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的国史情怀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
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
——这是山东大学教授高亨歌颂毛泽东的词的前四句。“掌上千秋史”这五个字对毛泽东浓厚的史学素养概括地准确而又生动传神。
毛泽东虽然不是专业史学家,一生没有写过大部头的史学专著,但是他终身酷爱阅读史籍,是一位历史知识渊博、历史见识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仅在他的四卷《选集》中涉及的历史人物,既有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学者、诗人,如曹操、孙武、司马迁、朱熹、韩愈等,也有奸相佞臣如李林甫、秦桧、刘瑾、魏忠贤;既有圣贤如孔子、孟子和历朝各代的帝王将相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也有被统治者污蔑为“反臣逆贼”的农民起义领袖如陈胜、吴广、李自成、洪秀全等。
至于毛泽东在平时的讲话、诗文、闲谈中所引用的历史人物、典故、传说、故事,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曾一口气举出中外历史上出身卑微,而又有所建树的年轻人士三、四十人。从佛教始祖释迦牟尼,到中国的至圣先师孔夫子;从汉朝的政论家贾谊、晋朝的哲学家王弼,到唐朝的诗人王勃、李贺;从战国时期甘罗12岁当丞相,到晋朝13岁搬兵救父的女孩荀灌娘等等。对这些历史人物的生卒年月、家世、业绩,他都如数家珍,侃侃而谈。在座的党政干部无不为他的博闻强记而叹服。
毛泽东特别爱读“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
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藏书中有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是1952年购置的。
翻开这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其中许多篇章,毛泽东都作了标点、断句,加了着重线和各种不同的读书标记,写有不少批注,有的还改正了书中的错别字。不少册的封面上,有他用不同颜色笔迹划着多次阅读过的圈记。有些册的封面上,他用苍劲的笔迹写满他关注的历史人物的目录。有三册《晋书》的封面上写着:“一九七五·八”;有五册《晋书》的封面上分别写着:“1975.8月再阅”、“1975.9月再阅”。这些字迹笔划颤抖,却很清晰,是他老人家逝世前一年亲笔写下的读史记录。
“二十四史”里,除了《史记》是“一家之言”的通史性质外,其他诸史均为官方组织或授意编撰的断代史。诸史书有优胜之处,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不足之处。怎么看待这部史书呢?
曾做过毛泽东的侍读学士的芦荻,在1993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一文中,记录了毛泽东对“二十四史”的一些品评之语。晚年毛泽东说: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而每一部史书,都是由封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于是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
洋洋四千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
毛泽东这些谈话,道出了“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而推动历史进步的主要力量人民群众则很少反映或加以歪曲的基本事实,因此说“大半是假的”,不能信以为真;同时告诫我们,要想了解历史,就必须好好去读它,只要用正确的态度分析批判并加以识别,就能“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他举了正反两面的例子说明这个问题,实际上正是讲他自己读史书的方法和角度的。
毛泽东最爱读的另一部国史名著就是《资治通鉴》。
毛泽东晚年曾对人讲,他将《资治通鉴》这部300多万字的史书读过17遍。
1912年,年方19岁的毛泽东在一连投考实业、法政、商业几个专门学校都不满意而自动退学后,报考湖南省立高等中学,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被教育家符定一录取。符定一对毛泽东十分器重,特地借给他一部《通鉴辑览》。毛泽东反复阅读,由此开始奠定了解中国历史的基础,也激发了他对《资治通鉴》的浓厚的兴趣。
据毛泽东最后一名护士孟锦云回忆,毛泽东的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有不少页都用透明胶贴住,这部书上不知留下了他多少次阅读的印迹。
有一段时间,毛泽东读《资治通鉴》,真是入了迷。他一读就是半天,累了,翻个身,又读好几个小时,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毛泽东读书的那种全神贯注的神态,给孟锦云留下难忘的记忆。
孟锦云曾请教毛泽东:“为什么那么一部大书,写政治军事的那么多,写经济文化的那么少呢?”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代,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做‘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
毛泽东还说:“《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吗?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
现在,这部线装《资治通鉴》仍静静地放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可以说,《资治通鉴》伴随毛泽东走过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毛泽东读史不囿于前人已有的结论,而注意在大量史料(包括野史、裨史、通俗历史小说等)中去芜存精,去伪存真,分析研究,得出自己的独到见解。特别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毛泽东渊博的历史知识和他的博闻强记,给接触过他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9年,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说:“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
薄一波在回忆录中说:“他很喜欢读中国的史书,历史的知识很渊博。”
谭震林说:“他从小生活在农村,后来又对农村有过广泛的调查研究,还读过大量的中国社会历史著作,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也十分熟悉。”
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彭德怀在与张闻天散步谈话时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
不仅中共党内与毛泽东长期共事的老同志对他的史学造诣由衷地叹服,许多国际著名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在与毛泽东交往接触后,对毛泽东的史学修养也极为称道。
早在1936年就采访过毛泽东的美国记者斯诺认为:“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
在延安时期就和毛泽东有较深入的接触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说:“毛氏是众所周知的理论家,但他的理论却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和战争的经验。多数中国共产党员的思想都是服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有些人因懂得引经据典并且滔滔不绝讲三四个钟点的理论而洋洋得意。毛氏也懂得这一套,却很少这么做。他在抗大和陕北的讲话以及在群众大会上的演说,像他的谈话一样,都是根据中国的生活和历史。”
已故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称赞:“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位完全献身和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像力的诗人。”
当代西方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专家施拉姆认为,毛泽东“阐述共产主义的著作,善于运用中国历史上的典故,富于文采,从而使共产主义非常通俗易懂而易于为他的同胞所接受。”
毛泽东重视学习和研究历史,决不是要人们食古不化,回到历史的后院;而是要人们批判地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为革命斗争服务,使人们从历史的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前进。”
毛泽东读史,与那些“钻故纸堆”的所谓历史学家最大的不同在于“古为今用”,即让历史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为现实的政治服务。因此,毛泽东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家,但他远远胜于只知纸上空谈的史学家。这正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和伟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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