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鸣九是一位学者，他初中在长沙广益中学读了一年书。高中三年在长沙省立一中就读。1953毕业，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一生都上的名校的柳鸣九是这样回忆自已的老师——严怪愚。
我进了湖南长沙的省立一中……到了高三年级，我们班的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换成了严怪愚。这更是一位在整个湖南、甚至全国都鼎鼎有名的文化人，他早在30年代中期从湖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投身新闻界，与鲁迅有过交往，他曾任当时长沙一家著名报纸《力报》的采访部主任兼主笔，后又担任《中国时报》、《实践晚报》社长，是一个思想进步、影响力巨大的报人。抗战时期，他为台儿庄战役写过大量报道，在全国很有影响，他揭露汪精卫卖国投降的丑行，震动了国人。抗战胜利后，他作为著名记者，政治上更为“左倾”，敢于对中共表示同情与支持。解放后，他担任过报社与出版社的领导，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使他离开了“领导岗位”而成为一般的中学教师，但到省一中就担任全校首屈一指的重点班“金日成班”的班主任与语文老师，看起来还是很受校方领导重视的。
虽然严怪愚只教了我们一年，而且，我作为一个“文科生”，在课下几乎与他毫无接触，但我却获益良多，实际上，他是我中学生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位师长。他讲课，完全不像教书先生那样照本宣科，而更像一位大师名家的精彩演讲，毕竟是名记者出身，语言铿锵有力，文句排比成势，其演说的气场甚是了得。虽然他讲一口土味十足的邵阳方言，但每上他的课，我都听得十分出神，甚至有点着迷。在如此的气场中饱受熏陶，对一个“文科生”来说，怎能没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来我出道时写的一些评论文章之所以被人评为“颇有理论气势”，固然与我从翻译雨果文采斐然的文论中“偷学了”若干东西分不开，但现在看来，也与严怪愚这位中学教师的影响不无关系。
……
我入学的第一天起就积极争取入团，三年多次正式提出申请，但却一次又一次被否决，到了高中最后一学期，甚至班上所有的同学，包括被视为最“后进”的也都“光荣入团”了，唯独剩下我一个。
为什么一再被否决，原因只有一个：家庭问题……竟想不到的是，就在高中毕业典礼举行前不久，我的这个老大难问题竟奇迹般地解决了。团支部主动来找我，授意我再主动申请一次，然后，他们很快就完成了通过与批准的手续，我总算成为了一个团员，而我们班这个先进模范集体在走出校门之前，也总算实现了个个都是团员的“满堂红”的指标。事情怎么会有此神奇的转折？听说班主任严怪愚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从学生们的语文作业中，看到了我写的一篇作文，认为写出了深切的生活感受，兼有饱满的政治热情，他很奇怪为什么此人是班上唯一的“团外群众”，便询问团组织，这一问便起了推动作用。
摘自柳鸣九：《追忆我的中学时代》，载《人物》杂志2011年第9期 | 
发表于 2011-10-9 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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