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 57# 游客晏生
看了晏生兄的《过年》，不由想起自己随父亲遣送回原籍劳动改造的事情来——
母亲死后，1966年8月父亲被学校工宣队押送回原籍：隆回县中团公社**大队**生产队劳动改造，我们几个子女一同随往农村。那年我还没满13岁，妹妹7岁，父亲47岁。父亲从小读书在外直至工作，一辈子没干过农活。我们一家三口人回到乡下时，很多农民来看热闹。工宣队的人把我们交接给贫下中农协会会长贺XX时重点指出：龚雨人是21种人，是戴着帽子回乡接受劳动改造的，要严加管制。贺XX是个独眼龙，个子矮小大约1.57米左右，尖下巴小眼睛。他整人的手段凶狠毒辣，因此被公社评为“阶级斗争”的积极分子当上了贫协会长。他老婆比他高出一个头，是个大胖子，方型脸，像孕妇的腰身，大嘴巴里镶着两颗包着金色皮子的牙，穿着对襟老式衣衫，见到人就咧开嘴傻笑。
我们一家三口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寄住在原来是我家的祖业、现在是我三叔公龚会畴土改时分到的一间二楼旧木房里。三叔公是我爷爷的第三个亲弟弟，解放前就在广东、福建大学教书，是个教授。解放后，他们全家迁到福建居住，分的房子几十年没人住了。因为是自己家人，我们就理所当然地住下了。父亲临时用土砖搭两张床，铺上稻草，在楼下过道房砌个小灶，这就是我们的“家”了。
父亲每个月都要去大队开“四类分子”会，接受批斗。
妹妹在乡下读小学，我们每天跟着父亲到生产队出工，那里的人很仇视我们。队里的劳力每人每天12分工，父亲每天的工分是6分，我的工分只有2分，队上是按工分分配粮食的，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干活，有些脏、重的农活还专门指定要父亲去做，譬如担牛粪、担石灰、双抢时犁田打耙等等，父亲任劳任怨，从不与人争工分。
由于我家工分少，每月分的稻谷不够吃，住在邻村的三姑（四类分子）经常派小儿子怡然晚上偷偷地送来几升米或几斤红薯。实在没办法了，父亲就挑着箩筐到几十里外的“司门前区”集市买些红薯挑回来吃，他的肩头被扁担压得一片红肿，但没听到他叫过苦。
父亲是个自立的硬汉，不想长期挤住在那个“家”里，就利用早、晚时间在旁边的地里踩土砖，要建几间土砖房。我三姑的儿子怡然表哥身强力壮，每天收工后就过来我家帮工，他能挑200多斤的担子，是个干活的好手。父亲把母亲生前省吃俭用留给我和妹妹的抚养费全部用来建了一栋两层的土砖房。
我们住进了新房，但是生活却更艰苦。没钱买红薯充饥了，父亲买些便宜的白萝卜回来当饭吃，把萝卜切成小方丁和点米一起焖熟。萝卜饭没有红薯饭好吃，淡得只想吃咸菜，多吃几天后，胃不舒服，总吐清口水，可能是萝卜太凉了的原故。没办法，父亲就在屋前屋后开荒种了些南瓜蔬菜，每天浇水施肥，眼看着一天天长大的菜苗，他很欣慰，每天早、晚都要在菜地里陪着看着。没曾想贫协会长贺XX不乐意了，他喊来生产队的人到我家门前开社员大会，当众拔掉父亲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菜苗，还手舞足蹈地叫嚣说：这是在复辟资本主义，我们要把龚雨人当作活教材，割掉他的尾巴！
正如我父亲在2006年打油诗中说的：
| 
发表于 2011-10-26 07:5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