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青联”在招待所里的日子ffice ffice" />
我邀王朴生在原县委后栋占了几间房子，想作为“知青”组织的办公地点。后来考虑太偏僻，放弃了。又到招待所占了一些屋，作为“山乡青联”总部。藏到后栋沙发里的“山乡青联”大旗重见天日，我们第一个让它飘扬在招待所前栋的旗杆上。下放在各乡的知青活动份子陆续来到，着手成立组织机构。也在“四向办”搞到了一些经费，展开了文革大层面及知青理义的一些大字报活动。而且我们有映山、兆新几支笔杆，评论贴在大街上也是有声有色的。
我还是干我的老本行，成立了“山乡青联”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每天统领着二、三十个男女成员，排练节目。也曾去长沙“红一线”学习着新的歌舞节目。我们的当家独唱李燕君女士，她为我们赢来了不少掌声，后来被分去湘钢“打铁”。语言类是唐标本、李笑宇。声音爽朗伶牙利齿。后来分配工作时，唐（烧饼）有先知先觉拒接“集体制”饭碗，个人放养着蜜蜂，干着中国特色的“次冈”。笑宇去了长沙，干着律司的“勾当”。可惜命运多舛，得了喉癌，过早离开了人世。现在他的笑貌仍然浮现在我的眼前。端四跳“亚非拉”舞跳得最高，涂得墨黑，后来在文化馆里照相，也许他会为过去的使命去支援“世界革命”端着相机去索马里“放枪”。维能在舞队，时常头痛，我们劝他多吃几个狗头，也许狗头真起了作用，在百货公司干起会计来，越算越“糊涂”，一直算得百货公司完蛋，关门大吉。卫哥在宣传队奠定了二胡的基础，居然成了湘乡二胡名家。可我现在却不能忘记，要分手时，他在忧郁地反复嘶喊：千里风雪一片白……也许是前景的迷茫让他嘶喊，也许是心中的无奈让他嘶喊，这种呜喊频律足可以钩人魂魄。
我们的宣传队，存在了大半年。我们经常在大礼堂演出，也常去本县厂矿演出。在这些厂矿，招待不错，有鱼有肉吃。机会好，还可吃到肥肥的扣肉，真是煞瘾！我们也常到外县市巡回演出。去了娄底、涟源，还去了邵阳。在邵阳住在火车站低档旅馆，没有接待单位，自掏腰包，自耗着好不容易积聚起来的肠膏。低潮时，免不了低声哼唱着：“我们到处卖唱，我们到处献舞……”与歌共鸣，抒缓着不好的心情。在涟源娄底，有熟悉的厂矿，吃喝拉撒就不成问题了。现在光阴过去了四十年。那时，正值青年时期，生命力旺盛，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着期望。可许多许多又是那么迷茫。别看每日玩笑哄闹，但心的深处，迷漫着苦闷。所以，每到黄昏，三五成群，常去招待所对门腊味馆，来一盘猪耳朵，用半斤劣质红薯酒来麻痹着活跃的大脑。走着秧歌步，高叫着：“我没有醉！”
在招待所的初期，一栋二、三楼，住满了开来的武装人员，来去乱纷纷的。我们知青中有几个小不点儿，常混入其楼上，乘其不备，顺手牵羊，多次牵来了几支“汉阳棒棒”。因而“山乡青联”有了小小武卫班。端四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支美国“汤姆孙”，横挎着它，眼朝着天上，严然他就是美国派来的军事顾问。四十余年后的今天，假如你运气好，也许还可在他眼神的灵光中，找到那种趾高气扬的神韵。
从四向办要来的钱，每月还要按时向广大知识青年发放生活费，如不补充很快会告罄。于是丁建湘借来了汽车和机枪，率领武卫班，浩浩荡荡向月山进发，去找掌管知青钱财的四向办老马。老马早已闻风从后山跑了，机枪只有愤怒地对着后山嗒嗒嗒地吼叫。
通告下来了，枪逐渐被收缴。在招待所的日子不能为继。小部份回了生产队，继续“饰演”着蹩脚农民。有的仍呆在家里，无所事事，听由命运摆布。一天，我回茶场生产队去看看，居然无意躲过了城里抓人的十二级台风。正待庆幸，茶场一个头儿指使人抓住我，汇同一个四类份子，两人串在一起，押解上街。经过北正街，我家又被抄家。我被送进了大礼堂看管，里面汇集了五、六百人。有知青、有干部、有工人、还有教师。我还看到母校罗人俊老师也被五花大绑送了来。我们人多势众，唱着“语录歌”，抗议他们向人民专政。还送来一些人，只要有人认为重一点，便转送武装部治安指挥部。我有一个同学朋友胡阳生，文革期间毛主席像盛行，他一直在北正街干着画毛主席油画像的活儿，什么组织也没参加，他在笑我被抓，猴子莫笑兔子没尾巴。不一会儿，他也被五花大绑送来，而且升了一级，转送武装部治安指挥部。一般地说，只要抓人的人想抓谁，就可以抓谁，这是文革逻辑。我在大礼堂文革“集中营”，坐了几天聋子班房，没有任何讯问，便放了出来。
回到茶场开始了挨斗生涯
我又回到了茶场，开始负重在水田中跋涉。我似乎有一种预感，我会进入“倒霉”的角色。过去，十五六岁的孩子可揪出来当右派，难道现在就不可以呼另一个名？现在的政策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每隔七、八年要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所以，每天念着重复的诅咒，前面还得摆设一个挨斗的“魔鬼”，“四类份子”就是入“瓮”的首选。天天斗呀天天斗，炒呀炒呀炒现饭。现饭被炒干，现饭变成炭，再来一个忆苦餐，忆苦忆到了“苦日子”，斗争在滑稽地前进，四类份子早变成了烟云。但纲举目还得张，另一个造就的新四类份子被逮了来，继续表演“斗争”。叮叮啵！叮叮啵！六月蚊子咬脑壳……
我和赵仕俊被关在一队的板仓中，我在警觉地思考着这一个问题。青年组的知青朋友给我送来了第一次“牢饭”，除蔬菜外，还特别放了一个煎荷包蛋。这特别说明我们的心仍然连在一起，我噙着泪花……
在“白蚁堂”临时场部茅屋前坪，搭了一个台。我、赵仕俊、徐绍基被下跪挨斗。我们并没有干什么，更不是什么头儿，而是我们三人家庭成份不好，无论怎样，挨斗在所必然。这就是阶级斗争的程式，正如过去没有右派无论如何要定几个出来一样，我的警觉不是毫无根据。
在挨斗前，“民兵营长”倒很有人性，给我看了一张北正街居委会的函件：“…此人在居委会表现一贯不好。”我看了很平静，更没有任何担心。因为北正街居委会向笔者颁出过一系列奖状，奖状的客观证明，只能说明笔者是一贯表现好的。关键是写函件的人颠倒黑白，落井下石，想踩几个人，建立她的辉煌，其灵魂是多么的污秽啊！
在四队“罗汉冲”挨斗，三人跪在台上，一人声嘶力竭呼喊着打倒“×××”，裤带也崩断。我对交待什么也毫不在意，因为并没有什么让人担心的事，他们是在敲锣玩猴戏呀！斗争中，甚至演绎出一段笑话：有人说：你来场部带了刀。我说：我从来没有耍过刀，只有儿时玩过唱戏的刀。“你有刀！”“我没有刀！”“你有！”“那就算有吧！”“你拿刀来场部干什么？”我便编着词儿“来场部猪场杀个猪。”“杀了猪干什么？”“用肉来做蛋糕花和大家一起吃……”“吃饱后拿刀干什么？”“杀人！”“杀谁？”“杀书记！”“杀了书记干什么？”“我来当书记。”大家哄笑起来，一个“半神经”的书记醒了过来，制止了继续追问。
赵仕俊也没什么可说，反正天生我辈必挨斗罢了吧！只是徐绍基被纠缠较久，说他为家庭成份翻案。他是一条硬汉，一直挺着腰杆跪着……
在生产队，每晚也要挨斗。另外加了一个挨斗社员，他成份还好，只是过去当过保长。斗争没提保长之事，却对他养蜜蜂子、猪婆子、鸡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重加鞭挞！另外还扯出了他叮当响，打铁忙。但社员们噤若寒蝉，若不让他业余打铁，下次锄耙坏了找谁？这明摆着是自讨苦吃啊！
此时，我穿了一条厚厚的棉裤跪着，闭上双眼，俨然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心里在想，若真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那我真是没有回头是岸，只有苦海无边啊！ 我们茶场有那么7、8个不顺眼的人和农林水其它单位一些“另册”人集中在城里党校（二所）办了一个星期的学习班。象刚从田里挖出的毛芋头，放在脚盆里，让他们轮流用脚使劲撺踩，使你们相互摩擦，最后都变成了白白的光芋头。什么也看得一清二楚，这才算无事了结。 | 
发表于 2011-12-6 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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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7 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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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与宝莲姐应该在珠海安度晚年；老四和陆几身材从李老师了。
发表于 2011-12-7 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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