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家乡还好吗?!(三)洪江下放户们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甘肃定西地区会宁城镇居民上山下乡情况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一篇消息(不知当年的会宁城镇居民是如何在那黄土坡上凭着两只手与农民“抢饭吃”的,只知我在2004年去会宁时,贫瘠的会宁街上只有烧土豆、烤土豆卖。因为贫困,位于大西北的会宁农家孩子为此拼命读书,高考录取率远远高于大西北其他地方,成为少见的高考成绩赶上发达地区的地区),两天后,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秋风扫落叶般,城市在掀起知识青年下放农村大潮的同时,也将当时城市里的所谓闲散劳力或容不下的所谓“二十一种人”大批的全家赶往农村。
这是一批比知青更为悲悯的人物,他们的命运比知青更是悲惨。毕竟不管父辈有多大的“原罪”,但知青本身身份是没在被打倒之列。毕竟知青或多或少有盼头,毕竟当年的我们得到了那虽远在城市,但无时不刻给予我们关怀的家庭庇佑,毕竟知青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而下放户们当时很多的就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活靶子”;他们似乎看不到东方的曙光;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外援;那些下放户的大人们在养活自己的同时,还要养一大家人。想来他们有过“床头屋漏无干处”、“箪瓢屡空”的境地......在农村时,在叹息自己之余,也将同情的目光投向他们,但自身难保的我,只能是“惶恐滩头说惶恐, 零丁洋里叹零丁”。所谓“秀才人情纸半张”,亦是几十年后的今天才借网络表达,汗颜!请在湖知网去读有关朵朵的《乌鸦河之恋》,潇湘之子的《白果树下》吧,去聆听他们跟着父母下到农村后的真切感受吧。 1969年,洪江这个曾经重要的商业重镇,将一大批从事商业、手工业、小买卖的人家下放。高椅公社几乎每个大队都下了一到两三户人家。我们在1970年春天下到会同高椅后,在生活中、劳作中也自然地要接触到这些人家以及他们的子女,对他们有了些大致的了解。我只是择几户说说。 我们最早接触的洪江下放户便是下在本大队一队的李姓人家(曾在2010年的《四十年后,我们在去下放地的起点——洪江重相聚》一文中作过简单介绍)。我们第一年借住地在一队的地域。这样我们也就与李姓人家熟稔了。他们借住在一栋老房子的楼上,那是我们大队唯一一栋楼上有“美人靠”的老房子,但可以单独出入。 李伯伯本是经商有道之人,据说解放前就有好几家店铺。解放后公私合营,他在商业部门工作。讲一口邵阳话,留着胡子,像一些老农那样胸前围着围裙,也干着老农的事,比如犁田、耙田。人还苦中寻快活,喜欢说点笑话,也有点商人的狡黠。李伯妈在家搞家务,长得清秀,白净,善解人意,能用长沙话与我们交流(去年才从她小儿子的回忆文章中得知李伯妈还擅女红,会绣花,为芷江机场飞虎队的美国飞行员绣过帽徽)。身边有小儿子相伴,其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当年也和我们一起在大队搞文艺宣传队,他应算是“男一号”了。两个大儿子作为知青,下在了只隔一座山头的黔阳龙船塘公社的光明大队。有时他们会翻山过来看望父母,一家人也有其乐融融的一刻。
最记得当年我们刚到队上时,人生地不熟,有许多的不明白和不理解。因此我们晚上就会到李家的“美人靠”上坐坐。向他们倾诉我们心中疑惑。不明白的向李伯伯李伯妈问个明白,比如谁的为人、比如某句会同话的解释。不理解的一些,两位老人虽身处逆境,自顾不暇却总是宽慰我们,他们的小儿子则腼腆地在一旁作些说明,这给初下乡的我们苦闷的心灵以极大的慰藉。刚到乡下没有菜吃,我们也得到过他们的及时援手。大约是73年下半年两位老人先回到洪江,他们的小儿子也在74年招回了洪江商业系统。 2009年通过健者兄联系上了他们的小儿子,这样在2009、2010年趁返会同时,我都特意去看望了虽历经波折,仍高寿(九十多岁)且健康的李伯妈。在此祝四代同堂的李伯妈,长命期颐!
这便是2010年拍的李伯妈,时年九十三岁,如今九十四岁了。
2009年回到队上时还专门为那栋有“美人靠”的老房子拍了照片的,只是将照片寄给了屋主后,没有留下原片,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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