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间在湖南知青网论坛看到了《长沙知青在江永》的名录,心中一动。名录是按公社逐队编排的,很容易就找到我曾下放的鸡嘴营大队,果然看到了名录最前面的两个名字:姜光宇、陶希炯,那是与我下放在同一生产队的三毛哥和陶老师。
陶老师与三毛哥是一对夫妻,是1964年下放的长沙知青。到我们零陵知青下放时,他们已在那生活逾十年了。据说,他们下放时,也是每个生产队8、9人,后来有的将户口转到了别处乡下,有的办了病退,有的户口留在乡下人却寄生在城里。那时还没有招工的机会,活络一些的法子无非是外嫁,或者外迁,能坚守住保持单身的,也能在城里的父母家获得一席之地。陶老师与三毛哥偏偏就爱了、结婚了,还生了孩子。所以,当我们下放时,他们是生产队唯一还扎根在农村的知青一家人。
生产队的知青屋与队里的谷仓、晒谷坪建在一起,前边有石头篱笆,中间是晒谷坪,房屋呈U字型排布,有点像北京的四合院。院子右侧是谷仓,左侧是我们的灶屋和柴房,正面一排住屋,陶老师一家住左边的两套间,剩下右边两间一大一小,5个男知青住大间,我们3个女知青住小间。当时陶老师与三毛哥的女儿蓓蓓大概三四岁,蓓蓓继承了陶老师与三毛哥的文艺青年秉性,既聪明漂亮,又活泼可爱,成了穿梭在我们新老知青和男女知青之间的纽带,他们一家给初到异乡的我们带来了家庭的温暖,并让我们更快地熟悉和适应了农村环境。那时我们从生柴火灶到种自留地,从柴米油盐到人情世故,都得亏陶老师和三毛哥手把手地教,尤其是无时不刻地感染到他们对生活的达观态度和文艺激情。回想起来,那是一段艰苦而又快乐的日子。
陶老师那时在大队小学做民办教师,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大队小学礼堂的舞台上,当时先我一个月下放的女知青们正在陶老师指导下排练舞蹈,我刚刚离别送我下乡的母亲,泪眼婆娑地独自坐在舞台侧旁的长条凳上,木然地看着舞台上一群陌生同伴手舞足蹈,同时看见了陶老师与另一长沙女知青在舞台另一侧正望着我窃窃私语。有人给我介绍了陶老师,漂亮是她留给我的第一印象。陶老师长得极像当时的革命电影《奇袭》中嫂子的扮演者袁霞,话多,声音且大,说话常常辅以手势和表情,充满激情与灵动。三毛哥个子不算魁梧,方脸小眼,有一点小胡须,性格沉静持重,话少,却待人亲切随和。那时三毛哥纯粹务农,是生产队的10分劳力,和所有10分劳力一样每天干着耕耙犁种的苦差事,但与陶老师一样,一看就是长沙知青,与其他老农不一样的是他的皮肤没那么黑,说话没那么大声,走起路来,哪怕是肩扛着犁耙,腰身也是挺直的,就是犁起田来,也透出几分文雅。
我下放的那年是1975年,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那时爱情还不是堂而皇之的话题,可以说,我的爱情启蒙教育是从陶老师和三毛哥身上体会到的。用现在的话来说,陶老师与三毛哥属于姐弟恋,这是陶老师自己说的。表面上陶老师很强势,俨然是一家之主,三毛哥总是听他指挥,但其实我们知道,大事总是三毛哥说了算,也就是生活中时常是需要三毛哥的理性去战胜陶老师的感性的。陶老师无疑是很爱三毛哥,也是很服三毛哥的。三毛哥思维缜密,不说废话,不仅歌唱得好,口琴也吹得好。那时陶老师总是在家里一边做家务一边唱歌,三毛哥多半是在家吹口琴。有时候,他们会在半夜里吵架或打架,我们自然是听不到的,第二天,陶老师就会来我们房间绘声绘色地讲给我们听,讲她怎么在半夜冲出去在屋后的山岗上跑,三毛哥怎么默默地在后面追,然后抱住她,再牵着手回家,一边讲,她总是一边哭,或者是一边笑。
那时候我们一闲下来就喜欢听陶老师和三毛哥唱歌,也跟他们学唱歌。时常,陶老师拿着厚厚的手抄歌曲集,把三毛哥叫到我们房间来,说“唱《三套车》给他们听!”,房间里就萦绕起低沉浑厚的歌声“冰雪飘落在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我们的手臂上就会泛起一层鸡皮疙瘩。陶老师的嗓音虽不是很高很亮,但也极会唱歌,苏联老歌《山楂树》、印尼民歌《船歌》,还有老歌剧《洪湖赤卫队》里几首韩英的歌,常常飘荡在宁静的乡间夜空。有时候在星月姣好的夜晚,我们会一起坐在晒谷坪里唱歌,一边听陶老师和三毛哥说过去的事情。陶老师说,他们就是在这里结婚的,一边请全村的父老乡亲吃喜糖,一边夫妻对唱新疆民歌《婚礼之歌》,说着陶老师就又指挥三毛哥同她一起给我们唱起:“我们的婚礼多么欢乐,心中燃烧着爱情的火焰。天空是我们宽敞的客厅,大地是我们华丽的地毯,星星月亮是我们的客人,红柳沙丘做我们的陪伴。纵然苦难像重重高山,不能把我们爱情阻拦…”唱得我们眼里都泛出泪来。
我们在生产队只住了一年,就全都集中到大队林场去了,与陶老师和三毛哥见面就少了,只有偶尔到公社途径大队部时在学校遇见陶老师,或者逢年过节受邀到生产队师傅家吃饭时会到他们家小坐。77年恢复高考时,陶老师曾陪我到公社中学去请教过当地资深的数学教师。后来,我离开江永到省城读大学,听说,不久陶老师和三毛哥也举家迁回了长沙。临近毕业那年,一位零陵知青来长沙到学校会我,我们曾辗转找到陶老师家,那时,陶老师已在长沙某中学代课,三毛哥好像也安排了临时工作。前几年,有一位村里我们共同的好朋友送女儿到中南大学读书,恰好我在长沙做高评委,大家见面很高兴,还一起去k歌,感觉三毛哥与陶老师还是像从前一样,看不到苦难岁月的留痕,当听到熟悉的老歌《红珊瑚》时,年近六旬的陶老师仍情不自禁地跳到中央舞动起来,性情与激情依旧。
我曾经在一个雨天为陶老师和蓓蓓临摹过一副炭笔合影画像,据旁人说画得很有几分传神,我们进到林场之后,有两个同样爱好绘画的男知青还在夜里打着手电筒,穿过森林和田野,专程到陶老师家观摩。我想,曾经高挂在那间知青屋里的画像必是早就飘失在风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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