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几天，就是我的妻舅王百明大哥四十周年的忌日，谨作此文以表祭奠。
王百明，原长沙三中高中毕业，1964年下放江永，他擅长写诗，素有“知青诗人”之称。1967年8月17日在江永县城，无辜惨遭枪杀，当时他仅只有二十二岁。
春去秋来，岁月的长河缓缓地流淌着。如今，我们已都到了近花甲之年，岳父岳母早已相继离开人世，百明哥的侄儿们也都长大成人。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有些忙碌又有些平庸。
许久以来，立明姐就要我写篇文章纪念百明哥，我却总是迟疑着不敢下笔。曾多次听几位江永的知青朋友说过，王百明是江永知青心中一个永远的痛。我想那痛，应是一道长期郁结在心中，时时揪心却又让人不敢轻易触摸的伤痕；应是一种使人刻骨铭心，却又说不清理不顺的复杂情绪。人已逝，痛还在。在这个命题前，我久久地徘徊着。
整整四十年过去，又是一个纪念日到了。
我想，王百明的遭遇，应不仅仅只是一个家庭之痛，也不仅仅只是江永知青之痛。纪念不仅是为了怀念，更是为了记住。为的是观照生命，使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更加辨清今天，顺利的走向明天。
1
与百明大哥我从未谋过面，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是在他遇难后没多久的一个酷热的夏日。当时学校正处于停课闹革命时期，我们终日无所事事。学校里驻满了各种派别组织，很多江永知青也都住在学校的大礼堂内，“红一线”宣传队长期在此排练节目。
那天忽听到一阵人声喧闹，还夹杂着哭声，我们几个同学闻声赶到礼堂，原来在江永和零陵都相继发生了杀害知青的惨案，一大批从这两个地区逃出的知青聚到一起来了。知青们相拥而泣，群情激愤，地上摊列着一件件已凝结成暗红色的血衣。不知为什么，在被害人的当中，我特别记住了王百明这个名字。也许因他是江永知青中的第一个遇害者，也许因听人说他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人，也许是冥冥中我与他有着一份缘分。
因为我们与很多江永知青都是朋友，那些日子我们常去看“红一线”排节目。那个为纪念王百明而作，曾轰动一时的歌舞“怀抱战友”，我们是看着排练出来的，甚至我们也能哼上几句。常在那一遍又一遍的悲愤旋律中，我想象着王百明的模样，感叹着这些知青的命运。
没料到，第二年的冬天我也成为了知青。
在洞庭湖畔，我有幸又结识了一群江永知青，他们是几经辗转落户来到我们公社的。我们那时经常聚在一起聊天，多次听他们钦佩地讲起王百明，说他书读得好，中学时就与几个同学组成了一个“红云诗社”，他的诗在当时师生中很有影响，还说他的口才十分了得，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说他会乐队指挥，曾是长沙市中学生歌舞团的指挥，还会作曲等等。文革中，他积极投入运动，当时知青大都因出身不好，被视为是狗崽子，而江永邻近的道县对地富分子及子女正在进行大屠杀，他却毅然从长沙赶赴江永，要坚持在乡村革命。说到王百明之死，这些老知青们总是神色黯然，扼腕长叹。
从这些零零散散的叙说里，王百明给我当时所留下是一个复杂的印象，他像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斗士，一个“男儿国是家，长剑走天涯”式的悲情英雄。又有几分像是一个缺乏理智的狂热理想主义者。
回城四年后，命运的安排我竟然成了王百明的妹夫，我成了他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岳母是个很热情且健谈的人，但她在世那几年中，百明大哥总是家中一个不愿提及的话题，亲人们总是小心地不去碰触这个隐痛。
因而很久以来,百明大哥在我心中始终是一个站在迷雾深处的模糊身影。
2
我依然想要更进一步的走近百明哥，我很想看看他当年的那些诗作，仔细倾听他的思想，了解他的心路历程。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家庭中没有留下他的任何文字。
我只看过他不多的几首诗，都是一些富有那个时代特色的诗。感觉这些洋溢着激情的字行，与前苏联剧作家马雅科夫斯基的诗风格有些相仿，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政治化了的长短句。我很是困惑，他的这些诗与我所想象的有着许多的差距。
几个月前，一位江永知青朋友送给我了王百明部分日记的印刷件。断断续续的共有六十多篇，很多篇节都经过了裁剪，有的只是摘抄了其中的几句。
我小心翼翼地揭开这些日记，期待从中能看到他超凡脱俗的思想火花，看到他长风破浪般的斗士情结，期待能读懂一位悲情英雄的心路历程。可是一行行地读下来后，我心底里不禁隐隐地浮起了一丝失望。内容基本都是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的那种标准日记，从这一篇篇简短的文字记录中，没看到个性张扬的青春生命，相反，我看到的却是一个对自己几近苛刻约束的谨慎青年，一个几乎处处都在极力使自己能溶入那个时代，虔诚不忘改造的卑微的自赎者。
他的一篇日记中这样写道：“这次又把我召回轻骑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我既然能够用一年的时间使家庭出身对我的影响降低到这样的程度，那么，我也能用三年、五年的时间，用热汗涤净我的灵魂、赎清我的罪过。”
我理解，所有的一切，都是源自于他身上那种深深的原罪感。
所谓家庭出身问题，曾使成绩优异的他连续三年考不上大学，曾使他多次应聘工作不被采录。现实迫使他下了乡，怀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负罪感，他极其希望能脱胎换骨，能获得一种社会的认可。即使是被召到轻骑队这样的认可，也能使他有一种成就感。
他殚精竭虑追求的所谓认可，就是能让他享受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正常待遇。于是他处处谨小慎微，甚至到了扭曲自己的程度。
在百明哥的日记中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自我告诫：
“家庭包袱依然是个大问题。……历史注定你的个人遭遇是会很坏的，要正视现实。……如果要去和人家比前途,比政治身份等,你就只有苦恼一辈子了。”
“以后唱歌一定要注意，在一切公共场合都不唱外国歌，切记，切记。不要以自己会唱外国歌来炫耀。”
“看书，尤其是看理论书时尽量避开人家，宁肯夜里迟点睡，短几年寿也行！切记，切记。”
“不要到处鼓吹读书，讲那些文绉绉的俏皮话；不要公开谈话国际局势、文化、科学、艺术方面的任何东西，谈的只能是穿衣、吃饭、挣工分。”
“不和人谈书，不在人前读书，不在外面摆农业书和毛选以外的任何书”。
“以后要宣布不买灯油，摸几个月黑，学会在黑暗中写作。这是你唯一的出路。”
“跟农民的交往也要注意，不要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子，一谈就是生产、学习、时事，要多跟他们谈生活、谈天气、谈吃喝、谈村里的逸事。说古道今，态度随和，不显清高。”
“多干活，多看书，少讲话。这就是你今后的行为准则。”
“要明白自己的处境。有的人走上层，三年就会高升，而你却注定要在这里过一辈子。所以一切都要从长计议。
要把自己深深地埋进泥土里去。”
……
读着这些文字，我不禁从心底感到一阵阵的寒慄，在这频频不断的自我提醒之中，人性竟然被抑制到了一种极端的地步！唱外国歌曲、在别人面前读书、说文绉绉的俏皮话，这些在今人看来是极其正常的行为，却令他有着一种深深的犯罪感，于是他只能放弃休息在别人睡了后读书，只能学会在黑暗中写作，只能和人聊穿衣、吃饭、挣工分,只能写歌功颂德的诗句。表面上他很坚强，他激情澎湃地为新生活写词谱曲，不遗余力地投身劳动刻苦磨练自己，对与同下放在一起的妹妹立明也要求十分严格。但在内心深处，他却是那样痛苦。在那黑色长夜中，他就像是一个艰难的独行者，踮着脚尖，万分谨慎地避绕着满布在前进道路上的荆棘与陷阱。
关于这些文字，我猜想有几种可能性，一种可能他确实是发自内心地认定自己需要赎清罪恶，以至不惜采用几乎是自虐的方式来改造自我，希望能获得一种正统的承认，所写下的都是他真实的内心世界；还一种可能，就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检举揭发肆行，出身不好的人在集体环境中如履薄冰，稍有不慎，都将给自己和家庭都带来灭顶之灾。因此这里写下的并非全是他的真实思想。但更有可能，是这两种情况都兼而有之。
然而，不管是哪种可能，我从中看到的都是一个悲剧，这是一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代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大悲剧！从百明大哥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惶恐和盲目，实际上就是当时我们整个社会生存状态中的一部分。
虽然环境是如此险恶，我却从百明哥的日记中，看到他若明若暗地对于农村中那种仍然贫穷落后的现状、对于某些神圣的著作也有批判的倾向。还隐隐看到了他一些在那个年代被视为不健康的“小资”情绪，他有很深的屠格列夫情结，他思念故乡、向往爱情，这些情绪通过文字淡淡的、曲折隐晦地表达着。尽管对于看书学习他深恐被人非议，却仍顽强地坚持下来从没放弃过。怕虚度时光的恐慌感特别强烈地体现在他的字里行间。有几天没看书他就惶惶不安，一再警告自己要抓紧时间。仅从这些残缺不全的日记里看，几年时间里他已读完了《政治经济学》、《唯物主义与经济批判主义》、《起源论》、《美学原理》等，还涉猎了俄语、有关农业知识书籍以及不少文学作品，写了不少的读书笔记。
有精神做底子的恣意生命是所有卑微生命的希望。智者的绝望不在于生命不能重写，而在于他的生命如流星划过天空时人人都在沉睡，在于即使是那微弱的思想闪烁也无从表露。那是一个思想禁锢的年代，他像一颗顽强的种子，在苦难的岩缝中谨慎地生根发芽，小心地探出枝叶，在风霜雨雪中苦苦挣扎，心中却总还怀着一个梦想，他迫切地想要与长在平原上的其他树木一样，也成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在1965年元旦那天的日记中他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新的一年开始了，明年意味着生命，生命的强音要爆发在明年。”
同年9月，他又写道：“要加强文学、艺术修养，在这方面为人民做出贡献来。要快，你的时间不多了！一年之后，将有大的变动发生。”
此刻，他仿佛已隐隐地预感到中命中的一个重大变故就快要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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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6 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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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20 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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