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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青琐忆

 

 

 

                                  半夜"鸡"叫


       1968年底,由长沙附中下放到金麦大队二生产的8名知青,不到9个月的时间,就有2名转点,5名招工,只留下了熊南一个人了。

      听二队有些社员说:熊南这人很“古板”,小家子气,社员从来没有抽过他的一根烟,他对面碰着了人也不打招呼,装着不认得人,所以招工时把他一个人留了下来。

      这话讲得不准确,第一,熊南自己从来不抽烟,不抽烟的人干吗递烟给别人抽呢?第二,熊南是高度近视,对面碰上人,如果不戴眼镜的话,他很难辨认是男是女。不巧的是,刚到金麦三天,他的那副眼镜就跌坏了。第三,招工的这段时间,熊南正好患上"钩端螺旋体"病,住在县医院治疗,病情相当严重,差点丢了性命。

      他从医院回来,躺在床上的第二天,组里的5名知青招工走了,几天后他才勉强走出房门。真不知道那些天他是怎样度过来的。熊南从不愿意同别人讲他的苦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他不是无产阶级子弟。

      我和熊南是在招工的知青走后才开始接触,那时大队知青只剩下我们这些“非无产阶级子弟”。我第一次喊他到我们队上来玩,他很讲客气,我留他吃晚饭他都不肯。我见他这样老实,便开导他……我讲了好多。他听后连连点头:“那是,那是,你们到农村早来几年,还要向你们学习。”

      同他扯谈,我发觉他水平好高,他谈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嗨呀呀!好多东西我只听,不答腔,我怕答错了。后来,我到他那里去玩,我发觉社员都欺负他。他的炊具被偷得只剩下一口炒菜的锅了(小组留给他全套炊具),他的农具也偷得只身剩下一把柴刀和锄头。组里留下的十几只鸡只剩下3只公鸡,我看后很气愤。

      我站在他大门口骂无头娘:“我通他屋里的十三代!你们欺负老实人,把他的动西偷完哒,他不过日子哒。你怕我们长沙知青好惹的,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咧,我要反映到公社和县革委会,你们各是破坏上山下乡!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净口里的来,没有一个人出来答腔。

      我最后还骂了一句:“你们偷偷偷!看你们有好大脑壳,迟早会要你们做贼的倒霉!”

      这是我来农村3年多的经验,对那些偷东摸西的人,你非得骂,骂后总要好些。
      后来,熊南到我这里来说,自从我骂那一回,社员白天少有进他屋里来了。就只晚上在他哪里开会学习总是开得深更半夜,这就没有办法了。

      六生产队的知青可夫,个子矮小,但精灵活泼。他能言善辩,他和熊南接触后,很快成为挚友,他俩经常在一起,为一些观点和见解展开辩论。

       可夫总是手舞足蹈,讲得条条是理,有时还脸红脖子粗。

       熊南这边沉着冷静,两手有时插在腰上,有时抱在一起,头向上斜偏着,从容不迫,词气侃然,好一副学者派头。

       我见过他们的几次辩论,嗨呀!蛮出味。这两个半半子书呆子只要在一起,总有一场“舌战”。

       金麦的9月、10月正是送公粮的季节,足足十五里山路。我们每次送公粮回来,总是累得腰酸背疼,肩膀辣火火的。

       一日,我和熊南、可夫送公粮正好碰到一起。熊南要我们到他家吃白糖糯米饭,我和可夫来到他家,我们饱吃了顿猪油白糖糯米饭后,便躺在熊南的上。

      劳累了一天,只有躺在床上才能放松放松。熊南和可夫不知道什么时候站了起来,又为了一本外国书展开了辩论,两人越来越激烈,可夫说此书纯属“炮制”

        熊南说:“是揭发!”

        可夫说:“是炮制!”

     “是揭发!”

     “是炮制!”。

    “ 是揭发!”

       我见他俩越来越冲动,连忙转弯:“算了,算了,我难得来一回,莫争了,我唱首山歌给你们听好啵?”我说完将他俩按在床边坐下来。

      熊南冷静下来,觉得有点失态了,因为我毕竟不是他的常客,至于可夫嘛,经常在一起争论惯了。

     “要得,要得,来一段山歌。”熊南笑了笑说。

       我比他们多来几年,和社员接触的时间比他们多,我会唱一些山歌,我用手捏捏喉咙:“初相会呀……会相连落呀……好似鲤鱼下大田哟!鲤鱼能吃大田的水呀,我们好比在花园啊,在花园啊。”

     “你这是唱的情歌,是男女相会的情歌,不适合唱我们。”可夫是个要求严格,又会钻牛角尖的人,他说完摇了摇头。

      我看可夫那一本正经的样子:“哎呀,不唱情歌,唱什么歌呢?”我说完默了默神:“那就这么唱吧: 常相会,会相争,争得脖子脸庞红!”

    “ 啊!你好坏,你是在唱我!”可夫说完伸出拇指摆了摆:“晏生哥,你真行!”

       熊南拍手叫好,我们三人哈哈都笑了。我笑着说:”要么是情唱,要么又是唱你可夫,这真使我为难,唉,干脆唱首“做人难”给你们听好么?”

          他俩连声说“好好好!“我又捏了捏喉咙,唱了起来:

          为人活了一十三,爹娘送进学堂关,三餐茶饭送到手,读书容易背书难。

          为人活了二十三,好似芙蓉配牡丹,牡丹配在芙蓉上,插花容易绣花难;

          为人活了三十三,亲朋四友上云南,人们都说云南好,身边无钱到处难;

          为人活了四十三,生意好做担难担,不如家中种田地,半年辛苦半年闲;

          为人活了五十三,身边无钱样样难,有钱有米多富贵,无钱无米难上难;

          为人活了六十三,六十花甲一担担,六十花甲担过了,再想少年难上难;

          为人活了七十三,背又驼来腰又弯,出门想根龙头棍,进屋想座靠背山;

          为人活了八十三,八十公公把花观,早晨观花花还在,下午观花花不开。
           
        突然,啪啪的一阵打门声:“熊南熊南快开门,开会了。”是队长在喊。

        熊南连忙起身,打开堂屋门。社员一下就进来了十几个人,又是劈柴,又是烧火,柴烟一下灌进房来,熊南摇摇头说:我最怕开会,一开就是大半夜。

       堂屋里叽里呱啦的热闹起来,那堆火上的柴火越添越高,可苦了我们3人在房里,像熏腊肉样的实在烟得受不住了,只得走出房门,坐进了堂屋里一起开会。

       突然,只听得两位大娘和一句一句地争了起来,那高个子大娘和猛地站了起来,拍了拍手掌:“我冒怕你,我冒怕你”

    “我怕你咧,我怕你咧!”胖子大娘和手一边指一边也站了起来。

       高个子大娘和大声骂道:"你讲我的冤枉话,要扯口哑哟”

       胖个子大娘和尖起个喉咙:“你乱捏我的设,你要扯舌根死哦!”

    “你这卖白婆,扯崽婆,崩山婆,你脑壳像朵剥皮菌!”

    “你这婊子婆,蛇咬的,枪打的,你脑壳像个浓包柿!”
       我的天啊,两个大娘和不分高低,越骂越起劲。我和可夫听她们骂得那些古里古怪的比喻,捂着嘴巴笑。还是队长名堂多,他拿出一叠文件:“熊南,你念一念文件。”

       熊南本来就一肚子火,他接过文件大声读了起来,最高指示:“谁是我们的敌人......`”

       这一下两位大娘和才停住了口。文件读完以后,社员们开始东扯西扯,这丘田扯到那丘田;从黄牛扯到水牛,从山上扯到田埂边。一扯就是几小时,总算盼到散会。

       我们3人走进房里,这时堂屋的那堆火已经烧像炭火一般了。房里没有那么烟人,我们往床上一躺,一身腰酸背疼,真的来不了神了,心里想:总算可以休息了。

       谁知道那位队长又将那几个队委和几位老农留下,说是还有事情要嘱咐。他们一边抽着呛鼻的旱烟,一边叽里呱里地又扯了起来。

       熊南叹了口气说:“今晚恐怕又要扯到鸡叫了。”

    “什么啊?要扯到鸡叫才肯走啊?”我一听就有火了,我起身要去催他们走。

       可夫摸了摸自己那尖尖的下巴:“要鸡叫各不容易,看我的咯。”他说完,左右望了望,把嘴巴贴在我们的耳边轻轻地说了几句:我俩点了点头。

      只见他走到屋角边,伸出脖子,两手捂着嘴巴:“咯咯咯……咯咯咯……”这小可夫还真有些本领,叫出的声音几乎和鸡一模一样。

       这几位队委们还在扯,可夫又伸出脖子,捏着喉咙:“咯咯咯咯……”

       突然,熊南那鸡圈里传来鸡拍翅膀的声音,紧接着:“咯咯 咯咯……咯咯咯……”

       屋背后社员家的鸡也开始叫了:“咯咯咯……”

       这时,才听见队长说了声:“该走了,鸡开始叫头遍了。”

       听见他们出堂屋门的声音,他们走后,我们3人扑倒在床上扎扎实实的笑了一阵子,总算把这些“夜猫子”打发走了。

       我们3个挤在一床,心里在想:唉!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地主周扒皮半夜装鸡叫,催长工们早点起床为他做工;看现在:我们革命知青半夜装鸡叫,催贫下中农早点休息去睡觉。这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哟!
      后来听熊南讲,可夫多次到他们那里玩,有一次开会,可夫又装鸡叫。虽然熊南鸡圈里的鸡也跟着叫了起来,但那天确实叫得太早了些。社员们讲这鸡叫早了,不利相,不吉利,要熊南赶快把鸡杀了。

      从那以后,可夫再也不装鸡叫了,因为他怕别人晓得以后影响不好,再则,可夫本来又姓周,等下这”周扒皮”的绰号传了出来,实在太难听。

                              金麦村的人啊

 

       2006年,我又回到生活了13年的金麦,金麦的山、水、人都是那样的亲,我一住就是两个月。听金麦人说这里就要修一座水库,有一大半的村民要迁移。我听后心里很舍不得,我留恋金麦的山和水。

       回来后,在湖知网上看到夏悸姐发来的帖子,她很关心金麦,她跟我一样在金麦干了13年,她要我写一篇文章,介绍一下金麦情况。于是,我便写了一篇《再回二故乡》。

       文章的最后我写道:金麦的山永远属于我们金麦的人……我相信金麦人往后的日子会越过越好!这是我一个老知青对金麦人的祝愿。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我们家来了几位金麦村的代表,为首的是我当年的学生龙怀青,他们是来省城上访的。

      龙怀青对我说:“靖州县政府不按中央和省的文件办事,未经省国土资源厅和国务院批准,就征收农民的基本农田,这是违法行为!”

      我听后,一时不知怎样回答他。

      他拿出一叠光盘:“地方政府搞土政策,强行移民,强行拆屋,还殴打村民。这些事实光盘上都有。”

      听他们这一讲,我还有点不相信。他们把光碟摄相在我家里一放,我的天哟!看到那2008年6月9日的摄相,大水淹了金麦的好几幢房子,被淹的村民无家可归了。

      再看2008年6月29日的摄相:数百名公安、民兵手拿警棍强行拆屋,还将几位村民按在地用脚踢……唉呀!我们真的看不下去了。

       我问他们这是谁帮他们摄下来的,他们说是请人偷偷地摄的。当时被公安发现了,派了十几名公安围山来抓,他们偷偷地跑了,这回将摄相带到了长沙。他们要以这事实为依据,到省城来告状。他们还想请我们知青来帮一帮他们。

       我看到光碟里的金麦人被打,被捆,房屋被强行拆除的的镜头,心里很不是滋味,很气愤!靖州县政府是这样对待我们金麦的村民,太不应该。祖祖辈辈生活在金麦的人,要他们迁移,要他们离开他们的山和水,田和地,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强行手段呢?难道就没有其它的方法吗!

       我立即将这事写了一篇文章发在知青网。金麦知青可夫、彭姐、夏悸等知青很快就跟帖,他们都感到气愤。可夫看到他们队上他熟悉的社员被打的镜头气急了,他当天就帮他们刻了好多张光碟,发给我们金麦知青每人一张,要大家来造舆论。

      可我们湖知网有这么一个规定:凡是涉及到有关政府部门的帖子都不准发表,我的帖子发上来几个小时就被删除了,我作为湖知网的一名老网民还是能够理解。

      我同他们讲明白,我们知青网上不能谈这事了。 他们也理解,便找到省信访办,信访办接待了他们,要他们找省移民局。他们又赶到移民局,移民局局长在电脑上一查,“金麦水库”没有在他们局里挂号,属地方上的水库拆迁,不属他们管理范围。他要他们找水电八局,他们又只好赶到水电八局。谁知水电八局的保安不让他们进去,说什么头头们不在。他们像被踢皮球似的踢了几处地方,都气恼了火!

        最后,他们一致决定:到北京去上访!

        几天后,我接到龙怀青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他们已将有关材料交到了信访办,他们会马上回靖州,他说到了靖州后会来电话告知情况。

       我一直等他们的电话,半个月过去了,还不见龙怀青的电话来。我打他的手机总是关机。我再打电话给住在县城的龙运金,他告诉我龙怀青被关起来了。

       半个月后龙怀青一行又来到长沙。他说关了我半个月,我出来照样还是要上访,为了金麦人大多数村民的利益,就是坐几年牢我也要讨个说法。征用农民的基本农田要经国务院批准;要迁移要按省里的文件办事,按县里的土政策我们金麦人是决不答应的!看来,金麦人这次不搞赢是不肯罢休的。我当时嘱咐他们要上京上访就要按法律规定,切不可莽撞。

       就这样,几个月来他们连续上访,北京、长沙、怀化他们都到了几次。工夫不负有心人,中央领导人终于批文了。靖州县的县长、县委书记都给调离了。换了一班新领导,他们对金麦人的态度好了些,答应了他们以前提出的那些要求。

      我多么希望县政府和金麦人能互相理解,双方配和,达成协议,妥善解决问题为好,俗话说:“船能过,渡能过。”就行了。

      我还是这句话:金麦啊!我的二故乡。我只希望你们今后的日子越过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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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回二故乡

 

      1988年,我们全家5口人回过一次金麦。18年后我和翘妹子又回到金麦过年。那天,从长沙汽车南站开往靖州的卧铺车到靖州汽车站,天刚蒙蒙亮,我班上的学生龙怀青早已在汽车站等候。他现在很不错,在靖州火车站开了一家招待所,还承包了金麦“平下山”的数百亩造林山。

      他把我们安排在招待所最好的房间休息,翘妹子还是那老毛病,一坐长途汽车就呕吐。上午吃早饭时,我们队上的“元元、急急”都来了。龙运金也来了,他们是接到龙怀青的电话后特意来接我们的。

      他们陪着我们在靖县县城玩了几天,靖县的变化的确很大,新修的“梅林路”宽敞豪华。原来的西街热闹喧天,的士来来往往,公交车有好几趟,原来的那些“慢慢游‘早已取缔。

      我们来到靖州药材市场,当年和我们一起教书的“万万”在药材市场当起了大老板。还有江老师班上的学生杨昌武、杨昌来、罗永学等等十几个都在市场搞茯苓加工。他们都搞得不错。

      我们又来到老里坡的“靖宝市场”,龙道胜的儿子富平在那里买了房子,开了批发站,还有黄透要的儿子“贵长”、黄透华的儿子“长来”都在做批发生意,他们一个个都混得不错

      李大富的大儿子“寿春”在县城买了两层楼的住房,他和五队张一向的女儿张秀理(我班上的学生)结婚,现在几个儿女都长大成人了。他们请我们吃饭,正好李大富又来了,18年未见,他还是老样子,他老念着夏老师为什么不来。

      学生胡定英(会跳舞的元妹)接我们吃饭,她和寿春结成了亲家,她和张秀理总是讲,要是夏老师不回长沙就好了,再培养我们几年,我们跳舞肯定出名了……

       好热情的招待,好诚恳的话语,我们听得心里好舒服的。龙怀青太客气,将他们喂的猪杀了招待我们。他亲自操刀,等到“里手”黄透喜的儿子黄万里赶来时,猪已经被我们杀死,我帮着按脚提尾巴,热闹翻了

       猪修好后,按老规矩割下一大块颈圈肉,我亲自掌瓢炒了一大盆“船拐子肉”,那大片大片的肉吃起来味道还真不错。

       我们到了知青园,那碑上刻有我们的名字,还有夏春玲的名子,我们在县城玩了一天。我归心似箭只想快点到金麦,看看我们的金麦和老乡亲。

       回金麦很方便,我们队上罗仕茂的儿子开了中巴车,从靖州汽车站发车,一直开到我们原来的住处。中巴车一爬上那“偏坡”的公路,那个味道就来了,车上坐的都是我们金麦人。有龙道胜、甲兴、万兴、道金等等好熟悉的面孔。

       中巴车刚到“三拱桥”,我看见九队的龙运全,我高兴地喊道:“捡长,捡长——”,他跑到车面前看到是我,好高兴,连忙握住我的手。

      龙运金首先接我们到他家,那车上堆放着我买的糖果,都由我队的元元负责送到每家每户。我们从三拱桥下车,走进了李家寨。当年的仓库早已不在,旁边起了一栋新屋,门前站着一男一女,我觉得好面熟,忽然我想起来了:“你是大富的二儿子得春么?”

   “是的,是的”当他看清楚后好高兴的握着我的手:“陈老师,陈老师,你来了,进屋进屋。”

      他旁边的女人也喊我陈老师,我猛然想起来了,她是黄万仪(八妹),他俩是在读四年级时“对的亲”,现在已经是20多年的夫妻了。他们的女儿都跟他们一样高了。得春现在已经当上了金麦村的村长,他夫妻俩我有28年没有见面了。他娘龙立玉姐还是不出老,翘妹子和他们照了一张相。哑巴也站在一边看。

              

       我们在龙运金家住了一晚,天刚蒙蒙亮,我就起来了,首先走到“一拱桥”上看了看,当年的发电站早已拆了,桥还是没有变,只是桥边的几棵大树都不见了,水也没有以前那么深了。

       我又爬上当年的学校,学校已经改建成砖砌的。位置还是在现地方,我围着学校周围走了几个圈,当年的情景在脑海里出现,好像就是在昨天,我想,如果时光能够倒转该多好啊。

       离学校十几米远处起了一栋新屋,我走到门前,听到屋里有劈柴的声音,我正在琢磨,这是谁住在这里呢?忽见坝上走来一个矮个子挑笼子的人,我走上前一看,认清了他是二队的黄万兵(我学生黄元和的父亲),我便喊他:“万兵,养鸭子啊?”

      “喔!养鸭子,哎,你是睐个咯?”

      “我是寨古冲的陈晏生呢!”我笑了笑回答。

      “娘哎,娘哎!陈晏生啊?你还认得我啊?”

      “哟恩冒认得你,你样子又冒变。”

         他连声道:“带各怪呀,带各怪呀。”

         我问黄万兵,这新屋住的是哪个?他告诉我是木溪覃云散的崽——明月。这时新屋走出一男一女,我看清了是明月。

        我对着他说:“明月,你还记得我吗?那个是甲英吧?”我早听说过寨贯李开富的妹妹甲英嫁给了覃明月。

     “喔!是的,你是睐个咯?哟很晓我两个的名字?”

       我指了指学校,“当年的陈老师,长沙的,还记冒记得?”

     “啊,当真是陈老师来哒。”他俩笑眯眯地跑到我跟前,我仔细打量着明月,长高大了,还是有点小时候那个模样。再看看甲英,长高了,还是像小时候那么漂亮,他俩一定要我进屋坐一会,我跟他们讲明白,我现在住在龙运金家里,大清早就起来了,他们还不晓得,过些天一定来,学生嘛!见到你们长大成人我就高兴了。

        我离开水坝,走到离三拱桥50米左右一栋新屋边,见到两个人在堆放木材。我定神一看,矮个子像九队“纪长”的弟弟“庚长”。

       我对着他问:“你是纪长的弟弟么?”他点了点头.

       我又说:“你以前是江老师班上的学生吧?同友友,银长一班是么?”

       他好奇地回答:“是是是—你是睐个——?”

     “我是当年的陈老师,还记得么?”

     “我一下还冒认得出,你长胖了。”

        我又问旁边的大个子:“你是金麦哪个队的?”

       “我是寨贯的。”

     “寨贯的,你姓什么?”

     “我姓余啊?”

     “姓余,是余贤忠?”

     “哎呀,你哟很晓得我的名字?”

     “我是陈老师,当年还跟你们讲过故事。”

     “哦!你是长沙的陈老师啊,我默起来了。”

     “你和他庚长是一个班的。对不对?”

     “喔喔喔!”他俩齐声回答。

    “你俩还打了一大架,贤忠的鼻子都被你打出血了,是我和江老师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你们扯开。”

    “是的,是的,我俩小时候是打了一架,陈老师,这30年前的事你还记得?你记性真好!”余贤忠好高兴的说。

       我望了望余贤忠那强健的身体,小时候的那模样一晃就出现在我眼前,那个时候夏老师最欣赏他的舞姿,他是比较出色的学生。

       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记性。1988年我回金麦住了10天,那次我没有见到过他们。现在算一算,1978年离开金麦,整整28年了,我还能认得出他们。怪哉!怪哉!怪只怪我对金麦人的印象实在太深太深。

       我和翘妹子在龙运金家吃过早饭,便走新寨冲翻过,打算进寨古冲。走到新寨盘脚,见有一个人在养牛,我一下就认出了,他是龙运金的弟弟“延长”。我大声喊道:“延长,养牛啊?”

     “ 喔!养牛,你们把哪里来?”

      “我们把长沙来,不认得认吧,我是陈晏生啊!”

      “喂——你是陈晏生啊,你老远瞅见我就喊我,你还记得我延长啊?”

     “记得哦,记得清得很哦,你婆娘细妹几还好吧?听说你的儿子立湘现在当村里的书记啦。”

     “是的,是的,”他笑眯眯地回答,露出那派整齐洁白的牙齿。

        翘妹子笑着对他说:“你婆娘细妹几以前是金麦最漂亮的妹子,大家都喊她是”转心白”啊。”

        延长笑得嘴都合不拢:“睐的,睐的。你们讲得好哦。”

        我俩走到新寨冲头,来到我智打眼镜蛇的茶山边,我站在那里默了好一阵子神。当年的情景在我眼前一幕一幕的出现,整整39年了,就像是昨天一样。

       我们走下茶山,来到大路上。忽听后面有脚步声,我回头一看,是龙立和啊,我看清楚了,没错,是他:“立和,你到哪里去?”

       我喊了一声,他望了望:“嗨呀!是周映乔——喂,还有陈晏生哒,好久来的哟?”

   “今天正来的,”我握住了他的手,他样子没有变,人老多了,他正好要进寨古冲,我们一边扯谈一边走,不知不觉走进了寨古冲。

       这下可热闹了,寨古冲的男女老少都围着我们问这问那。和我们一般年纪的人和老人,我个个都叫得出名字,只是那些下一班子人就搞不清了,再说他们模样根本不像农民,西装挺挺,头发都染黄色或棕色,姑娘更是穿得流行时尚。原来,他们蛮多是在广东打工,现在都回家过年了。

      在寨古冲40多天我们整天忙不赢,这家喊吃早饭,那家喊吃中饭,晚上又是另一家喊。最有趣的是每家都打发细牙子来喊:“公公,奶奶,睐我契饭咯。”好浓的金麦乡音啊,听起来格外亲切。我还亲手扛起粑粑锤打了一锅糍粑:

      

       寨贯李开富的儿子结婚,我们当然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酒席上,同金麦大队好多人都见了面,老的老了,瘦的瘦了。那龙立和的婆娘莲花牙齿全脱光了,要不是别人介绍,我真的认不出来。

      

        高竹湾万兴接我们吃饭,学生赵爱英、龙厂、龙本兴、莲英等等,都陪着我们一起吃饭,并合影。

                  

        麦沙“告告”接我们吃饭,正好那天金麦村干部开会,我俩也参加了会,并合了影。四家湾龙道金接我们吃饭,并带我上山看了他造的几十亩衫木林,杨梅林。他讲:不久就要修水库,金麦除开1.2.3.4.队外,其它的队都得搬迁。搬迁到县城附近。但他们的山还归他们。我听了为他们高兴,金麦人的山永远属于金麦人就好。

       正月初四,龙运金再次接我们吃饭,我再次走进李家,我和龙运金爬上原来的防空哨,那里现在已长满了树,根本走不出来了。当年知青的屋已经卖掉,那屋桩地旁边,李大富的儿子“有春”、“迎春”砌了屋。

        我见到“路几”、“哑巴”。我见到”路几”时,想起大队当年开会,喊口号打倒刘xx时,路几哈里哈气说;“你们打倒刘少奇把饭鼎锅都打啦”

       向应福一听大怒,喊民兵用绳子将他捆住。他还连声道:“唉哟!你们咯咻哦!”

       路几并不出老,还是老样子,他还念到夏妹几为什么不来,她是“好过”得很咧。

       我们同德春,八妹一起吃饭。我见到眼前这两位学生,当年跳“我是公社护秧娃”时演一对,没想到演成了几十年的夫妻。

       我问他们:“还记得唱“我是公社护秧娃”那首歌么?”

       他们回答:“记不起了。”

    “那是夏老师自己作词,作曲编出来的歌。我唱给你们听好么?”我说完大声唱起了那首歌:


                                 《我是公社护秧娃》词曲 夏春玲。

      
       我是公社护秧娃呀,护呀吗护秧娃呀,手拿竹竿到田坝呀,到呀吗到田坝呀,青青秧苗随风摆啊,随风摆,保护秧苗责任大,责任大。
      小鸡小鸭小麻雀呀,小呀吗小麻雀呀,想来田里吃谷芽,吃呀吗吃谷芽呀,我挥动竹竿赶开它,赶开它,保护秧苗责任大,责任大。

           哎——我是公社护秧娃呀——
           齐唱: 护秧娃呀,护秧妹
           手拿竹竿到田坝——
           齐唱:到田坝呀到田坝——
           红太阳照着我的红领巾——
           齐唱:照着红领巾——
           照得一片好庄稼,照得一片好庄稼。

       我刚好唱完,他连声道:“喂,陈老师,你还记得咯清楚的哟,听到这支歌,就像见到我们的夏老师了。”

         我笑了笑说:“我再唱一首葵花朵朵向太阳。”

       《葵花朵朵向太阳》词曲   夏春玲。

         葵花黄,葵花香,葵花朵朵向太阳,党是太阳,我是花,颗颗红心向太阳

         他们一边拍手,一起唱起了这首百听不厌的歌,歌声把我们引回三十年前。

        我们看望了李大富的大女儿开凤。她不幸被汽车压伤,一只眼睛根本就睁不开,肿起好大,神智也不太清楚。我叫她,她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夏老师。我见当年活泼可爱的开凤,现在成这般模样,心里好难受,我安慰她好好养病,同时又嘱咐龙道文(我班上的学生,和开凤结为夫妻)要好好照顾她!

        我们离开金麦的那天,德春开起乡政府的吉普车送我们。

                

         寨古冲全村人都来送我们,放起了鞭炮,整个寨古冲热闹喧天。

        我们承诺:等水库修好后,一定来看望大家。

        吉普车一直送我们到县城,在“药材市场”的学生们,在西街大酒店定了四桌酒席为我们送行。他们讲:只要我们愿意回寨古冲养老,他们可以号召全队人每户出一根树,为我们砌一栋新屋,龙怀青当场承诺:屋砌好后,房里的一切由他负责,我们只管进新屋里住就行了。

       听他们说得这么认真 ,这么诚恳,我们好感动。我望着这班子学生,现在都长大成人,个个都有能力,个个都爽快。他们现在是金麦的精英,村干部都是他们。他们盼望水库早日修好,他们可以在水库搞旅游行业,砌避暑山庄,他们心里早有盘算了。

       金麦的山永远是属于我们金麦人,金麦的水永远是我们金麦人的水。我深信:金麦水库修好后,金麦会更美,更实惠,金麦人一定过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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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谈金麦的老虎

 


      看到网友“去西奇”写的有关靖县老虎的故事,我也来讲讲我们金麦的老虎。 1965年我们刚到农村的时候,最喜欢到社员家串门子,我和老章最喜欢在老农杨政录家的火塘上烤火。杨大爷是个瘦小的老头,社员背着喊他的外号叫“朝天”,都说他年轻的时候胆子特别大,他用柴刀砍死过野猪,他用扮桶杠打死过一头豹子。他还捉得一只老虎崽煮着吃了,连虎骨一起吃了。所以他腰板骨硬,力气足,胆子大。他出身好,解放后他的儿子当了金麦乡的书记,1959年被撤职,但后来担任我们生产队的队长。他是队长的父亲,又是贫下中农,我们跟他走得最密切,每当我们问起他煮老虎崽吃的时候,他总是用手摸一摸嘴,抿笑抿笑回味说:“那个老虎崽肉嫩得好,鲜得好啊!”

       他还讲他捉老虎崽的经过:那是他做小孩子的时候,他们好几个勒伙计一起上山砍柴,看见一只老虎蹲在草丛里,大家都吓跑了,他连忙上了一棵大树。他见老虎撵他们去了,赶忙梭下树。听见草丛里有吱吱的叫声,他又跑过去一看,是一窝虎崽,有几只他没有看清,他抱了一只就跑,回到家就煮着吃了。

      从那以后,“朝天”这外好就喊出名了。他还说:后来老虎进寨子里来了,咬走了几头猪,还咬死一头黄牛。杨大爷那时70多岁,他说的是他十几岁的故事,那就是说一九零几年金麦的老虎是比较猖狂的。

      我们到记工员杨政金家记工,他说过“难关”(过苦日子)那年,他在山上捡得一头300多斤重的野猪,是被老虎咬死的。

      我们好奇地问:“你怎么晓得是老虎咬死的?你看见老虎了?”

      他的母亲坐在火塘上答腔:“野猪被呷噶一大腿肉,那个牙齿印就像出牛粪上的钉耙印。”她说完还用两个手指做起钩钩样子。

      杨政金又说:“我看见野猪时野猪已经死了,但一身还热。旁边尽是虎爪印,比水牛脚印还大。”那就是说,1960年老虎还在金麦的山上活动。

      1966年的春天,我们一行人到田冲里检查犁田的情况。当我们来到最偏僻的正冲头时,罗大爷突然一声喊: “你们快来看,这里有几个老虎脚印喔!”

      我们走拢去一看,真的有几只大脚印,比水牛脚印要长,要大,而且还有爪子印。老章说:“我在长沙动物园看过好几回老虎,老虎脚板就是这样子。”

      我也说:“我在动物园也看见过老虎,应该没错!”

      大家听我们两个知青这么一说,有点紧张起来。

      罗大爷又讲起他小时候陪爹爹到这里犁田,他家是一头大水牛,那水牛犁一个转又朝山上望一下;再犁一个转又望山上望一下。当他犁到田的另一角,突然从山上蹿下一只老虎。水牛立刻停住了脚,他吓得冲下了田,抱住他爹爹的大腿。

      老虎从田埂上走过,只隔他们几丈远,把放在田埂上的斗笠都踩扁了。水牛一直站着不动,硬等老虎爬上另一座山才肯走。听罗大爷讲完故事,我们都紧张起来。

       晚上,生产队开会时,队长一再嘱咐:“老虎又过我们这边坡来了,大家要小心。特别是耕牛不准在山上过夜,老虎咬了要赔钱喔!”

      那段日子,队上几位放松油的人都不敢上山了,我们也不敢上山砍柴,还听说隔坡的林源大队有知青看见了老虎,吓得不敢去“赶场”了。

       一年以后,社员黄透魁家的黄牛一夜未归。第二天只听见他在高坡界上哭:“卖屋啦!牛被老虎咬死啦!卖屋才赔得起喔……”。那头被老虎咬死的黄牛,他家赔了100多块钱,我分了5斤多牛肉呷。后来,我还和几个社特意到老虎咬牛的地方看了一下现场。那旁边尽是虎脚印,狗都不敢靠近,听社员说可能有虎的骚气。

       半年以后,听说七队的社员在芦冲装铁夹夹住一只老虎,老虎躺在芦冲口叫声震地。民兵拿着步枪,火枪赶往芦冲。还隔几十丈远老虎一声吼,吓得那些民兵只往树上爬,没有一个敢开枪,老虎扳脱了铁夹,扬长而去。

       从那以后,金麦就再冒听说有谁看见老虎了。看来,老虎在1967年就离开了金麦,有人说,是金麦修公路放岩炮把老虎吓跑了。我这乱谈就扯到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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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麦的学生们

 


      我在金麦这山窝子里当过几年民办老师,山窝子里的那些学生给我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回忆。夏悸姐当老师的时间最长,学生们都怕她,几位老师也听她的。因为她的水平高,会唱、会跳、会写;她还有主见,打得事开,有威信。所以,学校每年招收的一年级学生非得让她来教。要晓得,那些刚跨进校门的山娃子都跟得“天哑公”一样,随问么什都不知道。听听夏老师跟这些学生报名时的对话吧:

      夏老师手拿笔着,把一个女生叫到面前:“你叫什么名字?”

      那女生摇摇头:“冒晓得,我爹爹还冒跟我取名。”

  “ 你爹爹叫什名字?”

   “冒晓得。”

   “你这么大了,你爹爹叫什么名字都不晓得,未必冒听见别人喊过。”夏老师要发火了。

      那女生抠了抠后脑壳,大声回答:“我爹爹号做‘瘪瘪’”。

“   哈哈……”围着看的学生都笑了,因为“瘪瘪”是她爹爹的绰号。

    “下一个,下一个。”夏老师指着另一个男生:“你爹爹叫什么名字应该晓得吧?”

       男生用手往鼻子上一抹:“晓得,我爹爹号做‘暖坨’”

    “哈哈……”学生们又一阵笑,这“暖坨”又是人们取的绰号。我们这几位老师也忍不住了,笑着悄悄地走开。夏老师还是忍住了笑,继续报名……

        开学后每天都有学生迟到。有一天上午上第二节课了,一个男生才来,夏老师问他:“你为什么迟到一节课?”

        那男生鼓起眼睛回答夏老师:“我看我的娘妈梳头发去了。”

        夏老师忍不住笑了起来。下课后她回到办公室想起那学生的神态有味,伏在桌上笑了一阵扎实的。

        又一次,一个女生迟到了,夏老师发起火来了:“开学一个星期了,你每天都迟到,为什么?”

        只见那女生从书包里捧出一捧山核桃伸到她面前:“夏老师,我冒得甚么好吃的给你,我拿点核桃给你吃,明天我再摘点辣椒给你。”夏老师见那模样哭笑不得。

       就是这样一群新学生,经过夏老师几周的调教后,他们才懂得什么叫“规矩”,读完一学期后这些学生就听话了。

       其实,山窝里的学生还是很辛苦的,每天很早就要起来放牛啦,养鸭子啦,背着弟弟妹妹帮着做家务活等等。

       山里人早晨特别忙,每户人家都有四、五个崽女,生活都比较困难,能让个巴两个崽女上学就算不错了。所以,这些能上学的孩子还是很珍惜这份“学业”的 。尤其是那些高年级的学生,他们放学以后要寻牛,砍柴,扯猪草,做完家里“分配”的所有活儿后,才能做老师布置的作业,有的是利用早晨放牛的时间赶做作业。

       山里的学生都喜欢上珠算课,教珠算课是用棕绳算盘,我也是边学边教,每教完一课到第二天上课时,他们就打得很好了。我这位二不二的“老师”暗地里还要跟他们学,他们的父亲大部分都会打算盘,有的还是生产队的会计,是最好的辅导老师。

       我和学生一们一齐学会了加、减、乘、除法。学生们最爱听我讲故事,尤其爱听城里人的故事,他们很想了解城里人,他们最想看到火车、轮船和飞机。有时候他们提出一些古里古怪的问题:“陈老师,我在县城看见一辆汽车,它只有一只眼睛,其它的汽车都是两只眼睛,它是病坏的啵?”

       另一个学生接着说:“一只眼睛的汽车走路肯定要走得慢些,那差远了。”

       我听后真想笑,但我忍住了,我跟他们一一解释。

      学校每年都要参加几次文艺汇演,我们金麦小学演出的节目《我是公社护秧娃》、《为革命练功》、《风雨上学》,都在全公社名列前茅,还在全县文艺汇演中得过一等奖。

       排练这些节目时,夏老师要求特别严,她排编舞蹈动作难度很大。 但山窝子的学生们都很勤奋,很吃得苦。那些动作练了一遍又一遍,回家后他们还自己练,早晨放牛他们在田埂练,课间休息他们自觉地在操坪里练,硬练得达到夏老师的要求为止。

       我永远忘不了那样一个星期天,夏老师带领学生排练《我是公社护秧娃》的节目,这是由夏老师作词作曲、编排的一个舞蹈。从上午8点练到下午3点,我一直在他们周围监护,我见那些学生一遍又一遍地练得脸都白了。

       我们队上的一位学生走到我面前轻轻地对我说:“陈老师,你跟夏老师讲一声,让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的肚子饿得不行了,我们到山上吃点茶泡再来练好啵?”

       我听后心里很难受,我跟夏老师商量后,夏老师宣布休息半小时后再排练。学生们听后“哦!”地一声跑出了学校,只往附近的茶山里跑。

      我有点不放心,便跟到茶山里看一下,可怜的天哟!只见二十几个男女学生每人各爬上一棵树上,手摘着茶泡直往嘴里塞。他们见我来了一齐喊:“陈老师,呷茶泡喔!”

       一个个的茶泡丢在我面前,我肚子也饿了,也跟着他们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好得这茶山的茶泡特别多,一会儿工夫就把这些学生的肚子填饱了。他们一个个从树上翻下来,他们选着又大又熟的带给夏老师她们吃,他们一窝风地跑到学校又开始排练起来。

       就快要参加文艺汇演了,夏老师宣布每个人都要穿白衬衣,没有白衬衣的要赶快置好。那次“赶场”正好是星期天,我在场上看见好几个学生提着鸡在场上卖。原来,他们家里拿不出钱给他们扯布做衬衣,要靠自己想办法,他们摘野果卖的钱还不够,只得将家里生蛋的鸡婆都捉来场上卖了。小小年纪真不简单,他们将鸡卖了后,又到供销社扯了布,再到缝纫店等着把衣做好才赶回来,从场上到金麦来回30里路,他们回来时天早就黑了。

       我们的《我是公社护秧娃》在全公社获得第一名,并选定参加全县的文艺汇演。老师们都高兴;学生们更高兴。有好多学生还没有到过县城,这次可以走出山窝子到县城去看看了。

      我那时在学校负责管劳动,我看到学校太穷了,搞任何活动都没有经费,学生们太清苦了。我和夏老师商量后决定带领学生上山砍柴,用卖柴的钱做学校活动经费。

      没想到这个主意很好。学生们砍柴很卖力,他们互相帮助,大同学照顾小同学,一个月4个星期天砍满了3拖拉机柴,卖得100多块钱。

     一个学期里我们用砍柴的钱买回了一台风琴、文体用具,还添了几十套舞蹈服装。后来到县城参加过几次演出,我们山窝子的学生不那么土气了,我们的节目赢得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1977年初我们开始起搞“病退”,我们并不是有病在农村干不下了;也不是混不下去了。我们是考虑到我们儿女的前途,我们不想让儿女们再受我们这种苦。再说,知青“病退”不像招工那样讲“出身”,讲“政治”,我们不想错过这样一个难得的回城机会。

       病退整整搞了一年的时间,1978年初我们回城了。记得离开山窝子的那天早晨,我到学校看了一下,我用粉笔在我教了4年书的黑板上写了一段话,我要他们今后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我以后一定来看他们……

       汽车开动了,突然传来一阵喊声:“陈老师……陈老师……”

      我连忙叫司机停下车。只见整个学校的学生和老师一齐追来了,他们围住了汽车。我望见我班上的学生们在流眼泪,几位老师的眼圈也通红的。

     “陈老师。你莫走,我们舍不得你啊!”我班最调皮的一个学生说。

     “陈老师,好松走啊!以后要来咧!”几个听话的女生哭着说。

     “陈老师好走啊……好走啊……”师生们一起在喊。

       顿时,我的喉咙硬的像塞了一颗核桃,想讲句话硬是讲不出。我心里好矛盾,我实在不想离开他们。我实在舍不得他们,可我偏偏离开了他们。

       车开了,学生们一直跟在车后,只到看不见,我已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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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秀嫂

 

 

      刚到农村的知青都盼望家里的来信,每到乡邮员来的那天都站在那里等。一天下午,我匆匆赶往高竹湾看有不有信来。我走在田间的小道上,迎面来了一位提篮子的大嫂,她牵着小女儿,那大嫂头发梳得很亮,衣服穿得很整洁,相貌长得几好看,我好像在那里见到过一样。

     她突然开口叫了我的名字:“陈晏生,你有一封信。”说着,从竹篮里拿出一封信。

     我连忙跑上前去接过信,我好奇地问:“大嫂,你怎么晓得我的名字。”

    “哟很冒晓得你的名子喔,你来噶个巴月了。“

   “你是寨古冲的么?”

   “我是上寨杨家湾的,我到高竹湾‘打三朝’遇到你们知青拿信,他们听我讲是寨古冲的就把信搭给我来了。”她说着,上下打量了一下我。

    “ 谢谢!谢谢!”我说完急忙撕开信看。

    “这有甚么好谢的,一个寨子的人多。”她说完便走。

       我一边看信一边跟在她身后走,她牵着小女儿走得好快,等我看完信她已经绕过了一道弯,我一眼正好望着她的侧身,嗨呀!这位大嫂越看越美喔,我想起来了,她有点像电影《铁道游击队》里的芳林嫂,对!就像秦怡扮演的芳林嫂。她是我们队上哪一位汉子的婆娘呢?

      几天后,我晓得了,她是上寨冬来的婆娘珍秀嫂。冬来的长相和穿作都不像个山窝子里的农民,他爱到我们知青屋来玩,和章伢子玩得蛮好。听说他一直放松油,这些年没有干农业,穿作都不像农民了,他长得好英俊,知青们都说他和珍秀嫂配得好合适。

       一天,冬来又到我们知青屋来玩,他见我的那双皮草鞋蛮喜欢,说穿着放松油最好。我那时很好讲话,便将皮草鞋送给了他。

      几天后我路过他家门口,正好遇到珍秀嫂,她硬要到她屋里坐一坐,她说冬来正和几个老表在喝酒。冬来听到我说话连忙走了出来,硬把我拉了进屋,递给我一饭碗米酒。

      我第一次喝米酒,感觉味道很好,我喝了一碗他们又给倒一碗,一连喝了3碗。只听珍秀嫂说:“算了,莫跟他倒了,他还是个‘勒伢几’(细伢子)呗,醉噶冒好。”她说完把大块大块的野猪肉往我碗里夹。

      我们喝完酒后坐在火塘上扯谈,这时我才晓得珍秀嫂有了3个娃儿了。第二个是个男娃有3岁了,长得特别有味,一会儿爷爷抱着,一会儿奶奶抱着,可见看得好重。怪不得咯,老两口这辈子只有冬来这一个儿子,现在有了这么个可爱的孙儿能不看得重么。

      冬来可能喝多了一点,他从他娘手中抱过儿子,亲了又亲:“我的乖崽崽,今天晚上莫跟奶奶睡,跟爹爹睡好么?”

      只听那小崽崽大声说:       “我不跟爹爹睡,你睡着睡着又爬到娘那头和娘打起架来啦。”

   “哈哈哈……”老表们都笑了起来,爷爷奶奶也忍不住笑了。这一下珍秀嫂那白胖胖的脸刷就红了,头都羞得低了下来,我望着这时的珍秀嫂,觉得她特别美。美得越发像“芳林嫂”了。她没说一句话,抱起站在脚下的小女儿离开了火塘。

      第二年珍秀嫂又生了个女儿,她有三女一男了,她家娘身体肥胖,经常头晕,在家干活慢吞吞的。家爹负责队上一头耕牛,早出晚归,冬来照样在山上放松油,也是早出晚归。多一个娃儿多一份事,珍秀嫂整天背着娃儿屋里外的越来越忙了。

      她默默无闻地干这干那,她同那位二妹嫂的性格大不同,二妹嫂又要做又要骂,而珍秀嫂从来没听她骂过人,没见她和别人相过骂,连二妹嫂都尊敬她;大家都说珍秀嫂长相好,性格好,宽大量,为人好。

      农忙季节,插秧打谷,个个都邀她在一起干,她是队上的插秧能手,她的秧插得整齐,匀称。她还会“审相”,审相就是看哪丘田要从哪个位置动手插,在哪个位置插归原,这样插出来的田又好看,又见工。她审出来的相老农们都服行。

      又是一个插秧季节,珍秀嫂的肚子微微地挺了起来,但她仍然和她们那一组插秧的大娘和一起,每天挑着担秧到每一道田冲去插秧。

      收割季节到了,她的肚子越来越大,但她还是挑着箩筐和大伙一道到各个田冲割谷,就在队上最后“收镰”(收割的最后一天)那天中午,她提着桶衣上到港边上来洗,一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了,裤裆里鲜血直流……

       要是别的大娘和流产在港边上,会遭到一些人的咒骂,因为港水吃水洗菜都是它。可珍秀嫂人缘好,没有人讲她的空话,只有她的家娘家爹及丈夫有怨气,因为这流产八个月的胎儿是个男婴。

      我和翘妹子结婚那年,珍秀嫂生了一个男娃,喔呀呀!那个冬来提着鸡到港边上剖的候,眉毛胡子笑得一巴焦哒。他爹爹更是喜得犁田的时候用那打山歌的腔调唱起《东方红》来了,他娘提着尿片到港边上来洗,走路都不摇晃了。

      珍秀嫂经常抱着娃儿到我们家来坐一坐,扯扯家常话,翘妹子和她特别讲得来。这几年来成秀嫂累瘦了,脸色也没有我刚见到她那时那么红润,可生了这个男娃后又长胖了。她平时不说多话并不是不会说话,她拉的起家常话来蛮有味。

       一天,她抱着两个月的崽崽坐在我们的火塘上扯谈,崽崽哭了,她解开衣裳把那又大又鼓奶子塞进娃儿的嘴里,一手指着娃儿的头:“只有他出世刚一落地,只听我家娘一声喊,‘吊鸡喔!吊鸡喔!好大一棒吊鸡喔!”

    “嘿嘿嘿……翘妹子被她逗得蒙起脸块笑了起来。

       我也笑得痰呛了,因为从来没有听她讲过这么出味的话。

       只见她把娃儿换过手,将另一只奶子塞进娃儿的嘴,轻轻地拍拍娃儿的背:“冬来一听见他娘喊吊鸡一钻就进噶房来喽,二话冒讲扳开娃娃的胩裆用手电就是一照:“当真是吊鸡喔!吊把鸡吊喔!吊吊吊喔!我肚子痛得要死都冒问一声。娘崽一起就窜到鸡屋里抓鸡,撵得鸡满屋里飞。他公公赶忙又烧火,其实还正呷噶夜饭冒好久,抓来抓克抓错了,抓得只‘抱鸡婆’煮又冒煮得烂,害得我咬都咬不动,把牙巴骨咬痛咯……”

       唉哟哟!笑得我和翘妹子前赴后仰,好一个珍秀嫂,臭起丈夫一屋人不打稿子。她自己说着也笑了起来,笑得脸块通红。

       翘妹子望着她说:“珍秀嫂,你生了这棒崽后人长好个啦,红头发色的,你坐月子里吃了好多只鸡喔?”

      珍秀嫂摸了摸娃儿的头:“我搭帮我这崽崽,呷噶30几只鸡了,冬来和他爹娘都重男轻女,我生“连英”和  “满英”的时候,坐两个月子只呷7只鸡;生他每天呷一只鸡,还杀了好多鸭子。”

    “哈哈哈,你莫生女净生崽沙!”我故意逗她讲这么一句。

    “只你陈晏生的话讲得冒同世上,生崽生女依得自己就好喽。”她说着一边摸着崽崽一边笑,笑得那样甜。 她说完把崽崽抱了起来,抿了抿那丰满的嘴唇把话扯开了:“冬来和他娘每天早晨为争茅厕相骂,他娘一起来就要屙屎,蹲在茅厕好久都不下来;冬来就捡他娘一个样,从床上爬起来就往茅厕里跑,要是他娘比他快到一脚的话,靠得住要相骂。”

       她话冒讲完,我想起那个场面一定蛮出味。哈哈哈地笑了起来,翘妹子一边笑一边问“他娘崽骂些么子内容咯?”

      崽讲娘:“我娘每天蹲茅厕蹲得久,以后我要做个大茅厕给你,随你一个人去蹲。”

       娘在茅厕里骂:“我屙兜屎都屙不得啊,要受你们的压迫啦,要屙得急吗冒晓得早起点啦。”

      窝咳!我从来冒听过各好笑事,她讲得幽默,自己又不笑,逗得我两口子笑得咯咯的。

      我大儿子刚学会走路的时侯,珍秀嫂又生了一个女儿,记得那天,她挺着肚子牵着儿子到我们门口坐着扯谈,翘妹子问她要对鞋样版,她满口答起身就回去拿,说完就走了。

      一去好久还不见来,翘妹子想起她肚子这么大了难得走,就自己去拿。翘妹子回来时大声对我说:“你看珍秀嫂快不快,我刚进她的屋就听见娃娃叫,她就生噶哒,是我踩的‘生’,生个好漂亮女儿,珍秀嫂人好生崽都生得快些,一点都不受磨。”翘妹子说得好激动。

       山窝子里的人就是这种讲法,人好修得好,生娃儿就生得快,送子娘娘在保佑她。珍秀嫂有了二男四女了。就在这时期上面来了政策,上了五个娃儿的都要去结扎。有好些妇女不肯去,而珍秀嫂满口答应去结扎,她说这号政策早来几年就好喽,省的我们做女人的受磨。她是山窝里第一批结扎的妇女,尽管冬来和爹娘有怨气不同意,但还是犟政策不过。

        1988年我们一家人回寨古冲,珍秀嫂一下接住我们的行旅,硬要我们住在她家,我们见到她们家几代同堂好热闹,见到翘妹子踩生的那位满女长成了大姑娘,像她娘年轻时那样漂亮,比她娘派式足些,她毕竟不同些,她读高中了。

      我们回来后,我大儿子还经常和她那满妹子通信。她每次来信都向我们问好,很有礼貌,她还寄来了照片。我每次见到她的来信,就想起我第一次见到她娘的情景。说实在话,要不是她早早划了人家,我还真想她和我大儿子相好,成为我们家的人。

       2006年我和翘妹子再回寨古冲时,珍秀嫂已于两年前过世,听说是脑溢血病故。冬来见到我们眼泪就滚了出来,他说他冒哪一天冒想着珍秀嫂,寨子里的人都念着珍秀嫂。唉!好人啊,为什么不多活些年喔!

        金麦女人暂时讲完了,五妹,丙妹,冬妹,二妹嫂和珍秀嫂,她们善良、朴实、辛苦、泼辣、勤劳一的生,艰难地走完了她们自己的路,为的是一个共同目标----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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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妹嫂

 

 

     人称她二妹嫂,又名“癫子”。我们到农村的那年,二妹嫂就有了3个儿女:大儿子9岁,上小学了;第二个是女儿才4岁;下面那个崽刚满1岁。那时候整天看见她背着这1岁的儿子干活。

     清早,经常能见到她背着儿子,挑着粪桶到菜园里浇完菜后,再扯着早饭菜到港边上洗;吃了早饭后又见她背着儿子、扛着锄头到田冲里和大伙一道出工;中午又见她背着儿子提着桶衣裳来到港边上用打衣棒打得啪啪地响;傍晚又见在港边上洗菜、洗猪草,背上背的儿子真叫是寸不离背。她做得这么忙,做得这么蛮,是因为她和别的大嫂不同,她没有家娘家爹,屋里屋外的活全靠自己和丈夫忙进忙出。

    他丈夫长得武高武大,是我们金麦劳动力中最强的汉子,他不是金麦人,是隔壁木山覃家湾人,他几岁时被寨古冲罗家麻大爷接来做儿子。麻大爷的话特别多,爱唠叨,与人很难相处,他和二妹嫂结婚不到三年,就和麻大爷彻底闹翻了。

    听说分家时,二妹嫂和麻大爷闹了一场大架,两个都不放让,互相争东西,还打了一架:

    麻大爷拿鼎锅,

    二妹嫂搬菜锅;

    麻大爷拿碗筷,

    二妹嫂抢蒸钵;

    麻大爷挑提桶,

    二妹嫂担萝筐;

    麻大爷扛锄头铲锄,

    二妹嫂背刮锄钉耙;

    最后剩下一口水缸,二妹嫂搬了几下搬不动,麻大爷力大一下就背上了肩。

    二妹嫂操起门背后放的粑粑锤对着水缸就是一锤:“哐啷”一声响!

    麻大爷手上只留下巴掌大一块了,气得大骂起来:“破坏!破坏!你是个大破坏!你是个癫子!
    麻大爷这一声癫子喊得好!后来别人就背着她叫“癫子”了。其实,二妹嫂的五官还是很端正,不发癫,不和别人相骂的时候,看上去还是蛮不错的。但吵起架相起骂来,她的头就成了个偏的,样子就难看了;又是拍巴掌,又是蹬脚,有时双手还在自己的裤裆里捞。那嘴里骂出来一串一串的:挨刀的、枪打的、蛇咬的、红炮子穿心的;路死路埋的,化生子、忘忘子、矮路子……像放鞭炮一样,像前辈子准备好了的“骂腔”,骂得好流利。

    她算寨古冲四大“骂匠”之首,每次与人相骂,总是把对手骂得狗血淋头,她才肯罢休。

    癫子癫子,越喊越癫,尤其是对她的那位丈夫更癜。他那大个子丈夫做工夫当得两个人做,但还要挨她的骂。她总想丈夫多赚工分,多捞些东西进屋来,多赚些外块钱。

    那年队上人都砍竹子卖,她丈夫每砍的一捆竹子都有160斤左右,15里的山路他背两转,一人当得三个人做。她二妹嫂还要骂,还嫌做得不够。有人说二妹嫂的心比天高,样事要占上风,恨不得两口子长8只手来做,把阳世上的钱赚过尽。

    有老人讲了句良心话:“她不催丈夫做工分赚外块钱,分家的第二年,他们能就起得起那幢新屋么。”

    还有老人讲:“她骂丈夫骂是骂喔,她自己也背着人忙进忙出冒得日夜咧,比她丈夫还要累些喔。
    讲起来她两口子也真算能干的,分家不到两年,拖起三个娃儿,起了那么大的一幢新屋,年终分红没有“超支”,还进得几十元钱。这全靠二妹嫂会盘算、会当家。他丈夫虽然劳动力强。一人当两人做,但还得靠二妹嫂督促他,催骂他做这做那,二妹嫂自己也不停手脚地干,她干得蛮,蛮得不一般,她做出来的蛮事听起来都肉麻。

    那年打谷子,她挑着一担谷子和大家一起走,突然只觉得小肚子一痛,她连忙放下担子,躲到一边解手,谁知屙尿时屙出来鸭蛋大一坨,她晓得是怀了3个月的娃儿流产了。她连忙拿出插在箩筐上的镰刀在地上刨了一个洞,将那一坨埋好后,挑起担子一下又撵上前面的人。

    是她自己将这事讲出来给大娘和们听的,大娘和听后都指着她骂:“你二妹嫂不是人,比畜牲还要贱,比苗族人还要蛮。”

    她听后还笑着说:“我就是这样一个蛮婆子,要变‘大娘和’就要蛮得起。”

    好一个二妹嫂,讲起蛮话来还真有点气派,大娘和们都服她了。

    当然,二妹嫂不一定净做蛮事、讲蛮话,她也有幽默风趣的时候,她长得并不差,加上她丈夫是外姓人,有些男人们爱调她的口味。那些年学大寨“吃大锅饭”日子,农闲季节大伙人爱在田里做混混工,每当吹哨子休息的时候,年轻人就拿出扑克打百分玩,带人的大娘和就解开衣服给娃儿喂奶;男人们就坐在田埂上抽旱烟,这时候就开始抽“饿头胡说”、讲笑话了:

   “二妹嫂啊,二妹嫂,你是我们队上最累的女人了,你是白天累了晚上也累啊!”平时讲惯了的骚汉子又讲这句现话了。

    接着又有汉子答腔:“那是的,你看他丈夫有我们两个人重,真可怜她夜夜挨累喔!

   “哈哈哈……”男女们都笑了起来,这样的话实在听了无数遍了,但每次讲出来还是有人笑。

    只见二妹嫂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双手抹了抹那长垮垮的胸脯:“嘿嘿!你们这些骚男人又开始讲野话啦,我是夜夜累习惯了,冒得点事喔,要是你们的婆娘夜里让他累一两下,那就受不了咧。”

  “窝嘿!二妹嫂累习惯了咧!”男人们一齐喊,起拱子。

  “要得啦,你们的婆娘拿她的丈夫累一累啦,二妹嫂冒得意见。”这边的大娘和帮二妹嫂的忙了。

    这山窝子里人的讲笑话和讲野话都是男人帮男人,女人帮女人。二妹嫂望了望左右的几个大娘和后越发得色了,只见她提起锄头望田埂上一插,一手指着那伙玩扑克的人:“你们这些男人有好大的狠喔,只雄那一阵。报你们的老实话,我们妇女冒怕你们!我们是‘坐庄’,累不输的!

   “哈哈哈……二妹嫂的话讲得好狂喔,你们妇女都是坐庄啦!”

    男人们又笑又起拱子了,大娘和们也被二妹嫂这句话逗得笑哈哒,一边笑一边骂她:“二妹嫂,你这癫婆子,你各冒怕‘雅尬’(不怕丑)喔,你甚么话都讲得出口,羞不死喔!”

    二妹嫂自己可能也觉得这句话讲得太狂了,说完又嘿嘿地笑了起来,她笑起来头又开始偏了,一副油自皮的样子,那模样蛮出味。

    我实在忍不住了,跟着他们笑了起来,二妹嫂见我也在笑,连忙对着我摇手:“小陈啊,你走开些,莫听我们讲这些丑话,你是知识青年,有文化的人,莫学这些骚男人的坏样。
    二妹嫂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她像个长辈的样子,原来二妹嫂并不是那么没有分寸人,她讲话还是看人来讲的。我听她这一说,真的有点不好意思,慢慢地走开了。

    二妹嫂虽然爱和别人相骂吵架,但她并不记仇,她和寨子里大部份的大娘和都相过骂,但她总是主动找那些人讲话,她总是这么说:“我的脾气丑,我是话讲话过喔,我是冒记恨哪个的……
    那年冬天,全队人在冲耙修公路,中午大家都围着火烤。她的老相骂对手龙大娘的小女儿有点发烧,要喂药一下又弄不到水来咽,只听二妹嫂说了句:“我挤点墨(奶)给你喂喔?”说完便解开棉衣,露出那对又长又垮的奶子,只见她用小碗接着,咬着牙齿左挤右挤,硬被她挤出了半碗奶水,递给了龙大娘和。我们在场的男子汉看哒都觉得不好意思一样,她倒冒得一点事。

    二妹嫂不但做事蛮,嘴巴子厉害,胆子还特别大。记得那年生产队上种了好多的新良种,什么“矮脚南特号”啦,“珍珠矮”啦,“六财号”啦,搞得减了大产。再减产,国家的几万斤公粮一颗都不能少。到了五荒六月,没交齐的公粮照样要送到公社仓库。

    一次送公粮的时候,她二妹嫂居然挑着那担公粮往打米机屋一钻,打得一担米挑回了家。被队上人发现后,罚她家的工分也好,扣她家的口粮也好,她不管那么多,一家人先吃几天的饱饭再说。她二妹嫂就有这种胆子。

     她三儿子两岁那年突然得了一场大病,不知是打多了针的原因还是怎么,他那小腿弯不起来了,变了个跛子。这一来二妹嫂两口子就急慌了,二妹嫂养了跛子崽,和她相骂的那些对手一和她相骂就要这样骂:“哪个像你喔,养个崽都变成了个跛子,你晓得为甚么莫,就是你骂人骂多了,骂毒了,恶狠了,遭的报应……”

    每当别人骂她养了个跛子崽时,她的嘴巴就气乌了,脸气白了,头更加偏了,她渐渐地懦了下来,和别人相骂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她为了争口气生了第四胎,结果又是个女娃。她还是不甘心,她四女儿刚满一岁时她又怀上了。第二年秋天一个下大雨夜晚,她大儿子跑来喊我,说她娘生“小把戏”晕死过去了,要我陪他去喊医生来。我二话没说,穿上蓑衣拿上手电就跑。

    我们来到麦沙“发电站指挥部”,找到了值班的滕医生。雨越下越大,这位滕医生还不想走,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取下他板壁挂的那件雨衣往他身上一披,提起他的药箱推着他:“快走快走!做做好事,救人命要紧!”

    我一边说一边推,硬把他推上了路。我们赶到时二妹嫂已经苏醒过来了,只是胎儿没有保住。滕医生跟她注射了一针后,她轻轻地说:“劳为你啦,小陈,要不是你的话,我的崽难得把医生请来喔。”

    滕医生听后望着我笑了笑:“这位知青就真的是个大好人啦!”

    从这以后,二妹嫂的身体比以前差远了,走路都比以前慢多了.她很少惹别人;但别人要讲她,有人说她家的屋桩地差;“屋相”也不对,所以养崽不顺利。

    她听后,悄悄地请来一位老看屋相的先生一看:啊!屋桩地是差,而且屋还是带一吊脚楼,屋相朝着西北方相,怪不得养了个跛子崽。办法只有一个,将屋移退三丈远,屋相朝南面。

    二妹嫂两口子那天到我们家坐了好一阵,二妹嫂对我们说:“我们都是外姓人,跟我们讲良心话,他们为了子孙后代,决定按‘看地先生’说的将屋移动位置。”

    我说:“这移屋工程大,一动手要用些钱粮,还要请劳动力帮忙。”

    二妹嫂说:“我们准备把覃家弯的房族亲戚都叫来帮忙。到时,你一定也要来帮忙。”看来,他们决心已定!我当然答应来帮忙。

    按“看地先生”择定的日子,真的动手移屋了,队上的男劳力他们都请来了,和覃家湾的亲戚一共是6桌人。下瓦的下瓦,挖地桩的挖地桩;木工下门、下方、拆板壁,垫滚筒,撬的撬、推的推:

    那边屋地桩里只听得一阵阵锄头、产锄挖得啪啪地响......

    这边屋只听得木锤敲得梆梆梆的声,时而传来嗨哟!嗨哟!的推喊声。

    起起散散大伙忙了3天,总算将屋移到了指定的位置,屋相也摆在靠南方。

    住进屋以后二妹嫂慢慢调养身体,隔过十天半月见她丈夫拿只鸡来港边上剖,每次“赶场”都见她捡几包中药回。再没见她提着竹篓的鸡鸭蛋到场上卖了,没见她和别人相骂吵架。她和有十几年“骂龄”的王大娘和都开始讲话了。

    中秋节那天,她把麻大爷接来过节,这可是十几年都没有的做过的事。寨子的人都说二妹嫂变了一个人。

    两年以后,二妹嫂满40岁的那个月,她终于生了一个八斤重的胖男娃,哈哈哈!就取名叫“八斤”了,二妹嫂的丈夫见到寨子里的任何人都笑眯眯的。

   满月的那天,二妹嫂抱着八斤来到我们家,硬要我们两口子抱一下,说什么让我们抱后娃儿乖些好带些 (那时我们的第三个儿子也出世了)。他们还把那位“看地先生”接来办了一桌酒席酬谢他,还打发了红包。

     一晃几十年过去,八斤已经为人之父了。2006年我和翘妹子在县城见到了他,他和我们寨古冲的十几个年青人一样在县城做药材生意,年青人好热情,他们特意在大酒店请了几桌酒席招待我们。这些年青人中间算八斤长得最高大,就像他爹爹当年那样结实。我一望见他就想起了二妹嫂两口子,要不是他们当年作最后一“搏”就不会有八斤的今天。他俩虽然近几年都离开了人世,但他们的崽女都是儿孙满堂了。

说实在话,在农村那些年我不喜欢二妹嫂那样性格的女人,但我还是佩服她那鼓倔劲和蛮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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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  妹

 


    冬妹个子特别高,好强壮,加上那对活溜溜的眼睛和那张圆圆的脸蛋配在一起,算得个逗男人打“主意”的女人了。尤其是热天气,她穿着清澈干净的衣裳到田冲里出工,有几个好讲野话的骚汉子,总要指指点点议论她:“嗨呀呀!能找得各号女人做婆娘一辈子就抵得了喔!”

    也有讲得有趣的:“找得各高大的女人做婆娘,一个当两个啊!”

    还有讲得“饿相”的:“我要找得她做婆娘的话,每餐答应少呷两碗饭喔!”

    还有好多讲得下流的……我就不必学出来了。
    她没有生娃儿的时候是这样议论她,她生了几个娃儿以后,那些骚汉子还是这样,我都亲耳听见过几回。这些人敢背着她讲那些无聊的话,是因为冬妹不是本地人,是她的姑姑从外地苗寨里把她带来的。

    讲起她家这本经还有一段故事:她家姓蒋,溆浦人氏。什么年间来到靖县三湫苗寨定居我搞不太清,她的姑姑---我们称蒋伯娘,是个很通情达理、贤惠善良的女人,她嫁到我们寨古冲杨家大伯,只生得一个女儿就再没有生子。她把她侄女蒋冬妹及弟弟蒋细细接来时冬妹才几岁,她弟弟刚满月。

    听蒋伯娘讲起来也奇怪,冬妹弟弟刚落地时就屙了一泡尿,当地人有这种说法:落地一杆“枪”,先死爹来后死娘。这句话真应了她家的点,她弟弟出生几天后他爹就死了;刚满月娘又死了。
    蒋伯娘得知后,含着泪,一手牵着冬妹,一手抱着细细,就这样将她两姊妹带到了寨古冲。一口米汤、一口米粉将细细养大。冬妹就这样挨着姑姑、姑父长大成人。她两姊妹叫蒋伯娘还是叫姑姑;叫姑父就叫“爹爹”了。

    蒋伯娘自己养的那女儿比冬妹小一岁。我们刚到农村那年她们都是大姑娘了,蒋细细刚进初中读书,是我寨古冲的第一个中学生,一家人看蒋细细看得特别重。

     就在我们来寨古冲的前一年,蒋伯娘从贵州天柱县接来一个儿子,这“儿子”本姓龙,接来后就改姓杨了。他个子矮墩墩的,相貌长得不佳,细眼睛,大嘴巴,但他蛮灵活,尤其是他那张大嘴,喊人喊得特别甜:娘啊、爹啊、妹啊、弟啊、比亲生儿子喊人还喊得亲些。他见到房族长辈有礼貌;见到晚辈有讲有笑,接来寨古冲不到一年,和寨子里的年青人混得滚瓜烂熟,当上了民兵排长。

     我们知青刚来时,他和我们男女知青又玩得好。他虽然没有文化,但记性好,模仿力强,一下就和我们讲起了长沙话。他经常来我们知青屋玩,知青都叫他排长,他听了好高兴。他整天都是开开心心地过,他还有件最满意的事----冬妹许配给他做婆娘,冬天就要结婚了。

     论人品相貌这排长根本配不上冬妹,听说刚来时冬妹不愿意,怪不得咯,排长伸直腰,踮起脚还只齐她的耳朵。后来在姑姑的劝说下,她想起姑姑没有儿子,从小把她两姊妹养大,又培养弟弟读书,今后还要帮他弟弟起新屋,讨婆娘。她蒋家这把“火”还得靠姑姑他们帮她点起来。为了弟弟,为了报姑姑养育之恩,她同意了这桩婚事。

     他们结婚的第二年就生了个漂亮的女娃,一对活溜溜的大眼睛,像冬妹脱的壳。他们为她取名叫莲花。莲花、莲花喊起来好听,可就是这莲花“连”得好,她下面连增加了4朵花。

     8年之间,冬妹连生了5个女儿,在寨古冲这山窝子里来讲还是首例。有人说冬妹长得好,身体高大结实,嘴巴会说又会辩,脑壳又灵活,又会保养自己,生了5个娃儿了样子还冒老。

     又有人说冬妹“家娘”就是自己的亲姑姑,对她好,不嫌弃她净养女娃,生娃儿坐月子招扶得好,每个月子都吃了三十几只鸡,一斗蛋。这话倒说得一点不假,蒋伯娘对冬妹没有半点假心。

     那些年里,她每生一个娃儿,满月的那天都要背着娃儿,提着一桶衣裳到港边来洗,这也是这里人的规矩,证明一个女人平安地度过了一关。我们注意到她每次满月出来都是长得臀肥乳壮,红头发色。怪不得那些男人们背后还在谈论她:“唉!冬妹人是长得逗人想哦。就是下面不争气,要是养得几棒崽就带劲咯!”

    还有人说,她这些年净养女娃,是因为他丈夫做缺德事做多了。这话说起来就不好听了,自从文化革命一来,这位排长特别出风头,他特别“紧跟上级”;上级要他捆人他就捆人,大队开批斗会只要有人挨捆就是他那双手捆的。

    那年学大寨,他又紧跟那位姓黄的公社干部,扬起斧头把寨古冲屋前屋后的大古树全部砍了;连老安堂旁的那棵数百年的大杉树都是他看的。要晓得,那是本地人摸都不敢摸的树啊!

    其实,一个女人生男生女与他丈夫捆人有何关系,但嘴巴长在别人的鼻子下面,别人要是这样讲又有甚么法咧!山窝子的人就有这样一个怪毛病:长得再丑再不能干的女人,只要接连生得几个男娃的话,她就得色了,她就敢骂丈夫,敢和别人吵架相骂了;长得再漂亮再能干的女人,接连养了几个女娃,连一个男娃都没生的话,她自然抬头不起了。她会尽量少和别人争吵,会顺着丈夫来,顺着家娘来。

    冬妹这些年就是这样,还莫说骂丈夫,就是丈夫到外面修“三线”修铁路,一去就是几个月她都不做声,她跟姑姑一道拖牵着几个女娃忙里忙外,从没怨言。人们都说,冬妹搭帮这姑姑“家娘”帮她一把哦。

    记得那年,寨古冲的人偷偷地搞“资本主义”,家家户户都到山上种“火烧萝卜”。种火烧萝卜很简单,只要选一块刺藤湾将刺藤一把火一烧。过后,用锄头随便将草皮挖松一下,再撒上箩卜籽。大约两个月以后,大个大个的萝卜就长可出来,真的爱人。

     我那年学社员一样也种了一块地,萝卜长得特别好,那些日子里,我每天都要去摘一担萝卜回。那萝卜又脆又甜,晒干萝卜、做酸萝卜都好;萝卜叶子用来喂猪,一块地的萝卜叶能当几个月的猪草。
    有天清早,天刚麻麻亮我就赶到了离家七、八里路远的萝卜地里,我打算摘一担萝卜去“赶场”卖。我将一大担萝卜用树条捆好后,用竹扦杠扦好后一下就上了肩,我伸了伸肩膀,我估计这一担足有140斤左右,我走了几步,忽听得上面湾里一阵沙沙的响声,难道还有人比我来得更早?果然,是一个比我来得更早的人挑着担萝卜走下了山湾。我看清了,是冬妹。

    我们一齐走下了山弯,她说我来得早,我说她比我更早,她种的萝卜地比我种的还要多转几道湾。我们走得快,都想快点赶回家好去“赶场”

     这时,不争气的天突然下起雨来,雨一下,这陡窄的山路滑了起来。我在前面走,我见她挑的那担萝卜比我的这担不会轻,我喊她慢走点,莫摔倒了。话刚讲完,只听“趴嗒”一声。我回头一看:她仰天倒在地上,她个子高大,这一摔倒肯定摔得蛮不轻。

    我连忙放下担子,走到她身边,首先将她肩边上的担子移开,我伸手打算扶她起来。只见她咬着牙齿,手掌轻轻地摆了几下:“慢点慢点,我躺一下着……唉哟!我的腰都是麻的了。”

    我见她好痛苦的样子,只好让她趟着。雨越下越大,她胸脯和大腿一下就全湿了。我站在旁边不知怎么办,我默了一下神,干脆把她那担萝卜挑起来,我对她说:“你先歇着,我先把萝卜担下山湾再来接你啊。”她点了点头,用手慢慢地撑着坐了起来。

     我挑起她那担萝卜就走,我嘱咐她莫霸蛮起来,我挑到山下就来。她点了点头,她满脸都是雨水,也许还有眼泪。

     我一口气将她这担萝卜挑下了山湾,跨过了溪壕,来到了一棵大树下,这已经到了大路上了。我放下担子转身又往回跑,我想她一个人还坐在那里等我,我又想起她挑的这担萝卜比我那一担还要重些。平时队上出工,挑牛粪,送公粮,她和小个子丙妹挑得一样多,因为她们女人的“底分”都是一样多。所以,她从来不多做一点,她出工总是走在别人后面,收工总是走在别人前面,挑担总是好轻松,难怪寨古冲人都说她“尖巧”;说她会保养自己,说她连生了几个娃儿后还没有变样,一身总是穿得干干净净。可今天干私活就不同了,又来得早,又挑得多,我今天算领教她了。

    我来到她身边,雨还在不停地下,她一身淋得无一根干纱了,她仍然坐在地上,一只手在大腿上锤,另一只手在腰上打,她见我来了伸出一只手:“来,帮帮我,扯我一把,我起了几下冒起得来。”

    我连忙抓住他的手膀往上拖,唉!她的块头太大,我又不好放肆用力,拖了几下她还是站不起来。我看看四周除了我两个人以外,就是山和雨,我顾不得男女之别了,弯下身子双手紧紧抱住她那水桶般的腰身,用力一抬,她站了起来:“劳为你了,劳为你了……”她嘴里一边说,两只脚一边上下抬动,她又晃了晃腰,走了几步:“好了好了,可以走了。
     我见她能走了,心一下就落了下来。我挑起自己那担萝卜,我要她慢慢来,我在大树脚等她。

     我来到大树脚一会工夫,她也慢慢地赶来了,只是那一身却泥巴糊陋的了,这时雨也停了下来。

     她摸了摸腰上,回头望了望说:“娘唉!我一身好吖渣(邋遢)哦,我要洗一下就好。”她说着望了望我。
     我望着她那一身泥,来寨古冲这些年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她这邋遢摸样,我心想她一身已经全湿透了,将外衣洗一下拧干可能穿着还好些,我望了望旁边壕溪的水:“你洗一下也好,我等你。”

  “好好好,你等着我,我一下就洗好了。”她说着一脚跨到壕溪边蹲了下来,脱下了外衣,露出一件从没见她穿出来过的花短内衣,那双又白又壮的手膀和那饱满的腰身,看起来还真性感;她回过身来,那高高的胸脯显得更挺了。她一边搓着衣上的泥浆,一边说:“我把这泥巴搓干净再穿上身要强些咧。”说完微微一笑,她笑起来是很迷人的。

    我心里想,你那屁股上的泥还多些,未必你还要脱下裤来洗?想到这里,我再看看周围,我不能站在这里等咧,离远一点好些,她丈夫又不在家,她再比我大四五岁;我再是长沙知青,反正男女还是有别的。想到这里,我干脆好事再做一盘,我挑起她那担萝卜就走:“冬妹,我再帮你挑一肩,放在前面马家凹那里喔!”

    只听她说:“好好好!劳为你啦!劳为你啦!”

    我将她那担一口气挑到马家凹的田埂边放了下来,再回过头去挑自己的那一担,我估计这段时间她应该全洗好了。当我回到大半节路段时,她挑着我的那担来了。

    我快步跑上前去接下担子,她还讲客气硬要让她担,我摔开她的手:“快走快走,莫耽误时间,我还去要赶场……”

    她笑了笑说:“我今天起早了点,背时摔噶这一跤;又算有运气遇到你这个好人,当真的搭帮你了。”

    她平时说话总是说得好甜的,寨子里人都说她是“蜂糖”口,爱讲漂亮话。可今天我听得出她说得好诚恳,是出自内心的话。

    她挑着担子走在前,我在后。我见她挑着这重担并不费力一样,刚才摔那一跤实在不轻,这一会儿工夫就恢复了。再看看她那一身衣裤,上面的泥巴全洗干净了,连屁股上的泥都洗掉了。看她这模样,除了我以外,谁也不会相信她刚才摔了一大跤。

    我紧跟在她后面走,稍微走慢一脚还跟不上她,我心里想:冬妹啊,冬妹,你现在生了几个个娃儿了,你的体质真的好喔!
    她一边走还一跟我扯谈,她说她们去年做了一桩大事,帮弟弟起了一幢新屋;今年年底帮弟弟把婚事给办了,只要弟弟成家有了儿女,我蒋家的这把“火”又点了起来。

    他讲到丈夫,她是这样想的,只要他在外面干得下去,生活过得好,身体好,工分赚得多,就随他在外面干。家里有爹爹,姑姑帮她一起撑着,他说他丈夫并没有甚么诡名堂,回家来还是听老人和她的话,男人嘛让他做他爱做的事……听她讲得有条有理,这也许就是她的做人方式,难怪俗话说得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喔!

    冬妹的第四个女娃出世那年,他的弟弟蒋细细也做父亲了,也跟她一样生的是女娃。她的第五个女娃出世刚满月,她弟媳肚子里的第二胎也落地了,是翘妹子帮她接的生,接得个男娃!

    那一下蒋伯娘和冬妹喜得大声喊了起来:“吊把鸡喔!吊把鸡喔……”高兴得喊发只个雾。硬要翘妹子帮他取个名字,翘妹子帮他取名叫“海健”,她姐姐“海燕”这名字也是翘妹子取的。

  “海健”满月办了“大三朝”酒,一开就是几十桌。冬妹还特意送来10个红蛋给我们吃,她亲手剥开一个红蛋笑眯眯地递给我。她笑得那样甜,她跟我们讲出了心里话:“我这辈子养这五个女不要紧,只要我蒋家这把‘火’点起来了,就了我的心愿。我这辈子就是为了我蒋家这把火喔。”她说完眼圈都红了。

    1978我们回城了。1981年金麦有人来长沙做生意到了我家,听他们说冬妹第六胎硬生了个男娃,只是她丈夫强行被喊去结扎了,他在大队任的那些职务也给撤了,还听说他结扎后一直多病,分田到户了,家里的农活都是冬妹引着几个女儿干,屋里屋外忙进忙出,冬妹好辛苦喔!

    又过了几年,寨古冲有人来长沙做木材生意,到了我家,他们说冬妹的丈夫手上长了个瘤子,开刀后死了。他死了,留下这6个儿女可把冬妹背苦咯!

    1988年我们全家5口人回到二故乡金麦寨古冲,我们首先到了冬妹家,见到冬妹的变化并不大。还是那么结实,讲话还是那么有条有理,丈夫过世的事只字不提。

    蒋伯娘已经80多岁了,我们喊她,她还记得了。他弟弟蒋细细接我们到他家吃饭,一讲起姐姐这些年的苦就摇脑壳:“唉!可怜我姐姐这些年熬喔……”

    2000年蒋细细送女儿来长沙读大学到了我家。我问起他姐冬妹现在应该好过了吧,听说五个女儿都出嫁了,儿子也读中学了。蒋细细听后长叹一口气:“快莫讲她好过咯,她上个月得病死噶咯。”

    我听后一惊,冬妹也病死了,我真不相信。蒋细细讲他姐从来没见病过,就病这一场就再抢救不过来了。自从他姐夫过世后,他姐把6个儿女拉扯大,这些年操办了5个女儿的婚事,算金麦最累的女人了。蒋细细还说,她姐死的时侯没有变一点样子,真的是虎死不倒威啊!

    2006年我和翘妹子再回二故乡,一住就是两个月,蒋细细又接我们到他家吃年饭,他现在是儿孙满堂了,大女儿海燕嫁到了广州,买了几十万元的住房。海健也婚了(我们离开不到一个月,就得了个儿子),三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县城教书也结婚了有了孩子。他家在寨古冲算混得最好的一户。我望见他一屋人热热闹闹地团聚一堂,我就想起了冬妹生前讲的那句话:我蒋家的这把火点起来了!

    在回寨古冲的那些天,我经常到山上去玩,到当年摘野果的地方,打谷子的田里,还到了种火烧箩卜的山湾里。我好像看到冬妹高大身躯挑着担子在前面走;我好像看到丙妹在田里干活;看到五妹背着竹篓朝我笑。

    每次走在回寨子的山路上,我就想起40年前第一次上山摘野果,和五妹、丙妹、冬妹一道回家的情景:她们三位走在前面,我跟在她们后面走,只见六条大辫子摔来摔去,她们那时都是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好精神喔!只可惜命运对她们太不公,她们都离开人世间好多年了。

    五妹、丙妹、冬妹的故事都讲完了。我又想起了“二妹嫂”、“珍秀嫂”的故事来了,我可能还要讲,我要把我所记得的金麦女人的故事讲完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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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  妹


      我到金麦寨古冲4年后丙妹才出嫁,和她同干过4年农业活,对她还是比较了解。她10来岁就“划了人家”(定婆家),她那未婚夫比她小5岁,是她的亲表弟,也就住在五妹嫁的那个寨子。我刚到寨古冲过头一个年的时候,看见过他挑着礼品到丙妹家来拜年,我们知青看到他后都笑了起来,因为他比个子不高的丙妹还要矮些,怪不得咯,他那时才13岁。

      两年以后,丙妹已长得更丰满更漂亮了,可她那小丈夫还才15岁,还只有那么高。丙妹不愿意了,要退婚。父母压着她不准退,房族也劝她莫退,她一气之下,扯了根箩索往梁上一挂,搭帮她大嫂发现得早才救得一命。从那以后,家里人再也不敢逼她了,婚就这样给退了。不久,大队的一位黑帅哥来她家提亲,她同意了(原来他两暗暗地相好一年多了)。

     我们在一起栽田打谷时,我就爱笑话她,她无所谓,脸都不红一下。其实,她是个幽默又滑稽,心灵手巧的姑娘。她个子虽然矮小,但干起活来特别快,队上跟她年龄上下的姑娘有六、七个,手上工夫没一个能当得她:扯秧、栽秧她数第一;割谷子、挑担子她总在前面。她做出的布鞋像铺子里卖的一样;她衣上打出的补丁针子最细,就连她头上分的“路子”都分得最正;她那对辫子梳出来硬比其他几个姑娘的辫子要匀称些。

      我第一年打谷子就和她分在一个小组,记得第一次下田割谷,每人割四行,只见她刷刷地割,一下就把我摔开一丈多远。她回头望了望我:“小陈,你慢慢地割咧,我们是割惯了的,你莫跟我们比。”她说话好诚恳亲切,一点也不是嘲笑和挖苦。

      我在长沙时,到苏家托乡下搞过几天“双枪”,割谷还有点基础,我并不“服行”,还是埋头放肆的割,她见我不做声,便帮我割两行,硬等我跟她割成一排。他见我割得满头大汗,呵呵地笑了起来,她对着大家说:“你们瞅一下嘛,小陈割谷子割得满脑壳是汗,像撒噶水一样咧。”逗得大家都望着我笑。
      我还是不停地割,我最不喜欢落后给女人,割啊,割啊,越割越快:“唉哟!”我叫了一声,只觉得小指头一麻,我一看小指头的指甲割开了半边,鲜血直流,痛得钻心啊。尽管我咬紧着牙齿,但那不争气的眼泪还是落了下来。

   “小陈割着手啦!”丙妹边说着边走了过来,她要我把手抬起来,把伤口拈紧些。说着走上田埂上扯了一抓什么草叶,往口里一塞,几嚼几嚼以后吐出一坨绿渣来,旁边的杨家伯娘连忙从围腰上扯下一溜布,她俩一齐动手将“药渣”巴在我的小指头上,再用那溜布包紧。杨家伯娘嘴里不停地念:“冒要紧的,冒要紧的,丙妹的‘刀口药’最好了,几日就会好……”

      丙妹呸了呸口里药渣:“我要你慢割点哒你不信,这下好啦,割着手眼泪都出来了,一个伢几噶比妹几噶还要易得哭些。”她说完捂着嘴巴笑了一笑。

      她这么一说,搞得我怪不好意思,我用衣袖抹了抹眼眼角,解释说:“我哪里哭咯,我是痛得眼泪自然流下来的。”

    “呵呵呵,眼泪水都自然流下来,这是讲的甚么话喔。”她说完又捂着嘴巴笑了起来。

       我不懂她为什么总爱笑,实在只那好笑。不过,她这一笑得来,我好象忘记手指头痛,我也跟着笑了笑,又拿起镰刀割起谷来,像没发生事一样。她的刀口药是好,几天后伤口就长好了。

      在打谷子的这段日子里,我发觉丙妹不但做事手脚快,还心直口快,肯帮别人讲话,就拿评我的底分来讲,他们只给我评6分,跟那几位老婆婆一样。丙妹就不同意,她拿着镰刀做着样子:“他割谷子只头一两天割得慢点,后来我割4行,他也割4行;挑谷子他比我还挑得多些,最少要评7分。”
       我那时好随便:“算了,6分就6分,多一分巴算么子!”

    “小陈咧,你各哈喔!一天少一分,一年要少几百分,当得多出一个月的工哒。”

       她这么一讲我清白了,于是,我硬争得7分。当然,这要搭帮丙妹讲直话:“你们莫要欺生,他各勒(小)来我们这里当农民也遭孽。是各样做我就冒在得,我就要讲!”丙妹讲话还上得算,大家就依着她了。

       丙妹爱讲直话,还爱讲笑话,她说有一次屋里来了一位客人,她家的狗从客人身边跑过去后,传来一阵臭气,她认为是狗放的屁。于是,她一边拿棍子把狗赶开,嘴里一边骂:“下狗,挨刀的狗,你各爱放屁喔,我要撵你出门。”

       她骂了一遍又一遍,因为那臭气还在屋里冒出门。谁知那位客人答腔了:“丙妹,莫骂喽,不是狗放的屁喔,是我放的屁喔!”

      哈哈哈!大家听后笑了起来。她自己讲完笑得尖脆脆的,笑得对田里一坐,逗得整个田坝里的人都笑了起来。

       1967年的下半年,是文化革命的高潮,知青都回城了,我一个人住在半山腰的老木屋。一天,她到我这里拿仓库的钥匙,她走进老木屋一看:“我的天唉!你一个人住在这不怕啊……"
       第二天,丙妹的爹爹来到老木屋对我说,要我住到他家里去,他家有两间空房,他说丙妹讲你一个人住好遭孽的。老人家讲话好诚恳,硬要我搬到他家去住。我很感激他们,我还是拒绝了,我不想给别人家添麻烦,但我心里有数,丙妹的确是个善良的姑娘。
      丙妹的山歌唱得蛮好听,不过,要在山上才能听到,而且要有几个姑娘在一起的时候她才唱。记得翘妹子刚到我们队上来那年,同我们一起上山捡茶子,听到丙妹唱了一首山歌:

                                                 妹妹莫嫌哥哥黑,
                                                 找个黑哥真难得。
                                                 藤上结的麻连子,
                                                 人人选着黑的摘。


       翘妹子听后笑眯眯地说:难怪你自己找的那位“丈夫”(是翘妹子队上的 )黑达达的喔!我一想起他的那未婚夫模样长得帅,但是有蛮黑,想着想着我和翘妹子哈哈地笑了起来,丙妹又唱了一首山歌:                                                

                                                   笑嘻嘻啊笑嘻嘻,                                
                                                   不笑人材就笑衣。
                                                   一来笑我人材丑,
                                                   人材又是生成的。
                                                   花布衣裳家中有,
                                                   哪能上山穿得齐。

       她唱完后说:“你们长沙人爱笑我们的衣裳穿得旧,相貌长得差。”

       我连忙说:“哪里哪里,你的相貌长得各好,还差啊。你的衣裳穿得旧,但补丁打出来好漂亮喔。”

       翘妹子接着说:“我一到寨古冲来就听到小陈夸你人好、能干又漂亮。要是在长沙会有人喊你做‘长妹坨’”

      丙妹不懂什么叫“长妹坨”,她脸拉了下来,翘妹子怕她误解,连忙说:“长妹坨就是长得好、又会做事的姑娘”
       丙妹这才笑了:“我怕是讲我长得像个驼子咧,我的背实在不驼哒。”她说着伸了伸腰,做出个怪有味的样子,真有蛮幽默。我和翘妹子哈哈哈地笑了起来。

       1969年秋天,丙妹出嫁了。第二年冬天她做了娘,她背着娃儿回娘家来了,路过我们门口喊了一声  “翘妹子,小陈你们好啊!”

       翘妹子正在给3个月的大儿子喂奶,连忙答腔:“丙妹,快进屋来坐一坐,看看你的宝贝女喔,刚满月吧。”

       我接着说:“丙妹,各快就做了娘了,有干劲啊!”

       她嘿嘿一笑:“你们哟!比我们的干劲还大些,还早当几个月的爹娘喔!”到底是做了父母亲的人了,讲话随便些了,讲的话题也不同了。

        两年以后,她又背着个娃儿回娘家了,走到我们的大门口又喊一声:“翘妹子,小陈你们好啊!”

       我和翘妹子正在火塘屋帮二儿子洗澡。我又故意讲:“丙妹,你们的干劲各大喔,又生了一个哒。”

       丙妹哈哈一笑:“娘唉!你又讲鬼话哟,你们的干劲还要大些喔,你的二崽比我的二女又要大两个月。”逗得翘妹子笑哈哒,笑得跟二儿子穿衣都穿不成器。

      又过了两年,丙妹又背着个娃儿回娘家了,那天我正抱着三儿子在仓库边玩,我老远看见她了故意大声喊:“丙妹,你干劲还有各大哦!4年生了3个了!”

        她笑得蹲了下去:“只有这个小陈快活鬼呀,遇到我就讲鬼话哦,我回来一回就要笑一回。”也怪不得我们好笑,偏偏这个又比我们的三儿子小两个月。

      不久,翘妹子就当上了赤脚医生,第二年丙妹又生了个娃儿,是翘妹子接的生。满月后她回娘家我又碰到她,不过,我没有再讲她“干劲大”了,因为我当上了民办老师,老师嘛就要有个老师的样子。但我心里明白她连生了4个女娃了,如果不生个男娃的话是不会罢休的。

       1978年我们离开了农村,1985年丙妹和他丈夫带着两个儿子来到我们家,这两个儿子是我们离开农村以后生的。大的有7岁,小的有4岁。丙妹生了6个孩子了,那时她才38岁。我仔细打量了一下她,可怜的丙妹喔!累得像个老太婆了。

       她的丈夫这些年还算有能力,做木材生意赚了一笔钱,家里搞得很不错,是当地最早的万元户了。他丈夫跟我们讲实话,这次主要是带丙妹来长沙看病,这些年来丙妹身体太差,尤其看到五妹病死是因为无钱医治,他现在有钱,一定不让丙妹走五妹那条路。

      “ 对,对,对!”我和翘妹子异口同声。我们要他们安心住在我们家,把丙妹的病医好后再回去。那时我们住自己的私房还比较宽敞。我要他们放心住,到了我家就等于到了寨古冲的娘屋里一样。

      我们陪丙妹到湘雅医院看病,我首先跟医生讲,她是偏远山区来的,请医生彻底为她检查一下。翘妹子跟医生说,她年龄并不大,才38岁,只是生了6个小孩了。

      丙妹自己说:“我生了6个,小产2个,还刮了一个。”她的话刚讲完,那医生病历都不写了,伏在桌上哈哈哈地笑了起来,笑了好一阵才说了一句:“不可思议,38岁生了9个。”

      几个月以后,丙妹又到长沙来复查了一次,病基本上都医好了,医生再三嘱咐她今后要好好保养。两口子好高兴,回去后跟我们寄来好多香菇、木耳和野物肉,信中讲了好多感激我们的话,要我们一家人到金麦去过年。

      3年以后,我们一家5口人真的回到二故乡金麦过年了。我们首先就住在丙妹家,她家里搞得很好,起了两幢新屋,见我们一家人来了,又杀鸡杀鸭;又杀猪杀鹅,好热情啊!

      她的4个女儿都能做工了,家里的家务都是4个女儿做,两个儿子也读书了,一家人热热闹闹地过得很好。我看丙妹身体比三年前好多了,真为她一家人高兴。

      8年以后,他的大儿子来长沙林校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县林业局工作。四女儿又来长沙读大学,上面3个女儿都出嫁了。

      不久,她的二儿子又参军了,我心想丙妹两口子总算熬出头了。我好羡慕他们喔!可就在她四女儿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接到她家的长途电话,丙妹丈夫哭着说:“丙妹昨天死了!”啊!我听后木呆了。

      2006年我和翘妹子再回二故乡,又住在丙妹家里,丙妹已离开人世间4年了,家里换上了个胖女人,尽管这位女主人对我们客气,照样杀鸡杀鸭招待我们,可硬是差杂味啊!

      丙妹丈夫一提起丙妹,喉咙又梗了,他说丙妹这人就是操心太重,太闲不住了,不该她做的事她背着人要去做。那天他到县城去办点事,丙妹就是背着他劈了一上午的柴后晕到了,送到县医院抢救不过来——脑溢血身亡。

      丙妹死后,他的丈夫那段日子像失了魂一样日夜坐立不安,经常半夜打电话来跟我聊天,他儿女也很急,打电话跟我们商量怎么办。唉!我说人已走了,活着的人还是要过日子,你们儿女都没在他身边,他孤独,他也为你们儿女累了大半辈子,让他安度晚年就好。他儿女们都通情达理,就让他找了这个伴。

      大年初四那天,4个女儿都回来拜年了,两个儿子也回来了,带来了摄相机,一家十几口人热热闹闹照相拉啦,摄相啦,他们是为了欢迎我们两口子,我们也好感激他们。我见那些儿女们叫后妈娘啊,娘啊,叫得好亲热,那后妈带来的那女儿叫哥啊,姐啊,叫得好甜蜜。我又想起了可怜的丙妹。丙妹啊,丙妹,你要在世该多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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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麦的女人

 

 

 

                                         五  妹

 

 

        我刚下放到到金麦寨古冲这山窝子里不几天,就冒里冒失地到上山去摘野果,因为我吃了社员给我的猕猴桃,味道特别好。山窝里的人叫猕猴桃做“卜藤子”,我问一社员卜藤子哪里有摘?他用手一指:“对面的‘深冲’就有摘。”于是,我背着竹篓,挎上柴刀照直往那深冲走去。
       我走进深冲抬起头到处望,看哪棵树上结有卜藤子?左望右望没看见一个卜藤子,我一边走一边往高处爬,爬上冲头了还没看见卜藤子。我正在发愁,突然听见一阵沙沙的响声,从草丛里走出一个大姑娘来。她高高的个子,穿着件浅蓝色的“妇母装”,一身好丰满,腰上系着柴刀,肩上挎着一个大竹篓,篓子里面装满了山核桃;一对长长的辫子搭在那翘挺挺的胸前,一张椭圆形的脸红扑扑的。我正望着她发愣,她突然朝我一笑:“小陈,你一个人到这里来干甚么?”
     “唉呀!你好。”来山窝子不几日,大家都晓得我姓陈,我管它认不认得的人,只要叫了我一声小陈的话,我就这么回答一句。

       她将胸前的那对大辫子往身后一甩,又问了一句:“你一个人来山上干甚么,不怕啊!”

       我四周望了一望说:“我来这里摘卜藤子,怎么冒看到一个卜藤子喔?”
       她从竹篓里抓出一把核桃递给我,我说:“不吃不吃,这是队上的核桃,用来打油的。”

       她笑了笑说:“这里冒得卜藤子,来来来,我引你去摘。”她说着招了几下手,示意要我跟她走。

       我也没有多想,跟着她就走。我们绕过了几道弯,下了一座小坡,来到一条小溪边,她将竹篓放下对我说:“你站这里莫动哦!”说着,她一跨就上了旁边的一颗小树,只见她在树上扯下一大把青藤往下拖,我这才看清那藤上布满了好多卜藤子,她将那一大串藤全部扯下了树,拖到了我面前。

       我高兴极了,连忙摘着往竹篓里放,她比我摘得更快,好麻溜的手脚,一下就将我那竹篓装得拍满的了,藤上还有好多,我摘着往口袋里放,衣口袋放满了,又往裤口袋里放。逗得她哈哈地笑了起来:“算啦,算啦,下回又来摘,天要黑了!”

      她走到小溪边洗手,叫我也洗洗手,她说卜藤子上面有好多毛灰灰,摘后要洗手,免得弄在身上痒。她还告诉我:卜藤子摘回家后,要放在坛子里“窝”几天,软了以后才好吃。

      怪不得社员给我吃的卜藤子软绵绵,这刚摘下的硬绑绑的。我边洗手边听她讲,她说话的声音很温和。再仔细看看她,依呀呀!她长得很漂亮喔!一对大大的荷包眼,黑眼珠是那样的黑,白眼珠是那样的白;五官安放在那张白里透红的脸上,是那么的匀称。我看了一眼还想看二眼,看了还想看,看不厌一样。没想到在这山窝里还有这么美的村姑,我长到这么大,第一次看女人看得这么出味,我紧盯着她看。

      她笑了笑说:“你望人望得各睃(望得久)的喔。”她这么一说,我才发觉自己有点失态了,我连忙站了起来。

      我们一起回家,她走在前面,下山时她时而回头望望我,时而用手扳开树枝和刺藤,嘴里轻轻地说:“下界慢点走,莫让刺挂着……”

      我第一次上山就遇到了这么好、这么美的一位大姐姐,我一下就对山产生了好感。山,是那样的青,山上的树枝任我砍,山上的野果任我摘。山上遇到的姑娘是那样的温和善良,那样的热情,那样的美丽。

      我们走下了山,走在了大路上,忽听得后面有喊声:“五妹,等等我们。”

      哦!原来她的名字叫“五妹”。你看看我,太不礼貌了,她帮我摘了这么多卜藤子,要在长沙的话,起码要卖一两块钱了,我们同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连她叫甚么名字都不问一声。她停住了脚,回头望着喊她的人。

      我这才说:“你的名字叫五妹?”她笑着点了点头。跟上的是两位一高一矮的姑娘,她们也是扎着一对长长的辫子,也是挎着一个竹篓,里面装满了山核桃。我明白,她们都是去捡核桃回来,我听说过,捡得10斤能赚3分工。
       那位高个子姑娘我认识,她叫冬妹,是我队民兵排长的未婚妻,我们几个知青昨天还到她家里玩过。这位矮个子姑娘我还是第一次见,她长得好秀气,一张白白的瓜子脸,一对望人带笑的眼睛。她走到了我们面前,上下打量了一下我,忽然捂着嘴巴笑了起来。我猜想,她可能是看见我的衣裤口袋装满了卜藤子好笑。

      她对着五妹说:“你哟很同他做一路的喔?”她说话的声音尖脆脆的,很好听。

      五妹望了我一眼:“他一个人站在大枞树林里寻卜藤子,我遇到他,就帮他摘了这篓卜藤子。你们看一下嘛,他连四个口袋都装满了。”

      她说完,三个人望着我哈哈地笑了起来,我低头看看自己,也跟着笑了起来。我对着矮个子姑娘说:“她们一个叫五妹,一个叫冬妹,那你咧,叫甚么妹?”

      她又用手捂了捂嘴巴,笑着回答:“我叫丙妹。”

      冬妹从竹篓里拿出一串紫红色的小葡萄递给我,她望了望五妹说:“小陈,你今天运气真好,在坡上遇到我们的五妹,她人最好了,再过几天你就遇她不到了。”说完呵呵一笑,丙妹也笑,五妹脸一红,有点不好意思。我不明白冬妹为什么这么说,我也不明白她们笑什么。

      冬妹个子最高,走在前面;五妹个子比冬妹稍微矮一点,走第二;丙妹走第三,我跟在她们后面走。只见三对辫子摔来摔去,我望着这三位姑娘的背影,她们很朴实大方,她们很随和,刚一接触她们就觉得好熟悉一样。我们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就回到了寨子里。

      几天以后,只听见对门寨子里鞭炮声响。听知青组长李妹子说,对门的五妹出嫁了,嫁到另一个大队。哦!这下我明白早几天冬妹说话的意思了。不过,她嫁到的那个寨子离我们队上并不远,只要从我们的屋背后翻过一座山,拐过一道冲就到了。

      听说五妹嫁人了,虽然没嫁好远,不知为什么,我心里真的有点舍不得她嫁一样,虽然我与她认识不到半天,但她给我留下的印象太好了。

      三天以后,五妹回娘家,她来到我们知青屋和知青妹子们有讲有笑。我上下打量了一下,她变样了,她的那对长长的辫子不见了,挽上了一个“巴巴鬏”。她穿上一套新浅蓝色的妇母装衣,穿着一双锈花鞋,她成了一位大嫂了,但看上去还是很美,只是比以前美得不同些。我这下也弄明白了,山窝子里姑娘和少妇的区别就是脑壳上的头发。

      天越来越冷了,我们准备多砍些柴过冬,我和组里的章伢子最爱同罗家湾的几个小社员一起上山砍柴。罗家的这几个小兄弟的名字叫得特别有味:蓝蓝、急急、元元、和和。他们都只有十四五岁,同他们一起上山蛮有味,他们好里手,哪座山柴好,哪座山柴多,我俩只跟着他们走就是。

      一天,我们6个人来到了一座叫王家界的山,听蓝蓝他们说,五妹就嫁在这座山脚下的寨子里,他们队上的田和我们队上的田只一冲之隔。  

      我们看见一大片砍倒了的干柴,大家好高兴,扬起柴刀砍了起来,我们准备多砍几捆。我忽然发现山弯下有一枝树丫,我正要砍根弹弓丫打鸟玩,要晓得,我从长沙带的橡皮一直放在身上,早就想做的弹弓,今日能实现了。

     我将树丫砍下来,从口袋里摸出橡皮,一下就将弹弓做好了,我寻了一颗石子,试打了一“枪”,嘿嘿!蛮好的!我刚爬上山湾,忽听得一阵吼骂声,嗓音又粗又大,一听就晓得是条大汉的声音。我朝前走了几步,突然声音朝着我这方喊:“五妹!五妹!快打包围,这湾角里还有一个,快抓住他。”

      看来,这声音是喊五妹来抓我。我心里想,我砍根弹弓丫子犯了法么,要抓我,我倒要看下是怎么回事。

      只见一个高大的老头子,手上拿着四把柴刀,蓝蓝、急急、和和、章伢子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好尴尬的样子。

      原来,他们四个人的柴刀让这老头给抢了。再看看旁边还站着一位女人,他双手捂着嘴巴在笑,我看清了,她是五妹,这老头应该是五妹的家爹。

      元元窜到我面前,这个小机灵鬼身上的柴刀还在,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轻轻地告诉我,我们砍的柴是他家砍倒的。只见那老头指着章伢子问:“五妹,五妹,这是个甚么人?”

      五妹笑了笑说:“这是我们队上的知识青年小章。”

    “啊!你们长沙知识青,学甚么毛著哦,到这里来偷我们贫下中农的柴火。”

      章伢子被他讲得脸无地色,靠在树上不做声。我正准备去跟他赔礼,只见旁边的元元老粒子一样往前一走:“大爷,这柴是坡上野长的,你也只砍倒一下,我们砍的柴不要就得了,你把柴刀退给他们啦。”这位元元虽然人个子小,讲出话来还是有点道理。

      那老头一手将四把柴刀夹在怀里,另一只手向元元招了招:“你来,你来,我跟你讲咯。”说着就往元元面前来。

      元元见老头往面前来了,就往后退,那老头突然冲过来,嘴里骂道:“我把柴送到你屋里克喔!我要一个耳光剁死你啦!”

      吓得元元只往山下跑,我心想这老头太凶太不讲道理了。只见老头回过头对着章伢子说:

    “你靠在这棵枞树上冒靠得过日子的,这柴刀你莫作指望了。”

       他又对着蓝蓝他们几个:“你们罗家湾的这几个鬼崽子,专门狭(偷)我的柴,这回送我逮着了,这柴刀是坚决的冒得退还了,赶忙跟我滚起回克!”

       看来这老头是不一般,要想要回柴刀是难上难了。五妹站在旁边一直不停地笑,她向章伢子他们几个扬扬手:“你们先回克算了,我过一日把柴刀送来,这老家伙浑得很。”

       大家只得空着手,糜痨地回来了。第二天清早,五妹真的把四把柴刀都送来了,她还告诉我们,要自己到山上砍倒几片柴树,过一两个月就是干柴了,莫学罗家湾那几个细崽子的样,他们还不懂事,专们砍“偷柴”。听五妹这一讲,我们基本上懂得砍柴的规矩了。

       第二年的薅田季节,我和罗家湾的几个小社员分在一组薅田,那天中午我们薅田回家,路过王家界脚时,发现路边新围了一块小菜园。大家定神一看,里面栽了好多黄瓜,一根一根的挂在藤上好逗人爱喔!天气热,口又渴,肚子又饿。大胆的蓝蓝打开了菜园门,嘴里念着:“摘根黄瓜解口干喔。”我们几个都跟着进了园。

       蓝蓝选了三根最大的摘了。

       元元一下就摘了四根。

       急急、和和每人摘上五根。

       我一看他们越摘越多,也不放让,也摘了四根。我们一个个笑哈了,端着手上黄瓜只往茶山林跑,躲在那茶树脚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那黄瓜又甜又脆,好吃得很哦!

       几天后,我们几个在田坝里薅田,五妹的爹娘走到我们面前,她爹说:“你们摘我五妹栽的黄瓜,摘一根打口干不要紧,你们把她一园的黄瓜摘光了,你们也做得太狠了!”

        啊!原来那菜园的黄瓜是五妹种的,这下该死!偏偏偷了她五妹的黄瓜。我低着头,心里好内疚。

        蓝蓝他们也都低着头,平日里最会狡辩的元元也不辩了。五妹她娘接着说:“你们偷她家的柴,她把柴刀悄悄地跟你们送来,你们摘她的黄瓜,她在山上看见了也冒喊你们,冒晓得你们做得各样毒,把她一园的黄瓜都摘完了,可怜她怀孕驮肚挖了那块菜喔!”她娘说着喉咙都梗住了。

      我们的头越低越下,没一个人敢抬头面对这二老,今后更无脸见五妹了。

      到打谷子的季节了,我们几个又分在一组打谷子。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仓库边的田里割谷子,忽见一位背着细娃儿的女人朝田边走来,我一看觉得好面熟一样,蓝蓝一下就看清楚了是五妹。我一想起两个月前偷她黄瓜的事心里就内疚,我连忙低着头割谷子,生怕她看见我。突然听她一声喊:“蓝蓝,急急,元元,和和,还有小陈,你们打谷子啦!”

       蓝蓝连忙答腔:“五妹回来了,做噶娘啦!”

       元元也接着腔:“五妹养得各好一棒崽哒,恭喜你啊!”

       急急、和和也跟着说:“恭喜你啊,五妹!”

       别看这些山窝子的细伢子,讲起话来跟得大人子一样,蛮会讲这些客套话。只有我嘴笨,不晓得讲一句好听的话,只望着她笑,我还生怕她提黄瓜的事。

       她走到我面前:“小陈,来我们这里各久了,习不习惯喔?”

       我赶忙回答:“习惯,习惯。”

       她上下打量了一下我:“小陈,你长高了,长大一些了。”说着望着我笑,笑得还像在深冲摘卜藤子那样,笑得那样甜。

       她虽然生了孩子,但还是那样美,她变成一位美妈妈了。我不知不觉地走近了她,摸了摸她背上的胖娃娃,好人养出来的儿子多可爱呀!

        我望着她离去的背影,她怎么提都不提一下我们偷黄瓜的事。我常看到队上的一些女人们,因为园里的菜被人偷了,站在菜园里骂人,骂得难听死了,一骂就是大半天。可五妹见到我们这几个偷她黄瓜的人,连重话都没讲一句,五妹,你真是难得的好人啊!

       5年以后,我已是一个孩子的爸爸了。记得又到了薅田的季节,我吃了午饭以后到桃子冲去薅田,路过王家界脚时听得细娃儿的哭声,我走过去一看,只见一个女人背上背着一娃儿,手上抱着一个娃儿在薅田,田埂上还站着一个四五岁小娃儿。我定神一看,是五妹,我喊了一声:“五妹,你带着三个细伢子来薅田啦。”

       她偏过头来:“哦!是小陈喔,听说你做爹爹了。”

       我点了点头:“看样子,你还没有回去吃中饭啊。”

       她把抱在手上娃儿换了一只手:“快啦快啦,就要薅完了,这二崽崽吵得很,不然的话早就薅完了。”她说着,脚不停地薅着泥浆。

       唉呀!我望着眼下的五妹好辛苦喔。我听说过他的丈夫不得力,学了几年的木工,连屋都不会起,干农活也不很行,一张嘴巴还是会说三道四。可五妹从来不嫌弃自己的丈夫,屋里屋外的活她一个人埋头地干,总是拖带着几个儿子干队上的活,我今天算是耳闻目睹了。

       看看现在是中午过后了,她还没回去吃午饭,还背一个抱一个的在这里薅田,要薅完这丘田最少还要半个小时。

       我见她抱在手上的儿子在哭,背在背上的儿子脚在蹬,头在晃,站在田埂上的儿子在喊:“娘啊,娘啊,回克咯,我肚子饿了。”见五妹脚在使劲地薅,嘴里在不停地说:“乖唉,莫哭咯,就快啦,快啦!”

       我再看不下去了,一脚跨下了田,拿住她那抱着人的手:“你回去,你回去,我来帮你薅完。”我说着硬把她拿上了田。

       她笑着说:“冒要紧,我自己来薅,要你薅做甚么喔,你有你的事要做。”

      我不理采她,大脚大脚的薅了起来。我催她快点回去吃午饭,你大人吃亏,细伢子也吃亏。

      她没有回去,把手上的儿子放了下来,把背上儿子解了下来,坐在了田埂上,解开了衣服,喂起奶来。

       我做父亲后就明白,女人空着肚子味奶是最吃亏的,何况她还累了一大半天了。我猛地想起六年前,我第一在深冲见到她的时候,她胸脯翘挺挺的,脸色白里透红,又丰满又漂亮;可眼下的五妹又瘦又黑了,那扁塌塌的胸脯下面还有张小嘴在津。唉!难怪山窝子里的人说:好田怕下秧,好女怕做娘哦!

      日子过起来慢,可回想起来又快,回城7年以后——1985年。当年那位矮个子丙妹和她的丈夫到长沙来看病,到了我们家里。

      丙妹已经是六个孩子的母亲了,她就像个老太婆一样。我记得她比我大三岁,比五妹小两岁。当我问到五妹时,她长长地地叹了一口气:“五妹两个月前过世了……”

     “啊!五妹过世了。”我说着,还真有点不相信。

     “她才40岁人就离开了人世,她是病死的,累病倒后,家里困难拿不出钱来给她医治,慢慢地拖死的。”丙妹说完后眼圈都红了。

      我听后心里好难受,我替五妹惋惜!后来听说五妹过世后,她那家里一直没有出过头,几个儿子混得很不好。

       所以说,一个女人也不要太劳累,太善良,在善待别人的同时,也要善待自己;不要把一家人的重担全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累伤了,拖垮了身子自己吃亏,连命都丢了,害了自己,也害了家庭。

       五妹的故事讲完了,我歇下气,再跟大家讲讲丙妹的故事;讲完矮个子丙妹,还可以讲高个子冬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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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向

      老向是我们金麦大队支部书记。我们刚到农村的时候,上级就嘱咐过我们,说是有这么一个规定,书记不能当着面叫他书记,要叫“老”字,张书记叫老张,李书记叫老李,这位向书记当然就叫老向了。老向名应福,社员们当着面还是叫他向书记,背着他就叫他的名字向应福。 “老向”这称呼是我们知青和那些共产党叫的,我们那时能跟共产党员一样口气叫他老向,说明我们知青还是有点政治地位的,叫他老向还感到好荣幸一样。

      我们知青第一次见到他,是1966年2月在造林的时候见到的,那时他刚从芷江搞“社教”调回来了,他在造林的现场召开贫下中农会议,他让我们知青们坐在他的身边。首先,知青的大组长靳妹子向他介绍我们知青的姓名。

      靳妹子手指着知青,一个一个地报着姓名,报一个名字,老向点点头,当靳妹子报到我和肖求生的名字时他笑了起来:“哈哈!一个‘求生’,一个‘晏生’,这两个名字取得有味道。”

     我仔细看了他几眼,个子瘦瘦的不高大,长得还秀气,脸块长长的,眉毛稀,眼球大,嘴巴有点扁,就只笑起来的样子看不得,脸上尽是“树根根” 。

      他手拿笔记本同大家作报告,他讲话时好费力一样,讲了好多我有些听不懂的话,但最后讲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一句我听懂了;讲“要多抓些‘活靶子’上台来进行批判”我听清楚了。

      他讲话还真的上算,几天后大队就召开社员大会,把大队地主、富农份子都揪上了台。他把他们四家湾队上的一位叫“犟把子”的地主揪到台中间,手指着他的头说:“他是个很不老实的地主!我们队上开会要他交待他的罪行,他毫不厌烦。”

    “毫不厌烦”这是句什么话呢?我们知青都没有听懂,只见几个有点文化的社员在偷偷地笑。喔!原来他是讲犟把子“毫不耐烦”,讲成了“毫不厌烦”,这下可好,犟把子自己听了都笑了起来。

       后来我们才晓得这位向书记只读有一年的书,他开会作报告又喜欢乱用词,经常出洋相。他文化不高,但革命斗争精神特别强。他从芷江社教回来不到半年,大队就召开了无数次批判大会,每次开会每个队都要求送上几个“活靶子”上台来批斗。批斗会开完,宣布地主、富农份子滚出会场后,就由他来作“指示”了。

       他每次上台总是把肩上挎的黄书包往桌上一放,拿出他的笔记本一边讲一边看。每次讲到最后,他就要大声吼几句:“该批的要批!”吼一句眼睛皮子眨几下:“该斗的要斗!”。眼睛几乎全闭了起来,然后站起来把手一举,扯起喉咙一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一句叫完后就散会了。

       批“三家村”运动开始了,老向特别忙,他走着那八字路,每天都要带着几个大队干部到每个生产队来“视察”,要求揪几个“活靶子”出来,他一再强调要走在运动前面。

      金麦的“小邓拓”,几家伙就被揪出来了,老向宣布批斗会开始,把金麦的“小邓拓”龙立科揪上台来。只见一个矮个子老头被民兵押上了台,他是寨贯生产队的,听说他旧社会当过几年兵,解放后劳改几年放了回来,前几天在田里干活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我好多年冒看见向书记犁过田了。”有人把他这句话学给了老向听。

       老向一听大怒:“这是对运动不满,小邓拓自己跳出来了。”

       批斗会第一个上台的是一个小学生,长得鼓鼓墩墩,脑壳特别大。他手拿语录本,手指着龙立科:“我们大队出了个小邓拓,他的名字叫龙立科。”

       他的话刚讲完,会场一遍议论声,我们知青都搞不清是为什么?寨贯的知青杨为政告诉我们,这小学生是龙立科儿子。儿子上台批来子,金麦还是第一次看到,所以会场里议论纷纷。后来听说是老师逼着这小学生做的,老向大力支持学校老师做的对,只可怜这小学生后来被人讲得有,他才十来岁人懂什么呢。

       运动是越来越激烈,人民的确是发动起来了。田埂上插满了语录牌,人人都要背得几条语录才行。金麦人送公粮要翻过里15 里的洋溪界才到公社的仓库,离仓库十几丈远是一笔陡的上岭,就在这里站着一排学生,他们手拿语录本要每个人读一条语录才能进仓库,搞得人人都张开嘴巴出气,慢吞吞地读完一条。我们知青总是选一条最短的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送公粮是最累的季节,但这时候的会又最多,每天晚上不是生产队开,就是大队开,每次大队开会老向总是到会场里来看有人打瞌睡没有,他总是板着那张脸,做出那“卖牛肉“的样子。

       有一天开会,他突然扯起喉咙宣布:“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主席----毛主席,把刘少奇的相取下来!” 说完上前亲手把刘少奇的相扯了下来。

        又过一段日子开大会,他又扯起喉咙喊:“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又过一段日子开大会,他举起右手,要大家跟着他呼口号:“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又过一段日子开大会,他举起双手说:“以后读毛主席语录前面要加四个子‘最高指示’!”

        第二年天气热的时侯,“打倒走资派”的口号喊出来了。我们的老向就不再在开大会的时候高呼了。

       公社书记、社长这些“走资派”都被揪了出来,大队书记也算是“走资派”,也要揪出来批斗,这一下老向霉了下来。

       大队也成立了造反派组织,写出了大字报《向应福的十大罪状》。我们金麦知青也发“妈妈疯”,成立了“雄鹰”战斗队。终于有一次,晚上开大会时把他老向喊上了台,要他向贫下中农请罪。

      老向走到台中间,头一偏起,腰也偏了,脸块越发显得长了,和早几个月在台上喊口号的模样对比的话,完全成了两个人。

      不久,知青都回城了,男知青只留下我和肖求生。一天,我到肖求生队上去玩,看见对门田坝里有一社员犁田,他是做的“窝线犁”(从田中间里往四边犁)。他的“窝”做得特别好,田犁到一半了,几乎同那丘田的型状一模一样。我那时正好在学犁田,做窝线犁总做不好,所以见窝做得好的田非得多望几眼。我干脆往那丘田边走,倒看看是谁犁田犁得这么好。我还隔几丈远忽听那犁田人一声喊:“晏生,到哪里克喔!”

       我一听是老向的声音,原来犁田的人是老向哦!我感到好意外一样。我忍不住喊了他一声:“向书记,你的‘窝线犁’做得好得很啊!”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就喊了他一声向书记。他赶着牛到我面前,“滑”了一声停下来。

       他同我扯了一阵子谈,他告诉我:“窝线犁”就是多提几次犁;耐烦点多打几个转…… ”

        我回来把这事学给几个玩得好的社员听,他们听后哈哈一笑:“你怕他向应福真的不会犁田哦,他插秧还插得快 ,还编的一手好篾货,做起事来手脚麻溜得很咧!”

     “他是坐牢回来以后就冒爱干农活了,他只望运动来,只要有运动来就看他的‘把戏’舞了。”

     “这场运动来得好,来到他的头上来了,他就下田干活了。”

       一天,我又到肖求生那里玩,只见老向朝我们走来。还隔一两丈远就开口喊:“晏生,求生。”他扯开嘴巴笑,脸上尽是“树根根”,还真的像林副统帅的样子。

       肖求生轻轻地对我说:“向书记好厉害的。他现在转移了大队的斗争方向,他要求造反派为他坐牢平反,他和县里的造反派联系好了,过几天就会将县公安局的几个走资派送押到金麦来。”

       老向同肖求生讲了好多,他说他出身三代贫农,旧社会受得有苦,父亲被土匪杀害。解放后他加入了共产党,他对党忠诚,他一直表现积极,没想到遭杨通培等人(酉寿——当年的大队书记)的陷害坐了牢,他这次一定要平反。他要求肖求生协助大队的造反派一起搞好这次平反工作,他说这也是革命行动。他还说我们都是就地闹革命的革命知青。

        我心里有数,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好,听他讲了这么多我只听不答腔。肖求生出身工人,刚从长沙回来,见了造反的大世面,头脑也是烧热的,被他一席话讲得连连点头,他当场表态:一定帮他搞好这次平反。

        几天后平反大会开始了,在造反派的勒令声中,三位走资派被喊上台:

        纪光莆----县公安局副局长,当年直接办理那桩冤案的负责人。

        梁系榜-----当年的铺口公社的党委书记。

        王元清------当年派到金麦的特派员。

        三位走资派老老实实地站在台前,首先要他们向毛主席请罪;向贫下中农请罪。然后是受害人上台来控诉。

        第一个发言的是李家生产队外号叫“羊牯子”的鲍光福。他走上台大声骂道:“当年我被大队书记杨通培、民兵营长龙照乾一班子人捆在这个楼上。”他说着用手指了指头顶上的楼板。

        他又说:“他们毒打我一顿后又把我吊了起来,要我承认亲耳听到向应福他们开黑会,我实在受不住了就乱讲了一顿。”他说完抹了抹头上的汗水。

        接着又讲:“我被他们打得受不住了,我就乱说向应福他们是要杀你们咧。”他说完回头望了望站在身后的三个走资派:“ 我当时是被他们苦打成招的。”

       第二个上台来控诉的是外好叫“暖坨”的龙道培,他是老向队上的社员,是当年杨通培手下的治保主任,也是当年制造冤案的重要人物。他是在老向的指示下反戈一击的革命群众,他上台来的第一句话是:“酉寿来了没有?我讲杨通培来了没有?”

         他的话刚落音,就听到老向的婆娘荞鱼在骂:“杨通培跟我站出来!站出来!”

         可杨通培这“灵雀子”没有来。

         老向对着我们寨古冲的几个民兵喊:“跟我把杨通培喊来!”几个民兵互相望一望没有动。

         我连忙答腔:“下午我在正冲头砍柴时,看见他翻上了岩窝界,可能是到岩窝寨她妹夫家里去了。”

       我这么一说,荞鱼又骂了起来:“这酉寿挨万刀的晓得跑啦,晓得躲啦,他在这里的话我要夹在胯裆里打!”

        肖求生一看不对劲,今天是为老向平反,是批这三个走资派,怎么把矛头对准当地的群众呢。他连忙走到会场中间:“下面继续控诉走资派的罪行,不要转移斗争方向。”

       他说完又走到“暖坨”面前轻轻地说:“你今天主要的斗争对象是这三个走资派,你莫跟得哈筒卵一样扯别个讲做么子咯。”肖求生是咬着牙齿讲这句话,可见他有蛮气愤。

     “暖坨”又继续讲了,他东扯一句,西扯一句地不晓得讲些甚么,有一句话他讲了三遍:“三个坡扯不拢来,三个人总扯得拢来对质。”

       莫说我听起来烦躁,连老向都听得不耐烦了,他对肖求生说了一句:“不要他讲,在这里占时间。”

       肖求生早就忍不住了,他冲到暖坨前:“暖坨憋,你跟我下克咯。一杂各号哈筒卵一样!”

       接下来是受害人龙兴兰控诉,他当年被抓后没收了他在朝鲜战场的“立功证书”,还坐牢坐出一身的病.....他说着眼圈都红了,他是个老实人,气起来讲话不出。

      老向走上台来手指着纪光莆说:“当年就是他手拿冲烽枪带着一队人来抓的我们。我们坐牢都得了一身病,我们都是穷苦人出身,我们旧社会受苦,解放了还受你们的迫害!”

       会场上立刻静了下来,只听老向一一的控诉。控诉完后由梁系榜写了一份“平反书”,当场为受害人平反,并向受害人赔礼道歉。

       老向平反以后脸上又有笑容,那段日子只要碰到我和肖求生就会喊::“求生!晏生!”喊得好亲热。

       大队的造反派本来准备再开他一场批斗会的,因为他是大队的走资派。自从开了那“平反会”后,就不好开他的批斗会了。

       不久,肖求生回了长沙,大队的知青都走光,只留下我一个人,我很少到大队部去开会了。到年底分红后我有了路费钱,也回长沙了。

       第二年“9.9”行动后,我和肖求生一起回到金麦,我们挑着行李在洋溪界脚正好碰到了从对面走来的老向。我原以为他会像去年一样喊我们。到了面前还没见他开口,肖求生连忙叫他一声:“唉呀!老向你好!”

      “你们都来了没有!”老向就说了这么一句,脸还拉得蛮长。从我们身边一擦而过,那八字路越走越八了。

        我和肖求生被他怄得凉了半节身。我们一路上听到一些知青说,现在的运动搞到知青头上来了,原来被打倒的走资派都上台掌了权,这正是“秋后算帐”的时候到了。

       我们想,在这场运动中我们没做任何坏事,就只参入了他老向的平反,这对他老向来说并不是坏事,他怎么对我们这种态度呢?我们真的有点想不通。

       我到寨古冲后才听社员讲,老向早几个月前到山西大寨去了一趟,回来后就把金麦的9个生产队合并成一个队,成立了全县的第一个大寨式的大队。他老向现在大权在手,把酉寿的生产队长职务给撤了。酉寿的岳父向庭荣也被他老向作为“21种人”给揪上了台,说是旧社会,是他买通土匪把他的爹爹给杀了。向庭荣否认这事,被他老向用皮带给抽了一顿,还关进了公社学习班。

       社员还告诉我,早几天老向在大会上大声吼叫:“现在知识青年在长沙呆不住了,都要老老实实地回农村来,接受我们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酉寿还悄悄地对我说:“这几天可能有‘行动’来,要小心些。”

       听酉寿这么一说,我心里一惊,但我又回头一想:怕什么,人一个,命一条,要死肚朝天!何况我冒做任何坏事。

       酉寿的话讲正了,3天后的一个晚上,我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我打开大门一看,门前站着一起人。为头的是高竹湾的生产队长龙立根,他对我说:“我们接到上面的指示,来抄你的家。”

       我说:“为什么要抄我的家?我是返回农村的革命知青!”

     “这一回每个男知青的家都要搜查,看你们是不是带枪支武器到农村来了。”

        我一听是搜查枪支,连忙推开房门:“要得,你们快点搜,搜了放心。”

       他们走进房里左翻右翻,没有翻出一点东西,我就只有一套换洗衣服和一床被窝毯子,一本日记本里面夹着5毛钱和2斤粮票,还有就是这次从家带来父亲写的那本书——《艽野尘梦》

        说实在话,我生怕他们把这本书搜走。没想到他们摸都没有摸那本书一下,只要站在我身边的龙立贵在我身上搜了一下,看我身上藏枪没有。他们没搜到一点东西便走了。

       第二天肖求生到了我这里,他的家也被搜了,他说男知青的家都被搜了,连夏姐两口子的家都被搜了。他说这都无所谓,最可气的是老向那家伙见到他还要做出那副卖煮蚕豆的样子。

      我劝肖求生莫气,这回我听社员讲了,老向是这么一个不记情的人,他比酉寿还不如。再说,他现在是“金麦大寨”的一把手,在公社也挂了一职,金麦人背着叫他“运动书记”,大队干部都同他合不来,他是这么一个古怪人

      几天后,全公社的知青都到了公社办学习班,公社书记张民主在会上作告。老向就坐在他身旁,张书记讲几句话,他老向就朝台下的知青扫一眼,他那眼神似乎在说:听清没有,现在是该听我们的了……那样子真的难看,原来只在电影里看见过这号人,没想到我们金麦就出了这号人。

       学大寨到第二年就再搞不下去了。穷队有意见:超支户的钱粮比任何一年都欠得多;富队意见更大: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算最差的一年。在全大队贫下中农一致意见下:撤散----“现贩子归原”

      老向这回“糜牢的 ”,一气之下到公社联合工厂去了。大队长李大富当上了第一书记,他也是同老向搞不来的。

    “三清三反”的运动来了,老向从联合工厂赶了回来,在大队开会的时候他又吼了起来:“该抓的要抓!该关的要关!该杀的要杀!”

       运动过后他又回到了联合工厂,开上了手扶拖拉机,一直开到“批林批孔”运动来了,他再次回大队抓运动。大队首先派一批人到公社学习,由老向带队,我和高竹湾知青周可夫也参加了。

      学习两天后,每个人都要发言,老向第一个发言,他又拿出他的笔记本:“……这个孔老二啊,他杀了少正卵。”

       哈哈哈!我和周可夫实在忍不住了,可夫笑了以后纠正说:“这个字不读卵!应该读卯,子丑寅卯的卯。”

       老向自己也笑了起来:“我是听公社曾秘书读卵,我就卵咧,讲到这人的名字取得各难听的。”他说完又嘿嘿一笑。这是我们看到他搞运动以来第一次笑,笑起来蛮油里油气。

       老向出洋相一字不过三。几天后我和翘妹子到夏姐家里玩,老向和他们队上的女知青王石扬也来了。我们坐在夏姐堂屋里扯谈,堂屋板壁上帖着一张北京天安门的画相,老向望着那张画出神,突然说了这么一句:“未必北京就只各一幢屋吖?”

        我们互相望了他一眼,王石扬和翘妹子忍不住哈哈地笑了起来,越笑越厉害,笑得两个人抱成一堆。老向这一下好尴尬,晓得这句话说得太蠢了。我当时没有笑,我心里在想:老向啊,老向,你一个共产党员,十几年的大队支书,你脑壳里到底装的甚么东西喔!

        在这场批林批空的运动中,老向又揪出劳改释放犯鲍光镜做活靶子。在批斗会上老向要他跪下,突然他拿出早准备好的皮带,对准鲍光镜的头上一顿乱抽。鲍光镜痛得受不住了,说了一句:“你一个共产党员怎么打人。”

      “你以前搞阶级报复,我打的就是你!”老向讲的阶级报复是什么,我当时搞不清楚,后来听社员说,鲍光镜以前想调戏他的婆娘。哦!原来如此,怪不得老向气得动手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大队也开过好几次大会。老向没有像以前那些运动一样大吼大叫,批这批那。开大会他总是一个人坐在一边不说多话,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不久,我们就回城了。 1988年我们一家人回金麦过年,好多社员陪着我们逛金麦,在三队的大路上遇到了老向,他老远就向我打呼“晏生!你来啦!”,走到我面前握着我手:“老噶啦,老啦,以前在这里时是个‘小把戏’啊。”

       他走过后我问社员:老向开大会的时候还大喊大叫么?社员们听后哈哈一笑:“现在冒得几个人理他了!”

      “他碰到以前被他整过的人老远就躲路。”

      “对面碰哒的话,他让在一边,生怕别人撞他下田里。”

      “他这辈子整人整得多,得罪的人太多了,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喔!”

        老向和酉寿都是2006年过的世,听金麦人讲自从分田到户后,他俩就再没有“暗战”了。

        还听他们寨子里的人说,老向的晚年不如酉寿,他学年轻人的坏样到县城里“玩鸡”,结果是惹了脏病,死得蛮遭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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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酉  寿

 


        他姓杨,名通培,奶名号做酉寿。我们下放到寨古冲时他担任生产队长,知青都叫他杨队长。他中等个子,脑壳溜圆的,长年四季剃着光脑壳。他五官端正,眉毛黑浓,很严肃的样子,嘴唇皮薄薄的,讲话一套一套地的,从不打吞。

    “酉寿”这个奶号直到第二年秋收时,我才听到喊的。社员们割着那“矮脚南特号”、“珍珠矮”的谷穗时,挑着那半箩筐谷送进仓库时,都在破口大骂:“这个酉寿啊,被他害苦喽,今年减大产了!”

   “这个酉寿啊,脑壳棒棒噶喔!硬要栽这些新良种显积极,这下好了,减产减得连过年饭都冒得呷喽!”

      这时候我们才晓得人们骂的酉寿就是杨队长。听说他原来当过金麦大队的书记,曾经好风光,好威武,他在大队私设公堂,“破获”了一起“反革命组织”,把以向应福为首的一伙大队骨干送进了县牢房。

       不久。“反共产风”运动来了,他垮了台。听说开他的批判会都开了几天几晚,他被寨古冲的新任队长一耳光刷倒了,还被自己一房的弟弟骂哭了,他被送进了县学习班。

       那些“反革命组织”成员都放出来了,原来是一桩冤案。向应福放出来不久就当上了大队书记。只可惜麦沙生产队一位叫“麻麻崽”的复原军人关死在牢里,关死了不就关死了,谁叫他成份是地主呢!

       酉寿从县学习班回来后多年没有担任何职务。成立“贫协会”那年,他才当上了大队贫协会一成员。毕竟他出身贫农,又是1950年的老党员,党还是不能把他这号人摔在一边的,这时的向书记正好调到芷江搞社教去了,听说,只要向书记没在金麦的话,他酉寿还是有点“脚路”的。

       1964年刷他耳光的那位队长,小肚子底下那“小玩意”不争气,犯了男女错误把队长职务给撤了。酉寿就担任了队长。我们来的时候他刚当上一年队长,他特别积极,特别听上级领导的话;上面叫干啥就干啥。上面要推广新良种,他就把队上最好最肥的田都种上了新良种。可怜的天唉!这山高水浸阳光短的山窝子田怎么适宜栽这些矮子良种,搞得减大产,社员们怎么不骂喔!连他的奶名酉寿都骂出来了。

      人们讲得也有道理:这新良种是试验阶段,上面要求种的话,种一两亩试试看咯!哪个队不是只种几亩咯,就连向书记那个队都只种几亩应付一下上级,不也没有事。你酉寿硬要种这么大一片,把门上一些好田都给种上了。这下好了,减产没有饭吃了,上面可不管你那么多,上交的公粮还是一点都不能少。

       随别人怎样骂,他听上级的话照样不变。第二年插秧季节上面要求插三至四寸的“密植”,他在生产队的会上强烈要求按密植插,如果谁不按上级的办就是破坏“革命种田”,就不是干革命,甚至是反革命。他的这些“大帽子”扣起来还蛮嘿人的,可见当年当书记时候是何等的霸道。

       但是,寨古冲的人这回没有听他的,插秧的时候,人们照样按原来的老尺寸插,酉寿也只能在会上讲,不能到田里守着人们插。他向上级反映,上级领导自身都难保了,因为文化大革命搞得厉害,公社干部都被打成“走资派”,长沙和安江都搞起武斗来了。谁还来管这山窝子里插秧尺寸喔!

      秋收后,仓库里堆满了谷,增了好几万斤产。人们一边笑又一边骂:“搭帮冒信这酉寿的哦,不然的话想争产哦!”

     “他酉寿懂甚么种田哦,只晓得用上面讲的那些‘白话’来压人。”

     “他不是靠种田过日子,他是靠听上面讲‘白话’过日子。”

     “又搭帮那些走资派被打倒喽,不然的话,今年把‘密植’一插,还想有饱饭呷。”

     “他听上级的还是想当官喔,以前当官当惯了的,现在这生产队长他嫌小了,还想往上爬喔!”

        嘴巴长在别人的下巴上面,别人要怎么讲,他酉寿没有办法,只能这边耳朵进,那边耳多出,上面的话他肯定还是要听的。

      第二年向书记到山西大寨去学习参观了一趟,回来后把金麦9个生产队合并了,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大寨”式的大队。这一下向书记好风光哦!他大权在手,一下就把酉寿的队长职给撤了。让二妹嫂的丈夫覃大个子当上了队长,覃大个子是个“叫化子烤火,往胯里扒的下家;他自己屙尿都不得裤干,哪里有心管队上了的事。这样的人代替了他的队长职务,他酉寿过硬气得眼睛都翻噶白了。

      俗话说:“庙小妖神大,池浅王八多。”金麦这“小庙”的名堂还真有蛮多,就拿这学大寨来说吧,全县没有哪个大队像金麦大队这样,把9个生产队合起拢来办分配方案。年终分红大家就晓得了厉害,比任何一年都要差,钱粮都比往年分得少,超支户一大遍。

      为评工分全大队的人吵了几天几晚的架,甚至要动拳把子了。到年底还有好多该干的农活没有干完,尤其以前比较富裕的生产队的社员意见大。怪不得咯,以前他们粮食吃不完,每户都有钱进,学了这一年大寨样,粮也不够吃了,钱也分得少了,大家对合并生产队的意见特别大。

      有的说:还只合并一年就搞得这么穷,再合得几年会搞得进“矮罐”了。

      有位老贫农骂了这么一句粗痞话:“向应福这种搞法是冷水泡卵,越泡越短。”

      酉寿这时候开始讲话了,他不像别人那样乱骂乱讲,他说大寨还是要学,但要管理得好,书记要学陈永贵那样吃苦在前,样事带头干。他利用当年他培养的那些党员们在会上提向书记的意见,学大寨主要是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以生产队为核心难道不能学吗,硬要合拢来学又管理得不好,这是他向应福想“撒抛”。

       他到处“串门子”,他还到每个生产队“活动”,搞得向书记孤立起来。

终于复原军人黄万学出面管这桩事了。他把党员、贫下中农、知识青年召集一起,开了几天会,把大队养猪场的那几头刮瘦的猪给杀了,大家饱逮了几餐后,他拿出农村60条念给大家听:“以生产队为核算,30年不变动……”

       就这样把“金麦大寨”给撤了,大家一致拥护!金麦大队恢复了原样。向书记一气之下要求公社将他调到联合工厂开手扶拖拉机去了。

       这段日子最高兴的要算他酉寿了,他没有白辛劳,他的目的达到了。寨古冲原来的保管员也回自己的队了(学大寨保管员都由外队人来担任)酉寿又当上了保管员,这是他向大队要求的,他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大小职务总要当一个才像话。大队还是满足了他的要求。保管员这项职务还是蛮有实权的喔 !

       不久,外公社的知青和农民发生了斗殴,场火闹得很大,公社出动了武装民兵,县革委会下令各公社、大队成立“贫下中农纠察队”,专门对付知青,不准知青串连,要监视知青的一切行动。

       我们队上仅留下了我和翘妹子,覃队长在会上宣布大队纠察队的“指示”时,要注意我们一切行动。队上也有几个不带爱相的社员对我们讲些阴阳怪气的话,我们当时感到好气愤,又不好说甚么。

       酉寿突然说出一席话,我听后好舒服:“知识青年是毛主席派来的,怎么能当敌我矛盾来处理呢?我不赞成这种做法,这是地方土政策,不合乎党的政策。不信你们看喽,这个纠察队迟早要解散。”

       还被酉寿讲中了,这个纠察队没有搞好久,上面又下令解散了。从那以后,我对酉寿改变了以前的看法,他并不像别人说的那样坏,他还是有原则的人,能理解党的政策的人。

      秋收季节寨古冲又出了一桩“捡谷穗事件”,搞得在全公社都出了名。就是那十几天的时里,细伢子捡谷穗捡满一篓就往屋里搬,一家有几个细伢子的,每天有几篓谷穗进屋,这一下那些没有细伢子的中年户可急了,他们向覃队长反映:如果队上不管的话,他们就会自己动手捡。覃队长家里有三个能捡谷穗的细伢子,他家一天能进几十斤谷,他哪里会去管这桩美事,他装聋背哑,傻傻一笑得一场。

       中年户也不是土松下家,他们边打谷子边“捡”谷穗,他们随身带来的大布袋、小布袋装得鼓鼓的,收工时放在箩筐上,大摇大摆拿回家。

       酉寿见这事越搞越不像话,他骂覃队长:“你当队长的脑壳棒棒噶,牙巴骨吱吱噶,这种事你还不出来管一管,你队长不想当了吧!”

       覃大个子听后只嘿嘿一笑:“每家每户都有份,要甚么紧哟!”

      他口一吖,气一喷,这要甚么紧 ,这事可要紧了。事情传出去后,公社书记张民主带着瘦个子曾秘书来到了寨古冲。他把大队干部都叫来了,首先在我们知青屋里召开队委会,只听张书记操起那口邵阳腔大声叫酉寿:“杨通培,你跟我站起来!你干甚么去了!”

       酉寿乖乖地站了起来:“我当保管员,每天负责在仓库收谷。”

     “社员都把谷穗往屋里搬,你不晓得吗!”张书记一声比一声叫得高。

       酉寿眨了眨那圆溜溜的眼睛:“这事我晓得,我几次跟覃队长讲,要他开会管一管,他就是不听。”说完望了望坐在旁边的覃队长。

    “你为甚么不出来管一管!”

    “我只是一个保管员,讲话哪个会听我的喔。”

    “你狡辩!你是一个保管员;你还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事你不管谁管!”

      张书记喉咙都叫沙了。他走到了酉寿面前:“这事就交给你来办了,你把每家每户偷稻谷的数量,一天一天地跟我统计出来,一粒都不能少送还仓库!”

       他说完又望了望旁边的覃大个子:“你这个队长从今天起就不要当了。”

       覃大个子听后傻傻一笑:“嘿嘿,不当就不当嘛!”

       这时,瘦个子曾秘书走到酉寿面前,抿了抿那厚厚的嘴唇皮:“老杨啊,现在张书记给你权力了,你就好好地照着办啦。”

       酉寿连点头:“好的好的,我就召开社员大会。

       曾秘书把挎在肩上的黄书包往身后一抹,走到了覃大个子面前,上下打量了一下他:“我讲你这个覃队长啊覃队长,你当队长当当当,你当条卵哦!”,他说完把双手掌并在一起,从裤裆往上一铲,把肚子一挺,做出这样的怪动作,大家都被他给逗笑了。

       酉寿还是有工作能力,他首先把自己家人捡的半箩筐谷穗交出来。他把全队的社员召集在晒谷坪里,按打谷子小组分开坐好,每个小组由组长登记每个人偷谷穗的数量。然后,又把小组人数岔开,互相检举揭发,先是个人自报数量;又来个检举数量,最后来个应交数量。

       这样的会整整开了3天,共计挖出3000多斤谷穗,这个数量实际上只挖出三分之一。因为,寨古冲的人也不是土松下家,大家互相包屁,个个抵赖。尤其是那些大娘和们又吵又闹,哭是哭的,骂是骂的,诉是诉的,连那些细伢子当着面都晓得不得罪人,有几个细伢子讲话还跟得“老粒子”一样:“睐个要乱讲我的冤枉话,我乱通娘和的咧!”

       张书记拿这事也用不出什么最好的办法来,最后宣布:“散会!回去把谷子通通送到仓库里来!”

      于是,人们一箩一箩,一包一包,将自家的“数量”不多不少地送还仓库。张书记在最后的大会上恶狠狠地把寨古冲人骂了一场:“从大到小,个个都是满脑壳的资本主义”。

       他骂完望了望我:“你们要向知识青年学习,就只他们没有偷集体的稻谷(还有一户富农分子家没有偷他没点名)。”

       那时候我大儿子刚出世,翘妹子还在坐月子,我一天忙得搞脚手不赢,我真的没有捡一根谷穗进屋,全队的人都晓得。再说,我也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干这种事。来农村5年了,第一次得了公社书记表扬,我的确是抖了一盘冲!

       酉寿又当上了队长,还兼任保管员,晚上他吹哨子组织社员开会学习;白天他吹哨子喊出工,他在田里忙,又在仓库里忙,一天到晚忙个脚手不停,比覃大个子当队长负责得多。

      不久,他硬要把他的三儿子拜我做“亲爹”(干爹),我答应后他立即叫他婆娘挎着篮子,提着鸡鸭到我家,从那天起,他就改口叫我“亲家”,他的四个儿女都叫我“亲爹”了。
       他经常喊我到他家喝酒,我也一一还礼,弄了点好菜我总要打点酒来要他陪我,我们交谈越来越密切,他跟我讲了心里话。他说他是共产党员,是有组织的人,他必须听上级的话,领导要干甚么就干甚么,这样自己就不会吃亏。听了领导的话,干出的事再干得差上级都不会怪你;如果不按上级的办,听下面人讲的人去干,干得好上级不得讲你蛮多好,干差了就会丢官,我丢了官就会被别人欺。我的手上多多少少要掌握一点权,才不会吃亏。

       当我问起向书记他们那桩冤案的事,他听后冷冷一笑:“那是我们上级那一层领导在‘刮共产风’,都垮了,要换新的领导了,我才跟着垮台,人一垮了甚么事情都抖出来。”

       我听这话还是有些反感:“你冤枉别人还是不对的嘛。”我忍不住说了这么一句。

     “甚么叫冤枉他,他向应福在大队另立山头,组织一帮人跟大队唱对台戏,其中有几个出身不好的复原军人特别凶。那时候天天喊要解放台弯;蒋介石又喊要反攻大陆,我把这事向上级反映,上级认为有反革命动机要这么定案。我一个大队书记有好大的权利抓他们去坐牢哦,还不是上级的决定。”他讲的条条是道,看来,他一点都不承认自己的错。

       有时他还讲:他与向应福这辈子算是结成仇了,他必须稳稳当当地走,紧跟党走,听上级领导的话,就是天塌下来还有个子高的人来顶着。

       酉寿就是凭他听上级领话连续当了5年队长,兼任保管员、记工员、治虫员、育秧员。他整天忙不赢,落雪下雨他都有事干。

       年三十夜,他挑着牛粪往田里走,还吹着哨子喊:“作最后一天贡献啦!”

       大年初一,他又拿着锄头走下田挖肥坑:“大家来啦!来过开门红啦!”

       头一年还有年轻人跟着他干,后来几年就没有哪个听他那么多了。他无所谓,照样干他的。每年他的工分在全队劳力中最高,但没有一个人敢讲他的空话,他的确是做了这么多工。

       他当队长这五年,生产队没有增过产,基本上是保产和减产。1975年减产,到通道县去借粮的时候,他被拖拉机压伤。这样,他的队长职务一下被爱出风头的民兵排长给夺了。

       排长当了一年队长,增了几万斤扁壳谷,人累得要死,成本还花得高,搞得年终分红只合两毛钱一个工,超支户猛地一增加,社员们屁眼里都是气,酉寿背着排长就骂:“先长眉毛短,后长卵毛长。他毛头毛脑的有甚么能力当队长喔。”他在大队稍微一“活动”,队长职务又被他夺回来了。

      我们病退回城的时候,酉寿还当着队长,在迁户口的时候,酉寿还是帮了我们的忙。我们欠下生产队1100斤谷。按规定要还清这些谷,生产队才能在“准迁证”上盖章。生产队的公章在他的手里。他拿起“准迁证”一看:“还过甚么‘白’喔,我跟你免噶它!”

       我一看他各样爽快,便决定喊队上的队委们吃餐饭,将事情讲清一下,他同意我的做法,要我准备点好酒。他有把握把这事摆平。

       我将长沙带来的叉烧肉、香肠、花生米端上桌,跟队委们倒满酒:“我15岁就来寨古冲,整整13年了,现在一家人要走了,感谢大家这些年来对我们的照顾,这些年来跟队上增添了好多的麻烦。”

       我话还冒讲完,大家连声道:“快莫是各样讲喔,你来这里呷足了苦,累得有,能走就好喔!”

       酉寿讲话了:“事情是这样,他到会计那里结账,他一屋人十几年来,欠了队上1100斤储备粮,这储备粮吗,家家户户都欠得有,最多的有四、五千斤,开先,我们几个队委商量了一下,他们这1100斤储备粮免噶算了,看其他的人还有甚么意见啵?”

       他的话说完,桌上的人没一个做声。 翘妹子插一句:“如果队上硬要逼我们还的话,我大不了从长沙买粮票来还,不过,那我们就会把这储备粮的账本拿到公社去看,每家都要还几千斤我们才肯罢休。”翘妹子这话讲得蛮“闷台 ”。

       我连忙转弯“嗨呀!你讲些各号混账话做么子咯?”

       酉寿连忙接音:“你亲娘快莫是各样讲,让公社晓得了,那我们寨古冲人又要呷足亏了。”我明白,酉寿这话是讲给在坐的人听的,带威胁性的,这是他的老套路,他和翘妹子在一唱一和。

      我又将队委们的酒碗里的酒倒满,把大片大片的叉烧肉往他们碗里夹,我叹了一口“唉!冒想到我当了十几年的农民,起早摸黑地累,到头来还欠下这一笔粮账,未必我们真的要到不种田的长沙市买粮来还么。”讲到这里我喉咙一梗,还真讲不出话了。”

       在坐的队委个个开口了,我冒得意见,冒得意见……

       酉寿拿出公章:“大家冒得意见我就盖了!”说完“哆”地一下,公章盖在了“准迁证”上。我们欠下的这1100斤储备粮就这样摆平了,酉寿的确帮我们的大忙了。

       回城后我经常写信给他,只要有金麦大队社员或读书的学生到长沙来,我都接他们到我家做客,他们回去时我都要捎些吃的穿的东西给酉寿。1988年我们一家人回寨古冲过年,三十夜就在他家过的,他要他儿子跟我拜了个“大年”(送腊肉及礼品十几种),我又把他儿子接来长沙住了好些天。

        2006 年我和翘妹子再回寨古冲过年时,酉寿半年前作古了,享年76岁。听寨古冲人说自从分田到户后,酉寿的田一直作得不好,每年都减产亏粮。他做木材生意亏本,搞种植业也亏本失败,随搞甚么事都是失败。

       有人说他的名子取得不好,叫“杨通培”,通通的赔了,他又将名子改成了“通金”,但岁数不饶人,再改名字还是发不了财。

       好得他的几个儿子后来还混得不错 ,几个孙子还读了点书,多年在深圳做事,算为他增了点面子,他们一大家子人还算圆满。

       尽管金麦人对他一生的评价不很好,但我认为他是一个有原则又通情理的人。在知青受压受排斥的时候,他讲公道话;在我们遇到困难而又最关键的时候他出手帮忙,我永远记住他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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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元

  

         元元的名字叫罗仕财,但大家都爱叫他的奶名元元。他是我最知心的农民朋友,他个子瘦小,脸长长的,眼睛不大,眉毛好粗,后脑壳特别大,是个标准的“把脑壳”。山里人说:“脑壳生得把,样事都不怕。”元元胆子是大,敢爬上参天古树上摘凉粉籽;还爬上四五丈高的大枞树枝上扬起柴刀砍枞膏“波箩”;他13岁时拿着砍刀砍死过几头小野猪,还和刺猪打过架。

        元元有一个最大的本领就是装铁夹子。我刚到金麦寨古冲时,经常和他一起上山砍柴装铁夹,我第一次和看铁夹子,夹得一只二十多斤的野羊,他硬要砍半边羊肉给我。我不要那么多,他说这是山里人的规矩,硬要我收下。他是一个爽快、大方的人。他家庭出身富农,她的娘还戴着“四类份子”的帽子。他爹爹已经去世好几年了。他在家里排行第五,大哥和两个姐姐都结了婚,上面的那个哥哥比他大三岁,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小弟弟才读书,大弟弟比他只小一岁,和他一样,天天在队上出工。

       因元元的个子矮小,我原以为他的年龄比我小,我仔细一问才知道我俩是一年的,他比我还大月份。我那时身高还不到1米5,体重75斤,而他比我还矮半个头,体重最多60斤。

      他个子不长智力长,好灵泛,样事都懂,样事都晓得。金麦的好多事和人他都晓得,是个“小金麦通”。

      我从他嘴里得知金麦大队以前发生过几次大事件:原来的大队杨书记制造了一桩反革命冤案,把大队向副书记为首的十几个人关进了县牢房,县公安局来抓的人的时候他都亲眼看见了。两年以后这桩冤案才查出真相。杨书记就这样垮了台,向副书记放出来后就当上了正书记,就是现在的向书记。杨书记就是现在我们寨古冲的杨队长。

      他还悄悄的跟我说,寨古冲有几个人最坏,做事又尖撮,又爱骗人,要我少和他们打交道,小心上他们的当;寨古冲哪几个人老实忠厚,又不做狡诈事,又不乱害人,又肯帮别人忙。哪几个人最爱偷别人的铁夹子,最爱偷别人家的鸡和鸭,要时时提防他们。

       哪个的爷爷旧社会当过土匪强盗;哪个的爹爹旧社会爱赌钱玩女人。哪个人旧社会舍不得吃和用,累了一辈子集了些钱,快解放时买了一大片便宜田成了大地主。哪个人是有名的败家子,整天赌钱嫖女人,把祖宗留下的房产、田地都败完了,碰到解放变了个贫农。他讲得有名有姓,我问他旧社会的事怎么晓得这么多?他说听罗家湾的老人们说的。

      当他晓得我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时,轻轻地跟我讲:“我们成份高的人就莫同他们成份低的人去比,他们做得的事我们就做不得咧!”我听后连连点头。

    “寨古冲好多人的良心丑,恶人头的事就喊你们知识青去做,打鸡鸭啦,撒药谷啦,抓牛罚款啦。做这种事最逗人恨。”他当时这话讲出来时,我有点反感,但后来才明白了他讲的是实在话,是为我好。

   “章伢子打鸡鸭,抓牛罚款,这是最得罪人的事,本地人都不愿做这事。章伢子成份是工人,做这些事不要紧,你成份高就做不得这种事咧。你头一莫跟其他的知青讲这话是我的口里讲出来的咧。你们的李组长是最个会钻空子的人,让她晓得我讲了这些话,我那四类份子娘就会呷亏咧。他讲到这里有些紧张一样。我拍拍他那瘦小的肩膀说:“放心!放心!我不会同别人讲的。我们是好朋友。”

      他对我讲的话我都没有跟知青讲,但他讲我们知青的农具被偷得差不多了,我还是学给了大家听。大家检查了一下农具:锄头、产锄、箩筐、柴刀、砍刀、蓑衣都只剩下了一小半。不讲不知道,讲起来嘿一跳!什么时候丢的我们搞不清,这可是我们的安置费买的,也是我们的饭碗啊

      幸亏他提醒我们,我们才提防起来,保住了剩下的农具,在他指点下我们还要回了几把锄头和几只箩筐。知青们都说要是元元是贫下中农子弟该多好。可事实就是这样,偷我们农具的人都是贫下中农。

      文化革命一来,知青都回城造反,留下我一个人在那老木屋里生活了半年。元元每天都来喊我出工。我们一起砍柴,一起装铁夹。每当夹得野味时,我们开心,我们快乐,(我在几篇文章里都提到过我和他装铁夹夹野物的经过),是他陪伴我度过了那段寂寞、孤独、艰难的日子。

        1970年“清理阶级队伍”搞得最激烈的时候。元元上面的那位哥哥装的铁夹夹伤了队上的一头耕牛。他家虽然把那头耕牛医治好,可以下田耕地了。但他的娘和他哥为这事还是挨了几场批斗,挨了索子捆,还罚款100元。那时候的元元已经长大成人了,虽然个子长得不高大,但比以前更成熟、老练、稳重。从那时候起,元元就再也不装铁夹了。他跟我讲铁夹子装了十几年,也得了数不清的野物,赚了好多活钱用,就装到现在打止了,再装的话就会惹祸了。

       元元识时务,聪明,又会做人,又肯帮别人的忙。他编得一手好竹货。他帮队上好多人都织过竹篓、竹篮和箢箕;他还削得一手好扁担,每年送公粮季节,本队的人,外队的人都拿着扁担毛坯要他来削,有时削刨好一根桑木扁担要化上半天工夫,但他毫无怨言耐烦地削刨,直到自己满意,别人满意。大家都说元元是个好伢几,可惜成份高了,不然的话一定能找个好婆娘。

       我的三儿子都出世了,元元还没有找到婆娘。这些年来运动一个接一个的,他娘成了老“运动员”,每次大队开批斗会都少不了她的份;他哥挨过几次大批斗还关进过学习班,家被抄过好几次;他大弟弟为守野猪和对门的民兵排长争了几句也被捆上了批斗台。虽然元元没有挨过批斗了,但像他这样的家庭,谁家愿意把女儿往这里送。元元自己心里明白,24岁的人了,从来没有托过媒人到别家说过媒,他怕为难别人家。慢慢地,有那讨嫌的人背着叫他单身汉了。

       单身汉一般都安排到外面修公路,修电站。元元就是一直在外面修发电站,又搭帮在外面修电站认得了外大队的一些人,他们见元元为人好,又聪明,都想帮元元的忙,帮他找个婆娘。

       不久,机会终于来了,隔壁木山大队覃家湾有一姑娘叫发秀,长得高高大大,漂漂亮亮,20多岁了还没有“划人家”(找婆家),是木山大队的人告诉元元的,那人可能和发秀家里有一点亲戚关系,他要元元托媒人去讲发秀,多少有点点来头。

       这样的机会决不能错过,元元把这事首先告诉我,因为我是他最知心的朋友。我和翘妹子都主张这事要快,而且请的这媒人要和那边人家粘点亲戚为好。

       罗家王大嫂答应了去帮元元做媒,她是罗家湾最能干的大嫂。她提着细篾竹篮动身了,篮子里放着一包糖。我听说过,这包糖如果女方家收下了,那基本上就有一半的把握了。

       我老远看见王大嫂提着篮子回来了,说实在话,我很关心这件事,我连忙挑着水桶去挑水,我要碰碰王大嫂看有希望啵?翘妹子看透了我的心事:“缸里的水啪满的咧,你挑么子提桶克咯,你跑起克问啥!你过硬比元元还要性急些哒。”我一边笑一边挑着水桶就跑。

       我碰上了王大嫂,我一眼只望着她那篮子里。耶哒勺!那包糖还在篮子里,女方家没有收下,这事只怕没有希望了。我气一坐,伸起脑壳望着篮子里说:“糖退回来哒,各冒得希望哒咯?”

      王大嫂笑了笑回答:“你哪里各性急喔,别人家一个红花女各易得接糖的啊,起码也要上两三回门吗。”说完摔着兰花手从我身边一擦而过。我只好挑着那担水慢慢地回来了。

         夜晚,元元来到我家,他微微地笑了笑说:“可能还有点希望……”

         听他说完我才晓得这里人说媒的规矩了。原来,媒人第一次上门女方家都不会收下糖,她家愿意考虑的话,把糖退还到篮子里后就会说上一句:“我家的女只怕配他不上喔。”

        媒人马上会回答:“哪里哪里,配了还有多喔。”

       女方家又会说:“你来各远的路走累了,好松歇下气,呷噶饭再走。”

       做媒的绝对不能留下来吃饭,还要赶忙提着篮子动身,要回这么一句:“多谢啦,我下次来,下次来。”过3天后媒人再提着这包糖上门听回答。

       今天王大嫂就是这样回来的,她3天以后再上门,这说明有点希望。元元听王大嫂说我堵在路上问有不有希望,所以特意来告诉这里的规矩。

    “哦!原来是各号规矩。”

       我刚一讲完翘妹子就插一句:“要是女方一点都不愿意的话,是怎样回答呢?”

       元元笑了笑说:“那就讲得难听些,一不讲留媒人呷饭;二催媒人再不要来了,再来也是白跑一趟,你做媒的难得累,跑累了我这里水都冒得喝的。”讲这些话就算最客气的了。

      “哈哈哈!”我两口子听后笑了起来,好一个元元,第一次请人做媒,这做媒的规矩他都懂喔!

       3天后的晚上,元元又到了我家里。我开口就问糖收下没有,元元笑着回答:“糖还是没有收。不过,媒人留下吃了饭才回来,说人要来见见面,是高是矮也要晓得是个甚么样子。

      他说完抿了抿嘴巴:“要见人了,意思就是下回要我上门了,这说明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了。”他说完摸了摸嘴唇笑了起来,笑得那样甜,我有好多年没见他这样笑了。

       翘妹子忍不住问一句:“未必她屋里人还不晓得你长什么样子?”

    “我长甚么样子肯定晓得,我们金麦木山只隔那么远,修水库,修马路都在一起干过。她家里人要是这么说,这也是一个过程。看人以后就基本上会收下糖了,我们这里一般都是这样。”

       听他这么一说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再过三天就见分晓了。我们盼这三天快点过就好。可就在第二天晚上元元来到我家说,覃家湾来了亲戚告诉王大嫂:我们寨子民兵排长的弟弟昨天下午拿着一包糖,大摇大摆地到了发秀家里,他自我介绍自己是贫农子弟,要来“讲发秀”,还说元元是我们寨子富农份子的崽,他比元元强得多……

       我一听火就来了,这个家伙仗自己是贫农。这些年干了好多斗人捆人的事。他比元元大一岁,至今没有找到婆娘,没想到这位贫农子弟在这关键的时候来“冲杠子”

       元元越想越气,他说好多这种冲杠子的人,搞得男女两边都不愿意了。好得今天来的这位亲戚告诉元元:覃家湾的房族昨日给了贫农子弟样子受,尤其是覃家大个子覃太钢,贫农子弟递烟给他他不接,喊了他五声太钢哥,他才用鼻子应了一声:“哼!”贫农子弟被太钢哥的样子给吓住了,灰溜溜地走下了覃家湾走。不过,听说他还不甘心,明日还要请媒人去覃家湾提亲。一家有女百家求嘛。

       第二天下午贫农子弟请的媒人回来了,路过我门口,我当然要问有希望啵。那媒人气愤地说:“有鬼希望,我做媒人的搭哒他受足了样子。覃家湾的人发话了,‘他元元本人是四类分子,我覃家的女都愿意嫁给他,不愿意嫁这号贫农子弟”

     “哈哈哈哈!”我一听打起哈哈来,好一个覃家湾的人有气质!这真的叫做痛快!痛快!

       三天后的晚上元元又来了,他说坏事变好事,贫农子弟“冲扛子”把覃家湾的人惹火了,他们偏要气一气这位贫农!富农子弟的糖收下了!这门亲事就定下来了,我们听后好开心喔。

       结婚的日子定在明年12月,可元元家的住房不够,一屋七、八口人挤在一栋旧屋里。想砌屋的话,像他家是批不到木材指标的,没批到木材指标是决不能砍树的。1967年他家砌了两间屋的架子,不到两个月就被大队没收了。
      元元决定挨着老屋配一间屋,批不到杉树用杂木树代替。他把这个想法跟我讲后,我认为也可以。不过,我要他还是跟大队书记打个招呼,免得又来没收。用杂木树做屋在金麦这大山窝子里还没有先例,大队无权批杉树,也没说不要他用杂木树做。大队李书记只这样说了一句:“唉!用杂木树有甚么做场喔。”

       元元听后也说了句:“也试一试,万一做不成就做柴烧算了。”就这样,元元基本上得到大队同意后动起手来。

       记得他在杉木湾砍太杨树(此树同白杨树相同)那天,我正好带着学生们在那里摘杉木籽。我见满湾的杉树都是做屋的好材料,可他没有资格砍,只能砍这些人们连砍柴都不愿意砍的太杨树来做屋,他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山窝子里人世世代代,祖祖辈辈没有哪个像我用杂木树来做屋咧。”他跟我说的时候眼圈都是红的。

       望着他那瘦小的身躯扬起斧子使劲地砍,我鼻子一酸,泪珠一滚而下。他也是新社会长大的人,他一直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做人,可命运对他太不公,我和他是十几年的朋友了,我就是帮不上他的忙,我只有同情和友情。他在拼博,在挣扎,我只能支持他,鼓励他,为他冲一把劲,我对着他喊:“元元,加油砍啦,太杨树做屋也行,北方人也用它做屋。明年到你新屋里来呷泡茶喔!”

       他抹了抹额头上的汗笑着对我说:“劳为你宽我的心喔!冒要紧的,明年我保证把新屋做好,到时侯请你来喝酒喔!”

       他讲话算数,第二年他的那一间屋真的做好了,还是他自己“掌墨”自己动手做成的。到门上看过他新屋的人没一个不感叹:这元元真聪明,没有拜师学木工,就凭自己自学也树起了一间屋,真的是能干人! 只是这半年来累瘦了一身本来就不多的肉喔。

       他的未来丈母娘来看新屋了,可她来得太不巧,今天晚上要开元元的批斗会,我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告诉了元元,要他有心理准备。事因是这样:前天下午他与贫农子弟的房族大嫂发生口角,那房族大嫂拿起扁担要打元元,元元抢她的扁担时用力过大,把房族大嫂拖倒了。

       这还得了,富农崽子打人,那位民兵排长大怒,本来为他弟弟提亲的事就一直怀恨在心,再加上元元的哥哥弟弟他都斗过,捆过,只有元元一直没有挨过批,这次机会来了,他决不会放过。

       晚上,批斗会开始了。民兵排长调起那口平时开批斗会的高腔:“现在我们的民兵把行凶打人的富农崽子罗仕财押上台来。”他的话喊了一阵子了,民兵们没什么反应,没一个民兵动手。

       元元自己走上了台,他不慌不忙地说:“我犯了那一条法,要批斗我。”

    “你动手打妇女,你把我拉倒噶!”房族大嫂下起那相骂时的"桩子"扯起喉咙说。

    “你举起扁担来打我,我抢你的扁担,你自己冒站得稳摔了一跤,怪我打倒的么。”元元还是不慌不忙地说。

    “你不老实!拿索子把他捆起来!”房族大嫂边说边向排长扬扬手。

      元元手用指着房族大嫂:“你还想捆我啊,除非是旧社会你爹爹当乡长的时候还差不多。现在是新社会了,你爹爹早在解放那年被人民政府枪毙了!”

       嗨呀!我一听这话才晓得这位房族大嫂原来是伪乡长的女。只是她嫁到这家的中农家。元元这么一说,会场一下就静了下来。只有那位民兵排长真的不清白,他还拿着箩索走上前来想捆元元。他刚一靠近元元,元元用手一推,那排长退了一两尺远,他又上前来,元元用手一拦,一下绕到了他的身后,两个人像在台上跳忠字舞。

       民兵没一个上来帮这位排长的忙。我再忍不住了,走上台把元元往台下一推,再把排长往旁边一推:“听我讲一句好不好,这个会不要开了,一个是富农子弟,一个是被人民政府枪毙了的伪乡长的女,你们吵架相骂,凭什么要我们的贫下中农和民兵来为你们开什么会咯,冒得事做哦,这样的会我不开了。散会!”

       我喉咙大,说得很激动,会场上鸦雀无声。好一阵那位房族大嫂才说一句:“倒不就是这样算一场啊。”

      “大嫂,你莫再做声了,他慢点又骂你爹爹伪乡长,枪毙的,骂起来好难听哦。”我走到她跟前贴在她耳朵边说了这么一句。

      我又走到老队长面前轻轻地对他说:“这样的会要排长莫开了,尽出我们寨古冲人的丑。”老队长早也不耐烦了,他立即宣布散会,队委们要留下来安排明天的工。批斗元元的会就这样得一场了。

       几个月后他和发秀结婚了,我做了一张长沙当时最流行餐桌送给他,他好高兴。记得接亲的时候,元元特意安排队上几个大个子姑娘背发秀,因为发秀个子高大,从覃家湾到我们寨古冲也有五里多路,覃家人没有别的要求,背进寨古冲这个要求一定要达到。当几个姑娘把发秀背进寨古冲时,个个都累得满头大汗,笑得我和翘妹子嘴都合不拢。
       元元第一个儿子出世不久,我们一家人就回城了,一别就是10年。1988年我们一家人回到寨古冲,元元已经有了三个儿女了,我走进他那崭新的三间大木屋里时心里好舒服哦!我故意说这么一句:“这个屋不是用太杨树做的吧。”

      他听后哈哈一笑:“这是杉木湾的正宗老杉树做的,那间太杨树的屋只能留下来做纪念了。”

      几年以后元元带着大儿子来到长沙,我热情地接待他们,在我家玩了几天,我大儿子还陪他们到韶山玩了一趟。他从韶山回来感受好深,他说:做梦都冒想到我这富农崽子,还能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屋坐一坐。他说:我硬用手摸了又摸毛主席睡过的床铺,摸了摸他的灶和鼎锅,他以前跟我们农民过一样日子哒……

         2006年的除夕夜,我和翘妹子在元元家过的,他已经是为人之祖了。我们边喝着米酒边聊。他的一番话讲得很实在:“有人说现在不如以前好,我一点都不赞成这种说法。以前我们当农民的没有饱饭呷;现在粮食呷不完,我还有卖的,我还用来烧米酒。以前我们弯起腰,脑壳缩进肚子里做人;现在我们撑直腰杆,抬起脑壳做人。三餐有饱饭呷,有酒喝,一年的农活几个月就干完,天天打牌玩、看电视。比以前好得那里去了。”

                          元元和发秀、儿子女儿孙子合影。            

       听他讲这话有道理,他还说:“一个人不要去跟别人比,要比就比自己现在过的日子和过去日子;现在的日子不如过去,那你就是冒过得好;现在的日子比过去过得好了,那就是好!我现在的日子比过去过的好得多,我就是过好了!我知足了!”

      元元,这个山窝子的普通农民讲的话有道理。人不要去跟别人比,要比,就比自己现在的日子和过去日子,现在的日子比过去好,那就是好!

     元元的故事讲完了,接着,我再讲他细时候同我讲过的杨书记和向书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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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  长

 


       他担任我队基干民兵排的排长,我们知青从来不叫他的名字,叫他“排长”。他本姓龙,贵州天柱县人。1963年我队杨大伯、蒋伯娘夫妇接他来做继崽,1965年冬天与蒋伯娘的侄女蒋冬妹结婚。从此,一家人过着和和睦睦的日子。

       他继母蒋伯娘为人贤惠,对我们知青特别好。每次到他家串门,她总要泡蜜饯茶、烧核桃、烧油茶给我们吃。排长跟我们也走得很亲近,每天都要到我们知青屋来玩一玩。他个子不高,但挺结实。他没有文化,但很活泼。他经常跟那几位女知青学唱歌,学跳舞。

       出工时,他最爱把那几位女知青带在身边一起干活。上山砍柴,他帮女知青捆好柴,扶上肩。自己扛着柴走在前面,还时时回头喊着:“下界了,小心点,莫促哒脚……”

       烧核桃吃时,他见女知青咬核桃不破,便一颗一颗地将核桃咬破递给她们。所以,那几位女知青特别喜欢他,叫排长叫得好亲热。

       文化革命一来,我们的排长开始变了,口里经常说些我们贫下中农啦,阶级斗争啦,“活靶子”啦,要斗私批修这一套套的话。

       1968年秋,知青重返农村后,排长跟我们知青更加疏远了。早请示、晚汇报时,他大声喊知青们要认真些,要积极点,请示完后,他一个人还要背上几条毛主席记录:“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要天天讲,月月讲……”。“要斗私,批修。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大队每次开批斗会,都由他捆人、送人离开会场。1969年他更青云直上,他被调到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那时走路大摇大摆,好得色喔。

       这年秋收前夕,他和我们发生一场矛盾。事情是这样:那天下午,他和富农子弟罗仕江为守野猪发生了争吵。他口口声声说,我一贫农,和你这富农崽子同守一个野猪棚子,你做梦!

      罗仕江说:“野猪棚是队上按两个人分配下来的,你不愿意一起守,我们轮流守就是么,一人守几天。”(因为一个野猪棚每晚有20分)

       排长不同意,硬要一个人占守野猪棚,独吞那20分工,嘴里还不停地骂富农崽子。

        罗仕江说:“一个人要讲道理吗。骂人干什么咯。”

        排长冲上前去扯住他的头发:“我跟你富农崽讲什么道理?我还要打你。”

        翘妹子实在看不惯了,说了一声:“排长,你打人就要不得。”

        我也气愤地说:“他才15岁,难道守野猪的权利都没有么?”

        在场的木匠杨光全也气愤地说:“照你这样讲,地主富农的崽女就不吃饭啦?”

        我们3个人和他吵了起来,这时排长的弟弟又来帮哥哥的忙,他指着罗仕江说:“再不老实,我就把你捆起来。”

       罗仕江的哥哥罗仕财正好赶来了,他上前扯住弟弟就走:“算了,莫守这野猪了,你让他们打了,你搬起岩石打天。”说完把弟弟拖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排长又站在我们门前骂:“你们同样是地主崽女,你们包庇富农,你们给我记住!”

       正巧大队革委会主任黄万学(后来一直担任新厂公社武装部长)来到我们队上,排长一见黄万学连忙跑上去告我们的状。谁知黄万学脚步都不停,不理睬他,他告状告不成,一直怀恨在心。

       第二年一开春,我到石冲修水库,翘妹子怀上大儿子已经四个月了,一个人留在家。这排长组织队上的几个人要批斗翘妹子,结果遭到老队长的反对。报复未成,他弟弟用石灰在我们住屋板壁上写下五个打字:“镇压反革命!”

      那时,知青正是受压的时候,我们只能忍气吞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那么微妙,排长的继父继母对我们又特别好,尤其是他的继母蒋伯娘,我大儿子出世的第二天,她第一个送来鸡蛋看翘妹子。后来那些年里我二儿子、三儿子出世都是她来帮忙剪的脐带。她的侄儿——排长的舅老爷蒋细细,一直就和我玩得合适,我们和排长吵架后,他对我们的态度一直不变,他比我小三岁.他结婚后生下第一个女儿是翘妹子接的生,还跟她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海燕”。

      他二儿子出世也是翘妹子接的生。又给他取了个名字---海健。后来几年,在蒋伯娘调解下,排长和我们的关系有所改变。他与蒋冬妹结婚十年连续生了6个女儿,六妹子出世那天翘妹子赶到他家接生,见婴儿在地板上滚得一身都是灰,蒋冬妹打算不要,翘妹子连忙帮婴儿剪好脐带,洗好澡包好递给她。排长回来后好感激翘妹子,还开通地说:“怎么不要呢,男女都一样,我从来不嫌弃女儿,再多也是自己的亲骨肉。”

       1988年我们第一次回金麦时,排长4年前已经得病过世了。我们得知后,第一个到他家看望他继母蒋伯娘。那时蒋伯娘已近80岁了,她一见我们一家人好高兴。她连我3个儿子的名字都还记得。

       排长的弟弟在我们离开生产队那天,手提着好大一挂腊肉赶来送我们。我一见他,又想起他哥哥排长。他兄弟俩是外姓人,能在这两大家族的寨古冲立下足来也不易,他拿着我们的手说,以前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莫记恨。我回答他,在那动乱的年代里,谁都有错,何况一个农民。我嘱咐他要和队上的人搞好关系,他连忙点头。2006年我再次回队时,他已经儿孙满堂了。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是几十年,排长过世又20多年了,说实在话。我们当年恨他、讨厌他、现在回想起来没有必要恨他了。我们小组的那几位女知青还时常念着他,一个人一生都有错,可以随潮流变;又可以随潮流改。好就是好,歹就是歹。桥归桥,路归路;犁是犁,耙是耙。人到晚年时,少点仇恨,多点宽容,开开心心地过日子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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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伢 几

 


      讲起福伢几就有味,我在四队,福伢几在六队,我到农村快两年的时间才见到他。是因为他出名;是因为他的传说太多;是因为我熟悉午几和魅几不认识他而好奇。的确,我对他很感兴趣。

      我听说他是木匠,是篾匠,又是打油匠,会撒网打鱼,会“赶山”撵羊,会装铁夹绳套;随干么什活都干得快,干得好,干得蛮;听说搞单干那年,他一上午割完7担谷田的谷,打完了谷还把谷全部挑回屋。还听说他清早到山上挖一担“忙”回来,还能赶上早工犁田;放牛后打一担青草才回来吃“半饭”。吃了半饭后,拿着鱼网到港里撒它几网把鱼,把鱼剖了以后还能赶上出下午工;收工以后还要到山上看铁夹,装索套。他很得“山财运”,经常夹得野山羊、刺猪、田猫、野兔、竹里猪,那天如果没得到野物的话,柴都要砍一大捆,枞膏要砍一根。手上工夫、肩上工夫,他总是当得两个人;就连他家喂的那头狗都比别人家的狗要大一半。

       我还听说他成份高,他这位富农从解放以来从没有挨过批和斗;连重话都没有被别人讲过。你看我怎么不对这位福伢几好奇、感兴趣。

      1967年的夏天,我和队上几个社员挑着菜籽到六队的油榨坊打油。刚一进榨坊,见一黑咕溜湫的汉子推着油锤,“梆”地一下打在榨木上;他又回过身来将油锤推到最顶峰,再扭过身子,双手端着锤头,对着尖榨木“梆”地又是一下,嗨呀!那个动作真的威风!这是6个人打的油锤,他一个人都能打。

       我问旁边的社员这个汉子是谁。几个社员哈哈一小笑,异口同声:“他就是福伢几了 。”

       喔!他就是我一直想见的福伢几。我上下打量他:中等个子,腰粗膀壮,他那脸形我像在那里看见过一样。对!他像电影“平原游击队”里面的那位被日本军官松井打了眼睛一拳的村书记老孟,冒错!像极了,如果他俩站在一起:一个老兄,一个老弟。

      我站在他面前,硬要仔细看看他,他是我心中的“神秘人物”。他见我老望着他,笑眯眯地说:“老瞅哒我做甚么子喔?冒认得啊是。”

       我诚恳地说:“我来金麦快两年了,今天才认得你。”

    “你今天才认得我,我早就认得你啦,你刚来的时候像个勒(细)伢几,这一两年长高大了。”

       我对着他说:“他们讲你会做工,金麦大队冒得哪个做得赢你。”

    “他们讲知识青年中就只你会捉蛇。”

    “他们讲你挖刺猪挖了两天两晚,一窝挖得6个。”

    “他们讲你会游水,敢从坝上一拱桥上跳下克。”

    “他们讲你力气大,4个人抬的树你一个人扛。”

    “他们讲你胆子大,现在一个人住在陈家坪的老屋里,半夜起来撵着鬼来打。”

       就这样,我一句来,他来一句,讥哩呱啦地说了一大套。旁边的社员都鼓起眼睛望哒,都说这两个人怪啊,一见面像熟悉得很啊!

       1970的上半年,金麦大队在一拱桥水坝里“闹鱼”,全大队人将几千斤石灰倒进水坝里。一会儿工夫,嫩子鱼、游鱼、土鲤鱼(鲶鱼)都浮上来了,大家捡啦,舀啦,忙活了大半天,鱼基本上捡完了,捡鱼的人慢慢地散了。

       这时,只见一队的王泽连、五队的龙云登、福伢几他们开始撒网了。我们围着看热闹,头两位撒一网收回来网里面是空的,福伢几撒一网收回来网里几条尺来长的大鲤鱼。他又撒一网,捞起来又是几条大鲤鱼,再撒一网又是几条大的。

      那两个撒网的捞起来网里是空的,硬是气得眼睛鼓鼓的。大家都说福伢几的网织得好些,他的网“巴底”些,石灰没有闹死的大鱼都沉在水底下。所以说,他做任何事比别人都要做得好,做得过细,硬要出色些。

      金麦人每年都有人家砌屋,砌屋最大的工程就是把山上的树扛回来,人们把扛树叫着“盘树”。盘树的人都是强壮的男劳力,我那些年也帮别人盘过好多回树。

       记得有一回在岩冲盘树,四个强劳力扛着一根粗大的长中柱过一座山坳被卡住了,进退两难,四条汉子被折腾得满头大汗。这时,只见福伢几走到树中间,猛地将树扛起,由于扛的位置不对称,一头高,一头低,他连忙叫人楸住高的那一头,树平衡了。他连人带树扛着,转过了山坳。在场的人个个都惊呆了。好一个福伢几!你真的是金麦做工的头一条汉子喔!

       金麦的三几故事讲完了,各位也许想问一问他们现在怎么样,生活得好啵?我首先讲讲呷饭的午几:2006年我回金麦看见了他,他身体很不好,一身这里痛那里通,整天哼来哼去,他说日子好难过。听社员说,他2004年一餐呷了一头“猪”。我仔细一问才晓得,原来,他在呷猪脑壳时,将猪眼球吞进了喉咙,堵住了气管。他儿子将他送进医院花了600元钱才将猪眼球取出来。他儿子对着他说:“爹爹,你呷东西老是呷得各饿相,你这一餐呷噶600块钱,你当得呷噶一头猪!”哈哈!他一世人就是会吃。他现在怎么样了?我还没去打听,不过,看他那样的身体,只怕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呷酒的魅几:听说他近几十年来天天喝酒,越喝越糊涂。他儿子那年考取了长沙某学院,他不肯出钱让他读。8队的同学同他一路考取的到长沙读完了学业,现在留在长沙工作,混得蛮不错。魅几的儿子一提起这是就有气,几年都不叫他一声爹爹。早几年魅几中了风,中风后他还喝酒。苍天让他作古了。
      会做工的福伢几:他的儿子2003年到过我家里。当我问起他父亲时,他脑壳只摇,说他父亲早已过世,他病了还要到冲里去做工,结果死在山冲里。
       所以说,一个人呷也好,喝也好,做也好,都要莫过量。人体都是肉长的,要靠自己来保护。我讲这“三几”故事应该是告诫后人:莫学“三几”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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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魅 几

 


      魅几是七生产队的,他个子高大,很壮实。一张宽大的脸,梳着西式头,两只眼睛炯炯有神;高鼻梁,厚嘴唇,招风耳朵,粗颈根,手板大,脚板长。他父亲是有名的圆桶匠,他自然也学了圆木手艺。不过,他并不喜欢干那门手艺。他喜欢唱歌、唱戏、吹口哨,喜欢模彷别人说话。他同苗族人在一起能说苗话;见了街上的人说“思真”话,遇到林源坝阳人,他能说出一口流利的“寨士”的话。

      他跟我是“家门”,他见到我总要和我扯一气的谈,硬是跟我用长沙话扯。我刚来时以为他是长沙人,时间长了我才晓得他是“保庆”人,是金麦有名的“酒桶”。

      说起魅几喝酒,我还真的见识过几回。他是我们队上杨家的女婿,每年逢年过节都要来杨家送节拜年;杨家自然要摆酒请客,每次酒席上杨家房族那些爱喝酒的人都想把魅几灌醉;但回回魅几没有醉,杨家人却醉倒在他的酒杯底下。

       有人说,他魅几不但会喝酒,而且还会“发拳”说酒话,他喝酒喝得巧!这话讲得对,他讲话是有水平,我同他喝过一回酒,我是晓得他的厉害。

       那是1970年正月间,我们在杨队长家喝酒,我喝了一杯酒后要去装饭吃,只见他魅几只手摆摆:“想装饭呷啊!还冒下秧咧!”

       我一听这话讲得有味,我笑了笑说:“照你说的,还要等你下了秧,栽了田,打了谷,碾成米再煮饭,我才有饭呷。”

       他哈哈哈一笑:“对啦!对啦!你还要等一个阳春才有饭呷。”

       我拿起饭碗往厨房里走:“魅几啊,魅几,你真的能说会道,怪不得好多人醉到在你的酒杯下。”

       我说完装了一碗饭:“我是长沙人,就不照你们的规矩了。”

       他喝了一满口酒,抿了抿那厚厚的嘴唇,对着桌上的人说:“要得要得!他是长沙人,免了规矩,我们还是按规矩喝。”结果那一餐酒席,满桌人又醉倒在他的酒杯下。

       有一年夏天,一个赶场的日子,我在场上遇到魅几,只见他用棍子挂着一个竹筒,他用长沙话对我说:“小陈咧,散噶场哒咧,一路回克要啵。”

        我笑了笑说:“要得沙,一路回克。你各扎酒桶又打哒好多酒咯?”

        他伸出两个手指头:“两斤酒,一块二角钱。”, 说完我们一起离开场上。

        我们一起人说说笑笑爬上了“猫头坡”,山路陡,石板烫,天气热 ,大家走了几道上岭后累得满头大汗。魅几走在我前面,肩上挂的那竹筒酒膨咚膨咚地响,散发出阵阵酒香;他个子高大,脚步跨得长,上一步,那竹筒酒就膨咚一声,再上一步,又澎咚一声。

       魅几回过头来,对着竹筒幽默地说:“酒啊,酒唉!你莫老是个膨咧,我会膨你一口喔!”

       我见他那样子真出味,说了一句:“呷噶它算了嘛,膨起来躁人!”

       他回过头来:“嗯!它再要澎的话,我真的要膨噶它来!”他的话刚落音,那竹筒又澎了一下。他端起竹筒:“你澎澎澎!我膨你一口!”说完,对着竹筒猛喝了一口 。大家望着他那样子,都哈哈哈地笑了起来。
       上完了一段岭,走在了平路上。走平路比上岭走得快,魅几肩上那竹筒膨得更厉害。只见他猛地停住脚,端起那竹筒:“你还要膨膨膨啊,我又膨你一口。”说完,又猛地喝了一口。

       平路走完了,又开始上岭,那竹筒还在不停地膨。他将竹筒移到胸前,对着竹筒:“你平路也膨,上岭也澎,我也跟你来膨 !”说完,又猛喝一口。

       嗨呀呀!大家望着他那样子哈哈笑过不停。魅几若无其事,照样大步大步地走,只是走完一段路又喝一口;下完一段界又喝一口,拐了一道弯也喝一口。

      我们来到“鼓溜冲”的井水边,大家口渴急了纷纷抢着勺子喝水,魅几却坐在路边的石板上,还端着他那竹筒喝他的酒。大家轻轻地议论:魅几的两斤喝得差不多了,恐怕喝醉了哟。莫理他,莫理他,随他喝,他不喝完是不罢休的。

       我觉得似乎不好一样,便劝他一句:“家门,莫再喝了,天气这样热,下来喝口水凉凉身子。”

他将竹筒底朝天,还摇了几下,喝尽了最后一滴:“家门咧,我各就是呷水一样的咧。”

    “你各一条路呷噶两斤酒,你会醉咧。”

    “放心咯,家门咧,各点牙子就算么子咯,我在菜地湾苗伙计屋里一餐呷噶一坛子米酒咧。”

      他说完走到井边,将竹筒摇洗干净,灌了一竹筒水挂在肩上:“走啊,行啊!酒冒得噶,水还是要灌一筒的。”

      他说着又走在前面,身子一点也不摇晃,一步一步地走得那样稳!他就是我们金麦的“酒桶”——魅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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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麦的男人

 

 

 

 

 

                                         午 几

 

      金麦人男子汉的名子后面喜欢加个“几”子。什么冬伢几啦,春伢几啦,来伢几。金麦最出名的有三个几:呷饭算“午几”;呷酒算“魅几”;做工算“福伢几”。

     这三个几我最熟系的就是会呷饭的午几,因为我和他是一个生产队的。首先我来介绍一下午几的相貌吧:他个子高高的,皮肤黑黑的,脸长长的,眼睛大大的,嘴巴宽宽的。他干农活一把好手:犁田耙田,栽秧打谷,砍柴扛树样事做得快又好。他一天手脚不停,犁田时腰上挎着个竹篓子,田一犁完就去扯猪草,扯满一篓猪草还要砍一捆柴;他长年四季收工回家总是肩上背一捆,腰上挎一篓,从不空手回家。社员们都说他做得嘎,霸得蛮;做工做得饿相得很。她婆娘只要听见别人说他午几做工做得饿相,她就要应几句:“他呷也呷得饿相咧,他一餐要当几个人呷咧!”

      他婆娘讲得一点不假,只要到远处干活,看一看他带的那一大包“半饭”(中饭)就晓得他的饭量了,他那一包饭比别个的饭硬要大一半多,而且每回都是带那么大一包。

      我最记得是那年在“大面坡”造林,全大队的社员都在山上砍啦,挖啦,忙过不停。中午吃饭了,正是正月间都带着糍粑当午饭,大家围着火烤糍粑。只见午几两手拿着四根小柴棍,穿着4个糍粑在烤。别人的糍粑才烤熟一个,他手上的四个一下全烤熟了,他张开宽嘴几咬几咬就将糍粑吃完了。

       我见他那饿相样子说了一句:“午几哥,你4个粑粑几口就呷噶哒,呷饱没有?”

       午几望了望我,用衣袖抹了一下嘴巴:“呷饱个怪!再来10个我都呷得完。”

    “你呷噶4个了,再加10个,一共14个你呷得完啦。”我说完摇摇脑壳。

    “你赌我呷啵?你舍得啵!”

    “就赌你呷!我们大家来赌!”覃队长看不惯他那样子,堵了他一句。

    “要得!人多各凑一个就是。”元元也听不得他那口腔,也说一句。

    “要得!赌!”在场的男男女女异口同声。

       我一看这场伙,大家手里的粑粑也吃得差不多了,再凑10个也不太合适。我默了默神说:“我们明天来赌你,每人多带一个糍粑来,要得啵?”

        我的话刚落音,大家一齐回答:“要得!”

        午几听后笑眯哒:“那我明天就不带粑粑来咧,你们讲话要上算咧。”

        大家一齐回答:“上算喔!”

        第二天早上,覃队长吹起了哨子,大声喊道:“造林去啊!”

        我接过他的哨子吹了一阵,大声喊道:“造林的快点行啦!记得多带一个粑粑咧!”

        蛮多的人答应:“记得喔”只听寨子里打哈哈的声音。

       午几婆娘连忙答腔:“你们莫赌他呷咧,他真的呷得完咧。”

       到中午开始烧粑粑呷了。大家把“打赌”的粑粑拿了出来,我的天哟!每个人都是选着大的拿,先花妹、开秀妹这两个调皮妹子把家里的“粑粑娘”都拿来了。

       罗木匠用手叉量了一下说:“这两个粑粑的直径有6寸啊。”

      大家把手中的粑粑一比较,大小差不多,最小的直径都不低于4寸。哈哈哈!大家笑得嘴都合不拢,看来大家都是有备而来。

      午几望见这一堆粑粑笑眯哒:“你们当真的赌,我就当真的呷咧。”

      我说了一句:“莫空话!大家动手烧粑粑!”

      一袋烟的工夫,大家把14个粑粑全烧熟了,一大叠递给午几,午几坐在地上,把那叠一尺多厚的粑粑往大腿上一放,一手拿一个大口大口地呷了起来。

      大家都鼓着眼睛望着他呷;只见他那厚厚的嘴唇皮哒上哒下,满口黄牙咬发直各雾,一个粑粑往嘴边一放,立刻咬出个半月形来,再咬一口成了个三角形、多边形……那高高的一叠粑粑看着看着吃矮了。最后剩两个,他把它叠在一起,我以为他吃不完了,我想说要他算了。讲句良心话,我还是怕他胀出毛病了,会下不得老地咧。他一家六口人吃饭他是主要劳力啊。只见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小块片糖往粑粑中间一塞,又大口大口地咬了起来。当他将最后一块塞进嘴后,大家都弹舌子啦!

       只听见:“崽哟!崽哟……硬被他呷完了。”

       我木呆呆得望着他,我不敢说话,我只看他能不能站得起来。元元和覃队长也紧盯着他,都在怀疑他能否站得起来。只见他拍了拍两腿上的粑粑灰,猛地站了起来,笑了笑说:“我报噶你们莫赌我哒,冒好意思啊,呷噶你们的粮食喔!”说完,拿着旁边一个空饭盒啪啪地跑下山,口里念着:“我舀口水来呷。”

       大家望着他的背影:午几啊,午几!真的是名不虚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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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金麦照片后的回忆

    

       我们金麦大队要修一座大水库,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的金麦人就要搬迁了,有谁能舍得喔!我在那里生活了13年,那里有我3个儿子的胞衣,那里有我们流的汗和泪,有我们流的血,我真的舍不得金麦搬啊!我舍不得那里的山山水水;舍不得那里的人们。

      最近,靖县知青“难忘岁月”将金麦的照片发上靖县知青网上。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就是看不厌。我自己也搞不清为什么,实在2006年我们两口子在金麦住了两个月,还照了好多照片,但现在一看见这些照片还是那么亲切,还觉得好新鲜一样。

      一看到金麦那熟悉的山路和田冲,我回忆的丝缕又一根一根地抽了出来——42年前的秋天。金麦这座秀丽的山村插进了31名长沙伢妹子。要我把这31名伢妹子喊成知识青年,我实在喊起来有点肉麻。你们看看是啵?21名小学文化,6名初中异业,4名高中(还包括园艺场的A先生在内)。年龄最大的19岁,最小的才14岁。

      幸亏这4名高中生中间的3名女组长表现出色。她们有考取大学不读、自愿下乡当农民的靳组长;她是我们知青的大组长又是副大队长,半脱产干部,团支部书记。

      还有一位是长得清秀,说话娇气,会写会说又会画的李组长。

      再有一位就是我们的夏悸组长;她打得事开,讲得理出,会写会唱又会跳。

      刚到金麦那阵子,这三位出色的组长把我们这8男23女组织起来,把这个金麦大队搞得热火朝天。每天晚上,金麦的青年民兵和我们一道,打着“枞膏”火把,一队一队地涌向大队部。唱歌啦,跳舞啦,排故事剧啦……那金麦老农一句言:“各洋溪乡(金麦旧社会称洋溪)从世来冒像现在各样热闹过。”

      金麦的山坡上,金麦的田冲里,只要有知青,就有歌声和笑声。公社干部喜欢往我们金麦跑,县安置办干部也喜欢往我们金麦跑,就连安江地区安置办的小张、小蒋也寻到我们金麦来了。那些个“骚叫鸡”们,到金麦来主要是找这几位出色的女组长,见了我们这几位男知青不理睬,还很傲气样子。这也怪不得咯,金麦本来就是阴盛阳衰。我们这8位男伢子一没有狠讲,二不出烟丝,三没有水平。就只出农业工里手一点,砍柴砍得好些;砍“枞膏”砍得“进”些,腰上挎的那把柴刀磨得亮些。

      金麦的妹子多,伢子少。听说巴塘园艺场有各样一句说法:“金麦的妹子盖得屋,园艺场的男子急得哭。”

       哈哈!讲是这样讲,园艺场男子到底还是没哭啵。他们虽然到我们金麦来修过几回“打米机”,但文化革命一来,金麦的妹子都回城。就是那短短的半年时间,妹子们转的转点,嫁的嫁人,找的找上了“工贩子”,连担任过多职的靳组长都转点了。李组长都不晓得什么时候离开的金麦。8个男伢子也只剩下了我这个“簸萝”货。

       1968年又来了两批新知青,1969年招工就走了一大半。我和翘妹子这一对地主崽女招工是莫作指望;转点又冒得路数。看着留下这栋木屋子还可以,干脆学乡里人的样在这里生儿育女算了,反正长沙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我们就在这里扎根了。

      世上无处不青山,乡里人祖祖辈辈在这山窝能够生活下去,我们照样能行!我们一扎根就是8年,这8年里头就受得有苦。怪只怪我们自己,4年里生了3个细伢子。这3个儿子胞衣就丢在了那栋木屋的地楼板底下。

         我一望见“难忘岁月”发了我们的住址——我3个儿子丢胞衣的地方,我又回忆起生3个儿子的情景。1970年春,翘妹子怀上了大儿子已经7个月了,正好碰上长沙知青慰问团来金麦。良良哥的妈妈来了,我听说她是附二医院的妇产科医生,我连忙请她帮翘妹子检查一下胎位。

     “胎位正常……”就是良良哥妈妈的一席话,给我们吃了定心丸,我们决定不回长沙了。那时候,我总是这么想:农民可以在这生儿育女,我们照样可以。我们不会比农民差吧。

       大儿子出生那天,我请来大队接生婆。从晚上到早上,大儿子总算平安生了下来。按社员讲的,要将儿子的胞衣埋在自己住的楼板底下。这样,儿子就能平安长大,就不会“跑胎”。我照社员说的,拿起锄头,撬开木地板,将大儿子的胞衣埋了,再盖上地楼板。9个多月以来,我这颗沉重的心总算落了下来。

       我们笨手笨脚地给儿子打包,滚过来,滚过去,儿子哭哑了包才打好。那时候我们才知道,做父母好难哟。住在界上的蒋家伯娘热心地挖来一箩筐各种各样的风药草,什么“五加刺”、“艾叶”、“青蒿”等等。按山里人的归矩,产妇要洗风药澡才能发出奶水来。于是,我按她老人家说的,用那箩筐风药草熬了一大堂锅的水倒进大脚盆里,脚盆中放上小板凳,让翘妹子坐进脚盆,用竹垫把脚盆围拢来,上面再盖上一大斗笠。只见热气腾腾,药味喷鼻,翘妹一边洗一边笑着说:“洗这样的澡就有趣啦,好舒服啊.....”

    洗了风药澡后,翘妹子的奶也发出来了。好得她的奶水催人,儿子长得又白又胖,她自己却又黑又瘦了。

    大儿子两岁那年,二儿子出世了。我清楚记得那天半夜里,她觉得肚子有点痛,紧接着“见红”了。我连忙杀鸡煮蛋,让她吃饱肚子作好准备。她吃饱以后赶快洗头发,因为坐月子是不能洗头发的。

    她洗完头发天亮了,她的肚子还在一阵一阵地痛。她听社员说过,借了别人的东西,要在坐月子之前还给人家。于是,她拿着借来的“焙笼”[焙谷子用的]去还。我要她小心些,她说她心里有数。这也是这里的老奶奶告诉她的经验:一但发作“见红”倒要装作若无其事样子,这样,才生得快,生得顺利。

     她还了“焙笼”走到大门边,正好一社员挑水路过:“翘妹子,你肚子这么大了,还不生哟。”

     她咬着牙齿回答“还没有到时候喔!”说完,慢慢地跨进大门。她指着肚子对我说:“我要解手了,你把尿桶提进房里来。”

    我连忙把尿桶提到房里。她蹲下来解手,我走到床边把大儿子的被子盖好。

    突然,她一声尖叫:“快点 !快点!脑壳出来了!”

    我偏过头一看,我的天哟 !一个小脑壳真的出来了。我连忙把她扶上床。她伸起头望着下身说:“扯啊,扯啊,你快点,快点扯啊。”喊得好慌。

    我一下也急慌了手脚,怎么办!怎么办!我傻傻地呆了一阵怎算镇静下来。我一手抓住婴儿的脑壳,一手抓住出来的那半边肩膀。我鼓励她:“再用点劲!加点油!加点油!”

    只见她咬着牙,闭着眼睛说:“啊呀!要炸开了,炸开了.....”

    我也咬着牙说:“你再加把劲,肩膀出来了,快了!快了!”说完抓着婴儿的肩膀,用力一扯。“哗”地一下,整个身子全部出来了,紧接着胞衣也流了出来。

    我一看,又是个小鸡鸡。我把早准备好的酒精,棉花,麻线,剪刀都端出来,准备剪脐带。她抬起头看了看儿子,吃力地说:“还是去把蒋伯娘叫来靠得住些。”

    我这才清醒。扯开门就往界上跑,那50度的坡岭,60几米远,我一口气就冲上了界。蒋家伯娘连忙跟在后面赶来。她将脐带剪好,拍了拍儿子的屁股:“恭喜你们哟,又是一棒崽呢!”

    我又将地楼板撬开,把二儿子的胞衣埋后盖上楼板。九个多月以来,我这颗沉重的心又终于落了下来。我按蒋伯娘告诉我的那些风药草,到山上也挖了一箩筐回来,照样又让翘没妹子坐进脚盆洗了个风药澡,这样,一来可以发奶,又能祛风祛湿。

    她这次“坐月子”奶水足,我们把喂的一头一百多斤重的猪杀了,加上养的二十几只鸡和鸭都杀了吃,我们最记得大儿子说的话有味:“妈妈坐月我有鸡棒吃,再过几天又生个妹妹出来好么?”逗得我们笑哈哈。

    74年的五一劳动节,是我满儿子出生的日子,也是半夜发作的。我们又按照乡里的搞法,让她坐在楼板上生。乡里人说,坐在地板上生能扯上“地气”,比在床上生还要生得快些。

    说起来也奇怪,满儿子的个子比二儿子大得多,但生起来也快,脑壳出来后,我见婴儿的脸朝着上,于是,我按书上讲的,用两个手指顺着颈根抵到肩膀处,用里往左边一扳,我要她再加把劲。我喊:“一二三!一二三.....”

    她随着我的喊声用力,我双手抓住婴儿的肩膀,有节奏地扯。这时。二儿子被吵醒了,她那时才一岁零五个月,他吓得哇哇大哭,我没顾得那么多了,让他哭。

    当满儿子生出来后。他突然不哭了。还用手指着:“唉唉唉”地告诉我。我指着满儿子“小鸡鸡”对他说:“这是弟弟!你是哥哥了。不要哭!”他怪懂事的,真的不哭了。

    天还没有亮,我打着火把到蒋伯娘家把她接来。她把满儿子的脐带剪好,打好包。她再次恭喜我们:“连得三棒崽了,好福气哟”!

    我再一次将地板撬开,将满儿子的胞衣埋好,盖上地楼板。九个多月以来,我这颗沉重的心再次落了下来。这次翘妹子生了孩子后小肚子痛的厉害,虽然洗了风药澡但还是一身不舒服,山里人称这是“痛血气”(产后子宫收缩痛),蒋伯娘要我到深山里砍几根红藤的结巴来煨水喝。我按老农告诉我的方向走,走了十几里的山路,来到叫“笑天垄”的深山壕里,砍了几根老藤结巴回来。用药罐煨出了通红的水,翘妹子喝了后就好了,不再痛了。

    按乡里人的讲法,一头牛也是看,一群牛也是看。三个儿子也看大了。只是受的苦和累我们这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还是那句话:乡里农民能做到的事,知青一样能做到;乡里农民能受得了的苦,知青一样能受得了。我俩就是这样一对霸得蛮、不知天高地厚的冒失鬼!

    那时候乡里人羡慕我们,认为我们有福气;知青却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没有头脑,一下养三个,今后怎么养得活。但不管别人怎么说,几十年来我们凭着自己这双勤劳拼作的手,也一年一年地熬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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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  车


       1977年上半年我们开始搞病退,翘妹子的病退材料先寄到长沙,她本人必须回长沙等待“复查”。这样一来,我们一家人分成了两起,她带着两个小儿子回了长沙,我带着大儿子留在乡里。

      她回长沙不久,就寄来这张照片,我看到可爱的儿子,心里真高心。我想,我们的儿子就快要成为城里人了。            

       翘妹子来信还说:“病复查还要等几个月的时间,家里一下增加了3个人吃饭,靠母亲和哥哥的那点口粮实在不够,要我想办法寄点粮票回长沙,而且还要快点寄来。

       那天上午我挑了100斤大米到铺口仓库换粮票,临走时我嘱咐大儿子:我换得粮票就回来,要他看好屋,莫玩远了!我还把房门钥匙交给他,中午要他自己就吃点冷饭算了,我把事办好马上就会回来。

       大儿子那年6岁多了,很懂事听话。他操着那口标准金麦口音对我说;“你快克咯快回咯,我在屋旁边孩(玩)到,我会瞅好屋的。”说完把钥匙藏在木柱子底下,还盖上一把草,生怕让人看见。

       我见他那天真可爱的样子好笑,我挑着米走了几步:“陈谷听话,爸爸买糖给你吃。”

       他小手摆不停:“欧欧欧!你快克!冒要紧的,我会瞅好屋的。”

       15里的马路,我挑着这担米连气都冒歇就到了铺口仓库。仓库的老丰和小尹满口答应给我换票,因为我们这担米白花花的,比仓库那些米要漂亮得多。只是不能换省粮票,因为我没有带油,只能换成划拨票。他们说划拨票同粮票是一样的,在长沙照样可以购粮;只是要到县粮食局去兑票。

       可巧,现在正好有一辆运粮的汽车到县粮食局。我想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搭车到县粮食局兑得划拨票,就可以到县邮局将票寄到长沙,这样一天就可以将此事解决了吗。

      于是,我将扁担箩筐寄放在小尹的房里,坐上了运粮的汽车,来到了县粮食局。我兑换得划拨票后直往县邮局走。

      我将一切都办好了,总算放了心。我来到河街吃了几个“马打滚”,又包上两个给儿子。我路过西街饮食店,见里面有冰水买,于是,又买了一杯冰水。今天的天气实在太热,我也累了大半天,喝了这冰水后一身舒服多了。

      我起身准备走,突然望见那墙上挂的钟5点正了。我没有看错啵?我又问旁边一位带手表的人,没错!是5点正。我顿时脑壳一麻,我的天啊,5点钟我还在县城里,离我们金麦足足有40里路,我今天只顾忙事,只估计到县城的时间,没有考虑返回的时间了。

      我儿子还望我回,我一想起在家的儿子,想起他向我挥手的那样子,心里就急了起来,我得赶快回去。我把“马打滚”放进裤口袋,大步大步跑了起来,一口气跑到了汽车站。

       汽车站没有到铺口的汽车,怎么办?40里路也不近啊。我又想起了儿子,我出门时没有拜托社员照应一下,我们是单家独屋。天黑了,怎么办?他在眼巴巴望我回啊。想起儿子那可爱的样子,我鼻子一酸,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

       来农村12年了,我得出的结论是:知青流眼泪是没用的,知青不相信眼泪。我擦干了眼泪,迈步就跑!马拉松运动员一小时能跑几十里,我难道不行么?想起在家的儿子,我勇气来了,脚步越跑越快,一口气跑上了“老里坡”。

       突然听见一阵车轮响,一辆拖拉机“拖拖”地开了,我连忙向他招手。可那位司机像没看见我一样只往前开。我顾不了那么多了,一个箭步追上,两手求在车厢板上用力一撑。谁知用力过猛,一个跟头翻进了车厢,那车厢里是一层白白的石灰,弄得我一头发的白石灰,下身穿的是黑色布裤,弄得白花花的。

      我站在车厢上,拍了拍头上的石灰。那位司机回头望了望我也没做声,照样开他的车。我心里想:不管这车开到那里,坐一段路是一段路,总比跑步要快些。

       拖拉机开到高桥地段,忽然向右一转弯。我连忙叫他停车。他不理睬,照样开他的车,我只能往下一跳。这一下跳得好,正跳在田埂边,身体重心一偏,麻扑一跤摔在田边,两手插在水田里。顿时,觉得小肚子一疼,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

       我吃力地把双手从田里抽出来。慢慢地爬了起来。我洗去手上的泥巴,抹去脸上的泥浆,摸了摸小肚子,我走了几步,还算好,照样可以走。

      于是,我又快步地走了起来,走了一段路,看看天色,太阳已经落山了。我还得抓紧时间,我又开始跑了起来,跑着,跟着,跑到了一段陡坡岭上。我站在陡岭上望望后面,只见一辆汽车开来了,我心里想汽车比拖拉机开得快,要想爬上去必须在陡坡上爬,因为汽车要“换档”,车速会慢一些。

       果然不出我所料,汽车从我身边开过,我紧跟在后面追,大约追了10来米远,车速突然一慢,“换档”了。我加快步伐跑上前,两手揪住车厢板,这一下我有经验了,我把右脚跨上车厢板,斜过身子慢慢地跨进了车厢里。

                

       司机可能没有发现我,我看见车厢里有几块捆柴的条子,我估计这辆车可能是去拖柴火的,要是能到我们金麦该多好哟!汽车比拖拉机要快得多,一下就过了“大弯”。紧接着又过了“茶树坳”,过了适哥和烟哥他们的屋----官团下里。

      车还在嚓嚓地向前开。我心里想这下可好了,一定是到我们金麦去拖柴的。可我高兴得太早,汽车开到一条便道口上突然一转,往“集中”大队方向开去。我只得揪住车厢板,把脚慢慢地吊下来,滑了几步跳下了车,谁知一下跳在一滩泥水中,踩得一溜,又坐屁股一跤。我慢慢站起来,扯了一把草抹了抹身上的泥水。

      我刚走出岔路口,见一辆拖拉机开过。我连忙追上去,一下就爬进了车厢,只可恨这是辆运煤的拖拉机,可怜我上身穿的那件白衬衣,胸脯面前弄得墨黑一大块。那司机回头望望我笑了一下。

      我晓得,他是笑我这一身衣裤。一身的泥巴、白石灰,现在又加上一大块黑煤印。哎呀!我现在什么都不在乎了,我只希望车快点开,因为天色已经开始阴了下来。

      拖拉机开到铺口中学停了一下,我晓得这是进舒家那煤山的。我跳下了车,我路过铺口仓库,我没去拿扁担箩筐,我还得加快步子跑,因为离金麦还有15里路。

       我一口气跑到上铺口,走了一段路,又一口气跑上偏坡界。这偏坡上10里,大部分都是上岭。我跑几步,又走几步,跑几步又快走几步,总算到了冲耙界上。我望山下一看,金坑的社员正赶着牛回寨,这下我放心了。这里离家只有7里路左右,又全是下岭和平路。天虽然麻麻黑了,我估计到屋还能看得见的。

      我又鼓起勇气,把白衬衣一脱,捆在腰上,直往山下跑去。脚步已经到“极点”,不停地跨动,一口气跑完下岭,又接着跑过了金坑生产队;我还是不停脚步,跑上了三拱桥,看见了夏姐她们的屋了,我还是加油跑,我张开嘴巴出气,脚步还是那么快。

      天已经黑下来了,朦胧地还能看见石板路。我跑过大队部,跑过木溪来到桂花树脚,跑过了庙桩地,我终于进寨子了。寨子里都亮起了火光,看见了我的住屋。

       我跑到屋门前,没看见我儿子,我腿都发软了,我朝离我几丈远的那堆木桐上一望,有个小黑影在移动。我惊喜地喊了一声:“陈谷!”

    “爸爸,你哟嗯才回来哟?我坐在待里老等老等啊!”他边说边朝我跑来。

       我迎上去抱住他:“爸爸来迟噶,来迟噶。”,我说着,心里却想刀刮一样痛,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我把他紧紧抱在怀里。

       他两只小手紧紧抱住我的脖子,抱得那样紧,久久不松手。他哭着说:“爸爸,我怕你不回来了,我一个人怕。”

      我把脸紧贴着他的脸,父子俩的泪水融在一起:“爸爸当然会回来,爸爸爬也要爬回来,怪爸爸不好,爸爸回晚了。”

      他还紧紧地抱着我的脖子,抱得那么紧,生怕我会离开再他一样,他哭说着:“爸,我想妈妈,想弟弟……我们还要好久才能回长沙?”

      我摸着他的头:“我们就快回长沙了,快了,快了。”我们父子俩紧紧抱着,抱着,好久好久都没松开。我把谷儿的脸紧贴上我的脸,就像心贴着心一样紧。我们抬头凝视苍穹,仰望星空。知青和知青的孩子莫再流泪,命运不相信眼泪。扼住命运的咽喉,我要我的儿子我的家,一同回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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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年

 


       1976年我们过了一个热闹年。那年我们喂了两头猪,小猪70多斤,大猪有180斤。在这偏远的山村,180斤的猪算是大家伙了,我们决定杀这头猪过年,留下小的喂到明年,送“派购猪”。

      下放到这山村11年了,基本上混出了点名堂。1974年下半年我当上了民办教师,翘妹子当上了大队赤脚医生,比在生产队出农业工要“土松”得多。细伢子多,口粮也多,当教师和赤脚医生的工分都比较高,年终分红还进了100多块钱。

      记得杀猪那天正好离过年还有20天,我们实在喂不下了,两头猪每天要吃两桶食,天冷饲料也难寻,反正迟早也要杀的,主意一定,决定下午杀猪。

      队上的两位副队长就是杀猪能手,一听说下午要杀猪,可把那些队长、队委们乐坏了,他们准备下午到田冲去检查积冬肥的情况都不愿去了。大家都来帮忙,烧水的烧水,劈柴的劈柴;磨刀啦,借屠盆啦,反正把猪杀了肯定有餐饱肉吃,他们个个都干得有劲。我还让翘妹子去代销点打酒去了。

      水一会儿就烧开了,大家一齐把猪从圈里拖了出来,提的提尾巴,按的按脚,一刀就捅翻了,还接了一大盆猪血。这时,忽见公社王干部(在我们队上蹲点)朝这方走来。本来,他已经安排好队委们下午去田冲里检查积冬肥的情况,现在大伙都在帮我杀猪,他心里肯定有气。这几年公社总要派干部来我们队上蹲点,这些干部一来,不是砍大古树,就是揪活靶子斗人,在田冲里都种上“双季稻”,全队人辛辛苦苦累一年,结果只增了几千斤扁壳谷,还是减产。

      今年又调来眼前这位王干部,他是长沙师范毕业的,戴了一副宽边眼镜,人称他“王眼镜”。这王眼镜脾气特别怪,有点迂里迂气,在公社和公社的大多数干部都搞不来,就连从地区派来的宣传队队长他也和他吵过一大架。那位工农兵干部就因开会时讲了一句“鸡巴毛”,就让他王眼镜钻了空子,他写了几张大字报“鸡巴毛何解?”王眼镜会写会分析,他从三大纪律讲起,从八项注意里去分析,弄得那位队长下不了台。

      今年他又调来我队,就爱训人、骂人、给人扣高帽,开口就是“资本主义”、“阴谋诡计”那一套话。每天晚上都要召开会议学习,听他讲当前的大好形势。他操着那口“湘乡”口音,不管社员们听不听得懂,他照样地讲,照样地念文件。今天他肯定又要训人,因为队长、队委们都在我这里帮忙杀猪,检查工作都不愿意去了。

      果然不出大家所料,他走到我们面前:“今天下午的检查工作不去了,在这里杀猪,搞这些资本主义。”

       大家都不理睬他,专心专意的修猪刮毛。他更气了,两边嘴角上立刻起了白泡子。他走到我面前:

“你一个知识青年,在这里扎的什么根,尽搞这些资本主义,影响学大寨。”

       我本想还他几句嘴,但想起今天杀猪是一件好事,万一和他吵起来扫兴。于是忍了忍,没有还他的嘴,便走进屋里拿东西去了。

      只听见他在骂:“你们满脑子的资本主义,革命工作不去干,你们要好好地斗私批修!”

      大家还是不理睬他,他见我走出房门,又冲到我面前:“陈晏生,你要对今天的事情负责,晚上学习你要作检查。”

      我望着这迂里迂气的样子好笑又好气,但我还是忍着不做声。大家已将猪修好,只听操刀的副队长一声吼:“站开些,要动手开边了!”

      大家也一齐喊:“开边了!”便将修白了的猪一抬而起,挂在了早已准备好的横杠上。王眼镜被挤到弯角里了,这一下他觉得自己太孤立,站在旁边有些尴尬,他站了一阵子便气呼呼地走了。

      猪一下就开成了两边,大伙人帮着挤肠子,洗肠子,煮猪血,刮肚子,忙得不可开交。社员们都围拢来看热闹,都夸我们的猪喂得壮,喂得大,肉一定好吃些。有一社员提出来借几斤肉吃,我答应了。谁知道这一答应个个都提出来要借几斤。来山村这些年了,个个都有面子,何况大家都开口,借一个不借一个讲不过去,我和翘妹子商量后决定每户都借上几斤。这一下可好了,一阵工夫就借走一边猪。要得呢,杀猪就是喜事。尤其是这大肥猪,大家尝一尝也好,反正过些天都要杀猪过年了,跟着就能还肉回来。

      开饭了,我请来“干亲家”掌瓢,我让他炒了一大锅颈圈肉,炒了那笼小肠,煮了一大锅猪血。十几个人围在火塘边,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吃得好开心喔!队委们个个都吃得酒醉饭饱,会议室的王眼镜吹了三轮哨子,我催他们快去开会。我还要忙着捡场,夏悸姐还要帮我做香肠,做米粉子肉等等。

      会议室里时而传来一阵阵笑声和喧闹声。我晓得,近段日子王眼镜天天晚上召开会议,他们早就不耐烦了,今晚喝了这么多酒,肯定撒酒疯。

      第二天清早我挑着水桶正准备去担水,王眼镜早已等候在门前:“你为什么拿那么多酒给他们喝?我看你这家伙别有用心。”

      这一下我再也忍不住了,我把肩上的水桶望地上一放,大声吼道:“你一开口就骂人,你是什么家伙?”

       翘妹子从房里冲出来:“你是什么干部?你凭什么骂人?”说完冲到他面前,双手拍起巴掌:“你怕我们是四类份子,随你来骂,随你来训哦!”

    “你在公社里和干部爱吵架,爱骂人,下乡来你这坏毛病还不改?天天骂人,你算老几哦?”我说着,冲到他面前。

       翘妹子也跟了上来:“你读了十几年的书,是从屁眼里读进去的吧!“

       我两口子一个一句指着他的鼻子骂,把他逼到大门角里。他可能是被我们突然的爆发给吓住了,退到门角边一句话都说不上,只是用手指着:“你们要干什么,要干什么?”

   “我们要你嘴巴放干净些!不要开口就骂人,你骂惯哒嘴喔!一杂各号宝里宝气的迂家伙!”我骂完拿起了扁担,对着门槛上一狠狠地打了一下,“啪”地一声,我真想打他一板。

    “你怕我们好欺负哦!一次又一次地骂人。你瞎眼吧!”翘妹子的手指指到了他的鼻子上。

       这一下围来好多社员看热闹,大家都在帮我们的腔:“各是什么鬼干部,天天就只晓得骂人。队上的人个个都被他骂到了!”

    “他那天还骂了我,还骂我的爹爹,碰到我奶奶又骂我奶奶。”妇女队长好气愤地说。

       大家你一句他一句,这平时会骂人会训人的王眼镜居然答不上一句话,他灰溜溜地走了。

       翘妹子还不甘心,追上去说了一句:“你回去过年咯,帮你的婆娘做点事咯。”

       我又加了一句:“天大的事明年开春再说,现在是过年的时候哒!”他头也不回,走得好快!

       第二天他真的打起背包走了,临走时还说了一句:“这个队上的正气树不起来。”

      王眼镜走后,生产队的年终分配方案很快出来,大家分了红,家家户户都忙着杀猪。到了三十那天,大家借去的肉都一一还来,我那火塘上又挂满了肉,我望着那一串串的肉,心里乐滋滋的。

      这时,我猛地想起1973年的一桩事:那年我和翘妹子带着两个孩子回长沙过了国庆节,起初我们还玩得开心,大哥的大儿子竟实陪着我们到公园里玩,还照了好多相,他和我们合影一张。

      本来打算过了年再回乡。谁知道那天晚上一阵踢门声把我们惊醒。我妈妈把门一开,闯进来一伙人查户口,为头的那位居委会主任卢子阴,垮起个脸块,只问我们什么时候回乡!

      一位操乡里口音户籍质问我们是否报了户口,什么时候回乡?不要逗留城市。我当时真的气得要死。想当年,我们下农村时戴着大红花,敲锣打鼓地欢送我们好光荣。没想到我6年才回来探一次亲,却遭到如此辱骂。心里好不是滋味啊,我那时恨长沙,恨长沙的这些“畜生”们。尤其是那位卢子阴,她的为人我最清楚,没想到这号女流氓也能当居委会主任,她一身的“屎臭”还来训别人。

      还有那位操乡里口音的户籍,一开口就是“怯怯怯,好久回怯.....”明明自己是乡里人,偏偏可以安排到城里来工作,还来催我们走,真的是颠倒黑白,岂有此理。我想起儿子已有3岁了,不能让他小小的心灵受惊吓,我们一气之下便回乡了。

      回到乡里比城里心情好,只要自己勤劳,一样的混得不错,而且我们还可以直起腰杆做人。 想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的一切,我今年一定要热热闹闹过个年。我杀鸡,杀鸭,蒸扣肉,蒸粉子肉,炖猪腿,炸肉丸,闷香肠,炒肉丝;还把社员送给我的“穿山甲”肉也炖上,足足办了十几个菜,铺满一大八仙桌。

      晚上我又叫来“干亲家”陪我喝酒,三个儿子围着桌上边转,一个个笑得嘴都合不拢。真的痛痛快快过了一个三十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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