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窗外

在这场屠杀当中，人性中最阴暗的丑恶被激活了，一些生产大队的干部与民兵不仅以杀人为乐，还要凭借其淫威制造骨肉相残的人伦惨剧。长乐公社新石村的罗光楚，1949年以前教私塾为业，抗日战争时期曾当过两年保长，土改时家庭成份划为“小土地出租”。“文革”中他被人诬指为“黑杀队”，虽受尽各种酷刑，直至皮裂骨折筋断，奄奄一息，仍然不肯招认这一莫须有的罪名。该队干部将其做铁匠的儿子叫来，说：“你父亲是‘黑杀队员’，现行反革命分子，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能不能与他划清界线？看你把他如何处理？”小铁匠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强忍悲痛，横下心来，在众目暌暌之下，噙着满眶热泪，把垂死的老父亲往肩上一杠，走到小河边，狠心往河里一抛，让其父亲随波逐流而去。双清公社比田大队刘家生产队张南卿（中农成份）被诬为“黑杀队员”后，受尽酷刑，干部们强令张的两个弟弟将张丢到老煤窑里窒息而死。这种逼迫亲人下手杀亲人的方式可谓丧尽天良，既使生者蒙受丧亲之痛，还要让他们承担巨大的道德心理压力。
小溪市公社活水坑大队生产队长蒋柳桥，男，贫农。“文革”初期因参加名叫“资江烽火”的群众组织，于1968年9月12日被诬为“黑杀队”，在公社机关被加上脚镣手铐关了一个多月。1970年的“一打三反”中又被关押批斗，用铁钉鞋掌嘴，用扁担砍腰，只打得他遍体鳞伤，痛不欲生，被迫悬梁自缢。死后被定为“畏罪自杀”，说他不如一条狗，并强迫其家属扎个草人，将蒋生前的衣裤套到草人身上，挂上“畏罪自杀，不如一条狗”的牌子，批斗三天三夜。

车窗外

　绝大多数死者在被处死之前，都遭受过非人的侮辱。小溪市公社活水坑大队贫农社员王有柱，因参加“资江烽火”群众组织被诬为“黑杀队”，被捕入监，反铐“背包狱”9天9夜，因其屎拉在监狱角落里，被看守按住头，踩住脚，逼着把粪吃掉。还有人被酷刑折磨得自杀以明无罪。下花桥区出现一条“打倒毛主席”的标语，被诬 学区主任邹仕楚所为，因他出身地主而被怀疑，饱受酷刑，邹受刑不过，被迫拿菜刀当众剖腹，让人看自己“心是红的还是黑的”，肠胃流了满地，气绝身亡。
　　　在抓“黑杀队”的过程中，刑讯手段之残忍，杀人手段之惨无人道，真是不胜枚举，也卒不忍闻。对出面制止或提出不同意见者，杀人者均说是“阶级立场不稳”，与“黑杀队”同罪，因此丢命者大有人在。这样一来，谁也不敢过问，任凭暴行泛滥。人们私下形容当时的杀人狂潮：“杀猪要扯税票，杀牛要经批准，只有杀人和杀鸡一样，想杀就杀。”干部是“背起包袱下乡，勾起脑壳（低头）走路，吊起脑壳呷饭（意谓命悬一线），日夜提心吊胆”。这确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
　　5. 塘田会议，智勇陶柏荣制止杀人风
　　“黑杀风”延至8月下旬，资江河里漂浮的死尸接二连三，死状甚惨，两岸观者云集。居于资江下游的邵阳市自来水厂的抽水机莲蓬头也被死尸堵塞，水质腥臭。市民逾半月不敢饮用自来水，民众哗然。当时邵阳市既是行署、地委驻跸之地，也是市委、市政府所在地。地区民政部门组织了一些小船沿河捞埋尸体，每具尸体工费10元，加草席一床裹埋。市公安局也以同样方式派人沿河捞尸，运到郊外掩埋。邵阳市民怨鼎沸：“真是黑了天了！（暗无天日之意）”

王幽

　又见你，真的很高兴，所以还没来得及细看你这篇帖，待我慢慢看这惊人的历史回顾，希望你还是能去茶坐发帖，别埋没你那敏锐的思维和犀利的笔锋，好男儿胆气冲天，你是个磊落豪横的人，无需在乎别人怎么相看，只是言词别过于激烈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