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误国与俄罗斯的悲哀

江程浩

前言： 

      今年的12月21日，是苏联解体整整二十周年纪念日。苏联的解体对全世界都是一件大事，尤其对中国，教训和警示的作用更加巨大。苏联解体十周年的时候，本人写下这篇文章，主要目的是为了对苏联解体的原因作一些理论上的探讨。二十年过去了，现在看来，本人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在相当程度上是正确的，现在重新把这篇文章发出来，对苏联解体这件二十世纪国际政治领域的大事给予纪念。         

  

 

                               书生误国与俄罗斯的悲哀
                                     ——苏联解体十年后的思考

                                                 江程浩                           

 

      1991年12 月21日，在这个年份的最后十天，世界发生了一件令许多人都始料不及的大事，由列宁创建，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七十多年的苏联解体了。曾经一度称霸全球的强大的苏联帝国，就象是一座高高垒起的积木，只是经人轻轻一点就在突然间轰然倒塌了。乍看起来，这仿佛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呀，并未过经战乱，自身又是如此地强大，怎么会一下子就解体了呢？我们再来看看当年苏联解体仪式上的最后情景：
      “戈尔巴乔夫用整整12分钟读完了他那份《告苏联同胞书》。读到最后，他的眼睛湿润，嗓子嘶哑，心里就像被无数只手剧烈撕扯着，几乎读不下去了。19时20分，按事先安排的程序，戈尔巴乔夫要把决定世界末日的“核按钮”——一只装有发射原苏联2.7万枚核弹头密码的黑色公事包交给独联体武装力量临时总司令沙波什尼科夫，再由沙波什尼科夫转给俄罗斯总统叶利欣。
      还是在实况转播的电视摄像机前，戈尔巴乔夫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西装口袋，但很不巧，竟然忘了带签字笔。他一时有些茫然。美国CNN电视广播公司总经理汤姆·约翰逊先生及时为戈尔巴乔夫救了驾，他眼疾手快，从自己口袋里马上摸出一支圆珠笔，迅速递给了这位几秒钟后就要成为平民的总统。
      戈尔巴乔夫说了声“谢谢！”，当即用这根圆珠笔在放弃他任总司令之职同时把核武器控制权交给叶利欣的政令上快速签上了他的名字。
      就在戈尔巴乔夫交出核按钮的一瞬间，聚集在电视机前的人都仿佛感到听见了一声巨响，并且都知道这是那座矗立了74年的红色帝国大厦在突然间彻底倒塌了，从此后被分裂为15块碎片。”
      这是一个中国学者对当时情景的细致入微的描写。苏联的解体对当时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点儿猝不及防。尤其对于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性的大国来说，一时间竟茫然不知所措。谁也不知道分裂后的前苏联各国将会如何发展？对世界格局会产生什么影响。
      现在十年过去了，作为前苏联合法继承者的俄罗斯是个什么状况呢？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70%的国土面积和70%的经济基础，60%的人口，大约70%多一点的国家资源。1991年时前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3万多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60%多一点，居世界第二位。那时苏联是一个国力强大，科技发达，人民自信，在全世界都有自己利益的令人生畏的国家。现在的苏联继承者俄罗斯是个什么样子？据统计，苏联解体十年后的2001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3000亿美元，是1991年苏联的十分之一。外贸进出口总额大约为800亿美元，只相当中国的五分之一。黄金和外汇储备200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的十分之一。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就是说，苏联的合法继承者俄罗斯已经变为一个在经济上无关紧要的世界二三流国家了。这个结局对于那位在前不久丧失了爱妻，现正凄惨地经营着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前苏联总统，和现正在现任俄罗斯总统——他的得意门生普京的照顾下安享晚年的前俄罗斯总统叶利欣二人来说会是他们的本意吗？肯定不会是的。但他们怎么会一个人仅仅用了六年时间就把一个好端端的强大的苏联，带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另一个人用了十年时间就把一个继承了前苏联70%资产的俄罗斯带到如此破败的地步了呢？这难道对中国、对世界的所有政治家，没有一点教训可言吗？
（待续）

江程浩

一、书生气十足的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怎样一步步从前苏联南部边疆的一小地方爬到了苏联最高领导人的位子上的？下面是戈尔巴乔夫个人简历：戈尔巴乔夫1931年出生于苏联南部边疆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俄罗斯族。195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苏联国立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和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毕业，1955年任斯塔夫罗波尔市团市委第一书记，共青团边疆区区委某部部长，第二书记，第一书记，1962年起任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农庄农场生产管理局党的负责人。1966年9月当选为斯塔夫罗波尔市党委第一书记，1968年起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1971年起为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二十二大”、“二十四大”、“二十五大”、“二十六大”代表。1978年奉调进入苏共中央，并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1979年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0年10月被选为政治局委员。1985年3月接替刚刚去逝的契尔年科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仕途来看，可谓是一帆风顺。除了在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位子上呆的时间稍长一点以外，几乎是每隔两三年就是一个新起点。戈尔巴乔夫的书倒是读了不少，有着全苏联最有名望的名牌大学的法学学历和农学院的技术学历。但是通观他在就任苏共总书记之前的整个政治经历，可以说基本没有碰到过什么艰难困苦，在他的整个工作历史中同样也几乎没有什么显著的政绩。他充其量只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

      戈氏虽说在政绩上没有什么值得眩耀的地方，可是他与其他任何醉心于权力的人一样，对苏共中央总书记这个令人羡慕的职位可以说是向往以久了。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时的秘书博尔金在他所著的《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这样描述道：在戈氏一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立即迫不及待地搬进了党中央办公大楼主楼第五层被称为6号的办公室，一点儿时间也没耽搁。就如同过去俄国沙皇迷恋王位王权和王冠一样，这个新办公室也一直吸引着他，几乎在一夜之间勤务人员就把一切都收拾好了，把楼梯上的长地毯也换了，把地板也磨光了。会客室里还有一些事没做完，但戈尔巴乔夫已经等不及了，开始在他的新办公室里接待来访者”。从博尔金的描述当中我们看到的仿佛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年轻人，突然间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高度信任，并交给了一项足以体现信任的十分重要工作一样，他迫不及待地要去完成这项工作来体现自己的才干。

      戈尔巴乔夫一上任就突击提拔了一大批他认为具有改革思想的人物，其中有后来成为他政治上死敌的叶利欣、有后来被他冷落了的利加乔夫，有“改革外长，和平外长”之称的谢瓦尔德那泽、有把苏联人的思想导向灾难的主管党的思想和宣传工作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

      最能体现戈尔巴乔夫个性的还是他的那本被戏称为二十世纪“最臭”理论的叫做《改革与新思维》的书。本来“改革”这个词汇在俄语中有多种表述方法：而戈氏却用了一个“改建，改造”这样的词汇。在俄文词典里对这个词汇的解释是“推荐倒重建”。有人据此说戈氏从一开始就居心要把苏联这座大厦推倒重建，他想建立一个他自己理想中的国家。这种说法现在看来肯定存有几分怨气，但戈氏确实想用苏联这样一个大国，用苏联全国人民的利益为自己做一次有意思的改革实验，而且他想从这个国家最敏感、也是最致命的政治体制上动手。

      戈尔巴乔夫与全苏联大多数人一样，他也看到了国家的弊端所在，但他却象一个不太成熟的年轻人，迫不及待的要把他的想法在这本书的标题上明显地表达出来。为了表达他思想的开放性，作为苏联这样的大国领导人，他竟把这本书交给了一家美国出版商去出版。也就是说在那个冷战正酣的世界上，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一开始就把自己的思想毫无保留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这种行为是何等的幼稚！ 在推进改革的同时，他还大力提倡所谓的“民主化”与“公开性”，试图以此来吸引群众参加到这场改革中来。我不知是听到哪一位哲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最能隐瞒自己思想的人是最聪明人”。平常人估且如此，何况一个苏共中央的总书记？

      戈尔巴乔夫显然也看到了苏联国家在经济上的困境，1986年在苏联党的“二十七大”上他主持制定了《苏联1986年至1990年及200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1987年他又制定了《关于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和《企业法》。他的基本思路是给企业放权，使企业实现“三自一全”就是完全自主经营。这种思路作为一个有着莫斯科大学学位的戈尔巴乔夫来说并不算高明，因为这种改革的方法在中国已经实行好几年了。到1988年末，苏联总的经济形势并没有好转，而且更加失调，1986——1988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2。8%，低于号称“停滞时代”的1981——1985年。

      经济改革受挫以后，戈氏片面地把经济改革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归结于现行政治体制，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十九次代表会议标志着把改革的重点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他一开始就在整个苏联大力推行民主化与公开性。戈尔巴乔夫以一个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身分，却是以一种苏联普通平民的心态和语言，把苏联原有的政治体制称为“官僚专制制度”和“极权主义制度”。他在各种公开的场合猛烈评击苏联的政治体制。使得苏共和苏联国家在人民心目中的政治形象受到严重损害。戈氏在政治领域推进改革比在经济领域仿佛显得更有信心，胆量也更大一些。 他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与公开性的推行，造成苏联社会的极度混乱，一些加盟共和国的民主派开始与苏共争夺权力。

     1989年波罗的海三国共产党公开与苏共分裂。共和国的权力落到了民主分子的手上。整个苏联社会严重动荡。经济形势更加恶化。1989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下降到2。4%，日常必需品供应更加紧张。军队也开始出现不稳的现象，苏联的改革进程开始失控，苏联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可是作为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在经济振兴和政治稳定上。还是他的那位总书记办公室秘书博尔金在那本《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的书中写道：“此时的戈尔巴乔夫经常一个人呆在他的总书记办公室里，大声朗读着西方报纸对他发动的改革浪潮的赞美文章，有时长达几个小时”。戈尔巴乔夫已经深深地陶醉在自己的改革“杰作”之中了，他把这场涉及苏联整个国家安危的改革当成了一件通过自己丰富的想象力而创作的艺术品，此时的他正认真地品味着别人对这件“超时代”艺术品的赞美之辞。而把苏联国家和全国人民的利益抛到了九霄云外。 

      书生气十足的戈尔巴乔夫在坚定地打碎了苏联旧的政治体制以后，却并没有给苏联国家开出更具体的建立新体制的药方。随后不久，那个由他一手提拔起来又被他亲手打下去，一度被称为“最勇敢”的改革家的叶利欣，就在戈氏的眼皮底下用戈氏极力提倡的公开选举的方法夺取了苏联最重要也是最大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的最高领导权。 改革使国家失控并没有使戈氏有所清醒，他所读的那么多的书也没有在这个国家多难时刻为这位国家领导人带来一点智慧的作用。情急之中，他竟天真地想到了“总统”这个称呼的实用性。他认为“总书记”这个职务并不适合领导一个国家，只有“总统”才是名正言顺的国家领导人应有的称呼。他试图以“总统”这个职务来实现他对整个苏联国家的重新控制。于是在1990年他又“跌跌闯闯”地爬上了“苏联总统”这个位子。谁知道，1990年6月，苏联的几个主要加盟共和国先后颁布了主权宣言。苏联的解体已经初露端倪。

江程浩

     本来在这个时候如果在苏联全国采取强制措施也许苏联还有一线希望。但可悲的是在这个时候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还有闲心去海滨渡假，他仿佛还在尽情地享受着一个世界大国领导人在生活上无限的快乐。

      1991年8月19日，留在莫斯科的以副总统亚那耶夫为首的苏共其他领导人采取了断然措施。实行“紧急状态”，控制了在黑海之滨渡假的戈尔巴乔夫。但令这些企图最后挽救苏联免于崩溃的人们始料不及的是，经戈尔巴乔夫几年的“改革”和对苏联及苏共的猛烈评击，苏联军队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苏联党和国家的信任，他们也认为没有必要为挽救现存的这个国家去做任何事情。而且不知怎么的，政变仿佛从一开始就并不顺利。政变中要控制的两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的叶利欣竟提前离开了莫斯科，去往遥远的阿拉木图“访问”去了。 

     “紧急状态”仅进行了三天就失败了。 更为可笑的是，这个一路顺风爬上苏联最高领导人位子的充满学者气味的戈尔巴乔夫，在被勇敢的叶利欣从休假地解救回来以后，竟还继续天真地想从已经掌握了苏联国家命运的叶利欣的饭碗里去分一点残羹。还在与叶利欣等原苏联境内新成立的“主权国家”的领导人不厌其烦地讨论所谓“联盟”问题，为了他的“联盟”，他在叶利欣的要求下宣布了解散苏共的命令，进而又宣布停止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并责成苏联检查部门对苏共领导机关进行审查。进而又同意与叶利欣在非常时刻二人可以互相“代行职务”。戈尔巴乔夫所做的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一心只想保住他的那个已经一钱不值的所谓“中央”不被取消。保住他的一钱不值的苏联总统的位子不被取消。他在这个时候甚至还在说他之所以在“8·19事件”中差一点失去权力是由于苏共对他的背叛。他还不知道他仅有的一点象征性的权力马上就要被他的合作伙伴彻底取消了。

      此时的苏联就象一顶仍然勉强支撑着的单薄的帐篷，帐篷内是苏联帝国七十多年积攒下来的巨大财富。里面有几个人正在对这些财富进行最后的分配，而作为帐篷主人的戈尔巴乔夫却只能站在帐篷的外面。 在1991这一年最后的一小段时间里，俄罗斯总统叶利欣、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这几个参与瓜分苏联这笔财富的人，背着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白俄罗斯一个叫“别洛韦日”的小镇上签署了《别洛韦日协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坐在戈尔巴乔夫屁股下面才一年多的“苏联总统”职位，随着这份协议的签署应声消失了。苏联这顶巨大的帐篷也随着这分协议的签定，轻轻地倾覆在地。由此可以看到，戈氏既是一个多么醉心于权力，而政治敏感性又是多么迟顿的人。象这样一个毫无血性、毫无理智、毫无判断力的书生真是苏联人民的悲哀。再以后就出现了本文开头那极富戏剧性的一幕。

江程浩

      二、莽汉与书生两种品质共存的叶利欣

      叶利欣：1931年生于俄罗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达里茨克区的农村，俄罗斯族。1955年毕业于乌拉尔工学院建筑系。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乌拉尔重工业管道建筑公司工作。1959年任总工程师。1961年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建设局长。1968年起叶利欣先后担任州建设部长和州委书记。1976年，44岁的叶利欣当上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并成为苏共中央委员，他是当时苏联最年轻的地方领导之一。

      叶利欣的个性在许多方面与戈尔巴乔夫有相似之处，首先他对国家的前途和发展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他不是那种小富即安，稳妥求全的人。他与戈尔巴乔夫一样也在地方上担任了多年党的领导职务，当然也看到了苏联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各个方面存在的种种困难。叶利欣与戈尔巴乔夫同样也是一个有着极强的表现欲望和书生习气的人。但与戈尔巴乔夫不同的是，叶利欣的性格急燥，敢做敢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甚至敢于破釜沉舟。这种书生与莽汉的双重性格也造成他后来在治理俄罗斯国家的过程中在决策、用人、和治国方针上一再出现失误。

      苏共中央的前几任总书记之所以没有象戈尔巴乔夫那样突击提拔叶利欣，可能正是因为他们都看准了叶利欣充其量就只是一个州委书记的料子。可是历史偏偏叫他碰上了与他有着某种相同性格的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

     1985年，刚刚上任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石油工业重地秋明视察时，作为当地党的最高领导人，叶利欣理所当然是全程陪同者，在这次考察过程中叶利欣的表现给戈尔巴乔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戈尔巴乔夫觉得在他即将开始的改革进程中，十分需要具有叶利欣这种思想和性格的人。

      于是1985年4月，就在戈尔巴乔夫刚刚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个月，叶利欣奉调进入莫斯科任苏联建设部长。他在这个位子上呆了不到5个月。1985年9月又被提拔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成为苏联政坛上一颗耀眼的新星。 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后，叶利欣竭力执行戈尔巴乔夫的战略部署，在莫斯科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路线，尤其是在提倡社会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和政治腐败上狠下了一番功夫。据统计，叶利欣到任的最初几个月里，莫斯科的33个区委书记中，被他因各种罪名换掉了23个，叶利欣不仅在政治上进行前所未有的改革，在生活上同样也是体察民情。他经常深入基层，微服私访，查看城市食品供应情况，了解老百姓对腐败现象的不满。他不仅下令取消了在苏联存在了多年的高干特供商店，还叫他的妻子像普通市民一样排队买东西。一时间叶利欣在莫斯科名声大振。

      为了加快改革的进程，身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叶利欣，利用莫斯科的新闻舆论工具大反特反官僚主义和腐败特权，提出“批评无禁区，公开无界线”的口号，他甚至还在外国人面前公开指责党内有人反对改革。把党内的矛盾毫无顾忌地向外界公开。叶利欣的所做所为与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一样赢得了苏联人民的喝彩。

      正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欣这两个人，一个在苏共中央，一个在莫斯科市委，他们大胆而超越常规的改革行为在苏联的政治界引起了很大的混乱。苏联现存的政治肌体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使人民的思想迷茫，信仰丧失，各种形形色色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在苏联的土地上迅速漫延开来。   

      叶利欣的行为理所当然地在苏共中央和莫斯科市委内部受到了强烈的谴责，甚至连“恩师”戈尔巴乔夫也感到有些吃惊，因为叶氏的行为已经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他觉得在这场由他发起的改革浪潮中，叶利欣大有喧宾夺主之势。于是戈尔巴乔夫与叶利欣的冲突终于暴发了。

江程浩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87年6月，在苏共政治局内部讨论戈尔巴乔夫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讲话稿时，其他政治局委员对这份也许是戈尔巴乔夫花了些心血，而且非常满意的文稿都表示原则同意，有的也只就个别细节提了一点意见。但这时心态良好的叶利欣却对讲话稿旁若无人地横加指责，并提出了二十多条修改意见，这其中包括对苏联过去70 年历史的基本评价和党的现行改革政策的措施等原则性问题。在叶利欣的眼里，这分文稿几乎就应该推倒重来。戈尔巴乔夫的脸终于挂不住了。

      在此之前，已经有人向戈氏提出过，说叶利欣是个危险的野心家，而且因他在工作上许多方面的过火行为，造成了他在中央和莫斯科市委内部也不得人心。于是在1987年底，叶利欣终于被免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去当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国家建委副主席，叶利欣遭到了他仕途上最沉重的打击。

      有意思的是戈尔巴乔夫反对的并不是叶利欣对待改革的思想和做法，他是讨厌叶利欣过于张狂的性格和喧宾夺主的气势。因为在撤销叶利欣职务的理由中并没有提到他对待改革性质的认识上有什么不对之处，戈尔巴乔夫只是与叶利欣在对待改革的进度和莫斯科市委在改革中的领导权方面出现了分歧，叶利欣认为改革还要再快一些，再大胆一些，而且莫斯科市委在对改革的领导权上应有更大的独立性。这好象让人感觉到两位第一书记是在改革果实的归属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你看这是多么的有意思，改革才刚刚开始，而且是否成功还是个未知数，这两个人就为日后改革成果的归属反目成仇。

      可以说叶利欣就是在戈尔巴乔夫这片土壤中产生出来的一个人物，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也许叶利欣就在乌拉尔山以东的斯维尔德若夫斯克州那个遥远的地方心安理得地当他的第一书记了，并且在他到莫斯科来之前，已经在那个位子上干了九年。真可以说是成也戈尔巴乔夫，败也戈尔巴乔夫。

      叶利欣的下台虽然表明他的仕途在苏共中央内部已经走到了尽头，但由于他在莫斯科两年的工作经历，在改革浪潮风起云涌的整个苏联人民的心目中却建立了良好的印象，认为他就是一个改革家，是一个比戈尔巴乔夫更大胆更优秀的改革家。这也为他日后东山再起埋下了伏笔。 经过了撤职这次沉重的打击，叶利欣的思想也许已经悄悄地发生了某些变化，改革是否成功，民主是否实行已经不在他的思考范围之内了。

      于是，1990年叶利欣参加了由戈尔巴乔夫本人大力提倡的俄罗斯第一届人代会选举，并如愿以尝地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不久又当选为第一任俄罗斯联邦总统。这又是一个极有意思的事情，在由戈尔巴乔夫一手导演的全国性主权大分裂中，已经成了他政治上敌人的叶利欣，竟然出乎意料地夺取了苏联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的领导权。叶利欣已经完全摆脱了戈尔巴乔夫的控制，反而在许多方面可以控制戈氏的行为了。当叶利欣夺得了俄罗斯的领导权之后，共产党员这个东西已成为他身上的一个累赘，于是叶利欣毅然退出了苏共。   

      “8·19事件”以后，苏联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叶利欣看到时机已经成熟，他与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三人签署了《别洛韦日协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无奈地宣布辞职，叶利欣顺理成章地入主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成为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叶利欣终于在这一场混乱的，持续五年的改革闹剧中获得了自己丰厚的利益。

江程浩

      从叶利欣于1985年4月自斯维尔德若夫斯克州进入莫斯科，到1991年入主克里姆林宫的这五年多时间的经历来看，起初叶利欣在对待改革的思想上与书生戈尔巴乔夫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比戈氏更具有挑战性和冒险性，其在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任上所做的一些事，几乎就是戈尔巴乔夫思想的最佳实践。只不过叶利欣做得更大胆，更直接一些而已。

      正是因为有了书生戈尔巴乔夫，首先让苏联处于混乱之中，同时又有了莽汉式的书生叶利欣在混乱之中勇夺俄罗斯的领导权，这才造成了苏联的大分裂、大崩溃。纵观前苏联的这场以改革为最美好出发点的闹剧的整个过程，总让人觉得，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至始至终操纵着。这是一只看不见摸不着，但又确实存在的“上帝之手”。而剧中的两个主要演员戈尔巴乔夫与叶利欣在这只深深隐藏着的“上帝之手”的操纵下认真而出色地演绎了这场闹剧的全过程。让人看上去是那么完美，那么环环相扣，几乎缺少哪一环这场闹剧都不可能取得这么完美的结局。这真是整个苏联国家的悲剧，是全体苏联人民的悲剧。

      事情发展至此，前苏联人民的悲剧仿佛还远未结束。而那只诺隐诺现的“上帝之手”还在继续操纵着前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

      入主克里姆林宫以后，1992年1月，踌躇满志的叶利欣的书生气再一次强烈地暴露出来。他一心想把俄罗斯尽快建设成为象美国那样的高度民主而又高度富强的国家，他在全俄罗斯推行由西方经济学家教给他的灵丹妙药“休克疗法”的同时向国人保证：“咬紧牙捱过痛苦和艰难的过渡，在未来不算长的日子里要让俄罗斯在政治上形成议会民主制为基础的联邦体制，在经济上建立一个高度发达的自由市场体系，在军事上仍然保持一个核大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他带着这些美好的幻想一头扎进了西方的怀抱，并大胆地任用了一批在苏联国家改革浪潮中脱颖而出的具有西方思想意识的年轻人。可是诸如盖达尔、丘拜斯这批年轻的“经济学家”从西方照搬过来的，医治俄罗斯经济的良方——“休克疗法”，却把本来已经千窗百孔的国家推向了更大的混乱，国家经济急速下滑，人民迅速贫困化，而且西方国家原来答应给予的经济援助却并没有兑现，同时，曾一度是叶氏死党的俄罗斯议会主席哈斯布拉托夫和副总统鲁茨科伊也因权利分配不均而与叶利欣闹翻了。整个俄罗斯国内在“权力分配”这个炙手可热问题的烧烤之下迅速陷入无休止的内部争斗之中。当上了克里姆林宫主人的叶利欣在权力斗争和经济恢复这两个问题的比较中，他不得不把经济恢复放到了非常次要的地位。

      事情发展到此，这个夹在东西方之间的伟大国家的改革进程已经完全走出了改革发起者预想的轨道，变成了既得利益者之间权力争夺的另一场闹剧，真是祸不单行！ 接下来的是总统与议会之间无休止地争吵；然后是曾经一度天下无敌的俄罗斯军队在小小的车臣平叛战争中惨遭败绩；然后是以民主派和改革家的形象赢得俄罗斯人民信任的叶利欣为了保住总统的位子粗暴践踏民主，炮轰俄罗斯议会大厦，强行解散俄罗斯议会；然后是叶利欣在两年之内五易总理，创下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叶利欣这个以倡导民主、自由和改革起家的民选总统，最终在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的关键时刻把“民主”这个东西当成了擦屁股的手纸扔掉了。

      在1999年的最后一天，叶利欣敢做敢为的性格又让世界大吃一惊，他突然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并宣布由刚刚当上总理不到三个月的前苏联秘密警察，年仅45岁的普京任代总统。 普京：1952年出生在列宁格勒市（圣彼得堡），俄罗斯族。1975年从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情报局工作，长年在当时的民主德国从事对西方的情报工作。  

      1990年苏联解体后，有着上校军衔的普京回到了列宁格勒。1994年由他大学时代的老师——当时的圣彼得堡市市长索布恰克任命为该市第一付市长，1997年任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兼总统办公厅监察总局局长，1998年5月任总统办公厅第一付主任，1998年7月任俄联邦安全局局长，1999年3月起任俄政府第一付总理，即而接任总理。

      普京的经历、尤其是他在苏联秘密警察部门的工作经历一直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普京头脑冷静，处事精明强干，有一手不俗的柔道功夫。普京在苏联秘密警察部门受到的全面而严格的训练以及在原东德那个东西方结合部多年的情报工作历练，给他的思维方式和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清醒认识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也为他就任俄罗斯总统后的工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国际政治方面的经验。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以来，经济方面一改过去十年的颓势，在连续两年经济回升的基础上，2002年又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成绩。在普京的身上，俄罗斯人民终于看到复兴的希望。

江程浩

      三、上帝之手？

      对于造成苏联解体的诸多原因，学术界还有多种解释，这些解释也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认为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因不能不在这里说清楚。我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曾经说过，在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经济崩溃的整个过程中仿佛有一只无形的“上帝之手”在至始至终操纵着。这是一只什么样的上帝之手呢？它是如何操纵前苏联和俄罗斯国家走向解体和崩溃的呢？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新的领导人上台，这件事对于冷战的另一方，尤其对于美国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因为自冷战开始以来，苏联这已经是第六次领导人更替。特别是最近两年多，苏联国内哀乐之声不断，二十八个月内先后有三位总书记去世。而且每一次新的总书记上任，总会给西方世界带来新的麻烦。因为他们要花掉很多时间和金钱去对这位新领导人进行研究，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来加强自己在对抗之中的地位。但这次他们发现情况有所不同了。

      首先，以强硬思想著称的苏共元老，老资格外交家葛罗米柯被撤换，代之以没有外交经验的来自格鲁吉亚的谢瓦尔德那泽；其次，苏联单方面宣布停止核试验五个月，并于1986年1月15日以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名义发表申明，建议苏美双方在15年内分三个阶段全面销毁核武器。就在这个申明中，戈尔巴乔夫还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叫“新思维”的概念。 类似“新思维”的思想，对于美国人来说并不是第一次听说，戈尔巴乔夫在他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就多次提到过和平、和解、人道等与苏联前几任总书记完全不同的词汇，这确实令美国人大喜过望。戈尔巴乔夫还说要根据这些思想写一本书。

      这事刚一传出不久，美国就有了反应，美国有一家叫做“哈泼——罗”的出版公司立刻要求给予他独家版权。并多次催促戈氏尽快完稿。过后我们看到，在这部定名为《改革与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的代表作中，除了“改革”二字以外，通篇充斥着人道、民主、自由、和平一类的字眼，而绝少那种咄咄逼人的火药味。而且他公开对外界宣称，他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这些字眼与美国的口味是多么相宜。这不能不使人回忆起1960年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脱下自己的皮鞋，敲击着讲台，点着美国人的鼻子说道：“社会主义正在取代资本主义，我们将埋葬你们。”那种恶梦般的语言。

      于是苏美之间的关系一下子变得十分热火起来。戈氏曾经得意地说：他的《改革与新思维》在美国出版以后，发行量达到了200万册的惊人数字。 1988年10月，戈尔巴乔夫应邀访问美国，对于这次访问，美国政府给予了极高的重视，戈尔巴乔夫在美期间的一切活动都充满了和解、和平和信任。他在联合国的讲坛上作了充满和平情调的讲话，并单方面宣布载军50万。美国国内的舆论对戈尔巴乔夫的访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连夫人赖莎也成了天使般的美人。

     自然，美国人也精心组织了一些活动让戈尔巴乔夫看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这些都给本身就具有某些西方民主思想基础的戈尔巴乔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有意思的是美国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所作出的反应，他们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相隔28年的两个联合国讲话中分摘出一些精彩的段落，然后巧妙地编织在一起，并用一句相当含蓄的话表达了他们的观点：“对比这两者的演讲内容，人们看到，戈尔巴乔夫完全无保留地埋葬了充斥赫鲁晓夫时代的‘我们将埋葬你们’的论调。”

      就在戈尔巴乔夫登上联合国讲坛前夕，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还在他的那本风糜美国政界的《1999年：不战而胜》的书里这样写道：“如果我们不能与莫斯科进行竟争，我们就将不战而败，竟争是美苏关系的核心，并将决定谁将在超级大国的争斗中取胜。”美国从未想过要放弃与苏联的竟争，但书生戈尔巴乔夫却领着苏联帝国首先退缩了。

      由于美国对戈尔巴乔夫在美访问的过程和戈氏思想的刻意渲染，戈尔巴乔夫获得了心理上最大的满足。自美国回来之后，戈尔巴乔夫更坚定了他改革和对美和解的决心。并直接在苏联最敏感的政治体制上动开了大手脚。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民主化进程虽说也称得上是大刀阔斧，但戈氏始终不肯放弃苏共对苏联的领导权，这一点令美国有些无可奈何。

江程浩

      时间到了1989年9 月，改革已经使苏联陷入了分崩离析的境地，苏联经济直线下降，通货膨胀飞速发展。通过民主选举，大量与苏联共产党政见不同的民主分子夺取了苏联部分地方的领导权，与戈尔巴乔夫闹翻了的民主斗士叶利欣也通过这种选举得到了全苏联跨地区议员团主席的地位。这个时候，美国人看到了叶利欣的作用，他们认为叶利欣在不久的将来，肯定将成为戈尔巴乔夫最大的政治对手，并且还有可能取代戈尔巴乔夫成为执掌苏联江山的人物，再说叶利欣的一系列主张完全是以美国体制为蓝本的，他甚至比戈尔巴乔夫更戈尔巴乔夫。因此，为了进一步抬高叶利欣以加强他在苏联国内政治斗争中的地位，美国政府向叶氏发出了以私人身份访美的邀请。使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个邀请竟很顺利地获得了苏联政府的同意，而且访问时间长达9 天。从这里让人感觉到，当时苏联党和政府的政治思路已经非常混乱了。

      在美国的9天时间中，叶利欣可谓忙得不可开交。他广泛接受美国各界的采访，发表演讲达15场之多，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还曲尊亲自给予接见。叶氏在美期间更是对苏联的政治体制和70多年的历史大放厥词，叶氏的行为博得了美国人十二分的欢喜。这次访问自然也为叶利欣在苏联国内增加了不少政治资本。

      叶利欣回到国内不久的1990年1月，他就联合了175名苏联共产党员，在莫斯科出其不意地成立了苏共民主纲领派，并在莫斯科发动20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大游行。队伍中甚至喊出了“打倒苏共”的口号。事情至此，苏共的分裂已经不可避免。在紧接着举行的全俄罗斯议会选举中，叶利欣以维护俄罗斯人民的利益和俄罗斯国家主权的观点击败了站在全苏联立场上说话的苏共推出的两名候选人，当选为俄罗斯首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同时苏联两个最大也是最重要城市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市长职位也分别被民主派人士波波夫和索布恰克获得。美国政府对于叶利欣的胜利迅速作出反应，美国国务卿贝克发讲表话说：“叶利欣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对于这个重要事态发展，我丝毫不想乏低它的重要意义。”美国的表态无异地给了叶利欣最有力的支持。

      但此时的戈尔巴乔夫仍然没有一丝警觉，在政治上失败以后，他又把注意力转向经济。在美国的鼓励下，他委托具有浓厚西方经济思想的经济学家沙塔林·亚夫林斯基制定了一个经济改革和振兴“500天计划”。这一计划要求苏联经济在500天内进行激进的改革，建立自由市场，进行大规模私有化，鼓励外国投资并建立新的金融体系。美国人承诺，要为这个改革计划提供最强大的资金支持。

      可是这个计划实行不到两个月，就因整个国家经济陷入崩溃而宣布失败。不仅美国人的资金没有到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也因经济崩溃，“改革遇挫”而提出辞职，成了替罪羊。在此之后，戈尔巴乔夫又在全苏联境内推出了新的更大胆的改革计划。但俄罗斯联邦在叶利欣的领导下，宣布不受苏联中央的约束，继续实行500天计划，这等于宣布了苏联在形式上已经分裂了。

江程浩

      苏联的改革发展到此，反应迟顿的戈尔巴乔夫这才发觉事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在1990年6月20日召开的俄罗斯共产党代表会议上不得不承认：“对于隐藏在我们体制内部的民族分裂主义力量及其能力估计不足，它们同平民主义分子联合起来，造成一触即发的局势，那些准备肢解苏联，把他活活地切开扯断多年来建立的国民经济联系的人并不明白，这一切会不可避免地削弱俄罗斯本身，这种行为是对俄罗斯、对俄罗斯人民的犯罪。”戈尔巴乔夫对苏联面临解体非常痛苦，因为这也意味着他将同时失去权力。美国人同样看到了这一点，而且也清楚地揣摩出戈尔巴乔夫的心态。

      1990年7月，在苏联国内以政府总理帕夫若夫、国防部长亚左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等人为首的苏共内部被称为保守派的人物，酝酿发动一系列的强制手段来挽救苏联，并准备直接对戈尔巴乔夫动手，叶利欣是紧随戈尔巴乔夫之后第二个要搞掉的人。

      这一动向自然也没逃过美国人的眼睛。他们及时地把一消息透露给了苏联新任外长别斯梅尔特内赫，为了稳妥起见，美国国务卿贝克又通过美驻苏联大使直接向戈尔巴乔夫和叶利欣二人作了通报，并在很多方面作出了应对准备。美国人当然知道，在这个时候保住了戈尔巴乔夫，也就是保住了叶利欣，就等于维持住了苏联的现状，同时也就可以保证苏联继续朝着崩溃的道路走下去。

      一个月以后，由上面说到的那几个人为首发动的“8·19”政变只进行了三天，就因部队的倒戈而归于失败。叶利欣在政变开始时“恰好”不在莫斯科，他远在离莫斯科几千公里的阿拉木图“访问”。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没能抓住叶利欣。在政变开始以后叶利欣又“及时”地赶回了莫斯科，他在平定政变的过程中表现十分的英勇，几乎毫无顾忌，并成功地赢得了苏联军队的支持。这些事怎么就凑得这么巧？ 政变很快失败了，叶利欣成功了。戈尔巴乔夫的总统位子是暂时保住了，但苏联却按照美国人的预想在这以后不久就解体了。

      苏联解体了，苏联共产党也被命令解散了，但发生在那个新成立的叫俄罗斯的仍然很强大的国度里的倒霉事却还没有结束。 叶利欣把戈尔巴乔夫赶下了台，自己在克里姆林宫坐稳了以后。这时人们发现俄罗斯总统叶利欣身边总有一个年轻的面孔，他脸色白皙，身宽体胖，举止温文尔雅。象个刚刚毕业的研究生。他就是被人们称作给俄罗斯带来灾难的“休克疗法”的极力倡导者——年仅35岁的盖达尔。当时他任俄罗斯第一付总理，事实上在行使总理职权。取得了俄罗斯总统的权力之后，叶利欣立即按照西方的要求，不顾国内的强烈反对，在盖达尔的指导下全面推进“休克疗法”。

江程浩

     1992年一开始，叶利欣在国内把“休克疗法”的事布置下去以后，就带着一份长长的帐单踏上了遍访欧美日各资本主义大国的征程。1 月30日会见英国首相梅杰、2月1日与美国总统老布什会唔、2月4日会见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2月6日会见法国总统密特朗、2月7日会见德国总理科尔、2月26日会见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叶利欣与这些资本主义巨头见面的唯一目的就是要钱。

      俄罗斯经济基础虽然依然庞大，但经过戈尔巴乔夫几年的折腾，已经生产不出什么东西来了，国内经济状况十分危机。但是这些精于算计的资本主义头头们似乎早就统一了口经，一至要求要等看到了俄罗斯市场经济见了“成效”以后才能给钱，这就是说俄罗斯国内正在实行的“休克疗法”要坚定地推行下去。

      答应给的钱没有要来，访问没有收到预想的效果，俄国内的经济状况却在“休克疗法”的治疗下一落千丈：1992年下半年，俄罗斯全国的国民收入下降20%；工农业总产值分别下降19%和10%；通货膨胀尤如脱缰的野马，高达2200%。到年底，卢布与美元的比价狂跌到500：1；国家预算赤字上升到6419亿卢布。而且国内社会秩序极度混乱。随后开始的俄罗斯总统与议会之间在领导权上展开的争夺以及人民对总统的不信任和俄罗斯国内各分离主义势力的迅速扩大，使叶利欣完全放弃了对经济的注意力。在苏联国家刚刚崩溃不久，俄罗斯又遭受了经济上的彻底崩溃。就在这个时候，叶利欣在西方各大国领导人的眼中突然变得不重要了，不仅经济问题没人管，连平定国内的车臣叛匪也被西方视为不人道的行为而受到强烈谴责。并扬言要给予制裁。

      叶利欣并没有如愿地成为资本主义大国世界的主要成员之一，此时的他正在为保全自己总统的位子和自己的生命而竭尽全力。 事情发展至此，这个曾经拥有世界最广大土地面积，有着令人生畏的强大军事力量和经济及科技实力、有着聪明智慧而且性格坚强的人民，这个曾经使西方资本主义头头们寝食不安、大伤脑筋的强大对手，终于在短短十年内垮下去了，丧失了与西方列强竟争的能力。尼克松的“1999年，不战而胜”的预言提前实现了。

      在前苏联和俄罗斯国内发生的这场由书生戈尔巴乔夫发起的，以民主和改革为最初也是最良好目的的二十世纪最大的内乱，终于在毁灭了一个世界性的强大国家以后走到了结束的边缘。回想起这个让大多数人无法理解的内乱的全过程，留给人们的深思和教训太多了。

江程浩

      四、戈尔巴乔夫和叶利欣，他们是否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

      （一）、书生戈尔巴乔夫？说实在的，也许他自己对“民主”那个东西并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认识。 苏联崩溃已经10年了，在这10 年时间内，从广大前苏联人民，到戈尔巴乔夫本人，对前苏联的崩溃都抱有一种后悔和挽惜的心情，在10 年前的那次由改革引起的大动乱中，前苏联人民虽然得到了民主和自由，但却失去了幸福的生活和国家的尊严。

      而戈尔巴乔夫本人是装了一脑子的西方民主思想投入改革的，是抱着对现行体制十分憎恶的心情来进行改革的。他把自己的身份放到了一个普通的苏联公民的位置上，而完全忘记了自己是苏联这样一个大国的主要领导人。他一开始就急于打破现行的体制，而完全没有为新体制的建立做出任何准备。他在苏联人民还没有明白陌生的西方民主是什么的时候，就天真地大力推进这种思想。他祟拜美国，但却不知道美国人是怎么算计他的。说实在的，也许他自己对民主那个东西也并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认识。尤其在实践上更是一巧不通。

      戈尔巴乔夫年轻气盛，而且读过很多的书，说起话来理论一套一套的，做起事来也似乎有些魄力，在平常他确实能够迷惑一大批祟拜理论的人。但往往这些空洞的理论在险恶的政治实践中是最无能，最有害的。

      1998年，戈尔巴乔夫在他写的一本叫做《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的书中提到：“最近几年我不止一次的受到批评，说我的改革应该从经济开始，而把政治的缰绳拽紧。象中国那样。”同样是在他为那本书的中国版写的序言中说：“在我与中国的邓小平先生的谈话中，他尖锐地批评了对经典著作的各种教条主义说教，他强调指出：不存在对中国和苏联同样适用的什么现成的模式。”这就是他对为什么没有采取中国模式进行改革的最好解释。邓小平的话说得是多么好，但戈尔巴乔夫却并不是用它来启发自己，而是用来为自己改革的失败开脱。看来他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没有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二）、有莽汉性格的书生叶利欣？一个对阴险狡诈的西方世界毫无了解的人，在治理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的初次尝试中就一败涂地了。

      叶利欣起初给予苏联人民的印象就是一个具有强烈民主思想的改革家，他在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两年时间里的所作所为也是他这种形象的最好实证。正因为如此，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人民把改革成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他的身上，也才有他在1990年俄罗斯首次全民选举的胜利。但是当他得到了俄罗斯总统的权力以后，当他把俄罗斯经济搞得一团糟以后，当他在俄罗斯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以后，他考虑的已经不是民主，不是全体俄罗斯人民的利益了，而是如何保住他的总统位子。为此他可以不择手段地践踏民主，炮轰民主的象征——俄罗斯议会大厦。他可以为了选择一个他满意的接班人而不惜在两年时间内连续五次更换总理。这样的人说是欺世盗名可以，说是在搞政治投机也可以。

       叶利欣对西方民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盲目祟拜是有目共睹的。在他一当上俄罗斯总统以后，就迫不急待地投入了西方怀抱。以为只要自己认同了西方世界，别人也自然会认同自己。凭着从前苏联手中接收过来的强大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叶利欣坚信，不久的将来自己肯定也会象美、英、法、德、日等西方大国首脑人物一样威风八面。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用那些资本主义大佬们教给他的“休克疗法”来整顿俄罗斯经济，认为这就是一付改造社会主义经济的万试不败的灵丹妙药。

      只是在一年以后，他就猛然发现，俄罗斯经济在“休克疗法”中彻底休克了。西方世界答应的经济援助并没有兑现，融入西方的大门依然紧闭着。只是俄罗斯已经从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变为一个被经济崩溃，人民贫困严重困扰的国家，自己也从一个改革英雄变成一个快要被俄罗斯人民抛弃的颓势总统了。这样一个在共产党的温暖窝里成长起来的人，一个对阴险狡诈的西方世界毫无了解的人，在治理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的初次尝试中就一败涂地了。叶利欣被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头们彻底地涮了一把。

 （初稿于二00一年五月修改于六月）

 

后记：

      到今年底止，前苏联已经消亡十三年了。其继承者俄罗斯国内在经济上除了石油工业因价格因素显得一枝独秀以外，其他方面仍然看不到复苏的迹象。有专家估计，俄罗斯要恢复到前苏联的国力水平，至少还要等上二十年。二十年！这是一个多么漫长而又令人心焦的等待！在俄罗斯这个问题成堆的国家里，二十年内什么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

      今年8月22日是中国改革之父邓小平公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在这个令人怀念的日子里，中国《光明日报》记者许小峰对本文的主要对象之一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专访，戈氏终于在十三年之后首次承认了自己在前苏联的改革进程中犯了严重错误。他说：“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惨痛的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他还说：“我们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使苏联社会大开放。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下，国内工业受到致命打击。极少数人一夜暴富，敛财数额之巨仅次于美国的大亨，而赤贫的人数却远远超过了苏联时期。这方面，中国处理得很好。中国沿海省份和地区发展速度快，中西部相对发展较慢，中国领导人现在号召开发西部和东北地区完全正确。”他的这番话被舆论界称为“迟到的醒悟”。

（2004年9月24日写）

哥巴

回复 11# 江程浩

苏联解体，不是哪个人的问题。

 

丁学良：政治极端主义和利益集团绑架
 　——苏联为何遭遇体系性失败
　　
      两个亲身体验：经济烂摊子，民众大逃亡
 
　　2011年12月25日，是苏联解体20周年。1988年年底我为了做博士论文，到苏联去做调研。此前虽然读过很多关于苏联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书，但对其整个地理状况的理解还很抽象。1988年底去苏联待了好几个星期，跑过很多地方。脑子里每天都盘旋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地球上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经济这么差？我1984年到美国后才直觉体认到，在这个世界上其他国家可能会遇到严重经济困难，但有三个国家不应该，即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苏联。我当时想，上帝为什么对苏联这么恩惠，对中国那么不公平，资源那么少！
　　这三个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到居民即使不努力干活，也不至于饿肚子。只要政府不有意破坏本国经济，让它自然运转，生产出财富是水到渠成。
 
　　可是1990年春苏联已接近解体。我们从东柏林开车到苏联，考察了很多乡镇，发现出不去了。边境关口的人多到难以想象，大家用各种交通工具逃离本国。绝大部分都是本国产的三轮、拖拉机、破烂房车。到东欧方向去的人、车排了十几公里长，都带着各种生活用品，每天只能移动一点，那么多人不知要挪动多久才能离开。
　　为什么那么多人要逃离？而且那些人大多是专业技能最好的国民，因为农民和文盲不会跑。以上是我反思苏联的两个经验起点。
 
　　政治极端主义
 
　　苏联崩溃的原因已被国际国内讨论过千百次了，《南方周末》也两次刊发万字长文（见2001年8月16日头版头条《苏共亡党十年祭》、2011年8月19日《苏共亡党二十年祭》）。我希望提供一点新角度反思。
 
　　苏联的垮台是整个系统的失败（system failure），不是哪一个局部更不是哪一两位个人。如果要用一个概念来描述该系统失败的原点，我将之归因于政治极端主义。政治极端主义是从1917年到1990年代末的一个基调，只在极少数时候才有微偏这个基调的做法和政策。
 　　中国自从跟苏联闹翻后，一直试图对苏联的系统做一个透彻分析，当年发表了很多文章批苏。中苏公开论战已近60年，现在回顾起来，还站得住脚、颇有说服力的就是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描述，只有八个字：“对内镇压、对外扩张”。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对该系统的这一批判，堪称经得住时间考验。
   　政治极端主义体现在这个系统的所有方面。其基本点就是：放眼望去，到处看到的都是敌人，都是危险，都是阴谋，都是破坏。面对各种各样的敌人、阴谋、危险、破坏，你怎么办？那只能把所有能动员起来的资源，统统用来对付它们。
   　为什么会这样？开始确实有部分事实支持这种观察和判断。
　　当年列宁从西欧回俄国参与十月革命暴动的领导，在整个欧洲，绝大部分国家对他们都不友好，也有非常敌对的。因为布尔什维克说自己就是整个欧洲资本主义体系的掘墓人，别人怎么会客气待你？但也有很支持他们的，比如德国政府。所以那时有人说，推翻俄国旧政权的团体拿的是德国资助。
   　在俄国内部，布尔什维克上台后推行的激进政策，使中产和上层阶级原来的生活方式过不下去。当权者把一些贵族家族成员全部处死，包括儿童。“内外皆敌”的做法风行一时。
　　其实近代以来任何的大革命，都有一段短暂时间处于类似的非常状态。凡发生这种紧急状态的国家，政府都有一些紧急措施。问题是这之后该怎么办？
　　沉浸在这种特殊时期的政权有两大类。一类把这看做极其短暂的状态，尽力创造条件使它过去，尽快回复到正常状态。另一类像苏联，就是把紧急状态中的措施变得常规化了，这才是政治极端主义的病根。
　　为什么会常规化？有人说由于列宁死得太早。但我认为这只是偶然因素，很多紧急状态下的非常措施是他本人制定的。列宁有两句话很出名，其一，我们的革命专政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不仅包括拒受旧法律的约束，也包括非常时期的一切严厉措施不拘泥于新法律。这是对内而言。其二，为了我们的目标和利益，可以和任何人联手包括魔鬼，可以干任何事。这是对外而言。
　　如果是紧急状态下短暂实行的政策，那是可以谅解的。我读过列宁那段时间几乎每天的日程安排，从欧洲回到俄国，到他变成新政府首脑，只有7个月。对他来讲革命胜利太快，是意外。后来的那些应急措施都由于胜利来得太快，而不得不仓促临时决定。问题在于这些措施后来变得常规化了。
　　我们也不要忘记，当年对中国的政策全不顾正义只维护自己利益的大国，首推俄苏。
 
　　特殊利益集团绑架政策
 
　　政治极端主义产生于非常时刻。一开始是出于惊弓之鸟的心理，而实际的内外威胁淡化以后，往往会出现一种新的推动力使其延续，那就是新生的特殊利益集团。最重要的两个，一是军工利益集团，另一个就是克格勃。我读过的所有资料都显示，从192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只有这两个集团是始终维护紧急状况下的一系列特殊措施的力量。当年苏联党政军系统里许多人的回忆录、苏联学者的研究，绝大部分将问题追根溯源到这两个利益集团身上。
　　极有趣的资料来自苏联解体前最后两任克格勃的首脑，一个是克留奇科夫，参加了“八月政变”，后短暂坐牢；以及接任的巴卡金，原是法律教授。
　　在克留奇科夫开例行工作会议时，巴卡金发现他每次都提一大堆资料读。老巴有时侧目看，发现都是报告。等老巴自己当了首脑，才知道老克读的是克格勃从全国各地和全世界最重要地点送来的秘密报告。而巴卡金发现大部分都是些垃圾，西方报刊已经有报道，还有的是没什么根据的猜测。当年老克过目后再让人整理上报，直至送最高层领导人。
　　克格勃里有些人的技术、外语、专业都非常好，为什么要弄这么多垃圾？原来是把那些对他们最不利的都删掉了，留下的是对该利益集团最有用的东西。当社会出现有理有力的批评和诉求，他们要么就把这些删掉，说太平无事，体系完美有效；要么就把民间纯粹有关民生的批评和行动，弄成是敌对势力操纵、搞破坏。
   　老巴当了首脑后了解到，克格勃积累了1060万份书面报告。从他们汇报的内容来看，大多数时候他们的出发点不是祖国，想不到国民利益，只有他们自己的利益。这里讲的国民利益是national interest，以人民为主体。巴卡金感叹说：他们只要垄断了最高决策者的耳朵和眼睛，也就垄断了最高决策者的头脑。使其做出的决策，最有利于克格勃的利益。
　　除了克格勃，还有军队与军备产业系统。军工利益集团也是不断地给最高决策层输送一个信息：世界大战随时会爆发，我们的武器远不够。他们隐瞒信息到了什么程度？戈尔巴乔夫做了多年政治局委员，都不知道实际军费。一直以为是公开的两百多亿卢布，直到做了总书记，才知道是八百多亿。他问：为什么我以前不知道？答曰：只有三个人知道，一个是总书记，一个是负责国防的，一个是负责军工的。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收到的数据都打折扣。老戈说，我们这么多年里每年八百多亿军费，占了三分之一的国家财政，怎么挺得住？
　　所以说，那个系统为什么会崩解？根子是它的体制在四面八方全都看到敌人和生死斗争，把这作为几十年来的常规状态，进而按此配置各种资源，最后才把国家给拖垮了。这是根本的，其他都是偶然因素。
 
　　理性纠偏力量为何不起作用？
 
　　问题是，几百年来很多国家都遇到过紧急状况，都不得已采取过非常措施，为什么大部分国家不会长期保持这种状态，而苏联却会？问题就在于纠偏机制的缺位，理性主义的纠正力量不能及时发挥作用。
　　列宁的时代要和后来的时代划分开。列宁时代有个基本规矩，只要是党内辩论，不管观点、建议、批评是什么，都合法，允许在党内公开争论。而且对说反对话者最严重的惩罚，就是把他地位降低，连开除党籍都不会发生，就是不让你做决策者而已。
　　如果苏联执政党一直保持这个规矩，就会有理性力量出来纠偏。异议声音能被及时听见，因为异议者绝不会坐牢、离婚、杀头。问题在于，列宁死后这个最低安全保障没了。比如斯大林把以前的同志及他们的老婆、亲戚抓起来后，别人来找他求情，他说：我也没办法，这是系统上的操作。他所言一半是托词，一半是现实。这个系统看到的都是敌人，所以在任何一个环节的操作上，都要从最坏的考虑出发。
   　苏共越来越保持高压，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为止，党内不可能对最基本的政策提出批评，否则就会被定性为叛徒、奸细，西方帝国主义派来的颠覆者。最低的惩罚是开除党籍，然后是自己坐牢、家人坐牢，很多人最后从肉体上被消灭了。
　　赫鲁晓夫上台后，部分地把党内的恐怖降低，减少了肉体消灭的可能。开除党籍、坐牢、流放，还是常见。
　　在这种状态下，理性主义的声音无法进入决策过程。在中等水平的民主法治国家，也一定会有部分人的头脑清醒，否认四面八方都是敌人，会要求对外制造和平，对内让人民平安富裕，增加参与权。而在苏联这个系统内，这种理性主义纠偏机制基本上不存在。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人相互指控：为什么你当年不提反对意见？为什么看到错误不提出来？二三十年以前你在哪儿？他们回答时都说：不敢讲话，私下都不敢讲，因为所有人都被监听，包括决策层。即使斯大林死后肉体消灭得到控制，但党内官员还是不敢讲真话，还是所有人被监听。政治极端主义到了这种情况。
　　从克格勃诞生（即“契卡”）到最后，赋予他们的任务就是这样：契卡是复仇之剑，其特权是不经法律程序就可以处死怠工者、投机倒把分子、叛徒内奸特务。在短暂的战争年代也许有必要，但后来常规化了。契卡的前两任领导都坐过沙皇的牢，都有理想，不太滥用权力，还没到明明知道自己的同志没问题也要搞掉他的地步。等他们去世，后来的人发现手中的权力谁都怕，太好使了。
   　政治极端主义背后都有利益集团，他们眼中没有祖国至上，只有自己的利益。苏联的军工利益集团后来扩张到什么地步？苏共两个稍具改革意识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都说：你们要的资源是无底洞，就是把整个苏联经济全为你服务，也无法满足你的胃口。赫鲁晓夫说了这点，得罪了一批人。后来老赫下台，他们起了很大作用。
　　苏联军队在所有战略战术武器的项目上，都想在量上超过美国和西方，他们的经济怎么受得了？苏联经济最后被特殊利益集团控制，老百姓生活困难，少数工人农民出来请愿，又被当成阶级敌人镇压。正常社会里的理性纠偏环节，都被体制封闭死了，这才慢慢积累成系统失败。
　　说到底，核心问题是政治极端主义，把1917年到1921年客观存在的非常状况人为地常规化。在此过程中，理性主义的声音和纠偏的力量越来越弱化。列宁去世后，这个渠道大体上被封。在各种内外真实威胁慢慢淡化、客观情况好转时，特殊利益集团又逐渐操纵了政治运行的关键环节，扭曲了决策过程，最后就导致体系失败；就像俗话讲的，小洞不补，大洞二尺五。除非对这个体系失败的基本动力过程作方向性的改正，否则它那辆车难以回头上正路。
 
　　（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戴志勇访谈整理）

 

 

易山

   最可怕的是狗儿的吠声，最美丽的是女人的背影，最美好的是旅游前的心情，这是裴多菲的判断。而我这一刻觉得在岁末等待新年的心情里读书，是一件最美丽的事情。谢谢江先生给出的这本书。

   苏联对于我们的青少年时代，是一座几近辉煌的殿堂，他的创建和存在是美轮美奂的诗章。今天见了这两个人（戈氏和叶某）让这个殿堂轰然坍塌的故事，唏嘘不已。中国古语说：天子硅步关乎民命。这话看来真是适合于一切帝样的国家。处在戈氏和叶某时代的苏俄百姓，看来是不幸又不幸，想那戈氏屁颠颠去捧那诺贝尔和平奖时，完全不理会前苏联后俄罗斯人民因穷顿带来的愤懑和绝望，一个民族的尊严在他身上的残留，可能不会比一个商女更多了。

  谢谢江先生。祝您新年快乐！7楼到10楼的字还可大些么？

另类人生

      笔者认为：苏联解体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初露端倪，只是外界并不了解里面的内幕而已；不过KGB倒是非常清醒，他们非常了解苏联的情况，知道苏联已经病入膏肓，并且未雨绸缪，不断安插得力干将渗入国家机关，普京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普里马科夫执政时期达到顶峰。这位KGB出身的总统，在疾病缠身的最后日子里，不遗余力为后苏联时代做准备，才使以后的俄罗斯没有再度陷入分裂。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现在中国国内的一些汉奸们披着形形色色的外衣，打着花花绿绿的旗号，无时无刻在为外国敌对势力分裂中国而丧心病狂，国人必须提高警惕。

 

老灯火

“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马克思的老师说的。这些历史进程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也有些朋友包括湖知网友私下在议，美利坚以世界警察自居，到处插手，巳到了其国力难以承受地步……也许我们有生之年看不到，但几十年后的衰落难以逆转。

哥巴

回复 15# 老灯火

从某种角度看，苏联是一个很成功的政权，他们费很少钱，就在中国获得了极大的利益，划走了许多土地，使中国人几代还在唱它的歌曲，甚至连我都喜欢唱。不过伟大领袖（当然还有我这个子民）终于认识到它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这个社会帝国主义的垮台，对中华民族是大好事，至少我们北面少了威胁。不明白中国为何有人如丧考妣？

楚风

    

 

     苏联以前GDP高，大多用在军事工业上，到处去插手外国事务，对于老百姓来说，有什么好？俄罗斯是个人平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它只要不像以前那样大力发展军工，现在日子懒好过得，它比我们的国内矛盾小多了。 苏联垮台搞独联体，他们的老百姓不急，乐意，我们中国人替他们急什么？

知足长乐

    久分必合，久合必分。前苏联帝国靠高压政策、集权手段，怎能长治久安？！

唐青

回复 11# 江程浩

先生您真是当代政治理论家？！知青中人才济济呵！

xlqyuan

能够把权力从手中亲自交出去的人是伟大的，如华盛顿。
如果当年毛愿意移交一部分权力，就没有文革浩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