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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青琐忆

 

 

 

                                  半夜"鸡"叫


       1968年底,由长沙附中下放到金麦大队二生产的8名知青,不到9个月的时间,就有2名转点,5名招工,只留下了熊南一个人了。

      听二队有些社员说:熊南这人很“古板”,小家子气,社员从来没有抽过他的一根烟,他对面碰着了人也不打招呼,装着不认得人,所以招工时把他一个人留了下来。

      这话讲得不准确,第一,熊南自己从来不抽烟,不抽烟的人干吗递烟给别人抽呢?第二,熊南是高度近视,对面碰上人,如果不戴眼镜的话,他很难辨认是男是女。不巧的是,刚到金麦三天,他的那副眼镜就跌坏了。第三,招工的这段时间,熊南正好患上"钩端螺旋体"病,住在县医院治疗,病情相当严重,差点丢了性命。

      他从医院回来,躺在床上的第二天,组里的5名知青招工走了,几天后他才勉强走出房门。真不知道那些天他是怎样度过来的。熊南从不愿意同别人讲他的苦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他不是无产阶级子弟。

      我和熊南是在招工的知青走后才开始接触,那时大队知青只剩下我们这些“非无产阶级子弟”。我第一次喊他到我们队上来玩,他很讲客气,我留他吃晚饭他都不肯。我见他这样老实,便开导他……我讲了好多。他听后连连点头:“那是,那是,你们到农村早来几年,还要向你们学习。”

      同他扯谈,我发觉他水平好高,他谈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嗨呀呀!好多东西我只听,不答腔,我怕答错了。后来,我到他那里去玩,我发觉社员都欺负他。他的炊具被偷得只剩下一口炒菜的锅了(小组留给他全套炊具),他的农具也偷得只身剩下一把柴刀和锄头。组里留下的十几只鸡只剩下3只公鸡,我看后很气愤。

      我站在他大门口骂无头娘:“我通他屋里的十三代!你们欺负老实人,把他的动西偷完哒,他不过日子哒。你怕我们长沙知青好惹的,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咧,我要反映到公社和县革委会,你们各是破坏上山下乡!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净口里的来,没有一个人出来答腔。

      我最后还骂了一句:“你们偷偷偷!看你们有好大脑壳,迟早会要你们做贼的倒霉!”

      这是我来农村3年多的经验,对那些偷东摸西的人,你非得骂,骂后总要好些。
      后来,熊南到我这里来说,自从我骂那一回,社员白天少有进他屋里来了。就只晚上在他哪里开会学习总是开得深更半夜,这就没有办法了。

      六生产队的知青可夫,个子矮小,但精灵活泼。他能言善辩,他和熊南接触后,很快成为挚友,他俩经常在一起,为一些观点和见解展开辩论。

       可夫总是手舞足蹈,讲得条条是理,有时还脸红脖子粗。

       熊南这边沉着冷静,两手有时插在腰上,有时抱在一起,头向上斜偏着,从容不迫,词气侃然,好一副学者派头。

       我见过他们的几次辩论,嗨呀!蛮出味。这两个半半子书呆子只要在一起,总有一场“舌战”。

       金麦的9月、10月正是送公粮的季节,足足十五里山路。我们每次送公粮回来,总是累得腰酸背疼,肩膀辣火火的。

       一日,我和熊南、可夫送公粮正好碰到一起。熊南要我们到他家吃白糖糯米饭,我和可夫来到他家,我们饱吃了顿猪油白糖糯米饭后,便躺在熊南的上。

      劳累了一天,只有躺在床上才能放松放松。熊南和可夫不知道什么时候站了起来,又为了一本外国书展开了辩论,两人越来越激烈,可夫说此书纯属“炮制”

        熊南说:“是揭发!”

        可夫说:“是炮制!”

     “是揭发!”

     “是炮制!”。

    “ 是揭发!”

       我见他俩越来越冲动,连忙转弯:“算了,算了,我难得来一回,莫争了,我唱首山歌给你们听好啵?”我说完将他俩按在床边坐下来。

      熊南冷静下来,觉得有点失态了,因为我毕竟不是他的常客,至于可夫嘛,经常在一起争论惯了。

     “要得,要得,来一段山歌。”熊南笑了笑说。

       我比他们多来几年,和社员接触的时间比他们多,我会唱一些山歌,我用手捏捏喉咙:“初相会呀……会相连落呀……好似鲤鱼下大田哟!鲤鱼能吃大田的水呀,我们好比在花园啊,在花园啊。”

     “你这是唱的情歌,是男女相会的情歌,不适合唱我们。”可夫是个要求严格,又会钻牛角尖的人,他说完摇了摇头。

      我看可夫那一本正经的样子:“哎呀,不唱情歌,唱什么歌呢?”我说完默了默神:“那就这么唱吧: 常相会,会相争,争得脖子脸庞红!”

    “ 啊!你好坏,你是在唱我!”可夫说完伸出拇指摆了摆:“晏生哥,你真行!”

       熊南拍手叫好,我们三人哈哈都笑了。我笑着说:”要么是情唱,要么又是唱你可夫,这真使我为难,唉,干脆唱首“做人难”给你们听好么?”

          他俩连声说“好好好!“我又捏了捏喉咙,唱了起来:

          为人活了一十三,爹娘送进学堂关,三餐茶饭送到手,读书容易背书难。

          为人活了二十三,好似芙蓉配牡丹,牡丹配在芙蓉上,插花容易绣花难;

          为人活了三十三,亲朋四友上云南,人们都说云南好,身边无钱到处难;

          为人活了四十三,生意好做担难担,不如家中种田地,半年辛苦半年闲;

          为人活了五十三,身边无钱样样难,有钱有米多富贵,无钱无米难上难;

          为人活了六十三,六十花甲一担担,六十花甲担过了,再想少年难上难;

          为人活了七十三,背又驼来腰又弯,出门想根龙头棍,进屋想座靠背山;

          为人活了八十三,八十公公把花观,早晨观花花还在,下午观花花不开。
           
        突然,啪啪的一阵打门声:“熊南熊南快开门,开会了。”是队长在喊。

        熊南连忙起身,打开堂屋门。社员一下就进来了十几个人,又是劈柴,又是烧火,柴烟一下灌进房来,熊南摇摇头说:我最怕开会,一开就是大半夜。

       堂屋里叽里呱啦的热闹起来,那堆火上的柴火越添越高,可苦了我们3人在房里,像熏腊肉样的实在烟得受不住了,只得走出房门,坐进了堂屋里一起开会。

       突然,只听得两位大娘和一句一句地争了起来,那高个子大娘和猛地站了起来,拍了拍手掌:“我冒怕你,我冒怕你”

    “我怕你咧,我怕你咧!”胖子大娘和手一边指一边也站了起来。

       高个子大娘和大声骂道:"你讲我的冤枉话,要扯口哑哟”

       胖个子大娘和尖起个喉咙:“你乱捏我的设,你要扯舌根死哦!”

    “你这卖白婆,扯崽婆,崩山婆,你脑壳像朵剥皮菌!”

    “你这婊子婆,蛇咬的,枪打的,你脑壳像个浓包柿!”
       我的天啊,两个大娘和不分高低,越骂越起劲。我和可夫听她们骂得那些古里古怪的比喻,捂着嘴巴笑。还是队长名堂多,他拿出一叠文件:“熊南,你念一念文件。”

       熊南本来就一肚子火,他接过文件大声读了起来,最高指示:“谁是我们的敌人......`”

       这一下两位大娘和才停住了口。文件读完以后,社员们开始东扯西扯,这丘田扯到那丘田;从黄牛扯到水牛,从山上扯到田埂边。一扯就是几小时,总算盼到散会。

       我们3人走进房里,这时堂屋的那堆火已经烧像炭火一般了。房里没有那么烟人,我们往床上一躺,一身腰酸背疼,真的来不了神了,心里想:总算可以休息了。

       谁知道那位队长又将那几个队委和几位老农留下,说是还有事情要嘱咐。他们一边抽着呛鼻的旱烟,一边叽里呱里地又扯了起来。

       熊南叹了口气说:“今晚恐怕又要扯到鸡叫了。”

    “什么啊?要扯到鸡叫才肯走啊?”我一听就有火了,我起身要去催他们走。

       可夫摸了摸自己那尖尖的下巴:“要鸡叫各不容易,看我的咯。”他说完,左右望了望,把嘴巴贴在我们的耳边轻轻地说了几句:我俩点了点头。

      只见他走到屋角边,伸出脖子,两手捂着嘴巴:“咯咯咯……咯咯咯……”这小可夫还真有些本领,叫出的声音几乎和鸡一模一样。

       这几位队委们还在扯,可夫又伸出脖子,捏着喉咙:“咯咯咯咯……”

       突然,熊南那鸡圈里传来鸡拍翅膀的声音,紧接着:“咯咯 咯咯……咯咯咯……”

       屋背后社员家的鸡也开始叫了:“咯咯咯……”

       这时,才听见队长说了声:“该走了,鸡开始叫头遍了。”

       听见他们出堂屋门的声音,他们走后,我们3人扑倒在床上扎扎实实的笑了一阵子,总算把这些“夜猫子”打发走了。

       我们3个挤在一床,心里在想:唉!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地主周扒皮半夜装鸡叫,催长工们早点起床为他做工;看现在:我们革命知青半夜装鸡叫,催贫下中农早点休息去睡觉。这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哟!
      后来听熊南讲,可夫多次到他们那里玩,有一次开会,可夫又装鸡叫。虽然熊南鸡圈里的鸡也跟着叫了起来,但那天确实叫得太早了些。社员们讲这鸡叫早了,不利相,不吉利,要熊南赶快把鸡杀了。

      从那以后,可夫再也不装鸡叫了,因为他怕别人晓得以后影响不好,再则,可夫本来又姓周,等下这”周扒皮”的绰号传了出来,实在太难听。

                                  打狗运动


       1970年春天,“三清三反”运动开展得激烈。大队、公社天天有人挨捆挨斗;不可思议的是连狗都遭受牵连。我们金麦大队就刮起了一股打狗风(公社其它那些大队我搞不清楚)。“打狗”并不是把狗打一场了事,而是要把狗打死,钳它的毛,吃它的肉。

      打狗并不是打所有的狗,而是打“出身不好”的狗。出身在贫下中农家庭里的狗不打,因为它家主人出身好;出身富裕中农家庭的狗基本上不打,但如果家庭有人存在些历史问题,属于二十一种人的话,照样也要打。出身在地主富农家的狗一条都不能留,从狗娘婆到狗崽子通通打尽。怪只怪这畜生的命不好,出身在剥削阶级家庭,在这轰轰烈烈的运动中遭受牵连。

      我至今还搞不清那场”打狗运动”是中央下的令,还是地方上下的令,或者是那些整天捆人斗人的积极分子,因为捆人捆累了,想吃狗肉自己打出来的“鬼主意”。总而言之,我耳闻目睹了那一场面。

      记得那天我从石冲水库回来拿米,水库工地最后是知识青年和一些出身不好的社员留下做扫尾工。大清早,我到井冲挑水,只见队上的民兵排长,带着几个民兵拿着木棍和绳子直望井冲富农罗仕成家里走。

      我刚担起水桶,就听见富农罗仕成屋里传来狗叫声,我立刻放下水桶,走到门前一看,只见排长正好抓住套好了的狗娘婆望屋外拖。狗刚拖出大门,早已等候的几位民兵举起木棍一顿乱打,狗哇哇哇的叫了一阵不再动弹。

      他们拖着死狗走出门几步远,从屋里突然钻出两只小狗崽来,它们追着娘还想吃奶。只见排长一手抓住一只:“你还来呀?”接着高高举起往门边那块青石板上一板,两只小狗崽板得在原地只弹,他又抓起来再往青石板上一顿乱板,那两只小狗跟它的娘一样不再动弹,“一家三口”就这样了结!

      我看到这一场面,心里好难受,但又不敢做声。这年头人都要遭殃,何况是狗?怪只怪它们“出身”不好。

      我担着米又踏上了洋溪界,我要在吃午饭前赶到石冲水库,一路上我在想:水库上还有一只黄狗会不会遭殃?那只大黄狗是七队地主子弟龙兴科养的。龙兴科30多岁,别人背地叫他“老单身”。他父母早已过世,他和弟弟龙兴吉一起过日子,只因出身不好,一直找不到婆娘,这次来修石冲水库,因家里无人,大黄狗也带到水库上来了。

      这条大黄狗好通人性,龙兴科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寸步不离。连我们修水库人它都认得,见了我们都摇尾巴,大家都好喜欢它。我心里想,幸亏大黄狗带到了水库上,不然的话肯定难逃这一劫。我真希望水库迟完工,等过了这阵风就好了。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到了老凉亭,我放下担子坐下来歇歇气。

    “喳喳喳”,传来一阵树叶响,我朝凉亭四周一望,忽然见一条狗从草丛里钻出来,吓了我一跳。我定神一看,这不是水库上龙兴科那条大黄狗么?

      我连忙向它招手:“大黄大黄,快来。”在水库上我总是这么叫它。

      它认出我来,一下扑到我面前,尾巴左右摇,好亲热哟!又传来一阵脚步声,我定神一看,是龙兴科。哎呀!他这时赶回来做什么?

      龙兴科坐在我身边喘了喘气说:“大队托人把信,要我今天无论如何赶回来。”他说完,解开衣领大声出气。

       我明白了,一定是为了这条狗。我将大队打狗的事从头到尾跟他讲了,他一听木呆了,好久都不说一句话。大黄狗还在我们身边蹲着,一动也不动。这时,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饼干,可能是才从供销社买来的,他一片一片地塞进大黄狗的嘴里,大黄狗吃得好香;尾巴越摇越厉害。他一手摸着大黄狗的头:“它跟着我6年多了,我真的舍不得呢……”说着眼泪一滴一滴掉了下来。

      我不愿意再看下去,我也得赶快赶回石冲水库,我离开了他们,我走上几步再回头看看,见他仍然蹲着,双手抱着大黄狗的头。我晓得,只要一下山,回到生产队大黄狗就得永远和他分开了。

      第二天龙兴科回到水库,不见大黄狗,大家都明白了,大黄狗永远不会再来。龙兴科整天不说一句话,挑泥巴总是低着头,挖土时也低着头挖。

       有好多个晚上,听到他在喊大黄,我们以为是大黄又回来了,过一阵明白是龙兴科是在说梦话。

       睡在他旁边的人听到他半夜总在哭。我们从水库回来后,听那些吃狗肉的民兵评论,金麦大队三十几条狗,味道最好的算七队龙兴科的那条大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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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修石冲水库(一)

  
        1967年春天,石冲水库修好后,不到3年水坝又被冲垮。1970年的正月,我们又来到石冲修水库。这次比1966年修水库规模大得多,水坝面积要加厚加宽。

       铺口公社10个大队共抽出2000多人参加,知青有100多人。我们金麦大队就有200多人参加,知青有9人。和木山大队一起扎住在石冲水库的上端——石冲生产队,离水库坝上有5里多路。

      水库指挥部还是扎在原来的坝边,与1966年不同的是:安装了一台柴油发电机,水坝周围都扯上了电线,装上好几盏电灯,因为要分三班倒轮修。

       早班为上午8点至下午6点;二班为晚上7点到凌晨1点;三班为凌晨2点到天亮。水坝上日夜忙个不停,因为要赶在春雨之前完工。做白班还稍微好一点,最吃亏的就是做三班,睡到12点起床,吃了饭后,便打着火把和手电筒,走上五里黑路才到水坝上。那天老天爷好像专门跟我们金麦、木山两个大队的人过不去,每次轮到我们做三班,不是下雨就是下雪,在那北风潇潇的水坝上,挖呀,挑呀,只要稍微停一下手脚,一身就像泼泉水一样冷得发颤。尽管装上了几盏电灯,但毕竟人多拥挤,时刻都有人摔倒。

       有一夜做三班,我们金麦和木山分在一处北风口上挖土,那个北风吹得呼呼的叫,喘气都喘不赢,再怎么使劲干,一身还是冷得发抖。木山几位新知青实在冷得受不住了,捡了几只破粪箕烧起一堆火。有几位小社员也帮着去捡破粪箕,火一烧起,大家都围拢来烤烤手脚,到底要好一些。

       就在这时,公社某干部从指挥部冲出来:“哪个要你们烧粪箕,哪个要你们烧的火?”说完几脚将火踩灭。

      大家都不做声,他破口大骂起来:“干革命,怕冷,红军爬雪山时怎么办?还烧粪箕,这是革命的武器。”

        当他见到一小社员捡来几只破粪箕时,走上前去:“是你烧的火吧,你什么成份?”

        那小社员吓得手上的粪箕一跌丢。“我问你什么成份?”某干部又问一声。

        那小社员低着头:“地主”。

     “什么?地主成份,你还敢破坏修水库,贫下中农不怕冷,你地主崽子就怕冷了?”那小社员吓得直打哆嗦。

     “把衣服给我脱下来,快脱,快脱。”那位干部说着,居然动起手来,他把小社员拉到中间,用手扯住他的衣领:“快脱,快脱!”

        那小社员挺老实,真的把衣服全脱光了,赤着上身,冷得直颤。

     “冷是不是?跟着我围着圈子跑,跑上几十个圈一身就热了。”

        那小社员被逼得围着圈子跑,哎呀!解放这么多年,长这么大,还第一次看见这种场合。不知是木山哪个社员,可能出身好的社员在轻轻念叨了一句:“这样会冻死人的啊!”

       这时,那位干部才叫他停,要他把衣服穿上,又大训了一顿话,句句都是对着知青来的,知青们都明白,他这是杀鸡吓猴。

       那时候的老知青,个个都“牢起牢起”,正碰上那“三清三反”运动,好多知青都被工作队喊去,有时候甚至被捆起来。知青们再也没有1966年修水库时那种革命精神和昂扬斗志了。想当年,手拿语录本,精神焕发,唱着天不怕来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歌。那文化革命的“十六条”早已派不上用途了,那些当年的走资派现在仍然掌权,而且权利大得很,随时可以捆人进学习班。

      1968 年的“9.9”行动后,每个男知青的家都被抄一遍,连身上都搜查。“反到底”的负责人孟铁强被逼自杀,其余的捆的被捆,进的进学习班,总之,老知青都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

       新来的知青 ,到农村后还没受到那一“补”,还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

       有一天晚上,木山新知青张某某与水库贫下中农电工发生了口角。等天一亮,指挥部传来喇叭声:“张某某到指挥部来一下!”

       张某某走进指挥部,几个人冲拢来将他捆起来,那位杨指挥长大声吼着:“骂贫下中农,破坏修水库,先进学习班关一关,”

       张某某大声说:“你们还讲不讲政策,我是无产阶级子弟。”

    “少废话!押走!押走!”

       杨指挥张开血盆大嘴,吼声好大,我们就离指挥部不远,听得清清楚楚。

     “走就走,往哪边走?”张某某一点也不畏惧,说完拔脚就走,跟在他后面的几个民兵,还走他不赢。

       社员们在议论:“老张虎死不倒威!”

     “为归眼屎小事,就要挨索子哒。”

     “这也太凶了,瞅哒都胀肝啊!”

        社员们都在为张某某打报不平,但只有念一念而已,谁敢到指挥部去讲几句公道话呢?

        知青们更加帮不上忙,否则越帮忙越糟,只能眼瞪瞪地望着张某某被捆走。

        几天以后,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做白班,吃过中饭不久,突然从指挥部那边冒起烟,一会儿又冒出火苗,啊,起火了!

        我们隔着指挥部较远,只见周围的人都望指挥部跑,大多数都是知青,好几个高个子知青最先赶到起火现场,只见木山的李伯鸿、熊家的陈眯子等脱下衣,使劲地扑火。

       还有好多知青在搬东西,我们金麦几位知青也渐渐赶到失火现场,但火烧得太猛,一会儿工夫,那草棚就烧起了大火,一下就倒垮了。

       这是怎么起的火,是谁放火烧水库指挥部?大约半小时后,杨指挥长吹起了哨子:“大家停工,到坝上开大会,放火烧指挥部的凶手抓到了。”

      大家都吃惊地望着,是哪个吃了豹子胆,竟敢光天化日之下放火烧指挥部。水坝上按每个大队分头站好,我们金麦和木山的社员站在一起,大家都等待看这位纵火犯究竟是谁?

   “纵火犯”被几个民兵押上,连拖带扯推到水坝中间,高高的个子,圆圆的脸蛋,穿着学生装,我定神一看,这是位知识青年啊。我心里一惊,站在我旁边的昆俞说:“啊呀,是良良的弟弟小正……”

      这一下我也想起来了,是原来巴塘园艺场高个子良良哥的弟弟,他是新来的知青,因为他个子特别高,又长得特别帅,在铺口赶场时多次见到他,晓得他是良良的弟弟。他和姐姐哥哥三兄妹都下放在铺口坝阳坪大队。

    “怎么是小正呢?这怎么办啊?”昆俞嘴里念叨着,脸色都变了,他好紧张,因为他们从小就认得,是很熟悉的朋友。

      小正被几位民兵按倒:“跪下!跪下来!”一民兵按住小正的头,又一民兵扯下他胸前戴的毛主席纪念章。因为他扯下纪念章的动作好粗暴,昆俞走上前几步,我也跟着昆俞走上前,只隔小正一丈多远,我们见小正强抬起头,对着那位扯纪念章的民兵说了一句:“对毛主席的像尊敬点。”

       那民兵反而朝他头上一拳,又用脚踢了一下小正的脚:“跪下点!”

       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小正啊,小正,这回你可要吃苦了喔!”

       只听见杨指挥部破开嗓子大声喊到:“现在放火烧指挥部的凶手抓到了,就是他,大家说怎么办?”

        说完,用手指着站在正对面的那一排人:“你们先表态,怎么处理”

        他的话刚说完,只听一声喊:“杀!”

        他又指着站在左边的说:“你们说怎么办?”

     “杀!杀!”左边的人连喊两声。

     “那后面的说怎么办?”

      “杀!杀!杀!”后面的喊声更大。

        他对着我们这边人说“你们说怎么办?”

        我们这边站着一群知青,没有人回答,大家的眼光好像都落在我们这群知青身上。

      “你们表态,怎么办?”说完用手指了指我们这边。

       “交法办!”这是我们金麦大队的负责人黄透银回答。

     “对!交法办”!这时金麦、木山的社员同知青一齐回答。

        顿时,水坝上安静了一阵。我心里想,还是我们金麦的人好些,还讲点道理,总之,没有喊“杀”字,回答交法办,也讲得过去,如果就像其他那些人喊的“杀杀杀”,那还成社会吗?就是解放初期肃反镇反时,也要政府批准后才能执行,一个水库指挥部哪有杀人的权利?

      这一声“交法办”使这位狂妄的杨指挥长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范围有多大了,他毕竟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怎么还有点政策意识。他仍然扯开嗓子:“先将犯人押走,听候处理,散会,继续开工。”

      散会后,小正被押走,我们望着他那瘦高的身躯和那张惨白的脸,心里讲不出味,在场的知青哥哥姐姐百多人,现在谁都帮不了他,他能挺得过这一关么?

      我们一直目送小正那瘦高的身躯好远,好远,直到看不见。昆俞沉重的对我讲:“良良和小莉可能还不晓得,唉!”

       是的,良良和小莉如果晓得自己的亲弟弟犯了这么大的事,该急成什么样子,还有在长沙的父母晓得后又该怎么办,真的不敢再往下想。

       我和昆俞问了参加救火的知青中,才知道一些情况。原来,小正今天本是可庆贺的日子,一,他哥哥良良从长沙回来了;二,他昨天被评为水库“学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三,他刚满十六岁。他从不抽烟,因为今天高兴,买了盒烟开给知青大哥们抽,没想到划完火柴随便一丢,把旁边的草棚给点燃了,酿成这场大祸。

      在他的衣口袋里搜出了那张刚发给他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奖状,还搜出一把打麻雀玩的弹弓和几颗石头。

      听知青们这么一说,我和昆俞稍微松了一口气,晓得小正不是故意放火,等这风头过去应该不会有多大的问题。再则,指挥部里的东西都搬了出来,没有多大的损失,杨指挥长在搬东西时手表弄丢了,五星大队一位知青捡到交给了他,在众多救火的知青中,只有他得了表扬。.

      水库下马不久,从长沙来的知青慰问团到我们金麦来慰问,小正的妈妈也随慰问团来了,在夏姐的家里,我和翘妹子见到了她。她那张慈祥的脸给我的印象很深,见到她就像见到自己的母亲一样,当我问到小正的事怎么样时,她高兴的告诉我们:“没有事了,没有事了,小正已经从学习班回队了。”

      我们听后才为小正松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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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修石冲水库(二)


       修石冲水库从1969年冬到1970年春,将近4个月的时间水库才完工。知识青年做完了最后的扫尾工作。在这段日子里,知青和社员发生了好多次纠纷和矛盾。从木山张某某被捆,小正被抓后之后,林源大队又一位姓张的知青被揪上水库坝上挨批斗,原因是他与一位社员打架。

     这位姓张的知青讲得一口流利的林源话,他的穿着打扮几乎和社员一个样,是铺口老知青中最突出的农民形象,应该说是锻炼得最好的知青,就不知为什么这次太冲动,居然把贫农的儿子打翻在地。这还了得,打击贫农,就是打击革命!

      在水坝的批判会上,林源大队的老贫农发言:“他打的这位贫下中农儿子,他们家三代红!”

    “把头低下点”,社员在喊。

    “作检讨!深刻点!”只听见林源口音的社员大声吼叫。

     最后由杨指挥长作总结,勒令张某赔医药费,并向贫下中农道歉,并要他背熟毛主席语录: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打击革命……张某犯了打击贫下中农罪,当然要挨批斗,要赔钱。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又是他们林源知青带头离开水库工地,当逃兵。水库指挥部立刻叫民兵,带着绳子准备捆人。小个子知青陈某说:“你们既然是来搞政治教育的,就不应该带绳子来捆人,我们之间毕竟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专政对象,至于是谁带头离开工地,一问就清楚了。”

      有社员也在讲:“当时离开工地时确实下着雨,等我们回来后雨才停。”

   “用淋湿的泥巴填水坝,怕影响质量。”大家你一句他一句都讲得有道理。

      最后决定还是要把带头离开水坝的人带到指挥部,那几位知青左推右推,最后一致说是“胖子”带的头。

      那位“胖子”也不辩护,叫他走,他就老老实实跟着走。到了指挥部,杨指挥长问他:“是你带头离开水库工地的?”

       他不回答,只是低着头站着,一动也不动。

       杨指挥长又问:“你们到农村来是干什么的?”

       胖子回答:“务农”。

      “务农?务农又是为什么呢?”

       胖子回答:“种庄稼”

       杨指挥长又问:“你们来修水库为的是什么呢?”

       胖子回答:“灌田”

     “修水库就是光为灌田吗?不再为别的了?”杨指挥长问完,用手抹了抹自己的嘴巴。

     “修水库就是为了灌田嘛。”胖子还是这句话。

      “就只灌田,再不为别的了?”

       在场的人都听得出,杨指挥长就是要他回答“为革命,干革命。”

       可胖子就是不晓得回答“干革命,为革命”这最流行的语言。

       杨指挥长问了好几遍,问得我们看热闹的人都要笑了,但胖子还是回答“灌田”。杨指挥长也忍不住笑了起来:“算了,算了,回去,回去!”

       难怪林源这群“鬼”知青,一口咬定是他带的头,原来他是这样一个老实人,又幸亏是老实人,把事情冲 淡了,不了了之。有一天,我到指挥部医务室看病,因为我的右角长了一颗“挑疹子”,疼得我的眼睛都睁不开,医务室的王大姐(王建凡的姐姐,他们一家五兄妹下放在五星大队)用银针在我们眼角“挑疹子”上扎了好一阵,当时疼得我的眼泪是各流,没想到,她的手法还妙,就疼那一阵子就再不疼了。

        第二天我到医务室去感谢她一下,路过五星大队的民工棚,只听见有人在吵架,好像有长沙口音,因为五星大队的工棚就在指挥部旁边。一下子就围拢来好多人看热闹,只见高个子知青“大吕”和一个矮个子社员在吵架。突然,那矮个子社员朝大吕身上就是一拳,大吕退了一步:“禾实?你动手打人。”

       说着紧捏着拳头,要晓得大吕曾经练过拳击,在长沙河西打架是出了名的。我望着大吕,心想:大吕啊大吕,千万莫动手,忍一下,要晓得你这一拳打出去会有多大的份量,打倒的又是一位三代红的贫农怎么办?你将会成为第二个打击革命的知青。我正琢磨着,只见大吕把手一伸:“要得要得!我不还你的手,我们到指挥部讲道理”,说完拉着矮个子就望指挥部走,大伙儿都紧跟着后面看热闹。

      杨指挥长出来了,只见大吕手舞足蹈地说;“杨指挥长,他动手打我,我冒还手,在场的贫下中农都看见哒!”

    “大吕是冒还手呢,是让着他呢。”有社员在说。

    “摆事实,讲道理,动不动就打人,各要不得呢。”有知识青年说。

      我也乘机说了几句:“我们是革命知青,毛主席要我们来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是来接受你的拳头的啊!”

    “对呀,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欢迎我们。”不知是哪位知青把毛主席那条语录全背了出来。

      曾经在救火中捡得杨指挥长手表的知青,走到他面前:“指挥长,各打人确实不该。”

      大吕向大家扬扬手:“算了算了,你也冒打好重,我身体好,受得起,我是决不忍心还你的手,我是革命知青,你是贫下中农,我们是一家人。对不对!”

       在道理上,在情理上,动手打人是绝对讲不过的,杨指挥长不得不批评打人的矮个子。同时,也表扬了大吕做得对,在众人面前大吕似乎还抖了一下“冲”。

       大家都散了,大吕对我们说:“依得我岳麓山的脾气,我一拳要打晕他——他妈妈的炉锅”。

       我们都安慰他,算了算了,好汉莫恰眼前亏,总之“块策些”好,大吕这次算是知青中唯一占上风的人,他这“一上风”是挨了一拳换来的,这年头,知青得靠自己保护自己。

       一天下午,木山大队知青“小吕”(大吕的弟弟)和张某某在坝上打夯锤,因二人用力过大,木夯锤举过了人头,不小心将小吕的头刮破了,鲜血直流,流得肩上,手膀都是血,水坝上好多公社负责人都看见了,但没有一个干部过问一声。

       张某某扶着小吕走下坝边的塘里,用水洗了伤口,在伤口上贴上一张烟纸,二人又继续抬起夯锤,一锤比一锤打得更有力,正如小吕说的,这点伤口算什么,我们大风大浪跑出来的。

       收工后,小吕照样在他们睡的木楼上,告诉我们学跳“交谊舞”,他还511 355 12 345  ,511  366  22  36——跳得尽是劲,这也是我们知青的乐观主义精神。

      有一天做晚班,白天同社员一起烤火,我们大队贫协会主任王泽发和知青昆俞开玩笑打架玩。昆俞虽然个子小,但很机灵,一下就将王泽发按倒,谁知那王泽发爬起来把昆俞一顿臭骂,平时他两开玩笑开惯了的,可这回他突然翻脸,并朝昆俞脸上猛击一拳,当时就打肿了。他是贫协会主任,昆俞敢还手么?还了手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只得忍耐再忍耐。

      知青也有“抖冲”的时候,那就是“量土方”。虽然那时口里喊不许做“包工”,但是具体做起来还是按分工,包工。各大队负责各大队的土方,填好,锤好再“量方”,分配水库“补助粮”都是按完成的土方计算来分,土方完成得多,补助粮就多,土方任务完成得快,就可以提前回家。

       水库指挥部的几位“收方员”特别厉害,在量方时总要剋扣些,社员拗不过他们,最后选知青出来“量方”。知青毕竟文化高些,懂计算公式,水库那几位“收方员”从理论上讲不过知青,加上贫下中农在场起哄。

       自从知青出来量方后,大多数人都满意,贫下中农同知青是站在一边的,这也是知青“抖冲”的一件事。在众多量方的知青中,最“抖冲”的要算五星大队那位戴眼镜的矮个子,人称他“刘教授”。他模样长得好滑稽,还蛮有派头,他水平高,会说会算,他讲出的道理几个“收方员”都服行。只要他一量方,就有好多社员跟着一起看热闹。他时而推一推眼角上那副眼镜:“这块土,形状为长方形,长乘宽乘高”。

      “这块土就不是长方形了,应为多边形,这一节为梯形,这一节为三角形”,收方员听后,只是点头。

      “这梯形计算公式是上底+下底x高除2”

      “这三角形计算公式,底x高”

      “这一块又不同了,应该为扇形......"

       刘教授的扇形又来了,弄得那些收方员不懂也得装懂,他们不反驳刘教授,因为他们自己也学得好多知识,他们敬佩他,还蛮尊敬他,他算是水库上最“抖冲”的知青。

        知青还有一种“抖冲”就是打“夯歌”。只要知青一打夯,社员就围拢来看热闹,只听见知青夯歌唱起:“同志那个们啊,打起来哟,嗨咳哟和嗨咳哟,夯锤高高举起来哟,嗨咳哟和,嗨咳哟,革命干劲冲上天呢,嗨咳哟和,嗨咳哟,水库胜利完工了哟,嗨咳哟和,嗨咳哟……”

       在知青的夯歌声中,4个月的日日夜夜,石冲水库胜利完工。

      我1978年离开靖县,还没听说石冲水库垮过坝,在农村13年中,修石冲水库算是最苦最累的活,我们铺口有100多知青参加了修石冲水库。在水库上,知青挨过冻,挨过饿,挨过骂,挨过打,挨过捆,挨过批,挨过斗. 但我们知青还是熬过来了,石冲水库有我们知青流的泪,流的汗,流的血,知青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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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忙”

 


       靖县人把蕨根叫“忙”。记得刚到农村那年的冬天,大队开社员大会时,民兵营长大声说:“现在有人偷偷地上山挖忙。挖忙是出社会主义的丑,坚决不准挖忙!”

       当时,我听不懂什么叫“挖忙”。“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不准挖?

       第二年开春,生产队里开“忆苦思甜”会。大家围着晒谷坪坐着,吃着锯喉咙的糠粑粑,听老队长杨政高忆旧社会的苦。他咬了一口糠粑粑:“在旧社会,有一年遭灾,我们一屋人40多天冒吃过一颗饭,天天上山挖忙,靠吃忙粑过日子。”他说完眼泪都流了出来。

       哦!原来挖忙是挖一种食物。“忙”究竟是个什么模样呢?是圆的还是扁的;是液体还是固体。不久,蕨菜出世了,我和社员一起上山摘蕨菜,社员告诉我:蕨菜的根就叫着“忙”。

        我好奇地问:“蕨菜根就是蕨菜根吗,为什么叫‘忙’咧?”

       一位老农苦笑着对我说:“要把这蕨根变成粮食,忙进忙出要忙好几道手续喔!”

       我还是搞坨数不清:“这也是,把蕨根挖出来煮哒呷就是唦。”

   “ 哈哈哈!”在场的社员都笑起来了。

       老农扳着手指对我说:“首先把蕨根挖出来,挑到港里洗干净,再倒进木槽里用木锤打碎打碎;再挑到港边,用三个扮桶沥洗;用布口袋沥出来的浊水,让它慢慢地沉淀。最后的淀粉就是‘忙粉’了。把忙粉煮熟就成了忙粑才能呷,你看这忙粑做起来是不是忙,就这样,人们把蕨根叫着‘忙’了。”

      老农讲了这么一大套,我基本上晓得忙的制作方法了,但还是没有亲眼看见忙粑,我对忙粑特别好奇。

      几个月以后,青黄不接了。人们纷纷上山挖忙,大队干部也不再管了;因为他们也断了粮,锅里没有米煮,他们也得挖忙来填肚子,再顾不上出什么社会主义的丑了。

       清早,人们扛着锄头上山;下午,人们挑着蕨根回。首先挑到港里洗干净,再挑回家倒进木槽,用木锤一锤一锤地打。整个寨子里只听得一阵阵的木锤响,比庙里敲木鱼的响声要响得多。

      我捡得一根蕨根仔细一看:大约有尺多长一根,满指拇那么粗,浅黑色,我扯断用手指一点,里面流出来的白汁粘巴巴的。哦!这就是“忙汁"。

      木锤声渐渐地停了,见人们扛着木扮桶,用箢箕担着打碎的根渣来到港边上。只见他们挽起衣袖,舀水啦,洗渣啦,沥渣啦,用布袋楸啦,揉啦,真的是忙脚手不赢。

      天黑了,人们点起了枞膏火把还在忙。唉!怪不得人们把蕨根叫“忙”喔!

      第二天,只见人们把木扮桶的水往港里倒。然后再用锅铲铲扮桶底下的那层淀粉。到中午,我见几个社员手里拿着一块棕黑色的东西在咬。我好奇地问:

    “你们吃什么东西哦?”

       他们异口同声:“呷忙粑啦。”其中一社员扯了一小块递给我,要我尝尝味。

       我接过忙粑仔细一看,就像蒸发的牛皮膏一样,我咬了几口,无甜味,无盐味,但吃起来软绵绵的。

     “你们长沙大地方的人,呷不习惯喔。”

     “我们山里人冒得饭呷的时候,全靠这忙粑填肚子咧。”

     “过难关(过苦日子)那年,这忙粑救了好多人的命喔。”

     “这忙粑可以煮着呷,切成丝放辣椒飨料。比米粉的味道还要好。”

      “可以切成片,用油煎着呷,放点生姜飨料,用水焖一下,像呷腊肉咧!”

     “还可以放糖煎煮,比呷糖油粑还要软活。”

       嗨呀呀!我被他们讲得口水直流。我连忙回到知青组,同大家一讲。我要求大家一齐上山挖忙,搞几餐好忙粑吃。可我们的组长不同意,她说我们是来建设新农村,改变农村面貌的革命知青(第一年我们每个月60斤谷是国家规定的)。我们不能违反上级的规定,如果知青也上山挖忙,影响太不好了。

       我因家庭出身不好,也不敢再讲挖忙的事了。不过,我偷偷地到社员家吃过几回忙粑,煎的,煮的,味道的确好吃。

       1967年的冬天,我在夏悸那里吃过一回忙粑炖鸡,那个味道真的是绝了!

       当初的知青,抱着宏伟理想,改变农村面貌。谈何容易!几年来,我们不但改变不了农村的面貌,自己倒被农村的面貌给改变了。我们同农民一样,青黄不接时,扛着锄头上山挖忙了。

       记得第一次挖忙是1970年的6月。我们大队学大寨后减了大产(把9个生产队合成一个队)。全大队的人都上山挖忙。那时我已结婚。翘妹子身怀六甲。我俩的口粮少得吓人。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扛起锄头,紧跟在贫下中农后面上了山。

       我们翻上了金麦大队蕨根最多的一座茅草山——大面坡。大面坡山高路陡,正当着西晒,又正是6月天气,山上热轰轰的。只见人们扬起锄头挖啊,挖啊,个个都汗得湿淋淋的。

       我不里手,这边挖几下挖不到根,那边挖几下挖不出根。我还不如那些女人们,她们都挖得好大一堆根了。我正在作急,只听见高个子少妇己花在喊:“小陈,到我这里来挖,我挖好了。”

       我连忙朝她那方走。她也够可怜了,丈夫放松油正是加刀季节来不了。她挺着大肚子也来挖忙了。只见她将那一担忙根挑上肩,用手指了指她挖的那块土:“那里根多,你到那里挖。”说完,慢慢地走下山。

       我望着她的背影,我好同情她,我只怕她绊倒咧。

       我在她挖过的地方挖,一阵子工夫就挖了一大堆。根越多,劲头越足,我使劲地挖。人们都下山了,我才停手。我捆好往肩上一挑,我的天哟,这一担总有100多斤。

      我回到家太阳落坡了。翘妹子挺起肚子,垮起个脸在念:“你有点伍子朝咧,挖各大一担,压伤哒禾得了咯。”

       我把肩上的忙根往港里一放,动手洗了起来。我一边洗一边念:“今天挖忙搭帮己花,是她让了个好位置给我,我才挖得这么大一担根。”

       翘妹子笑了笑说:“你还提这己花,她真的是个蛮婆子,她回来就生噶细伢子哒咧。”

       我一听己花挖忙回来就生噶崽哒。我只摇脑壳,唉!这个己花啊,你真的比白毛女还蛮些咧。

       我挑着忙根到社员家,借他们的木槽将忙根打碎,当我挑着忙渣回来时,人们都吃过晚饭好久了。搭帮我们就住在港边上,用水方便,我把木扮桶搬出来,迅速吃了几口饭,就动手沥起忙来。

       港边上好热闹,木扮桶排成一长线,枞膏火把就像一长长的火龙。人们舀水啦,沥啦,揪啦,揉啦,忙个不停。

        翘妹子打着火把,我在社员的指点下,一桶一桶地沥,一袋一袋地揪。我还扯开喉咙唱起了黄梅戏:“……你打火来,我舀水唷。夫妻双双沥‘忙’忙……”逗得大家哈哈笑,他们听不懂我唱些什么,都说我是穷快活。

       火把一盏一盏地熄了,人们一个一个地离开,剩下我两口子沥到最后。第二天我把木扮桶水倒完,用锅铲铲得一脸盆忙粉。嗨呀!有收获。翘妹子高兴极了,连忙架锅子煮粉。谁知她将水放多了,搅出来一锅稀垮垮的,就像调出来的藕粉一样。管它那么多,拌上一些白糖,两口子一气伙呷得干干净净。

       没想到煮忙粑还要一定技巧,水要放得匀,火要不大不细,要用两根圆棍子搅拌,越搅到最后越要快,再一下起锅,真的是忙到最后还要忙喔!

      我挖的这担忙,总共煮得三锅忙粑,解决了我们半个月的“半饭”(午饭)。不久,上面拨了“返销粮”,免强接到秋收,人们就不上山挖忙了。

    “忙粑”,山里人把它称为“天粮”,它救了好多人命,它帮灾民们度过了好多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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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奶

  
        我大儿子满半岁了,翘妹子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赶过场了。大清早,她背着儿子准备去赶场,扯几尺布给儿子做件衣服。我心想,到铺口赶场来回30里山路,背着人走太吃亏了。再则,场上人多,又是春天,我怕给儿子传染上病。我决定这天不出工,在家带一大半天儿子,我不让她背着儿子去赶场,这样大人和细人都吃亏。

        她虽然舍不得,但还是答应了,她喂饱奶后,再三嘱咐我带好崽。我要她放心,只有各大的一扎“路”,又不是造“人造卫星”。她笑了笑,便匆匆地走了。

       我抱着儿子走到对面仓库边看几个木匠干活。罗木匠说:“带嫩娃娃比做工还累人些。”

       杨木匠说:“带嫩娃娃生来就是大娘和的事,随你好能干的男人都不行。”

       王木匠说:“我宁愿干一天重工活,不愿带一天嫩娃娃。”

       这些木匠都是过来人,很可能都带过几回嫩娃娃。我边看他们推刨子,边跟他们扯谈,儿子鼓着眼睛看那飘飘的刨木花看得出神。

      突然,罗木匠一声喊:“你儿子的脸胀得通红,要屙屎喽!”

      我一看,儿子通红的脸正在“嗯!嗯!”地用劲。我连忙扯开尿片,准备蹲下来。突然,“噼噼”地一声响,一坨好大的屎冲了出来,正冲在罗木匠的刨子上面,他手背上也冲得有。

     “哈哈”大家一阵笑。罗木匠拿着刨子就往溪边去洗,一边洗 一边念:“你们长沙的小把戏硬要无聊些,这屎都选在我的手上屙。”

       杨木匠大声喊起狗来:“嗷!嗷!”逗着狗。一只大黄狗一蹿就来了,它几舔几舔就将我儿子屁股上的屎舔干净了。我连忙把儿子抱进火塘屋,舀了一盆水将儿子的屁股洗干净。

      我又抱着他摇来摇去,他眯了眯眼睛,一会儿就睡着了。我把他放在床上,赶忙烧火煮饭。这带嫩娃娃的日子,就靠这“挤挤时间”干活。我舀了一碗米汤,放上白糖,等他醒来再喂他吃。

       大概1小时左右,他醒来了。头偏来偏去,小嘴巴几张几张。我连忙端出米汤,用调羹慢慢地喂。这小家伙吃了几口觉得不对劲,把头一偏,哇哇地哭了起来。

       我抱着他哄了又哄,可他越哭越伤心,还脚蹬手抓的。唉呀呀!我只得抱出门来踱来踱去。木匠们听见我儿子哭得厉害,都答起腔来:“是不是,我冒讲错啵,儿子要吃墨(墨就是奶),看你怎么办?”

     “你一个男子汉,没有两个大墨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带嫩娃娃,生来就是大娘伙的事。你不行喔!”

     “你还讲只各大的路,不是造人造卫星。呵呵!现在看家伙了。”

        大家你一句,他一句地讲个不停。我手中的儿子却越哭越伤心,哭得我心发慌。罗木匠出了个主意:“你抱着儿子,去大娘和面前讨口墨吃。”

      “对对对!只有讨口墨吃。”大家异口同声。

        我默了默神,到哪个大娘和那里去讨咧!

     “到上寨去,高个子己花的女儿同你儿子差不多大,肯定有墨讨。”又是罗木匠说。

        讲得有道理,我主意一定,抱着儿子就往上寨己花家走。我来到她家门口,见她家娘抱着孙女在玩。当我讲明来意,她手指着背后山说:“己花挑着粪桶到背后山菜园里去了。”

       我抱着儿子就往背后山走,山陡路窄,抱着人走还蛮费劲。我气呼呼地来到菜园边,见她正在浇粪。她听说要讨奶,连忙丢下手中的粪瓢,用手摸了摸胸脯说:“我正喂噶墨上来的,我家娘冒跟你讲啊。”

       我大声出了口气:“她只讲你在这菜园里,冒讲你已经喂噶墨啦。”,我听她说才喂了奶上来的,再看看她那平平的胸脯,又见那粪桶上好多苍蝇,臭气熏天,我赶忙离开她。

       她像对我不住一样追上前来:“要么,让你崽崽试津几口,看津得出墨啵?”说着,准备解衣扣。

       我说:“算了算了!我另讨一家。”

       只听见她在骂家娘:“这个老鬼呀,话都不会讲喔,我正喂噶墨哒,害得他白跑一趟喔!”

      我抱着哭哇哇的儿子,路过黄大娘和的门口,黄大娘和长得白胖又高大。她正搂着儿子坐在门槛上,这是她的第四个儿子,比我儿子大7个月,但还在吃奶。她见我儿子哭得厉害,连忙问我:“翘妹子到哪里去了,你抱着崽崽到这来做甚么?”

      我想起她也是喂奶的人,便说:“翘妹子赶场还冒回,儿子哭得厉害,我找己花讨墨咧,她正喂噶墨。你能帮忙给我儿子喂口墨么?”

      她听说要讨口奶,连忙站起来,解开了衣服,露出两坨又白又长又大的奶子出来。她用手指挤了挤奶头说:“我的墨早就不够了,我崽崽各大了还要吃,我也正喂噶墨,你看看,挤都挤不出了。”说完,把两个奶头又挤了几下。

      她为人很好,如果有奶的话绝对会答应。何况,她挤给我看了,真的一滴都挤不出。我只得抱着儿子走,她追上来说:“你到界上龙大娘和那里去讨口墨咯,她的女儿只比你的崽崽大五个月,肯定有墨。”

      她的话提醒了我,我抱着儿子就往界上走。龙大娘和住在界上最顶头的那栋屋,我刚到她家门前,就听见娃娃的哭声。龙大娘和正在用调羹给手中的妹子喂东西,妹子哭着不肯吃。我讲明来意,她苦笑一声:“娘唉!这就对不住了,我这几日感冒发烧,每天到卫生站打针,我的墨都退噶了。你看看,我跟女儿喂米粉子,她不肯吃喔!”

       我心里想:一字不过三。今天运气太差,我还得赶快离开这里,她感冒发烧,莫传染给我的儿子。我抱着儿子匆匆地下了界,回到了屋里。

       儿子越哭越凶,我又是摇又是唱,可他照样哭他的。这时,大姑娘秀秀路过门口,她平日里最喜欢抱我的儿子玩。她接过我儿子,抱在怀里,儿子不哭了,但他的头只往她那翘挺挺的胸脯上拱。我的小祖宗呀!她可是个黄花姑娘,她哪里会有奶水哟。

       顿时,她脸色通红,那对大眼睛羞得都闭上了。我也弄得好尴尬,连忙接过儿子,儿子又大声哭了起来,她悄悄地走了,头都不敢回。逗得这些木匠哈哈大笑。

       我朝寨子一望,奶啊,奶,我还到哪家去讨呢?还有哪家的大娘和有奶讨喔!

    

        突然,杨木匠一声喊:“快看快看!港边上来了一个有墨的大娘和,这一下莫错过了”

       我往港边一看,只见矮个子大娘和挺着胸脯朝这方走来。看样子她是赶场回来,她走得急,肯定是赶回去喂奶,她的女儿比我儿子大3个月,我赶紧站在路口上等着她。

       这时,木匠们开始起吆喝:“这个矮大娘和有的是墨,你看她的胸脯好大喔。”

     “你儿子的嗓子都哭哑了,无论如何要讨口墨啊”

     “拦住她!拦住她!莫让她跑了。”几个木匠异口同声。

        我真的一手拦住了她 :“劳为你,帮个忙。我儿子哭了大半天了,喂口墨给他吃!”

        她摸了摸胸脯说:“我的妹子还冒喂,我要赶回去喂墨喔。”说着绕路想走。我儿子又哇哇地哭起来,我被逼无奈冲上前去,抓住她的胳膊央求道:“做做好事咯!就喂几口也行嘛!”

     “你翘妹子就要回啦,她在裁缝铺等做衣裳,一下子就回啦。”

        我一听等做衣裳,心里更急了。木匠们又起吆喝了:“等做衣裳起码还要两个小时。”

      “小陈,你行行蛮咯!你各老实喔!”

     “动手解开她的衣扣,把崽崽往她墨上一放,不就行了么。”

        我被这些木匠逗笑了,我真的把手伸到她的衣扣边:“快点!我动手解衣扣啦!”

        她抿笑抿笑地拍开我的手:“我自己来,只你们这长沙人啊,蛮起来比苗子还要蛮些。”说完,解开了衣服,露出一坨胀鼓鼓的奶来,我儿子一口逮住……一阵子工夫就吃扁了。

       她扯出奶头,把儿子递给我,摸了摸另一只奶:“这一个墨留给我女儿了”说完,连忙扣好衣服。

       我感激地说:“谢谢!劳为你了!”我话刚落音,儿子又哇哇地哭了起来。她怕我再要她喂奶,拔腿就跑,跑得那样快,像躲日本鬼子一样,逗得木匠们哈哈大笑。

       这时,王木匠一声喊:“翘妹子回来啦!”

       我一看,翘妹子真的回来了。她可能听见儿子的哭声了,她小跑起来,一边跑一边解衣扣,我快步迎了上去,她接过儿子搂在怀里,儿子不哭了。

       木匠们又开始策了,他们对着翘妹子:“你好过,你把崽崽丢在屋里去赶场,你崽崽哭了大半天。你丈夫抱着崽崽到处去讨墨。”

     “你丈夫急得要耍流氓了,他见大娘和就讨墨,还动手解大娘和的衣裳。”

     “他抱着崽崽往大路上一站!全队的女人吓得不敢过路了。”

     “他连黄花姑娘都不放过,也去讨墨。”

        这些鬼木匠啊,阴一句,阳一句,还加油添醋地一顿乱讲。逗得翘妹子笑哈哒,儿子也喀喀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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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  走

 


        1973的上半年,我们金麦大队好多细伢子都得了感冒。每天都有人带着崽女到大队医疗站打退烧针。夏悸的二女儿虹虹因感冒发烧眼睛都发炎了,带到县医院才医治好。

       我的大儿子身体一直很好,但也没有躲得过那场流行性感冒。他一连几天高烧不退,翘妹子带着8个月的二儿子尽量避开,怕传染给二儿子。

       记得,我带着大儿子到大队医疗站打完最后一针退烧针。到晚上,我用体温表量了一下,还有39度。半夜,我觉得他的头越来越烫。翘妹子再用体温表跟他一量,我的天哟!四十度零二。怎么办?大队医疗站的药用完了,我只怕儿子昏迷,只怕儿子抽筋,翘妹子急得眼泪直流。

     “走!到铺口去。”我说着,拿起背带把儿子背上。

       翘妹子连忙用抱裙帮着围好,她又将手电筒递给我。我按燃手电筒,光不太亮了 。我赶忙劈了几根松油柴,点燃了火把。我晓得,从我们队到新修的马路上有三里多路,都是田间小道很不好走。翘妹子一再嘱咐:“天黑路远,莫吓哒崽伢子,要时时喊哒他。头一莫绊倒……”

       我打着火把在田间小道上走着,儿子在我背上轻轻地问:“爸爸,你背我到那里克喔?”

       我右手反过去,摸了摸他那滚烫的脸:“崽崽,爸爸背你到铺口医院看病,你一身发烧,要看病才好。”

    “铺口在哪里,要走好久?”

    “没有好远,爸爸背着你,一下子就到了。”我口说没好远,其实,铺口离这里有17里山路。

    “爸爸,天好黑,我怕!”

    “你闭上眼睛睡觉好啵。好崽崽,爸爸背着你。不怕!不怕!”我说着,又摸了摸他的脸:

    “快闭上眼睛,好啵!”

     “好!”他答应了。

       田间路窄,时时有虫蛾从我身边飞过。我高高举起火把才能看清路走。青蛙、田鼠从我脚下蹿过;我得小心,我生怕踩着蛇,夜间出来的蛇大部分是毒蛇。

       走着,走着。突然从田中间发出一阵“呜哇哇……呜哇哇……”的叫声。就像细伢子的哭声,我先是一惊。但马上镇静下来,这是田麻鸡的叫声。

    “爸爸,是哪个勒伢几(细伢子)哭,我怕!”

       我连忙摸着他的头:“好崽崽,莫怕莫怕。是田鸡婆叫,爸爸打它好啵!”

     “好,打它,打它。”他说着,双手紧紧抱住了我的脖子。田麻鸡还在呜哇呜哇叫,叫得好森人。我蹲了下去,捡起一坨塞田破口的石头,使劲朝叫声处扔了过去。“啪!”地一声。叫声停了。
       手上的火把烧过了,我打着手电走了一段路,来到了马路上。马路到底比小路好走些,有暗暗的月光照着,不用打手电筒还能看清路。我大步大步地走着。路过金坑生产队,寨子里传来一阵阵狗叫声,儿子轻轻地问我:“爸爸,到了么?”

       “就快到了,爸爸背着你,你还怕不怕?”

       “不怕。”

       “还热啵?”

       “不热。”

       “头痛啵?”

       “不痛。”

        我听他说话还清醒,总算松了一口气,马路两边的稻田里传来阵阵蟋蟀叫,昆虫鸣。儿子又轻轻地问我:“爸爸,还要走好久?”

     “不走好久了,你闭上眼睛睡一觉就到了。”我说着,加快了脚步。

        微风轻轻地吹着,萤火虫在我身边飞来飞去。这段路好清静,没有鸟叫,没有虫鸣,只有我的脚步声。

        忽然,传来一阵哗哗的流水声。我抬头一望,已经到了“冲耙口”,对面是坝阳坪大队的地梦冲。我走了7里路,还要走10里路才能到铺口卫生院。

      “爸爸,我口干,要呷水。”儿子听见流水声了,他要喝水。

        我默了默神,溪水离马路有几丈远,又没有路下去。我想起来了,再走一段路到山壕边有一口小井,过路的人都是喝那口井的水。

     “爸爸,我口干得很,要呷水。”

     “好崽崽,忍一忍,前面有一口井,爸爸舀井水给你呷,好啵?”

     “好,要快点,我的口痛。”他说着又把头靠在我的肩上。

       我摸了摸他的脸:“爸爸背着你跑,像骑马马一样,一下子就到了。”

       我说着跑了起来。一边跑,一边念:一二一,一二一……寂静的马路上,只听见我的脚步声。

    “崽崽,好不好玩?”

    “好玩,好玩。”

       我一口气跑到了小井边,大声出了几口气。我把背带解开,把他抱到面前蹲了下来。小井只有脸盆大,从山壕里流出的一小沟泉水,我把手电筒按燃挂在树枝上,灯光正照着井水,我捡起一片舀水喝的树叶,将树叶折成杯型,舀了一“杯”水:“崽崽,水来了。”

      他张开小嘴一下就喝光了:“我还要。”

      我又舀一杯他喝完了,再舀一杯……四杯,六杯,八杯……

   “崽崽,不呷了,让爸爸呷好不好?”

      他抬起头望了望手电光:“好!”

      他这一声应得好大,打破了山壕的寂静。我连忙搂紧他,我不想让他看见这黑漆漆山壕,这黑漆漆的天。

       准备上山了,还有10里山路要走,我用背带把他系在胸前。这样,更贴近他,使他感觉更安全。因为,这座山是偏坡与金麦达界的一座山。山高路陡,树密坳深,没有人烟;好在暗暗的月光能照得见路,我双手抱着他,一步一步往上走。

      上山的路走完了,我站着歇了一下气。我摸了摸儿子的头,唉!他的头没有那么烫了。也许是走了这段夜路,也许是喝了那些泉水,吹了夜风退的热。他睡着了,睡得好香,还打起了呼噜。

       下山的第一道弯,树密坳深,斜坡路陡,阴森森的看不清路。我按燃着手电筒,慢慢地走着。我捡得一根柴棍握在手中,这样可壮壮胆子。转了几道弯,下了几道岭,手电光已成了红色,我还得节约用,我一按一关,借这微弱的灯光慢慢地走着,走着......

     “哈!哈!”从岔弯里传来两声野羊叫,吓得我一噤。

      儿子吓醒了:“爸爸,哪个喊我们,我怕。”

    “不怕不怕,爸爸抱着你。是野羊叫,它怕我们,被我们吓跑了   。”我说着,紧紧地抱住他。

    “爸爸,我想妈妈。”

    “妈妈在家带弟弟,等下看完病,回去就能见妈妈了。”

    “还有好久?”

    “快啦快啦,下完这几道岭就到了。”我说着亲了亲他的脸:“好崽崽,你长大了,你是哥哥了。听爸爸的话,还是闭上眼睛睡觉,好啵?”

     “好。”他答应后,把头贴紧了我。

        忽然,从路下边传来一阵怪叫声:“嗬嘿霍……嗬嘿霍……”这种声音就是以前在老木屋里听到过的土鹰的叫声,这叫声好凄凉。

     “爸爸,是哪个老老子(老人家)在哼喔?”儿子没有讲错,这声音是像病人呻吟。他这一问,问得我一身起了鸡皮坨,但马上镇静下来:“莫乱讲,这是鸟鸟叫。爸爸撵开它。”说着,我用手中柴棍在路边刷了几下,叫声停了。

       我打着手电一按一关,借这微弱的灯光一步一步地走着走着,总算走出了这几道阴森森的山弯。又能见到暗暗的月光,路也没那么陡了,我大踏步地走起来。

       终于听到了汪汪汪的狗叫声,我们路过了偏坡寨,我们走完了山马路,来到了铺口公路上。这时,天蒙蒙亮了,他睁开眼睛东张西望。忽然,后面传来一阵车轮响,一辆汽车从我们身边开过。

       爸爸,这拖拉机好大喔,它咬人啵?”他说着,双手抱着我的脖子,好害怕的。

    “这是汽车,不咬人。我们长沙有好多好的汽车,还有火车、轮船、飞机。”

    “长沙还有甚么?”

    “有奶奶,有外公外婆,有伯伯叔叔,有舅舅姑姑,还有好多好哥哥姐姐。”

    “他们唷哼(为什么)不和我们住一个屋子?”

       他这么一问,我还答不上话了。我只得紧紧抱住他,我突然觉得我的儿子好可怜。他长大能回长沙么?长沙能接受他么?难道也像爸爸一样当农民,受这种苦和累,想到这里,我不知不觉地流起泪来。我想,如果有一天能让我的儿子回长沙该多好喔!

       我们到卫生院门口,天已经亮了。我把背带解开,把他抱在怀里,坐在门槛上等。

       大门开了,汪医生走出来,她一眼望见我:“你来得弄个早喔,你是金麦的吧。”

       我点点头说:“我儿子昨晚发烧到了40度,我半夜里赶来的。”

    “是弄个啊,呷噶亏喔。”她说着,连忙拿出体温表往儿子肛门里一插。几分钟后,她抽出体温表一看:“38度5。”

        我好奇地问:“怎么退了这么多烧?”

     “你背着他走了几小时的夜路,吹了夜风,自然可以退烧。”

      “我还喂了好多泉水。”

         她笑了笑说:“你给小把细喂泉水,会拉肚子的。”

        我回答:“他一直喝凉水,习惯了。”

        她捏了捏儿子的手膀:“小家伙长得蛮壮实,抵抗力强。”说完,给儿子打了一针。她嘱咐我4小时以后再看看。她还说,她要到县城看《卖花姑娘》的电影,要我找高个子陈医生看,他是儿科医生。

       我照她说的,4小时后找陈医生看了病。儿子已经不发烧了。他还是给他打了一针,稳定一下。我这才放下心来。

       当我们回到寨子,太阳已经落坡了。翘妹子抱着二儿子坐在寨口上等。我晓得,她从昨夜到现在一直为我们着急。

      儿子老远见到妈妈了,他好高兴,在铺口吃了碗面,吃了饼干,他精神好多了。他要下来自己走,我放下他。他举着手上的棒棒糖,几摆几摆朝妈妈跑去,嘴里喊着:“妈妈,弟弟……”

      他妈妈迎了上来,她笑了,但眼角上挂着泪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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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搞资本主义

 

       1974年金麦大队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运动。铺口公社一位副书记在金麦“蹲点”,他住在四家湾第七生产队,我们寨古冲也有一位姓黄的大学生干部蹲点。

      副书记到四家湾生产队不久,便揪出了“二十一种人”龙道卓做“活靶子”。每天晚上由民兵押着到金麦的每个生产队进行批斗。有天晚上到麦沙生产队进行批斗时,龙道卓实在承受不了了,在回来的路上一头扎进发电站的水坝里,民兵立刻跳下去把他救了上来。

      从那以后,大队就再也不敢安排开批斗会了,有些人甚至跑到龙道卓家里向他赔礼道歉,都是本乡本土的,谁也不愿意背上逼死人的名声。

      副书记得知此事以后,在大队部大发雷霆。说金麦大队的斗争性不强,阶级立场不坚定,要继续安排开批斗会……

       金麦大队的干部没有听他这位公社副书记的,停止了那场批斗会。斗“活靶子”失败后,又发起了一股“砍树风”。砍树由在我队上蹲点的黄干部带头,首先将罗家湾旁边的那棵大古树砍倒。他口口声声说:“学大寨,就要学大寨人的那股革命干劲,大寨人开山造田,我们就砍那些遮住田的古树。”他又把队上的民兵组织在一起,扛着斧头,把屋前屋后的大古树全部砍倒。把田边一些柿子树、桃子树、白蜡树通通砍光了。不到半个月,风景如画的寨古冲罗家湾、杨家湾被砍得光秃秃的。几百年留下的大古树,终于没有躲过这股“大寨砍树风”。

      那位黄干部是湖南林学院毕业生。照理说他应该懂得森林保护法。可他偏偏做完这场大破坏事后,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紧接着金麦大队各个生产队都开始砍古树,这金麦的大古树可以说是搭帮这蹲点干部遭的殃。

       春耕季节,每个生产队都要求种大面积的“双季稻”,干部们可不管你什么叫“山高,水浸,阳光短”的山冲田。也不管什么叫“因地制宜”,学大寨就是要改天换地。这样一来,犁田、耙田,耕牛和人都累得够呛。

       那年我三儿子刚出世,家务事忙,队上的活更忙。我负责一头牛犁田。每天都背上二儿子犁田。我们队上的田分成“一片、二片、三片、四片田。四片田是离生产队最远的一片田,有十几里山路。去犁田都是提早吃早饭去,因为路远无人送早饭。

      这天我分配去犁“四片田”。我清早起来把饭煮好,便去菜园里搞点早饭菜,一看厕所的粪桶早满了。于是,顺便挑着这粪桶去浇一浇菜。那年月带孩子的父母都是这样,靠挤挤时间做家务事。

      我把粪挑到菜园里,迅速摘好菜,便匆匆忙忙地浇起菜来。谁知道那位公社副书记正好路过。他一眼看见我,立刻冲到菜园边:“小陈,你在搞什么名堂?”

      我回答:“我浇菜。”

   “你浇菜?这大清早就在自留地里搞资本主义!”

      我解释说:“我到菜园摘早饭菜,顺便挑担粪浇浇菜,怎么啦?”

   “怎么啦?你还问怎么啦?你一个知识青年,满脑子的资本主义思想,大清早社员都在出早工,你却在这里搞资本主义。”

     他说了一个资本主义,又一个资本主义,我一听就火了:“我摘点早饭菜也叫资本主义,难道呷光饭,不呷菜?”

   “你还强词夺理,明明在这自留地里浇菜,搞资本主义,你还想狡辩。”

      他又说了一个资本主义,我本想同他解释一下,我等下就去犁“四片田”,但见他左一个资本主义,右一个资本主义,我不愿意再同他解释了。我舀出一瓢粪狠狠地朝菜地一泼,泼了一瓢又一瓢........

      他退了几步,嘴里不停在骂,什么扎资本主义的根咯,知识青年不革命啦,尽搞资本主义啦,搞阴谋诡计咯……讲了一大套。

      我握着粪瓢,一瓢一瓢地泼,只见他那水饺般嘴巴在动,嘴角上的白泡子是各翻;他的嘴唇皮短,想把嘴巴抿拢,想不让那三不六齐的牙齿露在外面,但始终没有把那门牙抿住。我越望他那样子越有火,我真想泼他一瓢粘的。我把粪泼完,挑起粪桶提着菜篮就走。

      他还不甘心一样,还在讲我态度不好。我故意擦过他身边,用当时最流行的语言回了他一句:“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他追上来:“我怎么个没有调查?这事实摆在面前了。”

      我又大吼一声:“我要到四片田去犁田,第四片田,你懂不懂?你懂不懂什么叫第四片田?”

      他被我这大吼一声给吓住了。再说我也左一个懂不懂四片田,右一个懂不懂四片田地吼着,他顿时像哑了口一样,不再说什么了。

      下午我扛着犁回来,一社员从大队部捎来信。要我到大队部去一趟。我估计是那公社副书记将我搞“资本主义”的事跟大队说了。于是我顺便挑着一担谷到大队发电站打米。我心里也挺怄的,我到要看他们想把我怎么样。

       我把谷往大队部一放,走到大队部门前。里面党员们正在开会,大队李书记一见我便问:“怎么搞的?公社书记讲你清早在自留地里浇菜,不出早工。现在正是农忙季节,你一个知识青年还是要注意一下影响嘛!”

      等李书记把话讲完,我才一五一十地将要到第“四片田”正冲头去犁田的事一讲。

   “喔!原来是这样!”大家异口同声说了句。在坐的都是过来人,家里都有几个孩子,也懂得带嫩娃娃时的那种忙法和辛苦。何况翘妹子还在“坐月子”,大家都说我也不容易,家中又无一老人帮忙照看,都说可怜我们累哟……

      大家都说可怜我累的,其实我并不怕累。我累得比别人早,我7岁就开始学煮饭,10岁就去马路边“逞板车”,11岁挑水,14岁便当上了“土夫子”挑土。15岁便下放到这古寨冲。9年来,我早已累习惯了,一点也不怕累。我就只受不得别人的样子,怄不得气。我今天真的怄得有点恼火了。

       当天晚上,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黄干部从公社赶回来。我一进会场他就问我:“小陈,听公社副书记讲你清早就在自留地里浇菜,这农忙季节,你怎么这样自私呢?应该注意下影响嘛。”他到底读了了十几年书,讲话不像那位书记一样气躁。

      我回答:“正冲头你也到过,是队上最远的四片田,昨晚队长安排我犁这四片田,我天还冒亮就起来煮饭。把饭煮在火塘上就去摘菜,顺便把装满的粪桶挑到菜园里浇浇菜。书记正巧碰上,不由我解释就一顿乱批评。我首先声明:我是革命青年,不是四类份子。我是最听党和毛主席话的扎根知青。我背着人犁田,全县、全公社、全大队也许还没有几个像我这样背着人犁田的社员,我积极出工,没有影响半点农业学大寨,犁四片田是吃了早饭才走,就到菜园摘了一下早饭菜都不行吗?”我一口气讲了这么多,在场的都证明犁四片田是吃了早饭走,不参加出早工。

      我又继续说:“我今天犁了7担谷田(一担谷田就是一分田)下午才回来。大队把我叫去,我已经跟大队都讲清楚了原因,难道生产队还要追究责任,还要召开批判会么?”我说完好激动。

      黄干部被我说得讲不出话了,只好说:“好了,好了,把道理说明了就行了,下面继续开会。”他说完叫我坐了下来。

      我搞“资本主义”一事就这样作了了结,公社那位副书记碰到我后也再也没有提了。

      是因为我的辛劳感动了金麦大队干部,还是对我们的一种同情,下半年我就被安排进金麦小学教书,第二年翘妹子被安排当了赤脚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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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  牛 

   

  

     我们这对知青夫妇就是地地道道的一户农家人。农家人有这么一句话:养牛养猪养鸡养鸭,一屋大小不愁穿和呷。这句话讲得有道理,牛排在第一位,一个主要劳动力没有一头耕牛,整天跟着女人们干些杂工活。一来工分低,二来还要听空话,吃好多的暗亏。

    有了一头耕牛,每天可以“大懂哒”的,跟着队上主要劳力一起,犁上一上午的田,把牛一放。下午再扛着钉耙在田里随便干一阵子活,便可以去寻牛了。这一天的工分就到了手,还可以砍捆柴回家。再说,养头牛一年还有1000多分工,一户农家必须养头牛才能成事。

    1970年我养了一头小牛,它跟我4年之久。我靠它赚了不少工分,但也被它吓过一回扎实的,现在回想起来还可怕。 那是1974年的“双抢”季节,有一次我赶它到离家7里路的田冲犁田。犁完田已经是下午了,我把它牵到田埂上吃草,自己迅速赶回家,急急忙忙地吃了几口饭,便挎上柴刀去寻它。由于路远,我赶到放牛的田埂边,天都快黑了。

    这头小黄牛平日里蛮听话,要么就是自己回来;要么就在附近吃草,从不乱跑。可那天不知怎么回事,我在周围的岔冲寻了又寻,就是不见它的踪影。天渐渐地黑了,离家还有7里路。我心里想:也许我来的时候没注意,小黄牛已经回去了呢?这时,天下起了大雨,我只得匆匆赶回家。

     我回来走到牛圈边一看,圈里面空空的,没见小黄牛。四年来这还是第一次。我急忙赶到队长家,把牛没寻到的事同他一讲,我要求他安排几个劳力,同我一起再去寻一寻。

    队长看了看天:“雨下大了,路又这么远,天一黑牛就会躲起来,难得寻到。”

    我摸了摸湿淋淋的头发:“那就明天清早再去寻,行么?”

  “只有这样嘛,现在双抢,劳力紧张。”他说完,催我回去换衣服。

    按乡里的规矩,牛一夜没回圈,只要跟队长汇报了情况。队长没有安排人去寻,万一牛出了事,自己的责任也小些。

    夜里,我翻来复去睡不着,我担心小黄牛会不会摔伤,会不会被老虎咬?有一年,社员黄透魁家的牛一夜未归,硬是被老虎咬死。他家赔了100多块钱。现在正是农忙,万一牛出事那就倒霉了。何况,队上还来了一位公社蹲点的黄干部,他是动不动就要上纲上线的。

    天没亮我就起来了,我跟翘妹子讲明了厉害性,便打着手电筒匆匆地出门。当我来到昨天放牛的地方,天刚刚亮。我寻到小黄牛的蹄子印,蹄子印已经上了冲边的那座大山。我便跟着蹄印往山上走。

    我翻过了一座又一座的山,转过了一道又一道的弯,只见牛蹄印和牛粪,就是没见小黄牛。我稍微放心的是:小黄牛没有摔伤,没有被老虎咬,它还在往山上走,它可能这些天太累了,想“躲工”。

    我跟着牛蹄印又上又下,左转右转,累得我一身软塌塌的。这时,天又下起雨来。我躲在一棵大树下,想等雨停一下再去寻。

    可这该死的雨越下越大,还刮起了风,打起了雷。突然,“嘣”地一声响,对面一棵大树尖上冒出了白烟。我估计是雷击中了树上的蚂蚁窝,我一身早已湿透了,我怕雷击,离开了大树。

    风刮得呜呜呜地叫,雷一个比一个霹得响,脚下的泥石水冲得我脚打跪。我拼命地往上爬,尽量避开泥石水。来农村9年了,我一个人上山数百次,从来没害怕过。可今天被这暴风雨吓住了,我怕山洪暴发,我怕摔伤在这深山里没人来救我。我若有个三长两短,翘妹子带着三个儿子怎么过喔!我想起了她们四娘崽,我鼓起勇气往上爬。

    我总算爬到了上山来的那条路,这边山是茅草山,没有泥石水。我看天色已晚,离家还有这么远。寻牛是不可能了,加上肚子空空的浑身无力。我得赶快回家,天没亮离开的家,翘妹子一定急慌了。

    我连爬带梭地下了山,来到了放牛的田冲。我紧紧皮带,鼓起劲又走,我走到家门口听见屋里有哭声,我走进门一看,火塘地净是水(火塘房没安地楼板)。翘妹子一手抱着满儿子,另一只手搂着二儿子,大儿子靠在她身边,四娘崽在火塘架上哭。

    原来,雨下得大,从界上冲下来的泥石把屋后的水沟给堵了。翘妹子一见我,大声哭骂着:“你天冒亮出的门,到现在才回来,我怕你死在山上哒咧……”

    我二话没说,拿起锄头就往屋背后走。我迅速将水沟挖通,再回到火塘屋,用脸盆将水一盆一盆往外舀。然后撒上火塘灰,扫干以后,一屁股坐在地上起不来了。从早到晚没吃一口饭,爬走了一整天,我再也坚持不住了。

    翘妹子连忙装了一大碗饭,我一口气吃完才慢慢地坐起来。我还得到队长家去讲清楚,因为牛还没有寻到。

    队上正在开会,我把寻牛的经过一讲。大家见我一身湿淋淋的,从清早到现在才回来。大家异口同声:“呷噶老亏喔!”

    可黄干部说法就不同:“农忙季节,耕牛是革命的本钱。要保护好耕牛,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一定要把牛寻回来。”

    好得在场的社员没一个接着他的话讲。队长嘱咐我,明天再到原地方寻,因劳力紧不能安排人寻牛。几位老农告诉我,尽管往茅草山寻,莫往树林里找。带起“半饭”(午饭),带起手电筒。”

    我依着老农说的,带上一钵饭,拿着手电筒,天刚蒙蒙亮又出了门。直往昨天那座山上走,我走到山顶时,太阳出来了,山路好走得多了。我弯着腰在草丛里钻来钻去。我又发现了小黄牛的蹄子印,我跟着蹄印围着山上转。

    忽然,我寻到一堆热牛屎,我心里有数,小黄牛就在附近了。我停脚步,左右望了一望。唉!离我20米左右,有一丛草叶在摇动。我连忙拿出套牛绳往草丛靠近。

   “咵咵咵”地一阵响,这不像牛吃草的声音,这像野猪的嘴巴哒得响。我往旁边的一棵小树上一爬,上不到两米高。一头巨大的野猪从草丛里冲出来,两颗长长的獠牙吓煞巴人。我抽出柴刀在树杆上“啪!啪!啪”地拍了起来。嘴里大声喊着:“打!打!打!”

    没有受伤野猪还是怕人,我一阵拍喊声把它吓跑了,我从树上梭下来。肚子饿起来了,我把带来的饭几口几口吃完,看看太阳偏西了,我还得寻我的小黄牛喔!

    忽然,后面一阵喳喳的响声。我回头来一看:哎呀呀!小黄牛只离我一两丈远,它抬着头望着我一动也不动。我连忙掏出牛绳准备往它面前走。这时,我猛觉得脚板背凉冰冰的。我低下头一看,我的天呀!一根两米多长的白节蛇在我脚背上梭。我咬着牙,不敢动一下。硬让这家伙在我脚背梭完,总梭了十几秒钟。

    小黄牛朝我面前走来,我嘴里“哇哇哇”地喊着迎了上去。我用牛绳套住了它的鼻腔,它摔着尾巴,我摸着它的背:“小黄牛啊!小黄牛!我寻得你好苦哦!”

    回家后,当我打着手电筒把小黄牛关进牛圈后,我这颗沉重的心终于落了下来。翘妹子牵抱着儿子走到牛圈边哭了起来,哭得好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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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窝野鸭


 

    1975年我大儿子5岁,二儿子3岁,三儿子2岁。三个儿子站在一起真的像楼梯屯子一样。那年我已经当民办教师了,妻子翘妹子当上了赤脚医生。虽然没有出农业工那么累,但家中喂有两头猪,几十只鸡鸭,加上这3个孩子,我们整天还是够忙的。

    好得大儿子可以带两个弟弟玩,我们至少不要背着人干活了。记得那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正好是“赶场”的日子。我拎上竹篓,篓子里面放了几十个鸡蛋,准备去赶场。出门时看见3个儿子坐在港边上的一根木筒上看妈妈洗衣服。

    

    他们排排坐着,嘴里不停地在唱:“排排坐,吃个个;个个香,吃腌姜;腌姜辣,吃枇杷.......”。大儿子突然偏过头来看见了我:“爸爸,你到哪里去哟?”

    我笑了笑说:“爸爸赶场去!”

  “我也要去,等等我”,说着朝我跑来。

    二儿子也跟在后面,三儿子一见也几摆几摆地跟在后面。翘妹子连忙放下手中的打衣棒,把两只长辫子一甩,追了过来。她把三个儿子搂在怀里:“崽崽们听话,爸爸去赶场,要走好远好远。你们走不动。”

    我摸了摸大儿子的头:“你带好弟弟,我赶场回来买一大包糖给你们吃好么?”

    大儿子好听话,连忙“好好好”地点头答应。

    二儿子听说买糖回,连忙做个手势:“要买这么大一包饼子糖”,他那胖呼呼的脸上现出那两个可爱的小酒窝。

    三儿子也怪懂事地张着嘴:“买糖,买糖。”我望着我这三个儿子真可爱,我走了好远他们还在招手:“爸爸快回,爸爸买糖回。”我回头向他们招手,翘妹子还把他们搂在怀里。

    我大步大步地走在田间的小路上,想起了1973年我们带着儿子回城,有位熟人见到我大儿子,说了这么一句话:知青的儿子问爸爸要买糖吃,爸爸回答儿子:要等爷爷寄钱来才能买糖吃。

    我听了这句话心里很不是滋味,这话讲得好挖苦,难道知青做父亲后连糖都买不起么?这话不绝对准确。俗话说:“有山靠山,无山一肩担。”我和翘妹子就是一肩担,我们用送“派购猪”的钱给儿子买糖吃,做衣服;我们捉几只鸡,拿几十个蛋提到场上卖了,不就可以买糖给儿子吃么!这些年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们的儿子穿作就不像农村的孩子那样土气。我们自己少吃点,少用点,都要省给儿子。当年知青做父母后有这么一句共同语言:我们自己就是再亏,也不能亏自己的儿女!

    我到场上把鸡蛋卖了,把要办的事都办完,最后买了一大包饼干,放进了竹篓里。我得迅速赶回去,难得一个星期天休息,还要回去砍柴,割猪草。我大步大步地走着,我走到“冲巴”口,往右边一拐走近路。

    我走到叫“梦得”田冲里,这里虽然路不好走,但要近两里路。我走着走着,忽然听见前边一阵鸭崽叫声,我走上前一看,就在小路的田边,一只野鸭猛地飞起来,留下3只鸭崽在‘噶噶噶’地叫。

    我弯下身,双手把3只鸭崽全部抱在了手中,好可爱的野鸭崽,毛棕黄色的,3张小嘴张开着,舌子是黄色的,叫出的声音尖脆脆的,好有味。

    我听说过,野鸭子的毛可以用来做烫伤药,野鸭的肉特别美,要是把这3只野鸭崽养大,一家人还能美美地吃上几顿,野鸭毛还能做药。我想着想着,把3只野鸭崽抱得更紧,生怕他们掉下。我想今天赶场回抄近路抄得好,得了这一窝小野鸭,回去让儿子们喂着玩也好嘛。

    突然,我头上啪啪地响。那只野鸭婆围在我的头上转,只隔几尺远,我看得清楚。一只好漂亮的野鸭。我把左手贴在胸前,让3只鸭崽靠在我的身上,慢慢地伸出右手,我作好了准备,只要它再飞下一点,我顺手可以抓着它。抓住了鸭婆那就更好了,今晚有美味吃。

    我慢慢地走着,鸭婆还在我头上转,就是不敢靠近我,小鸭崽叫得更凶,野鸭婆还是围在我头上转来转去,发出了呀呀的叫声,叫得好凄凉。它那张口张得大大的,两只翅膀不停地拍,它的叫声一声比一声惨,听起来森人。

    我把肩膀一移,让肩上挎的竹篓移在前面,打算把鸭崽放进竹篓里,然后再捡一根柴棍,万一它再靠近些,我用柴棍一顿乱打,总要把它打下来,不打下来也要把它吓跑。

    我将鸭崽慢慢移到竹篓边,准备装进竹篓。忽见竹篓里的那包饼干。哎呀,莫弄脏了,儿子还等着要吃。我一想到儿子向我招手的样子,尤其是满崽张着嘴喊:“吃糖,吃糖”,我心里就觉得好幸福。再看看这3只张着嘴巴的小鸭子,我心里突然一软。这3只小鸭子不可爱了,好可怜的,它们望着头上的妈妈叫,它们是要妈妈来救它,但妈妈又敢不靠近它们。

    手上鸭崽朝着妈妈叫,我头上的鸭妈妈干着急,又不敢靠近我,那目光充满这央求和悲哀,它也是母亲,它爱着它的孩子,它想夺回它的孩子,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它绝对不是我的对手,它好可怜......

    这时,我猛然想起母亲曾经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世上有好多比你弱的人和物,你帮不了他们,但你千万不要去欺负他们。”

    眼下,这就是比我弱的物,我不能欺负弱者,我不要了,放了它们吧!我主意一定,弯下腰来,想放到田里让它带走,但一想是宽路,万一后面有人赶来,不照样可以捉吗。我回头一望,说曹操,曹操就到,还真的有几个社员从后面来了,不过,还隔几十米远。头上鸭婆子叫得更惨,翅膀拍得更密。我望着它那双夺目的眼睛,它几乎要落在我的头上了。
    我望望左边,正好是条小溪,溪边的树草好深。我连忙跳下小溪,鸭婆子几乎跟我一路飞下,我将鸭崽放进了小溪边,小鸭一下围成一个小圈。鸭婆子一扑拢来,将3只小鸭子搂在翅膀下,小鸭子紧紧地靠在一起,溪水在慢慢地流,鸭婆子抱着崽往溪边上靠,靠在草丛的弯角里,鸭婆子时而用嘴点点溪水,时而用翅膀拍拍鸭崽,好一幅温暖的画面,我心里突然觉得好舒服。

    小溪里尽是大块大块岩石,我只要随便捡起一块石头,朝它们打去,凭我小时候玩弹球的本领,这几尺远的距离绝对砸得正。但是我没有这么做,我不忍心这么做,我不想伤害它们几娘崽,我觉得它们好可怜。

    鸭崽不叫了,鸭婆子也不叫了,只是缩在一起望着我。它们是在感激我?嘿嘿,是在向我求饶。这时,我猛然想起离开家时,翘妹子把三个儿子搂在一起时的那情景,这四娘崽是我的命根子,谁要欺负他们,我会不顾一切同他拼命!

    脚步声越来越近,我得赶快上去,不能让别人知道这里有一窝野鸭。我刚翻上小溪,三个社员走了过来:“小陈,到溪里做什么?捉鱼么?”

    我回答:“脚踩了牛粪,洗一洗。”

    他们从我身边走过,我跟在他们后面走,我不时地回头望望那小溪里,野鸭崽你们安全了。你们几娘崽不用再怕,没人会知道你们,你们放心吧。这时,我觉得一身好轻松,心情特别舒畅。快点回家,我那三个可爱的儿子还在家等爸爸的糖吃。想到这里,我走路如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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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年

 


       1976年我们过了一个热闹年。那年我们喂了两头猪,小猪70多斤,大猪有180斤。在这偏远的山村,180斤的猪算是大家伙了,我们决定杀这头猪过年,留下小的喂到明年,送“派购猪”。

      下放到这山村11年了,基本上混出了点名堂。1974年下半年我当上了民办教师,翘妹子当上了大队赤脚医生,比在生产队出农业工要“土松”得多。细伢子多,口粮也多,当教师和赤脚医生的工分都比较高,年终分红还进了100多块钱。

      记得杀猪那天正好离过年还有20天,我们实在喂不下了,两头猪每天要吃两桶食,天冷饲料也难寻,反正迟早也要杀的,主意一定,决定下午杀猪。

      队上的两位副队长就是杀猪能手,一听说下午要杀猪,可把那些队长、队委们乐坏了,他们准备下午到田冲去检查积冬肥的情况都不愿去了。大家都来帮忙,烧水的烧水,劈柴的劈柴;磨刀啦,借屠盆啦,反正把猪杀了肯定有餐饱肉吃,他们个个都干得有劲。我还让翘妹子去代销点打酒去了。

      水一会儿就烧开了,大家一齐把猪从圈里拖了出来,提的提尾巴,按的按脚,一刀就捅翻了,还接了一大盆猪血。这时,忽见公社王干部(在我们队上蹲点)朝这方走来。本来,他已经安排好队委们下午去田冲里检查积冬肥的情况,现在大伙都在帮我杀猪,他心里肯定有气。这几年公社总要派干部来我们队上蹲点,这些干部一来,不是砍大古树,就是揪活靶子斗人,在田冲里都种上“双季稻”,全队人辛辛苦苦累一年,结果只增了几千斤扁壳谷,还是减产。

      今年又调来眼前这位王干部,他是长沙师范毕业的,戴了一副宽边眼镜,人称他“王眼镜”。这王眼镜脾气特别怪,有点迂里迂气,在公社和公社的大多数干部都搞不来,就连从地区派来的宣传队队长他也和他吵过一大架。那位工农兵干部就因开会时讲了一句“鸡巴毛”,就让他王眼镜钻了空子,他写了几张大字报“鸡巴毛何解?”王眼镜会写会分析,他从三大纪律讲起,从八项注意里去分析,弄得那位队长下不了台。

      今年他又调来我队,就爱训人、骂人、给人扣高帽,开口就是“资本主义”、“阴谋诡计”那一套话。每天晚上都要召开会议学习,听他讲当前的大好形势。他操着那口“湘乡”口音,不管社员们听不听得懂,他照样地讲,照样地念文件。今天他肯定又要训人,因为队长、队委们都在我这里帮忙杀猪,检查工作都不愿意去了。

      果然不出大家所料,他走到我们面前:“今天下午的检查工作不去了,在这里杀猪,搞这些资本主义。”

       大家都不理睬他,专心专意的修猪刮毛。他更气了,两边嘴角上立刻起了白泡子。他走到我面前:

“你一个知识青年,在这里扎的什么根,尽搞这些资本主义,影响学大寨。”

       我本想还他几句嘴,但想起今天杀猪是一件好事,万一和他吵起来扫兴。于是忍了忍,没有还他的嘴,便走进屋里拿东西去了。

      只听见他在骂:“你们满脑子的资本主义,革命工作不去干,你们要好好地斗私批修!”

      大家还是不理睬他,他见我走出房门,又冲到我面前:“陈晏生,你要对今天的事情负责,晚上学习你要作检查。”

      我望着这迂里迂气的样子好笑又好气,但我还是忍着不做声。大家已将猪修好,只听操刀的副队长一声吼:“站开些,要动手开边了!”

      大家也一齐喊:“开边了!”便将修白了的猪一抬而起,挂在了早已准备好的横杠上。王眼镜被挤到弯角里了,这一下他觉得自己太孤立,站在旁边有些尴尬,他站了一阵子便气呼呼地走了。

      猪一下就开成了两边,大伙人帮着挤肠子,洗肠子,煮猪血,刮肚子,忙得不可开交。社员们都围拢来看热闹,都夸我们的猪喂得壮,喂得大,肉一定好吃些。有一社员提出来借几斤肉吃,我答应了。谁知道这一答应个个都提出来要借几斤。来山村这些年了,个个都有面子,何况大家都开口,借一个不借一个讲不过去,我和翘妹子商量后决定每户都借上几斤。这一下可好了,一阵工夫就借走一边猪。要得呢,杀猪就是喜事。尤其是这大肥猪,大家尝一尝也好,反正过些天都要杀猪过年了,跟着就能还肉回来。

      开饭了,我请来“干亲家”掌瓢,我让他炒了一大锅颈圈肉,炒了那笼小肠,煮了一大锅猪血。十几个人围在火塘边,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吃得好开心喔!队委们个个都吃得酒醉饭饱,会议室的王眼镜吹了三轮哨子,我催他们快去开会。我还要忙着捡场,夏悸姐还要帮我做香肠,做米粉子肉等等。

      会议室里时而传来一阵阵笑声和喧闹声。我晓得,近段日子王眼镜天天晚上召开会议,他们早就不耐烦了,今晚喝了这么多酒,肯定撒酒疯。

      第二天清早我挑着水桶正准备去担水,王眼镜早已等候在门前:“你为什么拿那么多酒给他们喝?我看你这家伙别有用心。”

      这一下我再也忍不住了,我把肩上的水桶望地上一放,大声吼道:“你一开口就骂人,你是什么家伙?”

       翘妹子从房里冲出来:“你是什么干部?你凭什么骂人?”说完冲到他面前,双手拍起巴掌:“你怕我们是四类份子,随你来骂,随你来训哦!”

    “你在公社里和干部爱吵架,爱骂人,下乡来你这坏毛病还不改?天天骂人,你算老几哦?”我说着,冲到他面前。

       翘妹子也跟了上来:“你读了十几年的书,是从屁眼里读进去的吧!“

       我两口子一个一句指着他的鼻子骂,把他逼到大门角里。他可能是被我们突然的爆发给吓住了,退到门角边一句话都说不上,只是用手指着:“你们要干什么,要干什么?”

   “我们要你嘴巴放干净些!不要开口就骂人,你骂惯哒嘴喔!一杂各号宝里宝气的迂家伙!”我骂完拿起了扁担,对着门槛上一狠狠地打了一下,“啪”地一声,我真想打他一板。

    “你怕我们好欺负哦!一次又一次地骂人。你瞎眼吧!”翘妹子的手指指到了他的鼻子上。

       这一下围来好多社员看热闹,大家都在帮我们的腔:“各是什么鬼干部,天天就只晓得骂人。队上的人个个都被他骂到了!”

    “他那天还骂了我,还骂我的爹爹,碰到我奶奶又骂我奶奶。”妇女队长好气愤地说。

       大家你一句他一句,这平时会骂人会训人的王眼镜居然答不上一句话,他灰溜溜地走了。

       翘妹子还不甘心,追上去说了一句:“你回去过年咯,帮你的婆娘做点事咯。”

       我又加了一句:“天大的事明年开春再说,现在是过年的时候哒!”他头也不回,走得好快!

       第二天他真的打起背包走了,临走时还说了一句:“这个队上的正气树不起来。”

      王眼镜走后,生产队的年终分配方案很快出来,大家分了红,家家户户都忙着杀猪。到了三十那天,大家借去的肉都一一还来,我那火塘上又挂满了肉,我望着那一串串的肉,心里乐滋滋的。

      这时,我猛地想起1973年的一桩事:那年我和翘妹子带着两个孩子回长沙过了国庆节,起初我们还玩得开心,大哥的大儿子竟实陪着我们到公园里玩,还照了好多相,他和我们合影一张。

      本来打算过了年再回乡。谁知道那天晚上一阵踢门声把我们惊醒。我妈妈把门一开,闯进来一伙人查户口,为头的那位居委会主任卢子阴,垮起个脸块,只问我们什么时候回乡!

      一位操乡里口音户籍质问我们是否报了户口,什么时候回乡?不要逗留城市。我当时真的气得要死。想当年,我们下农村时戴着大红花,敲锣打鼓地欢送我们好光荣。没想到我6年才回来探一次亲,却遭到如此辱骂。心里好不是滋味啊,我那时恨长沙,恨长沙的这些“畜生”们。尤其是那位卢子阴,她的为人我最清楚,没想到这号女流氓也能当居委会主任,她一身的“屎臭”还来训别人。

      还有那位操乡里口音的户籍,一开口就是“怯怯怯,好久回怯.....”明明自己是乡里人,偏偏可以安排到城里来工作,还来催我们走,真的是颠倒黑白,岂有此理。我想起儿子已有3岁了,不能让他小小的心灵受惊吓,我们一气之下便回乡了。

      回到乡里比城里心情好,只要自己勤劳,一样的混得不错,而且我们还可以直起腰杆做人。 想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的一切,我今年一定要热热闹闹过个年。我杀鸡,杀鸭,蒸扣肉,蒸粉子肉,炖猪腿,炸肉丸,闷香肠,炒肉丝;还把社员送给我的“穿山甲”肉也炖上,足足办了十几个菜,铺满一大八仙桌。

      晚上我又叫来“干亲家”陪我喝酒,三个儿子围着桌上边转,一个个笑得嘴都合不拢。真的痛痛快快过了一个三十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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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  车


       1977年上半年我们开始搞病退,翘妹子的病退材料先寄到长沙,她本人必须回长沙等待“复查”。这样一来,我们一家人分成了两起,她带着两个小儿子回了长沙,我带着大儿子留在乡里。

      她回长沙不久,就寄来这张照片,我看到可爱的儿子,心里真高心。我想,我们的儿子就快要成为城里人了。            

       翘妹子来信还说:“病复查还要等几个月的时间,家里一下增加了3个人吃饭,靠母亲和哥哥的那点口粮实在不够,要我想办法寄点粮票回长沙,而且还要快点寄来。

       那天上午我挑了100斤大米到铺口仓库换粮票,临走时我嘱咐大儿子:我换得粮票就回来,要他看好屋,莫玩远了!我还把房门钥匙交给他,中午要他自己就吃点冷饭算了,我把事办好马上就会回来。

       大儿子那年6岁多了,很懂事听话。他操着那口标准金麦口音对我说;“你快克咯快回咯,我在屋旁边孩(玩)到,我会瞅好屋的。”说完把钥匙藏在木柱子底下,还盖上一把草,生怕让人看见。

       我见他那天真可爱的样子好笑,我挑着米走了几步:“陈谷听话,爸爸买糖给你吃。”

       他小手摆不停:“欧欧欧!你快克!冒要紧的,我会瞅好屋的。”

       15里的马路,我挑着这担米连气都冒歇就到了铺口仓库。仓库的老丰和小尹满口答应给我换票,因为我们这担米白花花的,比仓库那些米要漂亮得多。只是不能换省粮票,因为我没有带油,只能换成划拨票。他们说划拨票同粮票是一样的,在长沙照样可以购粮;只是要到县粮食局去兑票。

       可巧,现在正好有一辆运粮的汽车到县粮食局。我想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搭车到县粮食局兑得划拨票,就可以到县邮局将票寄到长沙,这样一天就可以将此事解决了吗。

      于是,我将扁担箩筐寄放在小尹的房里,坐上了运粮的汽车,来到了县粮食局。我兑换得划拨票后直往县邮局走。

      我将一切都办好了,总算放了心。我来到河街吃了几个“马打滚”,又包上两个给儿子。我路过西街饮食店,见里面有冰水买,于是,又买了一杯冰水。今天的天气实在太热,我也累了大半天,喝了这冰水后一身舒服多了。

      我起身准备走,突然望见那墙上挂的钟5点正了。我没有看错啵?我又问旁边一位带手表的人,没错!是5点正。我顿时脑壳一麻,我的天啊,5点钟我还在县城里,离我们金麦足足有40里路,我今天只顾忙事,只估计到县城的时间,没有考虑返回的时间了。

      我儿子还望我回,我一想起在家的儿子,想起他向我挥手的那样子,心里就急了起来,我得赶快回去。我把“马打滚”放进裤口袋,大步大步跑了起来,一口气跑到了汽车站。

       汽车站没有到铺口的汽车,怎么办?40里路也不近啊。我又想起了儿子,我出门时没有拜托社员照应一下,我们是单家独屋。天黑了,怎么办?他在眼巴巴望我回啊。想起儿子那可爱的样子,我鼻子一酸,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

       来农村12年了,我得出的结论是:知青流眼泪是没用的,知青不相信眼泪。我擦干了眼泪,迈步就跑!马拉松运动员一小时能跑几十里,我难道不行么?想起在家的儿子,我勇气来了,脚步越跑越快,一口气跑上了“老里坡”。

       突然听见一阵车轮响,一辆拖拉机“拖拖”地开了,我连忙向他招手。可那位司机像没看见我一样只往前开。我顾不了那么多了,一个箭步追上,两手求在车厢板上用力一撑。谁知用力过猛,一个跟头翻进了车厢,那车厢里是一层白白的石灰,弄得我一头发的白石灰,下身穿的是黑色布裤,弄得白花花的。

      我站在车厢上,拍了拍头上的石灰。那位司机回头望了望我也没做声,照样开他的车。我心里想:不管这车开到那里,坐一段路是一段路,总比跑步要快些。

       拖拉机开到高桥地段,忽然向右一转弯。我连忙叫他停车。他不理睬,照样开他的车,我只能往下一跳。这一下跳得好,正跳在田埂边,身体重心一偏,麻扑一跤摔在田边,两手插在水田里。顿时,觉得小肚子一疼,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

       我吃力地把双手从田里抽出来。慢慢地爬了起来。我洗去手上的泥巴,抹去脸上的泥浆,摸了摸小肚子,我走了几步,还算好,照样可以走。

      于是,我又快步地走了起来,走了一段路,看看天色,太阳已经落山了。我还得抓紧时间,我又开始跑了起来,跑着,跟着,跑到了一段陡坡岭上。我站在陡岭上望望后面,只见一辆汽车开来了,我心里想汽车比拖拉机开得快,要想爬上去必须在陡坡上爬,因为汽车要“换档”,车速会慢一些。

       果然不出我所料,汽车从我身边开过,我紧跟在后面追,大约追了10来米远,车速突然一慢,“换档”了。我加快步伐跑上前,两手揪住车厢板,这一下我有经验了,我把右脚跨上车厢板,斜过身子慢慢地跨进了车厢里。

                

       司机可能没有发现我,我看见车厢里有几块捆柴的条子,我估计这辆车可能是去拖柴火的,要是能到我们金麦该多好哟!汽车比拖拉机要快得多,一下就过了“大弯”。紧接着又过了“茶树坳”,过了适哥和烟哥他们的屋----官团下里。

      车还在嚓嚓地向前开。我心里想这下可好了,一定是到我们金麦去拖柴的。可我高兴得太早,汽车开到一条便道口上突然一转,往“集中”大队方向开去。我只得揪住车厢板,把脚慢慢地吊下来,滑了几步跳下了车,谁知一下跳在一滩泥水中,踩得一溜,又坐屁股一跤。我慢慢站起来,扯了一把草抹了抹身上的泥水。

      我刚走出岔路口,见一辆拖拉机开过。我连忙追上去,一下就爬进了车厢,只可恨这是辆运煤的拖拉机,可怜我上身穿的那件白衬衣,胸脯面前弄得墨黑一大块。那司机回头望望我笑了一下。

      我晓得,他是笑我这一身衣裤。一身的泥巴、白石灰,现在又加上一大块黑煤印。哎呀!我现在什么都不在乎了,我只希望车快点开,因为天色已经开始阴了下来。

      拖拉机开到铺口中学停了一下,我晓得这是进舒家那煤山的。我跳下了车,我路过铺口仓库,我没去拿扁担箩筐,我还得加快步子跑,因为离金麦还有15里路。

       我一口气跑到上铺口,走了一段路,又一口气跑上偏坡界。这偏坡上10里,大部分都是上岭。我跑几步,又走几步,跑几步又快走几步,总算到了冲耙界上。我望山下一看,金坑的社员正赶着牛回寨,这下我放心了。这里离家只有7里路左右,又全是下岭和平路。天虽然麻麻黑了,我估计到屋还能看得见的。

      我又鼓起勇气,把白衬衣一脱,捆在腰上,直往山下跑去。脚步已经到“极点”,不停地跨动,一口气跑完下岭,又接着跑过了金坑生产队;我还是不停脚步,跑上了三拱桥,看见了夏姐她们的屋了,我还是加油跑,我张开嘴巴出气,脚步还是那么快。

      天已经黑下来了,朦胧地还能看见石板路。我跑过大队部,跑过木溪来到桂花树脚,跑过了庙桩地,我终于进寨子了。寨子里都亮起了火光,看见了我的住屋。

       我跑到屋门前,没看见我儿子,我腿都发软了,我朝离我几丈远的那堆木桐上一望,有个小黑影在移动。我惊喜地喊了一声:“陈谷!”

    “爸爸,你哟嗯才回来哟?我坐在待里老等老等啊!”他边说边朝我跑来。

       我迎上去抱住他:“爸爸来迟噶,来迟噶。”,我说着,心里却想刀刮一样痛,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我把他紧紧抱在怀里。

       他两只小手紧紧抱住我的脖子,抱得那样紧,久久不松手。他哭着说:“爸爸,我怕你不回来了,我一个人怕。”

      我把脸紧贴着他的脸,父子俩的泪水融在一起:“爸爸当然会回来,爸爸爬也要爬回来,怪爸爸不好,爸爸回晚了。”

      他还紧紧地抱着我的脖子,抱得那么紧,生怕我会离开再他一样,他哭说着:“爸,我想妈妈,想弟弟……我们还要好久才能回长沙?”

      我摸着他的头:“我们就快回长沙了,快了,快了。”我们父子俩紧紧抱着,抱着,好久好久都没松开。我把谷儿的脸紧贴上我的脸,就像心贴着心一样紧。我们抬头凝视苍穹,仰望星空。知青和知青的孩子莫再流泪,命运不相信眼泪。扼住命运的咽喉,我要我的儿子我的家,一同回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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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金麦照片后的回忆

    

       我们金麦大队要修一座大水库,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的金麦人就要搬迁了,有谁能舍得喔!我在那里生活了13年,那里有我3个儿子的胞衣,那里有我们流的汗和泪,有我们流的血,我真的舍不得金麦搬啊!我舍不得那里的山山水水;舍不得那里的人们。

      最近,靖县知青“难忘岁月”将金麦的照片发上靖县知青网上。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就是看不厌。我自己也搞不清为什么,实在2006年我们两口子在金麦住了两个月,还照了好多照片,但现在一看见这些照片还是那么亲切,还觉得好新鲜一样。

      一看到金麦那熟悉的山路和田冲,我回忆的丝缕又一根一根地抽了出来——42年前的秋天。金麦这座秀丽的山村插进了31名长沙伢妹子。要我把这31名伢妹子喊成知识青年,我实在喊起来有点肉麻。你们看看是啵?21名小学文化,6名初中异业,4名高中(还包括园艺场的A先生在内)。年龄最大的19岁,最小的才14岁。

      幸亏这4名高中生中间的3名女组长表现出色。她们有考取大学不读、自愿下乡当农民的靳组长;她是我们知青的大组长又是副大队长,半脱产干部,团支部书记。

      还有一位是长得清秀,说话娇气,会写会说又会画的李组长。

      再有一位就是我们的夏悸组长;她打得事开,讲得理出,会写会唱又会跳。

      刚到金麦那阵子,这三位出色的组长把我们这8男23女组织起来,把这个金麦大队搞得热火朝天。每天晚上,金麦的青年民兵和我们一道,打着“枞膏”火把,一队一队地涌向大队部。唱歌啦,跳舞啦,排故事剧啦……那金麦老农一句言:“各洋溪乡(金麦旧社会称洋溪)从世来冒像现在各样热闹过。”

      金麦的山坡上,金麦的田冲里,只要有知青,就有歌声和笑声。公社干部喜欢往我们金麦跑,县安置办干部也喜欢往我们金麦跑,就连安江地区安置办的小张、小蒋也寻到我们金麦来了。那些个“骚叫鸡”们,到金麦来主要是找这几位出色的女组长,见了我们这几位男知青不理睬,还很傲气样子。这也怪不得咯,金麦本来就是阴盛阳衰。我们这8位男伢子一没有狠讲,二不出烟丝,三没有水平。就只出农业工里手一点,砍柴砍得好些;砍“枞膏”砍得“进”些,腰上挎的那把柴刀磨得亮些。

      金麦的妹子多,伢子少。听说巴塘园艺场有各样一句说法:“金麦的妹子盖得屋,园艺场的男子急得哭。”

       哈哈!讲是这样讲,园艺场男子到底还是没哭啵。他们虽然到我们金麦来修过几回“打米机”,但文化革命一来,金麦的妹子都回城。就是那短短的半年时间,妹子们转的转点,嫁的嫁人,找的找上了“工贩子”,连担任过多职的靳组长都转点了。李组长都不晓得什么时候离开的金麦。8个男伢子也只剩下了我这个“簸萝”货。

       1968年又来了两批新知青,1969年招工就走了一大半。我和翘妹子这一对地主崽女招工是莫作指望;转点又冒得路数。看着留下这栋木屋子还可以,干脆学乡里人的样在这里生儿育女算了,反正长沙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我们就在这里扎根了。

      世上无处不青山,乡里人祖祖辈辈在这山窝能够生活下去,我们照样能行!我们一扎根就是8年,这8年里头就受得有苦。怪只怪我们自己,4年里生了3个细伢子。这3个儿子胞衣就丢在了那栋木屋的地楼板底下。

         我一望见“难忘岁月”发了我们的住址——我3个儿子丢胞衣的地方,我又回忆起生3个儿子的情景。1970年春,翘妹子怀上了大儿子已经7个月了,正好碰上长沙知青慰问团来金麦。良良哥的妈妈来了,我听说她是附二医院的妇产科医生,我连忙请她帮翘妹子检查一下胎位。

     “胎位正常……”就是良良哥妈妈的一席话,给我们吃了定心丸,我们决定不回长沙了。那时候,我总是这么想:农民可以在这生儿育女,我们照样可以。我们不会比农民差吧。

       大儿子出生那天,我请来大队接生婆。从晚上到早上,大儿子总算平安生了下来。按社员讲的,要将儿子的胞衣埋在自己住的楼板底下。这样,儿子就能平安长大,就不会“跑胎”。我照社员说的,拿起锄头,撬开木地板,将大儿子的胞衣埋了,再盖上地楼板。9个多月以来,我这颗沉重的心总算落了下来。

       我们笨手笨脚地给儿子打包,滚过来,滚过去,儿子哭哑了包才打好。那时候我们才知道,做父母好难哟。住在界上的蒋家伯娘热心地挖来一箩筐各种各样的风药草,什么“五加刺”、“艾叶”、“青蒿”等等。按山里人的归矩,产妇要洗风药澡才能发出奶水来。于是,我按她老人家说的,用那箩筐风药草熬了一大堂锅的水倒进大脚盆里,脚盆中放上小板凳,让翘妹子坐进脚盆,用竹垫把脚盆围拢来,上面再盖上一大斗笠。只见热气腾腾,药味喷鼻,翘妹一边洗一边笑着说:“洗这样的澡就有趣啦,好舒服啊.....”

    洗了风药澡后,翘妹子的奶也发出来了。好得她的奶水催人,儿子长得又白又胖,她自己却又黑又瘦了。

    大儿子两岁那年,二儿子出世了。我清楚记得那天半夜里,她觉得肚子有点痛,紧接着“见红”了。我连忙杀鸡煮蛋,让她吃饱肚子作好准备。她吃饱以后赶快洗头发,因为坐月子是不能洗头发的。

    她洗完头发天亮了,她的肚子还在一阵一阵地痛。她听社员说过,借了别人的东西,要在坐月子之前还给人家。于是,她拿着借来的“焙笼”[焙谷子用的]去还。我要她小心些,她说她心里有数。这也是这里的老奶奶告诉她的经验:一但发作“见红”倒要装作若无其事样子,这样,才生得快,生得顺利。

     她还了“焙笼”走到大门边,正好一社员挑水路过:“翘妹子,你肚子这么大了,还不生哟。”

     她咬着牙齿回答“还没有到时候喔!”说完,慢慢地跨进大门。她指着肚子对我说:“我要解手了,你把尿桶提进房里来。”

    我连忙把尿桶提到房里。她蹲下来解手,我走到床边把大儿子的被子盖好。

    突然,她一声尖叫:“快点 !快点!脑壳出来了!”

    我偏过头一看,我的天哟 !一个小脑壳真的出来了。我连忙把她扶上床。她伸起头望着下身说:“扯啊,扯啊,你快点,快点扯啊。”喊得好慌。

    我一下也急慌了手脚,怎么办!怎么办!我傻傻地呆了一阵怎算镇静下来。我一手抓住婴儿的脑壳,一手抓住出来的那半边肩膀。我鼓励她:“再用点劲!加点油!加点油!”

    只见她咬着牙,闭着眼睛说:“啊呀!要炸开了,炸开了.....”

    我也咬着牙说:“你再加把劲,肩膀出来了,快了!快了!”说完抓着婴儿的肩膀,用力一扯。“哗”地一下,整个身子全部出来了,紧接着胞衣也流了出来。

    我一看,又是个小鸡鸡。我把早准备好的酒精,棉花,麻线,剪刀都端出来,准备剪脐带。她抬起头看了看儿子,吃力地说:“还是去把蒋伯娘叫来靠得住些。”

    我这才清醒。扯开门就往界上跑,那50度的坡岭,60几米远,我一口气就冲上了界。蒋家伯娘连忙跟在后面赶来。她将脐带剪好,拍了拍儿子的屁股:“恭喜你们哟,又是一棒崽呢!”

    我又将地楼板撬开,把二儿子的胞衣埋后盖上楼板。九个多月以来,我这颗沉重的心又终于落了下来。我按蒋伯娘告诉我的那些风药草,到山上也挖了一箩筐回来,照样又让翘没妹子坐进脚盆洗了个风药澡,这样,一来可以发奶,又能祛风祛湿。

    她这次“坐月子”奶水足,我们把喂的一头一百多斤重的猪杀了,加上养的二十几只鸡和鸭都杀了吃,我们最记得大儿子说的话有味:“妈妈坐月我有鸡棒吃,再过几天又生个妹妹出来好么?”逗得我们笑哈哈。

    74年的五一劳动节,是我满儿子出生的日子,也是半夜发作的。我们又按照乡里的搞法,让她坐在楼板上生。乡里人说,坐在地板上生能扯上“地气”,比在床上生还要生得快些。

    说起来也奇怪,满儿子的个子比二儿子大得多,但生起来也快,脑壳出来后,我见婴儿的脸朝着上,于是,我按书上讲的,用两个手指顺着颈根抵到肩膀处,用里往左边一扳,我要她再加把劲。我喊:“一二三!一二三.....”

    她随着我的喊声用力,我双手抓住婴儿的肩膀,有节奏地扯。这时。二儿子被吵醒了,她那时才一岁零五个月,他吓得哇哇大哭,我没顾得那么多了,让他哭。

    当满儿子生出来后。他突然不哭了。还用手指着:“唉唉唉”地告诉我。我指着满儿子“小鸡鸡”对他说:“这是弟弟!你是哥哥了。不要哭!”他怪懂事的,真的不哭了。

    天还没有亮,我打着火把到蒋伯娘家把她接来。她把满儿子的脐带剪好,打好包。她再次恭喜我们:“连得三棒崽了,好福气哟”!

    我再一次将地板撬开,将满儿子的胞衣埋好,盖上地楼板。九个多月以来,我这颗沉重的心再次落了下来。这次翘妹子生了孩子后小肚子痛的厉害,虽然洗了风药澡但还是一身不舒服,山里人称这是“痛血气”(产后子宫收缩痛),蒋伯娘要我到深山里砍几根红藤的结巴来煨水喝。我按老农告诉我的方向走,走了十几里的山路,来到叫“笑天垄”的深山壕里,砍了几根老藤结巴回来。用药罐煨出了通红的水,翘妹子喝了后就好了,不再痛了。

    按乡里人的讲法,一头牛也是看,一群牛也是看。三个儿子也看大了。只是受的苦和累我们这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还是那句话:乡里农民能做到的事,知青一样能做到;乡里农民能受得了的苦,知青一样能受得了。我俩就是这样一对霸得蛮、不知天高地厚的冒失鬼!

    那时候乡里人羡慕我们,认为我们有福气;知青却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没有头脑,一下养三个,今后怎么养得活。但不管别人怎么说,几十年来我们凭着自己这双勤劳拼作的手,也一年一年地熬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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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麦的男人

 

 

 

 

 

                                         午 几

 

      金麦人男子汉的名子后面喜欢加个“几”子。什么冬伢几啦,春伢几啦,来伢几。金麦最出名的有三个几:呷饭算“午几”;呷酒算“魅几”;做工算“福伢几”。

     这三个几我最熟系的就是会呷饭的午几,因为我和他是一个生产队的。首先我来介绍一下午几的相貌吧:他个子高高的,皮肤黑黑的,脸长长的,眼睛大大的,嘴巴宽宽的。他干农活一把好手:犁田耙田,栽秧打谷,砍柴扛树样事做得快又好。他一天手脚不停,犁田时腰上挎着个竹篓子,田一犁完就去扯猪草,扯满一篓猪草还要砍一捆柴;他长年四季收工回家总是肩上背一捆,腰上挎一篓,从不空手回家。社员们都说他做得嘎,霸得蛮;做工做得饿相得很。她婆娘只要听见别人说他午几做工做得饿相,她就要应几句:“他呷也呷得饿相咧,他一餐要当几个人呷咧!”

      他婆娘讲得一点不假,只要到远处干活,看一看他带的那一大包“半饭”(中饭)就晓得他的饭量了,他那一包饭比别个的饭硬要大一半多,而且每回都是带那么大一包。

      我最记得是那年在“大面坡”造林,全大队的社员都在山上砍啦,挖啦,忙过不停。中午吃饭了,正是正月间都带着糍粑当午饭,大家围着火烤糍粑。只见午几两手拿着四根小柴棍,穿着4个糍粑在烤。别人的糍粑才烤熟一个,他手上的四个一下全烤熟了,他张开宽嘴几咬几咬就将糍粑吃完了。

       我见他那饿相样子说了一句:“午几哥,你4个粑粑几口就呷噶哒,呷饱没有?”

       午几望了望我,用衣袖抹了一下嘴巴:“呷饱个怪!再来10个我都呷得完。”

    “你呷噶4个了,再加10个,一共14个你呷得完啦。”我说完摇摇脑壳。

    “你赌我呷啵?你舍得啵!”

    “就赌你呷!我们大家来赌!”覃队长看不惯他那样子,堵了他一句。

    “要得!人多各凑一个就是。”元元也听不得他那口腔,也说一句。

    “要得!赌!”在场的男男女女异口同声。

       我一看这场伙,大家手里的粑粑也吃得差不多了,再凑10个也不太合适。我默了默神说:“我们明天来赌你,每人多带一个糍粑来,要得啵?”

        我的话刚落音,大家一齐回答:“要得!”

        午几听后笑眯哒:“那我明天就不带粑粑来咧,你们讲话要上算咧。”

        大家一齐回答:“上算喔!”

        第二天早上,覃队长吹起了哨子,大声喊道:“造林去啊!”

        我接过他的哨子吹了一阵,大声喊道:“造林的快点行啦!记得多带一个粑粑咧!”

        蛮多的人答应:“记得喔”只听寨子里打哈哈的声音。

       午几婆娘连忙答腔:“你们莫赌他呷咧,他真的呷得完咧。”

       到中午开始烧粑粑呷了。大家把“打赌”的粑粑拿了出来,我的天哟!每个人都是选着大的拿,先花妹、开秀妹这两个调皮妹子把家里的“粑粑娘”都拿来了。

       罗木匠用手叉量了一下说:“这两个粑粑的直径有6寸啊。”

      大家把手中的粑粑一比较,大小差不多,最小的直径都不低于4寸。哈哈哈!大家笑得嘴都合不拢,看来大家都是有备而来。

      午几望见这一堆粑粑笑眯哒:“你们当真的赌,我就当真的呷咧。”

      我说了一句:“莫空话!大家动手烧粑粑!”

      一袋烟的工夫,大家把14个粑粑全烧熟了,一大叠递给午几,午几坐在地上,把那叠一尺多厚的粑粑往大腿上一放,一手拿一个大口大口地呷了起来。

      大家都鼓着眼睛望着他呷;只见他那厚厚的嘴唇皮哒上哒下,满口黄牙咬发直各雾,一个粑粑往嘴边一放,立刻咬出个半月形来,再咬一口成了个三角形、多边形……那高高的一叠粑粑看着看着吃矮了。最后剩两个,他把它叠在一起,我以为他吃不完了,我想说要他算了。讲句良心话,我还是怕他胀出毛病了,会下不得老地咧。他一家六口人吃饭他是主要劳力啊。只见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小块片糖往粑粑中间一塞,又大口大口地咬了起来。当他将最后一块塞进嘴后,大家都弹舌子啦!

       只听见:“崽哟!崽哟……硬被他呷完了。”

       我木呆呆得望着他,我不敢说话,我只看他能不能站得起来。元元和覃队长也紧盯着他,都在怀疑他能否站得起来。只见他拍了拍两腿上的粑粑灰,猛地站了起来,笑了笑说:“我报噶你们莫赌我哒,冒好意思啊,呷噶你们的粮食喔!”说完,拿着旁边一个空饭盒啪啪地跑下山,口里念着:“我舀口水来呷。”

       大家望着他的背影:午几啊,午几!真的是名不虚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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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魅 几

 


      魅几是七生产队的,他个子高大,很壮实。一张宽大的脸,梳着西式头,两只眼睛炯炯有神;高鼻梁,厚嘴唇,招风耳朵,粗颈根,手板大,脚板长。他父亲是有名的圆桶匠,他自然也学了圆木手艺。不过,他并不喜欢干那门手艺。他喜欢唱歌、唱戏、吹口哨,喜欢模彷别人说话。他同苗族人在一起能说苗话;见了街上的人说“思真”话,遇到林源坝阳人,他能说出一口流利的“寨士”的话。

      他跟我是“家门”,他见到我总要和我扯一气的谈,硬是跟我用长沙话扯。我刚来时以为他是长沙人,时间长了我才晓得他是“保庆”人,是金麦有名的“酒桶”。

      说起魅几喝酒,我还真的见识过几回。他是我们队上杨家的女婿,每年逢年过节都要来杨家送节拜年;杨家自然要摆酒请客,每次酒席上杨家房族那些爱喝酒的人都想把魅几灌醉;但回回魅几没有醉,杨家人却醉倒在他的酒杯底下。

       有人说,他魅几不但会喝酒,而且还会“发拳”说酒话,他喝酒喝得巧!这话讲得对,他讲话是有水平,我同他喝过一回酒,我是晓得他的厉害。

       那是1970年正月间,我们在杨队长家喝酒,我喝了一杯酒后要去装饭吃,只见他魅几只手摆摆:“想装饭呷啊!还冒下秧咧!”

       我一听这话讲得有味,我笑了笑说:“照你说的,还要等你下了秧,栽了田,打了谷,碾成米再煮饭,我才有饭呷。”

       他哈哈哈一笑:“对啦!对啦!你还要等一个阳春才有饭呷。”

       我拿起饭碗往厨房里走:“魅几啊,魅几,你真的能说会道,怪不得好多人醉到在你的酒杯下。”

       我说完装了一碗饭:“我是长沙人,就不照你们的规矩了。”

       他喝了一满口酒,抿了抿那厚厚的嘴唇,对着桌上的人说:“要得要得!他是长沙人,免了规矩,我们还是按规矩喝。”结果那一餐酒席,满桌人又醉倒在他的酒杯下。

       有一年夏天,一个赶场的日子,我在场上遇到魅几,只见他用棍子挂着一个竹筒,他用长沙话对我说:“小陈咧,散噶场哒咧,一路回克要啵。”

        我笑了笑说:“要得沙,一路回克。你各扎酒桶又打哒好多酒咯?”

        他伸出两个手指头:“两斤酒,一块二角钱。”, 说完我们一起离开场上。

        我们一起人说说笑笑爬上了“猫头坡”,山路陡,石板烫,天气热 ,大家走了几道上岭后累得满头大汗。魅几走在我前面,肩上挂的那竹筒酒膨咚膨咚地响,散发出阵阵酒香;他个子高大,脚步跨得长,上一步,那竹筒酒就膨咚一声,再上一步,又澎咚一声。

       魅几回过头来,对着竹筒幽默地说:“酒啊,酒唉!你莫老是个膨咧,我会膨你一口喔!”

       我见他那样子真出味,说了一句:“呷噶它算了嘛,膨起来躁人!”

       他回过头来:“嗯!它再要澎的话,我真的要膨噶它来!”他的话刚落音,那竹筒又澎了一下。他端起竹筒:“你澎澎澎!我膨你一口!”说完,对着竹筒猛喝了一口 。大家望着他那样子,都哈哈哈地笑了起来。
       上完了一段岭,走在了平路上。走平路比上岭走得快,魅几肩上那竹筒膨得更厉害。只见他猛地停住脚,端起那竹筒:“你还要膨膨膨啊,我又膨你一口。”说完,又猛地喝了一口。

       平路走完了,又开始上岭,那竹筒还在不停地膨。他将竹筒移到胸前,对着竹筒:“你平路也膨,上岭也澎,我也跟你来膨 !”说完,又猛喝一口。

       嗨呀呀!大家望着他那样子哈哈笑过不停。魅几若无其事,照样大步大步地走,只是走完一段路又喝一口;下完一段界又喝一口,拐了一道弯也喝一口。

      我们来到“鼓溜冲”的井水边,大家口渴急了纷纷抢着勺子喝水,魅几却坐在路边的石板上,还端着他那竹筒喝他的酒。大家轻轻地议论:魅几的两斤喝得差不多了,恐怕喝醉了哟。莫理他,莫理他,随他喝,他不喝完是不罢休的。

       我觉得似乎不好一样,便劝他一句:“家门,莫再喝了,天气这样热,下来喝口水凉凉身子。”

他将竹筒底朝天,还摇了几下,喝尽了最后一滴:“家门咧,我各就是呷水一样的咧。”

    “你各一条路呷噶两斤酒,你会醉咧。”

    “放心咯,家门咧,各点牙子就算么子咯,我在菜地湾苗伙计屋里一餐呷噶一坛子米酒咧。”

      他说完走到井边,将竹筒摇洗干净,灌了一竹筒水挂在肩上:“走啊,行啊!酒冒得噶,水还是要灌一筒的。”

      他说着又走在前面,身子一点也不摇晃,一步一步地走得那样稳!他就是我们金麦的“酒桶”——魅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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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伢 几

 


      讲起福伢几就有味,我在四队,福伢几在六队,我到农村快两年的时间才见到他。是因为他出名;是因为他的传说太多;是因为我熟悉午几和魅几不认识他而好奇。的确,我对他很感兴趣。

      我听说他是木匠,是篾匠,又是打油匠,会撒网打鱼,会“赶山”撵羊,会装铁夹绳套;随干么什活都干得快,干得好,干得蛮;听说搞单干那年,他一上午割完7担谷田的谷,打完了谷还把谷全部挑回屋。还听说他清早到山上挖一担“忙”回来,还能赶上早工犁田;放牛后打一担青草才回来吃“半饭”。吃了半饭后,拿着鱼网到港里撒它几网把鱼,把鱼剖了以后还能赶上出下午工;收工以后还要到山上看铁夹,装索套。他很得“山财运”,经常夹得野山羊、刺猪、田猫、野兔、竹里猪,那天如果没得到野物的话,柴都要砍一大捆,枞膏要砍一根。手上工夫、肩上工夫,他总是当得两个人;就连他家喂的那头狗都比别人家的狗要大一半。

       我还听说他成份高,他这位富农从解放以来从没有挨过批和斗;连重话都没有被别人讲过。你看我怎么不对这位福伢几好奇、感兴趣。

      1967年的夏天,我和队上几个社员挑着菜籽到六队的油榨坊打油。刚一进榨坊,见一黑咕溜湫的汉子推着油锤,“梆”地一下打在榨木上;他又回过身来将油锤推到最顶峰,再扭过身子,双手端着锤头,对着尖榨木“梆”地又是一下,嗨呀!那个动作真的威风!这是6个人打的油锤,他一个人都能打。

       我问旁边的社员这个汉子是谁。几个社员哈哈一小笑,异口同声:“他就是福伢几了 。”

       喔!他就是我一直想见的福伢几。我上下打量他:中等个子,腰粗膀壮,他那脸形我像在那里看见过一样。对!他像电影“平原游击队”里面的那位被日本军官松井打了眼睛一拳的村书记老孟,冒错!像极了,如果他俩站在一起:一个老兄,一个老弟。

      我站在他面前,硬要仔细看看他,他是我心中的“神秘人物”。他见我老望着他,笑眯眯地说:“老瞅哒我做甚么子喔?冒认得啊是。”

       我诚恳地说:“我来金麦快两年了,今天才认得你。”

    “你今天才认得我,我早就认得你啦,你刚来的时候像个勒(细)伢几,这一两年长高大了。”

       我对着他说:“他们讲你会做工,金麦大队冒得哪个做得赢你。”

    “他们讲知识青年中就只你会捉蛇。”

    “他们讲你挖刺猪挖了两天两晚,一窝挖得6个。”

    “他们讲你会游水,敢从坝上一拱桥上跳下克。”

    “他们讲你力气大,4个人抬的树你一个人扛。”

    “他们讲你胆子大,现在一个人住在陈家坪的老屋里,半夜起来撵着鬼来打。”

       就这样,我一句来,他来一句,讥哩呱啦地说了一大套。旁边的社员都鼓起眼睛望哒,都说这两个人怪啊,一见面像熟悉得很啊!

       1970的上半年,金麦大队在一拱桥水坝里“闹鱼”,全大队人将几千斤石灰倒进水坝里。一会儿工夫,嫩子鱼、游鱼、土鲤鱼(鲶鱼)都浮上来了,大家捡啦,舀啦,忙活了大半天,鱼基本上捡完了,捡鱼的人慢慢地散了。

       这时,只见一队的王泽连、五队的龙云登、福伢几他们开始撒网了。我们围着看热闹,头两位撒一网收回来网里面是空的,福伢几撒一网收回来网里几条尺来长的大鲤鱼。他又撒一网,捞起来又是几条大鲤鱼,再撒一网又是几条大的。

      那两个撒网的捞起来网里是空的,硬是气得眼睛鼓鼓的。大家都说福伢几的网织得好些,他的网“巴底”些,石灰没有闹死的大鱼都沉在水底下。所以说,他做任何事比别人都要做得好,做得过细,硬要出色些。

      金麦人每年都有人家砌屋,砌屋最大的工程就是把山上的树扛回来,人们把扛树叫着“盘树”。盘树的人都是强壮的男劳力,我那些年也帮别人盘过好多回树。

       记得有一回在岩冲盘树,四个强劳力扛着一根粗大的长中柱过一座山坳被卡住了,进退两难,四条汉子被折腾得满头大汗。这时,只见福伢几走到树中间,猛地将树扛起,由于扛的位置不对称,一头高,一头低,他连忙叫人楸住高的那一头,树平衡了。他连人带树扛着,转过了山坳。在场的人个个都惊呆了。好一个福伢几!你真的是金麦做工的头一条汉子喔!

       金麦的三几故事讲完了,各位也许想问一问他们现在怎么样,生活得好啵?我首先讲讲呷饭的午几:2006年我回金麦看见了他,他身体很不好,一身这里痛那里通,整天哼来哼去,他说日子好难过。听社员说,他2004年一餐呷了一头“猪”。我仔细一问才晓得,原来,他在呷猪脑壳时,将猪眼球吞进了喉咙,堵住了气管。他儿子将他送进医院花了600元钱才将猪眼球取出来。他儿子对着他说:“爹爹,你呷东西老是呷得各饿相,你这一餐呷噶600块钱,你当得呷噶一头猪!”哈哈!他一世人就是会吃。他现在怎么样了?我还没去打听,不过,看他那样的身体,只怕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呷酒的魅几:听说他近几十年来天天喝酒,越喝越糊涂。他儿子那年考取了长沙某学院,他不肯出钱让他读。8队的同学同他一路考取的到长沙读完了学业,现在留在长沙工作,混得蛮不错。魅几的儿子一提起这是就有气,几年都不叫他一声爹爹。早几年魅几中了风,中风后他还喝酒。苍天让他作古了。
      会做工的福伢几:他的儿子2003年到过我家里。当我问起他父亲时,他脑壳只摇,说他父亲早已过世,他病了还要到冲里去做工,结果死在山冲里。
       所以说,一个人呷也好,喝也好,做也好,都要莫过量。人体都是肉长的,要靠自己来保护。我讲这“三几”故事应该是告诫后人:莫学“三几”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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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  长

 


       他担任我队基干民兵排的排长,我们知青从来不叫他的名字,叫他“排长”。他本姓龙,贵州天柱县人。1963年我队杨大伯、蒋伯娘夫妇接他来做继崽,1965年冬天与蒋伯娘的侄女蒋冬妹结婚。从此,一家人过着和和睦睦的日子。

       他继母蒋伯娘为人贤惠,对我们知青特别好。每次到他家串门,她总要泡蜜饯茶、烧核桃、烧油茶给我们吃。排长跟我们也走得很亲近,每天都要到我们知青屋来玩一玩。他个子不高,但挺结实。他没有文化,但很活泼。他经常跟那几位女知青学唱歌,学跳舞。

       出工时,他最爱把那几位女知青带在身边一起干活。上山砍柴,他帮女知青捆好柴,扶上肩。自己扛着柴走在前面,还时时回头喊着:“下界了,小心点,莫促哒脚……”

       烧核桃吃时,他见女知青咬核桃不破,便一颗一颗地将核桃咬破递给她们。所以,那几位女知青特别喜欢他,叫排长叫得好亲热。

       文化革命一来,我们的排长开始变了,口里经常说些我们贫下中农啦,阶级斗争啦,“活靶子”啦,要斗私批修这一套套的话。

       1968年秋,知青重返农村后,排长跟我们知青更加疏远了。早请示、晚汇报时,他大声喊知青们要认真些,要积极点,请示完后,他一个人还要背上几条毛主席记录:“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要天天讲,月月讲……”。“要斗私,批修。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大队每次开批斗会,都由他捆人、送人离开会场。1969年他更青云直上,他被调到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那时走路大摇大摆,好得色喔。

       这年秋收前夕,他和我们发生一场矛盾。事情是这样:那天下午,他和富农子弟罗仕江为守野猪发生了争吵。他口口声声说,我一贫农,和你这富农崽子同守一个野猪棚子,你做梦!

      罗仕江说:“野猪棚是队上按两个人分配下来的,你不愿意一起守,我们轮流守就是么,一人守几天。”(因为一个野猪棚每晚有20分)

       排长不同意,硬要一个人占守野猪棚,独吞那20分工,嘴里还不停地骂富农崽子。

        罗仕江说:“一个人要讲道理吗。骂人干什么咯。”

        排长冲上前去扯住他的头发:“我跟你富农崽讲什么道理?我还要打你。”

        翘妹子实在看不惯了,说了一声:“排长,你打人就要不得。”

        我也气愤地说:“他才15岁,难道守野猪的权利都没有么?”

        在场的木匠杨光全也气愤地说:“照你这样讲,地主富农的崽女就不吃饭啦?”

        我们3个人和他吵了起来,这时排长的弟弟又来帮哥哥的忙,他指着罗仕江说:“再不老实,我就把你捆起来。”

       罗仕江的哥哥罗仕财正好赶来了,他上前扯住弟弟就走:“算了,莫守这野猪了,你让他们打了,你搬起岩石打天。”说完把弟弟拖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排长又站在我们门前骂:“你们同样是地主崽女,你们包庇富农,你们给我记住!”

       正巧大队革委会主任黄万学(后来一直担任新厂公社武装部长)来到我们队上,排长一见黄万学连忙跑上去告我们的状。谁知黄万学脚步都不停,不理睬他,他告状告不成,一直怀恨在心。

       第二年一开春,我到石冲修水库,翘妹子怀上大儿子已经四个月了,一个人留在家。这排长组织队上的几个人要批斗翘妹子,结果遭到老队长的反对。报复未成,他弟弟用石灰在我们住屋板壁上写下五个打字:“镇压反革命!”

      那时,知青正是受压的时候,我们只能忍气吞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那么微妙,排长的继父继母对我们又特别好,尤其是他的继母蒋伯娘,我大儿子出世的第二天,她第一个送来鸡蛋看翘妹子。后来那些年里我二儿子、三儿子出世都是她来帮忙剪的脐带。她的侄儿——排长的舅老爷蒋细细,一直就和我玩得合适,我们和排长吵架后,他对我们的态度一直不变,他比我小三岁.他结婚后生下第一个女儿是翘妹子接的生,还跟她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海燕”。

      他二儿子出世也是翘妹子接的生。又给他取了个名字---海健。后来几年,在蒋伯娘调解下,排长和我们的关系有所改变。他与蒋冬妹结婚十年连续生了6个女儿,六妹子出世那天翘妹子赶到他家接生,见婴儿在地板上滚得一身都是灰,蒋冬妹打算不要,翘妹子连忙帮婴儿剪好脐带,洗好澡包好递给她。排长回来后好感激翘妹子,还开通地说:“怎么不要呢,男女都一样,我从来不嫌弃女儿,再多也是自己的亲骨肉。”

       1988年我们第一次回金麦时,排长4年前已经得病过世了。我们得知后,第一个到他家看望他继母蒋伯娘。那时蒋伯娘已近80岁了,她一见我们一家人好高兴。她连我3个儿子的名字都还记得。

       排长的弟弟在我们离开生产队那天,手提着好大一挂腊肉赶来送我们。我一见他,又想起他哥哥排长。他兄弟俩是外姓人,能在这两大家族的寨古冲立下足来也不易,他拿着我们的手说,以前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莫记恨。我回答他,在那动乱的年代里,谁都有错,何况一个农民。我嘱咐他要和队上的人搞好关系,他连忙点头。2006年我再次回队时,他已经儿孙满堂了。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是几十年,排长过世又20多年了,说实在话。我们当年恨他、讨厌他、现在回想起来没有必要恨他了。我们小组的那几位女知青还时常念着他,一个人一生都有错,可以随潮流变;又可以随潮流改。好就是好,歹就是歹。桥归桥,路归路;犁是犁,耙是耙。人到晚年时,少点仇恨,多点宽容,开开心心地过日子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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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元

  

         元元的名字叫罗仕财,但大家都爱叫他的奶名元元。他是我最知心的农民朋友,他个子瘦小,脸长长的,眼睛不大,眉毛好粗,后脑壳特别大,是个标准的“把脑壳”。山里人说:“脑壳生得把,样事都不怕。”元元胆子是大,敢爬上参天古树上摘凉粉籽;还爬上四五丈高的大枞树枝上扬起柴刀砍枞膏“波箩”;他13岁时拿着砍刀砍死过几头小野猪,还和刺猪打过架。

        元元有一个最大的本领就是装铁夹子。我刚到金麦寨古冲时,经常和他一起上山砍柴装铁夹,我第一次和看铁夹子,夹得一只二十多斤的野羊,他硬要砍半边羊肉给我。我不要那么多,他说这是山里人的规矩,硬要我收下。他是一个爽快、大方的人。他家庭出身富农,她的娘还戴着“四类份子”的帽子。他爹爹已经去世好几年了。他在家里排行第五,大哥和两个姐姐都结了婚,上面的那个哥哥比他大三岁,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小弟弟才读书,大弟弟比他只小一岁,和他一样,天天在队上出工。

       因元元的个子矮小,我原以为他的年龄比我小,我仔细一问才知道我俩是一年的,他比我还大月份。我那时身高还不到1米5,体重75斤,而他比我还矮半个头,体重最多60斤。

      他个子不长智力长,好灵泛,样事都懂,样事都晓得。金麦的好多事和人他都晓得,是个“小金麦通”。

      我从他嘴里得知金麦大队以前发生过几次大事件:原来的大队杨书记制造了一桩反革命冤案,把大队向副书记为首的十几个人关进了县牢房,县公安局来抓的人的时候他都亲眼看见了。两年以后这桩冤案才查出真相。杨书记就这样垮了台,向副书记放出来后就当上了正书记,就是现在的向书记。杨书记就是现在我们寨古冲的杨队长。

      他还悄悄的跟我说,寨古冲有几个人最坏,做事又尖撮,又爱骗人,要我少和他们打交道,小心上他们的当;寨古冲哪几个人老实忠厚,又不做狡诈事,又不乱害人,又肯帮别人忙。哪几个人最爱偷别人的铁夹子,最爱偷别人家的鸡和鸭,要时时提防他们。

       哪个的爷爷旧社会当过土匪强盗;哪个的爹爹旧社会爱赌钱玩女人。哪个人旧社会舍不得吃和用,累了一辈子集了些钱,快解放时买了一大片便宜田成了大地主。哪个人是有名的败家子,整天赌钱嫖女人,把祖宗留下的房产、田地都败完了,碰到解放变了个贫农。他讲得有名有姓,我问他旧社会的事怎么晓得这么多?他说听罗家湾的老人们说的。

      当他晓得我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时,轻轻地跟我讲:“我们成份高的人就莫同他们成份低的人去比,他们做得的事我们就做不得咧!”我听后连连点头。

    “寨古冲好多人的良心丑,恶人头的事就喊你们知识青去做,打鸡鸭啦,撒药谷啦,抓牛罚款啦。做这种事最逗人恨。”他当时这话讲出来时,我有点反感,但后来才明白了他讲的是实在话,是为我好。

   “章伢子打鸡鸭,抓牛罚款,这是最得罪人的事,本地人都不愿做这事。章伢子成份是工人,做这些事不要紧,你成份高就做不得这种事咧。你头一莫跟其他的知青讲这话是我的口里讲出来的咧。你们的李组长是最个会钻空子的人,让她晓得我讲了这些话,我那四类份子娘就会呷亏咧。他讲到这里有些紧张一样。我拍拍他那瘦小的肩膀说:“放心!放心!我不会同别人讲的。我们是好朋友。”

      他对我讲的话我都没有跟知青讲,但他讲我们知青的农具被偷得差不多了,我还是学给了大家听。大家检查了一下农具:锄头、产锄、箩筐、柴刀、砍刀、蓑衣都只剩下了一小半。不讲不知道,讲起来嘿一跳!什么时候丢的我们搞不清,这可是我们的安置费买的,也是我们的饭碗啊

      幸亏他提醒我们,我们才提防起来,保住了剩下的农具,在他指点下我们还要回了几把锄头和几只箩筐。知青们都说要是元元是贫下中农子弟该多好。可事实就是这样,偷我们农具的人都是贫下中农。

      文化革命一来,知青都回城造反,留下我一个人在那老木屋里生活了半年。元元每天都来喊我出工。我们一起砍柴,一起装铁夹。每当夹得野味时,我们开心,我们快乐,(我在几篇文章里都提到过我和他装铁夹夹野物的经过),是他陪伴我度过了那段寂寞、孤独、艰难的日子。

        1970年“清理阶级队伍”搞得最激烈的时候。元元上面的那位哥哥装的铁夹夹伤了队上的一头耕牛。他家虽然把那头耕牛医治好,可以下田耕地了。但他的娘和他哥为这事还是挨了几场批斗,挨了索子捆,还罚款100元。那时候的元元已经长大成人了,虽然个子长得不高大,但比以前更成熟、老练、稳重。从那时候起,元元就再也不装铁夹了。他跟我讲铁夹子装了十几年,也得了数不清的野物,赚了好多活钱用,就装到现在打止了,再装的话就会惹祸了。

       元元识时务,聪明,又会做人,又肯帮别人的忙。他编得一手好竹货。他帮队上好多人都织过竹篓、竹篮和箢箕;他还削得一手好扁担,每年送公粮季节,本队的人,外队的人都拿着扁担毛坯要他来削,有时削刨好一根桑木扁担要化上半天工夫,但他毫无怨言耐烦地削刨,直到自己满意,别人满意。大家都说元元是个好伢几,可惜成份高了,不然的话一定能找个好婆娘。

       我的三儿子都出世了,元元还没有找到婆娘。这些年来运动一个接一个的,他娘成了老“运动员”,每次大队开批斗会都少不了她的份;他哥挨过几次大批斗还关进过学习班,家被抄过好几次;他大弟弟为守野猪和对门的民兵排长争了几句也被捆上了批斗台。虽然元元没有挨过批斗了,但像他这样的家庭,谁家愿意把女儿往这里送。元元自己心里明白,24岁的人了,从来没有托过媒人到别家说过媒,他怕为难别人家。慢慢地,有那讨嫌的人背着叫他单身汉了。

       单身汉一般都安排到外面修公路,修电站。元元就是一直在外面修发电站,又搭帮在外面修电站认得了外大队的一些人,他们见元元为人好,又聪明,都想帮元元的忙,帮他找个婆娘。

       不久,机会终于来了,隔壁木山大队覃家湾有一姑娘叫发秀,长得高高大大,漂漂亮亮,20多岁了还没有“划人家”(找婆家),是木山大队的人告诉元元的,那人可能和发秀家里有一点亲戚关系,他要元元托媒人去讲发秀,多少有点点来头。

       这样的机会决不能错过,元元把这事首先告诉我,因为我是他最知心的朋友。我和翘妹子都主张这事要快,而且请的这媒人要和那边人家粘点亲戚为好。

       罗家王大嫂答应了去帮元元做媒,她是罗家湾最能干的大嫂。她提着细篾竹篮动身了,篮子里放着一包糖。我听说过,这包糖如果女方家收下了,那基本上就有一半的把握了。

       我老远看见王大嫂提着篮子回来了,说实在话,我很关心这件事,我连忙挑着水桶去挑水,我要碰碰王大嫂看有希望啵?翘妹子看透了我的心事:“缸里的水啪满的咧,你挑么子提桶克咯,你跑起克问啥!你过硬比元元还要性急些哒。”我一边笑一边挑着水桶就跑。

       我碰上了王大嫂,我一眼只望着她那篮子里。耶哒勺!那包糖还在篮子里,女方家没有收下,这事只怕没有希望了。我气一坐,伸起脑壳望着篮子里说:“糖退回来哒,各冒得希望哒咯?”

      王大嫂笑了笑回答:“你哪里各性急喔,别人家一个红花女各易得接糖的啊,起码也要上两三回门吗。”说完摔着兰花手从我身边一擦而过。我只好挑着那担水慢慢地回来了。

         夜晚,元元来到我家,他微微地笑了笑说:“可能还有点希望……”

         听他说完我才晓得这里人说媒的规矩了。原来,媒人第一次上门女方家都不会收下糖,她家愿意考虑的话,把糖退还到篮子里后就会说上一句:“我家的女只怕配他不上喔。”

        媒人马上会回答:“哪里哪里,配了还有多喔。”

       女方家又会说:“你来各远的路走累了,好松歇下气,呷噶饭再走。”

       做媒的绝对不能留下来吃饭,还要赶忙提着篮子动身,要回这么一句:“多谢啦,我下次来,下次来。”过3天后媒人再提着这包糖上门听回答。

       今天王大嫂就是这样回来的,她3天以后再上门,这说明有点希望。元元听王大嫂说我堵在路上问有不有希望,所以特意来告诉这里的规矩。

    “哦!原来是各号规矩。”

       我刚一讲完翘妹子就插一句:“要是女方一点都不愿意的话,是怎样回答呢?”

       元元笑了笑说:“那就讲得难听些,一不讲留媒人呷饭;二催媒人再不要来了,再来也是白跑一趟,你做媒的难得累,跑累了我这里水都冒得喝的。”讲这些话就算最客气的了。

      “哈哈哈!”我两口子听后笑了起来,好一个元元,第一次请人做媒,这做媒的规矩他都懂喔!

       3天后的晚上,元元又到了我家里。我开口就问糖收下没有,元元笑着回答:“糖还是没有收。不过,媒人留下吃了饭才回来,说人要来见见面,是高是矮也要晓得是个甚么样子。

      他说完抿了抿嘴巴:“要见人了,意思就是下回要我上门了,这说明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了。”他说完摸了摸嘴唇笑了起来,笑得那样甜,我有好多年没见他这样笑了。

       翘妹子忍不住问一句:“未必她屋里人还不晓得你长什么样子?”

    “我长甚么样子肯定晓得,我们金麦木山只隔那么远,修水库,修马路都在一起干过。她家里人要是这么说,这也是一个过程。看人以后就基本上会收下糖了,我们这里一般都是这样。”

       听他这么一说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再过三天就见分晓了。我们盼这三天快点过就好。可就在第二天晚上元元来到我家说,覃家湾来了亲戚告诉王大嫂:我们寨子民兵排长的弟弟昨天下午拿着一包糖,大摇大摆地到了发秀家里,他自我介绍自己是贫农子弟,要来“讲发秀”,还说元元是我们寨子富农份子的崽,他比元元强得多……

       我一听火就来了,这个家伙仗自己是贫农。这些年干了好多斗人捆人的事。他比元元大一岁,至今没有找到婆娘,没想到这位贫农子弟在这关键的时候来“冲杠子”

       元元越想越气,他说好多这种冲杠子的人,搞得男女两边都不愿意了。好得今天来的这位亲戚告诉元元:覃家湾的房族昨日给了贫农子弟样子受,尤其是覃家大个子覃太钢,贫农子弟递烟给他他不接,喊了他五声太钢哥,他才用鼻子应了一声:“哼!”贫农子弟被太钢哥的样子给吓住了,灰溜溜地走下了覃家湾走。不过,听说他还不甘心,明日还要请媒人去覃家湾提亲。一家有女百家求嘛。

       第二天下午贫农子弟请的媒人回来了,路过我门口,我当然要问有希望啵。那媒人气愤地说:“有鬼希望,我做媒人的搭哒他受足了样子。覃家湾的人发话了,‘他元元本人是四类分子,我覃家的女都愿意嫁给他,不愿意嫁这号贫农子弟”

     “哈哈哈哈!”我一听打起哈哈来,好一个覃家湾的人有气质!这真的叫做痛快!痛快!

       三天后的晚上元元又来了,他说坏事变好事,贫农子弟“冲扛子”把覃家湾的人惹火了,他们偏要气一气这位贫农!富农子弟的糖收下了!这门亲事就定下来了,我们听后好开心喔。

       结婚的日子定在明年12月,可元元家的住房不够,一屋七、八口人挤在一栋旧屋里。想砌屋的话,像他家是批不到木材指标的,没批到木材指标是决不能砍树的。1967年他家砌了两间屋的架子,不到两个月就被大队没收了。
      元元决定挨着老屋配一间屋,批不到杉树用杂木树代替。他把这个想法跟我讲后,我认为也可以。不过,我要他还是跟大队书记打个招呼,免得又来没收。用杂木树做屋在金麦这大山窝子里还没有先例,大队无权批杉树,也没说不要他用杂木树做。大队李书记只这样说了一句:“唉!用杂木树有甚么做场喔。”

       元元听后也说了句:“也试一试,万一做不成就做柴烧算了。”就这样,元元基本上得到大队同意后动起手来。

       记得他在杉木湾砍太杨树(此树同白杨树相同)那天,我正好带着学生们在那里摘杉木籽。我见满湾的杉树都是做屋的好材料,可他没有资格砍,只能砍这些人们连砍柴都不愿意砍的太杨树来做屋,他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山窝子里人世世代代,祖祖辈辈没有哪个像我用杂木树来做屋咧。”他跟我说的时候眼圈都是红的。

       望着他那瘦小的身躯扬起斧子使劲地砍,我鼻子一酸,泪珠一滚而下。他也是新社会长大的人,他一直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做人,可命运对他太不公,我和他是十几年的朋友了,我就是帮不上他的忙,我只有同情和友情。他在拼博,在挣扎,我只能支持他,鼓励他,为他冲一把劲,我对着他喊:“元元,加油砍啦,太杨树做屋也行,北方人也用它做屋。明年到你新屋里来呷泡茶喔!”

       他抹了抹额头上的汗笑着对我说:“劳为你宽我的心喔!冒要紧的,明年我保证把新屋做好,到时侯请你来喝酒喔!”

       他讲话算数,第二年他的那一间屋真的做好了,还是他自己“掌墨”自己动手做成的。到门上看过他新屋的人没一个不感叹:这元元真聪明,没有拜师学木工,就凭自己自学也树起了一间屋,真的是能干人! 只是这半年来累瘦了一身本来就不多的肉喔。

       他的未来丈母娘来看新屋了,可她来得太不巧,今天晚上要开元元的批斗会,我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告诉了元元,要他有心理准备。事因是这样:前天下午他与贫农子弟的房族大嫂发生口角,那房族大嫂拿起扁担要打元元,元元抢她的扁担时用力过大,把房族大嫂拖倒了。

       这还得了,富农崽子打人,那位民兵排长大怒,本来为他弟弟提亲的事就一直怀恨在心,再加上元元的哥哥弟弟他都斗过,捆过,只有元元一直没有挨过批,这次机会来了,他决不会放过。

       晚上,批斗会开始了。民兵排长调起那口平时开批斗会的高腔:“现在我们的民兵把行凶打人的富农崽子罗仕财押上台来。”他的话喊了一阵子了,民兵们没什么反应,没一个民兵动手。

       元元自己走上了台,他不慌不忙地说:“我犯了那一条法,要批斗我。”

    “你动手打妇女,你把我拉倒噶!”房族大嫂下起那相骂时的"桩子"扯起喉咙说。

    “你举起扁担来打我,我抢你的扁担,你自己冒站得稳摔了一跤,怪我打倒的么。”元元还是不慌不忙地说。

    “你不老实!拿索子把他捆起来!”房族大嫂边说边向排长扬扬手。

      元元手用指着房族大嫂:“你还想捆我啊,除非是旧社会你爹爹当乡长的时候还差不多。现在是新社会了,你爹爹早在解放那年被人民政府枪毙了!”

       嗨呀!我一听这话才晓得这位房族大嫂原来是伪乡长的女。只是她嫁到这家的中农家。元元这么一说,会场一下就静了下来。只有那位民兵排长真的不清白,他还拿着箩索走上前来想捆元元。他刚一靠近元元,元元用手一推,那排长退了一两尺远,他又上前来,元元用手一拦,一下绕到了他的身后,两个人像在台上跳忠字舞。

       民兵没一个上来帮这位排长的忙。我再忍不住了,走上台把元元往台下一推,再把排长往旁边一推:“听我讲一句好不好,这个会不要开了,一个是富农子弟,一个是被人民政府枪毙了的伪乡长的女,你们吵架相骂,凭什么要我们的贫下中农和民兵来为你们开什么会咯,冒得事做哦,这样的会我不开了。散会!”

       我喉咙大,说得很激动,会场上鸦雀无声。好一阵那位房族大嫂才说一句:“倒不就是这样算一场啊。”

      “大嫂,你莫再做声了,他慢点又骂你爹爹伪乡长,枪毙的,骂起来好难听哦。”我走到她跟前贴在她耳朵边说了这么一句。

      我又走到老队长面前轻轻地对他说:“这样的会要排长莫开了,尽出我们寨古冲人的丑。”老队长早也不耐烦了,他立即宣布散会,队委们要留下来安排明天的工。批斗元元的会就这样得一场了。

       几个月后他和发秀结婚了,我做了一张长沙当时最流行餐桌送给他,他好高兴。记得接亲的时候,元元特意安排队上几个大个子姑娘背发秀,因为发秀个子高大,从覃家湾到我们寨古冲也有五里多路,覃家人没有别的要求,背进寨古冲这个要求一定要达到。当几个姑娘把发秀背进寨古冲时,个个都累得满头大汗,笑得我和翘妹子嘴都合不拢。
       元元第一个儿子出世不久,我们一家人就回城了,一别就是10年。1988年我们一家人回到寨古冲,元元已经有了三个儿女了,我走进他那崭新的三间大木屋里时心里好舒服哦!我故意说这么一句:“这个屋不是用太杨树做的吧。”

      他听后哈哈一笑:“这是杉木湾的正宗老杉树做的,那间太杨树的屋只能留下来做纪念了。”

      几年以后元元带着大儿子来到长沙,我热情地接待他们,在我家玩了几天,我大儿子还陪他们到韶山玩了一趟。他从韶山回来感受好深,他说:做梦都冒想到我这富农崽子,还能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屋坐一坐。他说:我硬用手摸了又摸毛主席睡过的床铺,摸了摸他的灶和鼎锅,他以前跟我们农民过一样日子哒……

         2006年的除夕夜,我和翘妹子在元元家过的,他已经是为人之祖了。我们边喝着米酒边聊。他的一番话讲得很实在:“有人说现在不如以前好,我一点都不赞成这种说法。以前我们当农民的没有饱饭呷;现在粮食呷不完,我还有卖的,我还用来烧米酒。以前我们弯起腰,脑壳缩进肚子里做人;现在我们撑直腰杆,抬起脑壳做人。三餐有饱饭呷,有酒喝,一年的农活几个月就干完,天天打牌玩、看电视。比以前好得那里去了。”

                          元元和发秀、儿子女儿孙子合影。            

       听他讲这话有道理,他还说:“一个人不要去跟别人比,要比就比自己现在过的日子和过去日子;现在的日子不如过去,那你就是冒过得好;现在的日子比过去过得好了,那就是好!我现在的日子比过去过的好得多,我就是过好了!我知足了!”

      元元,这个山窝子的普通农民讲的话有道理。人不要去跟别人比,要比,就比自己现在的日子和过去日子,现在的日子比过去好,那就是好!

     元元的故事讲完了,接着,我再讲他细时候同我讲过的杨书记和向书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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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酉  寿

 


        他姓杨,名通培,奶名号做酉寿。我们下放到寨古冲时他担任生产队长,知青都叫他杨队长。他中等个子,脑壳溜圆的,长年四季剃着光脑壳。他五官端正,眉毛黑浓,很严肃的样子,嘴唇皮薄薄的,讲话一套一套地的,从不打吞。

    “酉寿”这个奶号直到第二年秋收时,我才听到喊的。社员们割着那“矮脚南特号”、“珍珠矮”的谷穗时,挑着那半箩筐谷送进仓库时,都在破口大骂:“这个酉寿啊,被他害苦喽,今年减大产了!”

   “这个酉寿啊,脑壳棒棒噶喔!硬要栽这些新良种显积极,这下好了,减产减得连过年饭都冒得呷喽!”

      这时候我们才晓得人们骂的酉寿就是杨队长。听说他原来当过金麦大队的书记,曾经好风光,好威武,他在大队私设公堂,“破获”了一起“反革命组织”,把以向应福为首的一伙大队骨干送进了县牢房。

       不久。“反共产风”运动来了,他垮了台。听说开他的批判会都开了几天几晚,他被寨古冲的新任队长一耳光刷倒了,还被自己一房的弟弟骂哭了,他被送进了县学习班。

       那些“反革命组织”成员都放出来了,原来是一桩冤案。向应福放出来不久就当上了大队书记。只可惜麦沙生产队一位叫“麻麻崽”的复原军人关死在牢里,关死了不就关死了,谁叫他成份是地主呢!

       酉寿从县学习班回来后多年没有担任何职务。成立“贫协会”那年,他才当上了大队贫协会一成员。毕竟他出身贫农,又是1950年的老党员,党还是不能把他这号人摔在一边的,这时的向书记正好调到芷江搞社教去了,听说,只要向书记没在金麦的话,他酉寿还是有点“脚路”的。

       1964年刷他耳光的那位队长,小肚子底下那“小玩意”不争气,犯了男女错误把队长职务给撤了。酉寿就担任了队长。我们来的时候他刚当上一年队长,他特别积极,特别听上级领导的话;上面叫干啥就干啥。上面要推广新良种,他就把队上最好最肥的田都种上了新良种。可怜的天唉!这山高水浸阳光短的山窝子田怎么适宜栽这些矮子良种,搞得减大产,社员们怎么不骂喔!连他的奶名酉寿都骂出来了。

      人们讲得也有道理:这新良种是试验阶段,上面要求种的话,种一两亩试试看咯!哪个队不是只种几亩咯,就连向书记那个队都只种几亩应付一下上级,不也没有事。你酉寿硬要种这么大一片,把门上一些好田都给种上了。这下好了,减产没有饭吃了,上面可不管你那么多,上交的公粮还是一点都不能少。

       随别人怎样骂,他听上级的话照样不变。第二年插秧季节上面要求插三至四寸的“密植”,他在生产队的会上强烈要求按密植插,如果谁不按上级的办就是破坏“革命种田”,就不是干革命,甚至是反革命。他的这些“大帽子”扣起来还蛮嘿人的,可见当年当书记时候是何等的霸道。

       但是,寨古冲的人这回没有听他的,插秧的时候,人们照样按原来的老尺寸插,酉寿也只能在会上讲,不能到田里守着人们插。他向上级反映,上级领导自身都难保了,因为文化大革命搞得厉害,公社干部都被打成“走资派”,长沙和安江都搞起武斗来了。谁还来管这山窝子里插秧尺寸喔!

      秋收后,仓库里堆满了谷,增了好几万斤产。人们一边笑又一边骂:“搭帮冒信这酉寿的哦,不然的话想争产哦!”

     “他酉寿懂甚么种田哦,只晓得用上面讲的那些‘白话’来压人。”

     “他不是靠种田过日子,他是靠听上面讲‘白话’过日子。”

     “又搭帮那些走资派被打倒喽,不然的话,今年把‘密植’一插,还想有饱饭呷。”

     “他听上级的还是想当官喔,以前当官当惯了的,现在这生产队长他嫌小了,还想往上爬喔!”

        嘴巴长在别人的下巴上面,别人要怎么讲,他酉寿没有办法,只能这边耳朵进,那边耳多出,上面的话他肯定还是要听的。

      第二年向书记到山西大寨去学习参观了一趟,回来后把金麦9个生产队合并了,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大寨”式的大队。这一下向书记好风光哦!他大权在手,一下就把酉寿的队长职给撤了。让二妹嫂的丈夫覃大个子当上了队长,覃大个子是个“叫化子烤火,往胯里扒的下家;他自己屙尿都不得裤干,哪里有心管队上了的事。这样的人代替了他的队长职务,他酉寿过硬气得眼睛都翻噶白了。

      俗话说:“庙小妖神大,池浅王八多。”金麦这“小庙”的名堂还真有蛮多,就拿这学大寨来说吧,全县没有哪个大队像金麦大队这样,把9个生产队合起拢来办分配方案。年终分红大家就晓得了厉害,比任何一年都要差,钱粮都比往年分得少,超支户一大遍。

      为评工分全大队的人吵了几天几晚的架,甚至要动拳把子了。到年底还有好多该干的农活没有干完,尤其以前比较富裕的生产队的社员意见大。怪不得咯,以前他们粮食吃不完,每户都有钱进,学了这一年大寨样,粮也不够吃了,钱也分得少了,大家对合并生产队的意见特别大。

      有的说:还只合并一年就搞得这么穷,再合得几年会搞得进“矮罐”了。

      有位老贫农骂了这么一句粗痞话:“向应福这种搞法是冷水泡卵,越泡越短。”

      酉寿这时候开始讲话了,他不像别人那样乱骂乱讲,他说大寨还是要学,但要管理得好,书记要学陈永贵那样吃苦在前,样事带头干。他利用当年他培养的那些党员们在会上提向书记的意见,学大寨主要是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以生产队为核心难道不能学吗,硬要合拢来学又管理得不好,这是他向应福想“撒抛”。

       他到处“串门子”,他还到每个生产队“活动”,搞得向书记孤立起来。

终于复原军人黄万学出面管这桩事了。他把党员、贫下中农、知识青年召集一起,开了几天会,把大队养猪场的那几头刮瘦的猪给杀了,大家饱逮了几餐后,他拿出农村60条念给大家听:“以生产队为核算,30年不变动……”

       就这样把“金麦大寨”给撤了,大家一致拥护!金麦大队恢复了原样。向书记一气之下要求公社将他调到联合工厂开手扶拖拉机去了。

       这段日子最高兴的要算他酉寿了,他没有白辛劳,他的目的达到了。寨古冲原来的保管员也回自己的队了(学大寨保管员都由外队人来担任)酉寿又当上了保管员,这是他向大队要求的,他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大小职务总要当一个才像话。大队还是满足了他的要求。保管员这项职务还是蛮有实权的喔 !

       不久,外公社的知青和农民发生了斗殴,场火闹得很大,公社出动了武装民兵,县革委会下令各公社、大队成立“贫下中农纠察队”,专门对付知青,不准知青串连,要监视知青的一切行动。

       我们队上仅留下了我和翘妹子,覃队长在会上宣布大队纠察队的“指示”时,要注意我们一切行动。队上也有几个不带爱相的社员对我们讲些阴阳怪气的话,我们当时感到好气愤,又不好说甚么。

       酉寿突然说出一席话,我听后好舒服:“知识青年是毛主席派来的,怎么能当敌我矛盾来处理呢?我不赞成这种做法,这是地方土政策,不合乎党的政策。不信你们看喽,这个纠察队迟早要解散。”

       还被酉寿讲中了,这个纠察队没有搞好久,上面又下令解散了。从那以后,我对酉寿改变了以前的看法,他并不像别人说的那样坏,他还是有原则的人,能理解党的政策的人。

      秋收季节寨古冲又出了一桩“捡谷穗事件”,搞得在全公社都出了名。就是那十几天的时里,细伢子捡谷穗捡满一篓就往屋里搬,一家有几个细伢子的,每天有几篓谷穗进屋,这一下那些没有细伢子的中年户可急了,他们向覃队长反映:如果队上不管的话,他们就会自己动手捡。覃队长家里有三个能捡谷穗的细伢子,他家一天能进几十斤谷,他哪里会去管这桩美事,他装聋背哑,傻傻一笑得一场。

       中年户也不是土松下家,他们边打谷子边“捡”谷穗,他们随身带来的大布袋、小布袋装得鼓鼓的,收工时放在箩筐上,大摇大摆拿回家。

       酉寿见这事越搞越不像话,他骂覃队长:“你当队长的脑壳棒棒噶,牙巴骨吱吱噶,这种事你还不出来管一管,你队长不想当了吧!”

       覃大个子听后只嘿嘿一笑:“每家每户都有份,要甚么紧哟!”

      他口一吖,气一喷,这要甚么紧 ,这事可要紧了。事情传出去后,公社书记张民主带着瘦个子曾秘书来到了寨古冲。他把大队干部都叫来了,首先在我们知青屋里召开队委会,只听张书记操起那口邵阳腔大声叫酉寿:“杨通培,你跟我站起来!你干甚么去了!”

       酉寿乖乖地站了起来:“我当保管员,每天负责在仓库收谷。”

     “社员都把谷穗往屋里搬,你不晓得吗!”张书记一声比一声叫得高。

       酉寿眨了眨那圆溜溜的眼睛:“这事我晓得,我几次跟覃队长讲,要他开会管一管,他就是不听。”说完望了望坐在旁边的覃队长。

    “你为甚么不出来管一管!”

    “我只是一个保管员,讲话哪个会听我的喔。”

    “你狡辩!你是一个保管员;你还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事你不管谁管!”

      张书记喉咙都叫沙了。他走到了酉寿面前:“这事就交给你来办了,你把每家每户偷稻谷的数量,一天一天地跟我统计出来,一粒都不能少送还仓库!”

       他说完又望了望旁边的覃大个子:“你这个队长从今天起就不要当了。”

       覃大个子听后傻傻一笑:“嘿嘿,不当就不当嘛!”

       这时,瘦个子曾秘书走到酉寿面前,抿了抿那厚厚的嘴唇皮:“老杨啊,现在张书记给你权力了,你就好好地照着办啦。”

       酉寿连点头:“好的好的,我就召开社员大会。

       曾秘书把挎在肩上的黄书包往身后一抹,走到了覃大个子面前,上下打量了一下他:“我讲你这个覃队长啊覃队长,你当队长当当当,你当条卵哦!”,他说完把双手掌并在一起,从裤裆往上一铲,把肚子一挺,做出这样的怪动作,大家都被他给逗笑了。

       酉寿还是有工作能力,他首先把自己家人捡的半箩筐谷穗交出来。他把全队的社员召集在晒谷坪里,按打谷子小组分开坐好,每个小组由组长登记每个人偷谷穗的数量。然后,又把小组人数岔开,互相检举揭发,先是个人自报数量;又来个检举数量,最后来个应交数量。

       这样的会整整开了3天,共计挖出3000多斤谷穗,这个数量实际上只挖出三分之一。因为,寨古冲的人也不是土松下家,大家互相包屁,个个抵赖。尤其是那些大娘和们又吵又闹,哭是哭的,骂是骂的,诉是诉的,连那些细伢子当着面都晓得不得罪人,有几个细伢子讲话还跟得“老粒子”一样:“睐个要乱讲我的冤枉话,我乱通娘和的咧!”

       张书记拿这事也用不出什么最好的办法来,最后宣布:“散会!回去把谷子通通送到仓库里来!”

      于是,人们一箩一箩,一包一包,将自家的“数量”不多不少地送还仓库。张书记在最后的大会上恶狠狠地把寨古冲人骂了一场:“从大到小,个个都是满脑壳的资本主义”。

       他骂完望了望我:“你们要向知识青年学习,就只他们没有偷集体的稻谷(还有一户富农分子家没有偷他没点名)。”

       那时候我大儿子刚出世,翘妹子还在坐月子,我一天忙得搞脚手不赢,我真的没有捡一根谷穗进屋,全队的人都晓得。再说,我也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干这种事。来农村5年了,第一次得了公社书记表扬,我的确是抖了一盘冲!

       酉寿又当上了队长,还兼任保管员,晚上他吹哨子组织社员开会学习;白天他吹哨子喊出工,他在田里忙,又在仓库里忙,一天到晚忙个脚手不停,比覃大个子当队长负责得多。

      不久,他硬要把他的三儿子拜我做“亲爹”(干爹),我答应后他立即叫他婆娘挎着篮子,提着鸡鸭到我家,从那天起,他就改口叫我“亲家”,他的四个儿女都叫我“亲爹”了。
       他经常喊我到他家喝酒,我也一一还礼,弄了点好菜我总要打点酒来要他陪我,我们交谈越来越密切,他跟我讲了心里话。他说他是共产党员,是有组织的人,他必须听上级的话,领导要干甚么就干甚么,这样自己就不会吃亏。听了领导的话,干出的事再干得差上级都不会怪你;如果不按上级的办,听下面人讲的人去干,干得好上级不得讲你蛮多好,干差了就会丢官,我丢了官就会被别人欺。我的手上多多少少要掌握一点权,才不会吃亏。

       当我问起向书记他们那桩冤案的事,他听后冷冷一笑:“那是我们上级那一层领导在‘刮共产风’,都垮了,要换新的领导了,我才跟着垮台,人一垮了甚么事情都抖出来。”

       我听这话还是有些反感:“你冤枉别人还是不对的嘛。”我忍不住说了这么一句。

     “甚么叫冤枉他,他向应福在大队另立山头,组织一帮人跟大队唱对台戏,其中有几个出身不好的复原军人特别凶。那时候天天喊要解放台弯;蒋介石又喊要反攻大陆,我把这事向上级反映,上级认为有反革命动机要这么定案。我一个大队书记有好大的权利抓他们去坐牢哦,还不是上级的决定。”他讲的条条是道,看来,他一点都不承认自己的错。

       有时他还讲:他与向应福这辈子算是结成仇了,他必须稳稳当当地走,紧跟党走,听上级领导的话,就是天塌下来还有个子高的人来顶着。

       酉寿就是凭他听上级领话连续当了5年队长,兼任保管员、记工员、治虫员、育秧员。他整天忙不赢,落雪下雨他都有事干。

       年三十夜,他挑着牛粪往田里走,还吹着哨子喊:“作最后一天贡献啦!”

       大年初一,他又拿着锄头走下田挖肥坑:“大家来啦!来过开门红啦!”

       头一年还有年轻人跟着他干,后来几年就没有哪个听他那么多了。他无所谓,照样干他的。每年他的工分在全队劳力中最高,但没有一个人敢讲他的空话,他的确是做了这么多工。

       他当队长这五年,生产队没有增过产,基本上是保产和减产。1975年减产,到通道县去借粮的时候,他被拖拉机压伤。这样,他的队长职务一下被爱出风头的民兵排长给夺了。

       排长当了一年队长,增了几万斤扁壳谷,人累得要死,成本还花得高,搞得年终分红只合两毛钱一个工,超支户猛地一增加,社员们屁眼里都是气,酉寿背着排长就骂:“先长眉毛短,后长卵毛长。他毛头毛脑的有甚么能力当队长喔。”他在大队稍微一“活动”,队长职务又被他夺回来了。

      我们病退回城的时候,酉寿还当着队长,在迁户口的时候,酉寿还是帮了我们的忙。我们欠下生产队1100斤谷。按规定要还清这些谷,生产队才能在“准迁证”上盖章。生产队的公章在他的手里。他拿起“准迁证”一看:“还过甚么‘白’喔,我跟你免噶它!”

       我一看他各样爽快,便决定喊队上的队委们吃餐饭,将事情讲清一下,他同意我的做法,要我准备点好酒。他有把握把这事摆平。

       我将长沙带来的叉烧肉、香肠、花生米端上桌,跟队委们倒满酒:“我15岁就来寨古冲,整整13年了,现在一家人要走了,感谢大家这些年来对我们的照顾,这些年来跟队上增添了好多的麻烦。”

       我话还冒讲完,大家连声道:“快莫是各样讲喔,你来这里呷足了苦,累得有,能走就好喔!”

       酉寿讲话了:“事情是这样,他到会计那里结账,他一屋人十几年来,欠了队上1100斤储备粮,这储备粮吗,家家户户都欠得有,最多的有四、五千斤,开先,我们几个队委商量了一下,他们这1100斤储备粮免噶算了,看其他的人还有甚么意见啵?”

       他的话说完,桌上的人没一个做声。 翘妹子插一句:“如果队上硬要逼我们还的话,我大不了从长沙买粮票来还,不过,那我们就会把这储备粮的账本拿到公社去看,每家都要还几千斤我们才肯罢休。”翘妹子这话讲得蛮“闷台 ”。

       我连忙转弯“嗨呀!你讲些各号混账话做么子咯?”

       酉寿连忙接音:“你亲娘快莫是各样讲,让公社晓得了,那我们寨古冲人又要呷足亏了。”我明白,酉寿这话是讲给在坐的人听的,带威胁性的,这是他的老套路,他和翘妹子在一唱一和。

      我又将队委们的酒碗里的酒倒满,把大片大片的叉烧肉往他们碗里夹,我叹了一口“唉!冒想到我当了十几年的农民,起早摸黑地累,到头来还欠下这一笔粮账,未必我们真的要到不种田的长沙市买粮来还么。”讲到这里我喉咙一梗,还真讲不出话了。”

       在坐的队委个个开口了,我冒得意见,冒得意见……

       酉寿拿出公章:“大家冒得意见我就盖了!”说完“哆”地一下,公章盖在了“准迁证”上。我们欠下的这1100斤储备粮就这样摆平了,酉寿的确帮我们的大忙了。

       回城后我经常写信给他,只要有金麦大队社员或读书的学生到长沙来,我都接他们到我家做客,他们回去时我都要捎些吃的穿的东西给酉寿。1988年我们一家人回寨古冲过年,三十夜就在他家过的,他要他儿子跟我拜了个“大年”(送腊肉及礼品十几种),我又把他儿子接来长沙住了好些天。

        2006 年我和翘妹子再回寨古冲过年时,酉寿半年前作古了,享年76岁。听寨古冲人说自从分田到户后,酉寿的田一直作得不好,每年都减产亏粮。他做木材生意亏本,搞种植业也亏本失败,随搞甚么事都是失败。

       有人说他的名子取得不好,叫“杨通培”,通通的赔了,他又将名子改成了“通金”,但岁数不饶人,再改名字还是发不了财。

       好得他的几个儿子后来还混得不错 ,几个孙子还读了点书,多年在深圳做事,算为他增了点面子,他们一大家子人还算圆满。

       尽管金麦人对他一生的评价不很好,但我认为他是一个有原则又通情理的人。在知青受压受排斥的时候,他讲公道话;在我们遇到困难而又最关键的时候他出手帮忙,我永远记住他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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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向

      老向是我们金麦大队支部书记。我们刚到农村的时候,上级就嘱咐过我们,说是有这么一个规定,书记不能当着面叫他书记,要叫“老”字,张书记叫老张,李书记叫老李,这位向书记当然就叫老向了。老向名应福,社员们当着面还是叫他向书记,背着他就叫他的名字向应福。 “老向”这称呼是我们知青和那些共产党叫的,我们那时能跟共产党员一样口气叫他老向,说明我们知青还是有点政治地位的,叫他老向还感到好荣幸一样。

      我们知青第一次见到他,是1966年2月在造林的时候见到的,那时他刚从芷江搞“社教”调回来了,他在造林的现场召开贫下中农会议,他让我们知青们坐在他的身边。首先,知青的大组长靳妹子向他介绍我们知青的姓名。

      靳妹子手指着知青,一个一个地报着姓名,报一个名字,老向点点头,当靳妹子报到我和肖求生的名字时他笑了起来:“哈哈!一个‘求生’,一个‘晏生’,这两个名字取得有味道。”

     我仔细看了他几眼,个子瘦瘦的不高大,长得还秀气,脸块长长的,眉毛稀,眼球大,嘴巴有点扁,就只笑起来的样子看不得,脸上尽是“树根根” 。

      他手拿笔记本同大家作报告,他讲话时好费力一样,讲了好多我有些听不懂的话,但最后讲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一句我听懂了;讲“要多抓些‘活靶子’上台来进行批判”我听清楚了。

      他讲话还真的上算,几天后大队就召开社员大会,把大队地主、富农份子都揪上了台。他把他们四家湾队上的一位叫“犟把子”的地主揪到台中间,手指着他的头说:“他是个很不老实的地主!我们队上开会要他交待他的罪行,他毫不厌烦。”

    “毫不厌烦”这是句什么话呢?我们知青都没有听懂,只见几个有点文化的社员在偷偷地笑。喔!原来他是讲犟把子“毫不耐烦”,讲成了“毫不厌烦”,这下可好,犟把子自己听了都笑了起来。

       后来我们才晓得这位向书记只读有一年的书,他开会作报告又喜欢乱用词,经常出洋相。他文化不高,但革命斗争精神特别强。他从芷江社教回来不到半年,大队就召开了无数次批判大会,每次开会每个队都要求送上几个“活靶子”上台来批斗。批斗会开完,宣布地主、富农份子滚出会场后,就由他来作“指示”了。

       他每次上台总是把肩上挎的黄书包往桌上一放,拿出他的笔记本一边讲一边看。每次讲到最后,他就要大声吼几句:“该批的要批!”吼一句眼睛皮子眨几下:“该斗的要斗!”。眼睛几乎全闭了起来,然后站起来把手一举,扯起喉咙一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一句叫完后就散会了。

       批“三家村”运动开始了,老向特别忙,他走着那八字路,每天都要带着几个大队干部到每个生产队来“视察”,要求揪几个“活靶子”出来,他一再强调要走在运动前面。

      金麦的“小邓拓”,几家伙就被揪出来了,老向宣布批斗会开始,把金麦的“小邓拓”龙立科揪上台来。只见一个矮个子老头被民兵押上了台,他是寨贯生产队的,听说他旧社会当过几年兵,解放后劳改几年放了回来,前几天在田里干活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我好多年冒看见向书记犁过田了。”有人把他这句话学给了老向听。

       老向一听大怒:“这是对运动不满,小邓拓自己跳出来了。”

       批斗会第一个上台的是一个小学生,长得鼓鼓墩墩,脑壳特别大。他手拿语录本,手指着龙立科:“我们大队出了个小邓拓,他的名字叫龙立科。”

       他的话刚讲完,会场一遍议论声,我们知青都搞不清是为什么?寨贯的知青杨为政告诉我们,这小学生是龙立科儿子。儿子上台批来子,金麦还是第一次看到,所以会场里议论纷纷。后来听说是老师逼着这小学生做的,老向大力支持学校老师做的对,只可怜这小学生后来被人讲得有,他才十来岁人懂什么呢。

       运动是越来越激烈,人民的确是发动起来了。田埂上插满了语录牌,人人都要背得几条语录才行。金麦人送公粮要翻过里15 里的洋溪界才到公社的仓库,离仓库十几丈远是一笔陡的上岭,就在这里站着一排学生,他们手拿语录本要每个人读一条语录才能进仓库,搞得人人都张开嘴巴出气,慢吞吞地读完一条。我们知青总是选一条最短的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送公粮是最累的季节,但这时候的会又最多,每天晚上不是生产队开,就是大队开,每次大队开会老向总是到会场里来看有人打瞌睡没有,他总是板着那张脸,做出那“卖牛肉“的样子。

       有一天开会,他突然扯起喉咙宣布:“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主席----毛主席,把刘少奇的相取下来!” 说完上前亲手把刘少奇的相扯了下来。

        又过一段日子开大会,他又扯起喉咙喊:“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又过一段日子开大会,他举起右手,要大家跟着他呼口号:“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又过一段日子开大会,他举起双手说:“以后读毛主席语录前面要加四个子‘最高指示’!”

        第二年天气热的时侯,“打倒走资派”的口号喊出来了。我们的老向就不再在开大会的时候高呼了。

       公社书记、社长这些“走资派”都被揪了出来,大队书记也算是“走资派”,也要揪出来批斗,这一下老向霉了下来。

       大队也成立了造反派组织,写出了大字报《向应福的十大罪状》。我们金麦知青也发“妈妈疯”,成立了“雄鹰”战斗队。终于有一次,晚上开大会时把他老向喊上了台,要他向贫下中农请罪。

      老向走到台中间,头一偏起,腰也偏了,脸块越发显得长了,和早几个月在台上喊口号的模样对比的话,完全成了两个人。

      不久,知青都回城了,男知青只留下我和肖求生。一天,我到肖求生队上去玩,看见对门田坝里有一社员犁田,他是做的“窝线犁”(从田中间里往四边犁)。他的“窝”做得特别好,田犁到一半了,几乎同那丘田的型状一模一样。我那时正好在学犁田,做窝线犁总做不好,所以见窝做得好的田非得多望几眼。我干脆往那丘田边走,倒看看是谁犁田犁得这么好。我还隔几丈远忽听那犁田人一声喊:“晏生,到哪里克喔!”

       我一听是老向的声音,原来犁田的人是老向哦!我感到好意外一样。我忍不住喊了他一声:“向书记,你的‘窝线犁’做得好得很啊!”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就喊了他一声向书记。他赶着牛到我面前,“滑”了一声停下来。

       他同我扯了一阵子谈,他告诉我:“窝线犁”就是多提几次犁;耐烦点多打几个转…… ”

        我回来把这事学给几个玩得好的社员听,他们听后哈哈一笑:“你怕他向应福真的不会犁田哦,他插秧还插得快 ,还编的一手好篾货,做起事来手脚麻溜得很咧!”

     “他是坐牢回来以后就冒爱干农活了,他只望运动来,只要有运动来就看他的‘把戏’舞了。”

     “这场运动来得好,来到他的头上来了,他就下田干活了。”

       一天,我又到肖求生那里玩,只见老向朝我们走来。还隔一两丈远就开口喊:“晏生,求生。”他扯开嘴巴笑,脸上尽是“树根根”,还真的像林副统帅的样子。

       肖求生轻轻地对我说:“向书记好厉害的。他现在转移了大队的斗争方向,他要求造反派为他坐牢平反,他和县里的造反派联系好了,过几天就会将县公安局的几个走资派送押到金麦来。”

       老向同肖求生讲了好多,他说他出身三代贫农,旧社会受得有苦,父亲被土匪杀害。解放后他加入了共产党,他对党忠诚,他一直表现积极,没想到遭杨通培等人(酉寿——当年的大队书记)的陷害坐了牢,他这次一定要平反。他要求肖求生协助大队的造反派一起搞好这次平反工作,他说这也是革命行动。他还说我们都是就地闹革命的革命知青。

        我心里有数,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好,听他讲了这么多我只听不答腔。肖求生出身工人,刚从长沙回来,见了造反的大世面,头脑也是烧热的,被他一席话讲得连连点头,他当场表态:一定帮他搞好这次平反。

        几天后平反大会开始了,在造反派的勒令声中,三位走资派被喊上台:

        纪光莆----县公安局副局长,当年直接办理那桩冤案的负责人。

        梁系榜-----当年的铺口公社的党委书记。

        王元清------当年派到金麦的特派员。

        三位走资派老老实实地站在台前,首先要他们向毛主席请罪;向贫下中农请罪。然后是受害人上台来控诉。

        第一个发言的是李家生产队外号叫“羊牯子”的鲍光福。他走上台大声骂道:“当年我被大队书记杨通培、民兵营长龙照乾一班子人捆在这个楼上。”他说着用手指了指头顶上的楼板。

        他又说:“他们毒打我一顿后又把我吊了起来,要我承认亲耳听到向应福他们开黑会,我实在受不住了就乱讲了一顿。”他说完抹了抹头上的汗水。

        接着又讲:“我被他们打得受不住了,我就乱说向应福他们是要杀你们咧。”他说完回头望了望站在身后的三个走资派:“ 我当时是被他们苦打成招的。”

       第二个上台来控诉的是外好叫“暖坨”的龙道培,他是老向队上的社员,是当年杨通培手下的治保主任,也是当年制造冤案的重要人物。他是在老向的指示下反戈一击的革命群众,他上台来的第一句话是:“酉寿来了没有?我讲杨通培来了没有?”

         他的话刚落音,就听到老向的婆娘荞鱼在骂:“杨通培跟我站出来!站出来!”

         可杨通培这“灵雀子”没有来。

         老向对着我们寨古冲的几个民兵喊:“跟我把杨通培喊来!”几个民兵互相望一望没有动。

         我连忙答腔:“下午我在正冲头砍柴时,看见他翻上了岩窝界,可能是到岩窝寨她妹夫家里去了。”

       我这么一说,荞鱼又骂了起来:“这酉寿挨万刀的晓得跑啦,晓得躲啦,他在这里的话我要夹在胯裆里打!”

        肖求生一看不对劲,今天是为老向平反,是批这三个走资派,怎么把矛头对准当地的群众呢。他连忙走到会场中间:“下面继续控诉走资派的罪行,不要转移斗争方向。”

       他说完又走到“暖坨”面前轻轻地说:“你今天主要的斗争对象是这三个走资派,你莫跟得哈筒卵一样扯别个讲做么子咯。”肖求生是咬着牙齿讲这句话,可见他有蛮气愤。

     “暖坨”又继续讲了,他东扯一句,西扯一句地不晓得讲些甚么,有一句话他讲了三遍:“三个坡扯不拢来,三个人总扯得拢来对质。”

       莫说我听起来烦躁,连老向都听得不耐烦了,他对肖求生说了一句:“不要他讲,在这里占时间。”

       肖求生早就忍不住了,他冲到暖坨前:“暖坨憋,你跟我下克咯。一杂各号哈筒卵一样!”

       接下来是受害人龙兴兰控诉,他当年被抓后没收了他在朝鲜战场的“立功证书”,还坐牢坐出一身的病.....他说着眼圈都红了,他是个老实人,气起来讲话不出。

      老向走上台来手指着纪光莆说:“当年就是他手拿冲烽枪带着一队人来抓的我们。我们坐牢都得了一身病,我们都是穷苦人出身,我们旧社会受苦,解放了还受你们的迫害!”

       会场上立刻静了下来,只听老向一一的控诉。控诉完后由梁系榜写了一份“平反书”,当场为受害人平反,并向受害人赔礼道歉。

       老向平反以后脸上又有笑容,那段日子只要碰到我和肖求生就会喊::“求生!晏生!”喊得好亲热。

       大队的造反派本来准备再开他一场批斗会的,因为他是大队的走资派。自从开了那“平反会”后,就不好开他的批斗会了。

       不久,肖求生回了长沙,大队的知青都走光,只留下我一个人,我很少到大队部去开会了。到年底分红后我有了路费钱,也回长沙了。

       第二年“9.9”行动后,我和肖求生一起回到金麦,我们挑着行李在洋溪界脚正好碰到了从对面走来的老向。我原以为他会像去年一样喊我们。到了面前还没见他开口,肖求生连忙叫他一声:“唉呀!老向你好!”

      “你们都来了没有!”老向就说了这么一句,脸还拉得蛮长。从我们身边一擦而过,那八字路越走越八了。

        我和肖求生被他怄得凉了半节身。我们一路上听到一些知青说,现在的运动搞到知青头上来了,原来被打倒的走资派都上台掌了权,这正是“秋后算帐”的时候到了。

       我们想,在这场运动中我们没做任何坏事,就只参入了他老向的平反,这对他老向来说并不是坏事,他怎么对我们这种态度呢?我们真的有点想不通。

       我到寨古冲后才听社员讲,老向早几个月前到山西大寨去了一趟,回来后就把金麦的9个生产队合并成一个队,成立了全县的第一个大寨式的大队。他老向现在大权在手,把酉寿的生产队长职务给撤了。酉寿的岳父向庭荣也被他老向作为“21种人”给揪上了台,说是旧社会,是他买通土匪把他的爹爹给杀了。向庭荣否认这事,被他老向用皮带给抽了一顿,还关进了公社学习班。

       社员还告诉我,早几天老向在大会上大声吼叫:“现在知识青年在长沙呆不住了,都要老老实实地回农村来,接受我们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酉寿还悄悄地对我说:“这几天可能有‘行动’来,要小心些。”

       听酉寿这么一说,我心里一惊,但我又回头一想:怕什么,人一个,命一条,要死肚朝天!何况我冒做任何坏事。

       酉寿的话讲正了,3天后的一个晚上,我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我打开大门一看,门前站着一起人。为头的是高竹湾的生产队长龙立根,他对我说:“我们接到上面的指示,来抄你的家。”

       我说:“为什么要抄我的家?我是返回农村的革命知青!”

     “这一回每个男知青的家都要搜查,看你们是不是带枪支武器到农村来了。”

        我一听是搜查枪支,连忙推开房门:“要得,你们快点搜,搜了放心。”

       他们走进房里左翻右翻,没有翻出一点东西,我就只有一套换洗衣服和一床被窝毯子,一本日记本里面夹着5毛钱和2斤粮票,还有就是这次从家带来父亲写的那本书——《艽野尘梦》

        说实在话,我生怕他们把这本书搜走。没想到他们摸都没有摸那本书一下,只要站在我身边的龙立贵在我身上搜了一下,看我身上藏枪没有。他们没搜到一点东西便走了。

       第二天肖求生到了我这里,他的家也被搜了,他说男知青的家都被搜了,连夏姐两口子的家都被搜了。他说这都无所谓,最可气的是老向那家伙见到他还要做出那副卖煮蚕豆的样子。

      我劝肖求生莫气,这回我听社员讲了,老向是这么一个不记情的人,他比酉寿还不如。再说,他现在是“金麦大寨”的一把手,在公社也挂了一职,金麦人背着叫他“运动书记”,大队干部都同他合不来,他是这么一个古怪人

      几天后,全公社的知青都到了公社办学习班,公社书记张民主在会上作告。老向就坐在他身旁,张书记讲几句话,他老向就朝台下的知青扫一眼,他那眼神似乎在说:听清没有,现在是该听我们的了……那样子真的难看,原来只在电影里看见过这号人,没想到我们金麦就出了这号人。

       学大寨到第二年就再搞不下去了。穷队有意见:超支户的钱粮比任何一年都欠得多;富队意见更大: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算最差的一年。在全大队贫下中农一致意见下:撤散----“现贩子归原”

      老向这回“糜牢的 ”,一气之下到公社联合工厂去了。大队长李大富当上了第一书记,他也是同老向搞不来的。

    “三清三反”的运动来了,老向从联合工厂赶了回来,在大队开会的时候他又吼了起来:“该抓的要抓!该关的要关!该杀的要杀!”

       运动过后他又回到了联合工厂,开上了手扶拖拉机,一直开到“批林批孔”运动来了,他再次回大队抓运动。大队首先派一批人到公社学习,由老向带队,我和高竹湾知青周可夫也参加了。

      学习两天后,每个人都要发言,老向第一个发言,他又拿出他的笔记本:“……这个孔老二啊,他杀了少正卵。”

       哈哈哈!我和周可夫实在忍不住了,可夫笑了以后纠正说:“这个字不读卵!应该读卯,子丑寅卯的卯。”

       老向自己也笑了起来:“我是听公社曾秘书读卵,我就卵咧,讲到这人的名字取得各难听的。”他说完又嘿嘿一笑。这是我们看到他搞运动以来第一次笑,笑起来蛮油里油气。

       老向出洋相一字不过三。几天后我和翘妹子到夏姐家里玩,老向和他们队上的女知青王石扬也来了。我们坐在夏姐堂屋里扯谈,堂屋板壁上帖着一张北京天安门的画相,老向望着那张画出神,突然说了这么一句:“未必北京就只各一幢屋吖?”

        我们互相望了他一眼,王石扬和翘妹子忍不住哈哈地笑了起来,越笑越厉害,笑得两个人抱成一堆。老向这一下好尴尬,晓得这句话说得太蠢了。我当时没有笑,我心里在想:老向啊,老向,你一个共产党员,十几年的大队支书,你脑壳里到底装的甚么东西喔!

        在这场批林批空的运动中,老向又揪出劳改释放犯鲍光镜做活靶子。在批斗会上老向要他跪下,突然他拿出早准备好的皮带,对准鲍光镜的头上一顿乱抽。鲍光镜痛得受不住了,说了一句:“你一个共产党员怎么打人。”

      “你以前搞阶级报复,我打的就是你!”老向讲的阶级报复是什么,我当时搞不清楚,后来听社员说,鲍光镜以前想调戏他的婆娘。哦!原来如此,怪不得老向气得动手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大队也开过好几次大会。老向没有像以前那些运动一样大吼大叫,批这批那。开大会他总是一个人坐在一边不说多话,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不久,我们就回城了。 1988年我们一家人回金麦过年,好多社员陪着我们逛金麦,在三队的大路上遇到了老向,他老远就向我打呼“晏生!你来啦!”,走到我面前握着我手:“老噶啦,老啦,以前在这里时是个‘小把戏’啊。”

       他走过后我问社员:老向开大会的时候还大喊大叫么?社员们听后哈哈一笑:“现在冒得几个人理他了!”

      “他碰到以前被他整过的人老远就躲路。”

      “对面碰哒的话,他让在一边,生怕别人撞他下田里。”

      “他这辈子整人整得多,得罪的人太多了,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喔!”

        老向和酉寿都是2006年过的世,听金麦人讲自从分田到户后,他俩就再没有“暗战”了。

        还听他们寨子里的人说,老向的晚年不如酉寿,他学年轻人的坏样到县城里“玩鸡”,结果是惹了脏病,死得蛮遭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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