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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票难，何时了……
国庆节儿子要回来,10月4日又要返回上海。打返程票的任务又落在了我的头上,年复一复,岁岁如此，我都有点胆怯啦…
接到“指示,”我9月24日立即就电话预订了票,隔日礼拜天就将票拿到了手。拿着票,我心里踏实了,也欣慰了。
但过去为他买票的场景却象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向我走来……
头几年没有实行实名制,连坐票都难搞,搞卧铺票就真的够得上是“奢侈”。不买黑市票,要从正道搞张到上海的卧铺票,不弱示难于上青天。
记得那是2006年春节,儿子初十一前一定要回上海上班,这就不弱示于给了我一个死命令。为了搞这张卧铺票,回想起来,我整个春节都冒过得安宁、过得不痛快……
守岁当口,我哪有心思看节目,一心只想着他那张票,搞得魂不守舍。当春晚节目刚结束,我就急忙打电话预定十天的票,冒想到电话给我的答复是：没有初十的票啦。他这一回话,就给了我当头一棒。冒得办法,初一早上六点多一点我就赶坐头一班公交车到了火车站,想碰碰运气搞一张票,一到火车站,我就只奔售票窗口,一打听,十天的票早就没有了；我想报纸、电视里不是都说火车站只预售十天的票吗?怎么这么早,十天的票早就没有了呢?我转来转去搞了一上午,毫无收获沮丧的打倒回府了；下午,我又抱着碰运气又到了几个火车票代售点去了解行情,结果同样是使我扫兴而归。大年初一就是这样磨过去了,心想：是这样守株待兔是冒得出路的,只有想办法才能完成此任务,我左思右想，十分的恼火,后来我想起我有个同学(该同学原是火车站党委书记,后又调到火车北站货站去了)可能能帮我解决燃眉之急,于是,第二天我就直奔他的单位找他帮忙,到了他的单位传达室后,坐在传达室与门卫闲聊中得知：三十晚上他们领导团拜后,三、四点钟才回去休息,我不甘心,想碰碰运气见到他本人就行,左找右等等了一上午,冒见着他的人影,只好又坐车回去；第三天,我一大早又奔他单位去找他,大约又等了大半个上午,还是不见他的踪影,尽管冒见到人,我转撖好多弯才幸运搞到了他的手机号码,我立马就给他去了电话,得到的回答是,他也搞不到票,我想他在铁路系统总还应该有点面子,搞张把票应该不成问题,冒想到他也无能为力(我也懒去想他是否真的搞得到、搞不到票,因为那一切都是多余的)；第四天,我冒得办法只好到火车站去找票贩子(黄牛党)买票,你还别说,因为舆论宣传对打击“黄牛党”的力度、声势还是蛮大的,所以,他们做事还是蛮谨慎、蛮收敛的,你要找,还不是那么轻易的一件事。通过我的观察,我发觉车站周围的小卖部、饮食店都有程度不同的倒卖票的行为,但一般他们不会轻易暴露出来,我在百般无奈之下,找了几个,都没买到合适时间的票,我只好到一个远离火车站热闹地段、靠近铁路职工上下班进出口处的一个小卖部,当我问他们有票没有?他们说没有,后来看到有人在他那里买哒票,我就又要找他买票,他无话可说,只好答应,他说我是看了你年纪比较大,又不象“便吊子”就松了口,答应帮搞张票,开撖一轮烟后,慢慢的和他们搞得较熟了,店主拿起电话左一打右一拨的打电话帮我找票,后来有一个人答应有票,等下拿来；正在我们都在等票的时候；看到一个年纪大约四十几岁的男子,提着满满两袋菜,往铁路职工专用的进出口里走,店主说,他是大老板(大票贩子),别的小票贩子要票大多都是到他手上“批发”,他一年下来要赚几十万……；等他进去后,又有一个警察从远处走来,他说咯是车站的警察,昨天晚上我们还请他喝了酒,他还喝醉啦,可能才起来……
过不久,一个人拿着我要的票来了,他给店主后,店主当场就给了他钱(当然数额不是我给他的那么多,好象是二、三十块钱),待他走后,店主说：咯是小票贩子,他们赚咯点钱也蛮辛苦呢,经常要起早床(零晨)或干脆不睡觉,早早的就到售票窗口排队(一般前面站的都是他们的同伙,站在最前面是他们一伙的,多的有十几个人,少的时候也有五六个人),一到窗口售票时,窗口售出可怜的几张卧铺票,就被他们瓜分得一干二净,有时他们前面还要插进一些同伙,连坐位票也所剩无几……
我几乎是付出两倍车票钱搞到了这张票,虽说我为购此票,付出了很多很多,也晓得找他们买票的一些套路,最庆幸的是我稍稍了解了：为什么火车票这么难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以贩票为生的“黄牛党”?
后来实行实名制后,好象“黄牛党”少了许多,但还是有市场；我想不通实行实名制,一张身份证只能买一张票,票上都打上了身份证号码,“黄牛党”又是何是来套票和贩票的?
国庆长假铁路公安系统又针对“黄牛党”开展一个“秋风”打击专项行动,我想解铃还须索铃人；开展这个打击活动固然好,但这只是治表,而不是治本,真正要治本,还得在铁路系统内部开刀,杜绝内外勾结套票、贩票,只有这样,才能还老百姓一个健康的售票机制和环境,才能彻底根治“买票难”的顽症,“黄牛党”才有可能绝迹…… |
发表于 2011-10-10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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