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朋友建议我写的。他要我说说旧体诗创作的心得。我来说心得是并不合适的，因为我写得太少，心得也就少。但这位朋友是我尊敬的，他交下任务，我尽力试试。也许因为我说大队部的七律《中秋节》好，他要问个所以然。我说，好就好在大队部的《中秋节》，写着自己的生活。
最近见有朋友在说平平仄仄的事，这是好。做旧体诗完全不顾格律要不得。几十年了，总有人以创新、改革做帽子而不顾格律，不见有成功的。原因简单，其他体裁多的是，你既不讲格律就莫往这里头钻。但不要把格律看得至高神圣，“有诗”才是重要的。“我去前头买盒烟”就是“仄仄平平仄仄平”，标准得很，却与诗无关；《唐诗三百首·七言律诗》之首是崔颢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若说平仄，是“仄平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平仄平。平仄仄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莫说第一句有大毛病，第三句可说是太没边了。泥于格律的朋友可以想想这事。这不是孤例，有心的朋友不用费大力气找得出一大堆。
可见，诗，真诗，才是评判的准尺。
旧体诗因为有格律包装，伪诗容易混珠。
有时候，几句合格律的话（不是诗），配上几句妙语，整首就成了诗，这是旧体诗的一个现象。比如薛道衡做人日诗，开头两句是“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听的人就嗤之以鼻，说这是什么狗屁？哪个说这家伙会做诗！到他说出“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就有“名下固无虚士”的赞叹了。
我是把旧体诗叫做“中国诗”的，像京剧叫“中国歌剧”一样；也像“中国画”一样。难得七律七绝五律五绝地叫。包括词，我都叫“中国诗”。近体和词都有格律。做旧体诗（一般指古风、近体、词）不懂格律不行，以为懂格律了就能作诗是误解。“格律”在“学问”这一块。王力就不会作诗。他并非没有写过诗，沈君逸先生就说过：“王了一的诗要不得。”可见学问与诗不在同一领域。
五四以来，旧体诗被边缘化。唐诗宋词是瑰宝，今天再用为主流文学形式已缺乏社会基础。因为既然是文学，毕竟要反映现实。这种体裁，连一个现代词汇都装不下。比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就装不下。新诗就不怕，散文、小说更加游刃有余。
但我们还是要做。我们喜欢它。马凯以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的身份大力提倡写旧体诗，这会有些影响。尤其，会有一批官员要学了。这也好，毕竟是国粹。说起“国粹”，又怕鲁迅来。先不管鲁迅，我们做我们的。
所以，如果把它看成是文学，就要写生活写思想，都要是自己的。要说活人的话。莫说死人子话。有些人写旧体诗生怕不“文”，写出来别人看不懂，或者念起来费劲。这都不好。其实唐宋名句，都是明白如口语的。有些人偏没留意到。你说“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哪句不好懂？为什么我们写出来的诗读起来，比唐宋人的作品还拗口？
这样一说，又莫以为入诗，语言可不讲究。既是文学，就得要用文学语言。俚语方言非不可用，确实要搭配得当。通篇方言土话，只会降低诗文品格。莫说作诗，就是散文小说也一样。长沙何立伟，做文章一口长沙话。但他用得精当，不但不觉其鄙俗，反倒是韵味悠长。从前有穷秀才，大雪天睡觉，穿一件单衣，上面盖一件蓑衣，蓑衣上面盖一个簸箕。他吟诗道：“雪子纷纷打簸箕，簸箕底下有蓑衣。余穷尚有三层盖，苦得穷人盖么哩？”这是用得好的。但慎学，易流于油。
新文化运动伊始，就有关于旧体诗怎样改造的思考。我记得胡适之写过一首《如梦令》，是写一对恋人的一问一答：
天上云开月破，
照着我们两个。
记得去年时，
为甚闭门相躲？
谁躲？
谁躲？
那是去年的我！
这是一种试验，还是讲格律的。自聂绀弩的《三草集》一出，人们发现，这位前辈为旧体诗的发展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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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14 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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