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4月，日本在华间谍荒尾精向日本帝国军部参谋本部递交了乐善堂间谍们的第一份重要成果：有关中国大势的分析报告《复命书》。这份报告书认为，清国的“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
此后由驻华间谍们提供的一些大势报告中，都一致强调中国发生的腐败是全民腐败，而不只是官场腐败，主张日本先发制人占领改造中国，利用中国之人力物力而对抗西方。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提交一个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他首先指出中国的年财政收入仅有9074万两银子外加523万石米（作者注：清廷在1893和1894年两年的财政收入均在8300万两左右），以中国之大，这是很可怜的。
据他实际调查，民间的实际所得是此表面岁入额之四倍，而且此类“定额以外之收入，一钱不入国库，均为地方官吏所私有。”他认为，中国历来贿赂之风盛行，故地方官肆意刮削民众膏血，以逞其私欲。
因此清初雍正帝时始设养廉银，随官位之尊卑于俸给之外另行支给，拟以此杜绝其收敛之弊。但滔滔之势，非区区制法所能禁遏。时至今日，“‘养廉’二字实已辜负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势日见加剧。”
当时东西方均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将崛起，相信中国地大物博，以中国之丰富物产人力，如能积极变革，则“成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风靡四邻，当非至难之也。”
但宗方小太郎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见其形而下未见其形而上者”。观察一个国家也和观察人一样，应当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再“及其形体”。他眼中的中国虽然表面上在改革和进步，但“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经不起大风地震之灾。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国务活动家李鸿章就自嘲自己是 “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
究其原因，宗方小太郎认为腐败的基因遗传自明末，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极点”。虽然有过康乾年间的短暂改革，但并未坚持下去，政府将本应建立“至善”人心的精力消耗在了“形而下之事”上。
当时清廷之腐败规模几乎是全局性的。朝纲解体时的宣统三年（1911年），作为“中央机关事务局”的内务府，其一年支银预算高达1024万两，而在咸丰朝仅为40万两，足足增加了24倍（宣统三年八月十一日度支部会奏）。至于冒领公款、挥霍浪费甚至侵吞赈灾款粮等更是层出不穷。
两广总督岑春煊巡视陆军学堂，光一次宴会就“动需洋酒千数百金”，为此还专门在衙门中设立“洋酒委员”一职（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法部主事梁广照奏）。甚至连军队都大量参与走私贩私，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海军，其内里的腐败是造成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大量晚清小说均有对此的细致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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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9 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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