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文人印象

李政协

姜贻斌印象

 白夜

 

 四季一头粗粗散散的长发，瘦削得轮廓分明的脸；眼里时而露出犀利的光芒，仿佛要刺穿人的肺腑；言语不多，但一激动了便会慷慨激昂；说的虽是普通话，但间或夹杂一大堆地方方言；幽默常挂在嘴边，但不拖泥带水，只点到为止。别人笑了，他却不，仿若无事一般。有时也笑，但笑得秀气，如风拂丛林一般。

这人就是姜贻斌，作家姜贻斌。我初次见他时，觉得他冷，话少。这形态怪似巴金。那还是" 1992年的夏天，他那一副很土气的眼镜丝毫不能显示他就是大名赫赫的姜贻斌，那一身着装也让人莫名其妙，大热天还穿一条牛仔裤？？不但破旧，好像就从没洗过。

我倒希望他咄咄逼人，却不。我就怀疑他的沉默与严肃深藏着伤感。他嗜烟，全不逊色于我。我们便有了烟的主题。他慢慢地就展示出千金一笑来，竟那么动人。此后，就常有玩笑开了。比方有时他打电话来，说自己是公安局的，要传人，让你白惊一惊。

也饮点酒，但属慢条斯理那类。从不狂轰猛炸的，怕掉了生命。姜贻斌很爱惜生命，不作贱自己。中午不可不睡，怕一个下午没精打采。喝了酒，神色就飞扬起来，话多。但似乎很天真，对一些事很惊讶，眼睛死盯了你，像要挖出根根来。

才50几岁的人，背略微驼，大约是伏案日夜的缘故。经常一天要出坯三五千字。晚上绝少出户。我们在一起玩了几次。跳舞、唱歌、看节目。姜贻斌的文字漂亮，可舞姿却大失人望，鸡啄米似，连慢四都像是推板车。却竟然有些喜欢跳的士高，手脚乱摆，如小孩打架。唱卡拉" OK，姜贻斌就更加天才了，他是没歌不唱，没歌不会的？？他只须跟了那歌词，自己配曲调。有回与儿子姜楠同唱，他竟先声夺人，把儿子原本有眉有眼的歌唱弄得支离破碎。儿子姜楠就无可奈何，就停下来傻笑着看老子的吼叫。

他没进过几年学堂，但一直作大学梦。一所大学知道了，竟要他直接读研究生。他怕了，赶忙推却，说这样三级跳准会摔死。恭恭敬敬上大学，与那些小师弟小师妹朗朗背诵“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一次遇到一个专门研究姓名与命运的人，就极来神。他说自己姓名中这个“贻”字大大的不好：是专门送给别人的，难怪没什么快乐。而且书写复杂，想改一个简单的笔名。对方便认真地算了，不禁大惊：这可是大文曲星的命，天格、地格、人格俱佳，千万改不得改不得。姜贻斌不禁摇头一笑，心便有些安了。

姜贻斌不是那类纯靠生活经验取胜的作家，而是极具才气的人。从他的文章里看不出他还是个不到四十的年轻作家。我们常说，要做学者型作家，这一条路当然不好走。但姜贻斌自称是惯翻山路的匪类，因而恐怕没什么挡得了他的。

他很少吹牛，更很少谈自己的家伙，同我。我呢，读过他的东西后，也能按捺住激动，不与他谈。我深深地见识并牢记着他笔下的许多人：隆生、老三、月、毛佗、张丽华。我从不跟他谈这些生命，反正我们都心照不宣。我怕一与他谈，他就会打开往事的酒瓶盖，将郁香全放了出来，那样我会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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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快乐的家伙

    　碧　云

　　他时常坐在一个角落，头发长且灰白，一撮一撮地堆在头上，如果事先不知道他叫姜贻斌，则完全有可能以为是一个“阿富汗”，得知他要去参加全国的作代会，有朋友善意地“提醒”他，北京正在反恐怖，你要小心点，他微微一笑，晓得呐。

　　与他在一起，他总是很积极地和你一道，制造出无穷的快乐。他与朋友相处得很近，他把自己的作家头衔常常忘记得一干二净，干脆与你兄弟相称，推心置腹地讲你的缺点，批评得你不得不敬他的酒而且这些话往往对你受益终身。

　　我与姜贻斌的交往应该是１０多年前，有次与他闲扯，他竟然还记得某年某月在通往湖宾的路上第一次相识的经过。起先，我毕恭毕敬地叫他姜老师，我们之间保持着很宽的距离，他是名作家，我才是个文学爱好者，由于工作关系，接触多了，这段很宽的距离渐渐地变得不太宽的时候，言语之间，就少了许多客套，以至于我一打电话过去，他对我的称呼就成了一个很俗气的名字“土匪”。他叫我这个不雅的名字，当然有他的道理，谁叫我是张君的同乡呢。开始这个名字只发生在我身上，后来逐步泛滥，成了安乡朋友的代名词，再后来，就连常德籍的人都没有放过。他叫“土匪”这个名字，叫得却不难听，听得别人倒还生出一些自豪感来，他的意思是够哥们、讲义气的人，他才这样叫。

　　如果有一段时候，忘记了我们这位快乐朋友，只要你打电话过去，他准会说“你这个冒得良心的”，一句话，让你惭愧得死去活来，再也不敢犯同样的错误了。有时候，他也想念朋友，拨一个电话到别人的办公室或者手机上：“你还没有到少管所去？我准备提两瓶啤酒看你的呢！”接到这个电话，心中顿生一般暖意，这样的问候，也是姜贻斌非常艺术地表达朋友之间感情的惯用手法。

　　他是一个做事极其认真的人，无论是什么人，都无法打破他的作息时间。譬如中午不出来吃饭，更不饮酒，尽管他对酒有着特别的热爱，这样一条打不烂的纪律，严格地约束自己专心写作，从来没有放任过一次，这一点不得不让人佩服。他曾很形象地概括自己的生活状态，白天活得像个农民，晚上活得像个地主。白天写作敲健盘，就像农民拿锄头种地一样，很发狠，很敬业，也很苦累。晚上则是他结朋交友，吃夜酒，坐茶楼的极好时光。有时候还像个唱歌的要跑几个场子，喝到第二天天亮也是常有的事。他可能是这个城市最喜欢夜晚的人，一看到灯光，一看到灯光下一杯杯冒着气泡的鲜啤，他的精神就来了，笑话、秘闻、小道消息一起散布出来，听得周围的人都不想走，一起坐下来陪他喝。有时候，你一不小心就成了他的猎物，只要你的某个言行或者一句话，触地雷一样触动了他的灵感，第二天，他就会毫不留情地把你敲到电脑里面去，让你有时候喜，有时候忧，有时候还幸福地交上桃花运，娶一两个老婆。读他的小说，时常就会发现里面有那么几个角色，就是坐在他的旁边，和他经常扯谈的人。他就是这样不厌其烦，日复一日，像美国情报局的人一样，边喝酒，边聊天，边收集各种各样的情报，好为他第二天“种田”作准备。

　　这样和姜贻斌交往，不知不觉一年下来，你就会发现自己什么成绩也没有的时候，他却收获不少的庄稼，他每年几乎要上国内著名报刊杂志上发表１０多个中篇，２０多个短篇，散文随笔就不知其数了，还不时地冒出一部两部长篇来，反响还不错。经常遇到电视台、电影厂的导演请他的客，据说还买断了他的几种中篇。《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上也经常可见他的名字，我常常想，他一个人在家，没有领导给他压任务，也没有哪个厉害的婆娘管他的考勤，是什么力量能让他年复一年地坚持不懈？是责任吗？不对，他没有必要压抑自己，让自己孤独，一天天坐在阴暗的电脑前，晒不到太阳，闻不到花香、听不到鸟语。是金钱吗？不对，有人要请他写企业传奇，个人通讯，把钱放在他面前，他不写。他说，只要有买啤酒的钱就蛮好了。是什么呢？他自己说，其他的我做不来，就多写些东西，写些好东西，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父母，对得起朋友。

　　姜贻斌，一个好作家，一个好朋友，一个普通人。

 

陪姜贻斌喝酒玩

                                                 五溪秋水

    我已将近十年不看小说杂志了。自然对当代小说家以及知名作家，也知道的寥寥无几。近期读的又都是沈从文的散文小说，对当代作品可谓知之甚少了。且从来没有投过稿，只是近期开始写点日记式的博文。除此我与文学与文字的关系可谓一刀两断了。但因与县文联宋永清主席的关系寻常，总有与文联一同外出游玩的机会。
    这次辰河之行笔会，也是文化局朋友的邀请。我才滥竽充数，跻身其中。我既不是文学青年，也不是作协会员，但喜欢与真正的文人在一起玩。聆听他们睿智的谈吐，仰慕他们豁达的容颜。而这次来辰溪的作家里，据说姜贻斌是最牛皮的一个，在文学湘军里，他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主要是中篇与短篇小说，已经炉火纯青，得心应手。向本贵老师在言及作家必须具有勤奋的品性时，就近举了姜贻斌的例子。他说：“姜贻斌在外人看来是嗜酒如命，每天晚上都在喝酒，喝了一餐又一餐，有时要喝到两三点钟。而早上根本就起不来。如果上午打他电话，他一定是恍恍惚惚的，一副宿醉不醒的样子。但是他下午是雷打不动，天天如此，坚持写作五个小时。他每年要发三十多个中篇短篇小说，三四十万字。那是一个一个写出来的啊。如果是纯粹的好酒贪杯，哪能有这样的收成啊？所以我说姜贻斌也是勤奋的。”
    真的不好意思，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姜贻斌，以及他在文学湘军中的地位。不禁崇然起敬。自己真是井底之蛙。姜贻斌那著名的鹰隼鼻子，与鹰一般犀利的眼睛。充满激情的演讲。慷慨激昂，入木三分。中午时，他饮黄溪口米酒，他饮了几杯，嫌米酒太淡了，不过瘾。在喝酒时，表现了豪纵雄气。因此晚上准备要让他一次喝过够。
    包间两个，小包间是留给文学青年，而九号的大包厢，是给尊贵的作家编辑们以及县政府领导。唐玉与钟女士是坐进了大包厢。且与另一位瑶乡姑娘一起坐在姜贻斌右边。事先说好由她们敬酒轰炸。而那些男文学青年，就在开始饮酒后，轮番到大包里去敬姜贻斌老师。让这位长沙土匪式酒徒，拜倒在辰溪土匪之手。
    各就各位后，开宴席了。一看席上少了几个人。原来是到隔壁敬酒去了。余长江与唐小凡，滕久明也过去了。就只剩了姓金女子，与两位年纪大点的朋友。不久余长江们回来了，已经有些酒意了。立即要我喝酒，我说：“今日一致对外，保存实力，我还要敬姜贻斌老师。”
     我不久就到姜贻斌的包厢里，这似乎大包，二十几个人上桌，也很宽敞。县文联主席，鲍主席与宋永清算是东道主。而县政府的办公室主任，宣传部的部长，都是代表当地政府来为远道而来的作家编辑接风洗尘。姜贻斌显然已经成了众矢之的。大家轮番敬酒，姜老师也豪情万丈，来之不惧，敬者不拒。他边饮边说：“怎么炮火只对我一个人轰炸啊？我的部队，我的兄弟呢？难道都投降了吗？难道都背叛我了吗？”
    我站在一旁等待敬酒的人们。他们都等候着给姜贻斌敬酒，一来是姜老师就是海量，难怪他能写出关于酿酒世家悲欢离合的长篇小说。二来远道的客人也就是姜贻斌能够豪饮，其他人不胜酒力。三来也是借酒增加席间欢快热闹的气氛，表达辰溪人的待客热情。于是，姜老师注定是今夜的主角。而在姜老师侃侃而谈，频频举杯时，其他的主客只是喝着牛奶。微笑的旁观。我站着无聊，干脆先给其他人敬酒。先敬左手旁的凌峰，然后是远人。再到姜贻斌老师。我说：“姜老师，感谢你远道而来。辛苦了！我敬你两杯酒可以吗？”姜老师爽快的说：“可以。完全可以。我知道你还没有来敬过酒。好！干杯！”
    于是，我们连饮两杯。刚饮完，余长江他们又来了。姜贻斌老师笑道：“好。你们好像来了三回了。是想把我灌醉吧？”虽然嘴上如此说，但经不住朋友的劝说，又与来人开饮了。真的是爱酒之人。更是重情之人。如今要找这样放开胆子饮酒的人，很难了。尤其是在官场。想不到姜贻斌老师，竟然离席站起，逐一回敬辰溪官员。有些官员，虚与委蛇，只端了玻璃杯里的白白的牛奶表示。姜贻斌似乎看不上眼。在回到自己座位上时，随意说了句：“当官，用我们茶陵话说，就是‘当卵的’。”或许是就多了些，但真性情洞然可见。是个可爱的人物。我喜欢他。这个鹰钩鼻，犀利眼的文化人，这个出身煤矿底层的湖南著名作家。果然与众不同。我敬完姜贻斌后，再开始从右手边的主客位轮流敬酒。杨昌友，夏长阳，鲍主席，宋永清，张局长，邓宏顺，向本贵，汪由荣，依次敬过，又到了姜贻斌面前。姜老师抬头斜着看看我，笑道：“怎么？我与你喝过两杯了。怎么又来了啊？”我笑道：“姜老师，这次我是打庄，已经轮到你这里了。借你的地方过条路。行吗？”姜贻斌笑道点着手指说：“行。服务员上酒，我不能空杯啊。你真行。了不起！——喂，我可以搬救兵吗？”我笑而不答，随其自然。但对方夏长阳几个嚷着不同意。不然凌峰是准备替姜大侠担酒了。杨昌友笑道：“凌峰老师，如果能够替桌上所有人担酒，你就可以担当。”凌峰笑着退缩了。姜贻斌试着叫右侧的唐玉担酒，其实是虚晃一枪。他知道唐玉是不会担酒的，唐玉是来陪酒，让客人酒醉饭饱是她最大的目的。岂有担酒之理？
    于是，姜贻斌笑笑，对我说：“老弟，我的朋友都背叛我了。我们干杯！”于是，一饮而尽。且天真无邪的亮了杯底。痛快过瘾！我伸出拇指，他也朝我伸出拇指，惺惺惜惺惺吧。酒逢知己千杯少啊！
    当我依次敬酒回到原点，也就是杨昌友时。我站着举着酒杯，遥遥向对面的姜贻斌示意。喊道：“姜老师，姜老师！我已经划上一个圆圈了。为了这个圆满，我想最后敬你一杯，行吗？”
    姜老师手指夹着纸烟在抽，甩了了头发说：“这就是叫着有文化，团圆酒。应该喝。我陪你饮这杯！”看来今天是无人能使姜贻斌醉酒了。我因为要开车，已经喝了三十来杯白酒了。至少也是半斤多了。不敢放胆豪纵。就告辞退回自己的包厢了。
    我们感慨姜老师的酒量与豪情。不愧是姜土匪。而怀化《边城晚报》的编辑娄茗已经不胜酒力了，站立不稳了。他中午喝的很多，晚上自然缺乏战斗力。其实，他也是性情中人，也是酒醉中人。
    晚餐后，我们稀里糊涂到新城新芳群唱歌。这是辰溪最高档次的唱歌夜宵店。我与夏长阳，文化馆的唐玉，文联的小金，同车到新芳群。因为女儿馨儿在车上，我要送她到妈妈那里去，于是，掉头就开车到步行街。
    我在服务员的引导下，找到了他们唱歌的七楼包厢。里面人并不多，就是远人，凌峰，凌峰的朋友，姜贻斌，沅陵的女子，向本贵，唐玉，小唐几个人。远人很能唱歌，且很专注。别人跳舞，他视而不见。歌声很有磁性，有穿透力。一首一首的唱。姜老师对跳舞似乎兴趣高些，不时邀请女士跳上一曲。不过舞姿也是平平而已，自得其乐。偶尔也唱上一曲，像“红梅花儿开”这样的前苏联歌曲。怀旧淡远，让人沉思。
    远人的歌曲很时尚，我很多都没有听过。我也是与姜贻斌有共鸣的人。他的歌我懂。我在沙发上，听远人唱歌，看姜贻斌跳舞，与向本贵一起吃苞米花，与凌峰喝啤酒，沉醉于一种独特的文化艺术氛围里。而与远人的朋友闲谈。他是溆浦江口人。远人专程到溆浦接他过来。大概是个喜欢写诗的人。向本贵老师很本色，不会唱歌不会跳舞，问我夏长阳到哪里了。我陪他一起下楼寻找。原来是回宾馆休息了。我送向本贵会武陵城宾馆。五楼卧室里的宋永清与包主席还在，大家闲谈姜贻斌的才华与豪爽。
    我有开车到新芳群。这时包厢里来了一个漂亮的女子，是小唐的朋友。两个歌都唱得不错。声情并茂，极富情感。想不到小小石头城还这样藏龙卧虎，我也点唱《同桌的你》，且与陌生女子对唱了《糊涂的爱》那是我拿手节目，赢得一阵掌声，连远人也点头称赞。因那女子唱得太美了。
     女儿要睡觉了，我到接回家，当女儿睡着了，当我回到新芳群时，小唐与她的朋友已经走了。但包厢却来了一个新的靓丽女子，光彩照人。原来是凌峰的女朋友。茶几上却摆上了馒头，窝窝头之类。但唐玉却说要告辞了，与各位作家编辑道别。这时看来文联的人已经消散已尽了。远人与朋友也要走了，看来就只我与姜贻斌，凌峰与他的女友了。时间十一点多钟，按照惯例还可以玩一个多小时。但姜贻斌也表示要走了。他说：“今天被你们灌酒太多了，现在连啤酒也不敢喝了。你太厉害了。站着喝酒菜都不吃。了得啊！”
    我们一起下楼碰到回来结账的沅陵女子，她是远人的粉丝，喜欢读诗写诗的女人。自己有车，很潇洒。我送姜贻斌老师与凌峰及女友。一上车，姜贻斌就说：“凌峰，杨兰从长沙为了你跑过来，花了六个小时。晚饭还没有吃呢。你要陪着贵州骡子，去吃点东西。不然太对不起人了啊！”
    已经上车了，我笑道：“不要紧。我带你们去吃辰溪夜宵，味添夜宵店去。那是辰溪通宵不关门的夜宵店。味道好得很。不知合不合你们的口味。”
    于是，我们一起到不夜天的味添吃夜宵去了，与姜贻斌老师在一起时是一种缘分，也是前生的福分。今夜无眠不醉不归，今宵我们敞开胸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有朋远来，不亦乐乎？

 

李政协

文人素描三则（李宏银）

作者:寂寞吴刚  

 

　　他乡亦故乡
　　
　　仙桃人把讲南方方言的人称为“三蛮佬”，也许叫“山蛮佬”——因为是口耳相传，我也不知这三个字怎样写。“三蛮佬”讲话，像鸟叫；他们的语言，被称为“鸟语”。文化人肖菁，讲话我听不懂，我将他归于“三蛮佬”之列。
　　肖菁是一位老人了，不过皮肤细嫩得像少年。初次见面是在我的办公室，先是一个大大的“哈哈”，接着就是亲热的三个字“腻、横、亘。”这5个单词我听懂了，用汉语拼音拼出来，就是“ha ha，ni、hen、gen。”用普通话写出来，就是：“你好，李宏银。”
　　打过招呼，他就用一张亲切的笑脸和我说话。我竖直耳朵使劲地听，就是一句也听不懂。我说：“肖老师，这样吧，你要说什么，就写给我。”我拿出纸和笔，让他写，我则用口说。弄了半天，明白了。他是湖南人，上世纪50年代初就到仙桃来了。乡音改不了，仙桃话则听得懂。
　　他爱写、能写，我是知道的。小时候就读过他写的不少文章，而且大多写的是仙桃的风土人情，哪知道他是一位外地人呢？能够把他乡当作故乡来爱，作为男人，确实不太容易。
　　在网上搜索过关于陈友谅的资料，发现最有价值的一篇，竟是肖菁先生写的。先生笔下的陈友谅，是一位英雄。英雄小时候叛逆，有远大志向；起义后智勇双全，能身先士卒，也能运筹于帷幄，决胜于千里，不像那些有着“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观念的人写文章，将陈友谅描绘成恶魔。仅这一点，我就喜欢肖菁。从这里可以看出，肖菁不仅仅把热爱家乡仙桃的情感融入了骨髓，诉诸于笔端，而且，他那种全面、深刻地看待人和事的哲学理念，也是公允的、合理的。
　　大约是因为当面交谈也还是笔谈的缘故，肖菁先生以后乐于给我写信。他的每一份投稿，都附有一封简短的信，使我明白他写作的缘由和付出的努力。读他的稿子，就能激发出自己作为一名仙桃人的自豪感。他说，仙桃沙湖人差一点参加了首届奥运会的长跑比赛，身居翰林院的沙湖人李绂藻向慈禧太后推荐沙湖演“吉雀子”戏的人去，原因是这些人经常蹦蹦跳跳，腿功好，不必经过强化训练就能参赛。真是的，亏他想得出来。历史上有没有这回事我说不清，他编的这个故事却是加深了我对“吉雀子”这种民间文艺形式的印象，感到仙桃人在北京也有地位。他还说，清朝中期，沔阳出了一个叫张四的大富豪，占有的田地一直从沔城直达江陵。吓不吓人？后来张四家道中落，后人也没有一个了。是不是真的？无法考据。我则相信，肖菁先生是怀着一种对仙桃地域文化的虔诚之心，在史海里爬梳捋分得来的精华，即使不全真，也不是像轰动一时的某些电视连续剧那样戏说的。
　　不久前，仙桃市委市政府编《仙桃20年》，展示仙桃的辉煌成就，我替该书写了综述，题目是《变迁与辉煌》，开篇引用的便是肖菁未发表的诗作。他用优美的诗歌赞扬了仙桃建市20周年的大变化，我在此再引此诗，说明肖菁对仙桃的爱之深：
　　市建仙桃庆廿年，沔阳故邑换新天。
　　河成仙下秦淮漾，桥入天门玉带悬。
　　体操盛会迎二届，出口商品数一流。
　　桃源仙境民心愿，陶令新篇属意全。
　　
　　
　　喜欢那片云
　　为了女儿的状元宴，我正忙得不可开交。忽然听说有人找，我放下手里的活就到马路对面去。一看，是一个皮肤黑黑、并不认识的老人。
　　老人上来就拉住我的手，“嗬嗬”笑道：“久闻其名，久闻其名。今日见到，缘份，缘份。”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缘什么份？只好跟着笑。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周少云。就是原来那个周少银，在报上发了几篇稿子的。”
　　原来是一业余作者。当然也是记得的。“怎么突然改名了？”我问。
　　“那名字不好。你看，你的名字多好啊，宏银，很多银子；我的呢？少银，穷，不吉利。改了。”
　　嘿，竟有人这样琢磨着相互的名字。不过，我现在正忙着，没时间与他聊。便说：“我家里正请客，去坐坐？”
　　“不啦，不啦。我孙子也考上大学，家里正在筹办状元宴，得马上赶回去。你的情我也不赶了，我们两免。这里，我写了几首诗，给你看看，希望能够发表。等我们都忙过这一阵子，接你到我渔场去玩玩。”
　　周少云告诉我，儿子们都在城区开店子，还在湖里包了几十亩的鱼池。家里不说富到了哪种地步，至少不缺钱。仅仅由他替儿子照看的那几十亩鱼池，每年也有大几万的收入。
　　这倒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好去处。不久后的一个冬日，我和朋友一同去他那里。
　　先是在一座小学校门口下车，沿一条很窄的乡村水泥路往南走了大约2公里，穿过汉宜高速公路桥洞，往西看去，看到了一家涵管厂。从涵管厂旁的小路往西走，约300米远，全部是田埂小道，很难走。周少云在小路尽头的一座矮屋前等我们。
　　这矮屋相当于一个渔棚子，位于农田的中间。他说是一座渔场，可除了屋南边有一口快要干枯的鱼塘，西面和北面都是麦田。可能是像别的地方一样，春夏之季在田沟里蓄水养鱼。屋子里也就他一个人。炉子上炖着什么东西在“突突”冒着热气。厨房里的光线阴暗。另一间是他的卧室，被子、蚊帐弄得挺整齐，一张小方桌靠在窗前。桌上放了一叠他创作的手稿，旁边有一本前不久我送给他的拙著《浪漫仙桃》。他还弄了一个类似于客厅的房间。房间里搁了一块大大的门板，上面铺着一张床单。他说是自己练习书法用的。墙上贴了几幅自撰自书的诗词作品，还有一块小黑板，写了一些粉笔字，用来记事。他把上面的那些字念给我们听，原来记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记村里新近发生的一件案子，某寡妇与有妇之夫有染吵架了；一个是记他读《浪漫仙桃》的感想。讲了半天，我们才明白。
　　这是一顿家常便饭。饭菜算不上精良，但环保、可口；人员只有聊聊几位，但清静、坦诚。这位看上去平常的老人，原来毕业于沔阳中学，当区镇政工干部十几年，教小学中学8年，经营石油生意20余年，守鱼池6年。
　　经常要拼搏，坎坎坷坷的经历说不尽，道不完。1972年在《湖北日报》发表了一篇占有一整版的长篇通讯使他痴迷写作，写作成了飘在他坎坷人生头顶的那片稀薄的美丽彩云。周少云说，喜欢那片云。并赋诗说：
　　喜欢那片云，那云就像是我的心灵，
　　是我的追求与倾诉，是我的心声！
　　
　　喜欢那片云，它多么轻盈，
　　那却是我的执着，我的酷爱与诚信！
　　
　　喜欢那片云，它却是洁白无垠，
　　绚丽光彩刻意变幻，有着火一般的热诚！
　　
　　喜欢那片云啊，感动得它上下翻腾，
　　虽是片言只语，却力拔千斤！
　　
　　喜欢那片云，这是它极大的幸运，
　　当蓝天幻成奇妙的景观，请你光临赏欣！
　　
　　
　　倾听雨打芭蕉
　　生理上有缺憾，往往还能促成一个人成才。在文学艺术领域，这样的例子还是很多的。比如，美国著名作家海伦·凯勒，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均为盲人；自强不息的张海迪，大半身瘫痪；“千手观音”邰丽华，成了聋哑美女舞蹈家……我认识3位仙桃诗人，两个听不见，一个手脚残。听不见的，是山藤子、左永付；手脚残的，是小草。他们，是仙桃文学领域的几朵奇葩。
　　经济生活，是当前社会生活的主体；文学艺术，正呈现边缘化的趋势。掌管着本领域话语权的专家都显得边缘，大多数业余作者当然更边缘，而这些有着生理缺欠的残疾文学爱好者，自然更显得边缘。
　　山藤子，一位几十年来笔耕不辍的老诗人，原名胡震亭，上世纪70年代兴修排湖泵站时，他被一件重物击中头部，导致双耳失聪。经常看到别人的口形猜测意思，自己就“唧哩哇啦”说个不停，其实说的意思驴头不对马嘴。他本是农民，在当地一家砖瓦厂干过。听不见的他，在哪干活都只能出劳力，可他在劳作之余，用丰富的想象、澎湃的热情写诗。由于相继发表了一些诗作，上世纪90年代初，一位好心的企业负责人，出资在长江文艺出版社为他出版了一本诗集。山藤子这个笔名什么时候开始用的，有什么含义，我不知道。只是，在现在的报刊上，他要发表作品，就用山藤子这个名字。他仍然写诗，也写散文，都是他亲眼所见、用心思考过的现实生活。他在市内一处叫爱民广场的娱乐城做清洁工。写作是赚不来多少稿费的。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打扫清洁向餐馆、歌厅老板收取的卫生费；还有，他收集那些脏而废的瓶子、杯子、桌布卖钱。一介文人，必须以劳养文。我不知道，这位年已60开外的耳聋老人，还能伛偻着腰背，在爱民广场坚持多久。
　　我总以为，左永付是我一位很不幸的弟弟。我觉得，他长得和我比较相像，方方的脸，小小的眼，中等偏矮的身材。他还和我有一段文缘。十几年前，《声屏指南》广播电视报刚创办，程艳霞是文学版的编辑。我和左永付的短小散文，常常出现在同一个版面上。我当初根本不知道，他只是一名20多岁的小青年，更不知道，他竟然听不清人们说话。程艳霞告诉我，她和左永付交流，只能靠笔谈。后来，左永付就渐渐从仙桃的文坛消失了。他现在在干什么，生活得怎样，我不知道。只听说他前几年结婚了，在家种地，而他的文章，我是再也没看到了。
　　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他们这些既愚又残的人在愚人堆里显得另类，在社会大舞台上更显得另类。然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写出那么多的尚有独特思想的文字，恐怕也还是因为他们有一颗善感而坚强的心灵，在那儿认真地倾听雨打芭蕉。
　　
　　作者简介：李宏银，仙桃日报社副刊部主任、编辑，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仙桃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仙桃市文学研究会会长。已出版散文集《雨中的小船》和《浪漫仙桃》。

李政协

小地方文人素描　　　文 / 花落春在

　教师节前夕，市上照例要表彰一批先进教师，尚呆子是高三班的班主任，他这一班学生今年高考达到二本分数以上的有45人，大专以上的19人，全班只有3名学生没有考上大学，创全市高三班之最。他教的语文课的单科高考成绩也在全省高考语文班成绩中名列第二，尚呆子就成为今年的优秀教师。在颁奖大会上，市上领导亲自颁奖，发给得奖者一面奖牌，1000元现金，上台领奖时，尚呆子一手接奖牌，一手拿奖金，拿上这两件东西，转身就走，他左手把奖金放进上衣口袋后，就将左手插进裤子口袋中低头漫步走下了领奖台，市上领导看在眼里，心里很不痛快。在接下来的宴席上，市上领导敬酒敬到尚呆子跟前说，你课教得这么好，怎么一点礼貌也没有？
　　尚呆子说：你是不是以为我不该得奖？看好了，奖牌还放在窗台上，钱你拿去吧，说着掏出钱放在饭桌上，转身就走。校长急了，拉住尚呆子对市上领导说：我们尚老师个性太强，课教得很好，就是人有些呆。
　　真正让尚呆子成名是这件事，一天尚呆子正在上课，忽然有同事走进教室，说你妻子和鱼老师打起来了，你快去。尚呆子瞅了那人一眼，停了一下，说：滚出去！
　　尚呆子一如以往地讲完课，下课走到院子中，正碰见鱼老师与几个同事走在一起说话，尚呆子走上前去，说：老鱼，不允许你与我老婆吵架，再发生这样的事，即使你仅仅有这种想法，我也要叫你血溅鱼门，终生不得安宁。
　　尚与鱼是西北师大的同学。尚现住在二楼，鱼住在一楼，那天鱼回家被二楼上挂在外面的衣服上滴了一滴水，就与尚呆子的老婆吵了起来，随后又提着一个小碳锨冲上了二楼。尚呆子此话一说，鱼老师气得面目发紫，看尚呆子壮士发怒的样子，其他同事又都拉住他不让他乱动，气得只有不停地在原地转圈。
　　第二天下午开教师大会，因为鱼老师伸手打了学生两耳光一事，校长在会上宣布给鱼老师处分，并要鱼老师亲自到学生家长处赔情道歉。尚呆子不同意这样的处理，他侃侃而谈，一席话说得其他教师纷纷赞同，认为处分可以，绝不能到学生家长那里去道歉。
　　事后同事提醒他，昨天你还与鱼老师吵架，今天却在帮他说话。校长说你呆，看来说得不错呀。尚呆子说，一码事是一码事，不相干的。
　　昨天晚上十点多钟，他打电话叫我到学校操场看月亮，说今晚是农历七月半，那样好的月亮不看简直太对不起月亮了，于是半夜三更就有两个呆子搬了两把藤椅就着一壶热茶坐在学校操场边水泥棋盘旁默默地注视着素静圆润的月亮，我俩正沉浸在那美伦美奂的月亮的阴柔之美的无声享受中，就有一个保安小心翼翼地靠近我们，尚呆子指着那人说：你记着：某年某月某日，尚某人与槿某人在一中学校曾经看过月亮，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月亮了。
　　尚呆子写文章，极简约，不在国家级刊物上刊登就绝不发表，因此就落落寡和的，发表文章总数不超过十篇，创作总字数不超过五万字。他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长篇小说，文章简约到一个词一个句号的程度。比如他写道：“杏树。梨树。桃树。迎春花。牡丹花。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老爷子。”说没有意思吧，这些词串起来，就有一些汉代石刻的写意，说有意思吧，一般的人只能看到是单词默写，充其量是一个详尽的小说写作提纲。
　　每逢文化上开会，他必定是大发其辞，见谁说法有错（他以为的错不一定就是错的）就攻击谁，只是批评别人的文章写得不行，绝不指责别人的人身。他曾经很认真地说。咱们就是把架打下，文章的事也要说个明白。他看上的文章，就以为是天下第一好的文章，写文章的人也就是天下的第一好人。看不上的文章，无论是谁，他都会恶狠狠地说：狗屁不通。
　　去年市报社记者采访他，他信口开河地说，如今作者写得书他根本不看，外地作者寄来的书，他贴上邮票再寄回去，本地作者送给他的书他顺手就扔在圾垃箱中了。他这样讲了，记者这样写了，报纸也照样发了，社会上一片哗然，报纸很被动。我笑说，讲话的是呆子，采访的是傻子，发表文章的是瞎子。
　　尚呆子没参加任何创作协会。去年市上开文代会，没有通知他，事后他听到了，气冲冲地找到先生处说，没有我尚某人参加，你们开什么会。
　　
　　田傻子——小地方文人素描之二
　　田傻子出名是在“六四”时期。
　　他在一家国家大型煤矿公司当机关干部，“六四”事件未定性以前，也即六月三日那天，他把一个包装纸箱拆成两片分别挂在前胸后背，前面写作“打倒官倒”，后面写作“惩治腐败”，也不言语，先是在办公大楼的六层楼的每一间办公室中走遍，然后在大街上默默地走了一圈。当时人心已经不太稳定了，很少有人跟着，只有十多个闲汉紧紧地跟着他指指画画，他仍是一言不发，高昂着梳得很光洁的大背头旁若无人地走在大街上。
　　“六四”后就把他工作调整到井下瓦斯安全防范队，刚下去他挺不乐意的，就找到队长说，我是一个诗人，你给我安排一间房子，有空闲了我要写诗。队长是个大老粗，不懂诗文，说老子也没有一间办公室，哪有你的房子？干脆安排他到拣炮班去翻拣未曾燃烧的雷管。拣雷管是在往上运输煤的输送带上寻找雷管，要眼尖手快，是计量工资，拣的雷管越多工资越多。事实上到拣雷管班上班就已经沦落为临时工了。因为拣雷管的都是一些打临工的妇女与孩子，田傻子呆不下去了，只好到各处乱漂，北京上海江苏一气乱漂，最后漂到市上来了。
　　我说人家有京漂一族，你就算是市漂一族吧。他诗没有少写，苦难的日子没有少过。给报社写过稿，给宣传部打过临工，到学校当过临时代课教师，只是在哪个单位都呆不长，不愿写新闻，写下的那些稿子明显地有些敷衍了事。我劝他，你这样不行，要努力工作，一是生存，二才是写诗。
　　他说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见容于这个社会，不能见容于别人。往往看不起平常人，以为平常人都太俗，总是在一个单位呆上不长一段时间，就不见了踪影。事实上他的这些临时工作都是我们这些穷朋友给找下的，往往是托了好些关系才弄成的事，他不久就又给弄丢了。
　　说他傻，当然是指生活上。他的诗每年在《诗刊》、《星星》等知名诗刊上露面，只是他好像不能明白，靠写诗是不能过日子。
　　平常文友们在一起聚会，叫不叫他，只要他知道了，他都来，来了又爱喝酒，喝酒又不能节制，喝着喝着就喝倒了，涕泗滂沱。他喝酒划拳盯不住别人的拳，往往辨不来输赢。我说：十以内的数字你根本弄不明白，还是你划拳我给你记数吧。喝到最后，又是他喝高了，根本劝不住。有一回北京有位知名作家来讲课，饭桌上他独自喝大，晚上名家讲课时他在会场吐了个一塌糊涂，又不肯出会场，第二天他可怜巴巴地分别给相熟的人打电话，说他把人丢到北京去了。
　　田傻子爱书，只要口袋里有钱，他就买书，本地作者的书无论是否正式出版的他都收集，就是报纸也都收集了不少，剪贴了厚厚的几十本剪贴文章叠摞在家中地上。到我的办公室来，将我的旧报纸再翻一遍拣有用的拿走，还要问一声，报纸我拿走了。我说拿吧拿吧，有用的我已经另外放过了。
　　我说，你弄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你死了后谁要你这些东西。他的脸上就显出了颓唐之色，说，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两年前他从我处拿走苏青的《结婚十年》与张爱玲的《十八春》，有一回我想引用苏青的一句话，打电话找他要《结婚十年》。他问，我借过你这本书吗？
　　我提示他，他还同时拿走了张爱玲的《十八春》的，他说可能是我记错了，我只好作罢。有一回我到他家，他把我叫到书架前说，苏青的《结婚十年》确实找不见，你看这里有她的一本《浣锦集》，另外还有她的一本三十年代出的小册子，你拿去吧，或者你从书柜中挑选几本你喜欢的书拿去吧。

我说你真是个傻子，《结婚十年》虽然是本好书，看一回也就罢了，我要她别的书做什么？张爱玲的书现在遍地都是，哪里寻不到？
　　过了两个多月，他打电话说在我的办公室门外，说已经找到了我那两本书，给我送来了。我说我在外地出差，等回来再说，他一定要即刻送给我，我说那你放门房吧。
　　不一会他又打电话来，说是放在五楼的保卫科长那里了。他说保卫科长肯定很保险，放在门房让别人拿去了咋办？
　　每每看到他面色发黑，我就知道他又失恋了。按说诗人该很有情缘吧，可是大概有心惠的女子遇到的太少，常常是他脸色红润上一段时间，然后是土黑色上很长一段时间。有些话我不好对别人说，但对他却说了，挣钱多少，那确实要本事，但是你连老婆都寻不下，那就是你的能力了。
　　失恋之后，他就枯坐在我的办公室中，不停地喝茶，不停地摇头，不停地哀叹，又不言语，久久地久久地才说：漂亮女人眼睛都瞎了。
　　漂亮女人并没有全瞎了眼睛，只是她们更实际。那些女子可以这样说：我爱诗人，但我更爱金钱。
　　每当这个时候，他就甘当傻子，被那些漂亮人儿抛弃，惆怅上好长一段时间，又拼命地写起诗来。他的诗确实写得漂亮，诗评也写得一流。我想可能他是一个分裂性格的人，弄诗他行，弄生活他不行。
　　诗写了厚厚一摞，出版不了，他去找市长，说，我是诗人，要出一本诗集，我没有钱，看财政上能不能赞助三、五千元。市长开始以为他是个神经病人，看了他发表的厚厚一摞诗作，说，对不起，没有钱。一分钱也没有。
　　他很是悲哀，老是嚷嚷，文联不管他，政府不管他，没有一个人管他。如果文化上开会，他在会上发起言来，没有三两个小时，绝不会停止，说着说着就热泪盈眶，泣不成声。老说外地如何如何重视文人，南方的当局如何如何看重作家，说南方的父母官到当地一定要先请了文人，然后给文人一些经济资助，他们怕文人在报纸上说他们的坏话。
　　我说，政府对文化还是有投入的。比如省上修建博物馆投资了一亿两千万，咱们市上修文化馆投资了六千万，关键是当政者以为投资那些对他们有益处，而咱们个体创作者对他们有弊无益啊。
　　终于，田傻子觉醒了，在四十岁上找了一个女人，文化程度很低但很爱田傻子的并不漂亮的女子，我们一伙文友给他张罗了婚事，婚礼搞得很浪漫很热烈，他本人也感觉很幸福。婚后不久写了篇散文《不惑之禧》，竟得了好评，自此开始写起散文来，生活、写作一下子活泛了起来。
　　不久原先的单位仍然让他回去上班，工作有了着落，也成了家，田傻子日子过得滋润起来。有一天我在街上碰见田傻子夫妇俩，他拉住我说，大哥你给我评评理，我叫我媳妇到煤城去给我做饭，她不去，说她要上班。
　　我说煤城离市上只有六十里路，你周末就回来了，为什么要叫媳妇失去工作去给你一个人做饭呢？那里的职工灶很好呀。
　　前几天他请我与奋之一起吃饭，说他的诗集终于要出版了，他向单位工会申请了1000元，又请宣传部领导协调，想在10月份搞个诗集首发式，请我参谋。
　　我说了几点建议，他点头称是。
　　说话间他点了六个菜，然后又对服务员叮嘱：凉拌豆角一定要煮熟，煮不熟的豆角有毒的，红烧茄子不要放西红柿汁，要不吃起来酸，椒盐蘑菇油炸时火一定要猛，要不就柔得不好吃了，主食烩面片一定要熟烂，不这样做我不会付钱的。
　　我看他说得头头是道，不由称赞道：田傻子不傻了呀！
　　他媳妇听了，很惊呀的样子，把嘴撅得与她那腆起的八月胎儿的肚子一样鼓：我们老田不傻呀，只不过有一点点木。
　　
　　小地方文人素描之三——贝疯子
　　
　　贝疯子早上四点起床，打坐一小时，诵经一小时，六点准时出现在学校操场上。这天早上他照样穿着白色短裤，黑色背心，脖子上搭着一条灰黑的擦汗毛巾，跑过三圈半，碰见了在操场上散步的小马老师，擦肩而过时贝疯子对小马老师说，替我买一份早餐，钱回来再给。
　　小马老师早起在学校操场闲闲步，然后买两根油条一份豆浆作早餐，简单方便实惠。本待要答应的小马老师，开玩笑说，钱就不要了，如果你能把嫂夫人背上在操场上跑一圈，我给你买一学期的早餐。
　　就见贝疯子箭步如飞跑向家中。
　　贝疯子的妻子这会儿刚起来，双手正在面盆中揉面准备蒸馒头，贝疯子跑进屋子，喊叫妻子伸过手来，妻子不明就里将两个粘满湿面粉的手伸出，贝疯子即刻背上妻子就往操场上跑，妻子明白过来，挥着一只沾满面粉的小巧手在贝疯子晒黑的肩头上轻轻地拍着：你个疯子呀！
　　贝疯子放下妻子对还在发呆的小马老师说：早餐以后送给你嫂子即可。
　　跑够六圈的贝疯子就像加大油门的汽车奔向街道，他的跑法有点儿奇特：双膝有些夸张地过分向上抬起，有点滑稽，有点做作，两只胳膊就像敲鼓的鼓槌那样急促地上下晃动，贝疯子刚开始在街道中狂奔，很惹人眼球。后来人们看见那个冬夏都穿着白色短裤黑色背心的汉子，偿若不是暴风骤雨必定有他那夸张的身影在街道上奔走。十里长街跑完，贝疯子再跑回学校操场，先双杠、后单杠、然后是哑铃，这一套动作练完，他才扯下脖子上那灰黑的擦汗毛巾擦着自己那隆起的腱子肉闲庭胜步般地走向家中。
　　贝疯子说起市长、书记一类的领导，不论是否熟悉他都一律地叫他们的名字，并不带姓的，那份亲切那种深情的称谓好像书记市长与他都是八拜之交的铁哥们。只要是知道你有什么事，他都能给你联系，他的口头禅是：人是长大的，不是吓大的。比如招工、孩子入学这样的难事他也敢出手，只要是他知道了他都会给你去联系，绝不事先计算成功的概率。
　　我是很不愿意看人脸色的，而他则根本不看人的脸色。
　　有一回他说要帮别人请某人，那人我很熟的。我与他去请，那人当即说没有空闲，而且怒形于色，以为我不该把贝疯子带到他那里去，我立刻觉得无话可说，枯坐在那里不再言语。他却坐在那里滔滔不绝，说了一个多小时的闲话，明显那人很不耐烦了，我只好走到另外的房间给贝疯子打手机叫他走，他却还是絮絮叨叨不愿离开。下午他还是顽强地通过别人把那人请来了。
　　贝疯子像太阳，永远是热烈阳光的。他的头发永远是黑的，他的精神永远是饱满的，他的话永远是高亢热烈的，那怕是把事办成一团墨黑，那嘴仍然与鸭子嘴一样硬。
　　他写文章也带有疯癫气。他的用语就有些出格，改造成语是他的一大嗜好。写文章更是不按游戏规则出牌，看他写文章的题目就知道他的神经在哪儿游走：《男人好色三说》，《张学良西安事变动因臆探——赵四小姐的美色起决定作用》，《张爱玲的最爱是她自己——一个自恋情结到了极致的才女》，诸如此类。这样的文章不入品，他写了，也大多能发表，好像如今这社会进入了一个意识混杂时期，人人都有些神经错乱的样子。他捣弄出一本与《易》有关的书干脆连著作权也卖给书商了，还自嘲说，三陪卖身我卖心，反正都是卖，何妨干脆一些。
　　他知道我有话要说，即刻接着说道：我出卖苦心、痛心、伤心、灰心，但绝不出卖良心。
　　也还别说，这家伙把那本关于人的姓、名笔画破译就能发财走运的书卖了好些钱的。凡是他认为写文章能弄钱的事，只要不传播淫秽的东西他都做。
　　这样写作的结果在文人圈子中他就很上不得桌面，他也很羡慕那些写纯文学的人，在骨子里他很是崇拜那些真正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每逢有什么文化会议的时候，他就将代表证、贵宾卡一类的的东西很风光地戴在身上显眼处，人前人后地跑动，惟恐别人看不见，恰到好处地出现在摄影记者的取镜框中，于是贝疯子经常与领导在报纸上、电视上出现。这怨不得摄影记者，贝疯子这家伙太能掌握入镜的最佳时机了，虽然他在这些会议上根本就是可有可无的人，但对写久了文章的人来说，如何掌握最佳的上镜时机是不用别人来指点的，他做得让你事后连剪辑的办法也没有。就餐时他总是能挤到领导餐席上与领导共进宴席，在问清了领导的姓名后，当场就给领导赋诗一首或几首，即刻恭恭敬敬地送给领导。这还不算完，隔不上三天，他又将那天写下的诗用魏碑体书写后送给领导。他写的那些诗，只能算是古风吧，或四言，或八言，平仄不讲究，韵也是隔三差五地似有似无。每当我指责他的这些游戏之作时，他就面有赧色，不好意思起来。
今年初，我发现《飞天》上有他的格律诗发表，而且一发就是一组五首。他说，与那些不懂平仄的人讲平仄，比对牛弹琴还要蠢。
　　贝疯子文字功力扎实，别人写就的文章，他总能给你提出一些修改意见的，同时必定要给你捉出一些错别字的。每每这个时候，他兴奋的就像野狗看见了三年的陈骨头，流着涎水狂奔起来。如果你的文章发表了，他认真地看过，一定是要指出你的错别字的，非常认真的，从不含糊。
　　前些天我们一伙朋友到山上闲转，走到山门跟前，看到一副对联，写得极不通顺，贝疯子指指画画，上跳下蹿，说把全市人的脸丢尽了，把写联句人的先人羞死了，这样的对子都能写出来贴上？
　　贝疯子的对联撰写得很好。不过现如今一些附庸风雅的领导写些半通不通的对联贴在风景名胜处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贝疯子楷书、行书皆佳，后来却独练魏碑。我问其故，他说魏碑写的人少，容易出名。行书、楷书习练得人太多，八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
　　那你打坐、诵经为了什么？
　　兄弟，你以为我真是个疯子？贝疯子面带哭色问。
　　
　　小地方文人素描之四——焦超子
　　焦超子决绝地离开曾经那样爱他的妻子，甚至连他的住房也借给前妻的哥哥结婚用。焦超子暂时没房住了，就想到学校申请一间单身职工宿舍。
　　那天他去找分管后勤的袁副校长，袁副校长喝了一点小酒，人早有了八分醉意，焦超子穿了一件紫红色的夹克衫，戴着一副宽边眼镜，脸紫红紫红的，不知怎么袁副校长就把焦超子当作搞建筑装修的包工头一类的人了。焦超子简单说明来意，袁副校长酒喝的脑袋发晕，问了一句极不该问的话：你是哪个工程队的？
　　那时刚好到了秋天，第二天早上焦超子上课时只穿了一件白衬衣，课上到一半，天气突然变冷，他冷得在课堂上直打哆嗦，过敏性鼻炎犯了，鼻涕直流。这一天他不停地流鼻涕，影响了讲课，没办法就把卫生纸卷成小棒棒塞在鼻孔中坚持上完课。焦超子数学课讲得特别好，每天上课时从黑板左上角写起，到下课时刚好写满右下角。焦超子有一手好粉笔字，一副好口才，一副好脑子，同学们很爱听他的课。
　　中午回家，焦超子加了件厚线衣，又在线衣外套了件中山装。世事难测，天气也难测。下午天气又是阳光灿烂，秋老虎虎威大发，下午焦超子有一节公开教学课要讲，学校组织校领导听课，袁副校长意外地听了一回课，看到了焦超子在课堂上的洋相，汗流满面的他常常顾不上擦，只是不停地顺手在额头上抹一下，手上的粉笔灰不断地涂抹在脸上，比及下课，已是一个大花脸。事后袁副校长听了焦超子借房子给前大舅子的事，大发感叹，真正是一个超子啊。
　　焦超子学的是数学，教得是数学，却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诗人，他进了课堂，把个数学课讲得头头是道，滴水不漏，数学教得好，同学们很爱听。课余时间诗写得更好，就把一个女学生给迷住了，那女孩子人长得漂亮，也很有文采，把焦超子从初中追到高中毕业，连大学也不愿考，非焦超子不嫁，有两年时间不寻工作，不找对象，就是要与焦超子结婚，父母伤心了好长一段时间，看焦超子确实有些才华，就同意了。
　　焦超子结婚后诗情大发，很是写了一些高质量激情四溢的好诗的。那小女子与焦超子出行，必定挽着焦超子的胳膊小鸟依人样地紧贴着焦超子行走。我们相熟的人见了，打趣道，美人美文都让你小子占全了。
　　小女子耐不住清贫，渐渐就有了去意。这也是迟早的事。那小女子有一天就扔下焦超子随一位大款去了，焦超子暴跳如雷，这样的再大的雷声既就是在冬天炸响又能有多大的响动。他很快与那小女子办了离婚证，还未来得及查看伤口，小女子的哥哥急着要结婚，没有房子，他二话没说就将房子借给了已经与他没有关系的小女子的哥哥了。
　　在此后的十几年时间中，焦超子拼命地写诗，曾有一个月内收到49张稿费的记录，他想用他的诗才战胜那大款，各种大奖频频获得，但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他分明就如手持长矛斗风车的超子，根本没有人理睬，于是焦超子越发地超了。同学们问习题，如果是他讲过的，他就会说在那一天那一节课上讲过了。如果是定理，他就会说在某页某页的第几段。
　　写字一律用毛笔楷书，好则焦超子写字绝大多数时间是诗，文字并不多的。在这样的时代，有这样的诗情，却用毛笔来书写，投到编辑部中去，编辑心中暗自就有了三分敬意，看诗稿怎么能不认真。
　　只是超子的超气越发的浓了，见了熟人爱理不理的，后来干脆就不理你了，你走在街上远远看见他来了，他就躲到街的那面去了，实在躲不过，走到你的面前他就内视起来，根本当你没在他面前出现。
　　学校的那间单身宿舍，他收拾的干干净净的。书架、半边床上都是书，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并且用洁白的布苫着，简单的灶具也都擦得干干净净的，连那做饭的钢筋锅底。焦超子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把锅底擦得明亮的人。鞋垫也洗得干干净净地摆放在每一双待穿的鞋上面。偿有人进来，他看见你的鞋脏了，扔来一双拖鞋，换下你的皮鞋拿到门外刷刷刷几刷子就给你刷干净了，未等你明白过来，一双擦得干干净净的皮鞋就摆在你的面前。每天早上早起跑步，一双胳膊紧紧抱在两肋下并不晃动，略有点内八字的腿紧紧地往前疾行，略低着头，一双解放胶鞋显然有了年代，鞋底的花纹全部磨平了，鞋帮也破旧了，却还是那样干干净净地套在超焦超子的脚上。
　　我们一伙文友气不过焦超子前妻的哥哥占下房子不腾，闹了好几次，那人给了焦超子四万元，就此作罢。焦超子却并不领我们的情，买了一套在四楼的房子，买家具时全部买下组合家具，拒绝任何人的帮助，将那些家具一一拆开来一个人搬上房子，连民工也不用。自己一个人收拾房子。
　　只是还在不停地写诗，似乎是自己在与自己拼命。他什么都不说，但他心里还是希望那飞去的小鸟飞回来，那鸟儿怎么还会飞回来呢。有句俗话：叫没有睡着的人，永远叫不醒。
　　那小鸟听说早已改换了门庭，又给另一个更大的大款作小，只有焦超子还在挥舞着长矛。
　　有一天大概是中秋节的前几天吧，他打电话叫我过去，他与别人不来往后，偶尔还与我说说闲话，是真正的闲话，并不说什么诗啊生活啊什么的。说起熟人当街碰见他不愿理的事，他说他早看见了，心里烦，一打招呼更烦，不如不理睬的好。我们文友就自动与他断绝了往来。
　　这回叫我去做什么呢？我去了后他并不说话，只见他叫了两个收破烂的，让把所有的书籍全部收走。等到收拾完房子中的书籍，只剩下桌子上放的一本九年级数学课本、一本教案，墙壁上连一张画也没有留下，连他那心爱的笔记本电脑也卖给了收破烂的。他不说话，也不给我倒茶，什么也不做，痴痴地坐在那里，样子很悲愤的，我的心里也很不好受，一时无话可说，静等着那收破烂的人走了，就转身离开焦超子。
　　临走还是对他说了句话：老焦，自己睡觉，自己翻身。
　　这一年的大年三十晚上，我扔下热闹的春节晚会不看，对妻子说到焦超子那里去一下。大概是晚上九点多钟，敲了好一会门，焦超子打开门一看是我，让进门并不说话，我也沉默着走进去，看见地下铺着一块塑料布（家中没有饭桌），塑料布上摆放着一些吃的，四盘菜，一瓶酒，他一个人在独自过春节。他坐在一个稻草蒲团上，给我扔过一块海绵坐垫，仍然独自喝酒，房中没有电视，没有电话，没有一点响动，坐了没有十分钟，太压抑了，我就起身走了。
　　自此再也没有联系。
　　近些年却几乎天天见到焦超子，看见他拉着一个小女孩儿急急地走着，与那女孩子说着话，往幼儿园送，常常是早上上班时见他送孩子，下午下班时又见他等着接孩子。他并不到幼儿园门口接，那里是一个由人群瞬间堆积起来的大蜂窝，焦超子不会凑那份热闹的，就站在我单位门口的对面，等着那小姑娘从幼儿园出来走过这条小横街。
听说焦超子结婚了，妻子是陶瓷厂的女工，也不知道那女人与焦超子怎么过日子。每每我向妻子说起这事，连我也迷惑不知怎么理解焦超子这样的人。
　　今年年初我的《雪花红》出版了，一天下班时我带了一本送给在街口等女儿的焦超子，他没有接书，却说了一句话：你的儿子长得比你高了。
http://article.hongxiu.com/a/2008-3-15/2588687_4.shtml

李政协

一个纯粹的人



——刘银叶印象



刘志兰





    约是四年前，作家二毛（曾晨辉）总是在我身边嘀咕着一个人，说他是新化唯一的全国作协会员，说他才华横溢，说他在广东一家著名的杂志社做总编，说他辞职回了新化……时间稍长，刘银叶的名字便烂熟于心了。脑海中拟出了他的形象，当然是清俊挺拔之类的模样。我生出了认识他的冲动，于是驾了车，搭上二毛，一路颠簸到了白溪。

    很顺利地找到了刘银叶古旧斑驳的家门，二毛很是兴奋，粗声大气地唤着：银叶，银叶。不一会，一线黝暗的门缝里探出一个黑瘦的脑袋沉闷地应了声。那就是刘银叶了。他打开门出来迎接我们。初略看，脏兮兮的与《地雷战》中一偷地雷的主有些挂像，但眨巴着的眼睛里闪烁看的灵动与聪慧，否认了“偷地雷的主”的幻像。银叶领我们进了门上了他那简陋得有些寒酸的阁楼，热情地让我们坐到了堆满书籍的床上，并从楼下倒来了烫嘴的白开水。我们环顾了这矮小的空间，一进一出两间小鸽子笼里拥挤着两张床、两张书桌、两只书柜，而这些破旧的家具上或堆砌或摆放的东西除了书外，便是灰尘了。银叶却坦荡地与我们天南地北地胡扯开来。谈得兴起，他朗声背读起他少年时代写的诗歌，一口流利的白溪话，竟然把那些久远的文字念得诗意十足。动情时，还辅以手挚，一直到嘴里没有了声音，那手挚还停留在空中，给人一种余音绕梁的感觉。读完了诗歌，觉得还不尽兴，于是拿了二胡，自拉自唱了一曲不知是五十年代还是六十年代的流行歌曲。银叶的神经末梢一阵阵抽搐和颤动说明了此时他的认真与投入。一番折腾后，银叶终于没有谈起他的文学。

    银叶的乐观与豁达给我的印象甚至教育颇深。这些年来，我反反复复地往来于新化与白溪之间，除去探视、合作等等因素外，希望在他那里受到些许快乐的感染，也是其中原因之一。为了感受银叶的乐观，我们的耳鼓常常不得不忍受银叶兄抑扬顿挫的白溪话的聒噪，甚至是缺宫少羽的小调的肆虐。其实，银叶兄身体一直不好，弱不禁风的体态，常常给人一种孤寂清苦的感觉，特别是去年大病一场之后，他那本来就是菜色的脸更加苍白。去白溪时，常常有一些饭局，但银叶往往只能饱饱眼福，不得不忽略味蕾的感觉。银叶说他的吃是最本质最真实的吃，一碗稀饭下肚，也不要什么下饭的菜，便是吃的全部了。肠胃的满足，的确是最原始又是真实的，这与那些为了满足味觉甚至嗅觉的吃有着本质上不同。但是这些年来，银叶却吃着稀饭，享受着清贫甚至劳累，写出了一个又一个长篇小说。他总是能从贫苦中离析出快乐，又从快乐里结晶出一些真、善、美的东西，奉献给这个没给予他太多的人世。

    前些天，我陪姜贻斌老师去白溪看银叶，见到银叶后，贻斌老师一直都比较沉闷，银叶却兴奋地打开窗户说起了他居所的好处，说是空气好、安静等等。生怕学生错过与著名作家见面的机会，又叫来了他的一些学生。原本我以为银叶教了那么多学习文学创作的学生是为了补贴家用，但结果却与我的猜想完全不同，原因却是银叶那种纯粹文人才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贻斌老师离开时在车上讲了一句话：这是一个纯粹的人。

    文学是一个清贫的事业，钱钟书先生早就说过：“文学是倒霉晦气的事业，出息最少、邻近着饥寒、附带了疾病。”平常人一般是看不起的。几十年来，银叶不仅自己从没考虑过放弃，在文学的路上勇往直前。这几年，他的妻子蔡白玉女士，也走上了这条让很多人不屑一顾的道路，而且一路精彩，一路辉煌，其脚步渐渐地在文坛上踏出了响亮的声音。其实银叶的文学用不着我去评说，我心里一直默默念叨的是：银叶兄，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切记。切记。

李政协

彭城文人印象　文 / 紫筠ziyun

整个秋天，除了每天例行的上班，我都用来回忆往事。回忆我的那些文人朋友。

人们说，一个人喜欢回忆，说明他已经老了。我老了吗？我三十岁还不到，还没有结婚，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做。我就这样老了吗？

我陷在柔软的椅子里，平淡而无聊。看看电脑，翻会儿书。阳光温暖地照着，让人慵倦。Mp3的音乐流淌如水，舒缓无痕。我蒙胧入梦。前尘往事如云烟，回忆总是那么模糊。徐岩衣袂飘飞，如泣如诉的神情，李中国“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的豪迈，还有故园的困顿而后起。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只是梦，一场梦而已。然后醒来，便想着忘却。不知道这醒来是不是也在梦里，总有那么一点不干净，忘也忘不掉。透过玻璃，看到阳光下有些灰尘不断扬起。也许只有它们才是真实的。

雷泰平，李阿媚，侯杰……我的这些朋友，彼此认识，或者天南地北地各守一方平静地生活着。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曾经或者现在依然热爱那些方方正正的中国汉字。通过文字了解生活，感知生活，实现生活，创造生活。沉醉，不可自拔。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文字作为思想的载体，也是可笑的东西吧。然而，佛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却依然以文字传述着普渡众生的良苦心愿。人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八个字总要“字”来承载。看透了世事纷争，终得还要些个碎言碎语来表述心境，或者感念。文字在生命里，终究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非不可缺，实不可缺也！

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曾尽力去编织很多悲伤的句子。我喜欢忧伤。我觉得因为追求完美，所以忧伤不可避免。似乎抛开那些凄艳的文字去做一个快乐的人，我所剩无几的青春就难以为继。而最终发现，我终于在文字里老去，至少比我应该的状态，苍老很多，很多。

有些人已经老去了。在如花一般的年龄，就香销玉殒。有些人虽然还活着，但已经远离了文字。我也想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我对自己说，以后会好的，都会好的。我的生活，我的梦想。离开以后的一切。一切。

离开之前，我沉入梦境。我怕冬天到来的时候，我已经无语以对。想起那些来来往往的日子，那种生活，似是又非，已想不起来龙去脉。头绪纷繁。我理不出了。请你搬一把椅子，放在阳台上，眯着眼睛，看阳光下那些灰尘的舞蹈，由我的絮语来伴奏，装点你的梦。

李中国

“心儿颤，手儿抖，我给这位爷端个酒，这爷喝了俺高兴，这爷不喝俺不走，就是不走，就是不走！”

这是李中国一篇关于北人敬酒百态的文章的开头，很有先声夺人的气势。我把它开门见山安放在这里，并非拉大旗作虎皮，虚张声势，而是想让大家从字里行间看出一个真实的李中国来。

李中国好酒，而且善饮。其家姓爷李白不仅诗写得好，饮酒也是一流水准。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为其他“七仙”每人准备二到三句，惟独给青莲居士泼墨了二十八字，他赞叹道：“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对于饮酒，太白学士自己说：“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中国把在李白笔下焕发出光芒万丈的“诗”换成了散文，而且大行其道，把香港的《大公报》都变成自留地，喝酒也尽得其真传！

李中国在济南的一家报社做事。他每次来徐都是匆匆忙忙的。匆匆忙忙办事，匆匆忙忙见谁，然后匆匆忙忙地拔腿走人。若有气定神闲的时候，那一定是在酒桌上。

2001年秋，9月的一个晚上，在户部山边上的一家酒馆，我和雷泰平约集几个文友小酌。举杯时，雷泰平转身接了个电话，然后郑重宣布：“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马上有贵客光降！” 未几，一个身躯魁梧的男子裹着一阵风就进来了。脸形和中学历史书上李白的画像颇有几分相似，一身飘逸的气质。泰平介绍说，他就是李中国！

李中国把眼镜往上抬了抬，洪亮的声音里带着笑：“我是不速之客，我来晚了，我自罚三杯！”然后仿佛长鲸吸川，一饮而尽。从身边开始，他一个一个顺着喝一圈，酒到语言到，由不得你推辞。再然后，左三右三，刮三带四的，名堂数不胜数。我脑子笨，事隔多年，记不清楚了。记着的，又由于嘴拙，无法再现其神韵之一二。但是，谁想得到笨拙也可以成为喝酒的理由呢？“紫筠小弟，我嘴拙，我脑子笨，我对你的佩服绝对不用问，咱不喝多，更不喝醉，咱就喝它个双双对对！” 说话间，李中国就欠身起来，隔着几个人，把酒杯递到我眼前，再收回去，一仰脖子，“吱”　的一声，杯子见底。你们说，我喝不喝？

从酒馆里出来，我奇怪自己喝了那么多的酒竟然腿不飘，夜风一吹，头脑也清醒了。一一拱手作别后，我抬头看见了城市上空的星星迷醉地闪亮，仿佛方才老板送的那盘看家菜“落地飘香”（葵花子、芝麻、碎花生、玉米片等东西杂炒在一起），每一颗都冒着令人倍感亲切的热气和香气。此后每逢这种场合，我总是想起那个夜晚，在李中国舌绽莲花的酒令表演中，大家被调动得豪情万丈，“烹牛宰羊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而不觉。

李中国毕竟远隔四个小时的车程，不得常来。后来认识了胡弦，他是酒水不分家的，水永远代行酒的角色。慢慢地，雷泰平也跟着喝起来了饮料。我本是情绪化的人，少了氛围，一沾就上头。

没劲透了！

于是，不自觉地想起陈与义的《临江仙》，“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李中国在月光下，裹着一阵风，笑着推开门，飘进来，朗声道：“诸位，我来晚了，我自罚三杯！”


雷泰平

想起雷泰平，就想起俗语“不打不相识”。挺恐怖的一个词儿，好像为了相识，我们必须要去打仗似的。顺带着还有一首诗：“如果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杀死我们/ 还会，指着我们的骨头说/ 看，这是奴隶/”

实际情形并不是这个样子。然而，我控制不住自己要这样想。2001年暮春，雷泰平写了一篇文章，名字不记得了，他把“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安在陈子昂身上。这句话实则出自《别赋》，作者江淹，挺有名的一个人，成语“江郎才尽”说的就是他。或许只是一时笔误，可能大家都看出来了，一笑了之，但那时我年虽已不少却还轻狂得不行，偏偏给他“纠”出来了。

现在我常想，文采斐然如泰平者，这样的笔误平生难得出现一次。那一次定是上苍蒙蔽了他明亮的眼睛，“陈子昂”三个字仿佛电脑的星空屏保一般前赴后继，于是他顺手记下。感谢上苍！安排了这样一次失误，安排了我们的相识。

那年夏天，我从报社回来的途中，经过他的单位，上去找他。“你的名字让人充满了遐想，你知道你装点多少男子的梦吗？可是我知道你，只有我知道你。我跟他们说，别想入非非了，紫筠是我朋友，和我一样，一介须眉！” 仿佛认识了很久似的，他轻松地调笑道。因为曾经的“打”，见他前我迟疑了一下，怕彼此尴尬。泰平却像一个太极高手，“粘”的功夫炉火纯青，化“打”于无形，也让我彻底领悟了“不打不相识”的至高微妙。从此，一想起他，那个词儿也像电脑的星空屏保一般前赴后继地涌过来，无穷无尽。

李政协

那时节，我开始写文章不久，还很稚嫩，泰平给了我很多的勉励和指点。通过他的引见，我又认识了李中国、胡弦等一些平素只能在纸上端详的大家，得益匪浅。一日，他看了我的《梦一样的天才——张爱玲》，夜半打来电话，背诵了其中一段文字“有一天忽然听说她死了，而且在美国，而且报纸都在猛炒，就和同学买了她的文集。回来的时候，天落起了雨，一片深秋的萧瑟，而我们都没有带雨具，就把她的书揣在怀中，以示对一个新亡者的尊重”，兴奋地说：“好啊！读书类的文章就得这么写！”殊不知，若非他不倦怠地言传身教，我的水平哪得精进如斯呢？那两年间，我的文字就像春天的草，一个劲儿地望地面拱，拱，拱……

这两年来，我为寻觅人生的坐标，接二连三地换着活法。在苦苦寻找中，因为看到生命里还有很多辉煌的东西啊——金钱，成功，名望，便渐渐迷失了方向。我敲打着键盘，不由地心生厌倦。为何要虔诚地把喜怒哀乐全交给作品，把自己整得惨兮兮的呢？愿望如此强烈，如饥似渴，当然无法再平心静气地躲进书屋成一统了。敲击键盘的手在喊疼，文字得了贫血症，苍白无力。泰平每见我便说：“你近来似乎也没大动笔，不过好在还年轻……我年已三十有六，该为自己做些事了。有些积蓄，衣食无忧，安心写点希望不会速朽的文字。出东西，还是要像胡弦那样，心要静。李中国不须说了，他人活泛，路子野，怎么折腾都行！”

上周，看到泰平在《彭城晚报》上开的专栏，乡村系列。看到在物质上逐渐被城市同化的泰平，还把一棵心栓在村前的老柳树上。看到那些圆熟的文字，仿佛一只只蝌蚪，摇头摆尾地游动着。我看得心惊肉跳，后背发冷，拎出自己衣服下埋藏的“俗”来，然后又放进去。我知道穷我一生，也写不成沈从文，余秋雨，就连泰平，我脱了鞋子也追不上了。

让您失望了！给我以厚望的泰平兄。既然出刀已不能随心所欲，那么不如让刀暂时入库吧！


汉风

汉风是先活在李阿媚的嘴里，再走进我的视野的。

李阿媚很早就写文章，写得确实也不错。昌黎先生说，世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那时，汉风在《淮海文化报》做编辑，文章过眼无数，练就了一双慧眼。李阿媚有些天分，这东西是与生俱来的，非后天努力所能达到，他一瞥就知了。李阿媚对他当年的赏识一直有些感激的心思，常把他挂在嘴上也就不足为奇。

李阿媚说，汉风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毕业于徐师大外文系，做得却是中文行当。很年轻的时候，他就一边裁剪文字，一边在电大兼职，一上讲台口若悬河，乌拉乌拉讲得学生如痴如醉，不知今夕何夕。这点我深信不疑。第一次见到汉风是在2004年10月23日，彭城晚报社组织的报纸改版座谈会上，我被他的侃侃而谈深深折服了。一番话，经他慢条斯理地道来，从宏大到微观，有的放矢，微言大义，简直就是一篇出色的小论文！

没见到汉风时，我已按李阿媚的描绘勾画了他大致的模样。鼻子，眼睛，大家都有，就单个看来差别并不是很大，但排列在一起却有妍蚩之分。但换一万种组合方式，汉风都是如玉树临风，风流倜傥。2004年秋天，出现在我面前的汉风却是一身咖啡色衣服，托着一张雕刻时光的脸，瘦削，破旧。那天，我不住地想，直到该我发言时，我还在想，坐在我对面的到底是不是汉风呢？后来想到岁月如尖刀，刀刀催人老，何况拂过他身边的还是吹老了“汉家陵阙”的西风呢，便豁然开朗了。

座谈会后，有幸与汉风同桌进食，得以把这几年因不见李阿媚而缺失的那一段时光补齐。离开报社后，汉风到了艺术学校任职，然后去北京读研究生。学成归来任教于母校，同时有一些社会兼职。空暇时优游山水，与李贺一门心思，只不过时代变了，锦囊换成了笔记本电脑，蹇驴被现代交通工具取代，如此而已。

汉风著述颇丰。去年，我曾在海天书城见到螺旋式堆叠在一起的，约略有八九种之多。除了《徽州书简》和《有书不读》外，我所知道的他的文章都是关于徐州文史的。前几日看到汉风的《放鹤亭的茶香》，他在文中说：“年少的时候，住在徐州乡下，每至清明节都会坐着学校租来的大客车，到云龙山上春游。教语文的老师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生，爬到张山人故居时，先生便指着亭子问：‘你们告诉我这是什么？’我们齐声作答：‘不知道！’先生便很高兴，接着就给我们讲张天骥与苏轼的友谊佳话。末了，还要背一遍苏轼的《放鹤亭记》，‘……鹤飞去兮西山之坡，高翔而下览兮择其所……’”我想，当年那位老先生怡然自得的背诵，定然给汉风小小的心灵带来很大的震撼，及至后来他在徐师大念书，举头云龙山，低头云龙水，目之所遇皆诗意，便对彭城山水和这片水土所滋养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汉风没细述缘故，这也只是我的臆测。

呵呵！

2004年10月23日，薄阴，我见到了汉风，距李阿媚跟我唠起他，已近六年了。观照李阿媚的描述，有些出入，因而也有些失望。不过所得更多，他的学识，他的生活状态等等，都是我所钦仰的。完美跌落云头，破碎了，但那些瓷片毕竟是真实的，沾了泥土，摸在手里能觉着微温。


侯杰

我看过的侯杰的文章也就手头上这本《两汉杂说》了，他和沛县博物馆长王洪震合作写的，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印制。关于侯杰，书中是这样介绍的：男，38岁，江苏省丰县文化馆文学创作员，有40余万字文学作品散见省内外报刊，部分作品获省级以上奖励，随笔集《茶话·画茶》将于近期出版。

侯杰是丰县人。我们相识却在沛县。2000年2月，故园赴沛与丰、沛两地文人小聚，我随行。在酒店，故园介绍一个浓眉方脸的汉子说，侯杰，丰县日报社副刊部主任。至于我们说了什么，已经记不真切了。乡村的一些残缺印象至今依然留存在我脑海里，红色的蜻蜓在霞光里飞翔，母亲低头扫着场子，猪仔挤在圈边仰起了头，声音却一例消逝了。它们的失声是因为我对乡村的久远疏离，对与侯杰的初见的记忆模糊则是因为彻底喝大了。

那天我总算见识了丰沛人的豪爽劲儿。酒过三巡，他们在桌子的转盘上摆一只玻璃杯子，里面注了大半下酒，然后轻轻一拨，酒杯就随着转动起来。然后，杯子停在谁的面前，谁就要把酒干了。平生第一次这么大碗喝酒，我喝得眼泪哗哗地掉。走出酒店时天色已晚，大街上人迹稀少，柏油路发出清冷的光。太阳混沌沌的，我伸手想摸一摸，它咕咚一声掉进了街对面烤红薯的炉膛里。我在人行道的石沿边坐下来，把手拢到嘴边呵气。风一吹便呕吐了，酒水饭菜，一股脑儿全倒在手掌里，然后感到一阵彻骨的冰冷。
5月份，侯杰邀我去丰县，参加“梨花节征文”颁奖会。那时天气已经很暖和了，但一想起沛县之行的惨状，我还是冷不丁地发抖。侯杰五次三番地致电，我不再好推阻，就拉着李阿媚“陪绑”。可是，中午的宴会却进行得意气洋洋，谈笑晏晏的情景至今宛如昨日。当然，李阿媚和一个名叫周蕙的小女生功莫大焉。她们巧舌如簧，轮番举杯向报社的李总发动进攻，而他又善饮，我就解脱了。在座六人，另外一个就是王洪震先生了。

侯杰来徐参加彭城晚报社面试的时候，我正从原单位出来，因为去向未定而暂时寄住在一个朋友家里。时在2002年12月，《丰县日报》已经改版为《徐州日报·丰县新闻》，他也离开副刊部快一年了，承包了报社的广告业务，做得如鱼得水，收入也水涨船高。晚上，我带他去朋友家借宿。因朋友孤身一人住着二居室，又和侯杰同乡，我想总不至于太生分吧。谁知朋友的哥哥从外地过来看医生，他占了一室，我和朋友挤一张床，侯杰只好睡沙发了。
次日，侯杰很早就走了。朋友的哥哥马上撂下脸来，对着我大声说：“我听说了你的情况，作为朋友收留你，我也支持，但你不该带陌生人过来。你的朋友鼾声如雷，吵得我一夜都没睡好。不瞒你说，我患的是乙肝，需要静养。你看，洗脸盆放在了灶台上，这是什么事儿？”我默不做声，一方面是不愿和病人计较，第二，既然朋友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拔刀相助，就是好朋友，我不想他隔在中间左右为难。但是，寄人篱下的悲凉迅速地攫住了我的心，在那个初冬的早上，太阳好心情地露出笑脸，我感到的却是阵阵寒意。没几天，我就搬离了朋友家。

侯杰通过了面试，但他却放弃了。2003年春，因为全国报业改革，县级报停办，侯杰回到他原来的单位丰县文化馆，搞专业创作。《茶话·画茶》就是那段时间写的。可能由于跑了广告的缘故，他终于没能习惯清静，安安心心地读书、写作，只呆了一年便调到了丰县县委组织部。

我和侯杰与沛县结下了不解之缘，王洪震先生的汉画像石拓片收藏展上，我们再次在歌风台前相遇。虽久暌违，而情历久弥深，免不了又是一番把酒言欢。时在2004年初夏，距离初会已四易春秋，我已过了年少轻狂的季节，知道进退和节制了。酒不多，微醺，正是“俱怀逸兴壮思飞”的状态。临行，得其赠书《两汉杂说》。念及席上某人对他的“正式做官了，还写得出文章吗”的嬉笑，我不禁暗想，古人“工夫在诗外”的言论决非妄谈！

李政协

李阿媚

刚写文章的时候，我就认识了李阿媚。

1999年春天的一个午后，故园的身躯陷在编辑部的藤椅里，点燃了一支烟。他很少抽烟的，很多年以后我还记得他那份难得的悠闲。他推给我几篇文章，说，看看吧！于是，我就认识了李阿媚，一个把字写成花一样姿态的女子。

徐州的春天本来就短，半个月后，那些花儿草的烂漫得更加不可收拾了。是下午。在百货大楼的肯德基门前。阿媚一袭白衣，小小的眼睛藏在黑框眼镜后巧笑顾盼，有一种让人评然心动的内容。她自信满满地说：“我不仅写文章，还要开陶吧呢！你想哪，听听音乐，弄弄泥巴，看看阿媚满纸的云烟，这福有的享钱亦有的赚，我这满怀风情的小女子只怕要疯了呵！”

那时，阿媚已被挤出美竹房产中央空调机、水磨石地板和传真图纸构成的秘书科，做起了售楼小姐，穿街过巷地散发名片并接受着别人随时随时抛过来的冷眼或者暖昧。但她不在乎，只要有机会，她就要想方设法让所有的时刻都丰满无比。我们第二次相见在快哉亭公园旁边的八千岁陶吧。她正沉浸在雕琢泥块的愉悦里，胳膊上也敷满了赭黄色的土，一直到徐州城到处都被灯火点亮，她才罢手。

她的陶吧梦做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我被公司派去北京学习。这一去半年，有她美玉簪花般的飞鸿阵灯下相伴，也不觉多么孤独。她说她一个人跑到景德镇观摩，正想磨刀霍霍大干一番呢，却被先生兜头浇了一盆冷水。然后，她的信一封比一封忧郁。

2000年初，我回到徐州，因为一道去学习的同事病死，我的心情很沉重。阿媚也不似当时鲜活。她塞给我一个牛皮信封，里面装了一条纯白的苏绣领带。她说：“我病了一场，以为见不到你了！”其时，我看得见阿媚眼中的凝重和苍茫。但她很快莞尔一笑说：“天再暖和一点，三月这个样子，桃花已经开了，我们上山，你就系着这条领带，那感觉，Cute!”

我始终没有问她陶吧的情况。有些事情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来来回回地走了多少趟呵，在一个路口我们不得不各奔东西——她先生不停地呼她回去吃饭。我牵着她的手送过马路，心中浮起花自飘零水自流的凄凉。她淡谈地说：“你让我想起了爸爸。”

3月到了，我们没有去看桃花，倒是我在5月的时候拉着她去了一趟丰县参加梨花节。之后在8月，侯杰自丰县来，我们又见了一面，和故园一起四人共酌。李阿媚顶着一头爆炸式的头发，快让人无法辨认了。再后来，她离开美竹房产，停了呼机，杳如黄鹤。

那年秋天，我和徐岩相识。在办公室见到徐岩的时候，她正编辑李阿媚的稿子，于是就谈起了她。我说：“好久没见她了。”徐岩惊异地说：“你不知道哦，阿媚要做母亲了。”

阿媚满脑子希奇古怪的想法。在文章里，也一直强调一种超然的生活态度。生活上，以一种简简单单的状态，坐在夜色深处、空气的怀里，看书，写作，或者天南海北地跑，而终不愿如她夫君所愿生个孩子传续香火。怎么突然之间就改变初衷了呢？想着我们两年来的点点滴滴，我满面尘垢地发现一切都不是最初的样子了。窗外有雨在喃喃诉说，我满心潮湿，不可遏止地把阿媚的衣香鬓影淹没在我点燃的一支香烟里。

徐岩白白净净的脸上浮起虚弱的笑，调侃道，恨不相逢未嫁时啊！我把头靠在椅背上，两眼望着天花板，疲惫地说，哪里的事呢!

再见李阿媚，已经是2004年春天的事情了。徐岩去世经年，她也早已投笔经商。因有酒，因有健谈的雷泰平等人在，气氛被搅得不容人伤感。但我还是觉得李阿媚就像一粒美丽的尘埃，在飘飘扬扬中落定了。或者像一只祖母时代的银手圈，我所喜欢的只是已经躺在岁月深处的那点光芒，虽然微弱。而现在的她，美丽依然，心态却老了，老得无动于衷。

狂奔的蜗牛

不知该说些什么。。。。。。就是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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