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归来

  我略不同意的是你对过去（其实也包括现在）那些高扬“知青精神”大旗的人与作品的宽容，我是对此持坚决反对态度的。我以为那比展示苦难与伤痕更有害。首先这样的东西在向后代传达错误的信息。为什么一直有“老三届”被诟病甚至谩骂的现象，我觉得这类作品就有某种程度的责任在。这些东西是使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年轻人认定知青不知反省，受了苦还美化粉饰，所以真是“吃狼奶长大的一代”。其实这些大叫“知青精神”张扬自我的并不是我们中的大多数，只是这些所谓“无悔派”声音最大，于是遮蔽了其他的声音，好像他们就真的是整个群体的代表了似的。其次，这样的声音恰代表着一种留恋过去，否定今天的潜意识。不是说今天没有问题，要解决的问题多着呢。可平心而论，我们的今天比那个时候过得好了，起码不再在丝毫看不到前途的黑暗中沮丧绝望了。当然我们没法不让那些人发声，不是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维护你的发言权”吗？那么让他们继续挥舞“知青精神”大旗呐喊“青春无悔”好了，起码我不附和，还要坚决表明态度——这完全不对！

  柳树坪这段议论十分客观敏锐，这些"无悔派"内心并不是真正无悔，要是真正无悔，为什么不在下放地呆着，他们其实只踱踱金，捞点政治资本，比谁都跑得快。现在说说青春无悔很轻松，要来就来真的，"无悔派"的子女都下放当知青。我看他还说不说青春无悔了。

燕归来

很久前就曾经看到一种比较权威的论点：描写解放前各种战争时期的文艺作品基本得到了当事人的认可；而描写解放后，特别是文革的作品并没有得到广大人们的认可——我觉得这种说法比较合乎客观现实。知青文学当然是归入文革时期的，而我们就是文革的当事人。我想：我们群体中的绝大部分人现在对所有描写文革，特别是描写下放运动的作品基本是不满意的，为什么不满意呢？大家一时也说不清个子丑寅卯……这就恰恰印证了我上面列举论点的后一种情况。也许，正因为没有能使我们共同认可的作品，所以，大家就对应该将我们这一代人的坎坷命运和心路历程有一个艺术交待成果的诞生出现了怀疑，从而发出了“知青文学能不能走下去”的诘问。那么，什么时候才会出现这种像初春第一轮朝阳那样激动人心的作品呢？

  孟晓版主的疑惑也是大家的疑惑，为什么就没有震撼人心的作品问世呢？经历过文革，当过知青的文学家们责任重大啊！也许将来对文革对知青有更深入更真实的更宽松的研究氛围，才会有像初春第一轮朝阳那样激动人心的作品问世，也许没有也许，因为自然规律我们这一代人总会离去啊！

燕归来

法国汉学家潘鸣啸的新书《失落的一代》（转载）

 

2010年 7月 08日

作者 凯文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大陆，曾经有这样特殊的一代人，他们出生时赶上解放，长身体时赶上自然灾害，上学时赶上插队下乡，成家时赶上计划生育，没到退休赶上下岗，总之，可以说是生不逢时。而这一代人中，又有一个最具有象征性的群体，就是人们所说的知青。据统计，在六七十年代，全中国范围内被标上知青身份上山下乡的，达到惊人的一千七百万人。今天，这个庞大的群体已经分散在社会各个阶层中，中国政府也不希望这件并不光彩的往事再成为焦点，他们仿佛已经被淡忘，却又不时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一些外国学者也被这一代人的独特经历和命运所吸引，为他们著书立说，其中就包括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
潘鸣啸先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与老知青接触，听他们讲述在中国农村的种种遭遇，立刻就被吸引住了。他本人当年也曾经在巴黎参加过1968年的“五月风暴”，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共鸣。在数十年的研究后，他的新书《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在中国大陆出版，在这个并不算丰硕的成果库中写下了重重的一笔。本台为此采访了潘鸣啸先生。

RFI：潘先生您好！您的作品《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今年刚刚在大陆出版发行，首先能不能请您谈谈对中国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和判断？
潘鸣啸：我的书很厚，用几句话来回答是很难的。可是，我想这个上山下乡运动是历史上没有的现象，是社会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成果。很多人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为了解决当时的就业问题，我反而觉得它和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很有关系，他曾在农村干革命得到胜利，他从小就有一种反知识、特别是反知识分子的倾向。
RFI：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对人的改造，以及上山下乡运动中强调的“新人”的概念，您认为有没有法国革命的影响？尤其是有没有雅各宾专政的影子？
潘鸣啸：法国革命有一种比较激进的倾向，就是想把人类改造得更好。可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乌托邦有一种很浓厚的强制性。这种运动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强制性。
RFI：苏联、中国和红色高棉都曾经出现过大规模地把青年迁徙到农村的现象，您觉得能不能得出结论说，这是极权国家所必然具有的共同现象？
潘鸣啸：我不会这么说，因为很多极权国家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可是，只有在极权国家才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忽视老百姓的最基本的权利，才能把那么多的城市青年一下子就赶到农村当农民，这只有在极权国家才有可能发生。
虽然上山下乡运动是比较残酷的，但也不能完全和红色高棉的那种大灾难相比。可是红色高棉也受毛泽东的影响，他们所做的事远远超过了毛泽东所做的。
RFI：您提到了毛泽东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也提到了毛泽东对红色高棉的影响，在1700万知青里面，很多知青直到今天仍然认同并崇敬毛泽东，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潘鸣啸：第一我觉得并非全部（知青）都是这样的，我还是觉得大部分的知青在那个时候反省了。可是现在为什么有些人怀念那个时代，怀念毛泽东？我觉得是那些没有成功的人回到城市以后，他们自己年轻时候的经历已经没有价值了。所以他们本能的一种倾向，就是只能往后看，不能往前看。
有讽刺性的一点是，虽然有些知青怀念那个时代，但是绝大部分的人肯定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回城，如果他们真的是觉得这个运动好，那他们应该留在农村才对。
很多中国人对毛泽东有一种崇拜，是因为没有别的人或领袖能够代表中国，可能是一种民族情绪，并不是真的想回到毛泽东那个时代。
RFI：我们看历史都会发现，在一场革命的高潮过去以后，会出现很明显的反弹现象，比如在法国革命之后，会有热月政变后花天酒地的生活。而您在书中也提到了很多知青在下乡或回城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堕落的现象，包括今天中国物欲横流和犬儒主义的现状，是不是仍然延续了革命高潮之后的反弹趋势？
潘鸣啸：如果说，这是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的话，我同意。不现实的乌托邦，反而使很多人什么都不相信，没有什么理想可信的。法国革命的时候也是这样，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面对事实以后，很多人把所谓的理想、信仰都毁灭了，没有理想，那就只好“向钱看”，就成了拜金主义。
RFI：很多人都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上山下乡运动或者文化大革命会不会再发生，您的看法呢？
潘鸣啸：我不大相信这一点。为什么呢？第一就是很多人对文革和上山下乡运动就已经看透了。另一方面，我想中国政府自己也不会用这个方法，因为他们觉得要发展国家（经济），自己也要得到一些经济的好处。如果搞这样的运动，完全是危害经济的。
当然，他们也会刺激并发动一些较小的运动，比如现在刺激青年的民族主义，因为民族主义能够把国家凝聚在领导人的周围，可是他们知道，连这一点也不要太过分，他们是非常现实主义的。

   前年我们跟随李姐飞往重庆参加"无声的群落"首发式，会场主席台上有位凹眼凸鼻的老外，他就是法国人潘呜啸。与之交谈获悉他娶了位知青老婆。

燕归来

  我发现大家的议论包含了三个不同的主题，即知青情结.知青文学.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这三方面相互牵连不可分割，但却各自有完全不同的内涵。要分别理清，各自归位，能够减少迷惑。要真正搞清了，恐怕是博士后的水平了。不过我看上面几位楼主都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