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知青

我认识的知青主要有两拨：

一是1964年高中毕业下放的曽经的同班学友和低三届的母校学友。也不知什么“因缘”，我在广州交好的几位招工上来的知青也是64届。这拨知青绝大多数因了家庭出身“包袱”，务农时间至少8年，一般10年左右，较长的某学友的妻子达到了15年。

二是1968年“一个面向”下去的“老三届”。这包括我的妻子，妻弟，包括几位学友的妻子，也包括广州同一办公室的几位“女性朋友”。他们务农的时间最短的3年，一般是5至6年。

也还认识几个由街道以“社会青年”名义动员下去的和随“犯错误”的父亲一块被“驱赶”下去的知青。

最近我又“认识”了几个出生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嫰知青”。“认识”打上引号是说我一直认识他们，而且看着他们长大，但我竟不知道他们当过知青。他们没有多少“知青相”，“知青情结”好像也不多。

一位1960年出生叫“小妹”的邻居，自小就粉嫩，现在50岁了，仍粉嫩粉嫩。回答我的问询时说：我当过知青唻，是到农场，做幼儿园阿姨，从冒下过田，还有20几元的工资，不到一年就上来哒。

我老妹的一位同事兼“歌友”叫“小葛”的，有着银铃般的嗓音，自少女时代就常到我家唱歌。现在五十挂零，仍然“潮”得很，看去象年轻妹子。我万万没想到她也当过知青。她说，下乡只有一年多，大多在公社，大队的宣传队唱唱跳跳，基本没下田。现仍在郭团长的“知青艺术团”继续唱呢。

这两位小字辈都是搭的下乡末班车，随着改革开放很快终止了知青生涯。虽则如此，他们的个人履历仍然有某年当过知青这一节，这是毫无疑义的。

我终于知道，是多样化的知青“格局”带来了多元多向度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