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宅田
叙述：李 姐
文字：雄鸡报晓
1.宅田这方古老的血脉，那年那天，举行最神圣的传统礼仪，隆重接纳我们这一群自远方颠沛而来的落红。
1964年9月16日的那天晚上，秋凉的长沙被煽热起来。火车站举行盛大的欢送仪式，一大批城市青年登上火车，上山下乡，奔赴湘西南的江永。
我从车窗伸出头张望，送行的人群中没有父亲的身影。几十年后的父亲在临终前说，他对不住我这个女儿，让我承受了三宗孽债：出身不好、家庭贫困、还有母爱缺失。我从小忍看继母的白眼，早早地辍学当了临时工。这次离家独行，好比是生命划界，从今开始后，一切靠自己。
车站上的大喇叭激情放歌，唤来汽笛长鸣，车上车下顿时哭声一片，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那时我才18岁，同车的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没有出过远门，甚至没有坐过火车。涉世未深，对于江永、关于前途等一片茫然。
夜半时分我被叫醒，睡眼朦胧地跟着大家下了车，这时有昏昏然的锣鼓声响起，我昏昏然地出了车站，永州到了。
第二天坐上敞篷货车出发，十几辆一溜浩浩荡荡地穿行双牌县。这里山外有山山连山，车队转眼间就隐没进了去。公路两旁是密密遮掩的行道树，汽车沿着山势起起伏伏盘盘绕绕。
我晕车，放肆呕吐，大家都一样。吐出的秽物满车厢，跟着颠簸晃晃荡荡。人被逼得无法插脚，只好踏上车厢边的凸条。接下来险象环生，行道树伸出的树杈枝桠张牙舞抓，只管迎头横扫直戳过来，轻则刮擦脸面，重则可以把人掀翻。情急之下，一个男知青趴在车前好像侦察兵，高举手一声喊“卧倒”，我们就扑身低头埋伏下来。这就有了演电影的味道了。那时侯的我们还是年青，居然兴奋起来，忘记了晕车。
出了双牌过道县，最后到了江永。一条狭窄小街，一座不过百米的“儛水”桥，这就是县城。我们40个知青分配到了桃川区上洞公社的宅田大队。
从县城到桃川37公里，有车坐。往上洞去2公里，只能脚走步行。我肩上一个背包，一手提一个小箱子，一手提一个装着脸盆和漱洗用具的网兜，吃力地跟着队伍走。
我们走在一条“包谷路”上，踩着鼓鼓溜溜凸凸凹凹的鹅卵石。我穿的布鞋塑料底，薄薄地顶不住凸硬，光光地刹不住凹滑。刚走几步就硌痛了崴着了，再走几步就瘸瘸歪歪变了形。
刚到上洞，远远地就看见一群人迎了过来，原来是宅田大队的乡亲们，争相卸下我们肩背手提的行李，嘴里说些什么听不懂，但朴实憨厚的笑容看得清。这是宅田这方人给我的第一印象。
前行不远，宅田大队到了。村口有个宗庙祠堂，我们40个知青被暂时安顿在这里。一年之后，大队拆了这祠堂，盖成了一个知青屋。
我们开始分房、捡拾行李，铺床架蚊帐。突然有人惊叫起来，那是什么，苍蝇般大小，黑红色的，才发现一跳就不见了，是跳蚤。我生来第一次看见这东西，惊惧得全身起了鸡皮疙瘩。我不怕别的什么，就怕虫呀蛇呀这一类阴毒的爬物，现在又多了一个跳蚤。
祠堂外面此时忙得不亦乐乎，架起有大桌面，摆起有大碗，大碗里堆起有大块大块特厚的肥肉，我们被恭请上了桌。我虽然早就饿了，但望着白生生的、好像还没熟的那些肥肉，就止不住地想作呕。看那些男知青们，一筷子有点挟不起，一张口有些塞不进，吞进去油腻腻的还反胃，样子好勉强。
饭桌对着一块坪，坪里有人手舞足蹈，戴着的面具狰狞恐怖还长着角，神鬼兮兮的。这是干什么，做道场么。渐渐明白了，这是表示欢迎的意思。我们当然不能失礼，于是也演节目，唱歌跳舞、拉二胡，吹笛子等等。
那天晚上，这个寂寞的村落有了多年不曾有过的热闹。但好笑的是尤如鸡同鸭讲话，我们在演什么乡亲们看不懂；正如他们在干什么我们也搞不懂一样。
后来我懂了，他们出演的是“傩戏”，源自于瑶、苗等少数民族的祖传祭祀。宅田，是个何姓宗嗣聚居的群落，说是汉族，其实是瑶民。那年那天，这方古老的血脉举行最神圣的传统礼仪，祈告先祖，宣示子嗣，隆重接纳我们这一群自远方颠沛而来的落红。
2.宅田这方贫瘠的土地，曾经为了我这个外乡孤女，竭尽了几乎干涸的乳汁。
大队，源自于世袭存传的古村落。村庄由砖石寨墙围护，对外大门把守。进到村里，小巷曲折幽深，纵横交错密密麻麻；家与家挤紧捱密，屋脊相连成片。一户农家酷似一座碉楼，下层无窗，上层开的是观察孔；屋内重重设防，第一层是厨房、堂屋等，第二层才住人；房间内套房间，楼梯通道等都在其内，一进一张门防。
湘西南的历史上多械斗，乡村建设重防御。封闭内敛、质朴悍野，是这里的民风。
我们下队的第二天就出工。听到队长一顿吆喝，跟一群社员到了大田里，秋日爽朗之下收花生。到了晚边子，把收罗的花生撮成一堆，再摊在垫底的稻草上，点燃草，烧尽了，花生也熟了，然后塞到嘴里放进肚子里。等到全部彻底地消灭干净后，队长就喊收工。
这样的劳动真是搞得，又记工分又赚吃，还省了些晚上的煮饭米，要是天天如此就好了。那时我们不晓农事，不能意识到现实的严酷：从春忙到秋，一年的辛苦只收得一餐饭吃，如此可怜，来年有何指望。
在其后漫长的岁月里，饥饿如影相随。我曾和3个知青同灶吃饭，一天晚上饿得睡不着，有个男同学说：“煮点饭吃吧，哪怕明天饿死，我今天都要做个饱死鬼。”煮上一斤米的饭，他几口就吃完了。女同学也抵不住饿，也煮上了一斤米。没想到他又凑近来说：“再分点给我吧，那一斤米我根本就没吃饱。”那时侯我们最钟情相思的，就是大块大块白生生的肥肉。
宅田，这方贫瘠的土地，为了我这个外乡孤女，竭尽了几乎干涸的乳汁。
3.在那个阴霾的岁月中，宅田的温情几许，暖照了我的人生终世。
我在初下乡时，第一个劳动关就是挑担子。出牛粪，是把牛圈里的牛粪取出来，再担到田里去，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
我的个子矮，不比扁担高多少；肩上担子近百斤，超过了我的本身体重。几天下来，人被压塌了，肩膀发肿起泡一挨就痛，两腿空走时都发颤。但还在拼命坚持，挑战生理极限。
那天，我到了牛圈里，当时的感觉是要崩溃了，下意识地就选些稻草往箢箕里耙。
不料旁边有人，是一个叫“六哥”的，管我们知青的大队干部。他抢过耙头不由分说，扎扎实实地装满两箢箕牛粪，然后就逼我。
我哭了，惶恐，无助，屈辱。
好在旁边还有人，一个叫“狗崽”的乡里伢子。他看不下去了，说这么邋遢这么重的活，乡里妹子都不干的；一个城里来的知青妹子，能出工就不错了，你还要怎样？再接过担子来试肩，刚起步还趔趄晃悠了几下，于是就开骂：“这么重的担子，一个妹子如何挑得起，你这不是往死里整人么。”
一件事情两种态度，善恶分明，天地云泥。
时光匆匆到了2004年，数百名知青返江永，举行“纪念长沙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的活动。我随行去了，行前准备了一些红包。
宅田村就在眼前。仿佛是旧景重现，40年前的那轮太阳还是照常升起，田园村落农家小巷等等依旧。我越走越近，越近越捂不住心跳，乡亲们还会记得我吗。
突然，有人一边喊着一边跑过来，这是谁？“哎呀，你不认得我了，我是狗崽呀。”真的认不出了，几十年过去，一个瘦弱的伢崽变成了个山样的汉子。
红包就放在衣袋里，我伸手掏出来送上，提起往事表示感谢。“哎呀，莫这样客气，那件小事我早就不记得了，当初也不过是打个抱不平，不是想着你今天来送红包的。”我硬要塞给他，一份红包礼太轻，只是一种意思，表示我没有忘记，记得这方土地这方人对我的好。
村上召开了欢迎会，老知青老乡亲见面格外亲，大家争相发言，一派浓浓的亲情氛围。
这时，有个垂暮病残的老人在发言，他是谁，记忆一下痛如针刺，他是“六哥”。
他的话语不清，昏花老眼里还有浑浊的泪水流出。他是在忏悔么，当时他身为管知青的大队干部，眼神暴戾，透着轻蔑、作弄和淫邪，知青们畏他如蛇蝎；他是在乞怜同情么，听说现在的日子过得很苦，年老多病孤独无助，是村里的贫困户。
当时，我的衣袋里还放着有红包，我的手伸进去又抽出来，捏住了又松开，最终没有拿出来。这样做对不对呢，我的内心挣扎，纠结到了至今。
宅田村，瑶家的风情习俗依然，沿袭着母系社会的自然法则。在这里，女孩子像鸟在丛林里一样自由栖息，她可以任意选择闺中密友，随意住在哪家的阁楼上。要出嫁了。女孩们陪着新娘“哭嫁”，从太阳落起哭到太阳升，三天之后才出娘家们；再陪着新娘子去婆家，快快乐乐地闹新房，三天之后，居然又把新娘子带回娘家来。这就苦了做老公的，只有等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去岳家，来去匆匆，偷偷幽会，直到老婆的肚子大了之后，才能名正言顺地带回家。
有个女孩叫“四女”，是我在出工劳动时结识的。那时在宅田，原始劳动分工的古风依存，女性在家主内务，出外耕作是禁忌。知识青年去了后移风易俗，女知青下了田。于是把农家女孩带动起来了，最早走向田间地头的有四女，我和她成了好朋友。
她矮小瘦弱，罩上一身毛蓝色的粗布褂，空落落地，越发地显得瘦小。她总是悄悄地伴身过来，偷偷地塞些东西给我吃。那时的我终日都在饥饿中，是她所给的几颗花生，或是一个小红薯，支撑着我苦度饥寒的能量。
春节要到了，最是思乡时节。但是上面发话了：就地闹革命，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只有就地过春节了。怎么过，大家七嘴八舌起来，有人提议“吃顿忆苦餐，不忘阶级苦。”但最令人向往的还是“篝火晚会”。碰巧，附近的林场也有知青，他们约我们去联欢，那里的烧柴多了去了，保大家能热热闹闹地守岁到天亮。
大家忙碌着准备过年，削干蔗炒花生，还要带上农家送来的叶子耙耙、油炸果子等。高兴起来有说笑的、调侃的,还响起了欢快的笛声。就等着三十那天一声招呼，全体出发。
可能是昏了头，忘记了还有一位领导要把关，这是长沙派来带知青的老师。他把哨子一吹喊开会，“大家都走了,谁来守屋，谁来喂猪?”要求每个小组留一人,最好是炊事员。
按照他的指示，就将有10个人要留下，这多扫兴呀；还有，谁愿意留下呀。就像一瓢冷水泼下，所有的兴奋都浇灭了，气氛变得死一样的寂静。
我说话了：“我一个人留下吧。”
大年三十的下午，热闹的知青大屋忽然寂静下来，空空荡荡地，只有我一人。
他们一窝蜂，快乐地嗡嗡飞走了，并不介意我的孤单。这不是他们的错，是我自愿的；何况在大家的印象里头，我平日里就不合群，喜好一个人独处。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没有家庭的接济，不能跟他们一起，拿着家里寄来的人民币，约上朋友到镇上去打打牙祭，或是凑份子打平伙什么的。他们可能不在意，但我敏感。要我跟着去蹭饭，或者伴上去捡落脚，那是耻辱。贫困使我自卑，自卑使我敏感，敏感使我变得自尊，自尊让我选择了孤独。
晚上，中国人欢乐喜庆的团圆夜，但有孤零飘泊的心在哭泣，这就是我。夜寂静，好像有琴声、笛声吹响，仿佛看到了舞姿蹁跹，还有欢快腾跃的篝火，糯米嵫耙烤出的香味，.......
但现实撕裂幻觉。如此凄凉，像蛇一样阴鹜。我赶快躲进被子里蒙上了头。
这时，四女、还有一个瑶家小妹来了。带来了一些吃的，和我依偎在一起，陪着我哭我流泪。以后不知过了多少年，我还仍然记忆犹新：那是在一个大年三十的夜里，有人牵挂着无人牵挂的我，陪伴着无人陪伴的我。
在那个阴霾弥漫的岁月中，爱，不会很多，但只要有，哪怕只是温情一点，也足以暖照人生终世。
4.那是一个狂悖错乱的年代，但在宅田这个偏僻的角落里，良善与正义仍然发声，唤起我对人生未来的信心不灭。
我们的知青屋一溜平房20个房间。40个知青原来共一个大灶开伙食，后来将24个女孩16个男孩分成10个小组，分灶吃饭。
回忆知青小组的生活有温馨，那时我们互相关心，尽管都在挨饿，饿的肚皮贴脊背，但在吃饭的时侯，都想着给别人多留一口，以至于每餐都有剩饭留下来。
但是，历史记忆的那个时代是狂悖错乱，知青群体也是如此。
那年，有一对男女知青相恋了。沉黛的山边和嫩绿的田埂上，拓下了相知相恋的身影。这就犯忌了，一条革命化的精神如天规佛戒，“知青五年不谈爱，十年不结婚。”上边发了话，“知青不准傍山边，游田埂。”于是，他们改变幽会处，选在了女生寝室。这里是知青屋里，想来安全。
他们偷吃禁果小心翼翼，却不料同类相残，祸起萧墙。
有几个男知青心中有了魔鬼。一天晚上，他们看准时机突然袭击，一哄而上堵住房门，大声叫喊，做出了最阴损的举动——“捉奸”。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恋爱不过是人之常情。但在那个错乱的时代里，就可能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例如有一个大队，还是一对恋人幽会，也是被“捉奸”。结果五花大绑游斗，推到公社大会上批判，罪名是“破坏上山下乡运动”。
事情越闹越大，大队何支书闻讯赶来了。大家都望着他，他是一把手，在宅田一言九鼎，孰轻孰重，向左向右，就等他的一句话。结果会怎样呢？
何支书发话了：“乱搞是不行的，结婚是可以的。”举重若轻，转危为安。他就是这样的人，拒绝时尚的政治条规，坚守世俗的淳朴善良。在他主持下，那对恋人分配有了一间房，结果让坏事变成了好事。
有一个知青，父母在原籍是地主。一天，原籍来了一帮人，要把他带走押回去批斗，说什么父逃子还债。何支书断然拒绝，说我们大队的知青我们教育，即算挨斗也轮不到外地人来插手，坚决地保护了一位知青免于罹难。
那是个狂悖错乱的时代，但在宅田这个偏僻的角落里，良善与正义仍然发声，唤起我对人生未来的信心不灭。
5.守望宅田。岁月悠悠，心路逶迤，宿命划出一道情感回归线。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公社有人到长沙来了，这是一批退休的大队干部，其中就有何支书—待我们知青恩重如山的长者。我们迅速行动起来，接吃饭，做导游，买上车票送行等等。其后一个消息在宅田流传：“长沙知青还记得我们。”这么多年来，宅田总是有人来长沙，或看望，或求助。有乡民到长沙来贩卖香柚，干脆就把我家当成了仓库，求我帮着做推销。
2004年9月，我参与“纪念长沙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的活动，第一次返乡去了宅田。其后一发不可收拾，数次返乡。
垂首忆当年，1964年我下江永到宅田插队落户，1966年过后，便如候鸟在长沙—江永之间来回的迁徙。那是宅田这块土地贫瘠，虽然我在大队的知青中出工最多，但养不活人，只有到长沙打临时工。
文化大革命中的江永变得暴虐，不少的知青难逃一劫，有街头喋血的，更多的是捆绑吊打挨斗。于是知青纷纷逃离江永，也就是“转点”，到另外的农村去插队落户。
那时我多在长沙打工，躲过了江永之劫难。1969年转点，将户口迁出了江永。
1980后，上山下乡运动退潮，知识青年大批回城，又是几十年的“后知青”人生。岁月悠悠，模糊消褪了多少往事。但是对于宅田，终究是我的一个心结。
守望宅田，思兹念兹不得化解。是悼挽青春初涉的磨难，抚慰遗存的伤痛，捂热温情；还是不忘过去的知友及乡亲，深情怀旧；或是关切故地苍桑，奉献绵薄的感恩呢。
守望宅田，悠悠岁月；心路逶迤，雁去归来；宿命，给我划出了一道情感回归线。
201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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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8 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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