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县“黑杀队”事件(作者：林启山)

车窗外

　　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南省邵阳县因“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大抓“黑杀队”，导致当地死伤惨重而远近闻名。40余年后的今天，经历者仍记忆犹新，谈虎色变。我在邵阳县土生土长，80年代前曾在邵阳县委办公室工作过20多年，“文革”中抓“黑杀队”更亲历其境，1974年还参与调查。这一事件之残酷惨烈，实在无可名状。现据当年调查之史实，述其来龙去脉，以警世人。
　　　　

王幽

　又见你，真的很高兴，所以还没来得及细看你这篇帖，待我慢慢看这惊人的历史回顾，希望你还是能去茶坐发帖，别埋没你那敏锐的思维和犀利的笔锋，好男儿胆气冲天，你是个磊落豪横的人，无需在乎别人怎么相看，只是言词别过于激烈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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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大多数死者在被处死之前，都遭受过非人的侮辱。小溪市公社活水坑大队贫农社员王有柱，因参加“资江烽火”群众组织被诬为“黑杀队”，被捕入监，反铐“背包狱”9天9夜，因其屎拉在监狱角落里，被看守按住头，踩住脚，逼着把粪吃掉。还有人被酷刑折磨得自杀以明无罪。下花桥区出现一条“打倒毛主席”的标语，被诬 学区主任邹仕楚所为，因他出身地主而被怀疑，饱受酷刑，邹受刑不过，被迫拿菜刀当众剖腹，让人看自己“心是红的还是黑的”，肠胃流了满地，气绝身亡。
　　　在抓“黑杀队”的过程中，刑讯手段之残忍，杀人手段之惨无人道，真是不胜枚举，也卒不忍闻。对出面制止或提出不同意见者，杀人者均说是“阶级立场不稳”，与“黑杀队”同罪，因此丢命者大有人在。这样一来，谁也不敢过问，任凭暴行泛滥。人们私下形容当时的杀人狂潮：“杀猪要扯税票，杀牛要经批准，只有杀人和杀鸡一样，想杀就杀。”干部是“背起包袱下乡，勾起脑壳（低头）走路，吊起脑壳呷饭（意谓命悬一线），日夜提心吊胆”。这确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
　　5. 塘田会议，智勇陶柏荣制止杀人风
　　“黑杀风”延至8月下旬，资江河里漂浮的死尸接二连三，死状甚惨，两岸观者云集。居于资江下游的邵阳市自来水厂的抽水机莲蓬头也被死尸堵塞，水质腥臭。市民逾半月不敢饮用自来水，民众哗然。当时邵阳市既是行署、地委驻跸之地，也是市委、市政府所在地。地区民政部门组织了一些小船沿河捞埋尸体，每具尸体工费10元，加草席一床裹埋。市公安局也以同样方式派人沿河捞尸，运到郊外掩埋。邵阳市民怨鼎沸：“真是黑了天了！（暗无天日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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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屠杀当中，人性中最阴暗的丑恶被激活了，一些生产大队的干部与民兵不仅以杀人为乐，还要凭借其淫威制造骨肉相残的人伦惨剧。长乐公社新石村的罗光楚，1949年以前教私塾为业，抗日战争时期曾当过两年保长，土改时家庭成份划为“小土地出租”。“文革”中他被人诬指为“黑杀队”，虽受尽各种酷刑，直至皮裂骨折筋断，奄奄一息，仍然不肯招认这一莫须有的罪名。该队干部将其做铁匠的儿子叫来，说：“你父亲是‘黑杀队员’，现行反革命分子，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能不能与他划清界线？看你把他如何处理？”小铁匠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强忍悲痛，横下心来，在众目暌暌之下，噙着满眶热泪，把垂死的老父亲往肩上一杠，走到小河边，狠心往河里一抛，让其父亲随波逐流而去。双清公社比田大队刘家生产队张南卿（中农成份）被诬为“黑杀队员”后，受尽酷刑，干部们强令张的两个弟弟将张丢到老煤窑里窒息而死。这种逼迫亲人下手杀亲人的方式可谓丧尽天良，既使生者蒙受丧亲之痛，还要让他们承担巨大的道德心理压力。
小溪市公社活水坑大队生产队长蒋柳桥，男，贫农。“文革”初期因参加名叫“资江烽火”的群众组织，于1968年9月12日被诬为“黑杀队”，在公社机关被加上脚镣手铐关了一个多月。1970年的“一打三反”中又被关押批斗，用铁钉鞋掌嘴，用扁担砍腰，只打得他遍体鳞伤，痛不欲生，被迫悬梁自缢。死后被定为“畏罪自杀”，说他不如一条狗，并强迫其家属扎个草人，将蒋生前的衣裤套到草人身上，挂上“畏罪自杀，不如一条狗”的牌子，批斗三天三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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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马”分尸
　　檀江公社税务干部蒋意兴，邵阳县水田公社人，家庭出身地主。 1968年8月被诬为“黑杀队”揪回家乡批斗之后，再被押到一座竹山里，由五个民兵分别将不同方向的五根竹子扳弯吊下来，再将蒋的头、双手和双脚分别捆到五根竹子尖上。然后，五个人齐声高喊：一、二、三，将绑了人的五根竹子尖同时放开，蒋这个活生生的人当即被五根竹子的弹力撕成碎片。
　　以上记述的杀人手法，于史料而言绝非可有可无之闲笔。设若中国文明进步，这一页耻辱的历史或使国人产生自省之心。
　　与人类历史上任何灾难一样，在受害者当中，女性所受的凌辱较男性更多。五丰铺公社板桥大队回乡女知青吕小苏，家庭出身地主。本人长相姣好，追求者甚多。但她心高气傲，对本乡本土的人全不放在眼里。高中毕业后与一个大学生恋爱，择日成亲。1968年8月新婚之夜，被本村一伙垂涎欲滴者诬为“黑杀队”，从新房中抓出批斗，毒打不屈，被这伙人把衣服剥光，并在其乳房和私处乱摸乱捏，吕不甘受辱，破口大骂“流氓、畜牲，不得好死”。垂涎者脑羞成怒，恶狠狠地说：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休想得到。然后用铁丝穿其乳头，丢到板桥水坝中淹死。黄塘公社有个妇女在邵阳市某小学当炊事员，只因家庭出身地主，被当成“黑杀队”揪回批斗，并要处死，她向打手们求情，说：我学校里床头的稻草中有个存折，存有几百元钱，请你们拿去，饶我一命。凶手们如莸至宝，立即奔赴学校，将她的宿舍进行大搜查，存折到手，立即返回，几个人对其实施轮奸后，说：此人留不得，活口祸害多。便偷偷地将她活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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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公桥中学教师钟明良，家庭出身地主，在“文革”中一度比较活跃。1968年9月，“贫宣队”（“ 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进驻学校，钟被诬为“黑杀队”，关押了13天。关押期间受尽酷刑，先把他捆绑放在一间小屋里，令学生们在楼上向他撒尿，名曰“坐尿牢”。之后，又把他双手向后反剪捆绑倒挂，面向一盆大水，绳索一松，头即浸入水中呛水，过一会儿再把绳头一拉，使头部脱离水面。如此拉拉放放，多次反复， 名曰“顺手牵羊喝水”。此外还用了“荡秋千”、“铁丝穿手掌”等十几种酷刑。“贫宣队”中有人说，他还有个漂亮的老婆，不要放过他。于是有人又想出了一个毒招，用烧红的烙铁烙钟的生殖器，钟受尽酷刑而死，时年34岁。
　　脖子上挂水桶，肚子上压土砖
　　罗城公社毛坪大队豺狗山生产队贫协组长、共青团员曾桂林，24岁，“文革”初期担任过一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1968年9月10日，被诬为“黑杀队”，在大队关押24天。刑讯逼供中，民兵将曾桂林的双手反绑吊起来，再在其脖子上挂一桶水，身上压几块土砖，活活拷打致死。其双目失明的老父曾国奉不知儿子已被打死，摸索着将仅有的一只老母鸡杀了煮好来送饭。民兵们恶狠狠地把鸡夺过来倒在地上喂狗，老人想摸摸儿子的尸体都不获准，气得爬在地上咬土喊天。这伙人还把曾的家产抄劫一空，把老人赶出家门，土改时分的房子也被人霸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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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锤锤手臂
　　小溪市公社山伏冲大队贫农社员罗顶名被诬为“黑杀队”，批斗时民兵将他的手腕强按在青砖上，再用油榨坊里捶枯饼用的两个大铁锤轮流捶打，双手骨头被生生捶得粉碎，最后一锤送命。该公社梅洲大队地主子弟罗尧立，被打成“黑杀队”后，被人用老虎钳子将手指夹粉，然后将他杀死丢到河里。
　　火烧
　　黄塘公社合兴大队泥工师傅邓玉枚被打成“黑杀队”后，酷刑逼供，上吊下烧，最后被活活烧死，场景极为残酷。
　　　烙铁烙
　　国营河伯岭林场马头岭工区贫协主任罗顶有，系中共党员。“文革”初期曾担任过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1968年7月28日，当地一伙人把他当成“黑杀队”成员捆绑吊打，将其右臂打断后，又用柴刀把他的脊梁骨砍断，然后再将罗的左臂按在石板上用铁锤将骨头锤碎，再用烧红的烙铁在吕身上烙，烙得流油冒烟，其状惨不忍睹。随后，这伙人把罗吊在树上，直至快断气时方才放下来，剥光衣服，倒拖双脚丢到河沟里，再用乱石砸死。罗妻在当地无法生活，被迫将大儿子送人，自己带着小女儿改嫁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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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擀面条
　　黄亭市公社金锋大队一个学生，在抓“黑杀队”期间去邵阳市办事，被诬以为“黑杀队搬救兵”，民兵们强令其俯睡在木凳上，背脊上横放一根铁棍，铁棍两端各坐一人，在其身体上压过来压过去，如同擀面条一样。几百斤重的压力之下，只压得这位学生屎尿直流，骨头断裂而亡。
　　　铁丝穿脚筋
　　长阳铺公社长阳铺大队下街生产队社员刘利民被诬为“黑杀队”后，在他家里挖地三尺，寻找枪枝弹药和反革命罪证，并对刘的家人画地为牢，白天不准出门，晚上不准点灯。最后民兵用烧红的铁丝穿过刘利民的一双脚筋，吊到门前阶檐梁上，再活活打死。
　　脑袋开花
　　县五中学生邓爱毛被诬为“黑杀队”后，被人绑在学较的篮球架上，再用带铁钉的木棒外包橡皮敲脑袋，一敲几个洞，一打一片红，杀人者将此方法命名为“脑袋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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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野蛮残忍至极的杀人手段
　　要了解1968年邵阳县抓“黑杀队”这一滥杀运动的残酷性，还必须了解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杀人手段的残忍。当时常见的杀人手法有活埋、“ 铳决”[9]、石砸、吊麻蛏（guai，去声，邵阳方言，将青蛙称作麻蛏）[10]、耙（锄）头挖、捆绑沉河、乱棍打死、绳索勒死等方法，通常死后对尸体不加掩埋，甚至不许其亲属收尸。
　　不过，在所有稀奇古怪的杀人手法中，上述几种还算比较“文明”的。以下各种让人在死前受尽各种折磨的杀人方法，则显示了杀人者的残酷阴暗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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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县“支左办”的军代表柴德林对杀人之风的蔓延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据邵阳县公安局罗金陵等人回忆：8月6日，柴德林去电，将部分徒步去韶山参观的政法干部紧急召回开座谈会。会上，柴介绍了“抓黑杀队”的情况后强调说：“对死人问题，你们不要指责，不要追究责任，更不要向群众泼冷水。”他说：“这是群众运动，群众专政。群众专政是新生事物，是天然合理的”。他还说：“贫下中农是最高人民法院，打死几个阶级敌人算不了什么，打死不是白打死了。”他还要求每个政法干部去买一本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好好学习‘好得很’和‘糟得很’的问题，争当‘好得很’派，而不要去当‘糟得很’派”。他还提醒干部：“如果你们去指责制止，农民就会把你们也当成‘黑杀队’杀了，或丢到河里去，我也救不了你们。”他把全体政法干部分成8个小组下到各区社“观阵”。县公检法领导说：目前全县抓“黑杀队”抓出了几十个“反革命组织”线索，你们下去也要查一查，掌握一点情况，不要让人将其杀掉，以免断线，不利于一网打尽。可是政法干部下去后，只听一片杀人声，任何劝止、忠告，那怕说“政策规定杀人权在省里”，都不起任何作用，因为每个区社都由武装部长掌权，而每个区社武装部长又都握有县“支左办”柴政委的“尚方宝剑”。在这种情况下，政法干部实在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干着急。区社干部靠边站，参加“三支二军”的47军驻军部队多次派官兵下乡，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强调不准任意抓人、打人、杀人，搞“形左实右”，严防阶级敌人搅乱阶级阵线，都无济于事，反而越杀越凶。到8月中旬，乱砍滥杀之风更为严重，许多地方见生人就抓，有怀疑就杀。在这种混乱局面中，不少人乘机为非作歹，有公报私仇的，有挟嫌报复的，有趁火打劫的，形势混乱到了极点。[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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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塘田市区后来调查汇报：塘田市公社三角大队1968年8月12日召 开大队党支部会，支书唐远亚说，“当前阶级斗争极其复杂紧张，许多地方出现了‘黑杀队’。难道我们这里没有？石门片的唐宋保常跑东安，这股风就是从东安传来的，难道他没有问题？”会议提出，把三角片的唐建勋、唐庭方抓起来审向。为统一思想，第二天又召开了各生产队长、共产党员、贫协和“造反派”负责人会议，统一分 工，抓人审向，方法就是捆绑吊打。唐建勋由于绳索吊断，重重地摔落在地上，头皮跌破，鲜血直流，不省人事。有人说：捉虎容易放虎难，不如弄死算了。于是指派了几个地主分子，将唐建勋抬到兔子山桐子坪大漏岩里活埋了。石门片的唐宋保被抓后遭酷刑吊打，供出“黑杀队头目”唐慧方，“秘书”唐岛生，还有出身不好的唐运阳、唐运生、唐方雄等；进一步逼供，又得到“黑杀队”要杀某某党员、某某干部、某某贫协等供词。8月20日，该片即召开党员、干部、贫协和“造反派”负责人会议，研究如何处理“黑杀队”成员，会议决定将这些人处死。8月21日，由支委唐运雨主持会议，宣布唐岛生、唐运阳、唐运生死刑，立即执行。会后由民兵将三人押送到芙夷江畔，推入河中淹死。唐岛生是台胞林月竹生于台湾岛上的儿子，故名“岛生”，本想送回故乡成家立业，服务乡梓，谁知遭此横祸，死时年仅22岁。8月22日，唐慧方、唐宋保也被推入河中淹死了。
　　 “黑杀风”越刮越凶，不少生产队干部组织农民到邻近市县抓本地在外工作的“五类分子”子弟。不少地方杀人后处理尸体的方式是往河里一丢了事。邵阳县处于资江上游，因此资江河下游河段的死尸日夜漂流不息，引起下游城市邵阳市民众极大震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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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值全国“军管”，县、区、社都由武装部长掌权，生产大队也是民兵营长说了算。他们手捧柴德林赐下的“尚方宝剑”，有恃无恐，一时间杀气弥漫，人心惶惶。一些在土地改革中上台斗过地主，或分过地主房屋、田地、财产的人，或与五类分子有过火磨擦的人，都如临大敌，大都由地下搬到楼上，并在楼门口准备了砍刀、棍棒、石块、尿桶和石灰、砂罐之类，作为防卫武器。有的在要道上设关立卡，派专人日夜防守，盘查过往行人，见生人就抓，发现怀疑对象或打或杀；有的村庄集中起居，并派人去周边邻近各地探查消息，以便早作准备。更多的大队为防止“阶级敌人”“黑杀”，将“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及其子弟，平时爱提意见不服领导的、长期在外搞副业的人员，以及有各种各样“问题”的人员，全部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实行刑讯逼供，脚镣手铐，捆绑吊打，致伤、致残、致死，抓“黑杀队“之风愈演愈烈。
　　八.四血案”后，中和公社弄子口大队最早行动。该队党支书陈善劝、“文革”主任蒋金祥、治安主任陈春锦（注：陈春锦原是县公安局干部，曾因违法乱纪、逼死人命受到处分，于1962年退职回家）三人在一个军属家里喝酒，听一个女人说“地主子弟”陈法林、陈儒成（1949年参加人民解放军，1952年转业到甘肃省国营银光化学材料厂，即805厂，62年因病带30%的工资回乡）两人在“打禾桶边起拱子”（邵阳土话，即阴谋闹事之意），立即抓捕讯问，二人拒不承认欲“阴谋起事”。于是陈善劝等人率民兵将陈法林、陈儒成推到屋后山上，由治安主任持刀剖腹，未死，又用鸟铳将二人打死。此后又将从山西抓回的地主子弟陈儒林用乱棍打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该队先后共打、杀7人，迫使2人自杀，成了全县在抓“黑杀队”运动中杀人最早、死人最多的大队之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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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漏网的就好，只有一个最大的女儿远嫁东安去了，算了。大家可以放心了。”“这些尸体怎么办？”邓保民的邻居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一家人都死光了，谁来给他们收尸？”有人说：到邓保民的自留地里挖个大坑埋了算了。又有人说：他一家死有余辜，谁愿意去给他挖坑、埋坟？邻居说：不埋也不行，俗谓“春三、夏一、秋半天”，过两天，这一片就会臭晕，谁还敢进这个村？况且，尸首摆在地上也吓人！有人想出了一个主意：那边山上有个岩洞，从未有人下去过，不如把那些尸体丢到岩洞里，既不要挖坑，也不会吓人，更不会散臭。大家都认为这是个聪明的好办法，于是众人一齐动手，抬的抬，拖的拖，杀人现场只留下一滩滩血迹。
　　　蛇湾大队杀了邓保民一家之后，又抓了一些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要杀。黄塘公社领导获悉后，一面派人下队劝止，一面将杀人情况上报，要求上级采 取紧急措施。在公社干部的劝阻下，该队又追杀一人，迫使一人自杀，共死9人。当时称为“八.四事件”，又叫“八.四血案”。此事成为邵阳县全县抓“黑杀队”的导火线。[6]
　　3．“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处处只闻杀人声
　　 “八.四血案”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县，各地群众舆论大哗，县支左办负责人、县人民武装部政委柴德林马上召开紧急电话会议。他在会上说：“阶级敌人杀了贫下中农，贫下中农起来杀死几个阶级敌人没有什么了不起，杀死不是白杀死了，大家不要大惊小怪。”他反复要求干部学习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糟得很”和“好得很”的论断。他说：“这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是新生事物，是天然合理的。绝对不能向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泼冷水。”这番话无疑是为“黑杀风”开了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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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桂姣刚做好安排，追杀人马就来了。有人高叫：邓保民的臭老婆滚出来！唐桂姣闻声，立即手牵着两儿两女走到屋前的禾场坪，战战惊惊地一字排开，勾头跪地。唐桂姣刚准备抬头、认罪、求饶，几只梭标便凶狠地向她的胸膛猛刺，话未出 声，鲜血四溅，她立即倒卧在血泊之中。可怜的、逆来顺受、与世无争的苦命女人，就这样告别了人间，与丈夫一起走上了黄泉路，时年45岁。面对如此凶残的杀人局面，孩子们被吓懵了。邓爱华毕竟年长几岁，她硬着头皮，流着热泪匍伏在地，沉痛地对大家说：“爷爷、奶奶、叔叔、伯伯们，兄、弟、姐妹们，我爸爸杀了人，犯了死罪，他死有余辜，杀人偿命，现在我妈妈也死了，如果两条命赔偿还不够的话，我愿意把我也赔进去，弟弟、妹妹年龄还小，不懂事，请饶了他们吧，我给你们磕头啦！”看到那杀人流血的可怖场面，又听了小姑娘悲戚的苦苦哀求，有人同情了，有人流泪了，有人后退了。这时却有人大喊：“杀了我们贫下中农子弟，10个地主崽子也赔不起，对阶级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那人说罢，盯准匍匐在地的邓爱华的颈项，举起马刀就砍，可怜少女那长满秀发的头颅只连着一点点皮肉未脱落下来，殷红的血柱从断了的颈项中喷出好远好远。这时，邓家剩下的两男一女三个孩子像木偶一样跪拜在地，脸色惨白，涕泗横流，全身抖动的象筛糠一样。要不要崭草除根？要不要全家诛灭？那些杀红了眼的民兵们，深感地主子弟留不得，留下来定会后患无穷。他们立即向三个手无寸铁的小孩子动手，有的用马刀砍，有的用梭标捅，有的用扁担打，有的用石头砸。旁观人群有的啧啧叹息，有的怒骂，一时间人声杂乱，飞血如雨，不一会，3个孩子全躺在血泊之中，禾场坪中只剩下5具还在抽搐的尸体和满地流淌的鲜血。有人当场清点“战果”：邓保民的“臭老婆”唐桂姣（ 45岁），二女儿邓爱华（18岁） ，大儿子 邓超雄（17岁） ，小女儿 邓立华（9岁），小儿子邓少雄（ 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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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8月4日， 蛇湾大队决定再次批斗邓保民，派民兵去提押邓。这个民兵手拿一把明晃晃、亮铮铮的大马刀来到监押房，然后把马刀斜靠在墙壁上，去开邓保民身上镣铐的锁。邓保民料定：此次批斗，肯定有去无回；不能不讲良心乱讲一气，害了别人；但如交代不出，不是被打死，就会被丢到蛇湾水厍里去喂鱼。想到此处，邓觉得不如破罐子破摔，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两个赚一个，反正死也要找个垫背的。他看准了民兵斜靠在墙壁上的那把马刀，等民兵把脚镣手铐打开的一刹那，立即跨前一步，夺过马刀，向民兵背上猛砍。那位民兵急忙躲闪，刀砍落空。邓保民杀人心虚，夺路而逃，跑到村外的水井边，碰上该队贫协主席邓成茂4岁的小儿子邓四清立在田圹上看别人在田里抓泥鳅，邓保民横下一条心，手起刀落，把邓四清的脖子砍去半边。邓四清血如泉涌，当即死亡。人们见状急喊：“邓保民杀人了！”“地主子弟造反了！”“黑杀队杀来了！” ……一时喊声四起，惊天动地，乱成一团。人们马上手提大刀、梭标、鸟铳、扁担、锄头，从四面八方涌 来，邓保民走投无路，跳到一条小溪涧里，但溪水太浅，淹不死人。邓保民站立溪中，被团团围住。人越来越多，喊打喊杀，没多久，邓保民就被乱刀砍杀于溪内。
　　人们余怒未尽，高声大喊：大家不要散伙，还要到邓保民家里去算帐。大家立即成群结队、气愤愤的向邓保民家里走去。邓保民的家离大队部较远。那天早晨，他的二女儿邓爱华和往日一样去大队部给爸爸送饭，在回家的路上听说今天要开会斗她爸爸，便急忙跑回家告诉妈妈唐桂姣。唐心情紧张，一边叫邓爱华继续到会场听消息、看动静；一边揣测着斗争大会的结果，忐忑不安地带着另外三个子女在家里静候消息。不久，邓爱华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回来，泣不成声地告诉妈妈：“不好了……，爸爸…杀…杀…人了！”唐桂姣大吃一惊：“不可能，他怎么会杀人？你是从哪里听来的？听清了没有？”邓爱华说：“是真的，他用马刀把贫协主席的儿子砍死了。好多人都拿起扁担、梭标去追赶，只要追上，爸爸就活不成了。妈妈，我们怎么办？怎么办？赶快逃走吧！”唐桂姣由惊诧转为平静，说道：“你爸爸闯大祸了，杀人是要偿命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怕你爸爸的一条命还抵偿不了，我们全家都有危险。逃走，逃到哪里去？如何逃得脱，到处都在抓’’黑杀队’，到处都有岗哨，走了抓回来处理更严重。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老老实实的坐在家里，等他们来了，我们母子全家一齐拜跪在地，认 罪、求情，看能否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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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保民回到老家后，非常清楚自己既是地主子弟，又是被开除干部这种双重身份的政治处境，小心翼翼，安分守己。其妻子唐桂姣对他的处境很理解。直到1968年“黑杀风”刮来之前，一家人乐天知命地生活在老家，从不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他的遭遇因是“黑杀风”的导火线，下面根据调查材料详述，以为历史存照：
　1968年7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两个手持梭标、箩索的民兵来到邓家门前高声大叫：“邓保民，出来！”其时，邓保民刚吃过早饭，忽听得这声吼叫，一家人顿时都被吓懵了。邓走到门前，看来势不对，问来者，“找我有什么事？我天天在队里出工，没干什么坏事呀”。两位民兵拿出箩索一边捆绑邓保民，一边说，“干什么坏事？你自 己知道，跟我们到大队部去说清楚”。在大队部的一间房子里，端坐着两个大队干部。邓保民一进屋，审讯就开始了。一个大队干部说：“邓保民，中和公社和平大队的莫采保供认你参加了’’黑杀队’，你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参加’’黑杀队’，头头是谁？老老实实地交代清楚，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者不问。你愿意走哪条路？自己选择吧！”邓保民听后十分气愤地说：“讲我参加’’黑杀队’，这完全是陷害，我并不知道有什么’’黑杀队’。即便有’’黑杀队’，我也不会参加，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况且谁也没和我有仇有冤，我要黑杀谁呢？”大队干部说：你不会参加“黑杀队”？我看你就具备了参加“黑杀队”的思想基础。论成份，你出身地主；论表现，你一贯思想反动，仇视社会主义，是政府把你开除回来的。你想隐瞒是不行的。邓保民解释说：“我虽然出身地主，但我并不是地主分子。解放时我还是个青年学生，刚解放我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受了党十多年的教育。去年被开除回来也并不是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而是看错了书，说错了话，回来后大家都看到，我没有半点怨言，听从队上安排，天天出工，从未愉懒，我再愚蠢，也不会去参加反动组织”。审讯者说：“那么，莫采保在中和公社，离我们黄塘公社这么远，他为什么偏偏说你参加？”邓保民说：“我根本不认识莫采保，这完全是对我的陷害，请你们明察。”审讯者说：“人证俱在，还要明查，分明是你抗拒交代。”审讯者旋即想起了捆绑吊打的办法，说道：“看来，不给点厉害你是不会招认的。来人，用鞭子给我抽！”站立两旁的民兵立即用棕箩索织成的粗鞭子，使劲往邓保民被五花大绑的身体上毒打猛抽。当时正是7月 底，气候炎热，邓保民只穿了一件白衬衣，抽一下，衣服上就是一道血印子。邓保民大喊冤枉。民兵们说他顽固，打耳光，揪耳朵，邓仍然不肯屈招。于是民兵们将邓双手反绑，吊在屋梁上，见邓仍旧不招，于是有人就抱住邓的身子往下猛拽。邓实在受不了这等毒招，只好违心地大喊，“我…交待，我…交待…”。民兵将邓从屋梁上放下后，邓保民有气无力地说：“我…参…加…了…’’黑…杀…队’……”。审讯者又问：“还有哪些人参加？”邓保民只是摇头，回答说：“不晓得还有哪个参加。”他当时想的大概是：我已经被人乱咬，命在旦夕，决不能再害别人。有人立即大喊：“邓保民耍赖皮，不老实，再吊”。邓保民又一次被悬空吊起来，紧追硬逼。他忍住疼痛，咬紧牙关，嘴唇咬出血来，什么也不说。如此折腾了大半天，他硬是不开口攀咬，民兵只好将他从梁枋上放下来，手镣脚铐加诸其身，将邓关在大队部。第一次批斗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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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血案”引发全县屠杀――地主子弟邓保民的灭门之祸
　　　1968年8月4日，邵阳县黄塘公社突发大血案，共死9人，事件肇由是地主子弟邓保民杀人。此事立即成了引爆全县屠杀“黑杀队”成员的“烈性炸药”。后经多次调查，此事件详情如下：
　　　邓保民，男，1924年生，邵阳县黄塘公社蛇湾大队人，家庭成份地主，本人出身学生，解放初参加工作，在县粮食局从事储运工作。邓喜欢读书，特别好读文艺书籍，对邓拓写的《燕山夜话》爱不释手，闲谈时喜欢向人介绍书中的故事，如“一个鸡蛋的家当”等。由于邓讲故事时有色有声，文词并茂，很受当地人推崇，听他讲故事的人也越来越多。
　　　1966年“文革”开始，其序幕即深揭狠批“三家村”。所谓“三家村”即原北京市市委副书记邓拓、副市长吴晗、宣传部长廖沫沙三人曾合作写了几本书，其中以《燕山夜话》与《三家村札记》最为有名，“文革”中也被批判得最厉害，说这些书中隐藏着很多“反动”内容，被作为深揭狠批的材料之一。中国自50年代以来的政治运动，其特点是要“上挂下联”，各地领导为了表明自身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批“三家村”时，便大抓“小邓拓”、与“一切牛鬼蛇神”，凡家庭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政治污点的人，都在被抓之列。邓保民家庭出身地主，又宣扬过《燕山夜话》，自然难逃厄运，于是被打成“小邓拓”，被深揭狠批。当时的县粮食局领导在极左路线 的影响下，接受了“地主子弟当干部，贫下中农要受苦”的片面观点，将邓保民“开除出革命阵营”，遣送回老家黄塘公社蛇湾大队当农民。

车窗外

弄子口大队得信后，立即将陈振球、陈仕元等人全部抓起来关押到大队部。因担心他们逃跑，于是发明了一种刑具：先将一截大树从中锯开成两半，再在两块合缝处凿15个碗口粗的大洞，让被关押的人每人在洞内放进一只脚，然后将两块树木合拢，再在两端加锁，被关押者因此一动也不能动。这就是邵阳县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在“文革”中创造的第一件刑具，命名曰“树刑”。紧接着效法东安县严刑吊打逼供之法，受刑者屈打成招，普遍乱咬乱供。7月11日，陈振球被毒打致死；12日，蒋坤妹被迫投塘自尽；16日，陈仕元、陈哲林、陈阶生等先后被毒打致死。他们是“黑杀风”中第一批死难者。
中和公社留旗大队地主子弟蒋铁军被家住东安县的未婚妻供认为“黑杀队”，该大队立即对蒋实行关押逼供，蒋在酷刑逼供之下被迫按施刑者的指问招供，“7月14日成立了’’黑杀队’，名称就叫做’’反共救国义勇军’，行动口号是：“先杀党，后杀团，贫下中农看情况；刀对刀，枪对枪，血洗万里如牛羊”。他还供出鹧鸪大队地主分子莫勇成等一百多个所谓“黑杀队”员。莫勇成遭受毒打后上吊自杀，其女儿莫细云又遭酷刑逼供，供出105个所谓的“黑杀队员”。正所谓“酷刑之下，何求不得”，受刑者为减轻皮肉之苦，普遍乱咬乱供，受牵连的人员迅速增多，抓“黑杀队”之风开始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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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黑杀风”祸起东安
　在此先介绍湖南流行的“黑杀风”与“黑杀队”一词。这两个词由湖南道县贫下中农“造反”组织首创，指当时的“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及其子弟联合起来成立“黑杀队”，目的是要向干部和贫下中农们反攻倒算，报仇雪恨。其实查其源头，这都是当时的贫下中农“造反派”组织对“黑五类”及其子弟酷刑逼供、屈打成招的结果。但当时人们在“阶级斗争”理论的灌输下鬼迷心窍，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远，信以为真。湖南道县1967年的“黑杀风”（即大规模屠杀“黑五类”及其家属）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流风经东安而到邵阳，次年，邵阳县便发生了同类惨案。
　　1968年正是“文革”鼎盛期，阶级斗争如火如荼。7月8日，毗邻的东安县大水公社枇杷铺大队[5]被批斗关押的地主分子胡振楚外逃，该大队派李大德等人到邻近的邵阳县中和公社弄子口大队查找，并贴出大字报称：“东安县的’’黑杀队’要杀向邵阳县陈宝冲一带，弄子口有内应”，要求全体贫下中农团结一致向“黑杀队”专政，将“黑杀队”成员全部抓起来，斩尽杀绝。李大德等人同时还提供了陈振球、陈仕元等一批“黑杀队”成员名单。弄子口大队听闻此信息后，决定由大队党支部副书记XXX和文革主任蒋金祥等去东安县枇杷铺大队调查核实。根据枇杷铺大队“造反”组织提供的资讯，该大队吴超宝供认：家住邵阳县中和公社弄子口大队的舅父陈振球、陈仕元等15人是“黑杀队”。调查人当面询问吴超宝，吴却矢口否认。枇杷铺大队的“造反派”立即将吴超宝四脚朝天吊起来，在其脖子上挂水桶，肚子上压土砖，当压到第三块土砖时，吴受刑不过，又供认如初。但被放下后又矢口否认，如此反复多次。由这一逼供过程推断，吴超宝指认其舅父陈振球等15人是“黑杀队”成员，属于严刑逼供之下的屈打成招。但当时报纸上天天讲“阶级斗争极其复杂、严峻”，正值“极左”猖獗横行，对这一“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人们既不敢肯定，也不敢否定。讨论之后，认为人命关天，应该由上级决定如何处理。弄子口大队的调查人员回去后立即将情况向上级汇报，但当时区、社领导“靠边站”，主政的武装部长不敢表态，于是将问题迅速反映到县“支左办”。县“支左办”领导人柴德林政委站在“极左”的立场上明白指示：“现在是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你们要站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新高度，好好学习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复领会’’红色风暴’的真正含义，分清什么是’’糟得很’，什么是’’好得很’，你们要争当’’好得很’派，而不要当’’糟得很’派，随时随地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千万不要向贫下中农泼冷水”。柴德林这番话几乎是明告请示者应该镇压“黑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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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68年“黑杀队”事件始末
　1966年 “文化大革命” 开始，“阶级斗争”风靡全国，家庭出身不好者或历史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成了“文革”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后，各级党政领导机构全部瘫痪，无政府主义盛行，实行“三支两军”（即军队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各地的“支左办”成了当地的最高权力机关，军队支一派、压一派，“极左思潮”疯狂到了无以复加的严重程度。邵阳县一些基层干部与农民举着“阶级斗争”的大旗，顶着“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招牌，捕风捉影，乱砍滥杀，而上面又放任自流，终于酿成1968年7至9月的“抓黑杀队”惨祸，3个月内，死人逾千，“杀人如杀鸡”。[4] 当地人闻之色变，但无人敢追究此事，直到1974年 杨荫甫任邵阳县委书记之时调查此案才算有了可能。那时该地政治气氛极为压抑，杨荫甫两耳灌满了关于几年前抓“黑杀队”的可怕传闻，但无人能说清到底死了多少人，而且当地有人因“站队正确”、执行“极左”路线而升官得利，派系斗争严重，对这一惨案持“好得很”与“糟得很”两种对立看法。杨荫甫本人深受“极左”路线之害，思虑再三，决定开诚布公地全面调查。他在省、地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抽调干部百余人，组成地、县联合调查团，在1974年4月，用1个月的时间，分期分批对全县在“黑杀风”前后所发生的乱杀人事件，包括“刮红色政治台风”、“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在内，全面调查摸底。笔者为该调查团成员之一，并兼任秘书，负责记录并掌管全部调查材料。随着调查工作的不断深入，所谓“黑杀风”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