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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冬季我和弟弟响应“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先后插队农村,次年父母又响应政府“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带着五个年幼的妹妹全家下放到弟弟所在的生产队。

  第一年国家给了500多元的安置费和商品粮指标,日子还免强得过。从第二年起国家中断了一切援助和供应,任其融入农民之中。

  由于人多劳少、加之生产队贫困,每个劳动日产值只有一毛九分钱,到次年6-7月份青黄不接时全家断粮,由于初来乍到,举目无亲,告借无门,加之农民时下也并不宽裕,全家老小陷入缺粮的恐慌之中。

  为了帮助父母度过难关,我主动向队长申请外出抓副业(贩鸭苗或放木排),将口粮全部留给父母,自己则在外买黑粮或依靠朋友帮助度日。

  即便这样我使尽浑身解术也难解一家八口缺粮之急,还是父亲打听到相邻的贵州省黎平县张鲁生产队有粮可以暂借,条件是秋收后归还国家粮库,帮其完成交售公粮的任务。在公社和生产队的担保下,父亲翻山越岭步行60多里,从张鲁借回三担谷子,这才度过了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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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楚风、书荟君对下放户的关注和同情,他们是当时政治清洗政策的牺牲品,其社会地位仅次于“五类份子”。在独夫眼里他们属于在城里吃闲饭多余的人,必欲赶走而后快。

  下放户来到农村后,分食农民并不富足的口粮,增加农民的负担,常遭鄙视讥笑和白眼,处境比知青更艰难。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母亲被“落实政策”全家返城。老父如今还时常教导我们莫忘邓小平先生功德,莫忘过去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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