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洲际转移》

刘晓阳

 

 

 

 

《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洲际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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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阳

1968年我到湖北省公安县插队落户，1970年招工回城，在汉口江汉路上的“南京理发厅”当理发师，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阶段。理发师要同很多人打交道，和各色人等聊天，不仅能训练人的思维，而且能培养对社会的观察力，所以理发师都很聪明。我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晚上我一个人住在理发店里，没有人和我讲话，就自己和自己讲话，大声唱歌，拉小提琴，找书看。我妈妈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工作，借书比较方便。除较高深的自然科学书籍外，当时出版的所有世界名著我都读过，包括历史、哲学、艺术、政治等方面的著作，连演艺艺术类的书（如有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书）都看。八年时间，我不知看了多少书。那时我们看书的动机也和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没有任何功利色彩，只是觉得需要丰富自己。后来我搞人文科学，觉得“文革”那几年我没有白过。我相信现在的大学生对社会的了解不如我们这批人。我们是先读了一个社会大学，然后读正规的大学，正是这段经历造就了我这个人。 问：我听说您的母亲原来是研习康德哲学的，您的父亲李国平先生是1955年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之一，一级教授，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数学家。从理发师到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导，您的家庭对您的成功之路有什么影响？您的学术之路有哪些宝贵的经验？ 答：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我始终认为妈妈比父亲重要。小孩子第一个最依靠的人是妈妈。妈妈的举手投足，会直接影响到孩子，妈妈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爸爸经常漂流四方都不要紧，只要妈妈知书达理，孩子就会走得比较正。妈妈不一定非要有很高的文凭，但在做人、看事方面要有一套。孟子的妈妈也没有多少学问，但知道孩子的成长需要好的环境，为儿子搬了三次家，这就是有见识的母亲。随着孩子长大，有了一定的独立性，父亲的作用就更重要了。比如到你17、18岁了，将来应该干什么事情，应该怎样奋斗啊，这时候父亲的作用就更大了，这就要看父亲的水平了。 我妈妈是学教育哲学、懂教育的人。有些人写文章，写李国平和他的儿女们，好像我们是父亲教育出来的，错了，是妈妈教育出来的。1978年我决定参加高考，准备报考理科，学数学专业。我父亲是数学家，我们一家人都是搞理科的，很多人认为我肯定考理科，但实际上我很心虚。我只读过一年初中，我的数学很好，但物理、化学没学过，自学时就很茫然。在这关头最重要的人是我妈妈。我妈妈讲：如果我是你，我就不考理科，考文科，搞自然科学学习要讲究连续性，“文革”十年对你来说已经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而选文科，“文革”十年的苦难对你很可能就是一笔取之不尽的财富。我恍然大悟，马上决定考文科，结果非常顺利。后来我们这批人，凡是搞文科的基本上很不错，“文革”的苦难造就了我们的精神财富。-----李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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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从欧洲亡命到美国的常识精英可谓群星辉煌。他们之中有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计较机之父”冯·诺伊曼,“现代宇航之父”冯·卡门,“原枪弹之父”西拉德,“氢弹之父”特勒,物理学家玻尔、费米、数学家库朗,现代建筑家米斯·范·德·罗,音乐家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社会学家拉萨斯菲尔德,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等。 　　美国原本就是一个文化包容性较强的自由竞争情况,那时又处于科学、教育和文化的上升期,有了这些世界一流的常识精英的加盟,可谓如虎添翼,敏捷地登上了全球科学和文化的制高点。吸纳欧洲常识难民的成功经验让美国尝到了甜头,从此,美国形成加倍自觉的科学、教育的开放机制,面向全球的常识精英,敞开交流之门、移民之门,面向全球的青年才俊,敞开留学之门、就业之门,这恰是美国在二战今后一向连结全球领先地位的秘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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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难民为了活命，流亡地多达75个国家，但最后只有美国接收最多，让这些难民落地生根，并结出科学文化的硕果，美国也因此而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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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妈讲：如果我是你，我就不考理科，考文科，搞自然科学学习要讲究连续性，“文革”十年对你来说已经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而选文科，“文革”十年的苦难对你很可能就是一笔取之不尽的财富。
有眼光的母亲，有见识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