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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结识孙殿英
　　我未见孙殿英之前，戴笠就向我说起过孙殿英。戴笠在执行蒋介石“搞垮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的密令时，同刘健群一道去天津租界与孙殿英见面，发现孙殿英所关心的事，不是抗日不抗日，而是找靠山。回到北平后，戴笠撇开刘健群，另作去天津见孙的准备。戴笠说：他找张学良将军写了一封亲笔介绍信，又找到孙殿英的好朋友，北方著名的政客张璧（张玉衡）和洪帮头子张树声，陪同他一起到天津。戴笠在英租界利顺德饭店住下，摆出很大的派头，请孙殿英在饭店见面。孙殿英知道戴笠是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一见面倒头便拜，连连说：“上次相见，有眼不识泰山，实在罪过，我们同在江湖上闯荡，只要蒋委员长用得着我，我愿一辈子做马前卒，要我割下头来，保证不割下耳朵，今日难得见面，送两颗红宝石作纪念吧，这是乾隆皇帝御用的朝珠。”戴笠当时收下，回南京后交给了蒋介石。
　　有一次，孙殿英向戴笠派在平汉路活动的张振武、徐静远两人表示，要面见戴笠，有要事相商。戴笠得到报告后知道孙殿英有求于他，觉得正是可利用的机会，就打电报请孙殿英到武汉见面。孙殿英带了大批的礼物到汉口法租界戴笠的住处，吹嘘自己有万余条人枪，而且还可以召集旧部数万，或者抗日，或者打八路，凭他闯江湖的本领，总不会落到石友三（石汉章）的后面。谈话之后，戴笠和孙殿英还拈香拜了把兄弟，孙殿英年长为兄，戴笠年少为弟。戴笠聘孙殿英为“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是戴笠、杜月笙、杨虎等搞起来的统一的帮会组织，名义上以杜月笙为主任委员，实际上归戴笠操纵）。更为重要的是，戴笠引见孙殿英见了蒋介石。
　　进入太行山，我第一次见孙殿英的那天上午，进了一个院子，只见孙殿英在院子里的影壁前，抬着头注视着影壁上悬挂的一把用红绸裹着的宝剑，左右两边站着几个穿长袍的彪形大汉，低着头听孙殿英讲话。孙殿英的副官对我说：“孙大爷正在传道，请稍等候。他已经知道高参要来，一大早就要我们准备好了茶点水果。”副官的话还没有说完，孙殿英一眼看见了我，几步过来好像老朋友似地搀着我的胳膊，大声说：“高参老弟，昨晚就知道你要来，我一早就等着欢迎你。雨农是我的把兄弟，你来了就和雨农弟来了一样。”
　　孙殿英拉着我的手说个不停：“那次到武汉得雨农弟的保引，亲自见了委员长。委员长叫我坐，我不坐，一直叫了四五次，我才坐下半边屁股，表示这是见了皇帝，不敢正坐正视。委员长向我说：‘你的情形戴科长向我说明了，你好好地为国出力，我已手令何部长扩编你的部队为一个暂编军的番号。’当我听到扩编为一个军的番号，立即站起来谢恩，又经过几次叫坐，我才坐下去问了一句：‘今后还有啥要指点的？’委员长瞪着眼睛把我从头到尾瞧了一遍，然后慢吞吞地说：‘老殿，你很能干，有作为，就是过去的历史不大清白，趁抗日救国之机，好好洗刷一番，以后不要胡来，有困难找我。’这一下，可让我出了一身冷汗，我立即站起来倒身便拜，我说：‘我过去没有找到亲爹亲娘，这次雨农引我找到了亲爹亲娘，走上了正道，从此我忠心不二，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我早向雨农盟过誓……’，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委员长叫一个参谋把我扶起来，改变了刚才严肃的面容，笑着连声说了几声好好好。第二天见了何部长，果然让我当了陆军暂编第五军军长，若不是雨农老弟拉我一把，我怎么能有今天啊。文高参，以后仰仗的地方很多，请进请进。”
　　走进一间大厅堂，孙殿英请我在一张大红漆桌旁坐下。我看见一张长条案的正中，摆着镜框镶着的蒋介石的大照片，照片左边放着蒋介石亲笔信的影印件，这封信是孙殿英手下的一个副师长靖任秋从重庆受训回部队时，蒋介石亲笔写给孙殿英的。孙殿英指着蒋介石给他的亲笔信对我说：“一年前有人在洛阳告发我的副军长邢肇堂和副师长靖任秋是共产党，庞老总（当时庞炳勋是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孙殿英归庞炳勋指挥）乘机找我的麻烦，说我养共产党想造反，我是一个老粗，哪里分得清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只好把靖任秋先抓起来再说，邢肇堂得到风声，带着副官和勤务兵跑掉了。庞老总非说是我把邢肇堂放跑了，三尺头上有神明，欺骗长官要遭雷劈的，我孙殿英一生不做这样狗屁倒灶的事情。可恨的是靖任秋，我让他到重庆受训，谁想他是共产党。这次高参老弟到山上来，好啊，如果发现我这里有不顺眼的人，该杀该剐，你说一句话，我照办，还望高参老弟见着庞老总，或者给重庆、洛阳去电时，为我美言。”我呢，也就顺着说了几句如果山上有什么困难，愿意尽力等的恭维话。当晚，孙殿英摆开盛大宴席为我接风洗尘。
　　在孙殿英的房间里，挂着一把宝剑，用红绸子包着。我问：“这是个什么宝剑哪？”
　　“这是乾隆皇帝的宝剑。”
　　“噢？”我有些惊讶：“乾隆皇帝的宝剑？我看看可以吗？”
　　“哎呀，老弟，你不必看，我这个剑骗不了你，你们哪，又是孙中山先生，又是蒋介石先生，又是黄埔学生，又是军事委员会高参，来头大得很，骗不了的。我孙殿英是个老粗，我手下当兵的是老粗，当官的也是老粗，他们到我这里来，我让他，向宝剑磕头。”
　　我还追问：“这是乾隆皇帝的宝剑嘛？我看看，看看。”
　　“哎呀”，孙殿英说，“算了吧，乾隆的宝剑我能挂在这里吗？挂在这里还不让人家偷跑了？你不必看了，这是不值钱的一把剑。”
　　我问他：“我没有过黄河之前，中央汇来三笔款，是伪钞，都汇给你了，你收到没有？”
　　“收到了，收到了，我记的有账。”
　　我说：“我带来了一个会计科长，明天他来对账。今天就不多谈了。”
　　孙殿英找了一个地主的院子给我做办事处，第二天，他来看我，送了一瓶酒，一只羊，一些肉。我带的会计科长等着对账，我对孙殿英说：“把你的军需科长找来吧。”
　　他说：“我的事情不要他管，和我对账就行了。”
　　我问：“账本呢？”
　　孙殿英不在乎的样子：“有什么账本啊？我在墙上划些道道。”我一看，墙上很多道子，这是划的什么东西啊？
　　孙殿英说：“你们看不懂的，这是我做的记号。”会计科长和他对账，他对着墙上的记号说，一点都不错。我想这个人的脑子厉害啊。
　　不久，春节快到了。我建议孙殿英一起到庞炳勋总部，借拜年的机会联络一下，也许能消除隔阂。孙殿英表示同意：“庞老总一向对我有看法，这次我们一道去拜个吉利年，也许他的心眼能改变一些吧。”孙殿英的手下与庞炳勋处通了电话，讲了前去拜年的意思，庞炳勋的参谋处长兼机要秘书刘泽圃来电话，表示非常欢迎，约定大年初二前往。孙殿英有点意料之外地说：“难得难得，庞老总一毛不拔，最怕客人去吃掉他的办公费。”
　　大年初二我们出发时，只见孙殿英带了一个卫士排，二十多匹骡马和大包小包的驮袋，我觉很奇怪。上路后，我才发现驮袋中装的都是大饼，每张大饼里还夹着一张钞票，孙殿英一路上是逢人就撒，副官还一边喊着：“这是孙大爷孙老殿给你们的。”
　　我惊讶：“山上是不是有这样的风俗？”
　　孙殿英大笑：“我孙老殿要抗日救国，不能不要老百姓，连年大旱，老百姓哪里还有大饼吃，老弟，老殿是苦出身，不能忘本。”
　　“我懂我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驮袋中有几大包是送给庞炳勋的礼物，其中还有孙殿英亲手制的海洛因鸦片烟的混合膏子。
　　到了庞炳勋的彭城镇总部，我和孙殿英住在招待所里。趁孙殿英不在的时候庞炳勋对我说：“孙麻子多变，是山上之患，并非山上之福，我指挥不了他，也制服不了他。孙麻子有奶便是娘，一肚子鬼谁也猜不透，前途如何就看委员长的福泽了。”
　　庞炳勋向我讲了一些情况，我发现孙殿英和庞炳勋都很嫉妒驻在陵川的刘进二十七军，庞炳勋说二十七军是中央军有爹有娘，控制了晋东南自古就有粮仓的太岳地区，不给我们两个杂牌子军放粮。如果日本人一扫荡，我们就会不攻自溃。
　　我和孙殿英在庞炳勋的招待所同住一屋，没有事的时候就东拉西扯。一天，孙殿英的副官送来一叠公文，孙殿英自己不识字，当时秘书李国安（李国安是南京汪精卫的办事处处长，是前线大公报的一个记者。是个很坏的家伙）不在屋子里，孙殿英就让我给他念公文，他闭着眼睛听。我一份一份念给孙殿英听，其中有一份是唐佑樾（蒋介石派在孙殿英身边的政治部主任）从洛阳来的电报，说他携带的大批礼物和现金，在洛阳和重庆分送给一些军政大员，后面附有这些军政大员的名单，我记得有在重庆的国民党元老张继、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参谋次长林蔚等等，在洛阳的有第一战区参谋长董英斌等等，唐佑樾在电报中请求加发现款数十万，“以相机择要分赠，等到将来大事有成，不愁没人出来说话”。我感到这个被蒋介石派来的唐佑樾已经被孙殿英收买了，不知道“等到将来大事有成，不愁没人出来说话”是什么意思？我对孙殿英说电报上的字不太好认，要看一遍再念，我又将这封电报看了一遍，顺手翻到一叠公文的最下面，故意不念，在孙殿英要我喝口水吃点水果的时候，我趁机溜了出去。
　　初五，下起了大雪，山路很不好走，庞炳勋也再三挽留，于是我们又呆了下来。初七，孙殿英说：“明天就是下枪下炮，我也非回去不可。不瞒你说，初九是我一年中最重要的一天。”
　　“初九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日子啊？”
　　“老弟，我有一个‘庙会道’，几十年来闯江湖就靠它。每年初九这天，我要亲自传道，向徒弟们撒一手，要钱的有钱，要烟土的有烟土，要官的有官，要女人的有女人，有徒弟不远千里而来赶‘庙会道’，我不能叫他们失望。我孙老殿之所以垮不了，就是靠这些人捧台。”
　　我开玩笑：“老哥的‘庙道会’收不收我这个徒弟呀？今天晚上你就为我传道好不好？”
　　“老弟，甭胡扯了，我这一套只能骗骗老憨，还能骗上你嘛？骗不了读书人，得了吧，不要拿我开心。”
　　我们一直胡扯到深夜才睡。第二天一早，孙殿英先打道回府，我又在庞炳勋总部呆了四天才离开。
　　后来（１９４３年３月２日），我和孙殿英一起再到庞炳勋总部的时候，又是同住一炕。晚上孙殿英硬把我推醒，要聊天。我们两个人披衣坐在热炕上，孙殿英问：“老弟，你知道我一生最得意的是啥时候？”
　　我说：“听说你在西北军做过总指挥，还做过安徽省主席，在张汉卿指挥下当过长城抗战的英雄，现在你是新五军军长，是不是最得意的时候啦？”
　　孙殿英在鼻子里“哼”了一声：“你说的这些，算啥鸟？什么总指挥，什么省主席，几乎死在日本人手里，就说现在，不是雨农担着，还有什么鸟军长呢？告诉你，我孙老殿一生最得意的时候，是当年包运五省鸦片烟。那时打着我的旗号，华北五省无关不通，连外国人的洋码头，我都打通了。”
　　我有些好奇：“你是怎么打通五省关卡？”
　　“老弟，钱可通神哪。包运五省鸦片时，我撒人出去，摸清各个关卡的大小头目，先拣大头目送钱送土，再一层一层地，都送到了。羊毛出在羊身上，只要沿途送到了北京天津，一本万利，除了能把送出去的收回来，还能大捞上它一把。我们是不等人家开口，主动上门，烟土未到，钱先到，既打通了关卡，又交了朋友。他们都说孙老殿是江湖好汉，够朋友，其实没有钱，哪来的朋友！”
　　“你又是怎么打通洋码头的呢？”
　　“中国人要钱，外国人更要钱。中国人要小钱，外国人要大钱。有钱没有什么打不通的。”
　　我从孙殿英嘴里得知，上海租界的烟赌娼三大财源被青帮的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包干了，根本没有孙殿英插脚的地方。孙殿英终于通过天津租界一个帮会头目与黄金荣搭上了线，先是互赠名片，不久黄金荣汇来十万块钱，托孙殿英买烟土运往上海。孙殿英认为这是打通上海洋码头的机会，就把这十万块钱退还给黄金荣，自己掏钱给黄金荣买了十万元烟土，亲自押运到上海，亲自送上黄金荣的门。果然，孙殿英不但与黄金荣交上了朋友，他的烟土也在上海洋码头畅通无阻，就连他自制的“殿英牌”海洛因也在上海销得不错。
　　那天晚上在炕头，孙殿英说得高兴，又对我说起他盗墓的事情。他说：“满清杀了我孙家祖宗三代，我要报仇。怎么报仇？我枪杆子没有几枝，只能蹦皇帝陵，革命革命，我是革死人的命。吴稚晖在北京报纸上写了几篇文章，说我盗墓，把风潮闹得很大。不管盗墓不盗墓，我是对得起祖宗的。”
　　孙殿英说乾隆皇帝的墓和慈禧太后的墓是用炸药炸开的，他说：“乾隆的墓修得堂皇极了，棺材里的尸体已经化了，只留下头发和辫子，陪葬的宝物很多，最宝贵的是颈项上的一串朝珠，有１０８颗，听说是代表十八罗汉，都是无价之宝。其中最大的两颗朱红的，我在天津与雨农见面时送给他作了见面礼。还有一把九龙宝剑，有九条金龙嵌在剑面上，剑柄上嵌了宝石。我托雨农代我赠给委员长或何部长，雨农怎么处理的，我没有再问。慈禧太后的墓炸开后，墓堂不如乾隆的大，但陪葬的宝物要多得多，老佛爷从头到脚一身穿挂的都是宝石，量一量大概有五升之多。慈禧的枕头是一只翡翠西瓜，我托雨农赠给宋子文院长了。慈禧口中含的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之后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间可以照见头发。听说这个宝贝可以使尸体不化，难怪老佛爷的棺材劈开后，老佛爷好像在睡觉一样，见了风之后，脸上才有些发黑。我把这颗夜明珠托雨农赠给蒋夫人。宋院长和蒋夫人得到宝物后，孔祥熙夫妇眼红了，我接到雨农的电告后，就选了两串朝鞋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那九龙剑，究竟是送给了委员长还是送给了何部长，我现在还不明白，高参老弟有顺便时代我打听，也不必当面问雨农，不然，显得我小气，拜托拜托。”
　　孙殿英又说：“老弟，你知道蒋委员长一生做的是哪两件大事呢？你们是委员长的贴心人物，应该比我知道得透。”他这样一说，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看着他。
　　孙殿英看我发愣，很得意地大喊：“老殿把你难住了吧。”
　　“你还真把我问住了。”
　　他得意地说：“老弟，在我看来，蒋委员长做的两件大事，一是怎样把钱挣来，二是怎样把钱撒出去。钱挣来不易，撒出去更不易。我平日向徒弟们说三句话：‘骑马要骑得巧，耍人要耍得好，钱要撒得呱呱叫。有钱不会撒，不行！冯焕章、张汉卿，广西的李、白，广东的陈济棠，先先后后垮了台，不都是因为委员长的钱撒得好嘛？人家说孔、宋是财神，我看他们不过只是管管账，撒钱是有本事的。老弟，我这都是一辈子闯江湖得来的窍门呀，我这一生，被人耍过，也耍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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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周旋三军间
　　我到了太行山，发现山上的国民党三个主力军队--庞炳勋的四十军，胡宗南手下刘进的二十七军，孙殿英的新五军，这三个军队，互相不和，你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再有，１９４３年到１９４４年间，河南省发生大旱，山上没有粮食，粮食被控制在晋东南，晋东南有１１个县归刘进的二十七军管。我跟庞炳勋、孙殿英交换过意见，他们在粮食问题上倒是意见一致，说我们山上的粮食在刘进的手里，没有粮食我们怎么打仗呢？认为要确保敌后根据地，关键在于刘进放粮，而且，他们把解决粮食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当着庞炳勋的面，发电到洛阳、西安、重庆，想借大帽子压压刘进。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我在１９４３年２月中旬，又一次到了陵川，对太岳区产粮及被二十七军囤积奇居等做了一番调查。
　　见到刘进，我先不提粮食问题，谈一些如何团结孙、庞，如何防止八路军扩大游击区等等。
　　刘进说，在他的防区内，与日本人，与八路军画地而守倒也相安无事。面临的情况是，从各方的情报判断，今春日本人必定入山扫荡，如何对付，还没有把握。
　　我说：“日本人在山西、山东、河北境内调集了几十万人来扫荡哪，山上搞成这个样子，这个仗不好打。”
　　刘进很关心孙、庞是否有决心对付日本人的扫荡，我就趁机说：“如果二十七军控制粮食不放，孙、庞大有可能兴师抢粮。”劝刘进放粮下山，三军共济。
　　刘进直叫屈：“洛阳、西安、重庆都来电责备我垄断贪污粮食，实在是天大的冤枉。请你去电代我洗白。”
　　我问：“你把粮食弄到哪去了？军队没有粮食吃，老百姓也没有粮食吃，怎么打仗呢？”他说：“晋东南１１个县的粮食都归我控制着。”
　　“你怎么不发下去呢？”
　　刘进说：“要拿钱买啊，粮食是老百姓的，把粮食发下去，这钱谁给呀？找到我头上啊？我也不敢放啊。”
　　“你说的有道理呀。”我对刘进说：“你们三支部队里，孙殿英是靠不住的，他随时会投敌，他一投敌，就影响庞炳勋。他们两个人都投敌了，靠着你这一个军，那这个太行山又怎么办呢？不把粮食解决了。这个仗也不好打。”
　　刘进语气缓和多了，说：“我知道有两个部下很不好，贪污粮食。”
　　我说：“你这个省里面是不是有个秘书长呢？这个人很贪，打着你这个军长的名义，把太行山的土特产都抢在他手里，运过黄河去卖掉了。”
　　“噢？”刘进说：“我还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我说：“你们太行山出的那个党参，很贵的，那个秘书长的楼上啊，都盛满了。人家跟我讲，搞不好党参会把他住的房子压垮的！”
　　刘进马上说：“检查，检查他的楼！”
　　我说：“你知道这回事就行了，不要盲动，一来他不承认，二来就是检查出来，他说把党参运过黄河，卖点钱，是为了抗战。盲目就去搜查，这个不对，你要搞清楚再说嘛。”
　　没过几天，刘进真的去调查那个秘书长，查实之后，就把秘书长关押起来，把那些土特产退给老百姓。我对刘进讲：“这个问题是解决了，我主要跟你讲讲怎么解决粮食问题。”
　　他说：“我没办法，没办法解决。没钱！”
　　我说：“这样，我们成立一个三军粮食问题委员会，让庞炳勋当主任委员，你跟孙殿英两个人当副主任委员。这太行山有１８个县归河南管，那里有个行政监察专员，姓张，叫张炳森，这个人后来是办教育的，我认识他，让他也参加粮食委员会。”
　　“噢？”刘进说：“这个办法好啊，成立一个粮食委员会。不过，让那个行政监察专员也参加干什么呢？”
　　“筹钱。”我说。
　　“你有什么好办法呀？”
　　我说：“我把办法告诉你，第一，你们二十七军是国家的军队，国家让你们打仗，要有一笔钱给你呀。你这里有一笔粮款，把这笔钱扣出来，就可以买粮食呀。我打个电报，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把这笔钱扣下来，这样，粮食的钱就有点着落了。那个张炳森参加干什么呢？他管２２个县啊，要他找地主和条件好一点儿的，要他们出钱，拿钱出来专门解决老百姓的粮食。”
　　他说：“你这个办法很好啊，问题就是孙殿英，他可能不但不给钱，还要捣乱，跟日本人勾结一道。”
　　我表示：“孙殿英我慢慢对付，我有办法制服他。”
　　刘进就高兴了。我说：“你高兴了？你同我一道走。到庞炳勋那里去，办这个事情，你是个军长，他是个集团军总司令，由你提出来，请他报告，组织一个粮食委员会，以你们三个军为主，张炳森也参加，你一提出来，庞炳勋就好说了，你这个军长是负责的，粮食在你手里嘛。这个人情你去做，我不做这个人情。”
　　刘进及副军长李蓬仙跟我一道到了庞炳勋住的彭城镇总部，把孙殿英也找来了，庞炳勋指挥的四十军军长马法五来了，那个行政监察专员张炳森也到了，刘进提出来成立粮食委员会，他们几个人都说这个办法好啊。刘进说：“我们已经打电报给长官部，买粮的钱在长官部手里。”
　　庞炳勋任粮食委员会的名誉主委；刘进任副主委，负实际责任；孙殿英自告奋勇要多负一些责任，于是又让孙殿英为副主委。
　　我又提出一个办法：“今年联合国得知河南河北遭了大灾，救济中国的粮食有十多亿。我们马上打电报给河南省政府来解决，我们要２亿，要河南省把这笔钱拿出来，现在抗战是第一嘛。”
　　他们高兴地说：“哎呀，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我说：“你们没有注意，报纸上都登了。”
　　成立粮食委员会，他们几个人说：“你是委员长派来的，又负责与胡长官那里联系，你也要加入粮食委员会，你也是委员会的一个委员。”
　　“你们要我加入，我就加入嘛，我在太行山，起码要有两年的时间。可以！”我答应了。
　　他们说：“你现在是粮食委员会委员，在你这里还要加两个字：粮食委员会的监察委员，你不属于哪个军，也不属于河南，你是代表国民政府的。”会上，孙殿英提议马法五用照相机为大家拍照留念。
　　蒋鼎文来电批准由兵站总监部拨款１０００万元，蒋介石也来电，准在河南省赈济款项下挪用１．５亿，所差之数由三个军和地方分垫。
　　粮款基本筹足之后。孙殿英建议召开军事委员会，在会上，制定了“对日防共”的作战方案。当时，日本人要扫清黄河北岸的蒋军，所以这个方案的重点是确保根据地，粉碎日军的企图，歼灭日军有生力量的一部或大部。对八路军则仍然采取隔离封锁的方针。
　　孙殿英说三军首脑聚在一起不容易，要求把指定的作战方案，每个军发一份，由军长亲自带回去密存，大家没有异议，就都照办了。
　　庞炳勋主持的军事会议结束后，刘进回陵川，派副军长李蓬仙到孙殿英的住处联络感情，孙殿英与刘进约定，待李蓬仙访问完，他自己亲自到刘进总部回访；庞炳勋派四十军副军长刘世荣作代表，到孙殿英总部做答访。
　　我在离开庞炳勋总部的前一夜，庞炳勋跟我一直谈到深夜，还不肯让我回招待所。我看庞炳勋好像有什么心事，有话不好说的样子，就催着庞炳勋把心里话说出来。庞炳勋迟疑了一会儿，还没有张嘴，先流泪了。
　　庞炳勋流着眼泪说：“我深受国恩，身兼要职（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河北省主席），委员长待我，可谓仁至义尽。委员长指示确保华北根据地，这个重任我是万死不辞地来干。但是山上形势复杂，你来山上时间不长，恐怕还不完全知道底细，孙麻子没有一天不在盘算着篡夺我的军权和我的主席一职，他门道多，暗地里勾结日本人，又与八路军通气。还有二十七军的刘进，是胡宗南长官派到山上另有任务的（指监视孙、庞两支杂牌军），哪里瞧得上我这把老骨头！”
　　庞炳勋拿出一封信递给我，我一看，是刘伯承将军写给他的一封长信，他说：“这封信讲的是共同抗日，实际上是要对付我们蒋军，如果八路军全力对付我，我拿出四十军也是难以敌过的。我对这封信不理睬，也不能让外人知道，请你将此信迅速呈给蒋长官（蒋鼎文）或委员长，以证我心。无论形势怎样变化，我决不辜负委员长之重托。”
　　我拿上这封信，庞炳勋送我回招待所，临别时，他握着我的手一再说：“你再到陵川刘进那里去一趟，山上的好坏，就取决于粮食问题是否顺利解决了。”
　　粮食问题还没有解决，又出来了潞王坟会议事件。
　　就在我准备起身到陵川刘进总部去的前两天，接到蒋鼎文的电报，说日军安田大佐在太行山下面平汉铁路旁边的潞王坟车站举行了和谈会议，孙殿英派李国安到会，庞炳勋派王有正参加，汪精卫也派人参加。来电要我查清此事速报。
　　我找来我身边的情报科长一起研究，综合了来自汤阴的情报和新五军军部传出来的情报，发现潞王坟车站会议确有其事，孙殿英、庞炳勋派去参会代表的名单也大约不差。和谈会议开了一整天，主要内容是拥护汪精卫“和平反共救国”的主张，孙殿英的代表李国安在会上很为活跃。
　　我想起当初到临淇镇见孙殿英不几日，他就向我介绍了他的机要秘书李国安，李国安是军统平津军事流动情报组长，现在李国安竟成为潞王坟车站会议中最活跃的一员。我觉得这事很蹊跷，决心把潞王坟会议之谜搞清楚。
　　蒋鼎文得到我的复查报告后，认为事态紧急，便直接电请庞炳勋调查有无派代表出席潞王坟车站会议的事情，电报中有这样的话：“吾兄为党国柱石，大义凛然，向所钦敬，诚恐为奸逆所乘，至污清白，弟不信有此事，空穴来风，有不得不深虑及之……”庞炳勋接电后，犹如热锅上的蚂蚁，给我来电话，大声地说他冤枉，要我即日去他的总部一趟。我放下电话，马上骑马赶去，我刚刚走到临淇镇上，遇到了孙殿英把我拦住，说有急事要和我谈。
　　我摸不清孙殿英找我干什么，就假装说，我正要找他商量到刘进总部去的日期，孙殿英急急地说：“三天之内就去”，一边非得让我到他总部去不可，一边苦着脸说，“老弟，你得到情报了没有，天大的冤枉哪，新乡、洛阳都传开了，日本人在潞王坟车站召开会议，竟说有我和庞老总的代表参加。我派驻洛阳的办事处处长来电报，说蒋长官为了这件事，好几天睡不着觉。老弟，这件事关系太大了，我决不会做这种丢人的事。庞老总可就不同，他平时口口声声称硬骨头，这次恐怕硬不起来，听说这次他派代表王有正（总部专跑新乡的采买）参加了日本人的议和会议，我看他打击马法五，一个劲地提拔刘世荣（四十军副军长）这个干儿子。庞蹩子平日嘴里说得硬，骨头不硬。我孙老殿倒霉就倒在他的名下。潞王坟会议，十有八九是他抖出来的花样。我看你责任重大，不可不注意，以我和雨农的关系，我也不能不提醒你。”
　　孙殿英拽着我到了他的住处，他拍着桌子大骂庞蹩子连累了他，害得他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我问：“照老哥的意思，如何是好？”
　　孙殿英看了我好一会儿，说：“老弟，说句心里话，你对我的话相信不相信？如果相信，就赶快上报，你还得去庞蹩子那里去一趟，外面已经闹翻了天，他还在假装正经，你给他指破，看这老鬼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正不知说什么好，听了这话，趁机赶紧脱身，到庞炳勋总部去。
　　在路上，接连有两批庞炳勋的骑兵来接我，看得出庞炳勋心里很着急。我到达庞炳勋总部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
　　庞炳勋在深夜还等着我，看到我来，把身边的卫士和参谋支了出去，拿出蒋鼎文的电报给我看，说：“日本人在潞王坟车站捣鬼，准是孙殿英在山上牵的线。”他说完，看着我，大概是想等我说什么。我只好东拉西扯地再把山上的复杂情况和粮食问题说了一遍，并不提潞王坟会议的事情。庞炳勋听得有些不耐烦，打断我的话，把话题又扯回孙殿英身上：“高参，我告诉你，一个月以前，在我的防地上发现了可疑的奸细，被哨兵捉到了三个，当时哨兵审问他们，其中一个闭口不言，我怀疑是日本人，在把奸细带回审讯的路上，三个奸细被埋伏的武装劫走了。那些埋伏的武装穿着和我军一样的服装，却没有符号，他们带着那三个奸细向孙殿英新五军的防区逃走了。后来，在四十军的防地上，又出现过拿着新五军证件的情报人员，以联络为名，暗中测绘地形，这些事情，难道不是孙麻子在捣鬼嘛？这件事，我一直压在心里，没有与外人谈过，也严禁部下泄露出去，我看潞王坟会议可能是孙麻子早有预谋。”
　　天快亮了，庞炳勋是越说越有精神，我很困了，想赶紧结束谈话，就打断庞炳勋的谈话问：“庞长官这次叫我来有何指示？”
　　庞炳勋说：“你说得客气了。这样吧，能否叫剑东一道来谈谈？”
　　“行啊。”剑东是张宝树的别号，张宝树任河北省党部书记长，是康泽组织的头目之一。我想，把张宝树找来，一定有什么文章。
　　当时，张宝树在太行山上，名义是河北省党部书记长，实际上整天为庞炳勋抄写中央通讯社发布的新闻广播稿，抄好后还要誊正，还要给庞炳勋念，忙忙碌碌的。我记得庞炳勋把他叫来的时候，他红着一双睡眼，手里拿着一份抄好的广播稿件，糊里糊涂地不知道庞炳勋找他来干什么。
　　我催庞炳勋有话快说。庞炳勋这才说：“孙麻子看来不可靠，粮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前，山上将难保。”庞炳勋要我和张宝树一道火速上报洛阳、重庆，表示“忠心爱国”，“万一根据地不保，我要以死报国。至于对孙殿英如何处置，听上面指示”。庞炳勋说自己本身处在嫌疑之中，不敢擅自作主张。之后，庞炳勋又让张宝树第二天到洛阳、重庆面报。
　　我赶忙表示遵照庞长官的意图给洛阳、重庆方面拍电报，并答应写两封信托张宝树带到洛阳交蒋鼎文，庞炳勋松了一口气，大声喊叫吃早饭。下午，庞炳勋又设宴招待我。开宴前，我做了一首诗赠给庞炳勋：
　　燕山早勒纪碑文，虎帐威仪太岳闻。
　　饮马长城规北阙，万方俯首服将军。
　　我回到孙殿英总部，又和孙殿英一起到了刘进总部。孙殿英的这次行动，又是大量的驮马。
　　刘进准备好了机关招待所，招待孙殿英和我，还有四十军、地方行政单位等，大吃大喝，开流水席，每次都是几十桌。席间，大大小小几十个单位，名片到处递，都是想求见长官的。我问刘进：“山上这些不三不四的游击队头目，与粮食问题没有多大关系，何必大肆招待呢？”
　　刘进说：“山上与平原有所不同，我军与八路军防地犬牙交错，正规部队不够使用，游击队用途就大了。既可用于封锁隔离，又可多制造一些麻烦，让八路军睡不好觉。你看，这些人都是地头蛇，吃掉点喝掉点，又算什么！”
　　孙殿英直咂嘴：“刘建一（刘进的别号）气魄不小，不愧是胡长官的正牌子军长。”
　　我们到达陵川的第二天，刘进以为副军长李蓬仙补行就职典礼的名义，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刘进一再请孙殿英在阅兵式上讲话，孙殿英也不客气，大大咧咧地说：“今天是李副军长就职的好日子。我孙麻子是老粗，不会在众人面前讲话，大道理你们的军长都讲过了，用不着我再讲，我就不讲了！”说完敬了一个礼，逗得台下官兵哈哈直笑。典礼后，又是大规模的宴会，摆下百多桌。
　　我们在陵川的情况，竟然在新乡出版的一家汉奸报纸上登出来，醒目的大标题是：“孙殿英偕同挺进第八纵队司令文强到陵川有所图谋（我任军事委员会高参的同时兼任冀察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当时我并不知道消息是怎样传出去的，后来从孙殿英的机要秘书李国安口中得知，当时有日伪特务的电台在山上，侦探我们方方面面的情况。
　　我和孙殿英这次到陵川刘进总部，主要还是为了解决山上的粮食问题。但孙殿英有所图谋，我当时没有察觉。
　　１９４３年４月，日本人扫荡太行山时，我身边的会计主任熊杰在突围时被捕，被孙殿英保释从太原回来之后对我说：“太原日本驻屯军师团长水清，在扫荡之前就勾结了孙殿英，孙殿英这次到陵川，日本人为他准备了两千万元华北伪联钞，作为收买刘进之用。而且告诉孙殿英，钱要暗送，不要明送。日本人的计划是，切断二十七军后方补给联络线，使刘进成为孤军，最后被迫投降。”
　　听熊杰这样一说，我想起孙殿英到陵川时，那么多的驮马，驮的可能就是大批钞票。孙殿英从陵川返回自己驻地临淇镇的路上，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话：“购办粮食的款项，是不成问题的，要多少有多少，洛阳、重庆的拨款一分不到也没有关系，我已经交给建一（刘进）一笔相当数目的款项，由他支配。我还送了刘进太太相当数目的见面礼。”我听了这话，觉得挺突然，问孙老殿送给刘进的购粮款到底有多少，他就是不说具体数目，一会说属于新五军应垫粮款之内，一会说以后你就知道了。
　　在日本人扫荡中被俘的军统头目陈仙洲和所率领的平汉北段爆破总队，也被孙殿英保释出来回到洛阳，陈仙洲对我说了当时在陵川的一个情况：孙殿英瞒着我，与刘进拜了把兄弟，暗中送给刘进一笔巨款，送给刘进大老婆二百多万伪联钞和古董之类的贵重物品。
　　我和孙殿英在陵川住了一个礼拜，看来孙殿英和刘进的关系搞得不错。这时，日本人扫荡太行山的风声一阵紧似一阵。而山上这三军的情况是，刘进认为二十七军与新五军之间，已经由仇视、隔阂变成了互通往来，以前范汉杰在山上打不开的局面，被他打开了，觉得很自慰，庞炳勋对孙殿英是既怀疑又害怕，无形中，刘进和庞炳勋都听孙殿英的，都看孙殿英的颜色。
　　山上三军的粮食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日本人的扫荡提前开始了。

友情周末

第21章 生死太行
　　１９４３年４月１５日前后，日本人调集了三个师团到五个师团的兵力，大约２０万人，集结在太行山麓，严密封锁铁路和公路，沿着两年前在山上筑起的封锁墙封锁了山上的路，计划将孙庞刘三部切成三段，重重包围。日本人大约经过一个星期的周密部署，在２１日拂晓，开始了分进合击的攻势。战斗打响的当天，我随孙殿英的新五军驻临淇镇。
　　刘进部胡长青一个师被冲散，陈孝强率领的预备队八师，一个不漏地投了降，投降后被编为汪精卫的警卫师。刘进陷入重围，日本的水清师团长亲自到山上，双方约定不带武器和武装卫士，在陵川东南的一个高地上见了面。水清劝刘进投降，刘进犹疑不决，水清大怒，下令日军冲上高地，刘进在混乱中侥幸逃走了。
　　我把刘进的情况向胡宗南口头汇报，胡宗南大骂刘进上了孙殿英的当，贪小利而误大事，没有骨头，但因为委员长要留着孙殿英和庞炳勋走“曲线救国”的路，只好对刘进也宽容一些。胡宗南特地嘱咐我：“严守秘密，不可向外人道。”但从此以后，刘进在胡宗南的门下只好坐冷板凳。
　　刘进的队伍垮了，孙殿英的部队还在那里跟日本人打，实际上是做个架势。孙殿英对我讲：“文高参哪，你多发几个电报到重庆，到洛阳一战区，现在山上就靠我这个部队在这里打。唉，山上的情况你也不了解，日本人抓到你我就没有活命了。”我表示：“对对对。我给你拍几个电报出去。”
　　２０日中午，临淇镇的上空出现了日本人的机群，前后三次盘旋侦察，这是日本人开始攻击的信号。下午，我把带到山上的军统华北办事处工作人员分成两大组，第一组让宋波、孙义珍率领，携带一部电台，准备一个月的粮食物资，潜伏在临淇镇的北山上。第二组由我率领，准备与孙殿英一同行动。因为戒备孙殿英，我对第一组去北山潜伏绝对保密。
　　我派人在新五军通到前方的军用电话线上搭了一个耳机，随时可以监听孙殿英、参谋长冯养田与前方部队的通话，以掌握新五军防地前方作战情况，还可以与蒋介石派在新五军中的政工人员联络。
　　这时，新五军政治部主任唐佑樾给我介绍了政治部的一个科长李守静，要我向军统保荐李守静作情报组长。唐佑樾是蒋介石派到新五军来的，但是早就被孙殿英收买了。唐佑樾没有电台，又舍不得在政工经费项下开支特种用途，在得到孙殿英的同意后，就把李守静介绍给我。李守静与我见面时，也极力表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使中央和山上的联系不中断。我将计就计，向军统局去电，保荐李守静为新五军随军组长，按上校级待遇，该组所领的电台经费，也按照军统局规定办理。
　　２１日拂晓，日本轰炸机群在临淇镇上空扫射和轰炸一通，带有明显的盲目性，对孙殿英指挥部一点没有惊动。就在前四天，孙殿英的机要秘书李国安曾经向我领取活动经费，带着电台到平津地区去建组，可是他忽然在２１日战斗打响这一天回来了。我正在对李国安突然回来疑惑不解，孙殿英派来两个卫士骑马到我住的北河沿村找我，要我立即到军部去，并带上随行的所有人员随军部行动。
　　我带着第一组成员到了军部，孙殿英见我来了，说：“接到岗塔口刘月亭师长的电话，刘率部与日本兵拼刺刀，打退敌人几次冲锋，活捉了一个日本小队长和几十个日本兵。日本人没有什么可怕的，这次给他们颜色看看。”其实，我已经从监听电话中得知，孙老殿在电话中指示刘月亭等人不要抵抗，对空放枪，向预备阵地撤退，并且告诉他们李国安已经回来，李已然接上了头等等。孙殿英说了一番假话，还要我上报洛阳、重庆，我也就记下来，拟好电报稿发出去。
　　接着，孙殿英把李国安叫来，李国安又编了一套假话，说他在去平津的路上，在汤阴车站被日本人扣留，花了一笔活动费才脱险回来。孙殿英在一旁很赞赏地说：“李秘书很机警，密码没有被日本人搜出来，电台也托人转移走了。花了点活动费算什么，算在我名下好了。”
　　孙殿英对我说：军部位置目标太大，为了避免日本人轰炸，今天午后必须转移。他说：“离镇不到１０华里有个关帝庙，很隐蔽，军部连同老弟带领的中央人员都可以在关帝庙宿营，只要与军部副官主任王志刚接上头，吃的喝的都不成问题。”
　　孙殿英一副不满的样子：“山上刚刚打响，庞老总彭城镇的电话怎么也叫不通，与二十七军也无法联络上，我早就跟庞老总说过，一条线路靠不住，要多架一条，他不听。我看线路一定是出了问题，不是有人故意破坏，就是被汉奸割断了。庞蹩子向来只顾自己，日本人在潞王坟车站开会他派代表参加，又到处打电报洗清自己。这不，山上刚刚打响，他的电话就不通了，怎么指挥三军哪？老弟，你对庞蹩子有过怀疑没有？”
　　孙殿英一边说着，我忽然想起在山上打响的前一天晚上，孙殿英在离临淇镇不远的山上挖了一个大坑，活埋了十多个人。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被活埋的都是些什么人。当时想起这件事，我有些毛骨悚然，不知说些什么才能对付孙老殿，只好应付着说：“要防止日汪破坏山上的团结。华北敌后这块惟一的根据地如果不保，你我都是有责任的。庞老总电话不通，赶快派人去联络，总部和我们这里只有五六十华里，骑马半天就可以打来回；同时检修线路，限时接通。”
　　“老弟，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孙殿英急急地说，“我对庞老总没有成见，电话不通我也着急，我已经派了参谋去庞老总驻地，一早就出发了，到现在中午过了还没有回来，是不是路上出事了？”话好像还没有说完，孙老殿忽然急急地一头钻到一间小屋里去，大概是烟瘾犯了吧。
　　趁这个空隙，我赶到新迁的驻地作些应变的准备，把锅灶埋起来，装好干粮袋，规定夜间联络的办法等等。这时，孙老殿派一个参谋送来一些编造的“前方捷报”，要我发往洛阳、重庆。我在这些“捷报”上批了“限一小时译发”的字样，要参谋回去交差，实际上，我与译电员约好，凡是有关捷报一类的电稿，没有签署我的别号（念观）的，一律不发。
　　同时，我收到庞炳勋和刘进的分别来电，意思都是山上刚刚打响，电话线就遭到破坏，无法修复，看来山上隐藏的汉奸不少，要我设法扫清这些暗藏的汉奸。庞炳勋的来电，是他在这次太行山战役中的第一次来电，也是最后一次来电。
　　我和孙殿英在关帝庙里过夜。日本人没有夜袭，孙殿英和参谋长基本上没有与前方通话，夜显得很静。孙殿英一会儿给我送水果，一会儿给我送点心。我的心里反而很不踏实。
　　天亮了，这是２２日拂晓。日本人的飞机又开始在上空盘旋，我赶忙从行军床上起来。看见飞机在关帝庙前面的空地上，低空投下了几大包宣传品。我的副官捡起一包交给我，我正要打开看，忽然孙老殿的副官连喊带叫地举着一包已经拆开的宣传品，说：“军长请高参看完，马上去军部一同进早餐，有要事相商。”
　　我接过宣传品看，是一份通电，标题是：“孙殿英将军通电拥护和平反共救国主张，战地率部起义，弃暗投明。”另有两份的大意是：如果庞炳勋、刘进、马法五三将军效法孙殿英将军弃暗投明，率部起义，大日本皇军化敌为友，不加讨伐。凡持此敦劝书来投降者，一律优待，保证生命安全，保证财产不受损失。我又打开我的副官交给我的一包，里面除了宣传品，还有一些放大的照片，照片左右印着字，一边是“和平救国”，一边是“弃暗投明”。其中一张照片正是我们在庞炳勋彭城镇总部成立粮食委员会时，马法五照的那张，庞炳勋站在中间，刘进、孙殿英一左一右站在两边，马法五和我站在他们旁边，日本人在照片上每一个人的下面都注上了姓名、职务。我很奇怪，我们的照片怎么会跑到日本人手里？我有些怀疑孙老殿，当初他提议我们一起照相，是不是就别有用心？
　　我见到孙殿英时，把日本人飞机投下来的宣传品和照片往他面前一放，我还没有说什么，他就拍着胸膛说：“老弟，天大的冤枉，日本人通电说我拥护和平，弃暗投明，这不是日汪捣的鬼，就是庞蹩子捣的鬼。老弟，我对你说过多少遍，庞蹩子一肚子鬼，根本就靠不住，你看，这张照片，不是马赓虞（马法五的别号）给我们照的吗？不是庞蹩子捣的鬼，照片怎么会落到日本人手里，难道照片长了翅膀自己飞去不成？庞蹩子骗得了你老弟，骗得了洛阳、骗得了重庆，骗不了我！我在江湖上闯荡了一辈子，这次被庞蹩子把我推下粪坑了。老弟，你火速向上面报明此事，不然，我就是和鬼子拼死在山上，也闭不上眼睛哪！”
　　我说：“日本人投下来的东西，不可全信。这张照片，确实是马法五给我们照的那张。马法五洗好照片后，又写了亲笔信，送给我一份，你的那份交给了李国安。可是李国安后来说，夜间从彭城镇回军部的途中，骑马时丢了一个背包，里面有两封信，可能还有照片。这些情况你是不是了解？”
　　孙殿英愣了一会儿，勉强地说：“你不提，我倒忘了，信和照片的事我追问过，确实是李秘书在马上弄丢的。年轻人毛里毛躁的，我教训过他。难道被日本人拾去了？哪有这么巧的事！哎，照片的底版在马法五手里，日本人不可能捡到一张照片就能放大的。哼，我看是庞蹩子捣的鬼，连阎老西都跳不过我的手心，庞蹩子这一套，还能瞒得过我？”
　　我不想扯这件事，扯也扯不清楚，还是说眼前的事：“假如敌人今天逼近临淇镇，军部要不要转移？部队的弹药给养能支持多少天？与庞老总的联络问题怎么解决？”
　　孙殿英不说话，一边看地图，一边摆弄牙牌。过了一会儿，他取出一本金钱课占了一卦，好一会儿，才慢慢腾腾地说：“老弟，你念念这一卦是怎么说的？我奇怪，孙老殿平时对卦辞早就背得滚瓜烂熟，干吗让我念卦辞？我一看卦辞，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忽闻楚歌，一败涂地”。
　　孙老殿掐了一下诸葛马前的神课说：“两次都打在空方上，我看今天过得去，明天过不去。我占卦很灵的。老弟，你刚才问我的那些，往后看情况再说。粮食弹药十天半个月没有问题，你到山上不久，人生地不熟，安心吃喝吧，安全问题，有我担着。”
　　２２日，我们在关帝庙呆了一天，庞炳勋那边的情况仍然不了解，孙殿英部队节节后退。我从窃听电话中得知的情况判断，孙殿英并没有和日军交战。下午二三点钟，日军机群在北山头盘旋侦察，但是对孙殿英军部原址和现在住的关帝庙始终没有轰炸过。孙殿英派人到镇上挨家挨户对老百姓说，前方有部队顶着，你们不要跑。
　　晚上，孙殿英找我说：“今天的损失很大，比他在长城抗日时的损失还要大。刘月亭真不简单，他带领的庙会道众徒，符法护身，以一当十，到底比普通穿二尺半的强。”
　　我问：“北山头发现炮声，恐怕敌人已经抄到我们的后路，今晚军部是否转移？”
　　“我找你来，就是商量转移的事情。军部今晚７时向西移动，靠拢总部。不管庞蹩子搞什么鬼，我还是要靠拢总部，免得他骂我不仁不义。我们宿营的具体地点，等摸清总部的位置再定。”
　　我又问：“出去与庞老总联络的参谋回来没有？电话线修复了没有？”
　　“派出去的参谋还没有回来，电话线看来是修不好了，修了这里又坏那里，就是把通讯排长枪毙了也没有办法。”
　　过了一会儿，孙殿英又改变了主意：“今天晚上我们不能向西走了。”
　　向庞炳勋靠拢是向西，他说向东走，我说：“那不行，向西走，我们那里还有庞老总的部队呀，向东走要到平汉路啊，那里都是日本人了，为什么向日本人的那个方向走啊？”
　　“你不了解山上的情况，如果向西走，日本人已经埋伏在那儿了。只能够向东走。”
　　我感到这里面有鬼，就把我的人分开一半，向他们布置说：“你们一部分人带着电台在山上埋伏，我不得不跟孙殿英走，不跟孙殿英走，他马上就可以抓起我，把我送给日本人。”
　　晚７点，孙殿英命令军部转移。孙殿英骑着大白马，带着卫士排走在前面，要我跟在他的马后面，我的随行人员在军部与特务营中间。我们行至离关帝庙大约３０华里的山谷时，突然听见枪声！我怀疑是不是与四十军没有联络上而发生了误会，孙老殿喊道：“大事不好了！可能是日本人进山了！”枪声越来越紧，黑暗中，有人喊：“赶快后退啊，日本鬼子打来了！”队伍顿时乱成一团，只见孙殿英一边拨转马头，一边拼命叫：“文高参，文高参，老弟随我来，老弟随我来！”
　　他说：“你不要怕，跟着我一道走，有我的生路就有你的生路。”
　　我应付说：“好好好好，我不怕。”
　　天黑，他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他，只觉得他把马一带，另外走一条路。
　　我小声对我身边的副官说，赶快通知随行人员，一个挨一个地脱离孙殿英的队伍，跟我向南山方向走。我的打算是，先脱离孙殿英的掌握再说。但是，天黑，山路又难走，随行人员跟不上来。
　　我带着一部分人在山沟里转来转去，一个通宵过去了，还没有到达南山。我清点一下人员，发现才跟上来二十多个，其余的不知去向。
　　这时，已经是２３日拂晓。因为山路不好走，我们弃马步行，想赶到南山隐蔽起来再说。走到太行山山口寺院的时候，发现山口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他们居高临下一顿枪炮，不久日军飞机又向山沟里猛炸，远远地，看见临淇镇飘着太阳旗。到南山已经不可能了，我只好带着二十多个人向北走。
　　正是谷子成熟的时候，我带着随行人员钻进谷子地里。我看见山上到处都是日本人，我就告诉随行人员：“我们不要动，日本人离我们很远，这里是谷子地，他们不知道我们躲在这里头。蹲到下午，天开始黑了，我们再行动。”
　　等到黄昏的时候，我们刚刚从谷子地里跑出来，哎，孙殿英的特务营也从谷子地里走出来了，拼命地喊：“文高参，文高参！”
　　我问：“军长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们说：“军长在距这里不到两里地的村子里。昨天晚上哪，找了你一晚，找不着你，军长急坏了，差点把我们营长枪毙了。”
　　我说：“他找我，我也找不着他。”实际上我心里想：怎么又落到孙老殿手里了？
　　他们说：“找到你们就好了。你们不要多讲话，跟着我们走。”
　　我到了孙殿英那里，他赶忙让副官王志刚拿出大饼牛肉之类的让我吃，说：“老弟受惊了。山上人生地不熟，千万不要离开我一步呀。昨晚糟糕极了，军部的人跑散了很多，到现在也没有找回来，你的人我倒是收容了二十多个。”
　　我只好假说我迷失了方向，幸好遇到了特务营。孙老殿说：“有我在，一切不愁，你先休息吧。”远处又传来枪声，我判断是四十军在与日本人打。
　　很快，日本人从四面包围上来，孙殿英并不抵抗。我正怀疑孙老殿又搞什么鬼，忽然，从我们临时驻扎地的西南方向山头上，响起密集的枪声。
　　只听孙殿英在外面喊：“陈仙洲的爆破总队没有几个鸟兵，还在山头上打得起劲，名义上归我指挥，谁指挥得了他？快叫文高参出来！”
　　孙殿英喊：“爆破队不听我的指挥，只有你指挥得了。”
　　我走到孙殿英身边说：“如果真是陈仙洲的部队，当然要听军长的调遣……”没等我把话说完，孙殿英抢着说：“今天可能过不去了，我们已经处在四面重围中，你赶快让陈仙洲他们不要打了，被日本人发现了目标，我们就更不好办了。”
　　我按照孙殿英的意思写了一张字条，派人送给隔着两道山沟的陈仙洲。过了一会儿，那边的枪声停了，部队也隐蔽起来了，派去的人回来后交给我陈仙洲的一封复信，陈仙洲要来与我会面。
　　日军的包围圈更缩小了，日军的多架飞机也在上空盘旋。孙殿英用独眼望远镜对空看着飞机，惟恐投下炸弹来。
　　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日军已经出现在离我们这里三四华里的山头上。孙殿英对着我大叫：“大势已去，不投降也得投降，投降要少死几个人嘛！”
　　“我已经派李国安去见日本人，老弟你赶快去电洛阳、重庆，说我孙老殿是被迫出此下策，有朝一日仍将报效重庆。”一时间，孙殿英声泪俱下。
　　第一战区胡宗南派了一个工作团，也在山上，工作团的头头跑来跟我讲：“不得了了，孙殿英要投降日本人了！”问我怎么办？他说：“我这里带着一千多人，工作团刚刚上来不久，我粮食也没有，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说：“你们工作团是到敌后来做工作的，不要投降，相机而行。能够跑掉就跑掉，沟那边我还有一千多人在那里。”
　　孙殿英不知道我们两人在谈什么，他拿出投降的白旗和一个一尺多长的纸筒，把李国安叫来，白旗和纸筒交给李国安说：“你拿着这个旗子和纸筒，向日本人投降，识别联络的东西在纸筒里。投降后日本人如果要找我，你不要把我住的地方告诉他们，或者只许说我在山头上，不要说出我的具体位置，他们有空军，可能会乱炸。”
　　李国安打着白旗，抱着纸筒，骑着马向东去了。孙殿英有些踏实了，他忽然一眼看到我衣服胸前带有一颗军事委员会的梅花形证章，伸手就把证章揪下来扔到窗户外面去了，说：“老弟，日本人来了不要怕，你的人员和胡长官工作团人员都算在我的部队中服务的，保险没有问题。”
　　我在想着脱身的办法。我对孙殿英说：“沟那边铁道爆破队有一千多人，队长陈仙洲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我先去跟他取得联系后，再过沟来。”孙殿英又再三对我说安全没有问题。
　　我借着这个机会，带着二十多个人，脱离了孙殿英。我们刚刚走到沟边上，陈仙洲也穿着棉大衣，骑着马来了。陈仙洲一看到我，从马上下来了，说：“部队隐蔽在山沟里，日军已经合围，我们活动的范围不到四五华里，孙殿英的部队已经不打了，竖起了白旗。我们怎么办？”
　　我悄悄地对陈仙洲说：“孙老殿派李国安去与日本人联络，已经投降了。”我告诉他：“你先不要过这个沟，回到沟上面，我们开个小会。”
　　我问：“你有多少干粮？”
　　“干粮可以吃一个礼拜。”
　　我说：“你的武器里有多少机枪？把机枪调集到最前面，架在山头上，用最强的火力打出去。等太阳落山了，向西南方突围，渡过黄河再说。我这二十多个人跟你一道走。”
　　陈仙洲按照我的部署，把机关枪放在最前面，日本人冲上来，我们的火力猛啊，把日本人打死了好多，我们冲出去了。
　　我们走到一个山沟里，日本人派了好几架飞机低飞，扫射，又打死了我们好多人，我的部下好几个都负了伤。打了一阵子，我们冲过这条沟，只听隔着一道沟有人大声喊：“有人看到文高参没有？”我心想坏了，怎么又撞到孙老殿了？我让陈仙洲隔着山沟也大声嚷嚷，以转移目标。我躲在树下，远远地看到孙殿英的卫士排沿着山沟到处喊，还看见孙殿英骑着高头大白马，一边叫喊，一边向东去。
　　下午５点多钟，四十军的一大队骡马在沟里乱窜，被日军飞机发现，大肆轰炸，把我和陈仙洲集结起来准备突围的部队炸得七零八落，我身边的三个卫士也被炸死了。
　　我对陈仙洲说：“你这个部队向南跑，不要管我们了，我就剩这十来个人，趁着黑夜，我们也向南跑。”
　　后来陈仙洲的队伍没有冲得出去，被日本人都抓去了。
　　我这十多个人紧跟着向西南方向突围，我一边跑一边想起皮包中还有庞炳勋交给我转送洛阳蒋鼎文的一封信（信是刘伯承将军给庞炳勋的）和密码，我怕落到日本人手里，赶紧把信撕成碎片，让风吹走。
　　我们冲出日军密集的火力，突过几道山沟，冲出了包围圈。身边的人告诉我：“天亮了。”我说：“白天不能走了，被日本人发现，我们就一个活不了。”身上带的干粮没有办法煮，只好吃生的。很快，干粮没有了。这时，我忽然看见有一排山楂树，树叶刚刚长开，我认识山楂，就高兴地说：“你们看哪，这个树叶可以吃，也没有毒。”大家饿极了，把十几棵山楂树的树叶都吃光了！
　　２４日早上，我们逃到林县西南约６０华里的刘庄附近的山头上，我正要派副官去找吃的，忽然听见有小孩的哭声。副官说：“这里一定有老百姓！”我说：“不要去惊动他们，等有人出来了，再接近他们，见见面。”
　　不久，从远处屋子里出来一个老百姓，他一见我：“哎呀，你是文高参吗？”噢？他认识我？
　　我答：“我是啊。”
　　他说：“我是庞炳勋总部的情报部长，我们的队伍打垮了，打乱了，我就带着我的两个老婆，两个小孩隐藏在这个地方。”我记起来了，他叫张懋臣。
　　他又问：“你们有吃的没有？”
　　我说：“还有点干粮。”
　　他说：“你不要急，我这里还有些鸡蛋，还有点吃的。”你们还有多少人哪？”
　　“１１个人。”
　　张懋臣说这里四面都是日本人，白天黑夜都不能行动，让我们在这里躲藏几天再说。“我让一个窑洞给你们住。”他说：“你们要逃啊，要逃出这个山，山上我全熟，我可以带路逃跑出去。”
　　我们还带着好多现款，我看张懋臣这个人很好，就拿出２０００块钱，塞给他的小孩，藏在小孩的衣领里，他妻子发现了：“这是什么东西啊？”我说是钞票，“你们好好藏起来，这２０００块钱你们够一辈子用了。我们还有钱。”
　　张懋臣说：“你们现在逃难的时候，还给我们那么多的钱。”
　　我说：“不但给你钱，我还有打２０发的德国造的小机关枪，送一支给你，但是你不要拿出来，不要使人知道。”我又送了一支枪给他。
　　我们在张懋臣的窑洞里躲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后，在一个大雨天，张懋臣把我们向南送到黄河边上。我对张懋臣说：“我过了黄河就有办法。你呢，就留在山里，先察看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南渡黄河后，我打了个电话给长官部，给蒋鼎文司令长官，他亲自接的电话：“哎呀，你回来啦，我们得到的三个消息都不好啊，一个是说你被俘了，一个是说你失踪了，再一个说你阵亡了。现在你不仅自己回来了，还带回来九个人，万幸万幸，噢，高兴，高兴啦，我们在洛阳欢迎你。”
　　感慨太行山突围，我写下一首诗：
　　太行山突围
　　又是纵身沦绝境，感怀涕泪满衣裳。
　　非为一死关生命，恨少三牲吊国殇。
　　四面陈尸愁愈结，五更鸣镝苦奔忙。
　　云山惆怅悲南渡，牛斗星高照远乡。
　　回到洛阳后，我得知了孙殿英和庞炳勋的情况。孙殿英在临淇镇投降日军后，日本人把他送到新乡，并准许他组建“和平反共救国新五军司令部”。在新乡的汉奸报纸上，登出了孙殿英发的和平反共救国的通电，报上还有一篇日本人写的文章，讲述了日军通过李国安策动孙殿英投敌的经过。我在洛阳见到了逃回来的陈仙洲，陈仙洲说，日本人一个月的扫荡结束后，在山上搜索了很多天，不见庞炳勋的踪影，于是大骂孙殿英两面捣鬼，限期孙殿英把庞炳勋交出来。孙殿英也不知道庞炳勋藏到哪里去了，担心马法五把庞炳勋送过了黄河。不几天，孙殿英得到情报，发现庞炳勋并没有渡过黄河，很有可能还藏在山上。
　　庞炳勋在日本人切断了三军的联系后，一直藏在离彭城镇总部不到五里的山洞里，随身的有小儿子庞先正、副官和勤务兵等四个人。庞炳勋抽惯了孙殿英制作的掺有海洛因的鸦片烟膏子，所以孙殿英推测庞炳勋在山上最多只能藏一个星期。孙殿英带着李国安和日本特务进山，在彭城镇附近转悠，果然，不到一个星期，庞炳勋的烟瘾犯了，实在熬不过去，派副官化装成老百姓下山到镇上买烟土和吃的，被孙殿英抓个正着。审问出庞炳勋藏身的山洞，孙殿英亲自把烟土和食品送到山洞里去。
　　庞炳勋在山洞里没有等来副官，却见到孙殿英，破口大骂孙殿英坏了他庞炳勋的名声，要自杀等。但是不久，庞炳勋就半推半就地随孙殿英到了新乡，与孙老殿一起打出了“和平反共救国”的汉奸旗子，日汪要庞炳勋发表广播讲话，用专车把他从新乡送到北平，见了日本的冈村宁次大将和华北的汉奸头目王揖唐等人。在北平不到半个月，庞炳勋又被送到南京，汪精卫封他做“开封绥靖主任”。重庆的蒋介石为了稳住庞炳勋，保留了庞炳勋中央监察委员的头衔，已经不足１０００人的四十军残部，也保留和补充起来，戴笠还派了一个情报组带着电台在庞炳勋身边，以随时掌握庞炳勋的动态，孙殿英在一旁眼红：“庞蹩子走了红，越跑官运越亨通。”
　　孙殿英投降到了新乡后，向日本人提出要求：凡是新五军被俘的官兵，一律遣返。日本人照办了。在新五军招牌的掩护下，很多派上山去的中统、军统人员都被掩护住了，连被俘后已经被押往太原、北平的中统和军统人员，也被孙殿英保释出来。所以这些中统和军统人员大说孙殿英的好话，洛阳、重庆也再三致电孙殿英，表示“嘉慰”。我在洛阳见到蒋鼎文时，他对孙殿英掩护那些中统和军统人员表示很满意，指示洛阳警备司令部、兵站总监部要优待孙殿英部的眷属和新五军留驻洛阳人员。这时，不管是蒋介石，还是蒋鼎文，并不提“确保华北敌后惟一根据地”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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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中美合作训练班撤退路上
　　我回到洛阳后，重庆方面来了一封电报，要我回重庆，任军统局第三处处长。我因为病了，没有马上动身回重庆。这时，戴笠又来了一封电报，说不要我回重庆了，戴笠在河南办了个中美合作训练班第三班，有三千多人，其中一千多美国人，戴笠兼第三班主任，让我前去做副主任。
　　我就照戴笠的意思，不回重庆了。当时，我的妻子周敦琬去世已经三年了，她留下遗嘱，让我跟葛世明结婚。葛世明接到我的电报，带着我和周敦琬的儿子，来到洛阳，我们很简单地结了婚，我就走马上任，到了中美合作训练班。
　　１９４４年３月，我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其中包括我与周敦琬所生之子和我弟弟的儿子）。４月，日本人又开始了中原扫荡。我带着中美合作训练班正好在汤恩伯十三军防守的地盘。为了安全起见，我给十三军军长通电话，我说：“你把我这个训练班放在你的防线里。”
　　十三军军长答复：“你这个班有几千人，装备超过我们部队了，比我们一个师的力量还大，不能把你们放在我们防卫的区域里。”
　　我说：“哎，那不对呀。你不把我们放在防区里，日本人来了把我们吃掉，你要负责呀。你看我们的装备好，就放在你的防区里，我们合作，等于你增加了一个师的兵力。”
　　他哈哈大笑：“你愿意跟我合作，那是好事啊。但是，这个仗打起来，日本人一下子就到了这里，我们的部队能不能顶得住还是个问题。”
　　我想，他这个话很有道理。我就打电报给蒋鼎文，说我们这个训练班还没有放在防区里，我们要赶紧撤退，先到栾川，再从栾川到豫南，从豫南上公路，向陕西撤退。
　　不等蒋鼎文回电，我下命令撤退。在撤退的路上，我给蒋鼎文打电话，说我们这个班的美国人有最好的炸药，我们可以做三件事，第一，从郑州到开封，有日本人修的一座公路桥，如果不把公路桥破坏掉，日本人几个晚上就过来了。”
　　蒋鼎文问：“你有这个力量去破坏吗？”
　　我说：“你不要担心，我有这个力量，我可以调一千多人去，还有最好的炸药。另外，廖宗泽（黄埔四期同学、原中共四川川西特委书记）是第五纵队司令，我可以他作掩护部队。”
　　果然，我们把公路桥给炸掉了。蒋鼎文来电话说：“你炸掉了公路桥，我们和缓了好几天哪，保住了好几个军没有被消灭。”
　　我对蒋鼎文说：“日本人坐上汽车只要几个小时就能到达河南边上的公路，这是一个挨打的地方，你为什么把长官部设在这里啊？”
　　蒋鼎文无可奈何：“我们没有地方撤呀，一撤就到了陕西，那是胡宗南的防区，不让我们进去，再说把我们的指挥部设在陕西也不对头。”
　　我说：“我有个建议，到长官部的路上有两条河，如果把河上的两座桥炸掉，山上只要有一个师把守，日本人就过不来，即使日本人来了，只要一阻击，就可以保卫长官部的安全。”
　　“哎，哎，你这个建议很好，可是我没有力量办这个事，部队都调走了，我手里没有部队啊。”
　　我说：“你这位长官啊，你只要说可不可以这样干？”
　　他还是那句话：“我没有这个力量。”
　　“你没有这个力量，我有。”
　　蒋鼎文很奇怪：“你怎么会有这个力量呢？”
　　我说：“我班里有三千多人，有最好的炸药，我们还不能把桥炸了吗？再有一个办法，我可以打电报到西安，请胡宗南长官派一个工兵营来协助我们。还有，你部队里的家眷起码好几千人，带着小孩，又没有吃的，都在公路上哭，你长官部不负责把她们送走啊？让这些家眷死在日本人手里吗？”
　　蒋鼎文在电话里说：“还有这样的事啊？”
　　我说：“你在长官部里不知道。还有，第一战区的辎重也撤到这条公路上来了，走也走不动，这不是要归日本人了吗？辎重要赶快撤离，送到西安最好。”
　　蒋鼎文着急地说：“我又没有车，又没有粮食，又没有部队，怎么运送辎重呢？”
　　我说：“我班里有四十多部最好的美式汽车，还有粮食，我们负责把家眷们送到西安。”我又给胡宗南打电话，请他再派一个军前来把辎重抢运走。胡宗南很快派来了一个军，军长是黄埔一期的同学。
　　我在公路上的时候，碰到了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一个委员长，号称“中国半个军长”。他的汽车坏了，也没有汽油了。我说：“你的问题我来替你解决。我这个班里还有汽油，送两桶给你。”他说：“发动机也坏了。”我说：“发动机坏了，我班里有人可以修。”一切解决后，把他送走了。
　　到了商州，我又出了一个主意：“假如日本人追来了，我们要过山，这个山是当年刘邦入关的地方，我们在山上纵深一里路的地方埋好地雷，如果日本人走这里，就把日本人炸掉，再集中火力打。”我们连夜在山上埋地雷，那些美国人干得很高兴。后来日本人没有走这条路，我们自己又把这些地雷炸掉了。
　　这次撤退，中美合作训练班没有伤亡一个人。
　　１９４５年，我调到西安，当北方处处长，这是戴笠搞的军统里最大的机构，管着晋、陕、豫、冀、察、鲁六个省和平津两个市。
　　 这时，中美合作训练班还在办，驻扎在西安附近。１９４５年春天，戴笠带着一个美国海军少将到了西安，到中美合作训练班去视察，戴笠拉着我一道去，说把这个班从河南带出来不容易，一定要我到训教育练班去讲讲话。
　　１９４５年２月，中美合作训练班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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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第八战区趣事
　　北方局设在西安，西安是第八战区的防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是胡宗南。胡宗南是浙江人，对任何人也不发脾气，从来不骂人，不像戴雨农那样脾气暴躁。胡宗南当了很长时间的小学教员，对人很平和，如果批评部下，也是很轻微地说几句。胡宗南这个人，依我看，是个好人。但是如果作为将官，让他搞个很大局面，他没有那个才干。
　　胡宗南有３０万人，蒋介石信任他，让他封锁延安，可是他对付不了延安。他身边的三个副官，其中两个是共产党，一个是熊向晖，一个是申健（三青团西安分团书记、西北“工合”宝鸡事务所主任），胡宗南一点也不知道，还送这两个人到美国留学。他的机要秘书是共产党，军需处长是共产党，作战室的参谋也是共产党，他都不知道。所以他的部队还没有出发，延安就一清二楚了，搞得胡宗南３０万部队一点用也没有，而且，他身边的那些共产党直接与周恩来联系，胡宗南还打什么仗呢？
　　蒋纬国在第八战区结婚时，胡宗南和戴笠是主婚人。蒋纬国与石凤翔的女儿石景宜结婚。虽然是婚礼，但石景宜已经大着肚子。石凤翔是个资本家，湖北人，大华纱厂的厂长，在日本留过学。大华纱厂原来在湖北，抗日战争爆发后迁到西安。
　　蒋纬国的婚礼很简单，就是一桌饭，陕西省主席去了，国民党省党部的组织委员去了。举行婚礼前，胡宗南说把自己的公馆让出来，让蒋纬国结婚，但是蒋纬国的岳父不愿意，所以蒋纬国不让他岳父来参加婚礼，搞得他岳父很不高兴，发牢骚说：“我那房子都装饰好了，纬国不用，胡宗南把自己的公馆让出来，他们在那里结婚，胡宗南这个人怪得很，看不起我。”
　　我跟蒋纬国岳父石凤翔很要好，我对石老说：“石老啊，你不要说怪话了，胡宗南就是这样的人，他待人很真实，很有礼貌，他喊出一个口号‘抗日战争不胜利就不结婚’，是个光杆儿，直到抗战胜利才结婚，妻子是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的，结婚第三天，就把妻子送回南京，后来又送到美国受训。哪有结婚第三天就把新婚妻子送走的？为了打延安嘛。我看胡宗南也是书生气，你还生什么气呢？不要生气了。”
　　在蒋纬国的婚礼上，胡宗南交给我一个任务，不要让人破坏捣乱。我就跟西安方面联系，让他们派一些警察来保卫。
　　石凤翔成了蒋纬国的岳父大人，很高兴地请我们吃饭。蒋纬国比我小十岁左右，我是少将的时候，他是上尉。所以他一直到死，都称呼我为“学长”，他自称“后学”，我给他写信，称他为“纬国弟”。
　　还有一次，胡宗南请客，请身边最亲信的高级幕僚，其中最年轻的是蒋纬国，是个上尉。蒋纬国对来的那些年纪大、官阶高又不理会他的人不大接近，一下子看到我，就挨着我坐下。胡宗南走过来对蒋纬国说：“你站到门口，帮人家拿拿帽子，挂挂大衣。”
　　蒋纬国回到座位上坐下来后，我对他说：“我注意到你，你给人家拿帽子，接大衣，做得不好。你站在那里，人家还没有来得及摘帽子，你就从人家头上一抓，把帽子抢过来，人家刚刚脱掉大衣，你就一把抢过来，人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你应该慢一点，两只手去接，这才有礼貌。皮带呢，不能和大衣挂在一道，要另外放在一个地方，有次序地摆放，这都有讲究。有些人不要你代劳，有的假客气，有的是怕你办不好，情愿自己动手，他客气到第三句，你就随他好了。我还看见人家不吃烟的，你也给人家点烟，人家当然不愿意了。”
　　他说：“老大哥呀，我不懂哪，我把事情看简单了。”
　　我说：“你是大少爷出身，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嘛。”
　　过了一会儿，胡宗南过来，带着蒋纬国到会客室后面的电话室，摇好电话，把电话递给蒋纬国，对他说：“给妈妈（宋美龄）拜年。”接着，教蒋纬国怎么说：“对父亲就不要拜了，父亲日理万机，请妈妈代我说一声，儿子给他拜年了，说这些就够了。”通完话后，胡宗南又对蒋纬国讲：“你看看客人吃烟不吃烟啊？吃烟的给点上烟啦。”
　　蒋纬国做好这些事后，胡宗南又说：“纬国，等一下宴会一开始你帮我做件事。”
　　蒋纬国站起来：“什么事啊？”
　　胡宗南说：“帮我布菜。”
　　其实蒋纬国对“布菜”是个什么事情并不清楚，只好含糊答应：“啊啊，布菜。”
　　蒋纬国坐下来问我：“哎，老大哥啊，胡先生要我布菜，是干什么事情啊？”
　　我说：“布菜啊，我告诉你，胡先生今天请客，他是最高长官，把我们这些亲信都请来了，包括你在内，本来布菜这些事情是他的事，现在要你代劳。布菜就是给每个人的盘子里夹一些菜。”
　　他恍然大悟：“噢，我晓得了晓得了。”
　　我说：“哎，布菜这个事情可是有道理，有分寸的呀。”
　　“一个盘子夹一筷子就行了，还有什么分寸哪？”
　　“不是那样简单，这里面有分寸。”
　　“那怎么夹法？”
　　我说：“你第一筷子要夹到胡长官盘子里，他是主人，而且除了他，没有官阶再高的人了，第一筷子给胡长官夹，他心里很高兴，觉得你很尊敬他，其他人看了，也认为你很懂道理，会做人，有礼貌。”
　　“哎呀，老大哥，你真是帮了我，要不我几乎搞错了。”
　　我说：“你还没有完全搞懂呢。”
　　“怎么呢？”
　　我问：“这第二筷子夹给谁呀？你搞清楚了吗？”
　　“第二筷子夹给谁啊？我不晓得。”
　　“这第二筷子，要夹给那个参谋长，他资格老得很，又兼二十四集团军的总司令。第三筷子，你顺着桌子右边挨个过去。”
　　蒋纬国说：“哎呀，这里面还有这么多学问哪，我都不懂。”
　　我又说：“你夹菜要站起来，坐在这里光手指动还不行，坐着夹菜是老人家的态度，你年轻，官阶低，一定要站起来，站起来就有礼貌了。”
　　他点头：“我懂我懂。哎呀，我今天上了很好的一课啊。”
　　再说到胡宗南。孔祥熙的女儿非要和胡宗南结婚，可是胡宗南就是不愿意和孔家小姐结婚，直接拒绝又不好，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约孔小姐：“我们到饭店里吃点东西吧。”孔小姐如约而至，一看，是一个最脏最小的馆子，胡宗南还故意叫了两碗面条吃，搞得孔家小姐很不高兴。吃完面条，胡宗南又说：“我们去游游山吧。”山很高，孔小姐穿着高跟鞋，怎么在山上走呢？走到半截，孔小姐就发脾气不走了。回来后，孔家小姐果然不理胡宗南了，胡宗南的小计谋成功了。
　　美国人送给我一条很贵重的皮带，我想，这么漂亮的东西我也用不出来，干脆送给胡长官，他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要去郑州主持日本投降仪式。我拿着皮带到胡宗南的房间里去，他问：“哎，你拿的什么？”
　　“是一根皮带，美国人送的，用最好的牛皮做的。”
　　胡宗南仔细地看看皮带：“哎呀，这个皮带恐怕委员长都没见过，真是太漂亮了。”
　　“嘿嘿”，我直笑：“委员长见没见过我不知道，我送给你，你是第八战区长官，还要去受降，你当着日本人的面去摆摆威风嘛，只有你才够这个资格，我嘛，不够资格。”
　　听我这么一说，他很高兴：“我收了，我收了。你这个话讲得好，咱们去日本人面前摆摆威风。”
　　有人跟他开玩笑：“胡长官，你这个皮带啊，再没有比你这个更好的了。和皮带相比，你的这身军服不行，你搞套好的军服嘛。”
　　胡宗南没有换过军服，总是那么一套。他一想也是，这套旧军服不配漂亮的皮带就对部下说：“赶紧找个裁缝来，给我做一套新的，这身旧衣服不配这个皮带嘛。”
　　裁缝干了一夜，把新军服做好了。胡宗南穿上新军服，把皮带一系，喜滋滋地问我：“看，配得上吗？”我说：“好好好。”
　　有一次，我在南京，陕西省主席祝绍周住在中央饭店，到处打电话找我，我想祝绍周找我干什么呢？我就去了。周晓舟拿出一把红绸子包的日本战刀，说：“这是胡先生送给你的，要我亲自转交给你。”我打开一看，是日军连级干部用的刀，并不是很高级的。我说：“现在这样的刀我有三把，其中两把是日本将官的刀。这把刀是个尉官的刀。”祝绍周不懂，说：“噢？你还会识货啊？我看胡先生不大送人家东西，特别送个刀给你，说他的皮带是你送的，胡先生给我看过那条皮带，很漂亮。”
　　胡宗南比我大１２岁，对我特别好，有时我跟他开开玩笑，他也对我开开玩笑。有一次，我请蒋纬国岳父石凤翔吃饭，正在席间的时候，胡宗南派副官孙健坐着汽车来了，叫我：“胡长官请你马上去一趟。”我说：“好吧。”然后对桌上的人说：“我去去马上就来。”
　　我去了胡宗南那里，问胡长官找我有什么事？他说：“西北军的门致中，他要起义，你给我发个电报过去，要他后天起义。”起草好了电报稿，胡宗南连名也不签。我说：“你不签名，这算个什么电报呢？”
　　他说：“哎，胡宗南这个名字不能随便对外嘛。”
　　“你的名字不对外，人家知道这是谁的命令，谁的电报啊？”
　　他说：“噢，一定要签名的啊？”
　　我说：“你这样大的官，怎么连这一点都不懂呢？”
　　他签了：“宗南。”
　　我说：“你‘宗南’两个字也不行，要加上‘胡’字，‘胡’字不能少。”他又加了个“胡”字。
　　蒋介石派了一个参谋次长熊斌到西安，这个人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冯玉祥的参谋长，当过陕西省主席。他到西安的主要任务是搞策反，因为汉奸部队里冯玉祥的人很多。到了西安，他去见胡宗南，对胡宗南说：“我奉委员长的命令，进行策反工作。委员长给了我一个宣抚使的名义，要我把冯玉祥手下投降日军的人策动过来。胡宗南大包大揽：“噢，你就归我管。”
　　过了些日子，熊斌对我说：“今天在胡长官那里碰了一个钉子。”
　　我问：“碰了一个什么钉子呢？”
　　熊斌不高兴地说：“经过策动，有伪军来投诚，胡长官说第八战区归他管，要我不要管这个事。”
　　我说：“胡长官做事就是这样，他是我们校长的学生，我也是校长的学生，我也是在这里搞策反工作的，他更相信我，所以他认为你就不要来过问。你不是黄埔学生，又不是部队里的人，是不是？他有门第之见。你是奉蒋委员长的命令来的，有事应当跟你商量嘛。”
　　所以我看胡宗南这个人，很书生的。
　　蒋介石是把胡宗南选作接班人的。上海一家外国报纸上登文章，预测蒋介石百年之后，谁是接班人。文章提出了三个人，第一个是何应钦，第二个是陈诚，第三个是胡宗南。文章的分析是，何应钦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陈诚是保定陆军学校毕业的，胡宗南是黄埔学生，将来这个接班人可能性最大的就是黄埔系统的胡宗南。胡宗南很高兴，把这张报纸贴在桌子的玻璃板上面。他好像生怕我没有看到这张报纸，把我约到他房间里，说：“你看看，看看这里。”
　　胡宗南办公室里总是摆着《左宗棠全集》，还送了一部给我。
　　有一天，我对他说：“胡长官哪，《左宗棠全集》我都读了。”
　　他高兴地问：“哎，你知道左宗棠是个什么地位呀？”
　　我说：“我读了左宗棠写的文章，读了他写的诗，他这个官位呢，和你这个官位差不多。”
　　“怎么？跟我这个官位差不多？”
　　我说：“你在西安，掌管陕、甘、宁、青、新等五省，西北华北是你的根据地，左宗棠也是你这样的官位。”
　　“你说得很不错”，胡宗南说：“这个地盘是委员长给我划的，这五省是最苦最穷的地方。”
　　打下延安后，胡宗南升为上将，当时，黄埔学生中升为上将的，只有他一个人，没有第二个人。胡宗南这个人，一天到晚想做中国的接班人，一直到失败后，跑到舟山群岛还搞了两年，后来回到台湾。
　　我直到现在还想，蒋介石手下的这些人，陈诚很能干，很有办法；胡宗南是真善义，但是才干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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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走脱军统
　　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我跟着胡宗南到郑州参加受降。参加受降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两个人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文强抗日功劳很大，应该晋升中将。１９４６年，蒋介石正式批准我升为中将，这一年，我３９岁。
　　日本人一投降，我那个北方局移交给了徐远举，我接手东北，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对外的身份是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
　　胡宗南问我：“你现在奉命调东北，以后我怎么跟你联系呢？”
　　我说：“你怎么规定我就怎么办吧。”
　　“给你个密码，你打电报不要称胡宗南，我姓陈，名字嘛……”胡宗南翻着黄历看：“哦--有了，陈继生。你打电报给我，称陈继生。”
　　“行。”
　　胡宗南说：“你把掌握的华北、东北的情况经常告诉我。”
　　我说：“如果有整理好的文件，也送一份给你。”
　　胡宗南又说：“我告诉你，我当这个第八战区长官，相当于西安战区长官，我没有到过别的地方，也没有到过北平，现在我要派一个集团军到河北，到北平。”后来，胡宗南果然派了三个军到了北平。我觉得他手伸得很长，由西北伸到华北，还想伸到东北。
　　当时苏联在沈阳还没有撤兵，东北去不了，我暂时在北平办公三个月。这时戴笠到了北平。戴笠打电话给我，要我去见面。见到戴笠，他说：“内战看来是越打越大。”戴笠从皮包里拿出一份文件给我看，说：“这份文件是我们校长召集的一个秘密会议的记录，是胡宗南亲自记录、整理的，这个文件只给你看。看了之后，明天早上归还我。”
　　我一看这个文件，是蒋介石的讲话，说共产党在山西晋东南发动了战争，把阎锡山的队伍吃掉了，在太行山也发起战斗，把四十军、三十军消灭了。蒋介石说，各部队都要督察不利于剿匪的言论，这个战争会打下去。
　　我到了沈阳后，四平街发生了一次很激烈的战斗。杜聿明把林彪打败了。
　　东北的空军副总司令到沈阳找到我，说：“哎，不是我找你，是胡宗南找你，他叫我们空军把你送到西安，说这样保密一些。”
　　我说：“我也没有什么更多消息要报告他呀，再说可以发电报嘛。”我就没有坐飞机去西安，而是写了一封信给胡宗南，向他报告了一些消息，其中有杜聿明打四平街的情况。
　　１９４６年３月，戴笠坐的飞机失事，戴笠摔死了，我又回到重庆，参加追悼会。戴笠的摔死好像是上苍的安排，他姓戴，而他坐的飞机撞在南京附近江阴这个地方的戴山上，戴山并不高，说是山，还不如说是一个小山坡；飞机撞在山上，戴笠的身体冲进山中的沟里，这条沟叫做“困雨沟”，而戴笠的别号恰恰叫做“雨农”，戴笠的小名为“春风”，他摔死的日子，正是春风轻轻。
　　我回东北后，蒋经国也到了东北。他是外交特派员，在东北有个办公室。他请我吃饭时对我说：“你过去研究日本问题，现在日本问题结束了。你现在最好是研究中国问题、研究朝鲜问题、研究苏联问题，研究后向我汇报。我来东北也是这个任务，也在关注这三个问题，苏联问题我了解，但是朝鲜问题我不大了解，我们两人合作吧。”
　　过了几天，蒋经国又对我说：“外交问题由我办公室的秘书负责，我走了。”
　　我问：“你到哪里去呢？”
　　“我到新疆去。新疆问题很严重哪。”
　　“新疆有什么严重问题呀？”我问。
　　他说：“俄国有很大的野心，他们的力量超过我们在新疆的部队好几倍，一下子把伊犁那些地方都占了，这个问题很严重，我去看看。”
　　一个多月以后，蒋经国从新疆回到东北，我和杜聿明又见到他。他说：“我到新疆跟俄国人谈，他们不理我，根本不见，还是蒋夫人去干涉的。”
　　我和杜聿明不约而同地问：“蒋夫人在重庆怎么干涉这个问题呀？”
　　蒋经国说：“蒋夫人到了新疆。蒋夫人说，这个问题还是要英美出来说话，没有英美出来说话，俄国决不会撤兵。”
　　果然，后来宋美龄请英美出面干涉俄国。宋美龄对俄国人说：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你俄国如果没有美国支持，就不可能把这场战争打胜，你为什么要这样欺负中国呢？我们和蒋经国一起，都很称赞宋美龄。
　　我跟蒋经国长谈过几次之后，做出了一个我自己的决定：虽然我没有回到共产党那边，但是我视共产党为友人。现在我看到蒋介石反共是越走越远了，再加上戴笠也死了，我失掉了一个后台，我下决心，军统方面我不回去了。
　　当时，军统局内就分为三派，相互争得厉害，郑介民，是黄埔第二期的，他是十三太保里的人，第二个是戴笠的主任秘书毛人凤，也是个黄埔学生，第三个是唐纵，他是黄埔第六期的，也是十三太保之一，他们都要当局长，我看三派势力都很强，我如果再在这里搞，就会出问题。他们哪一派都会随便把我打掉，我接近哪一派，都会有杀身之祸。我决定退出军统，但是不能明退，如果明退，他们会采取手段对付我，怎么办呢？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有一个人可以找，就是程潜，他是国民党的元老。我跑去找程潜，说：“颂公，你这个党国元老，我愿意来帮你的忙。”
　　他说：“噢，我早就想到了，你来帮忙我很高兴。你华北东北都工作过，你的关系特别多，你帮助我工作，我特别欢迎你。”
　　程颂公告诉我：“我这个武汉行营主任哪，干不了几天了，白崇禧来抢这个位置啦。”
　　我问：“那你干什么呢？”
　　他说：“要把我调到湖南长沙，当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管湖南和江西两个省，还兼湖南的主席。”
　　我说：“好，这个官不小啊。”
　　他说：“你就这样吧，你跟我一道来干，你如果要当文官呢，我在湖南或者江西给你安排个厅长什么的，你要当武官呢，我正好要在绥靖公署成立三个兵团，你当一个军长是足够资格了。你到我这里来。”
　　“好好好。”我向程颂公表示，“我到你这里不是来做官的，也不是想要什么地位。你是老前辈，和我父亲是朋友，你把我摆在哪个位置，我就服从。”
　　他说：“你暂时给我当办公厅主任吧。”
　　我想了想，又对程潜说：“戴笠死了，军统的三个头头争得很厉害，我如果不辞而别，他们一定莫名其妙，认为你怎么到程潜那里去了呢？我必须先跟他们先打个招呼。”
　　程潜说：“那可以呀，可以可以。这样吧，我给你写三封信，你交给他们，我告诉他们，这里很需要人，要把你们那里的文中将借过来，来帮助我。”
　　我说：“对对对。”
　　程潜给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人分别写了信。
　　我首先跟郑介民商量，他不高兴了：“我在这里干，你不能离开，中国的华北、东北你都干过，你离开那我还干啥？你不能走！”
　　我说：“颂公写了封信给你。你看看吧。”
　　他看了信，说：“那这样，你要离开一下也可以，你一定要在我们这里挂一个名，我们这里有个设计委员会，你就做设计委员会的中将委员，如果你连这个名都不要，那就不好啦。你保留一个名义，愿意回来的时候你还可以回来嘛。”我说我按你的意思办，给我保留一个名义。
　　我说：“我告诉你，我到了程颂公那里，国家有钱给我，我只在程颂公那里拿一份钱，不能拿你的一份，如果拿两份，那又不好了。”
　　他说：“你这个人真是很廉洁的啊。你这样办也好，你的粮饷我们就不给了。”
　　我又到毛人凤那里，毛人凤的资格比我低，我已经是中将，他还是少将。他说：“你要离开？我们这里分成三块了，还不晓得鹿死谁手？你也不参加到这里头来占一份？你这个人很难得，很自爱，我们不像你，你的面宽，你到哪里去都有人欢迎你。我们是跟戴笠起来的，靠着他，他又死了，没路走啊。”
　　我说：“我跟郑介民谈过了，颂公也给他写了封信，也写了封信给你。”
　　“我看看，我看看。”毛人凤一看信，说，“你这个人呀，不愿意在这里跟我们争什么，不愿意争长论短的。我也同意，我也同意。”
　　我说：“你们两个都同意，唐纵那里说不说都没有问题了，他也不管这个事，不过颂公也给他写了一封信。”
　　毛人凤“咳”了一声，说：“这封信给不给他看都没有问题。我同意了。”
　　我回去后告诉程潜，程潜很高兴：“哈，那很圆满了，很圆满了。”
　　就这样，我脱离了军统。
　　后来我成了战犯，共产党从来没有追究过我军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步棋走得对。
　　我跟着程潜到了绥靖公署，给程潜当办公厅主任。有一天晚上我在他屋里聊天，我说：“你这个湖南人哪，是湖南人的家长，你过去的地位都比现在的地位高嘛，参谋总长，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武汉行营主任，都比现在的官大，你在湖南称家长，湖南人一定很高兴。你怎么不写一篇告湖南人民书？”
　　“噢？”程潜说，“你的这个想法很好啊。这样吧，今天晚上你就帮我写一篇。”
　　我说：“那倒很容易。”
　　晚上，我就把《告湖南人民书》写好了。第二天交给程潜一看，他很高兴，说：“比我自己写得还好。如果我自己写，我还不知道怎样落笔呢。写得好，写得好。”
　　我说：“你不要说是我给你代笔，这样一说，很多人还不愿意，颂公那样高的地位，哪还要文强代笔呀，是不是？”
　　“那怎么办呢？这个《告湖南人民书》总得拿出去啊。”
　　我出主意：“颂公，就说你自己起草一个《告湖南同胞书》，起草后把你的参谋长，还有湖南的几个写手叫去了，把我也叫得去，给我们看看，这样不就行了吗？”
　　我在程潜这里差不多一个月后，程潜成立了三个兵团，他问我：“你是在我们这里当个厅长还是当个军长呢？”
　　我没有考虑，说：“你让我当军长我就当军长，你让我当厅长我就当厅长。我个人没有意见。”
　　对于我的安排，我也不知道程潜是怎么决定的。第二天晚上，程潜给我打电话，让我到他家里吃晚饭。我想：哎，他是不是要把我升官呢？怎么要我去吃饭呢？
　　我就去了。他夫人跟我讲：“委员长来了电报，让你到差。”
　　我很奇怪：“到什么差？”
　　程潜夫人说：“杜聿明担任了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前线指挥部，要你去当副参谋长。”
　　我说：“我不知道啊。”
　　她说：“电报都来了，你在我这里吃了晚饭，明天你就要坐飞机去到差了。明天还要给你送行呢。”
　　这时，颂公说话了：“好吧，我要留也留不住了。你的校长给你升的这个官也不小啊，指挥十六个军呢，中将副参谋长啊，你的这个校长要调你走，我留你留不住了，你是他的学生，他调你去，我没有办法留你。你到我这里来，地都没有踩热啊。”
　　过了一会儿，程潜的参谋长来了（程潜的参谋长是黄埔第一期的，叫刘家绪），他说：“哎，你晓得不晓得，你升官了。”他说：“光亭（杜聿明，字光亭）他有个信给你。”
　　“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参谋长说：“信在我这里，你看看。”
　　杜聿明写给我一封长信。大意是：刘峙要当徐州前线指挥部主任，请我去当副总参谋长。杜聿明那个参谋长舒适存过去给彭德怀当过参谋长（舒适存过去从江西彭德怀那里跑出来，自己投降来的，过来之后他在陆军大学旁听，毕业之后当过师长，又跟廖耀湘当过新六军的副军长，以后还当过兵团副司令），杜聿明还不大放心他。让我管人事，管司法，管后勤。
　　参谋长说：“一切都归你管。你是黄埔学生嘛。你和那个参谋长都是中将，待遇一样，你也是１２００块钱。他也是１２００块钱。杜聿明特别看重你。”
　　这天晚上，程潜跟我谈了很多话，他说：“你去了要小心啊，共产党你是打不倒的，共产党的战法你也知道，他没有五六倍的力量不给你打，他没有把握也不打，他白天不露面，晚上出来跟你打，你找不着他，你机械化部队有什么用呢？杜聿明掌握着十六个军的机械化部队，但是打共产党没有用，机械化部队打共产党，等于高射炮打蚊子，怎么打得到啊？”
　　程潜望着我一笑：“我看共产党并不成气候，可是一打起来，我们总是失败。你这次去，要准备当俘虏。”
　　我说：“我不去也不行。去呢，我忧心忡忡。不过你讲要准备当俘虏，我还没有想过。我们是高级司令部的人，难道还跑不掉吗？不见得当俘虏。”
　　我心想：颂公给我饯行，怎么说出这样的话呢？准备当俘虏？我认为他的话说得太过火。现在想起来，颂公的话一点也不过火，颂公还真说对了，时间不长我真的当了俘虏。
　　事后我觉得，人很难逃脱宿命。当时，我决定不再参加内战，逃脱反共的范围，费了好大的劲才脱离军统，到了程潜老前辈的旗下，我以为走脱了，结果可能是命运决定，还是走不脱，杜聿明向蒋介石写报告，一定要把我调了去，蒋介石就批准了。想躲躲不掉，这不是冥冥之中自有主宰吗？
　　１９７５年我特赦出来，参加宴会，第一桌有黄维，第二桌是我，第二桌跟我作陪的人，有一个姓张的黄埔四期的同学，是个上将。他说：“文先生，我也是黄埔第四期的，我今天来参加宴会，让我作陪，见到你这位同学，敬你一杯酒。”
　　还有一个作陪的是孔从洲，他原是国民党机械化部队的一个负责人，他也端起酒杯：“我也敬文先生一杯酒。”我没有问他是哪里毕业的，但是我认识他，我跟胡宗南一起到郑州参加日军受降仪式时，他是三十八军的一个师长兼郑州的警备司令，郑州的守备军队就是三十八军一个军。当时，孔从洲见了我，对我说：“我听外面讲，你要晋升中将了，我做一套衣服送给你。”我说：“我有衣服啊，你不必做。”他说：“我一定要做，这是日本将官呢，料子很好，你虽然有衣服，我也做一套送给你。”他叫裁缝给我量尺寸，没有过三天就做了一套将官呢的军服。就是这个孔从洲在宴会上对刚刚特赦出来的我说：“我和毛主席是亲戚，是亲家。”“哦？”我说：“你还有这样一层关系啊。”
　　我看见一位夫人坐在我们第二桌，她看着我笑。这位夫人我好像认识，但一下子怎么叫不出名字呢？
　　这位夫人端起酒杯对我说：“文将军，你怎么不认识我了呢？”
　　“很面熟，我一下子叫不出名字。”我有些不好意思。
　　她把桌子上写着她姓名的牌子转过来给我看，啊，是程颂公的夫人！我感慨地说：“原来是你呀。我在湖南绥靖公署见到你的时候，恐怕你只有二十多岁吧？”
　　她笑着说：“差不多。以后颂公把我送到香港去了，他起义之后，又把我接回来了。那天晚上，我们给你饯行，送你走的时候，颂公讲‘你恐怕会当俘虏’，我看你那天晚上很不高兴，我也觉得颂公那个话说得太重，人家到差怎么咒人家呢？今天看来，颂公说得没有错，他到底有经验。你的老太爷在日本留学时跟颂公是同学，我们颂公在日本读书时不过是个士官生，你的父亲是个学者。颂公从日本回到湖南，搞了个建国军，当了总司令，其实他也没有多少队伍。你的父亲跟颂公、黄兴他们关系很深。那天晚上颂公因为你父亲的关系，跟你说了那一番话，现在想起来很亲切。我希望你最好不要去，但是不去又不行。”颂公夫人的名字叫郭翼青，当时我听了她的一席话，我流泪了。
　　她安慰我：“事情都过去了嘛，你不要流泪了。”
　　后来，我跟颂公夫人两个同时成为第六届政协委员，又同时是第七届政协委员。她比我小十多岁，现在已经去世四五年了，而我还活着。

友情周末

第25章 战地轶事
　　我先讲一件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时的事情。
　　抗战一胜利，林彪带着大概一万多人守着山海关，李运昌也有一万多人，和林彪一起堵住山海关打，不许蒋介石的部队进入山海关。杜聿明带了一个军跟林彪打，没有分个胜败，没有打进关去，后来汤恩伯的十三军来了，还有五十二军也来了一部分队伍，这样一打，林彪就垮了，山海关守不住了，林彪带着他破破烂烂的部队向锦州撤退，杜聿明的部队一直顶到锦州。我要到东北到差，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但是锦州有敌人，我暂时去不了东北，就在北平等待。
　　圣诞节前后，杜聿明有一天晚上很高兴，冲着我喊：“打开了，山海关打开了，林彪不晓得逃到哪里去了！”
　　我问：“那你的部队怎么办呢？”
　　他说：“追击！我的部队已经到了锦州了。”
　　“噢？”我说：“部队已经到了锦州了？”
　　他说：“廖耀湘、孙立人的部队到达后，我们就有足够的兵力了，我们的兵力超过１０万呢。哎，你怎么还在北平呢？”
　　我说：“东北行营现在还去不了啊。”
　　我正在北平，想东北也去不了时，宋子文到北平来了。宋子文对我说：“你拿我一张名片，现在北平到锦州已经有飞机了，你可以离开北平了，锦州已经安排好了你的一切。”
　　我问：“飞机归谁管呢？”
　　宋子文说：“是中央调来的，你拿我的一张名片，就会给你派飞机的。”
　　我就跟航空司令部通了电话，电话那边说：“你是文中将吧，你明天早上到飞机场来，我们单独给你配一架飞机送你到锦州，锦州地面有保护的部队。”
　　第二天，我带着一批人坐飞机来到锦州。后来听人家讲，中将以上官衔的，头一个到东北的就是我。
　　我到了锦州后，杜聿明也来了，杜聿明跟我讲：“从林彪部队里来了三个团级干部，向我们投降了，三个都是大学生，是在林彪部队里搞政治的。这几个人交给你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好，他们是自己来投降的，我想了一下，决定先见见他们再说。我对部下说：“把那几个人送来见我。”
　　这三个人被带来见我，我一摸他们身上的衣服很薄：“哎呀，东北的冬天这么冷，你们还没有棉衣呀，这是怎么过的日子呀。”
　　我就喊部下：“我们的棉军服还有没有啊？一人发一套给他们，把衣服换了再来跟我谈话！”
　　一人给了他们一套棉衣，一件大衣，他们感觉到很暖和，说：“你这个长官好啊，什么都没有谈，就送衣服给我们。”
　　我说：“你们看，我们穿的皮衣服，脚上穿的长筒皮靴，天气太冷了嘛，东北这个地方好冷啊。”
　　我问：“你们为什么要跑过来呢？”
　　他们说：“我们三个都是大学生，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我们这个国家跟日本打了八年，为什么搞到现在还要打内战，我们想不通。我们到了锦州之后，非常想家。”
　　“你们三个人是什么地方人呢？”
　　他们说：“是济南附近的人。”
　　“我今天晚上不跟你们多谈，我让伙房做点东西给你们吃吧。希望你们三个人自己写个自传，什么学校毕业的，家庭情况怎么样？在共产党里搞了多久？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投降？写好了早点睡觉。”我又对秘书说：“他们写完让我看看。”
　　第二天我一早起来，秘书把他们三个人写的自传交给我，都是大学生嘛，写得不错。我把他们三个人叫来说：“这样吧，二话不谈，准你们三个人一个月的假，你们回家去，找到你们的家属亲戚，一个月以后到这里来报到，我会安排你们的工作。另外呢，给你们拿点路费。”
　　我又问：“你们结婚了没有？”
　　他们说：“婚是结了，可是好多年没有回过家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妻子。”
　　我说：“你们尽量去找，找到了带着一道来，我把路费给你们。不过我限期一个月，希望你们不要违背了，准时回来。”
　　一个月之后，这三个人都回来了，妻子也找到带来了。我说：“我也不跟你们谈道理，你们都是为国嘛，大道理不谈了，我介绍你们到政治部去，按你们的能力分配你们的工作。”
　　他们到了政治部，政治部打电话给我，说：“他们三个都是共产党的团级干部，你考察得怎么样呢？”
　　我说：“我没有考察别的，他们现在不愿意在共产党里面搞了。不愿意打内战。我就考核这一点。你们再要作什么考核，你们去考核吧。我不干涉你们。”
　　政治部那些人可能对他们三个态度不大好，没有过多久他们三个人又跑回来了，说：“我们不到政治部去了，那些人对我们不好，把我们看成敌人一样。我们还是要跟着你这个长官，在你这里派我们点事做吧。”
　　我表示：“可以。”其中有个姓王的，叫王世奎，是学历史的，我问：“你想干什么工作呢？”他说：“我不反对共产党，你们对我又这样好，我想在沈阳找家报纸搞历史。”我说：“可以吧，你去当大历史学家就对了。”我当即打电话给长官部的秘书长，秘书长说：“好好好，投降过来的嘛，我们负责给报社介绍。”
　　我又对另外两个人说：“派你们做一个事情，日本人在我们东北做了许多许多的坏事，我派你们两个人，另外还派一个人给你们，成立一个工作室，清理日本人的那些东西，日本人过去在东北搞了些什么坏事？有些什么机构？查查这个事，你们把这些材料集中起来，作为我们以后对付日本人的一个窗口。”
　　这两个人很愿意。我又派了一个姓毕的，叫毕玑，他是戴笠训练班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是个大学生。
　　他们做了很多事，把日本人的许多档案找到了。可是，我派的那个毕玑，看不起那两个投降过来的人，认为他们是叛徒，把他们的玻璃板打破了。那两个人又跑来找我，我把毕玑叫来，说：“人家也是大学生，你打人家的玻璃板，搞成这个样子，多么不好啊，我让你负一点责任，领导他们去办，把事情办好了就对了嘛，怎么把人家得罪了呢？”
　　毕玑听我一讲，向我哭了一顿，我说：“不要哭了，你也承认是工作上待人家不好，你需要改正，你这个拳头往玻璃板上一打，把自己的手都豁开了，不好啊。我现在把你辞退，你没有资格领导他们嘛。”
　　没想到，过了几天，那两个人又找我，要我把毕玑派回去，说这个人脾气稍微暴了一些，别的地方还是很好的，我又按他们的意思，把毕玑派回去了。后来，毕玑一直到解放后还和我通信。
　　下面我要讲的，是到了杜聿明手下，在徐州时，遇到更棘手的事情。
　　我们从徐州撤退的路上，一天晚上，我们撤到安徽和河南交界的地方，叫做孟集。第二处处长跑来报告，说后面有一座小山，小山上面有个宝塔，发现宝塔里面有火光，恐怕那里埋伏有解放军，问我们怎么办？
　　我说：“你这个人，身为处长，这个问题还来请示我？你派个特务连，围住宝塔喊话看看有什么动静，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会办，还来问我？”
　　二处处长调了一个营包围了宝塔，冲着里面喊了一会儿，里面没有动静。他们就把门炸开冲进去，抓了七八个好像是八路军武工队的人，还缴获了炸药包、手榴弹。
　　在宝塔里有潜伏的八路军武工队一事，给宿营地造成了恐慌的气氛。到了半夜，忽然有枪声，枪声由疏而密，经查，是特务营警戒兵打的，他们说：“共产党的部队到了，有冲进寨子的可能。”特务连连长杜宝惠（杜聿明的侄孙）也这样报告，搞得杜聿明一夜没有睡觉，几次打电话要邱清泉调部队增援。一直闹到天亮，连共产党部队的影子也没有见到，一夜乱打的结果，是把我们自己在寨子外露营的坦克兵和辎重兵打死打伤了不少。事后追查责任，才发现是一场虚惊，原来是几名电话兵在夜里查线路，相互之间为了联络，喊叫：“来了！来了！”警戒兵听到，以为是解放军来了，举枪乱打。
　　我审问抓来的几个人，他们承认自己是八路军的武工队，说知道你们要在这里宿营，准备晚上把你们干掉。
　　我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杜聿明，杜聿明拿支笔一批：“就地枪决！”
　　我把军法处长和第二处处长找来，对他们说：“你们糊里糊涂的，判断不对呀。”
　　“怎么不对呀？”
　　“如果他们要炸掉我们的指挥部，这个罪就大了。可是他们并没有得手，法律上叫做‘犯罪未遂’，就是有罪，也要减刑，不能杀，要杀也只能杀为首的一个，把那七个人都杀掉？哪有这样的法律啊？”
　　军法处长说：“杜总司令已经批了，按他的批示办理，就地枪决，我们没有权力改变，恐怕你参座也没有权力讲这个话。”
　　我气得很：“要杀也不能把七个人都杀掉，这是第一；第二，上面有个通报，讲不要杀俘虏，我看他们就是几个农民嘛，杀了俘虏，违反国际公法啊。”
　　我这样一说，军法处长软下来：“杜老板已经批了我有什么办法呢？你就签个字吧。”
　　我说：“我不敢签这个字，我一签字，这七个人都枪毙了。”
　　“那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这里又没有铁笼子，又没有监狱，往哪里关这些俘虏呢？”军法处长很为难。
　　我拿过笔来写了四个字：“暂缓执行。”
　　军法处长和二处处长都不愿意，瞪着眼睛看着我，我火了：“你们看着我干什么？赶快把俘虏押回去，跑掉一个人，我杀你们的头！”
　　第二处处长姓李，他私下对我说：“你说得不错。杜老板这样批也太过了。”
　　我说：“按我的意思办。”
　　第二天，我们转移到陈官庄附近，这七个人随我们转移。我再一次对军法处长和二处处长说：“要优待这七个人，给他们弄饭吃。我这样做了，一切后果由我负责，如果要杀头，就杀我的头，不会杀你们的头！”
　　这两个家伙挺厉害，说：“你签的条子我们复印下来了，带在身上，条子是你批的啊。”
　　杜聿明一直不知道这件事。
　　这七个人关了半个月，军法处长天天埋怨我，说你看这个事，还要天天给他们弄吃的。军法处长天天催我执行。
　　二处处长偷偷跟我说：“这样办，我让第二兵团邱清泉那里开个口子，假装我们有任务，把这七个人派出去。咳，把他们都放了，他们在这里还要吃要喝的。”
　　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办法：“可以呀，就从熊笑三那个军开个口子，把人放了，邱清泉这个人很马虎，不会追究的。如果邱清泉说放了共产党的俘虏，你们就推到我的头上，说我们副参谋长管这个事。”
　　按计划行事后，果然，邱清泉打电话来了，问你们抓的那几个人，为什么放了？
　　我和他打官腔，说：“另有任务。”
　　“噢，另有任务啊？”
　　我很肯定：“另有任务！是我批的，我负责。”
　　邱清泉不说什么了。我放了这七个人。
　　后来，杜聿明成为战犯，因为两条罪不能特赦，一条罪是放毒气弹，一条罪是杀了七个八路军武工队的人。北京去的人审查这件事的时候，我向他们讲清了这件事的原委，直到这时候，杜聿明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急得不得了，在我面前要哭了。我说：“今天到了这个时候我才告诉你，那七个人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已经过了１０年了，如果这七个人还在，恐怕都升官了。”
　　杜聿明说：“你跟我讲的是假话。”
　　“现在咱们都是战犯了，这个时候我还跟你说什么假话呢？是我办的事情嘛。”我又跟他说放毒气弹的事情：“放毒气弹的事情你也无罪。”
　　“我怎么无罪？”
　　我说：“我们陆军没有毒气弹嘛。那是南京派空军来投的，这个罪归南京，你揽到自己身上干什么呢？再说那天扔的也不是很毒的东西，只是辣椒水嘛。”
　　杜聿明说：“你还帮我辩护呢。”
　　“你这两条罪状都不成立，我已经向北京来审查的人讲了，他们也点头。”后来北京审查组专门寻找那七个人，七个人都在。
　　杜聿明得到特赦了。比我早出来１５年半（杜聿明是１９５９年１２月特赦，我是１９７５年３月特赦），杜聿明特赦时对我说：“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友情周末

第26章 战败徐蚌
　　我到了淮海，任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
　　徐州“剿总”是继东北、北平两个“剿总”成立后成立的。当时，陈诚派下台，何应钦派上台，起用了一批老将。顾祝同接替陈诚做了参谋总长，卫立煌出主东北，刘峙出主徐州。徐州方面调刘峙曾经有一番争论，有人认为刘峙是败军之将，但蒋介石、何应钦认为刘峙忠实可靠，还认为刘峙是“福将”，如果配合一个少壮得力的干将，或许能够成功。于是决定让杜聿明做刘峙的副手。
　　刘峙、杜聿明一出台，王耀武就丢了济南。刘峙、杜聿明和手下的军官们一方面认为自己是强大的王牌军，解放军“吃不掉，啃不动”，一方面口出大言：“在王耀武手里丢了济南，一定要在刘峙手里把济南收复，让共产党得不偿失，尝尝厉害！”参谋总长顾祝同，曾飞到徐州与刘峙密商，杜聿明也两次飞往南京、北平，面见蒋介石、何应钦，当面请示机宜。
　　徐州“剿总”在两个作战方案上徘徊，不能做出决定。
　　第一方案是北向阻止解放军南下，以佯攻济宁，收复济南为目的，采取以攻为守的作战方案。
　　第二方案是南撤蚌埠，放弃徐州，扼淮河而守，加强南京外围防卫为目的的战略撤退。
　　究竟哪个方案实施起来把握更大一些，谁也不好说。在济南有生力量被歼不久的情况下，北向可能正碰在解放军的钉子上，造成进退两难的局面；而第二方案南撤扼淮河而守，恃淮河天堑以阻敌之直捣南京城下，被顾祝同视为上策。但是蒋介石、何应钦考虑撤防而守，部署不易，一旦解放军跟踪南下，并渗透淮苏皖地区，不但南京直接处于威胁之下，而且中原屏障尽失，武汉三镇必将陷于动摇之中，再加上徐州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决不可放弃。
　　这两个方案上自国防部下至徐州“剿总”，久久争论不决。刘峙拿不出主见，只有杜聿明自恃兵力雄厚，力主乘解放军打下济南的休整间隙，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攻势，出其不意地佯攻济宁。蒋介石同意了杜聿明的这个方案。
　　杜聿明奉蒋介石的命令，放弃郑州，缩短战线，西起商丘，东止连云港，机动地集中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作北向进攻的主力部队，调孙元良兵团自蒙城、涡阳地区，星夜靠拢徐州。又调集另一王牌部队黄维兵团，自驻马店附近出发，靠拢徐蚌之间，既可策应以徐州作中心攻防战，又可以隔断解放军刘邓大军和陈粟大军的会合。黄百韬兵团一字横陈于陇海线东段，由碾庄圩迄于海、连一线，随时配合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机动地向济南进攻。
　　碾庄圩一战，是徐蚌战役的第一战。刘峙亲临前线督战，到了我们指挥部。杜聿明说：“打了两天两夜，碾庄圩为什么打不下来呢？两个最大的兵团，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全都用上了，就是打不过去。”
　　邱清泉是黄埔第二期的，李弥是黄埔第四期的，邱清泉和李弥原来都是共产党，加上我也是共产党，所以徐蚌战役可以说是共产党打共产党。
　　杜聿明向刘峙汇报说：“看来共产党在这里打援的至少有两个纵队。”
　　我说：“我看打援的部队不只两个纵队。”
　　刘峙问：“你看有多少啊？”
　　我回答：“我看至少要加一倍，起码有四个纵队。”后来，从解放军的战况中看到，他们在碾庄圩放了六个纵队。杜聿明的判断很轻敌。
　　我们到战场上的最高点去视察，杜聿明亲自指挥作战。
　　那一天，我很冒险。心想，我要看看究竟。我就坐着军用吉普车，一下子冲出阵地，我四面看，怎么看不见自己的兵呢？我这是跑到哪里了呢？正在奇怪，身边的副官着急地说：“不好，咱们已经跑到共产党的阵地里来了！”我也急了：“赶快回去！赶快回去！”解放军没有追击，也没有开枪。
　　我捡了一条命回来后，杜聿明说：“你这个人好勇敢，你怎么跑到敌人那里去了呢？”
　　我说：“我还不知道已经到了敌人的战地，以为还在自己的阵地上。”
　　杜聿明连声说：“你的命大，没有把你抓到。”
　　这时，刘峙还没有走，他也看到了，说：“我看到很奇怪，你的吉普车跑得那样快，怎么冲到敌人的阵地上去了呢？”
　　刘峙很着急：“这样打，要打到哪一天呢？已经打成一个消耗战了。”
　　我说：“要破这个阵，死打是打不过去啊。”
　　刘峙看着我：“你的意思是怎么打法？”
　　“我们正面要佯攻，至少调两个师迂回到后面去打，邱清泉兵团抽两个军，李弥兵团抽一个军，迂回到后面，趁今天黑夜打过去，里外夹攻，这个阵可破。两边迂回，碾庄圩之围可以解了。”
　　杜聿明对刘峙讲：“我的副参谋长制定了突围的战略，转到解放军的后面去打。”
　　刘峙点头：“哎呀，好计划，好计划，早该如此。”
　　杜聿明看着我说：“你怎么早不说呢？”
　　我说：“我没有看到这个情况，瞎说一顿也不行啊。”
　　杜聿明用自动电话（就是现在的对讲机）找到邱清泉，命令：“你抽调两个军，迂回到后面去！”
　　邱清泉回答：“我的兵力已经消耗得很厉害，如果再抽调两个军迂回，恐怕我的正面不保，一旦敌人从正面突破，徐州也不保！”邱清泉很坚定地表示不能执行命令。
　　李弥的态度是：如果邱清泉派出兵力，我也派，如果邱清泉不派，我也不派。李弥说：“我只有两个军，邱清泉有六个军，他的力量比我大两倍，他为什么不抽调力量？从我这里调个师，我的力量就更单薄了。”李弥也不肯调兵。
　　杜聿明的指挥不灵了。
　　我对杜聿明说：“他们不听你指挥官的，命令都不能执行，怎么办呢？”
　　如此坐失良机，碾庄圩那边的炮火越来越急了。我说：“我们在碾庄圩的部队可能已经被吃掉了。”刘峙在自己的大腿上捶了一顿，长叹一声：“天亡我也！”
　　由徐州出击的部队与碾庄圩困守待援的部队炮声相闻，相距不到４０华里，却无法解围。
　　我跟杜聿明说：“现在解放军离我们没有多远了，碾庄圩已经被解放军控制住了，我的看法是今天晚上准备夜战，我们一失败，十几万人就被解放军吃掉了。”
　　杜聿明问我：“你有什么好办法？”
　　我说：我们打一个假仗。这里离徐州１５里路，我们撤退１０里，解放军一定是跟进打我们，我们一个回马枪，可以转败为胜，我们告诉碾庄圩的黄百韬，我们撤退的时候让他们赶快跟进。”
　　我们按这个计划撤退，没有料到，解放军不理我们，并没有跟进。
　　碾庄圩没有什么炮火的声音了，糟糕了，黄百韬十几万人已经失败了，碾庄圩没了炮火了嘛，我们不能再撤退了，如果我们再撤退，今天晚上徐州就没有我们的部队了。我就跟杜聿明商量：“你也不能动，我也不能动，参谋长也不能够动，死守在这个地方。”
　　杜聿明说：“好，要死死在一起！”
　　第二天，二十五军的军长陈士章从碾庄圩逃过来了，他告诉我们，黄百韬自杀了。
　　“解放军呢？”我问。
　　“解放军认为已经胜利了，撤退了。”
　　我当时难以解释两个王牌军团寸步难行的原因，后来读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才知道华东解放军用了一半以上的兵力打援。刘峙指挥之下的有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四个兵团，四十多万人，而解放军的部队已经超过２００万了。（比如苏联把全部的武器给了林彪，林彪的装备力量超过卫立煌两倍，是四个野战军中最强大的一个。）我向杜聿明讲：“这个仗没办法打了，根据收到的消息，解放军的部队超过２００万，我们这里四十多万人跟解放军打，这个仗怎么打法啊？”
　　杜聿明跟我发脾气了：“唉呀，你真是，长人家的威风，不说我们自己的志气！”
　　我说：“大势已去啦。现在解放军采取包围的政策，并不积极打反击，把我们这里４０万人暂且留着不打，先解决黄百韬兵团（碾庄圩战役），把那里吃掉，再吃黄维，把黄维的部队也吃掉了，搞到最后来打我们。那还打什么？没办法打。敌我悬殊啊。”
　　听到碾庄圩的炮火逐渐消失，我们要邱清泉无论如何保住徐州，总部要撤到徐州。
　　我们撤到徐州后，一看徐州的街上乱哄哄的，老百姓和军队都在抢粮食，我大声喊：“警察到哪里去了？县政府到哪里去了？”
　　杜聿明对我说：“佯攻济宁，收回济南。地面上抽六个军，沿铁路线打过去，从空军空运三个师，在济南降落。封锁运河，封锁黄河，使共产党不能增援。”杜聿明又说：“北伐的时候我们打张宗昌，就是这样打的。现在我们也这样打！”
　　这是个好计划。我说：“这个计划我看了，赶快执行！”杜聿明下了决心，他和参谋长舒适存上前线，徐州这里由我坐镇。
　　第二天，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１５日，天下着倾盆大雨。刚刚要按照计划行动的时候，第二处处长从前线跑回来，气喘吁吁地报告：“参座，出问题了！”
　　“出了什么问题了？”我赶紧问。
　　“十分钟前，委员长从南京到了徐州，召见副座（杜聿明），没有谈几句话，就让副座上了飞机，跟委员长到北平去了！”
　　“啊？”我吃惊极了：“杜聿明怎么走了？”
　　刘峙知道此事大发脾气，大声嚷嚷：“岂有此理！我们的副座怎么一下子被搞跑了，徐州不管了？完蛋了，我们的计划执行不了了。他走了，全部责任在我了，我办不了！光亭走了如何是好？北进谁能做主？”
　　我直着急，马上给刘峙挂电话：“总座，今天委员长从这里经过，怎么把我们的杜老板弄走了呢？”
　　刘峙说：“锦州那边打起来了，让杜聿明去那边指挥。听说要让杜聿明担任冀热辽三省边区总司令，不但指挥东北，还要通过傅作义指挥华北。你看这一搞，不就乱了嘛。你来一趟，我有话跟你说。”
　　我挂上电话，到了刘峙那里。我问刘峙杜聿明走了以后的前线指挥问题，是按照原计划执行，还是有所改变？刘峙回答：“光亭走了，谁能指挥得了前线的部队？我已经命令前线部队停止待命，原计划暂缓执行。”
　　刘峙说：“光亭回不来了。我想再调一个人来指挥这边的战斗。”
　　我问：“你调谁来呢？”
　　“我想把宋荫国（宋希濂）调来，他指挥过滇缅路的战争，这个人是个勇将，也是我的学生。调他来可以。”
　　我说：“我的想法，总座，我可不可以说啊？”
　　“这个时候不说，你什么时候说呀？什么都可以说，说错了没关系。”
　　我说了几条：“第一，宋希濂指挥不了邱清泉，也指挥不了李弥；第二，宋希濂在新疆那里指挥五六个军，你把他调来，要通过委员长啊，别人调不动的。就是打电话打电报给宋希濂，不通过我们校长，又起什么作用呢？我们校长不批准的事情，你这个电报就不能打。”
　　刘峙说：“你说得对，我糊里糊涂，我这个命令到新疆，不起作用。唉，这个事情棘手了。”
　　我出主意：“有个办法，就地取材。现在这边的部队，只有邱清泉有六个军，把他升起来做副总司令，主力部队由他负责，这样还可以执行计划。”
　　刘峙考虑了好久，说：“不行不行，玉安（邱清泉的别号）这个人我知道，他什么意见也听不进去，跟李弥一点也合不来，孙元良是第一期的老大哥，双堆集那边还有个黄维，也是第一期的老大哥，邱清泉这个第二期的去指挥孙元良和黄维，他们也不会听。再说他听不听我的命令，我也没有把握，如果战役打败了，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哪，不行不行不行。”
　　我说：“那我就提不出意见了。”
　　刘峙说：“好吧，你回去好好休息吧。看看你们的校长有什么办法，现在搞成这样，越搞越乱了。”
　　刘峙直接请示蒋介石，蒋介石答复，杜聿明的任务很重要，你们那里的计划迟缓一步再执行。
　　接连几天都是大雨，到处是烂泥巴地，机械化部队动不了了。我急得很，打电话给邱清泉，邱清泉还没有得到杜聿明走了的消息，我说：“玉安哪，请你回徐州一趟。”
　　邱清泉冒着大雨从前线回来了。我把情况给他说了，说杜老板到北平去了暂时回不来。邱清泉问：“总座是什么态度？”我说总座大发脾气，想把宋希濂调来。
　　邱清泉很生气：“啊？宋希濂能挽救这个局面哪？我就不相信，我们徐州就没有人啦？”他的意思是怎么不把我邱清泉升起来。
　　我请邱清泉吃饭，他还是气冲冲的。
　　我说：“佯攻济宁，收复济南的计划，只好放弃，总座（刘峙）说他负不起这个责。”邱清泉跟我讲，这样一个重要的事情，朝里就没有人啦。意思是说，为什么我就不能执行呢？像冲着我发脾气的样子，他是黄埔第二期，我是第四期的，我不好多说什么，只是说：“你不要忘记了，我们都是杜聿明的部下，我们都是委员长的部下，我们只能听他们的调遣，这样发脾气没有用，对你也没有好处，对我也没有好处。”
　　我说：“我们这个计划暂推迟，黄河和运河我们还是继续封锁。佯攻济宁，我们先摆着一个架势，在津浦铁路要收复济南的六个军暂不动，你现在在陇海路要负起责任，把陇海铁路把守住，使解放军没有办法活动。请你回去封锁黄河运河，控制这条铁路，不能落到共产党手里，这是你的任务。”
　　邱清泉开始埋怨蒋介石：“校长是怎么指挥的？怎么搞得这么乱呢？”越说越生气，我怎么安慰也没有用，他说：“我也不回前线了，在徐州住一段时间再说吧。”
　　饭后，我又安慰他，说：“你赶快回商丘，佯攻计划要摆开架势，收复济南那六个军不要动。”
　　他说：“你这个计划很好，我的脾气呀大了一点，杜老总回来后你就不要提了，总座面前你也不要提。”
　　我说：“你的任务是守住这条铁路。这是一条长蛇阵，我们这条战线不好，假如敌人打过来，这条长蛇阵啊，我们顾得头就顾不得尾，不一定守得住，你还要注意把重点摆在商丘，商丘的对岸就是济宁，你要把那里守住。”
　　当时，我们摆的是长蛇阵，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四个兵团西起商丘，东止连云港，摆成一字长蛇阵，从战略态势看，是所谓以徐州为中心的一点两线的机动部署。后来的事实是，刘峙没有料到华东解放军切断了右翼黄百韬兵团与徐州之间的联系，切断了两淮与海连间的联系以及和徐蚌之间联系，不但徐州右臂被捆绑住并被斩断，连中间一段及左臂也只好缩到徐州一点，一条长蛇变成瘫痪孤立的死蛇，动弹不得。
　　刘峙给北平的杜聿明打电话，杜聿明说计划不能执行，只能放弃。现在我回不了徐州了，如果锦州打得好，我就可以回来，如果锦州打得不好，我回来的机会就没有了。
　　刘峙还在打算盘：“解放军没有三五个月消化不了我们。”
　　我说：“你这个看法不对。共产党有连续作战的能力，不像我们国军，我们没有三五个月整理不好。你看共产党还没有看清，等着看吧，如果共产党在一周之内还没有行动，还没有进攻徐州，那就是总座你说得对，如果三到五天共产党有力量进攻徐州，那就是我判断得对。”
　　第三天，解放军向徐州发起进攻，拣弱的先打孙元良。孙元良叫苦连天：“我只有两个军，共产党向我打来了，我怎么撑得住啊？”孙元良只有４０００人的部队，装备也不好。４０００人的部队不经打，眼看徐州动摇，我又跑去找刘峙，问搞成这个样子怎么办？
　　刘峙说：“我准备撤到蚌埠去。”
　　我说：“放弃徐州，还要长官部通过。没有长官部通过，恐怕不行，不能乱动。再说放弃徐州也不容易，共产党已经把铁路切断，火车不通了，部队通不过去，你只撤个指挥部有什么用？”
　　“是啊”，刘峙说，“现在陷入困境了，越来越不行了。”
　　“怎么办呢？”我又一次问。
　　刘峙说：“没办法，只好等光亭回来再说。”刘峙说这个话的时候，有着现代化防御工事的锦州，已经被解放军攻克了。
　　这时，参谋长舒适存私下对我说：“我不想干了。弄成这个样子，自己给自己造成困境，由主动变为被动，前途无望啊。我想请假回南京，把家眷送到南京再说。我去请假恐怕不准，还是你帮我请个假吧，你有黄埔这层关系帮我说话，恐怕我还走得了。”
　　“送走家眷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嘛。”我说：“我帮你说说看。”
　　我对刘峙说：“舒适存不是黄埔同学，他不敢当面向你来请假。他请求到南京去一趟。”
　　“他到南京干什么？”刘峙感到很奇怪。
　　“送家眷。把家眷送到南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刘峙考虑了一下：“你帮我出出主意，是不是让他去？”
　　我说：“你准他１０天假吧。我也想把我的家眷送走。让舒适存把我们的家眷送到台湾去，这样，我们在这里作战就更方便一些。”
　　“噢？”刘峙问：“你也是这样想的？也送家眷哪？好好好，我准舒适存的假，但是你不能走啊。”
　　“我不走，我留在这里！”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４日，我写了一首诗：
　　淮海战役军中纪实
　　连年烽火月中霜，云树低迷古战场。
　　北上援师悲末路，西征劲旅渡关乡。
　　漫漫白雪张天幕，冷冷旌旗蔽日光。
　　倦倚战场穷无策，无情把酒煮牛羊。
　　舒适存走后，形势越来越乱了。十多天后，我跑去对刘峙说：“杜老板不回来，舒适存假满也不回来，怎么办呢？”
　　“哎”，刘峙问，“舒适存怎么不回来呢？”
　　我说：“只好我去南京催一趟了。”我到南京还有两个目的，一是想把粮弹等作战的物资多准备一点，一是想跟参谋总长顾祝同谈谈话。
　　刘峙考虑了一下：“你坐飞机去吧。”铁路已经让解放军切断了。
　　我到了南京，住在中央饭店。正好，舒适存也住在中央饭店。我找到舒适存，他说：“乱成这个样子，你还在那里搞什么呢？简直是--”
　　我说：“不行啊。我们从责任上从道义上都不能说不过去啊。”
　　他很不高兴：“你回去能干出什么名堂呢？”
　　“你不回去，我还有责任呢。我帮你请的假，我是你的担保人，将来会追究我的。你好好考虑考虑。”
　　两三天以后，杜聿明到南京来了。杜聿明的一个弟弟是驻南京的办事处处长，他告诉杜聿明，参谋长和副参谋长都住在中央饭店。“噢？”杜聿明说：“赶快打电话让他们来见我。”
　　杜聿明的弟弟找到我：“我的哥哥回来啦，找你和参谋长，让你们两个人今天下午跟他坐一架飞机回徐州。”
　　我急急忙忙到杜聿明那里，杜聿明问了徐州的情况，我向他汇报之后，他就叹气：“这个老头子不负责，责任不在我啊！我身不由己！”
　　杜聿明告诉我，锦州完了，林彪已经入关包围傅作义，咱们这４０万人马恐怕也只是时间问题，一步棋没有下通，都错了。“那边完蛋了，又要我回到这边来。我现在赶来南京开会，你和参谋长两个人不能离开我，你们两个人是我的左右手，你们在飞机场等我，下午四点钟我到机场，我们一道坐飞机回徐州。”
　　我回到中央饭店，跟舒适存商量：“如果我们不听杜聿明的话，会军法从事，会杀头啊！”
　　舒适存不表态。
　　下午３点多，我准备出发到飞机场，跟杜聿明回徐州。舒适存叹着气说：“那我只好跟你一道走，回徐州！要死也死在一道吧！”
　　下午４点还不到，杜聿明到机场了，他看到我跟舒适存都到了，跟我们讲：“如果我没有你们两个人，我什么都不行了。你们两个人要跟我死在一道！现在蒋委员长派宋夫人的飞机送我们回去，这是很荣耀的。上飞机！上飞机！”
　　这架飞机是宋美龄的专机“美龄号”。我当时想，顾祝同打了胜仗坐过这架飞机，我坐这架飞机从沈阳到锦州，现在又坐这架飞机从南京回徐州，这是很难得的。我这是第二次坐“美龄号”了，生出很多感慨。
　　１２月的天气，雾沉沉的。天晚了，好像一下子就黑了。
　　杜聿明跟我并排坐。他一上飞机就睡着了。过了一会儿，我一看表，心想，平常从南京到徐州顶多２０分钟，今天飞的时间已经超过了２０分钟，怎么回事啊？往窗外看，黑乎乎的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我问驾驶员：“从南京到徐州，平时只要２０分钟就到了，现在已经过了半个多钟头了，怎么还没有到？什么道理呀？”
　　我就把杜聿明碰了一下，杜聿明还是迷迷糊糊的：“怎么还没有到？怎么还没有到？”
　　驾驶员说：“我们已经到了徐州的上空，跑道上没有灯光，不能降落，现在我们飞往济南，正在找飞机场。”
　　杜聿明一听济南，一下子就醒了：“下面不是大明湖吗？怎么搞到这里来了？”杜聿明吼起来：“王耀武在这里失败了，共产党重兵在这里，我们如果一降下去，不是成俘虏了？赶快回头！”
　　我向飞机下一看，确实到了大明湖，我说：“这是济南，王耀武是在这里被俘的，现在这里是解放军的地方了。”
　　驾驶员就慌张了，说：“我还准备降落呢。”
　　我说：“降落？我们还没有到徐州，早就被俘了。”
　　驾驶员说：“我们经过徐州，下面一点灯火都没有，看不见跑道，也不能盲目降落呀。”
　　杜聿明问我：“还有什么办法没有？”
　　我说：“会不会是徐州出了事？”
　　“出了什么事？”杜聿明问。
　　我说：“我的判断，可能是徐州的电厂出了问题。”
　　杜聿明急了：“那怎么办？进也进不了，退也退不了。”
　　我突然想起来，说：“有一次戴笠在重庆迫降，用了一个办法，我们也可以用。”
　　“什么办法？”杜聿明急问。
　　我没有直接回答杜聿明，而是说：“马上跟徐州通话！”
　　飞机上的电话通徐州，我就打电话给刘峙，说：“徐州机场没有灯火，我们回来了请总座派人买二三十个风雨灯，沿跑道把灯摆起来，隔五尺摆一个，飞机可以降落。”戴雨农就这样办过。
　　刘峙告诉我：“这里的发电场被起义部队破坏了，现在徐州是一个黑暗世界了。希望你们立即回来！”
　　杜聿明也对着电话喊：“赶快去买风雨灯！”
　　我们掉转机头飞徐州。徐州飞机场的跑道上摆着风雨灯，能看清楚跑道了。驾驶员说：“好了，我们可以降落了。”
　　飞机降落之后，只听见有个军乐队还吹着大喇叭欢迎我们，又听见刘峙在喊杜聿明，喊我的名字，黑暗中我们就是看不见人在哪里。杜聿明也大声喊：“总座总座，老师老师，你在哪里？”
　　刘峙喊：“我在这里！”
　　我们就是这样回到了徐州，情况多糟啊。
　　回到徐州，一片黑暗，到处都没有灯，刘峙的总部里点着一根根的蜡烛。刘峙派人搞了一点饭，我们马马虎虎吃了一些，杜聿明就不高兴，我也不高兴，怎么搞成这样？
　　我们在刘峙总部开了一个小会。刘峙说：“张克侠（原来是西北军的，现在是第三绥靖区副司令，是地下共产党员）和何基沣（后来是共产党）这两个家伙叛变了。现在解放军先发制人，我们十几万人跟他们打，打到碾庄圩这儿打不过去了，碾庄圩离徐州只有１５０华里，你们回来就好了，把邱清泉那六个军也拿上去，还有李弥的三个军，都拿上去。从左右打出去。放弃徐州吧！”
　　当晚，我和杜聿明住在铁牛学校（蒋纬国办的坦克学校）。我写下这样一首诗：
　　无 题
　　一夜无眠又无语，彭城暗暗难安处。
　　何张造反名其谋，刘杜悲慌悲几许。
　　北望关东席卷空，南归吴楚机中苦。
　　错看灯火好辉煌，五岳泰山今易主。
　　“何张”，指张克侠和何基沣率部起义；“刘杜”，指刘峙、杜聿明；“错看灯火”，指济南早已解放，有灯火处是济南而不是徐州；“五岳泰山今易主”，指济南泰山已经归于人民。
　　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圩失败后，徐州右臂已失，徐蚌段被解放军切断。１２月１日，从徐州撤退的前一日，杜聿明上午匆匆飞到南京见蒋介石，下午又飞回徐州总部。蒋介石的机宜是：放弃徐州，迅速转移兵力，解黄维兵团之围，确保南京外围的安全。
　　杜聿明立即把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这三个兵团司令叫到总部，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限于当晚将撤退的部署准备好，次日拂晓按照指定的路线向西撤退。
　　晚上杜聿明写了一个计划，是写给蒋介石的，叫做“三策计划”。
　　第一策，把白崇禧在武汉控制着的十几个军调到徐州这边来，增加我们的兵力，来一个主力作战，把解放军打垮（实际上，桂系白崇禧这十几万兵力他不动，这第一策就失效了）。
　　第二策，固守，消耗敌人的兵力，等待外围组织兵力来救援。
　　第三策，１２月２日我们自己以军为单位撤退，撤至淮河，死守淮河，巩固南京。
　　杜聿明的“三策计划”当时是极端保密的，他工工整整地将“三策”写好，交给参谋长舒适存，让舒适存飞南京面呈蒋介石。
　　对于这三策，蒋介石就批准了第三策。
　　徐州危机时，正赶上杜聿明的老母７０寿辰，杜聿明不能抽身，他的夫人曹秀清在上海主持祝寿。蒋介石特派蒋经国到上海祝寿，馈赠了１０万金元券做寿仪，杜月笙也前往祝寿，并赠以厚礼。夫人曹秀清通过电话把这些情况告诉在前线的杜聿明，杜聿明受宠若惊。在徐州，刘峙派副官处长在总部礼堂的讲台上悬挂了一个大大的金色的“寿”字，刘峙亲自率领总部高级幕僚和各兵团司令官，向金寿字三鞠躬，还请来京剧班子助兴。
　　总指挥部归杜聿明指挥，刘峙撤退到蚌埠。这时，南京的慰劳队男男女女飞到徐州前线，运来了一飞机的现洋作为犒赏。这里打了败仗，那里还来犒赏。
　　徐州的店门都贴上了欢庆胜利的标语。我自己也感到好笑，黄百韬兵团十多万人被解放军吃掉，还说打了胜仗，还跑到徐州来慰劳，真是天大的笑话。
　　杜聿明对我说：“你到机场去招呼慰劳队，这都是南京来的一些大员哪，上海市市长，南京市市长，都来了。你还要去应付这个门面哪。”
　　我到飞机场去张罗。发现空军因为慰劳队只慰劳陆军，没有慰劳空军而吃醋了。这时，慰劳队察觉到部队有撤退的迹象，便慌慌张张地丢下慰劳品，返回机场逃命。空军正因为没有受到慰劳而生气，不但死活不让慰劳团上飞机，还质问他们为什么不慰劳空军。我就做空军的工作，说：“你们要识大体，这里的情况你们也了解，慰劳慰劳，谁不明白我们打了败仗嘛，赶快把慰劳团送走。你们不要罢工，不要耍小孩脾气。”
　　我又转过来对慰劳团说：“你们为什么只慰劳陆军，不慰劳空军呢？”
　　“哦--，我们忘记了，忘记了。”
　　我说：“赶紧拿些礼物出来，现洋也拿些出来，慰劳空军。马上去办，这里不能久留，不安全哪。”慰劳团把现洋和礼物分一部分给空军，空军高兴了，这样才把慰劳团送走。我心里挺不好受，心想，我当这个副参谋长，搞到这里头，真是倒了霉！
　　总部在撤离徐州之前，杜聿明下命令将直属部队编成两个直属纵队，指定我任第一纵队指挥官，指挥特务团、宪兵团、工兵团、炮兵团、通信团等，指定警备司令谭辅烈为第二纵队指挥官，指挥警备司令部原属部队和地方部队、机关警卫、留守部队等等。编好了序列，指定了集中的地点和出发路线。到了时间，我和警备司令两个指挥官在指定的集中地点等了三个小时，只有特务团团长和宪兵团团长等少数军官来了。其余的部队并不执行集中的命令，跟在先头撤退部队的后面逃命去了。撤退的部队乱成一团，各部争先恐后，互相穿插，徐州至萧县不到５０华里，从早一直到晚，还是可望而不可即，杜聿明的汽车在混乱的队伍中无法开动，只好下车，由警卫搀着徒步而行。
　　杜聿明命令李弥兵团派一个主力师殿后，留在萧县附近的山头上，掩护主力部队安全撤退，挡住解放军的穷追猛打。掩护部队必须留置一天以上的时间，如果解放军猛追，必须拦截。但是，李弥的这个师还没有等到徐州的部队撤完，就在此日清晨先撤走了。
　　撤退的路上，还在吹牛皮。空军侦察，说是解放军没有大部队追击我们，我们很容易脱身。
　　徐州撤退的第六天午后３点左右，杜聿明正打算在贾砦宿营，得到空军侦察报告，说解放军部队分成多路与我们竞赛式地尾追，有的已超过撤退的先头部队。杜聿明大为吃惊，立即召集邱清泉、孙元良等会商，一致决定于当日（６日）黄昏６点分头突围。杜聿明将总部搬到邱清泉兵团司令部，好得到掩护。
　　突围之前，邱清泉跑出来说大话，他说：我跟共产党作战，就从来没失败过。杜聿明要我去跟邱清泉谈，我就征求邱清泉的意见，他说：以军为单位撤退，能不能撤退得出去，还有问题。他一共指挥六个军，他说：“我这六个军能够打出去，李弥和孙元良呢，恐怕他们的部队都不经打，而且我这几个军打，他们也不会出力。”
　　天色已昏暗，６点整，到了突围的时间，邱清泉忽然说反对突围，然后自作主张，下令就地宿营。邱清泉说：“突围？陈矮子（陈诚）现在是台湾的省主席，地位很高，我们突围把重武器都丢了，将来我们到台湾，陈矮子要算我们的账啊，要杀头的。我看共产党吃不了我们，我不突围。”
　　邱清泉就是不动，杜聿明很生气，便问邱清泉：“为何不照决定行事？”
　　邱清泉：“一切由我自行负责。突围时将重武器丢掉了，即便是到了南京，又如何交账？”
　　邱清泉有六个军，李弥只有两个军，李弥一天到晚看着邱清泉，邱清泉怎么办，李弥就怎么办。李弥表示：“力量比我大两倍的都不突，要我去突啊。”李弥也按兵不动。
　　杜聿明竟然同意邱清泉的意见，又打电话给李弥，令他就地宿营，到第二天再说。
　　我听了一下子，炮火打起来了，很密集。我说：这个炮火--？邱清泉那里突围了？杜聿明说：不是邱清泉，是孙元良。
　　孙元良只有两个军，是四川部队，没有什么美式装备。我急了，对杜聿明说：“你这个总司令是怎么回事呢？决定突围，结果军令都可以违反了？”
　　杜聿明唉声叹气的：“邱清泉不突了，有什么办法呢？”
　　我说：“那就大家都不突了嘛，怎么搞得孙元良一个人去突呢？他的力量是最弱的了，一出去不就被吃掉了？本来我们的力量就不够！”
　　孙元良刚一突围出去，就被解放军吃掉了，白白送掉了两个军。孙元良率卫士数人化装逃到武汉，参谋长张益熙在突围中被解放军击毙，只有第四十一军严翊师的少数部队突出重围，在西逃途中也被解放军骑兵冲散。

友情周末

第27章 围困陈官庄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日那天晚上，我们撤到陈官庄，向邱清泉靠拢。我们的指挥部住在邱清泉第二兵团的防守地区。指挥部跟邱清泉住在一个大院，我们在院子里挖了两个防空掩体，杜聿明占一个，我和参谋长舒适存占一个，邱清泉也在院子里挖了两个防空掩体，他住一个，他的参谋长和副参谋长住一个。
　　我们四十多万人，被解放军二百多万兵力包围。
　　到陈官庄的第三天，下起了大雪。每天下大雪，天时地利人和，我们没有占一样。
　　一连半个月，天天下大雪。
　　我们在包围圈里，没有粮食，没有医药。
　　８日，赶修临时机场，请求南京空投粮食弹药，再作突围之计。
　　在雨雪交加中，南京派飞机来空援，空投飞机每天达到１２０架次，国民党的运输机和“中国”、“中央”两个公司的民航机，几乎全部出动了。
　　空投的事情是归我负责。我派人去收空投的粮食和弹药，可是，到空投场一看，很奇怪，都空投到解放军那边去了，每天收到的粮食和弹药只是投下来的不到三分之一。
　　我想，这个空投司令是不是有问题呀？我就问杜聿明，杜聿明说：“这个人应该没有问题呀。这个空投司令在滇缅路还跟我去打日本，看不出这个人有什么问题。”
　　我经常跑去看天，认为是风向不好。后来才知道，那个空投司令真的是个共产党。我们被俘后，空投司令穿着解放军的衣服来看我们，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问他：“你怎么把共产党的衣服穿起来了？”他说：“我不瞒你们说，你们要我当空投司令的时候，我早就是共产党了。”
　　“噢，我知道了。”直到当了俘虏，我才知道为什么一空投就投到解放军阵地上的原因。
　　投下来的粮食弹药大部分都投到解放军那里去了，我们还有三十多万人要吃饭啊。就算是按空投一日最大量计算，也只够１０万人一天所需。仍有二十多万人没有吃的。平均分配给三十多万人吃呢？每天晚上分配下去，只能吃一次稀饭，一天吃不到一顿干饭，军队一天只吃一顿稀饭怎么打仗呢？
　　我为这个事情搞得一天到晚睡不着觉。
　　粮食不够分配，偏偏各部队要粮食时，把数字搞得很大。
　　粮食弹药一投下来，许多官兵一窝蜂上来抢，抢粮食的抢粮食，抢弹药的抢弹药。我就派部队守着，说：“如果再有人抢，我就枪毙他！”
　　解放军那边一些女政工队员整天喊：“你们饿饭了，我们这边有吃的，树上挂的有馒头啊！”我们这边的兵就爬过去，从树上取馒头。看见他们爬过去，解放军也不开枪，女政工队员唱起了歌。我们没有办法禁止，怎么办啊，没有办法，很伤脑筋。一些官兵甚至还到解放军那里作客两三天之后再返回来。后来才发现，在包围圈中布满了解放军的地下工作人员，１月９日夜间突围开始时，包围圈中到处是给解放军发联络信号的火光。
　　我们不断有伤亡，但是没有医药，我看见士兵的伤口都烂了，发臭生蛆，既得不到治疗，又没有地方送，很惨。我就伤兵问题请示杜聿明，杜聿明说：“不病不伤的都顾不了，还顾得上他们！让后勤医务自行解决吧。”
　　邱清泉和李弥为粮食的分配吵闹不休，各个军师团营也因为粮食闹得如同水火一样。李弥向我提出，说邱清泉第二兵团粮食分得多，要求在他一兵团控制的地区开辟空投场。李弥嚷嚷：“我们不相信分配，你们不公平。”李弥自己开辟空投场后，试投时，一投就投到解放军的阵地上。为了多分配一点粮食，李弥又放弃了另辟空投场。
　　有一天，我们看见地里小麦青青的，杜聿明说：“我们好久没有吃过青菜了。能不能到地里挖点麦子吃啊？”我们就冒着解放军的炮火到地里挖了些青麦子回来，做菜吃。一吃--吃不得！青麦子看起来跟韭菜一样，实际上那上面都是小毛毛，根本不能吃。杜聿明很丧气：“唉，不是我们理想的。”
　　南京空投下来一些罐头，我们当官的可以吃罐头，当兵的可就更苦了。接着，南京又空投下来一些大饼。可是几十万军队光靠空投怎么过呢？实在饿极了，把一些辎重骡马也都杀了吃，到后来，野草、树皮、青苗和骡马皮都吃光了。
　　１９日以后，风雪交加，空投停止了。
　　２３、２４日，天气仍没有转晴的迹象。我们特地从美国调来雷达，临时训练三个伞兵学会使用，打算用雷达指示空投。哪知雷达发生故障，无法使用。
　　２９日，天居然晴了。空投又开始了。
　　我在空投场视察，解放军打了几炮过来，把我们一个伙夫和政工队的两个女孩子打死了。我一看这个情况，很危险哪，如果炮火密集打过来，不到掩蔽体的都会轻则受伤，重则被打死。
　　陈官庄整天下雪又下雨，烧柴也没有，老百姓的房屋被拆光了，连老百姓祖墓里的棺材都挖出来了，但是埋在土里的棺材挖出来是烧不着的。
　　我说：“这是天要亡我哪！”大家也在讲：“这回完了，这回完了！”杜聿明自我安慰说：“我们有现代化的空投补给还这么困难，共产党军队一定比我们困难得多。”
　　在包围圈中，除了编入建制的官兵，还有不少闲散的国民党人员、机关公务人员和海、连、徐州随军而逃的男女学生、市民、地主之类的“难民队伍”，他们不在编制之内，因此一点口粮也没有。邱清泉乘机将他们编入部队，建了一个暂编旅，并委任兵站司令耿文哲为暂编旅旅长。最可怜的是那些随军跑到这里的女学生和妇女们，被迫做了“临时太太”。在空投场的周围田地上挖了一个一个洞穴，上面盖着张开的降落伞，里面是军官和“临时太太”，还有准备化装逃跑的假夫妻。
　　包围圈中，竟然出现了“小集市”，几乎一切日用品，以及手表、戒指、手枪、银元、衣着和柴米等物，都可交换，俨然成了一个闹市。有权有势的军官们，利用贪污、巧取来的粮食、大饼、罐头之类的空投品，信口开河地去换取人家贵重之物。
　　总部办公厅主任郭一予和总部政务处处长左偕康，听说在包围圈东南角解放军控制的青龙集阵地上，准许难民来往，以为有空子可钻，密商借此脱围。他们将包围圈中国民党机关职员及由徐、海撤退的军官眷属等，组成一个名为“难民还乡团”的大队伍，用白布做了一面旗子，上书“难民还乡团”字样，以为这样就可以由解放军封锁线混过去。开始，杜聿明认为非战斗人员走一个少一个，听任郭一予和左偕康两人去办。后来为了通过防守线的放行问题，不得不正式批准，并通知李弥兵团的防守部队放行。这支“难民还乡团”刚刚通过李弥兵团防守线继续向前走的时候，解放军方面发现这大队人马中夹杂了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便向队伍密集扫射，而国民党军这方面，又惟恐泄露包围圈中的军事秘密，于是也就一阵乱枪扫射，企图灭口。在双方的炮火下，“难民还乡团”伤亡不可计数，郭一予、左偕康两人以及最后一批还没有走出李弥兵团阵地的，见情况不对，马上折返，向杜聿明诉苦。邱清泉事后知道郭一予、左偕康企图脱逃，认为丢了“中央军”的脸，要将郭左两人枪毙。我出来为他们两人说了许多好话，才保住了两人的性命。
　　有时天晴了，但只晴了一下，马上又下雪。机械化部队动都动不了，一点用处也没有。蒋经国办了一个训练坦克兵的铁牛学校。打了败仗之后，铁牛学校的全部坦克车都跟着我们部队走，这时也被困在陈官庄，到处是雪，到处是烂泥，坦克一步走不动，陷下去就出不来了。没有一件顺利的事，所以我说天时地利人和，没有占一样。
　　一次，杜聿明正在院子理发，院子的四周是房屋，中间有一棵树。天忽然晴了。有个孙元良兵团的少将视察官，黄埔第六期的，叫尹晶天，他来了，对我说：“参座，我们坏就坏在我们院子里的这棵树上。”
　　“怎么坏在院子的树上呢？”我很奇怪。
　　他说：“你看，树被围墙围在里面，是个‘困’字嘛。”
　　正在理发的杜聿明听他这样一讲，抬头看看树，说：“把这棵树搞掉！”尹晶天自告奋勇地把树砍掉了，逢人便说：“杜老总要我砍的，从此我们就大吉大利啦。”
　　舒适存受杜聿明的指派飞南京见蒋介石，要求增加空投。舒适存动身之前，我对他说：“你到了南京，到我一个朋友那里去看看，让他给我买一套便衣，你替我带回来。”
　　舒适存面见蒋介石，报告了陈官庄的困境，蒋介石批准每天空投增加到３００架次。蒋介石还写了一封手谕交给舒适存，要他立即到联勤部去查询有多少库存的防毒面具，次日押运回部。舒适存回到陈官庄时，随运输机带回了８００具防毒面具，以备突围时用。就在舒适存回陈官庄的当天，蒋介石空投给杜聿明一封亲笔信，意思是积极作突围的部署。
　　同时，杜聿明收到了刘伯承的信，我收到了林彪的信，但是我们把信烧掉了。
　　一天到晚，都是着急，想不出办法，正在很困难的时候，又传来黄维兵团失败的消息。黄维距陈官庄还不到１００里路，在双堆集那边，差不多有１２万多人，一下子被解放军解决了。当时说黄维没有指挥好，后来一了解，也不能怪黄维。刘伯承部队尾随黄维，一直追到了双堆集，黄维部队就走不动了，停了下来。黄维有个计划，到了双堆集附近，向南过去６０华里到浍河边上，如果渡过浍河，部队就有可能得救。对于这个计划，他没有跟谁商量，自己放在心里。这时他手下的少将师长廖运周，是黄埔第五期的，他向黄维献策，说：“我家住在浍河边上，是安徽寿县人（廖运周是个共产党，他三个兄弟都是黄埔学生，都是共产党），你如果突围，我打头阵，６０华里顶多三个钟头就过去了。搭个浮桥，只要过了浍河就安全了。”黄维一看廖运周是黄埔学生，就说：“好好好，你带路。”结果廖运周率部起义。黄维的主力军是十八军，全套的美式装备，十八军并不知道黄维的计划，部队出发后，忽然之间开了几个口子，解放军进去了三四个纵队，十八军少将军长杨伯涛（黄埔第七期）连声说糟了糟了，赶快把汽车集中起来，摆开一道防线。黄维也急了，坐上一辆坦克车想冲出去，被解放军堵住了。“下来！下来！”黄维被俘了。
　　我特赦出来后，廖运周也参加了我们的宴会。在宴会上，他讲当年怎样向黄维献策，讲得非常高兴，说黄维怎样糊涂，他自己怎样立功，后来民革让他担任了中央监察委员。黄维一见他，鼓起两只眼睛，不跟他说话。黄维对我说：“这个廖运周，把我的部队都送掉了。”杨伯涛也在座，也骂廖运周。我说：“那时我们对刘伯承、邓小平很轻视，认为他们不是军人出身，现在看起来，我们是错误的。你们不对，不要骂了，过去的就过去了，各人命里一块天，不要到了这个时候还骂人家，还不理人家，他们有他们的道理，恩恩怨怨不要总记在心里，付之一笑就对了嘛。”
　　黄维说：“你付之一笑，我笑不了。”
　　天下多少事，都是转眼间，跟做了一个大梦一样。黄维比我大三岁，他死了十几年了，我这个人还在。
　　包围圈里传开了１２月２７日黄维兵团被歼的消息，我们预料到解放军第二步进攻的行动就要到来，突围的部署也就更加迫切。
　　空军总部作战署副署长董明德飞陈官庄和杜聿明商订陆空联合作战计划，计划的重点是由空军大量投放瓦斯弹，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董明德在陈官庄停留了一周，作战计划不见之于书面。
　　杜聿明到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召开会议，他说：“有美国杜鲁门总统支持我们，我们什么也不怕！南京蒋总统已经准备好了６０个美械团的装备，谁先冲破包围圈到达南京，就先装备谁！”
　　刘峙从蚌埠坐着飞机在上空给我们打气，空军副司令也在飞机上喊：以后的空投由他负责，一定保证粮食、弹药投够，让大家吃饱饭。
　　舒适存从南京回来，说我那个朋友不在南京，只有他的夫人在家。舒适存没有讲没买衣服的事，他自己上街给我买了一身便衣。他说：“我给你带了一套便衣回来，不晓得合身不合身？”
　　我解释：“我这是备而不用。”
　　我打开箱子一看，一套崭新的西服！一件豪华的呢子大衣！“你看看，我们突围要化装出去，这个衣服穿得出去吗？要是当个外交使节还可以。”
　　舒适存说：“哎，很贵的呀。”
　　“贵？穿得出去吗？”
　　他也好笑：“我找人帮助去办的，人家也不知道是特为化装用的。”
　　突围时，我穿的是一套尉官的棉衣，一直到被俘虏。
　　杜聿明肾脏有病，身体不好，邱清泉有一天到杜聿明的掩体里，表面是恭维杜聿明，实际上是想把他挤走。邱清泉对杜聿明说：“我很感激你，我有今天都是你的提拔。我怎样报答你呢？你有病，还是离开这里到南京去吧。我们这里有空投场，有飞机，很方便。这里的事情呢，我们这些兵团司令推选一个人来指挥。”邱清泉的意思是由他自己来指挥。杜聿明坐在掩体里不吭气，气氛很尴尬。沉默了一会儿，邱清泉对我说：“哎，念观兄，你这个参座也来参加意见嘛。”我只好说：“玉安先生的动议很好，很爱护杜长官。但是这里维系军心的中心人物还是杜老爷，没有我们校长的批准，他不能走。”
　　杜聿明这个人很稳重，他不说话，既不说“由邱清泉负责”，也不说“向校长打电报请示”，无论如何不开口。
　　邱清泉一出掩蔽体，杜聿明就一拍桌子，显然是有话要对我讲。他气呼呼地说：“你听到没有，他是向我将军哪！”
　　我说：“我知道，我说了那些话，就是给你解围。我主张要突围就早一点突，没有粮弹，没有医药，为了空投问题，搞得我一个多月没有睡过觉。现在每况愈下，越来越不对了，天不晴，人事上的纠纷也特别多，如果早一天突围，就好一天，再不突围，就来不及了。”
　　蒋介石批准的突围时间是１９４８年１月９日晚上。
　　解放军知道我们要突围了，在８日拂晓到９日下午４点左右，发动了全面总攻。李弥兵团一攻就垮了。邱清泉的第五军还能支持一下（第五军的军长叫熊笑三，是黄埔第四期的，邱清泉手下的一员战将），其他各军还能支持多久，谁也没有把握。邱清泉丢下杜聿明的指挥部不管，自己跑到第五军军部，杜聿明为了安全起见，也到了第五军军部。
　　杜聿明打电话给我，要我到第五军熊笑三那里去一趟，我就去了。杜聿明说：“参谋长到南京去了，回不来了，把你升起来，做我们总部的参谋长，一切都归你指挥，等时间一到，我就跟第五军突围了。”我是临危受命啊。
　　指挥部交给我负责。
　　我们准备晚上９点钟以后突围。解放军的炮火打得很密集，我们的炮火也打得很密集，杜聿明跟邱清泉在第五军的掩蔽体里，只等时间一到，他们就行动。
　　我们连房子都没有了，我选了一个空地上的冰窖作为“徐州剿总”的临时指挥部。
　　各方面都通过电话找我，都是紧急电话，说被解放军的炮火打得抬不起头，要我派队伍去增援，我就告诉他们：这里没得队伍增援，只有死守，哪里的部队都调不动，我还没讲杜聿明要离开这个话。
　　到了晚上９点多，杜聿明又来电话，要我去熊笑三那里。我又去跟杜聿明见了面，跟邱清泉也见了面，邱清泉讲：“你放心好了，我别的保不住，一定要保护我们的总座，我们的总座还是能保护得了的。”他又向我说大话。我说：“但愿如此吧！”
　　我又回到我那个冰窖指挥位置，哎呀，又是电话，要我救援，派部队增援，我还是那句话：你们只有死守，别无部队可调！
　　晚上１０点多钟，解放军的炮火从四面八方向陈官庄轰击，包围圈中到处都是枪炮声和火光。
　　到了午夜１２点整，杜聿明又来个电话，对我说，他已经决定执行“第三策”，要指挥部全体人员到第五军军部随他行动。
　　我们在密集的炮火中赶到第五军军部时，杜聿明也没有见到，邱清泉也没有见到，那个掩蔽体里连灯火都没有了，我喊杜老爷，喊邱清泉，没有回声。特务营营长杜宝惠在寨子外面喊了一阵，也找不到他们的踪影。原来，杜聿明挂上电话后，就和邱清泉一道自己突围了。
　　我说：“杜聿明，杜聿明，你就顾你自己了，连最后跟你说句话都不行！”
　　我只好又回到我的冰窖指挥部，一会儿调兵，一会儿增援，一会儿说“顶住”。其实还顶住什么呢？局面全乱了，到处是乱枪，有一个炮弹车也爆炸了，我从冰窖里钻出来，摸摸没有受伤，一看满地都是尸体。
　　１２点以后，我实在没有办法，应付不了了，就问身边的人：“你们还有什么事情要处理的？”杜聿明的主任秘书提了一句：“这里有一封很重要的信，是刘伯承写给杜聿明的，这封信怎么处理？”
　　我说：“这封信我看到过，是要杜聿明去投降，这封信你们处理掉。”他们就把这封信撕得粉粉碎，让风吹跑。主任秘书又问：“还有些文件呢？”文件中有杜聿明的“三策”原稿和蒋介石给杜聿明的亲笔信，我说都毁掉。
　　我的下面还有一个副参谋长，他说：“报告参座，现在参座也是你，总指挥也是你，这个地方呆不了了，你准备怎么办呢？”他又说：“他们突围了，我们也突围，要死就在战场上打死！”我说：“你自己看着办吧！”一直跟着杜聿明的这伙人就散了，自己逃命去了。
　　一直打到快天亮了，各方面也没有电话来了，炮火还是打得很密，我就跑到战场上一看--满战场都是丢掉的行李，丢掉的包袱，打死的也就不知道有多少！
　　我一数我身边的人，还剩九个人了。我们逃出冰窖，到东南角约２０华里处的小河边停下来，找到一个洞，钻了进去，我说：“这样吧，你们靠近我，这条河岸还可以靠得住，解放军的炮火还打不到这里来。”大家倒在地上睡着了，这样，又挺过了一个多钟头。
　　醒来之后，天亮了。我说：“现在大势已去，我们蹲在这里也没有用，出去看看吧。”
　　看见来了四五十个解放军小孩，都是十五六岁，年纪很轻。他们发现我们了，拼命往我们这里跑，喊：“我们手下一个不留，都干掉！”我们赶紧往地上一倒，手握卡宾枪，身边的人说：“把他们干掉！”
　　我一想，大势已去，还是不要打了。把他们打死了，还不晓得解放军有多少人呢，我们一个也活不了，也不能挽回大局了。我喊：“不要打了。我们的武器摔在地下，让他们捡武器吧。”
　　这些小孩很勇敢，上来就抢武器，背枪回去报功了。我身上还有一支三号左轮手枪，把手枪握在手里，准备一枪把自己打掉就算了，这时，我的卫士（从徐州招募来的一个水泥匠）一看我摸手枪，就一把抢过手枪，丢到后面的地上去了。我要用枪自杀也不可能了，那些小兵把武器抢了，又跑到别的地方去收武器了，顾不上理睬我们。我一数，还是那九个人，我的参谋啊，副官啊，警卫人员啊，我就跟他们讲：“现在大势已去，怎么办呢？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们各自逃命吧！”我一说这个话，他们都不离开我，他们说：我们不忍心离开你，我们逃出去有什么意思呵？你放心好啦，看他们把我们怎么办吧。
　　不一会儿，来了几个解放军的兵，把我们俘虏了，送到离陈官庄大约二十多里路的解放军的俘虏营。
　　程颂公的话应验了，我当了俘虏。

友情周末

第28章 成了战犯
　　我到俘虏营的时候，正是开晚饭的时候，被俘虏的一共有好几百人。
　　站队的时候，那个水泥匠把我往后一拉，让我站在最后排，小声对我说：“前面站的参谋让我告诉你，你叫李明，是上尉书记官。”
　　那时正是三九天，很冷啊。看到我去了，一个炮兵指挥官，是个少将，他从自己脚上把呢子绑腿摘下来，缠在我的腿上，解放军就注意到我了。一个工兵团长，是少将，他送筷子给我。还有给我送缸子的，有给我送毛巾的，解放军一看，这个人不晓得是他们这里面的什么官，这个人的官职一定不小。
　　解放军清查到我这里，我说：“上尉书记官。”他们问：“上尉书记官？怎么有将官给你送东西？”我不说话。
　　吃完晚饭后，解放军的政委（也是个湖南人，他们喊肖政委）找我谈话。他们跟我讲：“等一下，肖政委准备了水果，准备了香烟，请你去谈谈话。”
　　我去了，屋里摆着个八仙桌，政委和其他工作人员对我很客气，政委说：“你是个什么官呀？你一来的时候，你们那些被俘的将官，有的送裹腿，有的送水缸，你是个什么官啊？”
　　我说：“我不是个什么官，我是前线指挥部的上尉书记官。”
　　“噢？上尉书记官？那些少将、中将都对你那么客气，你的地位可不像上尉书记官。”
　　我说：“我就是上尉书记官。”
　　他说：“你放下包袱，我们解放军对于你们，作战的时候是敌人，你们放下了武器呢，我们就是朋友，我们是一家人，你不要怕。”
　　他跟我讲了一番话，我也不说别的，就说：“上尉书记官。”
　　搞到很晚，解放军政委说：“明天上午，我们要召集一部分人学习，你是个上尉书记官，总是有知识的人吧，明天有篇社论，请你读一读。”我说：“可能我读报纸还行。”
　　第二天，从俘虏中挑了几十个高级军官学习，要我读报纸。这个报纸的文章我现在还记得起：“将革命进行到底”。
　　我拿着这个报纸读了。读了之后。解放军就鼓掌，说读得好，读得好，到底是有文化的人，不愧是个上尉书记官。
　　姓肖的政委又摆起水果香烟，把我请了去。他这次的问话就不对头了，他说：“你们那个前线指挥部原来有个中将副参谋长，打到最后又升起来当了代参谋长，高高的，瘦瘦的，你这个上尉书记官认不认识这个人啊？”
　　我说：“隔得太远，我只是上尉书记官，其他事情搞不清楚。”
　　他说：“这个人是湖南长沙人。”
　　我说不晓得。
　　“那个中将姓文，叫文强。”我看他们很了解情况，但我就是不承认。
　　他们不问我了，让我抽烟，我说我不抽烟，水果我也没有吃，这天晚上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解放军说我应该吃细粮。什么是细粮？我不懂。他们给我端来了一碗面条，里面打了两个鸡蛋，说本来至少应该有两个菜，现在是作战时期，暂时委屈一点。过了一会儿，又给我送来了被子（我的吉普车不见了，上面放的旅行袋也不见了）。
　　政委来了，说：“你就是那个中将参谋长。你在东北的时候就是一个中将！”他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我一看，不正是我自己吗？他说：“你那个时候好威风啊。”
　　好了，把我戳穿了。解放军已经把我搞清楚了，就是要我自己承认，我心理很明白这一点，当时只想找机会逃出去。
　　他说：“我们就是要你自己承认，让你读报呢，就是让你亮亮相，让大家都知道。实际上，你们里面已经有不少人检举你了。给你当卫士的那个水泥匠，我们已经给他安排工作了，水泥匠嘛，工人阶级。放下武器就是朋友，你自己承认比我们揭穿好。你一定很辛苦，晚上我看见你冷啊。胳膊缩在大衣里，两腿蜷着，现在三九天了，这样冷了，你呀，晚上不晓得你怎样过的，现在请你吃细粮，给你准备的帽子，准备的衣服，优待你。政委把自己戴的帽子取下来，戴在我的头上，政委说：“今天晚上哪，还要你做一件事情，请你给战俘讲讲话，你只要上去承认你是中将代参谋长。只说这一句就行了。”
　　当晚，在场子上摆了一个八仙桌，有三四百俘虏，围着八仙桌站着，我说：“这边的政委让我讲两句话，讲什么话呢？我是我们指挥部的代理参谋长，是个中将。”
　　我一讲完，解放军把我从八仙桌上接下来了，送我到屋里去，到了屋里，我听见外面讲话的声音，还很大，听他们说：“你们的最高指挥官都承认了他自己是中将代参谋长，你们里头还有打埋伏的没有？如果有，希望你自己暴露一下子，我们优待俘虏。”
　　散会了，我刚一出屋，好多人就包围我了，说：参座参座，你刚才一两句话立了很大的功劳，我说：“怎么？”
　　“李弥兵团的一个政工处长，是个少将，自己也承认了，他是打埋伏的。你说完，一下子站出来１１个。”
　　我一听，“哎呀，解放军真厉害啊。”
　　那天晚上，我单独住在一个房间，吃细粮，还有被子。
　　两三天后，把我送到徐州上火车，经过梁山，送到山东潍坊。到了一个小村庄，要我们就地休息，听诉苦。诉苦的那个人原来是黄百韬兵团的，他说：“放下武器就是朋友，我被俘才一个多月，已经在解放军里立了功。”我心里想，共产党厉害啊，国民党训练好几年的部队，一个月就成了他们的人了。
　　在山东潍坊，我们住在一个大村庄的地主家里。我一去，王耀武等在门口迎接，他原来是山东省主席，黄埔第三期的。他拉着我的手说：“哎呀你也来了。”后来又出来七八个人，都是中将以上的。其中有两个是孙元良兵团的军长，我问：“你们的兵团司令呢？”他们说：“现在恐怕在台湾吧。”
　　我们这十几个人被列为战犯，编了一个“高级组”，单独住在一个院子里，不能出院子大门，大门外有警卫，在院子里，一切都优待，可以随便活动，自己办伙食，还自己拿钱做点好饭好菜吃，高度自治嘛，解放军不限制我们，我们的事情归我们自己做，王耀武对这里比较熟悉了，他说：“分工合作吧，大家可以做什么事情，自己报名。”他先说：“我报名洗碗筷，全部的碗筷归我洗。厨房里的清洁卫生归我来办。”我们要跑十几里路去挑水来吃，有的就讲我年轻，体力还好，挑水送开水归我。还有山东省省党部的一个委员说：“我报名扫地，扫地归我，外面的地方太宽，大家帮我的忙。”
　　我一想，我争取个什么事呢？我就说：“我会做湖南菜。我报名做湖南菜！”听我这样一说，有个在四川部队当军长的，他报名做四川菜。后来实在没有事做了，有人就报名“我来烧火”。１５个人都争取到工作啦。半天学习，半天劳动。
　　王耀武说一口山东话，每天起床都说：“吃糖吃糖（起床起床）。”
　　说起来，我们这些人的确生活能力很差，经常闹出笑话。比如关在抚顺的溥仪什么都不懂，人家告诉他要懂礼貌，处事要让人，上车让人家先上，溥仪就让人家先上，下面还有个服务员，他还让人家先上，等服务员上去后把车门关上，车开了，把溥仪拉下了。
　　在这个地方住了将近三个月，搬到济南附近，住在城外的一个大地主家。有一天学习的时候，忽然让我转移，把我弄到济南城里的一个图书馆里。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地方原来是英国的领事馆，后来是解放军山东军区政治部，里面有很多的房子，图书不少，都是俄国的，是苏联国家书店送给解放军军区政治部的，我的床铺设在这里头，我很高兴，我想这里有很好的图书呀，马列主义的书，都是我没读过的啊。我到图书馆不久，来了一个馆长，我叫他蒋大胡子，他说这些图书你什么时候要看都可以，你就在这里安心读书吧。有一天，门口的卫兵忽然送给我１０包美国的骆驼牌香烟，我觉得奇怪，问：“这个香烟是什么人送我的？”
　　卫兵说：“就是你那个头头。”
　　我想我哪个头头？
　　他说就是杜聿明，他就关在你的隔壁。他也知道你就关在他的隔壁。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周恩来致函济南，还有康生也到了济南，说对于你们要优待。所以让你们读书。
　　我就一天到晚看书，什么书都看。我在这里关了八个月，在这八个月里，我读了不少书。
　　蒋大胡子是管监狱的，一天，他拿着一本《马克思传》给我看，他说：“你看这个留胡子的老头是什么人哪？你认识不认识呀？”
　　我说：“这是马克思嘛。”
　　“哟，你怎么知道他是马克思呀？”蒋大胡子说，“我没有文化，也没有读过书，看见上面的人也不认识。那你是个有文化的人呢。这里这么多书，你读吧。”
　　过了几天，他又来了，拿了一本《列宁传》。他问：“这个小胡子的人，你认识吗？”
　　我说：“这是列宁嘛。”
　　“列宁你也知道啊？”蒋大胡子挺惊奇。
　　以后，他把《恩格斯传》、《斯大林传》都拿来了，要我给他讲，他说：“你这个人的学问还不小啊。我们都不知道的，你都知道。”蒋大胡子虽然没有文化，但对人很好，和我处得很有感情。
　　有一天我们开饭，卫兵把饭菜拿过来，一开门，我看见对面那个房间里也是个国民党的高级人员，我看到他，他也看到我了。我就告诉蒋大胡子，对面房间那个人我认识，叫做陶默庵，是国民党的一个厅长。他说：“你认识他啊？”
　　我没有回答蒋大胡子的问题，而是说：“你们没管好，我看见你们用一根绳子把人家捆在床铺上。搞得人家直喊冤，你们是个监狱，怎么一点监规都没有啊？”
　　蒋大胡子说：“我们过去没有搞过监狱，监狱应该有什么监规，我们也不知道。”
　　我说：“监狱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肃静，不要搞得犯人打犯人，犯人骂犯人，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
　　蒋大胡子问：“你怎么知道啊？”
　　“我在国民党里也坐过牢，我怎么不知道啊？”
　　“哎，那你写几条给我看看。”
　　我就给蒋大胡子写了十几条，意思是监狱里要肃静，不许打骂犯人，使犯人心安。蒋大胡子他们拿回去一研究，认为很有道理。蒋大胡子又来了，我问：“你拿绳子把那个人捆在床铺上，那个人是干什么的？”
　　他说：“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们有三个人，跑到我们监狱附近，不知道是不是要搞破坏，那里是我们的汽油库，我们就把他们抓起来了。”
　　我说：“你们问问嘛，是什么地方人，什么职业，跑到监狱汽油库来干什么？是来搞破坏还是来干什么，你们问嘛，调查嘛。”
　　过了三天，蒋大胡子又来了，说：“问清楚了，是傅作义的逃兵，不是来偷汽油的，也不是来搞破坏，他们还并不知道我们这里有个汽油库，我们的人就把他们抓来了，他们又哭又骂，觉得屈啊。”
　　蒋大胡子他们把我写的一条一条监规贴在监狱里，在我的房间里也贴上一条。这些条子贴起来，监狱里再没有哭的了，再没有吵架的了，蒋大胡子说：“你的那些条子写得好。”
　　蒋大胡子下面还有一些年轻的管理员，有时我就跟他们讲：“一方面你们当看守员，另一方面你们可以好好学习嘛，买些小学课本读一读，文化就慢慢提高啦。你们可以吹笛子，可以拉胡琴，学点东西嘛。”
　　我们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和看守员的关系搞得很好，后来，监狱长换了人，这个人在俄国留过学，叫姚伦，现在从公安部也退休了，他和我两个人还在一起拍过电影，是很好的朋友了。
　　我每天在监狱里忙得很，当学习组长，又管墙报，管文艺，我们自己还成立了一个图书馆，我又在这里负责，过年过节，还写些纪念的文章。
　　周恩来在战犯名单中发现了我，就派萧劲光专程来济南看我。解放军政委告诉我：“周总理来电报，欢迎你上北京。”萧劲光派了四个警卫把我送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我以为能见到周恩来，没想到把我送到德胜门模范监狱，编号７２号，７２号就是文强。
　　我想，俘虏也送到监狱？周恩来也没有见到，是怎么回事呢？
　　监狱长找我谈话，要我写个东西。我说：“写个什么东西呢？写封信吧。”监狱长说不是简单的信的问题，你们反共反人民，要写个悔过书。
　　我想，我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写悔过书。我说：“我不写。”
　　我说：“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既没有杀害一个共产党，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我曾经是共产党员，我脱离共产党是因为逼得我无路可走，我如果当时不走，恐怕今天早就没有我了，我问心无愧。”
　　过了几天，又让我写悔过书。我想我是文天祥的２３代孙，就是不写！这样，我２６年半之后才特赦出来。
　　我曾经问过，这个监狱为什么叫做“功德林？”有人告诉我，这里清朝时是一个古庙，这个古庙就叫做“功德林”，古庙被拆后，修建了功德林监狱。为什么又叫模范监狱呢？戊戌变法后，学习外国实行新法，起了个名字“模范监狱”。监狱里还有块碑，碑文是梁启超写的“功修维新，改良司法”。
　　功德林是个旧式监狱，中间有一个高堡，站在上面，东西南北都看到了。我在里面思想波动很大，因为把我列为甲级战犯，杜聿明倒是乙级战犯，我想，甲级战犯，怎么把我搞得这样高呢？够得上杀头的了。后来，又给我加上一个“审”字，我不明白，这高高低低的是怎么回事？
　　后来才知道，“审”字就是这个人还在审查。我以为是要审判了，要定刑了，思想波动，其实是多余的。
　　在功德林关了十年左右后，１９５８年，我被送到了秦城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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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最后一批特赦
　　１９７５年３月１９日，我被特赦了，是最后一批被特赦战犯中的一个。
　　这一天，是个平常的日子，但对于我来说，是终身难忘的一天。这一天，向全体在押战犯宣布特赦释放。
　　特赦后，让我填个表格。我拿起笔就填，工作人员说你考虑一下，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决定去向，留在大陆我们欢迎，去台湾我们欢送，到世界任何地方定居都可以，如果有困难，我们可以帮助创造条件。我觉得共产党对我们的宽大可以说到了极点。我马上拿起笔填：第一我不出国，第二我不到台湾，我惟一的意志是定居大陆。
　　直到现在，我还认为选择定居大陆没有错，我非常高兴这件事。
　　中共中央统战部请我们到鸿宾楼参加宴会的那一天，全国政协一个副秘书长特别通知我：“你分配到全国政协工作，做文史专员，工资每月２００元。”他还说：“在你之前，杜聿明、溥仪、溥杰等等，都是文史专员，这一个制度是周恩来总理定的，这是一个很光荣的职位，你虽然后来一步，也是这个职位。”
　　特赦这一年７月，组织我们到延安参观，还到了西安、宝鸡，到了三门峡，到了红旗渠。这一路上，我很兴奋，即兴写诗：
　　西安至三门峡道中
　　行遍秦川梦亦酣，云山惆怅出潼关。
　　陕州旧址成追忆，狭市新城正好看。
　　高坝欲穷千里目，大河轻挹巨龙澜。
　　人民双手无边力，遍地愚公不畏难。
　　特赦这一年１０月１日，我被邀请参加了国宴，也写诗一首：
　　国宴即席吟
　　辉煌璀璨夜灯红，国宴欢情八亿同。
　　祝酒我心知感戴，交觥杯影入秋容。
　　普天荣庆隆青史，万里澄明净碧空。
　　爱国一家赢一醉，挽弓同扫害人虫。
　　参观回来后，要成立学习小组。把过去的组长撤销，重新选举组长，二十多个文史专员无记名投票，以得票多少选出一个组长，两个副组长。过去，组长是政协指定的，可是这次，政协副秘书长说指定的不如无记名投票好。第一次投票结果，我是票最多的一个，副秘书长就宣布：“选举结果，由文强做学习组长，还有个票居第二的，当副组长，得票第三多的是沈醉，他也当选副组长。”
　　这个组长一当，就是５年。５年后，我提出辞掉，我说我不能再当这个学习组长了，按民主制度，另选别人。结果投票选举，又选的我。
　　又过５年，再选组长。我说我都干了１０年了，够了，不要再投我的票了。政协的领导说：“现在你们这些人都老了，人数逐渐减少了，你们学习的时间不像以前那样限制了，自由学习就行了。”结果我又当了学习组长。我这个学习组长一共当了１５年。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为组里每一个人服务，谁家有什么困难，我就跑去解决，解决不了的就上报，把每一个人的生活搞得很愉快，得到大家的赞誉。
　　１９８３年，我当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这次很有意思，一下子增加了我们８个做政协委员，而过去都是增加一个两个的。这一年，我们所有的文史专员都当上了政协委员。我记得新华社有个记者采访我，问这次你们当选政协委员的有多少？”
　　我说：“８个。我们这８个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记者说：“你这个说法很好。你这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显什么神通呢？”
　　“我们的神通哪”，我说：“是和平统一祖国。我们是黄埔学生，希望国家早点统一，这是最大的任务。我们黄埔学生有资格说这个话。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
　　我晚上睡觉做梦都希望祖国早一天统一，这个愿望到现在还没有变，只是觉得自己做得太少。
　　文史专员一定要写文史，如果不写文史，就不是一个文史专员了嘛。我尽可能地写出文史材料，写过西北王胡宗南，写过军阀孙殿英，写过汤恩伯等等，这些文章在我们这里登了，在台湾也登了。
　　一天，来了个姓赵的人见我，我问你是干什么事的呀？他说：“我是北京工人日报的记者，我的名字叫赵荣声，是赵朴初的堂弟。”他说：“那时卫立煌，带着他的参谋长到延安，见了毛泽东，见了周恩来，见了朱德，他走的时候，刘少奇把我派给卫立煌当秘书，现在我倒霉呀，连我是共产党都不承认了。”我说：“那这个问题就困难了，找我有什么意义呀？是恢复你的党籍吗？我是国民党的呀，你找我没有用。”他说：“跟你谈谈，我心里边舒服一点了。”后来这个人死掉了，赵朴初还写过一篇文章吊他这个弟弟。
　　１９８４年，正式成立黄埔同学会。我为黄埔同学会的事跑遍了全国。我除了担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的理事外，还是北京市黄埔同学会的第一副会长。那时在北京的黄埔同学有六百多人，在筹备会上投票选举，还是以票数的多少来决定谁当会长，我的票最多，大家选我当会长，我对大家说：“你们不必这样安排，我是个爱国人士，选会长需要找一个党员同志，是党员可以根据党的政策办事，落实党的政策比较方便，我不是党员，凡事只能建议。要我当副会长呢，我当。”我推荐别人当了会长，说：“你来当这个会长，我跟你合作，把我跟台湾的关系、海外的关系拿出来。”一直到现在，我跟黄埔同学会合作得很好。在黄埔同学会之下，我们还办了黄埔大学，我是副董事长。现在我老了，我说：“我这个副董事长不当了，当个顾问就行了。”
　　共产党还把我安排到民革中央，做顾问，做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中央的重要会议，都请我出席，只要来个通知，我就一定到会，每次提出一些建议。
　　特赦后，我做了这些工作，我把这些活动叫做蜻蜓点水。

友情周末

第30章 老大归乡
　　我被特赦之后，很想回湖南老家看看，可是又觉得老家的那么多人因为我而遭殃，就没有回去。
　　我的亲弟弟、弟媳妇，在土改的时候把他们关到山里打了一顿，又放出来，说他们在地下埋有金子，非让他们挖出来不可。弟弟没有儿子，我把我的二儿子过继给他，他把儿子寄在伯父家里，带着妻子，两个人跑到屋后，抱着石头沉水死了。
　　大伯父经我的介绍，在唐生智手下当译电室主任，没有做过大官，也没有作过恶，后来回家没有饭吃，饿死了。
　　二叔父，是我害了他。当年他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跟毛泽东同学，毕业后在学校教体育。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在政治部当主任，想给家里人找点出路，这个二叔父体力好，有头脑，我就想把他弄出来。我写信给他：“二叔，你在乡下干什么呢？还在教体育吗？你愿不愿意出来呀？如果愿意出来参加抗战，我这里办了一个政工训练班，你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可以参加这个班。”
　　二叔回信：“谁个愿意当小学教员呢？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出路，只能混口饭吃。你那里要我，我就来。”
　　二叔就这样找我来了，我把他安排在安徽祁门受训，三个月后分配工作，当了一个连指导员。因为他会体育，训练有方，很快升为少校。一次，一个支队长跟我讲：“要你二叔调到我那里去，我那里成立了一个政工室，让他去当政工室主任。”我说：“可以啊，不是又升了一级嘛。”二叔又升为中校。
　　后来，我又对二叔说：“成立了一个军训团，团长是黄埔第一期的，跟我很要好，现在东北很需要县长，你到这个军训团受训练，将来安排当一个县长。”二叔挺高兴，我就调他和另外四个人去受训。我又告诉杜聿明，说我有五个人，在部队里当过指导员，现在在军训团里受训。
　　杜聿明说：“现在我们东北很需要人，你看他们当县长够不够？”
　　我说：“够！”
　　杜聿明说：“我们已经收复了松花江以北，很需要人，让他们去当县长吧。”
　　但是我们没有过松花江，拖来拖去，拖到停战协定，他这个县长就没有当成。我把他调到沈阳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当处长，又升了一级，升成上校。
　　我的黄埔同学廖宗泽在２１兵工厂当稽查处处长，他调到别动军当司令时，把兵工厂稽查处处长这个位置交给了我二叔。二叔到了兵工厂后，又把他一家人和他哥哥的儿子、弟弟的儿子，都弄到２１兵工厂，还把我另外一个叔叔弄到兵工厂当了个招待所主任，在这个兵工厂里，他安置了老家的十多个人。
　　后来形势紧张，国民党里可以自由退职，发一笔退休费。二叔对厂里说，“我的靠山是文强，文强到淮海打仗去了，我想退休。”他得知我被俘后，又坚决要求退休，拿了一笔退休金，回到乡下老家，不做事了。哪里想到，一解放，他的事情就成问题了。他是文强带出去的，当到了上校。整天让他交代问题，他说：“我交代什么呢？我在兵工厂，再说我受训的时间多，没有杀过人，没有放过火，交代不出什么啊。”二叔被枪毙了，他的妻子死得也惨，被淹死了。他们是因为我而死的。
　　我当时在长沙公署给程潜当办公厅主任时，这个二叔给我推荐了几个乡下老家的人，这几个人我都不认识，也不姓文，他们要到我这里搞点小差事干。我就跟长沙县县长讲了，把这几个人安置下来了。土改时，这几个人也倒了霉，说是靠文强做了事，被枪毙了。
　　还有一个姓文的，是敬信学校的教员，土改时从他家里搜出来一张我的照片，就问他跟我是什么关系？他说文强原来是敬信学校的，后来到外面做事，发达了回来请我吃过饭，送个照片留做纪念。就是为了这张照片，把他也枪毙了。
　　这么多人都因为我而被枪毙了，尽管我很想回老家看看，但是又觉得回去不太方便。
　　１９８４年，我们这些原国民党将领在广州开会，大家就议论，这个说家里死了九个，那个说家里死了八个，还有的说我是起义的，家里也搞得很惨。我说，我家里亲戚朋友死了十几个，回去也没有面子。过了几天，湖南省政协主席（我给程潜当办公厅主任的时候，他是程潜身边的一个秘书）到了广州。他找到我，说：“你们这些高级将领都不回湖南，是我们湖南的耻辱。这次我到广州，就是让你们跟我回湖南。我带着省政府交际处处长来了，还带着请柬，请你们这些高级将领回湖南。”
　　我对他说：“我们是朋友，你又是程颂公的侄子，我在办公厅当主任时，我们两个走得很近，有感情嘛。按道理我们应该回湖南，但是为我死了那么多人，我太不光明了，回去怎么交待呀？我不回去！没有办法回去！其他的人不回去也都有原因。”他表示这次一定要把我们接回去，而且要我做其他将领的工作。
　　我一想，我的子孙还不少，有五个儿子，我也得给子孙留个后路，将来他们不回湖南也不像话啊。朝代变化，谁跟谁也没有私仇嘛。湖南省政协主席的到来，使我觉得应该回湖南老家看看了。
　　湖南省政协主席说：“我带了请柬来，你帮我发一发吧。”
　　我说：“你慢一点，不是那样简单的，我回去一个一个地搞通。”
　　当天晚上，我就向那些将领做工作，原湖南绥靖总署第一副主任李文安说：“我不回湖南，我回湖南干什么？我家很苦，是个农民，饭都没有得吃，后来我官做大了，连累了父亲。”他反问：“你也不打算回湖南，怎么还来劝我啊？”
　　我说：“你死了父亲，我的伯父、叔父、弟弟、弟媳妇死了不少于１０个人。”
　　他说：“我回去交待不了，我不回去。哎，你现在怎么个想法呢？”
　　“我现在想留个后路，我有子孙，你也有子孙哪，应该回去看看。”
　　他气鼓鼓地：“你要回去你去吧，我不去！我没有面子！”
　　我们谈得很僵。这个工作做不通啊。我想，这个冤仇保留下去，对子孙也不好，明天我再去找李文安，一定要说服他。
　　第二天，我找到李文安，他没有好气地问：“你又有什么事要跟我讲啊？”
　　我说：“你不回湖南是有道理的，可是我想来想去，你还是要回去。”
　　“你呢？”他反过来问我。
　　“我决定回去！”
　　他很固执：“你去我不去。”
　　“哎”，我说，“老大哥啦，我把昨天晚上想的问题跟你讲讲。刘少奇是怎么死的？彭德怀是怎么死的？陈毅又是怎么死的？他们都是开国元勋，都是冤死的，你的父亲是穷苦人，如果你父亲和我说的这些人相比，谁个重要啊？共产党里那么重要的人都冤死了，这是历史的不幸，我们和刘少奇、彭德怀、陈毅相比，那还不是地上的蚂蚁一样啊？”
　　他想了想，说：“你讲的有道理，这个冤仇不能再结了，我不能为死了父亲就不回湖南，我听你的，你回去我也回去！”
　　我说：“那好，你考虑好了没有？”
　　“我还是一句话，你回去我也回去。”
　　工作终于做通了，我很高兴：“我就让他们准备请柬了，他们欢迎你回去，也欢迎你的夫人、儿子回去。”
　　计划我们一行要去１０个人，好事成双嘛。但是我们只有９个人，还需要动员一个人。我想了想：“哎，上海黄埔同学会有个当过军长的，怎么样？”那九个人说：“他是山东人，我们是清一色的湖南人，找他来做什么？”
　　我说：“他的妻子是湖南人，他是湖南的女婿。这样，我们１０个都是黄埔学生。”
　　他们一听：“这个对这个对，要他来，我们不好请，非得你请才是。”
　　我表示：“我打电报。”
　　那个当过军长的接到电报，打电话给我：“你们到湖南干什么去啊？把我也拉了去？”
　　我说：“你这个女婿回湖南，是沾了你夫人的光，大家欢迎你，你来吧。”他坐着飞机就到了广州。
　　就这样，我们一行人终于回到了湖南。一下火车，就受到了欢迎，湖南第一书记毛致用亲自到车站迎接我们，他说：“把你们的工作做通了，你们回到自己家，我很高兴，今天晚上，我把几个副书记都找来，见见面。今天晚上请你们吃饭，你们还有什么困难，晚上大家一道研究研究。这次接你们回来，我们准备花十几万块钱。”
　　在晚上的接风宴会上，我提出想回乡下老家看看，毛致用说：“让政协秘书长，还有长沙市政协秘书长陪你去，要公安厅准备一部车子，你回乡下看看，再回来，如果再想回去看看，再送你去。”
　　我回乡下老家转了一天，看到我家的祖坟被挖掉了。随后，我又到了另外一个县，我的一个儿子在这里当县干部。县长要我向科长以上的干部讲一次话，我说行，一定录音，录音带我拿回去，给毛书记听听。
　　我讲了四个问题，第一，落叶归根；第二，台湾问题；第三，当前的国际形势；第四，我提出了挖祖坟的问题。我说：“历史不能割断，文化不能割断，我下乡看到，把我家的祖坟挖掉了，祖宗的牌位砸掉了，家谱也烧掉了，人文历史都不要了，忘本了，我反对。现在提出的红五类黑五类是很好笑的，哪里有什么红五类黑五类啊？朱元璋是个要饭的小和尚，后来做了皇帝，就变成了贵族了，这就是历史。对邓小平我是很拥护的，邓小平派人修了蒋介石母亲的墓，花了一百多万，还有东北张作霖的墓也修好了，花了几十万。中国历史上政党斗争采取的是敌对手段，国民党采取敌对手段，共产党也采取敌对手段，以后，像这样扫除封建不要历史的事情，不能再干了。”
　　我又说：“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要人格上平等，不能说我的地位高了，就可以作威作福，我们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奴隶社会，应该在人格上人人平等，现在你们共产党也还没有做到。”
　　我大发了一顿议论。讲话之后，我儿子悄悄跟我讲：“你在那里讲，我很紧张哪。”我问：“我讲完后，他们是对我有好感还是有反感？他们怎么评论？”
　　儿子说：“我们回去后开了小组讨论会，会上大家说：文强先生今天的讲话是带着气的，他有气是难免的，我们原谅。不过，他讲的理论讲得好，给我们开了脑筋。”
　　我回长沙后，把录音带交给毛致用，毛致用很高兴，对工作人员说：“先放录音带，这是文老在下面的讲话，我们听听。”
　　听完之后，大家鼓掌。毛致用说：“你们认为讲得好，以后我们哪个县政府开会，把这个录音让大家听听，开开脑筋。文老爱护我们的共产党，拥护邓小平。讲得好。”
　　毛致用又问省政协主席：“你听了以后认为怎么样？”
　　省政协主席说：“我以为讲得好。我建议请文老到省政府讲，请科级以上的干部来听。”毛致用又问几个副书记：“你们认为怎么样呢？”
　　几个副书记说：“我们赞成政协主席的意见，可以请文老到我们省政府讲一讲。这个录音里文老有理论有事实，批判得好。现在我们请湖南的将领回来，是开了一个头。”
　　我把在县里讲的四个问题修改了一下，改得更好一些，到省政府去讲，我们回湖南的那些将领也坐着听。宋希濂说：“文强讲得挺好啊。”毛致用在下面鼓掌。
　　省里招待了我们十多天，花了差不多三十多万。
　　一天，我跟黄维到岳麓山去故地重游，兴致勃勃地爬到了最高峰。往下走的时候，突然遇到一大群男男女女把我们团团围住，黄维就很不高兴，说：“给我们划的这个路段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再一细看，男男女女都看着我们笑，我说：“老黄，没有问题，他们都笑嘻嘻的。”黄维往后退，想绕道走。
　　我拦住黄维，问那些人：“你们不让我们走，围住我们干什么呢？”
　　那些人说：“你们不认识我们，我们认识你呀。”
　　我很奇怪：“你们什么时候认识我呀？”
　　“你那次在省政府讲话，我们听了。你胆子大，讲的有道理。我们是银行工会的，在山上开会，想跟你照个相，留个影。”
　　我把黄维招呼过来介绍：“这是黄维先生。”
　　他们热情得很：“噢，报纸上登了，一起来照，一起来照！”
　　我们一起照了一张相片。

友情周末

第31章 一件错事
　　我讲讲我后来的第三个老婆，姓张。
　　我刚一特赦出来，杜聿明他们就跟我讲，说周恩来定了一个制度：国民党回来的这些将领，如果结了婚家属在海外的，我们都把她们接回来，使他们团聚。如果他们的配偶不在了，允许他们在大陆结婚。
　　响应周恩来的号召，一些将领结婚了，那时，我们文史专员２４人编成一组，因为我是学习组长。黄维结婚，还有一些人结婚，都是我安排的。是我通知黄维，要按周总理的号召，选择一个人，跟你结婚，黄维接受了。赵子立当过河南省主席，也是个黄埔学生，他有两个老婆在台湾，那两个老婆不回来，所以我又安排了赵子立在大陆结了婚。黄维对我说：“你给我们安排结婚，你自己怎么不结婚呢？”觉得我很奇怪。
　　我有好多部下也都跟我讲，说你帮助别人结婚，你自己怎么不结呀？
　　黄维等到我家来，看到我还要自己烧水，就劝我也结婚。我说：“一方面我已经快７０岁了，再有一方面，我已经有五个儿子在大陆，我就不结婚了。”
　　黄维说：“你看你这个家里，我们来看看你，你自己要烧开水，连烧开水的人都没有了。你这个生活怎么过啊？你年纪老了。老了应该有个伴啊。”
　　我说：“我这个情况你也都知道，我不想结婚。”
　　文史专员们基本上都有了归宿，而我还在孤军作战。
　　我考虑这个问题，认为我被特赦的时候，差不多７０岁了，有五个儿子，还结什么婚呢？不结了。
　　可是，我的婚姻成了大家关注的事情。我的一个部下的妹妹说：“我给你介绍一个，是打太极拳认识的，你们两个见见面吧。”
　　我和张在一个朋友家见了面，我就问张是什么地方人？
　　她说她是天津人，她的丈夫是个开银行的，死掉了。一问她的年龄，我比她大１５岁。我们聊起天津的军政要人，她认识天津市市长杜建时，还有天津的好多人她都认识，那一天，就这样跟她认识了。
　　我说：“你还有一定的地位呀？”
　　她说：“我那个丈夫是开私人银行的，后来他去世了。”
　　我给政协写了个报告，意思是说我要结婚了，找了一个对象姓张，我说：“按道理我要向你们报告，你们考察一下。”
　　政协派了我们学习组的小赵秘书（是个大学生），调查了张，还找张谈了话。之后，小赵秘书就跟我讲：“文老，张这个人，你最好放弃。”
　　我问：“怎么啦？”
　　他说：“根据我们的调查，她这个人哪，第一，她没有职业，她嫁过来一切的生活都要你管，新社会没有职业是人家最看不起的事儿；第二，这个人古怪，我们调查了好多地方好多人，都说她脾气古怪。群众关系不好，到哪个地方，都把群众得罪了。她没有朋友。你结婚呢，是为了有个伴啊，你如果跟这个人结婚，这样古怪，不好。”
　　我认为他讲得很对，我说：“我感谢你，调查这么细。”
　　我结婚这个念头就要取消了，介绍人又跑来找我：“我给你介绍的张，你为什么也不理人家啦？”我就把政协的调查结果告诉了她。
　　介绍人说：“你糊涂！”
　　我问：“怎么糊涂呢？”
　　她说：“那是‘文化大革命’搞的，阶级出身不好，没有职业，群众关系不好，脾气古怪，你说说看，这些哪个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哎，她这一说，我觉得有道理呀。我对介绍人说：“这不是太欺负人了嘛，阶级出身不好结婚也结不得啦？脾气古怪，整天整人家，哪个脾气还会好啊？”我一下转过弯来了，我就告诉介绍人：“这样吧，我准备跟她结婚。”
　　张高兴了。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在清华，还有一个在房山，两个女儿同意不同意呢？还要问问她们，她们也同意。
　　这样，我又去问小赵秘书，我说：“你讲的几件事情，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没有职业，阶级出身不好的没有职业，就结不了婚？”
　　我这么一说，小赵秘书也信了。他说：“文老，我也是个大学生，调到全国政协来，我们做了好多坏事啊？认为阶级出身不好，没有职业，现在我们有好多政协委员都挨斗了，还给人家挂上破鞋，去晒太阳，我们还整过荣毅仁哪，给荣毅仁妻子挂上破鞋，把臭鸡蛋和红颜色倒在人家头上。”
　　我问：“那我可不可以跟这个人结婚呢？”
　　小赵秘书说：“我不敢说反对。由你自己去决定吧。我不参加意见了。”
　　好了，我和张到居民委员会去登记，就结了婚。
　　结了婚，一开始还不错，没有过两三天，我发现张简直是个流氓，她那坏脾气，流氓的行为呀，都暴露出来了。
　　她原来丈夫开的银行让共产党给抄了，跟我结婚以后，非得让我给他要回来，我还真的给他要回来三万块钱，他爹妈陪嫁的房子被没收了，也让我出面去要回来，我不愿意了，说：“你爹妈为你陪嫁房子时，你又不是跟我结婚，我不要，再说现在这样的事情多了。能办的事情我就办，不能办的事情我不办。”她就不给我做饭吃。
　　我是这样想的，我结了婚，就是错了，也要原谅她，她看我对她是宽容的态度，就越来越过分。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有２０００元，人家送来，她全收了，但是她还说不够，我也没有钱花。后来我又发现，海外的朋友们给我祝寿寄了一些美元，她都给我收了，我连信都看不到。
　　蒋纬国来信，说你过９０岁大寿，我寄了１０００块美金，你收到没有？我不知道这个事啊，还有我的一些部下给我祝寿的赠礼，她都没收了。我就装作不晓得。
　　这样的日子呢，过了好多年啦。邻居说：“每天你的老伴不到９点不起来，她也不做早饭给你吃，我看见你自己买点油条在那里吃。”吃完饭，她把我关在房子里（我有四间房子，她住在楼上），我要到政协上班，也出不去，我就打电话给邻居，要邻居找她下楼来开门，我还有事要上班。她跑到楼前骂那些邻居：“你们怎么管事情管到我家里来了？管我家的事呢？我还没有睡好，你们来吵什么？干嘛要我给他开门？”邻居们很气愤，说：“这个人怎么这样怪呀。”
　　２０００年７月，她要我向在美国的大儿子要钱，说：“你给我的２０００元钱不够用。我没有职业，我还要医药费，你的儿子都有钱，在美国当教授的儿子一个月就有一万多美金，他一个月拿个千把块钱也应该呀，你那个做生意的儿子也有钱啊，你跟他要钱！”我说：“我一生没有伸手要过钱，我一生也不向自己的儿子要钱。”
　　我说：“我左右的这些邻居，他们的收入还不到２０００块钱，他们的人口还比我们多，为什么我们的日子就过不好呢？你这个毛病不对。从下个月起，工资我自己来管，不归你管了。”
　　政协送工资来，我就自己签字，收了这个钱。我说：“我每个月拿１０００块给你。吃饭的钱我管。”一个月下来，两人个人吃饭四五百块钱都用不完，我就告诉她：“你没有道理，你跟我将近２０年了，你把我们的钱搞到哪里去了？国外朋友送给我祝寿的钱搞到什么地方去了？你把过去的开销给我看看。”
　　她说：“我在你家里，你每个月起码要给我１０００元劳务费。”
　　我说：“你也要吃饭，我也要吃饭，怎么叫劳务费呢？”
　　她说：“我伺候你呀？我凭什么来伺候你呀？”一天到晚找我吵，她把我住的房子防盗门安一道锁，胡同门安一道锁，住的房子安一道锁，三道锁，钥匙都她拿着，把我关在家里，就这样，搞得越来越坏，越来越坏。
　　我没有办法，就召集我的四代子孙开家庭会议。这个会议一开，我那些子孙把她做的坏事都揭发出来了，说这个妈妈坏极了。我就总结了，说：“这个家庭会议开得很好，要定一个办法。办法是我跟她分开，分开住，考验一个时期，看她能不能变好，假如她不能改变，还是那个坏态度，我就跟她离婚。”
　　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她，我说：“在家庭会议上，大家都赞成我的决定，我们两个人分开，我每个月顶多给你６００块钱就够了，人家外边下岗的人是两三百块钱，我给６００块钱顶多了。”我问邻居每月挣多少钱，人家说是４００块钱。后来我还加１００块，每月给她７００块钱。分开以后，她一点都没改变，搞得我一点人格都没有了。
　　我要恢复过去人格上的自由，就对她说：“你也没有办法改正，我要起诉解决了。”
　　法院里经过调查，判决我们离婚，她不服，又告我，法院维持原判。她没有生活费，要我给她三万块钱，我怕三万块钱太少点，又拿出两万块钱，给了她五万块钱，政协分配给我的房子，我也让她住着，这才解除了婚约。
　　我的儿子买了房子，安排我住在这套新房子里，我终于解放了，恢复自由了。
　　我一生三次结婚，最后这一次，是我自己搞坏了。这是我特赦之后所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

友情周末

第32章 探亲美国
　　我决定访美是缘于一个偶然的机会。１９８５年的一天，我到原国民党的一个姓郑的军长家里作客，他也是文史专员，跟杜聿明、宋希濂一道特赦出来的。他高高兴兴地从屋里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我一看照片上，大约有一两百人合影，前排有一个女士，穿着红旗袍，其余的人都是一身西服。
　　我问：“老郑，你这个相片是哪里来的啊？”
　　他说：“刚刚美国一个朋友寄来的。你看看你认识几个人？”
　　“前面这个穿红旗袍的女士我就认识嘛。”
　　他问：“你怎么认识的嘛？”
　　我说：“她是我的学生啊。”
　　“她现在在台湾的地位很高啊，是台湾的国大代表，蒋志云。”郑军长说。
　　我告诉郑军长：“我和她都在上海时，日本人抓我，她救了我的命，我把她送到了香港，我又救了她的命，她当台湾的国大代表，我和湖南方面给她出了力。她的丈夫是黄埔第六期的，和我也认识。”
　　他又问：“你看看穿西服的里面你认识几个人哪？”
　　我问他：“你呢？”
　　“我认识三四个。”
　　我仔细看着照片上穿西服的那些人：“我认识四十多个。”
　　“哎呀”，他有些吃惊：“你怎么认识这样多啊？”
　　我说：“绝大多数是黄埔学生。”再一看照片背面，写着：“为蒋志云祝寿”，原来这些人都是来给蒋志云祝寿的。
　　他说：“哎呀，我只看出三四个人，你叫出名字的就有三四十个。我向你提个建议，你写个报告，到台湾去看看嘛，台湾去不成，就到美国去看看。”
　　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到台湾去嘛，还不可能，到美国去还是可以的。那好吧，我给蒋志云写封信，看她怎么表示，她如果表示欢迎，我再打报告给邓颖超。如果表示不好，我就不报告了。”
　　我回家后，给蒋志云写了一封信，说好多年不见，现在我看到你的照片，在照片上还看到三四十个认识的人，老朋友这样多，我就有一个想法，到台湾看你们不可能，我很想到美国去和你们见见面，如果你们认为可以的话，希望复一封信。
　　信发出去后，大约半个月，就收到了复信，蒋志云热烈欢迎我到美国去，在旧金山见面，一切由她安排。她在信中说，她的女儿、儿子、儿媳都在美国。我把信给郑军长看了，他说：“你的部下对你都很好啊，很有感情啊。”
　　我写了一份报告给邓颖超，对政协杨副秘书长说：“请送邓大姐，我要到美国去。”
　　在这里，我要说说我与周恩来的关系。
　　我进入黄埔军校时见到了周恩来，他是我加入ＣＰ的介绍人，我们一见面就感到很亲切。
　　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是我在黄埔军校时的同学。周恩寿是周恩来最小的弟弟，比我大两岁，１９２５年，他到广州的时间比我早半年，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他对我讲：“我的哥哥也在这里，他要我找你去一趟。”
　　我问：“你的哥哥是谁呀？”他说：“我的哥哥是周恩来。”
　　“周恩来是谁啊？我不知道。”
　　他告诉我：“他是黄埔的政治教官，是政治部主任，你还不知道啊？”
　　我说：“你不讲我就不知道。你有这样好的哥哥在这里，那好啊，可是他找我干什么呢？”
　　周恩寿说：“我也不知道。”
　　我让周恩寿带着我去见他哥哥。到了政治部，周恩来热情地让我坐下，说：“你认识了我的弟弟，现在又认识了我，好啊。”
　　我坐下后，周恩来对我说：“你有个姑母，还有个姑父，姑父姓李，你知道吗？”
　　我说：“我的姑姑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她是湖南省立师范毕业的，嫁到李家，我姑父是宁夏人，这两个人都到法国留学去了，这个我小时候就知道。”
　　周恩来高兴地说：“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同学，后来他们到里昂大学去了，你姑父学建筑工程，你姑母学美学。”
　　“不错，我的姑父已经当了湖南公路总工程师。”
　　“噢”，周恩来说，“那么高的地位了嘛。”
　　我说我的姑母在湖南大学教美学，周恩来说：“他们两个人都搞得很好啊。”
　　他又问：“你晓得徐特立吗？”
　　我说：“徐特立，我喊他老师嘛。他也是我姑母的老师，后来办了一个艺术专科学校，徐特立是校长，我是他的学生。另外，我的父亲跟徐特立关系特别好，都是湖南长沙人嘛。”
　　周恩来说：“徐特立跟你父亲是同乡，我跟你姑母是同学，你到了这里，我们又是革命同志了。”
　　我当时想，哎呀，这么近的关系了。
　　这时，周恩来又对我讲：“我要跟邓颖超结婚了，你算是我们的亲人吧，请你参加我们的婚礼。”
　　我说：“邓颖超我没有见过嘛。”
　　他笑着说：“趁这个机会见见面。”这时是１９２５年８月。
　　我感到周恩来没有把我当外人看。去参加他的婚礼之前，我跟周恩寿商量：“得送点礼呀。”周恩寿说：“不用送，他们是革命结婚嘛。”
　　我很坚决：“那不行，我们这样深的关系，礼都不送，太不像话了。”
　　周恩寿说：“革命，革命！”
　　“革命，革命，革得连礼都不送啦？”我坚持自己的想法，“应该送！”
　　“那送什么？”周恩寿问。
　　我说：“我也不晓得送什么。”
　　我们两个人想了一会儿，周恩寿说：“一定要送就这样好了，我去买一张红色的宣纸，你是艺术专科学校的，你写几个字就行了。”我同意，这样挺好，也省事。
　　周恩寿跑到外面买了一张宣纸回来了，我考虑了一下，写下了六个字“花花圆圆寿寿”，接着落款：周恩寿、文强。周恩寿一看，喊了起来：“怎么把我的名字写在前头？这又不是我写的！”
　　我说：“你比我大两岁，纸也是你买的，你哥哥结婚，你这个弟弟就不送礼啦？”周恩寿听我这样一说，看着这六个字，说意思好，字也好，那就这样吧。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礼上，我把字带去，周恩来看了，邓颖超也看了，都非常高兴。
　　周恩寿黄埔毕业后，在蒋介石部队里当过师里的政工人员，后来脱离了蒋介石，到天津王光英那里做生意。其实周恩寿很有才干。
　　话再说回来。我给邓颖超写了个报告说要到美国去，邓颖超接到报告后，很快找我谈话，她说：“你有这样好的关系，蒋志云，了不起啊，这个关系好。听说你还认识三四十个，看来你过去的活动面很大嘛。”
　　我说：“我那时跑的都是高级司令部，从西北、华北到东北，接触的都是高级人员。我认识的这些人，相互都是很有感情的，如果没有感情，我们几十年没见，怎么还能在照片上一下子认出来呢？”
　　邓颖超说：“他们很热烈地欢迎你去呀。我让公安部给你办出国手续，经费的问题你不用担心，国家会拿钱给你。”
　　我表示，我到美国只需要一些路费就行了，我们国家困难，不要拿钱给我，我也不带人，带一个人就多一个人的钱，我就一个人去。到了美国见到旧部应该是什么立场，应该怎么说话，我还要做充分的准备。我有几个到过美国的黄埔同学，到了美国不敢见老朋友，那有什么意思啊？我去美国后，要了解台湾的情况。
　　邓颖超说：“你这个想法很好啊，不是去游山玩水，是去做工作啊。”
　　很快，邓颖超通知了公安部，公安部几天就给我办好了出国手续，还请我吃饭，欢送我。
　　１９８５年９月２０日我启程赴美，开始了为时三个月的万里之行。在跨越太平洋的飞机上，我写下了杂诗两首：
　　出国机中
　　东西抵足浑如梦，划破长空历海涯。
　　万里雄风来大国，五洲荣誉数中华。
　　探亲访友云情重，无限乡思望月搓。
　　纵令荆蓁铺满地，灵犀精卫自由花。
　　话旧情殷梦里年，何期相聚异乡眠。
　　天高气爽清秋月，海阔洋空自在船。
　　全为探亲倾肺腑，不辞劳瘁与颠连。
　　长城万里欣然掠，乐载锦帆奏凯旋。
　　我的意思是全世界都非常尊重邓小平，邓小平把中国的事情搞得很好。我想，到了美国，我一定要把邓小平的旗帜插到美国，一定宣传邓小平主义，让我那些老朋友了解现在中国搞得很好。
　　我刚一下飞机，海关的一个美籍华人迎上来，用英文招呼我：“文将军”，我想他怎么知道我是文将军呢？我用华语跟他讲：“你是个中国人啊，为什么拿外国话跟我讲话啊？”他有些不好意思，改用华语答复我：“将军不要生气，我现在是美籍华人，在海关服务，按照美国海关的规定，只能讲英语。现在你让我用华语，我就用华语了。”
　　他接着又说：“你是个特殊人物，你的行李免检。”
　　我说：“非常感谢，你们对我很礼貌。”
　　他说：“在美国认识你的人很多，现在机场外面有一个台湾来的贵妇带着儿孙在等着迎接你。我帮你拿行李，把你送出机场，你见到那位贵妇，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连连道谢。他拉着行李，把我送出机场，我一看，蒋志云来了，她冲着我喊：“老师，我们三代人来欢迎你呀！”她的丈夫、女儿、儿子、儿媳、外孙，都来了。
　　我们先到了蒋志云女儿家里，气氛很热烈。蒋志云说：“我们早准备好了，有给你开车的，有给你当翻译的，还有给你做湖南菜的。你这次来，一定要把你照顾得舒舒服服的。我们安排你到１０个州，在旧金山住一个礼拜，然后到休斯顿住几天，再到华盛顿、纽约，就按照这个计划周游一下吧。一切费用你不要担心，我们给你准备好了。”
　　“我在旧金山有很多朋友，我跟他们见见面”，我对蒋志云说，“我把电话告诉你，你派人替我联系，约好时间，招待他们吃饭，我们是老朋友嘛。”
　　蒋志云说：“你开个单子，我派人去办。”
　　很快，老朋友都联系上了。其中一个是王昌杰，是我的一个部下，在我身边当过军法官，在美国，他成了大艺术家，在旧金山有他的画廊。王昌杰马上给我来电话，说明天一早来看我，请我吃饭，至少要请三桌，都是些认识我的人。还有一个是林伯渠的女儿林慰君，是个医学家，也是明天来看我。
　　我给来见面的老朋友都题赠了诗，给王昌杰和林慰君的诗是这样写的：
　　题赠艺术家王昌杰老友
　　艺坛美髯晤仙翁，原是军书益友雄。
　　无愧风云挥画笔，山河日丽九州同。
　　题赠林慰君夫妇
　　英烈千秋俎豆歆，篇篇金玉锦文心。
　　一门孝友泰山重，潮发闽江入武林。
　　记得我特赦出来填表，表示去向的那一次，其中有十几个人申请去了台湾，后来他们有的到了美国，有的到了香港。这次我在美国见到他们，彼此都很高兴，他们问：“你怎么到美国来了？”
　　我说：“我不但到美国，我还要跑１０个州，要到好多好多地方去，计划用１００天。我是自由自在地探亲访友。”
　　他们好多人表示：那时我们考虑不周，要是在中国生活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离开中国呢？他们很后悔。
　　我说：“你们既然走了，到美国也好，到任何地方也好，只要生存得下，就行了。不过，要生活得有意义，如果生活得没有意义，在任何地方都不好。”
　　什么叫做“意义”？
　　我认为，如果在任何地方都会生活得很幸福，而且使各方面--家庭、社会、国家都很满意，在生活上不妨碍人家，你就有意义了。
　　我说：“我这个人是四海为家，这块天地，我随便在一个地方都行。”
　　老朋友们说：“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我对他们讲：“任何事情我都不悲观，我愿意做个乐观主义者。”
　　我在美国的公开场合，到处讲邓小平主义，我说：我在有生之年能够写出一本《邓小平主义》，是最愉快的事情了，我现在正在写，我要写一本《邓小平主义》。我认为俄国搞乌托邦把自己搞垮了，中国如果不受俄国的影响，可能共产党还搞得好一些，后来中国共产党从俄国的乌托邦之下解放出来，有了自己的新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这些是我的想法，我要把这些想法写进《邓小平主义》。没有邓小平的基础，就不可能有中国的一切，我希望邓小平的历史要长到百年以后，长到２００-３００年以后。只要我的生命不息，我的这个想法就不止，这是我的一个心愿。
　　我在旧金山住了一个礼拜，我还有个老弟文国仪也定居在旧金山，我想暂时不要惊动他，他还不知道我到了美国，如果他知道我来了，他一家人会把我接到他家去住，我也不能不去啊，所以我到了华盛顿才通知他。文国仪生气了，说：“你到了美国怎么不来个电话，我好到机场去接你，你到了旧金山也不通知我，是不是看不起我？”
　　我向他解释：“人家一切都给我安排好了，我也不愿意麻烦你们，所以一直到了华盛顿才给你打电话。我还要游几个州，恐怕要在美国住１００天，到我回国之前，我还要到芝加哥去看我的儿子，等我到了洛杉矶，再打电话给你，我要到临回去才有时间见你。”
　　文国仪说：“你这个人真是，要到回去才见我，你的朋友这样多啊？”
　　到了洛杉矶，我打电话给文国仪，告诉他：“我的儿子我也看到了，我现在就要回国了，准备在你家里停留几天，然后回国。”
　　就这样，我跟文国仪见了面，他一家人热情地招待我。这时，我在台湾的一个老弟文中侠也知道我在美国，打电话给文国仪，要来看我。
　　文中侠是黄埔第十四期的，原来在廖耀湘手下做少校，我又把他升为中校，又把他升为上校，以后他到了台湾，是反攻大陆的副总队长。
　　我问：“文中侠在台湾，多年不见了，他怎么知道我到了美国呢？是不是你们打电话告诉他了？”
　　“我们没有打电话。”
　　“那他怎么会知道我到了美国呀？”我觉得奇怪。
　　文国仪说：“你呀，在美国的台湾人多，你来美国的消息，蒋经国他们恐怕早就知道了。你保密保密，保得住啊？保不住的。”
　　文中侠从台湾专程到美国来看我，我跟文国仪到机场去接他。我们一道住在文国仪家里。我问文中侠：“我这次到美国来，连国仪我都没有通知，你是怎么知道的呀？”他说：“哎呀，你刚一到美国我们就知道了，你住在什么地方我们都知道，你的行踪哪，台湾都知道。”
　　一个台湾来的老弟，一个住在美国的老弟，一个大陆来的哥哥，三个人见了面。我最大，８０岁，文中侠那年七十多岁，文国仪最小。
　　１９９３年４月，文中侠老弟去世了，我给他写了吊文，写了挽联。我写的挽联是：
　　挽中侠老弟
　　祭黄陵申夙愿，孝子报三春，正亲临修墓守庐，未完统一大业，何身先死！
　　抗日寇建奇功，忠臣无二致，幸坚持归根落叶，预见乐叙天伦，其志乃安。
　　我在休斯顿的时候，正好过中秋。中秋节的晚上，蒋志云邀我一道过中秋。她一会儿叫我“老师”，一会儿叫我“长官”。我说：“你不要叫我‘长官’了，让人家听了笑话我们。我们是同乡，你是我的部下，我年纪又比你大一点，你就叫我‘大哥’也行，这样喊亲密一些，外人听着也好听一些。你就叫我‘大哥’，我就叫你‘小妹’。”
　　我们坐在屋外赏月后，回到屋里，她丈夫高高兴兴地从楼上端着一张照片下来，说：“今天晚上是你的８０大寿，又正是中秋赏月，我们送给你一件礼物。你看，这张照片你有没有啊？”
　　我一看，这张照片２４寸，大大的，镶在镜框里，是我穿着中将军服，４０岁那一年升为中将时照的。
　　我说：“我没有了。”
　　他说：“台湾给你保留了。我家里也有你这张照片，我给你放大了，带回去作纪念吧。”
　　“啊啊”，我说：“这个礼物很好。”我不敢说，大陆抄家时把我的照片和军服等等都搞掉了，我只是含含糊糊地说：“我没有这张照片了。”
　　蒋志云说：“我们想了一下，给你祝寿，光给你照片还不够啊，我们合计了，拿１０００美金给你作寿，表示点意思。”
　　我说：“照片我收了，钱我不要。我现在身上还有一两千美金，回去的路费够了。”
　　她表示一定要给。
　　说着说着，蒋志云的丈夫说：“我的生日跟你只差一天。”我很高兴：“好啊，我们两个人又是祝寿，又是赏月，好好好。”
　　我们坐在屋里看电视，蒋志云提出一个问题，说欢迎我到台湾去，说我在台湾存有１００万美金，希望我去台湾领这笔钱。
　　我吓了一跳，说：“我在台湾一个钱也没有，我没有这笔钱，你们不要胡说！”
　　蒋志云说：“你是国民党中将，每月固定工资４００美金，每月还有１２００美金特别费，一个月就是１６００美金，到现在三十多年了，积累下来，差不多有１００万美金了。你知道吗？台湾方面认为你是在职，你在大陆坐牢，应该给你钱。”
　　我心想，台湾方面用心良苦啊，也不能不感激。但是这个钱不能拿，我如果拿了这个钱，回去就对不住邓小平了，对不住邓颖超，他们要我做爱国人士一直到底，我要是拿了这笔钱，太不光明了。
　　我又想，我没有钱还好一点，如果拿了这笔钱，我在大陆上不好做人，以后到台湾看看，在台湾也不好做人，败军之将嘛。不拿这个钱，我比谁都高大，拿了这个钱，我就一点人格都没有了。而且我拿了这笔钱，回到大陆上就不得了，我那个老婆还得要一半，儿子媳妇亲戚朋友，都要钱，我给不给啊？自己找麻烦嘛。人家会认为文强这个家伙不知道有多少钱，把我绑架去了呢。
　　我把这个问题考虑清楚了：坚决不能拿这个钱。我向蒋志云表示：我不能拿这个钱，我也没这个钱。淮海战役我打了那么一个败仗，还跑到台湾拿１００万美金？再说拿这个钱也没法回大陆，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
　　回国之前，我写了一首诗题赠蒋志云：
　　题赠志云贤妹
　　孟欧画荻贤声著，巾帼英雄玉女龙。
　　天马行空堪比拟，放翁豪唱吐长虹。
第33章 世纪老人
　　我的后半生很长。从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０日我被俘那一天起，我认为自己一直在红旗下生活。
　　我活得这样长，我家２０代以内都没有９０岁以上的人，我活到现在九十多岁，还在活。我们这些人，还是沾了共产党的光，特别是沾了邓小平的光，才活到今天。我在共产党的红旗下，过了几十年的太平生活，在这一点上，我衷心地感谢共产党。我家里遭到镇压，死了好多人，但是我亲生的几个儿子都在，我这样一想，自己就得到很大的安慰。我看到十大战犯的结局，一个一个看下来，没有一个比得上我。
　　武汉有一个杂志社写了一篇文章，上面列了１０个战犯，把我列在第１０位。第一个写的是杜聿明，说杜聿明是脱胎换骨，改造得很好；第二个是黄维，说黄维刚直，个性很强，刚直倔强，绝不妥协；第三个是王耀武，说王耀武这个人是大起大落；第四个是李仙洲，说李仙洲是黄埔老大哥；还有一个是宋希濂，把他说成是鹰犬将军，宋希濂自己写了一本书，说自己给蒋介石做鹰做犬；还有一个是廖耀湘，说廖耀湘是“文革”的冤魂，廖耀湘在“文革”的时候被红卫兵打了一顿，心脏病发作死了；再有一个是守天津的陈长捷，说陈长捷是杀妻自刎，把老婆杀掉，然后自己把自己杀了……最后一个写的是我，说我这个人是诗杰侠义，留下了很多诗，对于家庭，对于社会都很侠义。
　　这是我很大的幸福嘛。我活到九十多岁，感觉非常圆满，感觉越活越有意义，我还有充沛的精力，不知老之将至。
　　从另外一方面讲，人生有一定的年限，我究竟还能活多久？听其自然吧。我同意古人说的：人生如梦。
　　我有一个让我很高兴的称号“世纪老人”，２０００年是世界老人节，《北京青年报》把我评为“世纪老人”，把我的照片登在报纸上，我到人民大会堂领了奖，还上台讲了话。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２００１年１月，全国政协举行了一个５６个民族大团结的盛会，政协把我请去，要我致闭幕词，我说我资格不够，我们国家有多少人物啊，谁都可以致闭幕词，不要找我。没有想到，在会上，主持会的人直接就喊我，要我致闭幕词，他已经在会场上喊我的名字了，而且把事先准备好的一篇稿子交给我，我也就只好上台致了闭幕词。散会后，我出来了，听见有人说：“这不是致闭幕词的那位老人吗？”一下子，大家把我包围起来，要我签名，有的还要跟我合影，还有的喊：“我是西双版纳来的，还没有给我签字，没有跟我合影呢。”从新疆来的，从内蒙古来的，从海南岛来的，很多很多人，把我团团围住，工作人员看着我说：“这么大年纪了，签字、合影，搞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工作人员叫来几个武警，武警很有礼貌，向那些会议代表举手敬礼，说：“请大家原谅，这位老人九十多了，你们都要签名照相，那今晚老人就回不了家了。”武警把我“抢”出来，送上汽车。我自己很高兴，我觉得给了我一种“人”的待遇，这是很高的名誉。这是我过去不敢想像的事。有时候，我一坐下来想这些事情，很高兴！
　　一家报纸的总编问我：“做一个人怎样才有意义？”我答复他：“我体会有两句话：第一话是：生时问心无愧。我写日记的时候，都要想一想，这一天过得怎么样？是不是有损于别人？是不是问心无愧？第二句话是：死时不要有人指着我的头骂我。如果我死后提到我的名字就有人骂我，那么我的子孙听了就会很不舒服。将来有人提到文强，我希望他们会说，文强是一个善良的人。”
　　我觉得自己像年轻人一样，一天到晚不知道什么叫疲劳，不吃烟不喝酒，天天记日记，生活很愉快，很正常。我虽然离开了全国政协，但是政协对我说：“你作为一个老委员，政治待遇不变，你要汽车，就打个电话，随时给你开来。”我感觉真是很愉快。共产党给我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而且我的子孙无论是在国内的还是在国外的，都生活得很好，都自由自在地发挥着他们的能力，走在我们国家非常正常的道路上。这个幸福不仅在我个人的身上体现出来了，而且在我的子孙们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我很乐观，希望在感召着我。

友情周末

附录一：文强年表
　　１９０７年９月１９日（农历）
　　出生于湖南长沙县。
　　１９２５年６月
　　在长沙艺群美术专科学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沙学生运动。
　　１９２５年８月
　　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
　　１９２６年１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国民党。
　　１９２６年３月
　　脱离国民党，公开共产党员身份。
　　１９２６年７月
　　跟随朱德入川，在北伐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工作。
　　１９２７年
　　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连长。
　　１９２８—１９３１年
　　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
　　１９３１年８月
　　脱离共产党。
　　１９３１年底至１９３５年
　　回家从事新闻工作，任少年通讯社社长。
　　１９３６年
　　加入国民党，任浙江中央警官学校情报参谋训练班中校政训员、参谋本部谍报参谋训练班任政治指导员、任参谋本部的上校参谋。
　　１９３７年“八·一三”起
　　任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
　　任国民党军队前方办事处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教导总团政训处处长。
　　１９４０年
　　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统一委员会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代表军统局驻上海，负责对东南五省汉奸政权进行策反工作。
　　１９４１—１９４４年
　　任驻上海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处长，忠义救国军少将政治部主任。１９４２年春到重庆，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后被派往华北，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并兼任冀察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和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
　　１９４４年春
　　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主持实际工作，１９４５年春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
　　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等职。１９４６年，晋升中将。
　　１９４８年夏
　　被程潜任命为长沙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
　　１９４８年９月
　　任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１１月，参加淮海战役。
　　１９４９年１月
　　淮海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获。
　　１９７５年３月
　　获人民政府特赦，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文史专员学习组组长、文史军事组副组长。
　　１９８１年
　　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委员会顾问、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委员。
　　１９８６年起
　　任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１９８８年
　　任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
　　１９８９年
　　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2001年10月22日
　　在北京去世，终年９４岁。
附录二：文强先生口述时间、地点纪实
　　口述实录是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其中，口述的时间、地点是口述真实性的佐证之一。我作为文强先生口述的采访者和撰写者，将文强先生口述实录的时间、地点、在场人员、现场情况等记录如下：
　　◆时间：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５日，上午９点至１２点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路曼（林豆豆）、康国雄（文老亲戚、北京黄埔大学副校长）、康宏通（康国雄之子、香港美丰行驻京办事处董事经理）、刘延民、王南海（摄影）、刘艳艳（刘延民同事）
　　这是在路曼大姐的介绍下，我与文老第一次见面。文老坐在沙发上，精神很好，声音洪亮，全然不像９４岁的老人。文老谈兴相当浓，两个半小时以后，众人劝文老休息，文老仍然滔滔不绝。
　　文老从沙发上起身后，自己借助一个专为老人和走路不便的人设计的“行步车”走回了卧室。
　　◆时间：２００１年７月３１日，上午９点至１１点３０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路曼、康国雄、康宏通、刘延民、王南海、王寻（王南海之子）、刘艳艳
　　自从６月１５日采访文老之后，我因为很忙，并没有确定第二次采访，也就是文老正式开始口述的时间，时间在不经意中过去了。７月２８日，接到康宏通的电话，说文老希望抓紧时间开始口述。于是从７月３１日早９点开始，正式启动文老的口述实录工作。
　　上午１１点半口述结束，文老要去卫生间，康国雄、康宏通、王南海等将文老拥架起来，文老显得很不得劲，在卫生间里浑身大汗，脸色惨白。后被架到床上，昏厥过去。
　　◆时间：２００１年８月６日，上午９点至１１点３０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刘延民、刘艳艳
　　当我走进屋时，文老已经坐在沙发上，做好了准备。照顾文老的陈阿姨说：上次很吓人，文老经抢救才脱离了危险。文老笑道：“那几条大汉把我一架，找不准劲儿了，我自己推着车慢慢走才能找对劲儿。”
　　我看文老身体恢复，精神很好。口述进行了两个半小时。
　　◆时间：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３日，上午９点至１１点３０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刘延民
　　文老依然是坐在沙发上，等待我的到来。我问候文老的身体，他说：“感觉从来没有这样好过。”文老、陈阿姨和我都笑了。
　　口述两个半小时后，我和文老约好明天再来。临走时，我对文老说，“以后就没有那么多人来了，您还是躺在床上讲吧。”文老说：“坐着好，坐着便于思考。”
　　◆时间：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４日，上午９点至１１点３０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刘延民
　　我走进文老家中，文老尚在卧室，我对文老说，还是躺在床上讲吧，但是文老执意要坐着口述，少顷，在陈阿姨的照料下，文老推着步行车出来坐在沙发上。
　　就是在这一天，我感觉到文老的精力、身体好像不如前几次。（两个月后，文老去世了，每当想到文老口述时其实已经身患重病，我就很难过。）
　　◆时间：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８日，上午９点至１１点３０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刘延民
　　文老躺在床上口述，显然身体已不如前。文老看到我来，很高兴的样子，对我说：“欢迎欢迎。”我问文老身体有何不适，陈阿姨说，文老说腰疼。文老要陈阿姨给我拿水果，倒茶水。口述结束后，我们约好明天继续。
　　◆时间：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９日，上午９点至１１点３０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刘延民、刘艳艳
　　天气很热。我刚到楼下，保安问我找谁，我说到文老家，保安说文老病重，已不会客。我犹豫着走到文老家门口，只见门口贴着一张纸：“文老身体欠佳，谢绝会客。”我正不知是进是退，陈阿姨已经给我开门，说：“文老说对你是个例外。”
　　我一去，文老就说：“欢迎欢迎，我们很有缘分。”文老躺在床上，开始了今天两个半小时的口述。其间，文老多次对我说：“你辛苦了喝杯茶吧。”
　　◆时间：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１日，上午９点至１１点３０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刘延民
　　天下着大雨。文老的精力明显不如前日。口述到１０点多时，文老休息了一会儿，用吸管喝了一些水。接着，继续口述。我原以为文老不愿意讲使他成为战犯的淮海战役，但是从今天开始，伴着窗外的大雨，文老开始详细地口述淮海战役。
　　◆时间：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５日，上午９点至１１点３０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刘延民
　　我感到文老的精力明显不如前日，我第一次采访文老时，文老是精精神神地坐着，而现在，文老已经坐不起来了。我心里很难受。文老躺在床上，口述得非常认真，把我带进了淮海战场的烽烟之中。其间，文老休息了一下，吃药、喝水，他对我说：“你也喝点茶吧。”
　　◆时间：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７日，上午９点至１１点３０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刘延民、刘艳艳
　　文老躺在床上迎接我们。陈阿姨说，文老非常欢迎我们。文老对我们说，昨日朋友送来一些外国水果，一定要我们尝一尝。于是我们的面前堆起了好多叫不出名字的大水果，文老不断地催促我们吃。今天，我感到文老躺在床上显得不安，好像不舒服的样子，一会儿就喊：“小陈，我要拉尿了。”一会儿又喊：“小陈，我又要拉尿了。”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尽管这样，口述进行得依然很顺利，文老是一位很认真的老人。今天的口述结束时，文老说：“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继续吧。”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文老口述的最后一句话。
　　第二天一早，接到陈阿姨的电话，说文老情况不太好，不要来了。
　　过了两三天，陈阿姨告诉我，她刚从医院回来，文老住院了。
　　９月初，我到医院看望文老，文老正好清醒了一会儿，看到我去了，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欢迎欢迎”，很快，就又昏睡过去，文老的病状，我不忍描述。
　　１０月，路曼、康国雄、康宏通、王南海、刘艳艳，还有我，参加了文老的追悼会。我流下了眼泪。
　　想到文老的传奇一生，想到文老口述时的精彩，再看到今天文老乘鹤而去，我体会到一句话：人生如梦。
附录三：摄影者手记
　　我为文强拍照
　　２００１年夏的一天，作家朋友刘延民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由路曼组织的名人口述史活动，第一个采访对象是文强。我当即表示有兴趣。见我有兴趣，刘延民告诉我，口述史不是应景之作，作品出来后，不会很快发表，也没有人投资，摄影所需全部成本要自己承担。
　　其实，钱不钱的，是次要的，尽管我也需要钱。当时我正在到处找工作，我的原单位——中航天民品实业有限公司经济效益一直不好，上不上班也没人过问，自２００１年春节之后，干脆工资也停发了，自己虽然有十几项发明，可是市场的不规范，使我在对外合作中感到很累。于是，我干脆把我的摄影爱好当成了“主业”，几年下来，也照了不少名人的照片。
　　文强是何许人也﹖说实在的，我当时知之甚少，而真正促使我痛快地答应刘延民的原因是：采访文强是路曼组织的，她是共和国开国元帅的女儿，其父曾是文强的黄埔四期的同班同学。再一个原因，通过刘延民的简述，我知道了文强的经历很奇特。我喜欢摄影，对镜头前的每一张脸，我都力求拍出“彩儿”来。几年的摄影经历告诉我：每个人经历不同，脸部的气质表情也会有很大不同。我想像着为这样一个老人摄影，镜头前一定是一张很有内涵的脸，更何况这位老先生年已９４高旬且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
　　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历过阶级斗争理论盛行的年代，那时影视中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是被脸谱化的，简单、生硬，我想见文强，看看生活中的文强，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我要用相机记录下来一个活生生的人。
　　文老是一本厚厚的书
　　几天后，路曼大姐带我们到了朝阳区光华路的一座公寓，文强的家就在这里。
　　走进文强家，在宽大明亮的客厅里，一眼便看到沙发上坐着一位鹤发老人。他削瘦、沧桑，虽已９４岁，却坐得直直挺挺，颇有一种军人气势。客厅的北墙悬挂着几幅条幅，左边写的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右边是“道义乃是根法天乃是轴典型乃是训”；中间的“浩气长存”四字是蒋纬国为纪念文天祥诞辰７６０周年所写。在文老所坐沙发后面的墙上，高挂着文老自己书写的一段文字：“天道酬勤心安理得，先忧后乐无欲则刚。”
　　在这间有着历史感的房间里，我的镜头对准了文强老人。通过调整尼康相机的长焦镜头，仔细观察镜头里的这位老人。镜头前的这位老人，正叙述着他的故事。这时已是９４岁高龄的文老先生，讲起亲身经历，思路仍然是十分清晰，每次叙述连续近三个小时，但始终不知道疲倦。尽管浓厚的湖南口音常使在座的人要反复核实，才知他所讲话的准确含义。文老说的故事，有的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有的在我看过的史书上却是另一种说法的。说故事，和看书，是两种感觉。文老幽默诙谐的语言，令我不禁对镜头前的人饶有兴趣，也让我对他老人家的故事感兴趣。
　　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代孙——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表弟——黄埔第四期学生——周恩来、叶剑英的学生——与林彪、周恩寿、李运昌同班并担任班长——在共产党内，官至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川东特委书记，负责二十三个县——后先是在程潜处做国民党上校参谋，接下来又在戴笠手下任要职——３９岁时由胡宗南在蒋介石面前力荐，而成为国民党中最年轻的中将——后又在淮海战役中以代总参谋长的身份成为解放军小战士的俘虏——２５年的监狱生活，７６岁时出狱，不久又成为了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委员……
　　听着听着，我忽然感到我镜头前的这位老人，是一本厚厚的书，以我的阅历难以读懂它。
　　几次与文老相处，我也力求超越我手中的镜头，去读懂这位老人，但经过努力我没有做到。因为它所经历的，太有意思和深度了，只能叙述，难以评说。
　　他是中国现代史上独有一道风景，记录下来，使我摄影经历中难忘的。
　　文老说我是个靠得住的人
　　我曾三次为文老拍照，我的手中有近两百张文老专题照片，足足装了三本相册呀！
　　记得第二次到文老的家，我带去了一张经过精裱放大的２４吋照片，送给了文老，看得出来文老对这张照片还是满意的。刘延民对照片的评价是：照片中的文强是典型的职业军人。一位朋友说有一种仙风道骨的感觉，我的爱人则说是一个有味道的老人，我的儿子感觉他是一个距离很遥远的人，其实我喜欢我拍的照片让人有不同的感觉。经历是刻在脸上的，是抹不掉的。文强就是让人有不同感觉的人，只有具备丰富经历和特殊阅历的人才会这样，何况文强的经历不同寻常。我挺欣赏我为文老拍的照片，如何评价？我认为这就是真实的文强。
　　文老的家中曾有两幅照片，引人关注。一幅是在全国政协会上，由新华社一位高级摄影记者为他拍的放大照片，身穿西服、胸戴全国政协代表出席证，显示出中国特有的政治身份，一幅是文强４０岁时胸戴国民党中将徽章的放大照片，英俊、盛气，显示出文老所经历的那一段历史，但是我拍的这张照片，显示不出政治含义，只是一个生活化的老人，虽不失军人的威严，但有着老人经过世事后常有的平和。
　　后来刘延民告诉我，文老对她和路曼讲：“这个拍照的记者靠得住。”想起来也有意思，这话出自现在的文老口中，普普通通的一句夸奖。但是若让历史倒退，这句话要是出自当年身为共产党的高官时的文强口中，我的前景会如何！或者，这句话要是出自当年身为国民党中将的文强口中，我会弄个国民党的师长旅长当当！不过要是“文革”中的红卫兵知道，国民党的中统将军如此评价我，恐怕我的日子也就到头了。
　　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１日上午，是我第三次到文老家为他拍照，近三个小时的采访，文老太累了，我们多次劝他不要讲了，他没有听。以至我在扶他在上厕所时，瘫倒在我的怀里，我用力将他抱上了床，他太累了！……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２日下午４点３０分，文老乘鹤归去。
　　王南海
　　２００２年９月１日 于上海日本森松公司
后 记
　　采写文强先生，缘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记得２００１年６月的一个晚上，丁东给我来电话，说林豆豆介绍了一个老人，叫文强，很有采写价值，问我是否有兴趣。丁东是我的朋友，他要我去采写的，我是一定要答应的。当时，我还真的不知道谁是文强，就去问我的哥哥（他是搞党史的教授），他的回答是，当然知道，文强是很有名的。我又问爱人（他也是搞党史出身）是否知道文强是谁，他的回答也是当然知道，闹了半天，就是我孤陋寡闻。路曼大姐（林豆豆）来电话说：“要先读一些书，掌握一些背景资料。”于是我在采写之前，先读了一些有关资料，认识到文强的确是一个很有采写价值的老人。
　　我以为就是写一篇千把字的文章，然而，第一次听文强老人口述，我被其间的精彩和历史价值吸引住了，继而很兴奋，我意识到，这不仅是一篇文章，而是一本书，因为，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与世纪一起绵延、一起风云跌宕的历史老人。
　　第二次如约去文老家，我满怀信心，满怀兴奋。但是没有想到，文老不像第一次那样滔滔不绝，他一句也不讲了，劈头就说要签订一份合同，否则不讲。当时的局面竟然有些僵持。
　　文老拿出他昨日写的日记给我看，他说写了几条他思考的有关合同的问题。我非常之惊讶，我简直不相信面对的是一位９４岁的老人，惊讶他的思维之厉害，惊讶他的现代意识。
　　丁东对我说过，搞口述实录的人有三种，一是鼓手，专门吹捧人，如写一些企业家的业绩等等（我经常做这类鼓手）；二是枪手，专门替人操笔，如替一些明星写书，书上属明星的名字，枪手则拿上一笔钱后就销声匿迹（我差点做一次枪手，在朋友们的讥讽下才主动放弃）；还有一种是杀手，所谓“杀手”，要和采写对象斗智斗勇，虽然做起来困难，但是一旦成功，就能采写出真东西。
　　我知道，面对这位将近百岁的老人，我要做一次杀手了。在尴尬的局面中，我想，只有把林豆豆叫来，才能签这份合同。毕竟，文老相信的是林豆豆，而我和文老，才只是第二次见面。
　　当时在这尴尬的局面中的，还有康宏通、刘艳艳。康宏通给林豆豆打了电话，说明情况，让林豆豆马上到文老家来，一起拟个合同。林豆豆很快赶来，文老口述了两点，构成合同的主要内容，一是鉴于文老和林豆豆的父亲是黄埔同学，文老决定把本书的版权送给林豆豆。二是口述的录音带复制三套。合同拟好后，双方各保存一份。接着，文老很痛快地开始口述。在其间，文老看着我几次问道此书是否能尽快出版，他举例说，陈诚的儿子在台湾写了一本书，两个月就出了。当时，我心里觉得文老过于心急了，但是，当两个多月后文老远去时，我忽然明白了这位９４岁老人的心思。
　　我很快得到了文老的信任，文老很欢迎我前去采访，每当我在约定的时间走到文老家门前的时候，门总是开着的，我奇怪地问陈阿姨为什么不关门，陈阿姨说：“这是专门等着你来。”即使在文老病重谢绝会客时，文老也总是躺在床上等着我的到来。文老称我“刘大姐”，开始我不大习惯，后来我竟觉得挺亲切，文老说，“刘大姐，我们很有缘分哪，”说完，我们两个人都开心地笑了。
　　我的一些朋友知道我在为文老写口述实录，笑道，你一个共产党干部的后代，给国民党干部写书，真是历史的玩笑。想一想，也好笑。我家是个红色家庭，四代共产党员，前三代是打下共和国江山的功臣，据说我母亲的爷爷党员资格很老，全村的党员都很尊敬他。就是我这个第四代党员，掐指一算，也有二十多年的党龄了。如果是在从前，提到什么“剿共指挥部”之类的，一定是恨之入骨，不共戴天，没有想到现在居然给“徐州剿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写口述实录，的确是历史的玩笑。不过这一出玩笑，使我认识到了什么叫做“历史”。
　　文老曾经是个共产党的干部，后来成了国民党的中将，不管他是哪个党派的人，我觉得他是一个善良的人。文老对我说过：“百年之后，希望人家说‘文强这个家伙还是一个善良的人，不是一个什么坏蛋。”当时，我被文老的幽默逗得直笑。现在，文老走了，我要说一句，文老是一个善良的老人。我走进他的房间时，他笑着说，“欢迎欢迎，”我告辞时，他总说，“你辛苦了。”即使在他病很重的时候，他还总是对我说，“你喝杯茶吧，”“你吃水果吧，”我很感动。自从我的父母去世后，我再也没有得到来自长辈的关心，经常感到孤独伤感，但是就在这次采写中，我感受到了一位几乎与世纪同岁的老人给予的温暖。随着老人的离去，我又一次深深的失落。
　　关于这本书，我要说明一下的是，本书留下的遗憾。我的哥哥是研究党史的教授，他是这本书刚刚“杀青”时的第一位读者，他读完后问我：为什么文老成为战犯在监狱里的事情写得很少，特别是被关在秦城监狱那一段只字没提？因为文老还没有来得及口述这一段，便悄然离去，没有带走一片云彩。却给我留下了遗憾。
　　为文老撰写口述实录，从采访到完稿（２００１年８月到２００２年８月），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的帮助。
　　感谢路曼大姐，感谢丁东，是他们使我认识了文老这位世纪老人，丁东为本书的出版尽了力。
　　感谢康国雄先生，他是一位长者，是他带着我熟悉了文老的湖南口音。
　　感谢我的哥哥，他在百忙中帮助我校正了书中的一些人名、地名和历史事件。
　　感谢我的丈夫和儿子，静寂的雨夜，书房中儿子在我左，丈夫在我右，我们一起坐在电脑前，查证书中的一些人名，这是我感觉很温馨的时刻。
　　感谢徐媛，她是一个１９岁的姑娘，我在用笔整理文老的口述录音后，是她帮助我录入到电脑中，有时工作到凌晨两点多。
　　感谢刘艳艳，她曾经是我的同事，她经常同我一道去文老家中听故事，还要感谢摄影师王南海，他为文老拍下照片，还放大了送给文老，文老很高兴。正是因为王南海和刘艳艳的帮助，才有了文老对我说的一句话：“刘大姐，你的班子很可靠。”
　　本书完稿，我终于了却一桩心愿。我想，文老在天也一定非常高兴。
　　刘延民
　　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２日星期一
修订版后记
　　 《文强口述自传》一书出版后，受到了各界读者的普遍关注。在此，我非常感谢大家的厚爱。
　　在《后记》中我说过：“为文老撰写口述实录，从采访到完稿，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不算短，但对于这本涉及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和人名地名的书来说，一年的时间实为仓促。
　　文老的匆忙西去，给我留下了两个遗憾：一是文老没有等到他在病榻上呕心沥血口述的这本书的问世，他再也不能看到这本书了。二是在采访过程中，文老浓重的湖南口音曾令我这个北方人云里雾里，尽管后来稍微熟悉了文老的口音，而且为了保险起见，还把一些人名地名（或由我或由文老）一字一字地写在纸上，进行核对，但还是留下了一些错误。文老的离去，又使他永远不可能审阅这部书了！
　　我感到幸运的是，一些专家学者以极严谨的治学态度关注了该书。
　　近现代史领域的前辈龚育之先生、金冲及先生在百忙之中非常认真地读了该书，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我为能够得到二位前辈的指导而感到荣幸。
　　远在四川的学者何蜀先生是研究文强的专家，他为修正该书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不仅恳切地指出错讹之处，而且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在此我深表感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卢洁女士利用周末休息时间与我探讨该书的一些问题，提出修改意见，对此我也深表谢意。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图书馆的孙立众先生对该书涉及的事件、人名、地名考证之细，历史知识之渊博，令我折服。难得的是他自学成才。我觉得这真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感谢直至深夜还在帮助我查证该书中有关事件、人名的孙立众先生。
　　面对需要修改的大量文字，责任编辑郭沂纹女士付出了很多很多，个中的辛劳与酸甜苦辣，我知她知。
　　我还要再一次感谢丁东先生，他为我做了很多工作。
　　还有一位先生，也是我非常感谢的，他就是文老最小的儿子文定中。他在北京开有“阿文菜馆”，大家称他“阿文”。他很儒雅，有才气，爽朗。我感觉他还很谦和，有耐心，非常好合作。当我向他请教该书中提到的“上海德租界”问题（上海当年有没有德租界）时，他正在扬州，他立即请教了上海的一位老伯伯，证实了当年上海确有规模不大的德租界。
　　我还要对阿文先生说的是，当我一次又一次地向阿文先生请教书中的问题时，心里总感不忍。因为我自己坚决不愿提起我已逝的父母，也不愿别人提及，这是我心中不能去触的痛，将心比心，我再三再四地向阿文提问文老的事情，一定是触动了他的痛处，想必他与我同感吧。所以我在感觉有些对不住阿文的同时，真的很感谢他的宽容和谦和。
　　康国雄先生是我要感谢的一位前辈，他为该书提出了很宝贵的修改意见。
　　康宏通是一位热情、能干、爽直的先生，对于本书，从提供线索、采访到撰稿，他忙前忙后，是我要感谢的一位实干家。
　　还有一位我要感谢的是大家都知道的林豆豆，我称她“林大姐”。她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很温和，她很关心该书。
　　有一些读者很关心我，询问我的情况，以为我是专家。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不是史学专家。虽然我是看着“文史资料”长大的，但是插队三年后报考大学的时候，父母认为我家要出一个史学圈以外的“人物”，希望我到中文系去看小说看电影看戏，于是我与历史系失之交臂，中文系在遍地才女中又“多了一个”。毕业后我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当了一个小秘书。为了圆教授梦，我走出中办来到高校。直到今天，我还是高校的中文老师。为人师表之余，喜欢写访谈，至今大约写了几百篇访谈，但写《文强口述自传》这样一本颇有难度的书，还是第一次。中文系之辈浪漫有余而考证不足，因此在这次撰稿中，我向诸位前辈、专家、学者学到的不仅仅是一些近现代史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了他们严谨的学风和治学精神。
　　最后，我还想说的几点是：
　　一、让我心安的是，在撰写该书时，我完全尊重的是文老的口述，并没有我自己的一点点加工、想像或夸张。
　　二、我认为在史料学中，口述的史料价值只位居“二线”，因其间有口述者记忆的误区，有口述者的立场、倾向等等。不知我这样的认为是否有理？我希望读者朋友们在读“口述”时，不要把它当做研究著作来读，而是当做一种佐证来读。
　　三、在采访文老的过程中，文老的记忆力令我惊叹不已！但应该想到的是，文老在口述时，已然九十有四，且重病卧床，他简直是在用生命的最后一丝气力来做这件事情，如果有些事情记忆有误的话，我想老天都会原谅他。假如是我，不要说九十四，就是现在离九十四还差一半，今天就把昨天吃的什么忘了。
　　四、对于诸位前辈、专家、学者们对该书提出的修改意见，我进行了二次考证，凡有误之处，已在修订版中改正。有些存疑之处，一时又难以考证的，待慢工细活，如有再版机会，再弥补遗憾。
　　再次感谢诸位前辈、专家、学者、朋友，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关注该书，提出意见与建议，帮助我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加完美。
　　刘延民
　　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７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