法只是短期的，但住了三四个月后，看到希望渺茫。大陆对进来的人控制越来越严了，这样一来，我们回大陆与父亲团聚却成了问题。于是我母亲写信给她在上海的妹妹求援，我的姨父是上海一银行里的高级职员，他便找了与银行有关系的两家有点名气的公司，请他们各给我母亲出具一份保书。姨妈将保书寄到澳门，我们才得以回大陆来。但不能直接从澳门进入大陆，我们三人去香港各办了一张出境证，经香港才回大陆来的。我家三张香港出境证原来都保存完好，我还记得上面印的全是英文，贴有我们的一寸头像。文革初期，怕造反派来抄家，我母亲便把三张香港出境证全烧了，只留下证上的照片，太可惜了。
父亲先到湖大安顿好后，母亲才带哥哥和我到湖大来会父亲的，我们家给安排在至善村22号，那栋长房子住六家，我们是住最北面的一家，北坡上住有廊公庙的农户，我家门口不远就是至善村的公厕，时有气味飘进屋里来。
我们兄弟俩刚来至善村时，全一口广东话，邻居家的小孩听不懂我们讲的话，我们也听不懂他们说的长沙话。我哥哥金泽渊已七岁了，要进湖大子弟小学读书。父亲带哥哥去子弟学校，老师要测试我哥哥的水平如何，写了“學校”两字要金泽渊念出来，哥哥张口就“和好”，老师说他念错了，父亲在一旁解释，这是广东话“学校”的读音，认数字就更有趣哒，呀、衣、生、色……，就这样哥哥通过了测试，顺利进了湖大子弟小学。我家也开始了为期两年的至善村生活。
附记，本人在写这篇文章时，曾得到“二姐”的大力支持，为核实这几位湖大老人的资料，“二姐”和她妹妹去湖大档案馆里翻阅老湖大的名册，替我进行了查对，在此，对她们的热心帮助，我表示深深的感谢！
这张照片是湖大1950年的教师名册，杨荣国排第一位，谭丕模随后，两教授的大名紧挨在一起。杨荣国那时是教育学系系主任，院长代理，43岁。谭丕模是文学系系主任，50岁。
湖大给父亲的聘函，时间是1951年5月发来的。
母亲带我哥哥和我在澳门街头的留影。
我2两岁时香港出境证上的大头照片，可惜此证在文革初期被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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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10 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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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10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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