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安明疯了。这是否是一种仁慈？因为从此以后很多东西便不再束缚着他了。比如疯人是没有国界的，他们似乎是另一时间轴线上的生物，他的存在并不与我们发生矛盾因而他也才享有更为广泛的宽仁，疯人是可以不下乡，疯人也可以不被批斗，疯人还可以不要暂住证，无论你是城市是乡村你都可以畅行无阻！呵呵，距自由与幸福最近的状态是----疯了！
至于唐安明是如何样疯的，无从知晓了，但是他父亲悲壮的命运与自己凄惨的命运构成的反差，也许是他疯了的潜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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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一个可以称道的父亲避免不了不幸的命运，那么拥有一个不可称道的家庭背景，又会怎样？
当我预先留下这个话题时，脑子里立刻就试图构想出大巴山的模样，构想出大巴山知青那座落在深山里的林场和茶场。构想出当年红军从这里走过，后来知青也从这里走过。红军从这里走过了，新中国的诗人便赞美红军走过的路是一条播种幸福的路，红军的战马踩出的马蹄印里开出的杜鹃花，也别样的红，红得象革命成功后人们火红的生活。但是三十年后知青从这里也走过了，知青们留下了这样一部苦难的纪实书。那一张张年青的脸面，或悲苦的，或懵懂的，或忧郁的。我已经熟悉他们的名字，也熟悉了他们的脸面（书分上下部，下部为各个时期的照片），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已经熟悉了他们的身世与经历。这时候我就发现，象唐安明这样的人物并不多，因为下在大巴山的知青，大多数知青都属黑五类家庭，他们下乡的情况有两种，一是已经无法在城市立足了，因此渴望下乡，一是自己不愿下乡却被逼下乡。
我想下面这些人是不愿下乡的：
刘安钿，在校大学生，因患肺结核，被大学劝退。
侯德乾，藏族，一个轮廓很美的患骨癌的女孩。她的歌声总让林场的知青们想起才旦卓玛。
李昌咏，肺结核，肾亏，小便失禁。她深夜的咳嗽声是大巴山一曲悲苦无比的旋律，这旋律不仅仅只是引来了犬的吠声和误导了公鸡打鸣，而且我深信她至今还回荡在大巴山中，执着的展示着这个灿烂世界的另一面。
当然不仅仅是这几位，还有，还有很多……
写到这儿时女儿问我，为什么当年招工拉上大学拉都要检查身体，而偏偏去最艰苦的农村却不要检查身体？
我说：从1949年开始到今天，凡属是政府领导决定的事情，没有人敢问一个为什么？
我不知道这些不幸知青的家世，但身体状况如此糟糕依然下了乡，说明其家庭不外乎是黑五类或七种人吧（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产生了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后来又有了“七类分子”，在黑五类的基础上增加了叛徒(曾经的叛节者)、特务(被怀疑为国民党或美帝国主义等敌对势力效力者)。）。
邓鹏，卢晓蓉，林木，林静，曾丽珊（一个几次自杀而被救回最后仍旧死于自杀的不幸者）……太多了。他们都属于黑五类或是七种人的家庭。
当我面临着整个群体的苦难时，我就为选择谁的历程来叙述而尴尬了。因为在一个大环境构成的事件里，每个人的苦难其实也是相似的。
萧懋蓉，她的父亲与我的父亲有着相似的经历，都是国民党残渣余孽。不同的是我的父亲是起义人员，所以躲过一劫。但萧的父亲显然没有如此幸运。解放初期，其二伯父邀其父赴台湾。其父思之再三，认为自己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不害怕。我想也许还有一个潜在的因素在主宰着她的饱学的父亲：历史上的帝王一即位便大赦天下，即使残暴于秦始皇，开国之际也是大赦天下！况且自己并没有任何罪行。便坦然留在了大陆。然而其父没有想到的是，不仅是他没有得到什么赦免，并且很快就被打成右派，判刑七年，释放后便死于自己家乡父老们的棍棒之下。自己的女儿也因为他而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力。萧不得不下乡，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被剥夺工作权力的母亲已经无法养活她的几个孩子们了。所以萧才在不够年龄的情况下坚决要求下乡。萧在文章里是这样说的：为了妈妈，为了兄弟姐妹，只要不让他们看见，任凭命运把我带到天涯海角，哪怕是去迎接死，我都能平静地去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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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18 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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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19 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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