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纪飞

        可巧，本人1951年6月出生于协和医院，正是林巧稚大夫亲手接生。可惜我的“出生证”在文革中遗失了，大概是被抄走鉴定了（有英文图章）

   当时，协和医院是我父母单位的定点医院，相当于现在的“合同医院”。听母亲说，那时接生可以点医生，父母就点了林大夫，当然，费用比一般的大夫要高一些，相当于现在的“专家门诊”。

    1991年，我40岁，意外接到一封来自协和医院的信，是“中美合作项目”。要求我到协和医院接受体检，项目名称是“人体生殖健康追踪调查”(对在协和医院出生的婴儿进行身体状况追踪调查,据说是在世界范围对各人种进行比较,要调查好几十年)。时间是两天。不但不收费，还要支付给我交通费、误工费，早、午餐费，以及“合作费”加起来大概相当于我半个月的工资。到医院，先要填写7张表格，几乎包括了我一切生活问题，如职业，曾经职业、生活习惯、劳动强度；婚姻状况，质量；睡眠状况，质量；抽烟、喝酒，何时开始，每日几两（几支），喝什么酒；娱乐方式等等等等。体检详细烦琐，连皮肤厚度都要通过仪器测出数据。为了这些表格，一位年轻大夫盘问了我三个小时。检查过程就不说了，光抽血液样品就有十份之多。一周后邮寄详细检查报告给我，十几页。并且记录我的地址、电话、E-mail，说要继续跟踪调查，十年一次。2001年又进行了一次。时间是五天。付给我二千元“检查费”。今年本应该又要检查，我“觉悟”提高了：不合作。因为我觉得把我当实验材料，给我仨瓜俩枣，就测量了我这健康的中国人的全部资料。本来我也没有什么病，就没参加。

   和协和医院有关的还有件趣事：去年十月，晏生哥来京，我和他一起去看他的一个亲戚，家就住在协和医院宿舍。谈话间老人说；我是1951年来到北京的。我搭话：我也是1951年来到北京的，来时就住在您隔壁。老人很惊奇。我说我是51年出生在协和医院，大家都笑了。送我和晏生出门时，老人还指给我看林巧稚大夫住的那栋小楼，说：林大夫没孩子，全院的小孩都是她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