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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打得多,脚板长得宽,苦也受得多。

                 赤脚打得多,脚板长得宽 ,苦也受得多

 


     读完纪飞老弟的《打赤脚》又读易山妹妹的《打赤脚的琐忆》。我这打赤脚打得多的人也来谈谈打赤脚的这本经吧,印象中的童年的夏天,我都是打着赤脚四路子跑,四路子玩。我住在北长路的时候,最喜欢邀着一伴子年龄上下的细伢子,打着赤脚到马路对面的铁路旁捉“禾拉虫”玩,禾拉虫就是“蝗虫”,那时候的铁路从机务段到北面的陈家湖的两边都是茭瓜田、藕田.....铁路旁长满了树,树上停着好多的禾拉虫。禾拉虫最大的有三寸多长,飞起的时候翅膀展开有燕子的翅膀那么宽,绿颜色的,好看极了。我们喜欢捉禾拉虫,是因为我们捉到它玩腻了以后再把它那两条粗壮的腿把子烧着吃,就用洋油灯都可以烧熟它,吃起来又脆又香又鲜,要是一次能捉到7、8只的话,那腿把子烧熟了聚拢来有一小把,还真能吃过美呢!

 

     我们一到铁路边,各自看正了停有禾拉虫的树,都是打着赤脚往树上爬,爬起来特别的嘛溜,运气好一棵树上能捉到4、5 只,我们掌握了,越是中午太阳大的时候,树上的禾拉虫越多,它们也是躲太阳,栖在树叶下好乘凉,当我手伸到它面前它一动也不动,我们总是十分满意地把它们抓在了手中,然后再放进早备好的小布袋里。我们这棵树爬到那棵树,我们捉满足了从树上下来,这时就到受罪的时候了。我们赤着脚板踩在铁路石上,又烫又梗,烫慌了手脚干脆爬到铁路中间走,但时时要望着前后,听见火车轮响赶忙要跑下来,最倒霉是一脚踩到了枕木上晒溶了的臭油,那就粘在脚板上烫了,还烫起了泡。我们吃了几次亏后想了个好办法,扯上几片大树叶,把脚包起来走,这样,走出了烫脚的铁路后又可以放肆地跑了。啊,童年夏天,童年的赤脚,烫伤过我的脚板,也烫伤过我的心。

 

      我长大点了,每年放暑假的时候要推板车赚点钱来交学费,我总是打着双赤脚,站在伍家岭的上岭处,对着来往的车子喊:“逞啵?逞上岭啵.....”打着赤脚逞板车,脚板经常被石子、玻璃划出了血,但脚板皮生得贱,伤口划得多,好得也快。

 

      少年时我就打着赤脚加入了“土胡子”的队伍---修东屯渡鱼池。记得这是我下农村的前一年(1964年)我抱着修完鱼池就可以安排工作的希望,报名参加了由街道办事处组织的修鱼池队伍。讲得好听点叫修鱼池,讲得难听些就“挑土”当“土胡子”。土胡子们大部份来上工时都是穿着鞋子到工地,一旦挑起土来都打起了赤脚,因为首先挑的塘泥都是稀泥,不打赤脚不行,这倒合我的意,因为当年我只有一双旧布鞋,还是我母亲做的,走远路我舍不得穿,我是打赤脚来到工地的。我那时年龄虽小,但肩上工夫还可以,因为我9岁就开始挑水,10岁时我就可以帮家里买煤了。所以,我14岁敢当土夫子。

 

     土夫子们一休息时总喜欢谈自己那双脚:“打赤脚好处多,不怕得‘香港脚’”

     有的土夫子不赞成这说法:“冒得鞋子穿就冒的鞋子穿咯,又什么打赤脚好处多咯,各不是门角湾里吊颈-----自宽自解” 哈哈哈!大家都笑了。

    也有人这么说:“湖南人冒的得双好脚,江西人冒得杂好脑壳。”

    年老的土夫说:“各都是水土毒咧!”

 

    最有趣的是一位叫兵油子老土夫子,听说他曾经参加过北伐,又参加过抗美援朝,但不知犯了什么错误当起了土夫子来,他拍着自己那双大脚板念起对联来:

 

    “想当年,穿皮靴,骑站马,扬马刀,杀得人头滚滚,看今朝,打赤脚,提箢箕,压扁担,累得汗流夹臂。横批----人生不抵”

 

   “ 你各杂老油子,嘴巴子又讨嫌,晚上开会又要批斗你的。”老土夫子骂他,要他莫讲些各号空话。

 

     可这位兵油子就是不信,他还说:“那天开大会斗我一晚冒把我斗倒。最后被派出所的所长一脚踢倒了。”他说着,提起一只大赤脚板,模仿所长踢他的那个样子。他动作做得特别滑稽,我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他回过头来对着我:

 

   “八伢子诶,你莫笑,你还细,阳世上的事你有好多还不懂,人之初,性本恶,你也争,我也夺,你一拳,他一脚.....”说完把双脚一蹬,躺了下来。逗得大家笑哈哒,这就是他新编的《三字经》。

 

    修渔池前前后后累了两个月,我就打了两个月赤脚。由于底分低,我每天只合得3毛多钱一天,扣去几块钱借支,两个月我赚了14块钱。我还是很高兴,因为我14岁我就赚了14块钱,这是拿在手中最多的一次钱。我高兴地把10块交给妈妈,我要留4块钱买一双我早看上了的黑颜色的解放鞋,连价钱我都看好了---3块4角,37码。

 

     赤脚打得多,脚板长得宽,14岁的我硬要穿37码的鞋。当我穿上这崭新的解放鞋,走路我都生怕踩在石头上,我总是选着平坦的地方走咧。就是穿着这双鞋,细细之穿,省省之穿,爱惜之穿,穿到哒金麦的山窝子里还穿噶两年,才改成皮草鞋穿。我那时17岁。下乡两年赤脚打得更多,脚板长得更宽,年终分红后我买了一双球鞋,我穿上底的袜子硬要42码咧!你看各是赤脚打得多的原因啵。

 

      在乡下打的赤脚的日子更不用讲,下田干活蚂蝗咬、苦螺叮、脚杆肿得象个包谷棒,毒液是过流,又痛又氧;更有薅田割青枝钻脚板,挂脚杆,还有做秧田大粪一坨一坨在脚下踩。送公粮、走山路、芒灯草划得净是伤口......我还打着赤脚到火烧坡上寻过牛,脚板钻得净是伤。唉!莫提了。

 

     讲起来还丢佝,我在农村当民办教师第一次走进教室是打赤脚进的,搭帮学生伢子打赤脚的也是满教室的,我才自宽自解。下课后我走进办公室看见几位老师都是穿着鞋袜,我才意识到老师要有个老师的样子,你怕真的泥脚杆进教室喔。加上我的夏姐姐放学后把嘴巴贴在我的耳朵边,咬起牙齿骂:“你明天要穿双鞋子来拉,各宝里宝气!”

 

      从那以后我就很少打赤脚了,回城后进工厂就更加没有打赤脚,车间里净是钉子铁渣,穿工作皮鞋还要小心。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前打赤脚下冷水多了,带发了好多病,静脉曲长越来越严重,两个脚腿象布了串串的猪肠子,还引起了皮肤溃疡,伤口一创破,几个月都长不拢。脚只要稍为受了一点寒就抽筋。这都是打赤脚留下祸。

 

   人到阳世上来打一个转,上身该穿的衣服要穿,下身该穿的裤子更少不了,两只脚板该穿的鞋子一定少不得。该穿鞋时要穿鞋,寒从脚下起,不然的话,吃亏的日子在后头。我不想打赤脚,我不回味打赤脚的日子,我搞怕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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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小凯:历史沉思和未来选择


  我的专业不是政治学,从学问方面而言,我对政治学可说是门外汉,没有什么资格来讨论政治理论问题。不过我们这一辈中国人都曾被当代中国的政治动乱所苦,象“久病成良医”一样,对政治多多少少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我对政治的关注自然与我曾受到的政治迫害有关。我曾亲眼看到中国很多不同政见者(其中有些是原来对政治并无兴趣的普通人)不知不觉竟因政治掉了脑袋。这使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为保全身家性命,都必须懂得中国政治。作为一个还未成年时就写下“中国向何处去?”,讨论中国的政体问题,并为此坐牢十年的人,我自然对政治历史、政治理论、实际政治发展保持着非同寻常的关注。但我在此文中的看法与其说是高深的沉思,不如说是这代知识分子中一位思想敏锐者的情绪和直感。


  我将从四个方面讨论对中国政治改革的看法。第一是民主政治与革命的关系。第二是民主政治与经济制度,特别是私有财产制度的关系。第三是中国政治的种种特点。最后我总结一下自己的直感和猜测。


  我在文革时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中推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包括直接选举官员、取消常备军、取消高薪等等。而实现这种民主的手段却是激进的革命手段:“推翻中国的新特权阶级,砸烂旧的国家机器。”为此文我坐了十年牢,在牢里我读了很多历史书。开始我想从西方政治史中了解,到底什么是民主政治,民主政体是如何产生的。洛克的思想对我有过极大的影响。虽然我早就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叛逆者,但自从接受洛克的思想,我开始知道革命民主主义与现代民主政治是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东西。洛克思想是英国大革命的产物,克伦威尔专政是大革命的后果,而他比旧王朝更糟糕。我读这段历史时是一九七二年,当时中国人民中充满着复辟情绪,大家都在留恋五十年代,都在盼望刘少奇、邓小平复辟,几乎与克伦威尔死后,蒙克将军迎来复辟王朝前英国朝野上下的普遍复辟情绪一样。按照洛克的逻辑,革命要推翻的是一个暴君,而没有一个比暴君更集权的力量,却无法打倒老暴君。一旦暴君一倒,对革命中形成的权威,任何人都再无法控制,它又成了新暴君,它又会催生革命。这就是“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逻辑。


  在英国大革命之后的克伦威尔,自称共和国执政,但实际上比王朝更糟糕,正像中国目前自称共和国,但却与共和政体毫无共同之处一样。因此追求民主的第一要旨不是打倒老暴君,而是如何避免改朝换代,陷入“革命民主主义”的陷阱。而马列主义政治理论的浅薄之处,正在于它从洛克和孟德斯鸠的理论退到了革命民主主义理论,而这种理论比中国式的改朝换代并不多出什么。这种理论的核心是谁掌权(所谓国体问题,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不是政体本身的真正创新。而洛克、孟德斯鸠的理论的核心却是设计一种机制来控制“控制者”。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失败,正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浅薄和没有控制“控制者”这类设计思想为基础。因此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失败不是一个实践问题,而是政治设计思想的失败。
文章颇长,全文见

http://new.21ccom.net/articles/lsjd/jwxd/article_20111005464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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