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是潇湘晨报一个专题报道 第一站是长沙坪塘 ，征得作者同意，我想把整个系列集中在这一个帖子里， 灯火认为如何？
137年前归葬长沙坪塘，周围不许任何拆建、砍伐或建桥修路
撰文/李超平 摄影/曾海波
3月5日，长沙市岳麓区坪塘镇伏龙山狮子峰，曾国藩墓。
据朋友荣挺进在国家图书馆所查，所有写曾国藩、或由曾国藩撰写的书籍，从清末光绪年间到现在共有700多种。套用西方人一句老话：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曾国藩。2011年3月5日，大型电视纪录片“走读曾国藩”摄制组一行从长沙出发，沿长江而下，穿越赣、皖、苏、沪、浙等省市，追寻曾国藩与湘军的足迹，探求他们深刻影响近代中国的真正内因。
［首站长沙 拜灵启程］
1872年
浅葬长沙金盆岭，曾纪泽日记显示每月祭拜两次
曾国藩是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1872.3.12）猝然去世的，终年62岁。据其生前流露出的“叶落归根”心愿，其弟曾国潢，子曾纪泽、曾纪鸿等从南京扶柩回湘，五月下旬才抵达长沙。因为天气开始变热，遂在六月下旬选址浅葬于长沙南门外金盆岭。
《曾纪泽日记》上册第215页记载：“同治十一年六月初七日 卯初起。饭后至九叔父（曾国荃）宅，偕刘训阁军门往金盆岭，看浅葬之地。山环水抱，藏风聚气，洵不易得，虽永安先灵可也。”
这场“浅葬”几乎花了曾家人一个月的时间。《曾纪泽日记》上册记载，“七月初六日，至金盆岭，祭告筑毕”，“七月十九日，至金盆岭谒墓”。日记显示，曾纪泽后来两年里几乎保持了每逢初一、十五日必定出城往金盆岭拜谒曾国藩墓地的习惯。
2011年3月5日，我们摄制组前往拜谒的地方，却不是在金盆岭，而是在长沙市岳麓区坪塘镇伏龙山狮子峰。
1873－1874年
本想归葬家乡，但紫竹林墓地“皆嫰石”，“不可用”
浅葬，即表示曾家人此时并未完全确定曾国藩就注定安葬于长沙，固然有日后与欧阳夫人合葬的考虑，也有再次选择墓地的意图。曾国藩曾想葬回老家湘乡曾家祖坟，但上好的位置已经用完，他亦拒绝了移动父母的坟地。后来他想起了早年办团练时长沙郊外的一处地方，这或是曾国藩初葬于长沙金盆岭的原因之一。
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一（1873），曾纪泽的岳父、湘军集团的重要成员、原陕西巡抚刘蓉在其家原湘乡县去世。次年二月（1874），刘蓉正式安葬前夕，刘、曾的共同好友、原广东巡抚郭嵩焘，由长沙出发走水路12天到湘乡（郭在日记中写道：途中“守雨竟日，推蓬兀坐，昏不见人。平生舟行留滞，亦未有若此次之苦闷者也”），他此行专程前往刘家选定的墓地勘察，并顺便查勘曾家为曾国藩物色的一处离老家不远的墓地。
据郭嵩焘日记，这块由曾国藩弟弟曾国荃看中的墓地叫紫竹林，是湘乡与湘潭县交界处的铜梁山的一个山峰，在山顶，可“见曾宫保（曾国荃）所治田庄，塅势之敞，水口之紧，真壮观也”。但郭嵩焘并不看好这里的风水，他在日记中接着写道，“此行于霞兄（刘蓉，字霞仙）葬地尚为慰心，于文正公此地耿耿”，虽然他认为“劼刚（曾纪泽）负强用气，吾言必不足征信”，但还是觉得应当“一尽言之”。
紫竹林墓地还是动工了。据曾纪泽写于祖宅富厚堂的日记，“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寅初起，饭后偕彭琴堂起行，辰正抵紫竹林，画定山穴”。直到次年二月二十五日（1874），挖掘过程中，发现“穴心，视之亦皆嫰石”，才认可“此地不可用矣”。
曾纪泽由此否决了将其父改葬于家乡的计划，而最终选择了今长沙市岳麓区坪塘镇伏龙山之阳的狮子峰。狮子峰这处墓地，据说是清廷出费用，派堪舆大师寻访得来的风水宝地。不过在曾纪泽日记中，并未见到只字片语。
1874年
迁葬长沙岳麓区坪塘镇狮子峰，“但求土质洁燥，可安体魄”
同治十三年（1874）八月十三日，曾国藩原配欧阳夫人去世，曾国藩的最终归葬之地已经尘埃落定，长沙坪塘伏龙山。曾纪泽十月初六日记记录了迁葬过程：“午初三刻（11点45分）至坪塘伏龙山，在山寺小坐，陪青泉入山，定向址，钉桩志之，未正（下午2点）始毕……夜至金盆岭谒墓。”
接下来，“十月三十日，……至金盆岭，监各夫役启阡（起棺）。”“十一月初一日，阴，微雨。率夫役安置文正公灵柩于大舆上，行六里，至南湖港，登舟，行安柩礼。旋解缆顺流下，泊大西门……”“十一月初三日，晴。辰初出殡，由大西门，遇路祭者三起。巳初二刻登舟，安置先太夫人灵柩，与先文正公并列。城中文武各官，自中丞以下，咸来祭奠……”“十一月初四日，晴。奉迁文正公、欧阳太夫人灵柩升舆登山。辰二刻离船，巳正二刻到山，安柩坎傍，诸客行礼，酬答良久……”
他在日记坦言，“与伯固及诸友议论方向、上下之位良久”，也表达了对风水家言的“茫然不解”，认为“勘舆家无真实可据之理”，但“以葬亲不敢不慎，聊从俗一拣择之”，他认为“究之五患之外，但求土质洁燥，可安体魄而已，其余皆臆说耳，何是据哉”？
曾纪泽的这番话，颇有乃父之风：可以不认同，但不要排斥，体现的是一种有容乃大的胸怀，也不枉文正公深陷安徽祁门绝地还不忘以书信谆谆教诲“纪泽儿”。
2011年
墓地周围，30年来不许任何拆建、砍伐或建桥修路
曾国藩现在的墓地，距坪塘镇中心区约4公里，距离长沙市城区潇湘大道、绕城高速、岳麓大道三干线主匝道约为2公里。曾墓原先建筑规模很大，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分为墓冢、墓围、拜台、平台、神道、牌坊、墓庐、碑亭8大部分。距墓约60米处立有“太傅大学士毅勇侯曾文正公神道碑”，系大学士李鸿章撰、翰林黄自元书，叙述曾国藩生平功绩。
我们在曾文正公的墓前肃立、鸣炮和鞠躬。只能说，青山有幸埋忠骨。我们随后访问了当地的村民。一方面，狮峰村的人非常以文正公安息于此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又有些许埋怨，因为三十年来，一直不允许在划定的区域内有任何拆建，包括砍伐一草一木，也包括建桥修路。不过说到底，还是认同了曾文正这个儒家人。所以，我们选择到文正公墓地致敬、禀告，祈求先贤护佑我们寻访曾国藩足迹的道路一帆风顺。
走读曾国藩
[壹·长沙]
为什么从长江开始？曾国藩三任两江总督，恰是这条经济大通道的治理者
1860年代，长江，这条排名世界第三的亚洲大河，把“老大”非洲尼罗河与“老二”南美洲亚马逊河远远地甩在了经济排行榜的后头。东亚的经济中心，从十三行时代的广州，北移到了十六口通商时代的上海。是两次工业革命后，英、美、法、俄等西方国家潮水般外溢的商品，造成了这样大跨度的位移。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五口”，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十六口”，长江沿岸增加了宁波、上海、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六个通商口岸。蒸汽船、航向标、机织布、煤气灯、照相术、自行车、消防队，这些闻所未闻的洋玩意儿从入海口溯流而上，经江苏、安徽、江西、湖南，直达面积广阔、物产丰富的中上游地区。
曾国藩三任两江总督，恰恰是这条经济大通道的治理者。跨国公司、外资银行、地产泡沫、金融危机等，在他的那个时代已经发生。无论对于他个人，还是那个大清国，这些都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他不是没有抵抗过，曾经对洋枪不以为然，对洋医将信将疑，对洋布敬而远之，但是在人生最后的12年里（1861-1872），对手逼迫他行动起来：建安庆内军械所——第一座兵工厂，铸黄鹄号——第一艘蒸汽船，建江南制造局——亚洲最大的造船厂，铸恬吉号——第一艘军舰，“商战”一词独家造，轮船招商拍板办，幼童留美破天荒……当我们从尘封已久的档案里抬起头来，不得不承认当年他的行动，不仅改变了他的时代，还在潜移默化我们的今天。
这就是“走读曾国藩”从长江开始的原因。文/曾海波
曾国藩（1811－1872）
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荷叶塘白杨坪（今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兄妹九人，他为长子。28岁考中同进士后，他一路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
宝照渡可能真的该修桥了
家有四姐妹，因为从小性格内向，每次走远亲，带的都不是我。
老家在宝照渡对面的石板村，第一次过渡大概七八岁。妈妈带我去会同县城，记不清是去干吗，只记得过铁船（那时候，我们都叫铁船）时，很害怕翘板（船两头靠码头的铁板）压到自己的脚。看着它游过来，听见“嚓”的一声，我吓得跳了起来，随后被妈妈一把攫住，提到了翘板上。
后来上初中，每次回家过渡，看到船在对面，就觉得非常不幸。那时候，如果恰巧碰上船刚过去，就得等上半个小时。天快黑，路太远。过河后，还要一个人摸黑走一段山路，每次都是一边跑，一边往后看。2004年，上大学后，每年放假回家，看到的都是越来越破旧的铁船。2007年，男朋友第一次去我家，过渡船时，觉得非常有意思。他拿起木棒，掐住钢缆想往后拉，但每次木棒都被钢缆卡住动弹不得。毕业后，回家的时间更少了。2009年，从老家搬到连山乡镇上后，回家都不再过渡了。听爸爸说，我出生以前，没有铁船，是差不多样子的木船。
在当地人看来，这个渡口存在太久，变化太慢，因此对这一切都显得有些淡漠。不过，宝照渡可能真的该修桥了。
1.安义有条“曾国藩小道”：刘坤一或曾在此“请鱼” 作者 李超平
3月7日黄昏，摄制组沿“曾国藩小道”下山，小路起始处仍有完好的青石板，狭窄而逼仄，快要被荒草淹没。
3月7日，我们在驱车200公里从江西宜春赶到南昌之后，经过一夜停顿，再次出发，前往南昌市安义县新民乡塘边村，求证前一个雨夜，我们从《南昌晚报》总编辑叶先生那儿得到的关于“曾国藩小道”的信息。这个刊登在《南昌晚报·城市周刊》上的信息不在摄制组了解范畴内，却让我们非常感兴趣。不得不说，接下来一小时车程的路况非常之好。
同治五年（1866），正在围剿前线的曾国藩不可能来此祈雨
新民乡地处安义县西北部，面积约122平方公里，是安义县面积最大的乡镇，人口约1.4万，他们拒绝了所有工厂的进驻，全乡森林覆盖面积84%。
由新民乡纪委书记帅小生及塘边村委会书记帅式乾当向导，我们往狮山进发。狮山的海拔405米，有一条简易盘山公路直达山顶，路况良好。山顶是一处长宽各70米左右的平坦之地，四周留有完好的由青石片堆砌的围墙，高2米，宽约0.5米，已有130余年的历史，围墙下则是陡壁悬崖。这是一处树木浓郁的山峦，空气清新，环境幽雅，实在是一处休养生息的好地方。
平地居中有一个圆形池塘，直径约10米，四周用麻石作为围墙，但其实，这个地方并不出产麻石。东侧坐落有一座寺庙，名曰“圣水堂”。而从山门进入平地之处，立有一个仿古的四角亭，亭内竖着五块青石碑，上有碑文，这立即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这碑文的内容是江西巡抚刘坤一的一份奏折”，刘文宝乍一介绍，我们顿觉吃惊，心中涌起的，首先是一个不小的疑问：真的？假的？
“第二、三、四块碑是原物，其余两块则是仿制的，因为‘文革’中被损毁了”。村支书帅式乾坦言。我们仔细打量，三块原碑上的字体确实笔力雄厚、端正，像是旧物。而所指仿制的碑，其碑文字体确实气势委顿、笔架软塌，与另三块原碑上的文字有着明显的差异。
之前，当地人对碑文字的解读是，晚清同治时期的江西巡抚刘坤一、两江总督曾国藩曾于同治五年（1866）亲临此地祈雨，百姓因感念其德，便将为他们二人上山而修筑的青石小径命名为“曾国藩小道”。询问帅式乾，他今年49岁，“曾国藩小道”之说，是受其祖父、父亲口代相传的，可见由来时间也不短，且是当地村民的普遍认知。
但不得不说，同治五年（1866）时的曾国藩，是不可能来到此地祈雨的，因为当时他正在围剿捻军的前线，其年谱里该年行迹中没有关于他曾经涉足江西的任何记载。刘坤一是否到过，则还需考证。
意在祈雨的“仿奏折式”碑文中，“臣”字显著小于其他文字
疑惑之余，我们将碑文逐字解读。起首就是“江西巡抚、臣刘坤一奏，为龙神灵应显著，请旨敕加封号，并恳御书匾额，以昭庥况而顺舆情，恭折仰祈圣鉴事”。
不难看出，全部碑文竖排，显然是仿照奏折式样来刻写的，遇有“皇太后”、“皇上”等字样时，都会另起一行并高出一格，“臣”字也显著小于其他文字。行文语气也很规整，不像是杜撰。碑文中赫然出现了“大学士、两江总督臣曾国藩”字样，实在令人惊讶。为稳妥起见，我们逐字辨识，并不时讨论，几次三番之后，终于弄清楚了这些碑文的意思。
第一块碑，写的是圣水塘（一眼所见的圆形水池）及“圣水堂”寺院的缘起。第二块碑文，则是抄录原江西巡抚刘坤一的一份奏折，其大意是：此处水池由来已久，春夏不溢，秋冬不涸，旁有龙王祠，当地百姓相传池中有一种四脚神鱼，据传是龙王的化身，总于大旱之年出现，视祈雨者对龙王爷之诚意多寡而显灵布雨。此事在府志（当时属南康府）、县志中有记载。
同治五年（1866）五六月间，南昌一带大旱。刘坤一曾亲率全城官员祈雨，却无效果，人心为之惶动。遂于七月初，派人前来此处“请”神鱼，鱼刚进城，大雨即倾盆而下。但当时刘坤一并不觉其神，而是“犹以为事之偶然也”。直到五年之后的同治十年（1871）五月至六月，江西再次大旱，“复请神鱼”祈雨，又再次连降大雨，遂认为确有“灵应”。刚好朝廷当时有“凡志乘所载庙祀正神，实能御灾捍患，有功德于民者，请旨敕封”之规定，故为之上奏求封赏。
而奏稿中之所以出现了曾国藩的名字，其实是刘坤一为郑重其事，请他联署而已。碑文还显示，此份奏折系安义县优贡生熊子沂于同治十二年（1873）仲夏时节照录。
很显然，这篇奏折的内容揭示了一个真相，那就是刘坤一与曾国藩均不曾踏足此山。所谓“曾国藩小道”是刘坤一当年为迎接曾国藩上山而特意修筑，其实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并没有事实根据。但是，这样的说法既然存在久远，显然有其缘由。一方面，本地山民没有能力准确解读碑文，仅凭内中有“刘坤一”、“曾国藩”及数处“祈雨”字样就臆断他们曾经来过此地。另一方面，这样的冠名也未必不是山民淳朴情感的一种寄托，他们或许并不介意这两位名人是否真的到过，而是感念为解决百姓难题而想方设法的良吏。
当问起“太平军”，当地村民脱口而出：是“长毛”吗？
就我们亲自勘察所见，这条“曾国藩小道”尽管因盘山公路的出现而被荒废，但确实还能在密林中看到残余的痕迹。
路基宽约40-50厘米，靠山顶的部分已经没有青石板，据说是被山民们撬走用在他处。下山之后，我们又特意找到了这条小路的起始处，亲眼目睹了完好的青石板路，狭窄而逼仄，已经将要被荒草淹没。显然，这是一条方便人们上山求福的小径，却被好心地冠上了一个名人的名字。更有趣的是，他们对这两个叫“曾国藩”、“刘坤一”的人的其他历史并不知晓，更不用说“湘军”是什么概念。而当问起“太平军”，他们脱口而出：是“长毛”吗？
至于“神鱼”，安义县电视台的记者刘文宝提供了一个信息：大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他接到了当地村民帅式乾打去的摇把子电话，声称圣水塘里出现了一种有四只脚的小鱼。他赶到现场，亲眼看见这种小鱼长约5-6厘米，背部有黑纹，腹部粉红，接近透明。鱼装在玻璃瓶内，摆放在地。为确保拍摄效果，他还特意在瓶底放了一张白纸加以衬托。照片及报道文字曾发表于光明日报及本省报纸，但该报纸存档尚需找寻，而影像资料一时难以从该台资料库中寻得，且也担心时间已有十余年，磁带早已自然损毁。他甚至说还记得当时用的是松下那款M9000的机器，笨重无比，使他爬山时吃尽苦头。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再没有这样的消息传来。但是我们推测，贵为一省巡抚的湘军名将刘坤一，他在对待这件今天来说很“迷信”的事情时是非常慎重的。同治五年首次派人“请鱼”进城祈雨成功之后，他并没有草率上报，而只是当做偶然。直到五年之后，这种“灵验”被再次重复时，他才郑重其事，为此还特意请两江总督曾国藩联署名字。以今天的理解，曾国藩应当看过此折，明了其意，才同意添上自己的大名。
值得注意的是，为这事上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顺应“江西兵灾之后”黎明百姓急需休养生息的呼声。故此份奏折开篇就提道：“江西兵灾之后，各府县或称某神保护危城，或称某神驱除巨寇，纷纷详请奏恳恩施；臣敷其事涉渺茫，情近陷渎，多予批驳。”由此看来，刘坤一既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更是一个懂得从善如流的人。
村支书家的族谱里
记载了族人击退太平军的事
踏访结束后，我们在村支书帅式乾家中翻阅了他们新修的族谱，因为上面收录了碑文的内容，我们用相机拍摄下来，再加以整理。我们还注意到其中收录了一篇题为《小陂崖剿贼歌》的短文，其中有“咸丰辛酉夏六月，发逆鼠窜安邑，分扰乡团，四出焚掠”之句，咸丰辛酉年即咸丰十一年（1861），发逆即指太平军。初步解读，其内容主要是写此地的帅氏家族为抵抗太平军的焚掠而奋起自卫，族人死亡二十七人，但击退了太平军。查曾国藩的年谱，该年六月曾经奏报太平军李秀成一部曾“扰逼南昌”，势必波及了紧邻的安义县。因此这段小小的族谱记载，与史实是吻合的。
回到南昌后，我们连夜查阅了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刘坤一遗集·奏疏卷·之七》第238页《安义龙神显应，请敕加封号并颁匾额折》，将其与碑文比对之后，只字不差，惟有一处疑似错误之处：标题下注有 “同治十年六月十日”，但文中又见“同治十年六月十一日（神鱼）到省”字样。或是点校时的失误将奏折日期弄错之故，有待今后再予厘清。 | 
发表于 2011-4-19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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