幺 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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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笑了之
湘西北人将自家最小的儿子唤幺儿，若是女娃，则称幺女儿，或是幺妹。与称呼幺儿不同的是，幺妹不仅长辈可以呼唤，同辈人也可以喊。喊声里面，透着亲情透着关爱。
都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我很少提及过，与幺妹的故事却没有象陈谷子烂芝麻那样腐朽在心里，而是如搁置的老谷酒，时间愈长，味道更醇更香。
那是秋收后一个月明风清的晚上，大队部放映电影《红灯记》。这部片子我看了不下二十遍，连里面的台词都背的滚瓜烂熟，之所以还跑去凑热闹，主要是文化生活贫乏，实在是找不到由头打发无聊。去大队部看电影，还有一个青年男女心照不宣的秘密，就是借此找个与异性交往的机会。当时长沙知青中有种莫名其妙的大长沙沙文主义，看不上被他们称为二老倌的乡下人。知青间异性交往多在自己人中间进行，而我比一起下放的人都小几岁，因而失去了与知青异性交往的可能。
电影开始播放了，我站在最后面欣赏晃动在灯光下的人头。结伴出来的彭兄，早已不晓得钻到哪里与人幽会去了。我想先行回家，又怕他说我没有等他不仗义，可站久了腿有点麻。就着灯光，我看见最后面那排有一个女孩站在一张凳子上，伸着脖子正津津有味地欣赏电影。也没有征得她同意，就坐在了她的凳子一头。那女孩忽然敏捷地从凳子上跳了下来，接着我听到了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你蛮不错的嘛，我跳下来，你竟没有翘起来摔倒。”
原来那女孩准备算计我，可她不知道习过武的我的坐桩稳得很。我不屑地望着她说：“别讲你只跳下来，就是将凳子抽走，我仍能笔直地坐在这儿。”
她竟真的抽走了我的凳子，为了逞强，我也一骑马桩立定在那里。过了多久我不记得了，只晓得凳子小心翼翼地伸在了我的屁股下，那顽皮的女孩贴身坐在了我的身边，轻轻地对我说：“我们走吧，这电影我都看腻了。”
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约会，还是一个乡下女孩主动提出来的。
从她嘴里，我晓得了她叫幺妹，在公社中学读初中，年方十七的她年龄比我还大，住在八队，与我所在的生产队比邻。
我们的交往多了起来，她的同学冬梅是我所在生产队队长的女儿。每天放学以后，她便牵了黄牛到我们这边山上来放牧。我们总能在山区中找到一块属于我们交谈的地方，那冬梅非常配合地成了我们约会时站岗放哨的红小兵。
如果日子就这么平平常常地过下去，也许我们这对情笃初开的少男少女会有顺理成章开花结果的那一天。我喜欢她宛如天籁般的湘西北口音，和明眸皓齿落落大方的形象。而她对于我这来自城市高高大大的男孩，也热爱得非同一般。然天有不测之风云，我父亲曾是国民党少将的消息，不晓得怎么在整个大队传开了。乡下人对男女交往的理解最实际，大队上几个出身不好的本地青年悲惨的待遇搁在那儿，幺妹的父母当然不会让他们宝贝的女儿将来走进政治上受欺压的沼泽。尽管我还从来没有想过会与幺妹有什么将来，这女孩儿却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我已经将我与你相好的事情告诉了我妈妈，妈妈要我问你，国民党少将的成份比地主高还是低些？”
我笑了笑，略带揶揄如实地说：“在我父亲读黄埔军校以前，我们家就已经是长沙县沙坪乡有几百亩田土的大地主。一个地主有几条枪，就能被宣布为恶霸地主遭枪毙，我父亲手下有多少条抢，他自己都数不清楚。”
幺妹听呆了，最后认定我在吓唬她，理由是如果我父亲真的如我所说，为什么他还能吃国家粮拿国家工资。
吃国家粮拿国家工资，乡下人认为是了不起的待遇。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也不想因为我的这些所谓政治上的污点而让幺妹为我承担什么责任。当天，我没有象往常一样地陪伴她放牛。
过了一段日子，冬梅给我送来了幺妹写的一封信。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字，笔迹很清秀，错别字也不少。具体什么内容记忆已经模糊，有两句话却一直让我不能忘记，太直观形象了。这两句话是这么写的：要学辣椒红到顶，莫学花椒黑良心。辣椒红到顶，我能理解。这花椒黑良心我却不晓得。长沙人那个时候不大吃花椒，打小以来我连花椒什么样子都没有见到过。便问冬梅。冬梅哈哈大笑：“花椒是什么都不晓得，你真是个哈宝呢。”正好她身边有棵花椒树，便从上面摘了一粒递到我的眼前：“好好看看，这就是花椒。”
从那以后我知道了，花椒外面裹了一层红皮，里面却是黑色的。
“还说人家黑良心，这还只有几天，自己就同意跟潘家铺的男儿定亲了。”冬梅在一旁为我打着抱不平。
从冬梅口里，我晓得了幺妹已经定亲的消息。男方是刚从部队转业的复员军人，与幺妹的母亲还有点沾亲带故。
好像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变得成熟起来。开始明白男子汉若是不具有顶天立地的本事，连个老婆都讨不到的道理……
幺妹成亲的那天，我站在生产队的堤坝高处，远远地望着那以红色为主的队伍渐渐地消逝在自己的视野之中。冬梅扯了我的手几下，我才从懵懂中回过神来…… | 
发表于 2011-9-16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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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19 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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