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女人的史诗》的最后,严歌苓意味深长地借用了一位外国文学家的话。这个老外说他很羡慕中国的文学家。因为“他们有那场历时十年的文革。那个960万平方公里之广、十年之长的大舞台上,有多少人性先后登场,把人性的各种动作都表演足了。民族受害,国家受伤,只有文学家受益。这些东西可以写几百年,可以给许多代人写出宗教的、政治的、心理的、文化的启示录。”
显然,这是现代版的“国家不幸诗家幸”,也是严歌苓心中那个挥之不去的噩梦和她对自己作品最深刻的诠释。但我相信,她心里也一定在说:假如我们的人民能不遭那样的罪,我宁可不当文学家。我还在想,假如今天的年轻人真想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来了解他们的父辈和祖辈,那么,就读读严歌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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